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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东: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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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9 18: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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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火炬 2020-08-29 04:13:00


编者按: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采用劫贫济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进一步深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民粹主义不仅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矛盾,反倒可能是危机进一步深化,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奠定基础。总之,资本主义可能正在穷尽其历史合法性。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近年来各种让人诧异甚至震惊的事件不断发生,有观察者戏称我们进入了一个黑天鹅群飞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战后国际体制、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全球化的冲击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其中,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无疑是让人震惊并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挑起了针对中国等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又挑起了针对中国的科技战、经济战,把贸易战升级为对中国的全面的打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举全国之力打压华为公司的行为,再次打破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认知底线。德国前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对此评论说,这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的终结,也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终结。


随着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兴起,甚至在一些国家登堂入室执掌政权。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也在上升,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现象无不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陷入一场系统性的制度性危机。那么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根源?它与40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其未来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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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危机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也越来越多。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至少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别出版了一本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手册。随着研究数量的增多,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把新自由主义仅仅看作一种经济学的流派,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出发,重构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套理论和主张。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理论家们为了应对他们所处时代面临的各种重大矛盾和问题,对前人的理论进行继承并发展而来的。由于这些理论家们的知识背景、经历和立场的不同,他们所继承和发展的理论也会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一般来说,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认为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者们面临着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危险。这种危险既来之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来自不受约束的市场所导致的大萧条,还来自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各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一定程度的阶级妥协和政府干预不同,新自由主义者在本质上拒绝阶级妥协和全面的政府干预。他们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突破和反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念和主张,强调抽象的个人自由、市场的有效性以及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资本的自由,资本不受限制的流动以更好的更好地剥削工人和价值增殖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他们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限制和打击工人的组织和力量。与很多人所理解的不同,新自由主义虽然抽象的反对国家干预,但从根本上讲并不反对资本所需要的国家干预,比如主张给国家以“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加以救助。更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大资本的利益而在国际上采取各种霸权主义的手段和措施。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反对的,是国家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进行干预,是影响资本的自由的干预。从本质上讲,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是资本的专制,反对的是大众民主。正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之下,政府总是要对于大众的要求做出某种程度的反应,或者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大众民主,因此新自由主义者才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新自由主义对于法治,特别是“独立的”司法,是比较推崇的。这里的“独立”表面上是独立于政府的政治干预,事实上是独立于大众民主,独立于普通民众的监督。一般而言,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实施专业性都很强,往往由所谓的专业人士主导进行,普通民众往往难以参与,更容易受到资本的影响和掌控。不仅国内如此,在国际上更是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往往主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拥有高于主权国家的权威。由于这些机构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进行了改造,其相关的规则往往已经渗透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总体而言是有利于国际资本的。相反,主权国家往往要受到大众民主的影响从而是不利于国际垄断资本的。近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引入了通常在双边条款中才会采用的“投资者—缔约国政府争端解决机制”(ISDS),允许投资者在其母国就提起针对投资目标国提起仲裁。这事实上是剥夺了相关的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司法主权,而是把相关的裁定权交由更容易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所谓的国际机构,这是事实上的资本高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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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存在两个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一个是理念层面上鼓吹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另一个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作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工程的新自由主义。上面所述及的主要是理念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分歧和矛盾,但也确实存在这大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所认可的基本理论内核和共识。理论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存在近百年了,但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为了打击国内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使它成为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导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的传统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情况均不相同,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容和程度都有所不同。
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不仅采用了文化渗透、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等手段,而且还不惜采用军事政变甚至直接军事入侵等方式。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则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对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控制。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所谓的民主制度变形,出现“代表性的断裂”,使得那些需要选举才能上任的政治人物在事实上越来越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利益。同时通过“旋转门”等方法,加强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同时通过对于学术界的渗透和控制,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在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全社会使新自由主义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国家泛滥开来。
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基础性的矛盾就是全球性的生产过剩。由于这些政策太偏向于资本,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受到压制,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为了缓解这个矛盾,许多国家一方面鼓励大众借贷消费,另一方面借助资产泡沫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经济。这导致许多国家家庭债务急剧攀升,同时金融危机频发。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脱实向虚,经济不断金融化,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在内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渐取代产业资本主导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金融投机、金融欺诈和金融泡沫普遍化和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
凡是比较彻底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都会出现两个现象,即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和贫富分化加剧。这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停止甚至下降,这必然引起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在过去近40年里,各国民众围绕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抗议和斗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斗争主要集中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相对有限。但近十年来,矛盾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爆发,从而对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上一轮危机的政策密切相关。危机爆发后,金融垄断资本让其所控制的政府在“救市”的名义下用巨额的财政资金挽救了自己,之后却通过削减福利支出等紧缩政策让中低收入阶层承担其代价,这必然会引起大众的不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抵制,西方社会所急需的,也是西方大众所期待的控制金融投机和欺诈,以及缓解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改革措施无法推行。本来,几乎整个社会都已经认识到,是金融资本的肆意妄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这一轮危机。危机之后应该尽快推行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以缓解相关矛盾。但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在危机中并未受到重大打击,在危机之后进一步壮大,从而仍然牢牢控制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的推行使得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中下层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恶化,民众的不满和怨愤进一步增加。在此基础上,民众不仅对于政府政策逐步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代议制民主也开始质疑。西方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逐步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矛盾既无法解释,更无力解决,开始出现文化危机。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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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与危机

虽然也有学者把当前的局面和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情形相类比并认为这一次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但更多的人认为当前只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认为今天的情况和美国在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更类似,和1929年危机之后的情况并不相同,应该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虽然大部分人都认可当前兴起的是民粹主义,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民粹主义的明确定义,更多的是关于其特征的描述。好在民粹主义的定义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以及民粹主义的未来的可能走向。
弗格森认为形成民粹主义浪潮需要有5个条件:外来移民的增加、贫富分化加剧、民众感受到政治腐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具有魅力的能够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出现。而罗德里克则认为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认为,民粹主义兴起的基础性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危机。金融垄断资本虽然仍然还能攫取相当的利润,但其统治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困难。比如,不断给富人群体和大公司降低税收,以及在危机时求助大资本已经使得西方国家债务水平达到了难以维系的额度,这不仅使得西方国家维持国内运转开始出现困难,而且使得美国等国维持所谓战后国际自由主义体系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有这套体制产生质疑,对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危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或主动或被动的,挑起和利用民粹主义,以转移中下层老百姓的愤怒,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这恐怕是民粹主义近年来在若干国家兴起的基础性原因。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危机的一种反映,也对于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金融垄断资本自然要试图去影响甚至操控这个浪潮。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流是右翼民粹主义,是在事实上受到金融垄断资本影响甚至操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内在地要求以民为粹,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维护人民的利益,因此天然具有反对精英主义的特点。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其下层具有强烈的反对精英主义和反对建制派的特点,但其上层更多地只是做出这两方面的姿态,毕竟这些民粹主义政客原本就是精英和建制派中的一员。这些民粹主义政客意识到了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因而提出了一套往往更加保守的政策。同时他们必须要强调和建制派的精英区别,甚至不惜指责后者是腐败的。双方之间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看起来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比如美国共和党推动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的调查和民主党推动的关于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看起来似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最后也不过如此而已。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悖论性的特点是,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普通民众对于代议制民主以及整个政治制度往往是质疑的,但又不得不利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体系来获得权力,在执掌政权后又不得不利用现有的政治体系和国家机器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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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排外。为了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金融垄断资本必须要把普通民众的愤怒引向其他方向。于是,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把若干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干脆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被解释为第三世界的工人抢了西方国家工人的工作。因此,为了逆转中心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需要使相关生产环节回流至中心国家,这就需要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增加关税。同时,来自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直接在西方国家内部对这些国家的工人形成了对于工作岗位的竞争,并且占用了太多的福利,因此,应该对他们严格管理并拒绝非法移民。再加上难民中的某些极端宗教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随着难民的涌入和西欧国家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中的排外情绪。以特朗普政府为例,其上任以来最引起世人关注的大概要算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在美墨边境修墙以及遣送非法移民了。
于是我们看到,当前西方民粹主义似乎反对全球化,但至少从现有的已经执政的那些民粹主义政权来看,他们的政策只是部分的反对全球化。他们确实反对人员/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商品的自由流动,但似乎到目前为止并不主张对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还要进一步放松对于资本的管制,而英国的脱欧派到目前为止似乎对资本的自由流动仍然语焉不详。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民粹主义解决不了这种危机。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注定会让其支持者们失望。历史的看,民粹主义往往可以让那些“替罪羊”们的生活变得更差,但难以让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因为民粹主义的药方往往是错的,而且往往是反生产性的。
在笔者看来,民粹主义难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原因有二。首先,至少到目前为止,金融垄断资本的力量仍然还很强大,仍然影响甚至掌控着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其表现就是那些民粹主义政权至今尚未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加强对于资本的管制、限制(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难以被纳入政策制定者们的议事日程,更遑论通过和实施了。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早已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伪从而丧失信誉的新自由主义至今仍然在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如果没有金融垄断资本强有力的顽固的支持,这种局面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意味着导致当前资本主义一系列矛盾的基础性原因没有得到解决。其次,虽然民粹主义主张通过增加关税等措施限制国际贸易,从而制止甚至逆转工作岗位的流失,这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那些导致这些国家去工业化和工作岗位流失的那些基础性的原因都是结构性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那些结构性的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们,确实会采取一些吸引眼球的措施,比如说,挑起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限制(非法)移民、脱欧或者在边境修墙。但总体而言,由于其无法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无从改变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因而无法提出,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缓解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制度性危机的措施。因此,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将进一步深化。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除了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还制定了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的有利于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政策。这些措施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各种矛盾,比如进一步增加其财政赤字和国债水平,进一步加剧其贫富分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执行的美国优先的战略,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及维持其霸权统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于由其所主导的战后自由主义体系(美国的霸权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也意味着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持和运转造成了严重损害。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右翼民粹主义难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左翼民族主义也难以解决问题。如前所述,当前西方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仍然是资强劳弱,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处于主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力量总体而言还处于分散和相对弱小的状态,各国工会成员率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党员数量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局面之下,即便是左翼民粹主义通过选举执掌了政权,提出一些进步性的、逆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能否被通过,通过以后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于系统性制度性的深度危机中,急需改革。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又使得所需的改革无法推行。民粹主义不仅无法缓解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危机,而且极有可能进一步深化这个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当西方统治集团走投无路的时候,当西方国家民众从失望走向绝望的时候,不排除法西斯主义因为各种机缘而在若干国家占据主流,甚至登堂入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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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

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走入死胡同之后,若干国家已经进入了法西斯的状态,也有人警告特朗普政府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但持有这类观点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学者认为现在还主要是民粹主义。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是否包含军国主义的因素。到目前为止,各国的民粹主义中还没有明显得军国主义因素。
但是,那些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因素也给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如果说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约翰逊、匈牙利的偶尔班以及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人的上台标志着民粹主义的兴起的话,那么希腊的金色黎明在议会中获得席位到意大利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组阁则被很多人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深化,那些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法西斯主义的人物和组织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影响力和力量在不断的壮大,甚至正式走上政治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两者都属于极端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当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因素很容易向法西斯主义转化。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广大民众生活的进一步恶化和愤怒情绪的进一步积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普通民众,在先经历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再经历了对民粹主义的希望到失望过程之后,许多人将陷入绝望。绝望可能带来两种前途。一种是从绝望到觉醒再到崛起,形成新一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这要求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能够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和号召力的政策和口号,把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但从目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现状来看,至少目前这种条件还不具备。第二种可能性则是在整个中下层陷入绝望而金融垄断资本难以继续按照原有的模式继续统治时,若干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则变得并非难以想象。这将使人类社会再次陷入灾难性的境地。正如罗莎·卢森堡当年所说: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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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过去40年里,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各国的推行,金融垄断资本越来越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越来越彻底地摆脱社会对其施加的各种制约,越来越按照其本身的逻辑和需求在全球组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越来越彻底地按照其本性来重塑整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也出现了“返祖”现象,越来越抛弃人类进步发展过程中给它披上的各种文明的外衣而越来越露出其本来的面目。其结果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危机越来越深重。从新自由主义到民粹主义,再可能到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可能正在穷尽其历史合法性。

(作者: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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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3 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不仅采用了文化渗透、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等手段,而且还不惜采用军事政变甚至直接军事入侵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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