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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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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1 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2020年08月31日19:3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尊重规律,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大力推进黄河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节约用水扩大发展空间。要着眼长远减少黄河水旱灾害,加强科学研究,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应对各类灾害能力。要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加强统筹协调,落实沿黄各省区和有关部门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实施具体规划、实施方案和政策体系,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明显进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态度更加积极,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整体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等方面,积极履职、扎实工作。同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整改落实上较真碰硬,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深刻认识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职责,胸怀“两个大局”,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增强改革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做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持续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责编:何淼、马昌)


立足积极防御,坚持从严治党,搞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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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1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钟燕林

2020年08月31日08:53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却很少摸枪。然而有一场战斗,他亲自持枪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就是大柏地战斗。瑞金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斗,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了《菩萨蛮·大柏地》。
  红军下山遇险情
  1929年2月,一支部队由会昌进入瑞金。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又黑又瘦。这就是刚从井冈山上下来,一路遭到敌人围追堵截的红4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旅3万余人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并解决衣食给养问题,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率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红4军沿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走,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沿途还遭遇敌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县,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红4军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安远县孔田镇摆脱了李文彬旅的夹击后,红4军连夜向寻乌转移。在寻乌吉潭圳下村,又遭刘士毅旅两个团的偷袭,伤亡很大。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就义)。在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的罗塘,红4军再次遭到刘士毅旅的阻击。
  队伍行进到瑞金武阳境内时,抓到了一个20多岁、身材结实、形迹可疑的年轻人。经盘问,得知这个年轻人叫谢仁鹏,瑞金安治人,是瑞金早期的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谢仁鹤的弟弟,曾参加过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因看不惯蓝玉田部的腐败,与杨斗文(武阳螺石人,是瑞金早期共产党员)一起携枪跑了出来。为躲避追杀,他们藏在武阳的山坳里,不料却与红军队伍巧遇。出于好奇,谢仁鹏跟着部队走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警惕的警卫员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命人给他松绑,并请他当红军的向导,谢仁鹏欣然应允。谢仁鹏对敌情很了解,又熟悉本地地形,在他的带领下,红4军专门走小路、走捷径。他们经过武阳的连坑,翻山越岭来到云石山境内,准备从沙洲坝、黄柏的小路直奔大柏地。而国民党追兵由于对路况不熟悉,被红4军远远甩在后面,拉开了将近半天的路程,为接下来红4军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冒险夺报知敌情
  红4军行至沙洲坝乌石垅时,毛泽东派一支小分队突入瑞金城内侦察敌情并收集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地要加入侦察小分队。出于对贺子珍的安全考虑,朱德不同意。倒是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妻子,同意让她去了。
  朱德命令第31团第1营第2连连长张宗逊率部突入瑞金县城;第28团绕过县城继续向北,在黄柏待命;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县城周边策应,待小分队回来再一起撤离。
  当时驻守瑞金县城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2旅郭风鸣的一个营,本是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编,平日里只会欺压百姓,真正打起仗来贪生怕死。他们听到探子报告有大队红军朝县城开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于是惊慌失措地卷起细软躲到城外去了。
  时近傍晚,红军小分队未放一枪就进入了瑞金县城。贺子珍和张宗逊进到县邮局,从邮局柜台上、墙角的报纸堆里,按日期挑了一些报纸捆起来,迅速撤离。岂料他们刚从邮局出来,就遇到折返回来的敌人。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朝贺子珍一行人开枪。张宗逊立即指挥部队就地散开,边打边退。贺子珍在张宗逊等人掩护下,抱着报纸骑马往回返。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距黄柏圩五华里的松林里休息,等待贺子珍他们回来。猛然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枪声,陈毅登上土坡向远处一望,发现几十个敌人正在追赶策马而来的贺子珍等人。他立即带领30余人直扑敌军,张宗逊也带领小分队返身杀入敌阵,一举将敌人击溃。
  贺子珍在黄柏圩追上军部,将一大捆报纸递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查阅报纸,得知一路尾追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第29团和第30团,约2000余人。
  顺应军心打伏击
  红4军行进到大柏地境内时,已是2月9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时,军部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
  当红4军担任前卫开路的第31团第3营走到瑞金黄柏圩、隘前一带时,敌人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追剿”军也到了瑞金境内,两者相差不过3个多小时路程,情势很危急。行军休息时,前卫第31团的一些战士围拢到第3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说:“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罗荣桓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跟军部反映了战士们的意见,向上级请战。听了罗荣桓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顺应军心,果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大柏地距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都,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
  王家祠里定妙计
  随后,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于伏击的地形,诱敌深入,歼灭尾追之敌。红4军营以上干部齐集王家祠内的军部,大家听说要与刘士毅大干一场,都很激动。
  毛泽东先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家的战斗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朱德介绍了作战思路:从黄柏的龙角山进入大柏地圩镇,是一条两边群山对峙的地形,整个地方叫麻子坳。圩镇前面的村庄叫杏坑(即前村),这里稍为宽阔,是个设伏的好地点。这次要打他个伏击、歼灭战。
  参谋长朱云卿详细讲解了战斗部署:第28团第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红军在大柏地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担任军预备队;第28团第1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第3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右翼侧击的任务。
  将士鏖战壮军威
  2月10日下午两时左右,追敌刘士毅旅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的界山龙角山同我军接上了火。第2营营长萧克和营党代表胡世俭命部队故意将行李摆放在路边,与敌人打一阵,退一阵,佯装败退,将敌人引入杏坑附近麻子坳红军布下的“口袋”。
  但敌人似乎识破我军计谋,追了不远,旋即后退到县城。朱德分析,敌人怕中计,生怕跟我们打山仗、打夜仗,估计明早敌人主力会全线追来。毛泽东随即命萧克继续在龙角山设伏,并命侦察人员深入县城附近监视敌人主力动向,一有情况,马上汇报。红军主力除制高点留少数部队外,其他人下山休息,明天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
  次日凌晨,大雾、细雨,能见度极低。上午9时左右,敌人全部钻进了红军设的伏击圈。敌人进至杏坑北侧时,红军开始反击。第28团第3营由右翼迂回,第31团第3营由左翼攻击。10时许,敌人继续向大柏地前进。这时,第28团第2营加入战斗,从正面攻击敌人。第28团第3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亭岽,歼灭了敌军指挥所,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红军将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弱,逐渐出现僵持局面。
  生死存亡关头,朱德指挥伏在半山坡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毛泽东仍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4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于正午时分全歼被围之敌,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可以说,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场战斗。
  荣光背后,离不开烈士们的牺牲。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长眠在这片土地。因时间紧迫,红军匆匆打扫完战场,雇请当地百姓一起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有些战死的红军衣衫破烂,没有穿鞋,老百姓跑回家里找来一些衣物、草鞋,为他们穿上。因为当时条件简陋,所以连一个墓碑也未立,为了便于日后辨认,他们在墓前放了些青砖,刻上一个五角星,以示纪念。
  不朽诗篇美名扬
  大柏地一战,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红4军摆脱了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为之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于当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
  这天午后,恰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的累累弹孔,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伏击的场面,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摘自2019年12月8日《解放军报》)

(责编:赵晶、谢磊)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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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20:4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
汪建新

2020年09月04日08:03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境界”时,专列“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个审美范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万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我,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一区分,自提出以来就备受理论界推崇。毛泽东诗词意境高远,蕴涵丰富,艺术表达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伟岸人格和光辉思想。毛泽东诗词因为“有我”,显得自然真切;因为“无我”,彰显伟岸崇高。毛泽东锤炼“小我”,强化“大我”,追求“无我”。毛泽东诗词所创造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也是一种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更是一种光耀千秋的精神风范。

  小我:我返自崖君去矣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这是他唯一一次对外披露个人成长历程。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成为人们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珍贵史料,后来风行全国、版本众多的《毛泽东自传》即由此演化而来。但斯诺笔录的“自传”,只反映了毛泽东从诞生到长征的前半生经历,显然不完整。

  毛泽东笔耕不辍,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写诗填词。他一生中的奋斗足迹和人生体验,在毛泽东诗词中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人们可以将其作为毛泽东的个人履历和心灵独白来解读和品味。“呜呼吾母,遽然而死”“我怀郁如焚”“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我自欲为江海客”,这些诗句中的“我”或“吾”,是生活中的“小我”,是一个本真的毛泽东。作者眼光向内,写“我”的事,发“我”的感,抒“我”的情。这种笔触更多地出现于毛泽东早期作品中,即便不出现“我”字,但内容都是以“我”为中心,如“思君君不来”“管却自家身与心”“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挥手从兹去”“携来百侣曾游”。这些“我”或隐或现,原原本本,是敬重慈母的孝子,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是情意绵绵的丈夫,是四海为家的旅者,是风华正茂的书生。

  晚年毛泽东也写过类似诗词,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观潮》,可算是纯粹模山范水的山水诗。毛泽东忙里偷闲,置身于自然怀抱,寄情于山水之间,他政暇赋诗,无关乎重要事件,不涉及严肃主题,轻松而惬意,平实而真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类作品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算不上毛泽东诗词的精品力作。

  大我:狂飙为我从天落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随着斗争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从一个呼唤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投身革命熔炉,不断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生舞台日益壮阔,视野胸襟更加广博。毛泽东诗词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局限于小我的经历和感受,而是描绘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讴歌人民战争的磅礴气势,更加贴进现实,更加紧跟时代。“我自岿然不动”“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些“我”已摆脱了利己主义的羁绊,实现了从“小我”向“大我”的提升,不再单纯指作者本人,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以“我自岿然不动”为例,这既表现了毛泽东从容应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将风度,也显示了英勇红军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展示了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毛泽东当然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旁观者”,他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指挥者、领导者。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要么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要么是由个体英雄形象组成的集合。而毛泽东诗词却独树一帜,作品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战史。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革命军民的英雄群像。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中,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作品所渲染的军事行动,如黄洋界保卫战、反“围剿”战役、万里长征、解放南京等等,都不是单兵作战,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革命武装的统一行动,人民群众的协同配合。“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这些英雄群像顶天立地、光辉灿烂,具有扭转乾坤的无穷力量。正如1962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土地革命时期六首诗词创作情况时所说:“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无我:为有牺牲多壮志

  1910年秋天,毛泽东外出求学,他改写一首诗留给父亲,表达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然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残酷现实,促使他放弃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梦想,毅然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业。“凭割断愁丝恨缕”“从此天涯孤旅”,他割舍个人私情,成为义无反顾的职业革命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寻求救国之策,他上下求索。“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革命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奋起抗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他在井冈山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战地黄花分外香”,他忍辱负重,坦然面对个人逆境。“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不畏艰难险阻,南征北战。“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他统率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彻底砸烂了旧世界。“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他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喜讯,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生活,他“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殚精竭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有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写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高耸挺拔的山峰像利剑刺破青天,自身锋芒完好如初;如若天塌下来,山峰一柱擎天。天地之间山为峰,山高人为峰。这首诗描绘山的巍峨峭立,彰显的是毛泽东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以及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使命担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断磨砺小我,融入大我,达到了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隋代王通《中说·魏相》曰:“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毛泽东心中只有人民,一切为了人民,“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顶天立地,敢作敢当。“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他励精图治,始终维护人民利益和民族尊严。区区十六字,但蕴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是毛泽东伟岸人格的诗意礼赞。这是毛泽东诗词感人肺腑、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责编:曹淼、谢磊)


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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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9 23:03 | 显示全部楼层
抗美援朝战争的五大意义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
王颖

2020年09月14日08:05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抗美援朝战争的五大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和我国台湾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的目的,散布不实言论,污蔑中国大陆出兵是为苏联服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解密后,一些人又以片面曲解的方式引用史料,认为中国大陆参加朝鲜战争是不惜损害本国利益为他国出力。近年来,仍有人不遗余力否定抗美援朝的意义,抛出一些经不起考证的史料,甚至说连毛泽东自己都后悔了,认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

  抗美援朝,中国无疑付出了人员伤亡和军费开支的巨大代价。那么,毛泽东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策吗?抗美援朝是否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他后来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笔者依据有关档案和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清唱了一曲京戏。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脱下军衣,说明他内心的一些忧虑和担心解除了,已经在思考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是在1953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他主要讲了四个意义,其中第一条就是“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他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三八线是毛泽东当初决定出不出兵的一个“底”。毛泽东深知美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对于中国的巨大危害。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忧虑:一旦朝鲜垮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朝鲜将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很可能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即使苏联再次出兵东北,无论战争胜败如何,都无法保证在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三八线对于毛泽东来说,还与解决台湾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异常迅速、强硬,出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主要是担心同样的情况还会在台湾海峡、越南、缅甸出现,导致美国远东防线的崩溃。美国把朝鲜和我国台湾联系起来,毛泽东也不能将二者分开考虑。1950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

  朝鲜停战协定的最后签订,中朝军队守住三八线,拔去了插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刀,使东北乃至全国可以安心搞生产建设;避免了在中国国土上与侵略者对抗的可能,将我们的“国防线”外移;也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争取到一些余地。毛泽东不能不为之感到欣慰。

  “取得了军事经验”

  “取得了军事经验”,是毛泽东讲抗美援朝意义时提到的第二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经过抗美援朝,我们的军队朝现代化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由于国内工业水平极为落后,没有现代兵工制造能力,武器装备较差。战争中苏联以半价援助了中国60个师的苏式现代武器,其中约4个师的装备我们转让给朝鲜,其余装备提供给56个师的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这些部队很快完成大换装。换装后,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获得了全面提升。此外,中国的各大兵工企业也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蓝图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国产现代武器装备,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开始初具规模。

  二是经过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兵种取得了同现代化装备敌人实际作战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取得与强大美国作战的经验,是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曾说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由于有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我们军队克服了过去的恐美心理,具有敢于同强敌较量的气魄,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1953年9月,毛泽东讲到抗美援朝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但没有展开来说。从他后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抗美援朝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曾有过担心:和平恢复的计划被打乱,“国内许多人将对我们不满”。随着战争的胜利,这个担心不复存在了。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

  二是抗美援朝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早在1950年12月,毛泽东就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教育。不数月间,美帝的一切原形均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抗美援朝的运动得到很大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运动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经过努力,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提前半年完成,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3年开始。

  三是抗美援朝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消除了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心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空前提高。毛泽东深有感触,并时常以此鼓励国内外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做斗争,敢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1956年,他畅游长江时说:“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1968年11月,毛泽东会见越南范文同一行时说:“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

  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胜利意义的第四条,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说:“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抗美援朝的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宰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战争付出的代价,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指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抗美援朝属于后一种。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巩固中苏同盟,获得新中国建设所需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

  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讲话中没有讲到抗美援朝对于巩固中苏同盟的意义,但他在以后的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时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

  朝鲜战争前,毛泽东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顽强的争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少信任。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之前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毛泽东最终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出现的危机,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无偿地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来大量专家。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对抗美援朝评价的正确性。这场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美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进行欺侮和侵犯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编审)

(责编:曹淼、谢磊)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树立国威军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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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0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吴小妮

2020年09月16日08:15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毛泽东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逐步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奇迹,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之路。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中国为什么存在贫困,怎样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及由此造成的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一切贫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相关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科学判断。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换言之,消灭贫困和不自由,就必须改变这种社会现状。为消灭贫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推翻“三座大山”只是消灭贫穷的第一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发展状况,要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公平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面貌。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对此,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新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形势下,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广大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探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二

  民以食为天。解决贫困,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近代中国,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地。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民生憔悴”,“吃饭”问题严峻。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年均粮食占有量仅208.9公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言外之意即中国共产党对此也将无能为力。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农村情况和农民的贫苦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成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一是警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论十大关系》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三是要求全党抓粮食生产。1959年4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干部们,强调“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62年,我们党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数达到7000人,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专门解决粮食紧缺难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据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不仅重视农业、紧抓粮食生产,还重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定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形成了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制度,为广大农村居民建立了有集体经济支撑的互助性质的初级保障体系。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

  三

  贫困问题既是社会制度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30%,而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0%左右。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新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主张通过土地革命实践消灭贫穷。新中国成立后,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1957年他指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并要求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开展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制造适合各地不同情况的农用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毛泽东还进一步把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教育、科技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两大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有80%的人不识字,极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7年3月,我们党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生产的发展,就没有财富的增加,没有财富的增加就不可能消灭贫困,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富民强国路线,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仍然是比较快的。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为消灭贫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总体而言,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困扰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尽管在探索中也有失误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但无论如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明确了贫困问题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路径,确立了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地位,加深了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为解决贫困问题作出了重要探索,为进一步深化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以及反贫困实践积累了经验。

  (作者:吴小妮,系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协调发展演变历程及启示研究”〔16JD710006〕阶段性成果)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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