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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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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1 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2020年08月31日19:3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尊重规律,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大力推进黄河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节约用水扩大发展空间。要着眼长远减少黄河水旱灾害,加强科学研究,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应对各类灾害能力。要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加强统筹协调,落实沿黄各省区和有关部门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实施具体规划、实施方案和政策体系,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明显进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态度更加积极,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整体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等方面,积极履职、扎实工作。同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整改落实上较真碰硬,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深刻认识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职责,胸怀“两个大局”,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增强改革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做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持续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责编:何淼、马昌)


立足积极防御,坚持从严治党,搞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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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1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钟燕林

2020年08月31日08:53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持枪上战场的大柏地战斗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却很少摸枪。然而有一场战斗,他亲自持枪上了战场,这场战斗就是大柏地战斗。瑞金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斗,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了《菩萨蛮·大柏地》。
  红军下山遇险情
  1929年2月,一支部队由会昌进入瑞金。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又黑又瘦。这就是刚从井冈山上下来,一路遭到敌人围追堵截的红4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旅3万余人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并解决衣食给养问题,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率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红4军沿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走,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沿途还遭遇敌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县,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红4军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安远县孔田镇摆脱了李文彬旅的夹击后,红4军连夜向寻乌转移。在寻乌吉潭圳下村,又遭刘士毅旅两个团的偷袭,伤亡很大。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就义)。在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的罗塘,红4军再次遭到刘士毅旅的阻击。
  队伍行进到瑞金武阳境内时,抓到了一个20多岁、身材结实、形迹可疑的年轻人。经盘问,得知这个年轻人叫谢仁鹏,瑞金安治人,是瑞金早期的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谢仁鹤的弟弟,曾参加过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因看不惯蓝玉田部的腐败,与杨斗文(武阳螺石人,是瑞金早期共产党员)一起携枪跑了出来。为躲避追杀,他们藏在武阳的山坳里,不料却与红军队伍巧遇。出于好奇,谢仁鹏跟着部队走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警惕的警卫员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命人给他松绑,并请他当红军的向导,谢仁鹏欣然应允。谢仁鹏对敌情很了解,又熟悉本地地形,在他的带领下,红4军专门走小路、走捷径。他们经过武阳的连坑,翻山越岭来到云石山境内,准备从沙洲坝、黄柏的小路直奔大柏地。而国民党追兵由于对路况不熟悉,被红4军远远甩在后面,拉开了将近半天的路程,为接下来红4军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冒险夺报知敌情
  红4军行至沙洲坝乌石垅时,毛泽东派一支小分队突入瑞金城内侦察敌情并收集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地要加入侦察小分队。出于对贺子珍的安全考虑,朱德不同意。倒是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妻子,同意让她去了。
  朱德命令第31团第1营第2连连长张宗逊率部突入瑞金县城;第28团绕过县城继续向北,在黄柏待命;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县城周边策应,待小分队回来再一起撤离。
  当时驻守瑞金县城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2旅郭风鸣的一个营,本是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编,平日里只会欺压百姓,真正打起仗来贪生怕死。他们听到探子报告有大队红军朝县城开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于是惊慌失措地卷起细软躲到城外去了。
  时近傍晚,红军小分队未放一枪就进入了瑞金县城。贺子珍和张宗逊进到县邮局,从邮局柜台上、墙角的报纸堆里,按日期挑了一些报纸捆起来,迅速撤离。岂料他们刚从邮局出来,就遇到折返回来的敌人。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朝贺子珍一行人开枪。张宗逊立即指挥部队就地散开,边打边退。贺子珍在张宗逊等人掩护下,抱着报纸骑马往回返。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距黄柏圩五华里的松林里休息,等待贺子珍他们回来。猛然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枪声,陈毅登上土坡向远处一望,发现几十个敌人正在追赶策马而来的贺子珍等人。他立即带领30余人直扑敌军,张宗逊也带领小分队返身杀入敌阵,一举将敌人击溃。
  贺子珍在黄柏圩追上军部,将一大捆报纸递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查阅报纸,得知一路尾追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第29团和第30团,约2000余人。
  顺应军心打伏击
  红4军行进到大柏地境内时,已是2月9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时,军部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
  当红4军担任前卫开路的第31团第3营走到瑞金黄柏圩、隘前一带时,敌人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追剿”军也到了瑞金境内,两者相差不过3个多小时路程,情势很危急。行军休息时,前卫第31团的一些战士围拢到第3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说:“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罗荣桓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跟军部反映了战士们的意见,向上级请战。听了罗荣桓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顺应军心,果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大柏地距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都,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
  王家祠里定妙计
  随后,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于伏击的地形,诱敌深入,歼灭尾追之敌。红4军营以上干部齐集王家祠内的军部,大家听说要与刘士毅大干一场,都很激动。
  毛泽东先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家的战斗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朱德介绍了作战思路:从黄柏的龙角山进入大柏地圩镇,是一条两边群山对峙的地形,整个地方叫麻子坳。圩镇前面的村庄叫杏坑(即前村),这里稍为宽阔,是个设伏的好地点。这次要打他个伏击、歼灭战。
  参谋长朱云卿详细讲解了战斗部署:第28团第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红军在大柏地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担任军预备队;第28团第1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第3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右翼侧击的任务。
  将士鏖战壮军威
  2月10日下午两时左右,追敌刘士毅旅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的界山龙角山同我军接上了火。第2营营长萧克和营党代表胡世俭命部队故意将行李摆放在路边,与敌人打一阵,退一阵,佯装败退,将敌人引入杏坑附近麻子坳红军布下的“口袋”。
  但敌人似乎识破我军计谋,追了不远,旋即后退到县城。朱德分析,敌人怕中计,生怕跟我们打山仗、打夜仗,估计明早敌人主力会全线追来。毛泽东随即命萧克继续在龙角山设伏,并命侦察人员深入县城附近监视敌人主力动向,一有情况,马上汇报。红军主力除制高点留少数部队外,其他人下山休息,明天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
  次日凌晨,大雾、细雨,能见度极低。上午9时左右,敌人全部钻进了红军设的伏击圈。敌人进至杏坑北侧时,红军开始反击。第28团第3营由右翼迂回,第31团第3营由左翼攻击。10时许,敌人继续向大柏地前进。这时,第28团第2营加入战斗,从正面攻击敌人。第28团第3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亭岽,歼灭了敌军指挥所,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红军将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弱,逐渐出现僵持局面。
  生死存亡关头,朱德指挥伏在半山坡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毛泽东仍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4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于正午时分全歼被围之敌,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可以说,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场战斗。
  荣光背后,离不开烈士们的牺牲。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长眠在这片土地。因时间紧迫,红军匆匆打扫完战场,雇请当地百姓一起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有些战死的红军衣衫破烂,没有穿鞋,老百姓跑回家里找来一些衣物、草鞋,为他们穿上。因为当时条件简陋,所以连一个墓碑也未立,为了便于日后辨认,他们在墓前放了些青砖,刻上一个五角星,以示纪念。
  不朽诗篇美名扬
  大柏地一战,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红4军摆脱了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为之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于当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
  这天午后,恰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的累累弹孔,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伏击的场面,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摘自2019年12月8日《解放军报》)

(责编:赵晶、谢磊)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点评

何挺颖?我这里距离何挺颖老家纪念馆和纪念广场不足500米  发表于 2020-10-3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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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20:4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
汪建新

2020年09月04日08:03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小我大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境界”时,专列“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个审美范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万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我,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一区分,自提出以来就备受理论界推崇。毛泽东诗词意境高远,蕴涵丰富,艺术表达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伟岸人格和光辉思想。毛泽东诗词因为“有我”,显得自然真切;因为“无我”,彰显伟岸崇高。毛泽东锤炼“小我”,强化“大我”,追求“无我”。毛泽东诗词所创造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也是一种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更是一种光耀千秋的精神风范。

  小我:我返自崖君去矣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这是他唯一一次对外披露个人成长历程。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成为人们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珍贵史料,后来风行全国、版本众多的《毛泽东自传》即由此演化而来。但斯诺笔录的“自传”,只反映了毛泽东从诞生到长征的前半生经历,显然不完整。

  毛泽东笔耕不辍,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写诗填词。他一生中的奋斗足迹和人生体验,在毛泽东诗词中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人们可以将其作为毛泽东的个人履历和心灵独白来解读和品味。“呜呼吾母,遽然而死”“我怀郁如焚”“君行吾为发浩歌”“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我自欲为江海客”,这些诗句中的“我”或“吾”,是生活中的“小我”,是一个本真的毛泽东。作者眼光向内,写“我”的事,发“我”的感,抒“我”的情。这种笔触更多地出现于毛泽东早期作品中,即便不出现“我”字,但内容都是以“我”为中心,如“思君君不来”“管却自家身与心”“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挥手从兹去”“携来百侣曾游”。这些“我”或隐或现,原原本本,是敬重慈母的孝子,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是情意绵绵的丈夫,是四海为家的旅者,是风华正茂的书生。

  晚年毛泽东也写过类似诗词,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观潮》,可算是纯粹模山范水的山水诗。毛泽东忙里偷闲,置身于自然怀抱,寄情于山水之间,他政暇赋诗,无关乎重要事件,不涉及严肃主题,轻松而惬意,平实而真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类作品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算不上毛泽东诗词的精品力作。

  大我:狂飙为我从天落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随着斗争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从一个呼唤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投身革命熔炉,不断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生舞台日益壮阔,视野胸襟更加广博。毛泽东诗词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局限于小我的经历和感受,而是描绘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讴歌人民战争的磅礴气势,更加贴进现实,更加紧跟时代。“我自岿然不动”“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些“我”已摆脱了利己主义的羁绊,实现了从“小我”向“大我”的提升,不再单纯指作者本人,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以“我自岿然不动”为例,这既表现了毛泽东从容应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将风度,也显示了英勇红军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展示了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毛泽东当然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旁观者”,他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指挥者、领导者。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要么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要么是由个体英雄形象组成的集合。而毛泽东诗词却独树一帜,作品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战史。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革命军民的英雄群像。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中,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作品所渲染的军事行动,如黄洋界保卫战、反“围剿”战役、万里长征、解放南京等等,都不是单兵作战,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革命武装的统一行动,人民群众的协同配合。“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这些英雄群像顶天立地、光辉灿烂,具有扭转乾坤的无穷力量。正如1962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土地革命时期六首诗词创作情况时所说:“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无我:为有牺牲多壮志

  1910年秋天,毛泽东外出求学,他改写一首诗留给父亲,表达一心向学的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然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残酷现实,促使他放弃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梦想,毅然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业。“凭割断愁丝恨缕”“从此天涯孤旅”,他割舍个人私情,成为义无反顾的职业革命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寻求救国之策,他上下求索。“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革命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奋起抗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他在井冈山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战地黄花分外香”,他忍辱负重,坦然面对个人逆境。“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不畏艰难险阻,南征北战。“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他统率人民军队摧枯拉朽,彻底砸烂了旧世界。“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他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喜讯,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生活,他“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殚精竭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有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写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高耸挺拔的山峰像利剑刺破青天,自身锋芒完好如初;如若天塌下来,山峰一柱擎天。天地之间山为峰,山高人为峰。这首诗描绘山的巍峨峭立,彰显的是毛泽东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以及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使命担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断磨砺小我,融入大我,达到了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隋代王通《中说·魏相》曰:“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毛泽东心中只有人民,一切为了人民,“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顶天立地,敢作敢当。“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他励精图治,始终维护人民利益和民族尊严。区区十六字,但蕴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是毛泽东伟岸人格的诗意礼赞。这是毛泽东诗词感人肺腑、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责编:曹淼、谢磊)


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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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9 23:03 | 显示全部楼层
抗美援朝战争的五大意义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
王颖

2020年09月14日08:05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抗美援朝战争的五大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和我国台湾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的目的,散布不实言论,污蔑中国大陆出兵是为苏联服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解密后,一些人又以片面曲解的方式引用史料,认为中国大陆参加朝鲜战争是不惜损害本国利益为他国出力。近年来,仍有人不遗余力否定抗美援朝的意义,抛出一些经不起考证的史料,甚至说连毛泽东自己都后悔了,认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

  抗美援朝,中国无疑付出了人员伤亡和军费开支的巨大代价。那么,毛泽东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策吗?抗美援朝是否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他后来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笔者依据有关档案和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清唱了一曲京戏。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脱下军衣,说明他内心的一些忧虑和担心解除了,已经在思考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

  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是在1953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他主要讲了四个意义,其中第一条就是“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他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三八线是毛泽东当初决定出不出兵的一个“底”。毛泽东深知美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对于中国的巨大危害。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忧虑:一旦朝鲜垮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朝鲜将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很可能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即使苏联再次出兵东北,无论战争胜败如何,都无法保证在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三八线对于毛泽东来说,还与解决台湾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异常迅速、强硬,出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主要是担心同样的情况还会在台湾海峡、越南、缅甸出现,导致美国远东防线的崩溃。美国把朝鲜和我国台湾联系起来,毛泽东也不能将二者分开考虑。1950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

  朝鲜停战协定的最后签订,中朝军队守住三八线,拔去了插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刀,使东北乃至全国可以安心搞生产建设;避免了在中国国土上与侵略者对抗的可能,将我们的“国防线”外移;也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争取到一些余地。毛泽东不能不为之感到欣慰。

  “取得了军事经验”

  “取得了军事经验”,是毛泽东讲抗美援朝意义时提到的第二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经过抗美援朝,我们的军队朝现代化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由于国内工业水平极为落后,没有现代兵工制造能力,武器装备较差。战争中苏联以半价援助了中国60个师的苏式现代武器,其中约4个师的装备我们转让给朝鲜,其余装备提供给56个师的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这些部队很快完成大换装。换装后,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获得了全面提升。此外,中国的各大兵工企业也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蓝图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国产现代武器装备,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开始初具规模。

  二是经过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兵种取得了同现代化装备敌人实际作战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取得与强大美国作战的经验,是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曾说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由于有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我们军队克服了过去的恐美心理,具有敢于同强敌较量的气魄,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1953年9月,毛泽东讲到抗美援朝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但没有展开来说。从他后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抗美援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抗美援朝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曾有过担心:和平恢复的计划被打乱,“国内许多人将对我们不满”。随着战争的胜利,这个担心不复存在了。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

  二是抗美援朝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早在1950年12月,毛泽东就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教育。不数月间,美帝的一切原形均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抗美援朝的运动得到很大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运动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经过努力,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提前半年完成,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3年开始。

  三是抗美援朝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消除了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心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空前提高。毛泽东深有感触,并时常以此鼓励国内外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做斗争,敢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1956年,他畅游长江时说:“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1968年11月,毛泽东会见越南范文同一行时说:“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

  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胜利意义的第四条,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说:“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抗美援朝的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宰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战争付出的代价,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指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抗美援朝属于后一种。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巩固中苏同盟,获得新中国建设所需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

  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讲话中没有讲到抗美援朝对于巩固中苏同盟的意义,但他在以后的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时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

  朝鲜战争前,毛泽东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顽强的争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少信任。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之前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毛泽东最终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出现的危机,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无偿地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来大量专家。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对抗美援朝评价的正确性。这场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美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进行欺侮和侵犯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编审)

(责编:曹淼、谢磊)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树立国威军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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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0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吴小妮

2020年09月16日08:15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毛泽东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逐步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奇迹,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之路。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中国为什么存在贫困,怎样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及由此造成的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一切贫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相关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科学判断。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换言之,消灭贫困和不自由,就必须改变这种社会现状。为消灭贫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推翻“三座大山”只是消灭贫穷的第一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发展状况,要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公平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面貌。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对此,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新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形势下,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广大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探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二

  民以食为天。解决贫困,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近代中国,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地。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民生憔悴”,“吃饭”问题严峻。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年均粮食占有量仅208.9公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言外之意即中国共产党对此也将无能为力。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农村情况和农民的贫苦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成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一是警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论十大关系》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三是要求全党抓粮食生产。1959年4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干部们,强调“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62年,我们党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数达到7000人,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专门解决粮食紧缺难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据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不仅重视农业、紧抓粮食生产,还重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定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形成了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制度,为广大农村居民建立了有集体经济支撑的互助性质的初级保障体系。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

  三

  贫困问题既是社会制度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30%,而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0%左右。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新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主张通过土地革命实践消灭贫穷。新中国成立后,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1957年他指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并要求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开展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制造适合各地不同情况的农用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毛泽东还进一步把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教育、科技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两大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有80%的人不识字,极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7年3月,我们党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生产的发展,就没有财富的增加,没有财富的增加就不可能消灭贫困,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富民强国路线,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仍然是比较快的。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为消灭贫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总体而言,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困扰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尽管在探索中也有失误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但无论如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明确了贫困问题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路径,确立了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地位,加深了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为解决贫困问题作出了重要探索,为进一步深化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以及反贫困实践积累了经验。

  (作者:吴小妮,系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协调发展演变历程及启示研究”〔16JD710006〕阶段性成果)

(责编:曹淼、谢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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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6 07:5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
李萌萌

2020年09月25日08:0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
  农业机械化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给予高度关注,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农村,父亲种着二十多亩地,身为农家子弟,他深知农民的不易与艰辛。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仍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大国。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摆脱完全依靠人力劳作的束缚和艰辛,毛泽东殚精竭虑,积极谋划。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认为,集体化加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可以靠互助合作来发展,但是,“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这就是说,畜力农具或可满足互助合作的小规模经营,而集体劳作的大规模生产,则需要大型农业机械的支持。而且,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机械化大生产的实现,成为毛泽东构想整个国家和社会“脱胎换骨”的条件与基础。

  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的毛泽东总结概括出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即著名的“八字宪法”:土(深耕,改良土壤)、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八字宪法”要求深耕细作。1958年11月,在河南新乡视察时毛泽东补充说:“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即农业“八字宪法”必须要和机械化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负担。为此,1959年4月,毛泽东在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所写的党内通信中强调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指示,为新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明确方向。

  改造个体小农,巩固工农联盟

  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在农具、技术等方面长期沿用传统生产要素,维持着小规模、简单再生产的小农经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也就是说,将来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用机器武装,以此克服农民的分散、小生产的局限和不足,使其逐渐“工人化”。

  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解决“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第一个方针是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第二个方针是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成为一套改造个体小农的措施。集体化从组织结构入手,推动农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机械化从技术角度切入,促使农业从传统转向现代。通过集体化、机械化两个互为整体的发展步骤,从而完成对个体小农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双重改造。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放到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959年12月,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又分析指出,“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农业机器依托工业生产,用于农业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它已成为联系工农之间的纽带,通过发展机械化,可以逐步缩小工农差距,从而团结最可靠的同盟军,建立牢固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联盟。这一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苏联农业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是先推行机械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毛泽东认为,这一经验和做法并不适合中国。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生产工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把劳动力都集中到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进行生产关系上的改革,生产力也会有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农业机械化也基本零起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时间段的发展。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拖拉机等其他农业机器,“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毛泽东看来,集体化摆脱了个体分散无力的状况,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为机械化的推行奠定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基础。这是他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的实际而作出的新探索,是一条与苏联农业发展不同的路径。

  农业机械化需要搞好配套和协作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能好高骛远,脱离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醒要注意“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指出改良农具是技术革命的萌芽,由此可进一步机械化。为更好的开展农具改良,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研究工作,建议各省市自治区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要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按照这一要求,全国上下从省到县相继成立了农机研究机构,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持。与此同时,为搞好多部门协作,共同促进并领导好全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毛泽东亲自提议设立农业机械部,甚至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他说:“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他表示,可以“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关怀下,1959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的决定,陈正人被任命为部长。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农业机械部的设立,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责编:曹淼、谢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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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28 2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如何抓住枢纽实施军事战略指导
李明

2020年05月06日08:25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如何抓住枢纽实施军事战略指导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抵达西北,急需休整,而国民党军却从四周发起了新的进攻。为打开局面,毛泽东决心对孤军冒进的东北军打上一仗,地点就选在三面环山的鄜县直罗镇。这一胜利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很好地总结了胜利的原因,第一次提出了“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的原则,丰富了我们党的战略指导思想。
  枢纽是事关全局的中心关节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历来认为,指导战争者,最要紧的是观照好战争的全局。这一原则的底蕴,是哲学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战略决定战役战术,战役战术服从战略。从这一点出发指导战争,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观照得好或观照得不好,战争指导者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战争全局上面。
  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还有能动的一面,整体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局部对整体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第一种是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不起明显作用;第二种是单个的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变化的局部多了、量的累积形成质变,最后对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三种是少数对整体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一旦变化,则整体立即为之一变。楚汉争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其中的“七十二战”,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垓下一战,就属于第三种情况,立即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种对整体和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毛泽东称之为“关节”或“枢纽”,并特别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把握枢纽的具体表现形式
  枢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主要战略对手。主要战略对手决定着战略指导的目标和重心,是战略指导首先就要明确的。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整个的政治大形势,来分析和确定主要战略对手。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取代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主要战略对手。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更多地强调团结国内各种抗日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他频频给国内各方写信,号召捐弃前嫌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中,毛泽东力主和平解决,避免抗日力量内耗,从而使我们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的主要推动者,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民族抗战大业蓬勃兴起,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可以是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方向是军队遂行主要战略任务的行动方向,决定着战略指导的聚焦点和用兵的重心,关系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我们曾先后多次调整主要战略方向。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爆发前,我军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任务是实现国家完全解放、防止美帝国主义的可能入侵。第二次是朝鲜战争爆发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沿海调整至东北。之后又将主要战略方向改为屏护首都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我国东面的中部地区以及我国“三北”地区。在这5次调整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主要战略方向的原则,通过分析国家安全形势,确定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主要作战对象和战略对手是谁、我军主要战略任务是什么,结合敌我军力对比,判断确立主要战略方向,并注意把握主要战略方向和其他战略方向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抓住了战略指导在空间上的枢纽。
  可以是主要作战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是以主要作战形式的转换为主要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也是全局中的枢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就要抓住游击战这个主要作战形式,用极大精力去解决游击战的战略指导问题,而解决了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就活了。
  可以是战争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战争是个连续而有阶段性的过程,而每个阶段在战争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的关键阶段,就是战争各阶段的连接点、转折点,是战争全局转换的枢纽。比如,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时,就明确指出,战略相持才是全战争的枢纽。
  可以是战略要地。任何战争都有必争必保的战略要地,这也是战略指导需要关注的枢纽。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指出,发展重点在宁夏,“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特别重视河南、华中、山东的作用,强调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他又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别山,为我军取得整个南线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抓枢纽
  一是立足全局抓枢纽。枢纽的意义,只有放在全局中才能显现,因此,要抓准枢纽,必须要放眼全局,从全局出发。辽沈战役时,林彪只看到长春是一座好打的孤城,因此主张先打长春,这样势必形成从北到南一线平推的态势,难以实现中央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既定战略方针。而毛泽东立足解放战争全局,将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咽喉锦州作为战役枢纽,此地一克,则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陆上联系被切断。锦州守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感慨地说: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这根扁担折断了,这一着棋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出来的。
  二是立足战场形势抓枢纽。战场形势是枢纽之所寄,战争指导者需要熟知战场的敌我对比、天文地理等情况,凭借一双慧眼,找出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关节来。抗战初期,日军沿同蒲路、平汉线、津浦线大举南攻,毛泽东从战略形势出发,指出:“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因为恒山山脉将山西与河北的日军隔开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他们即使占领太原也如处瓮中,难有大的作为。如果恒山山脉被打通,东西向的正太路被占领,则华北平原和山西的日军能够合兵一处,“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
  三是立足科学预见抓枢纽。毛泽东一贯认为,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如无预见,即无领导。有了预见,对形势的未来发展,心中就有了一定的数,抓枢纽也就有了判断和依据。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抗战将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依据这种科学预见,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三个阶段中以相持阶段最为重要。“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这就抓住了抗日战争的枢纽所在。

(责编:曹淼、谢磊)


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军事天才-----毛泽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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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3 20:38 | 显示全部楼层
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
——重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何忠国

2020年09月30日08:19    来源:学习时报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读这一经典著作对于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社会矛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待社会矛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未完全巩固,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各种矛盾就显得格外重要。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它们与旧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他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这是因为社会矛盾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及时解决矛盾,就会阻碍社会正常发展。毛泽东着力强调:“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从国际上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气氛。同年,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巨大震动。从国内看,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完成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状况。一些城市出现粮食和日用品供应短缺,一些农村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一些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还客观存在,但将越来越少,而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全面辩证地认识和分析社会矛盾
  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了“人民”和“敌人”的内涵。他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社会矛盾的存在并不都是有害的,对待社会矛盾问题,要坚持一分为二地看。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为此,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
  坚持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的非对抗性,是在总的目标与指导思想一致的前提下,具体利益分配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与分歧。这是它同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本质区别。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区别,在处理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用较大篇幅阐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强迫的及专政的方法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团结—批评—团结”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因此,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解决各种矛盾最重要就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在经济方面,实行监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坚持从我国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特点、规律,探索完善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机制,在诸多社会矛盾和发展全局中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并自觉围绕主要矛盾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具体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新的形势下,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责编:赵晶、谢磊)


精准打击混入党政领导机关的敌对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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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8 1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时代学习工作室
有关作风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有这些精彩用典
2020年10月06日08: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这部重要著作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立足“两个大局”、推进“两个革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时习之”栏目即日起推出系列策划,梳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有关作风建设的相关论述,供广大干部学习参考。

今天推出第三期:有关作风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有这些精彩用典

②有关作风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有这些精彩比喻

①有关作风建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强调了这些名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古人说:“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整改落实要防止虎头蛇尾、久拖不决,防止搞纸上整改、虚假整改,防止以简单问责基层干部代替整改责任落实,防止以整改为名,层层填表报数,增加基层负担。

——《准确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要坚守精神追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关系。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

——《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摆上突出位置,在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原文

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责编:任一林、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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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3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品读毛泽东书信 领略伟人风采
陈思

2020年10月13日08:1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毛泽东一生写过很多书信。这些书信,有长有短,涉及内容广泛。研读这些书信,我们能体会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崇高品格与博大胸怀。

深刻厚重

毛泽东的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写信谈到:“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这封信,论说深刻,内容极为厚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1930年1月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是他深刻厚重书信的代表。1929年末,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次失利,处境十分困难,队伍中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1929年末和1930年初,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流露出悲观情绪,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有代表性。为了消除红军中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夜,他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给林彪写了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悲观情绪的危害之后,直截了当批评林彪信中的观点,说:“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毛泽东在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在信的末尾以磅礴的激情写道:“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中写的最长的信,有六七千字。这封信,分析深刻,分量很重,是毛泽东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要论述之一。

简洁明了

毛泽东写长信,是为了阐述自己的重要思想。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写信,总是简洁明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笔法。写公函一类书信,他能几个字说明白,决不多写一个字,能一句话写清楚,决不多写一句话。这是毛泽东务实作风在书信艺术上的体现,也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这样写信,能准确传达他的意见和命令,还能起到保守机密的作用。有这样一个故事:井冈山斗争时期,任红军医院书记的曾志有一天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信上就写了一句话:你务于今天下午赶到我这里。曾志到达时,毛泽东正指挥部队准备出发,见了曾志说:“你去问贺子珍。”曾志一问贺子珍才知道,是要调她随部队行动。毛泽东这封只有一句话的书信,起着保守秘密的作用。就在曾志离开红军医院不久,国民党军队偷袭红军医院,将红军医院工作人员和病员全部杀害。就此细想,毛泽东这封一句话的信有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守红军行动机密的作用。即使此信不慎遗落敌手,敌人也不会从这封信中得知红军的行动。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书信中简洁的典范。

明了,是毛泽东书信艺术的另一个特点。他写信,直击主题,清楚明白。1929年11月28日,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这封信,只有三句话,但期望得到精神食粮的意思非常明确。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这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但意思明了:四军党内团结,陈毅已传达了中央意见,党内需要加强教育,盼望中央寄来书报。

区分对象

毛泽东写信,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笔法。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直达己意。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信直接写道:“致百川(即阎锡山)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致吴玉章的信也是开门见山:“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字里行间却恭敬有加。1949年,毛泽东给宋庆龄写的一封亲笔信,充分表达了对她的尊敬: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宋庆龄收到这封信,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遂由邓颖超陪同来到北平,毛泽东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这封信也成为毛泽东倾心统一战线工作的佳话。

毛泽东写信的抬头称谓和结尾敬语,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别。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在信的抬头从来不使用旧式称呼,一律称同志。称同志的信,也有一点儿不同。对于和自己长期共事、较为熟悉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是不提姓而只提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如:“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等。这样写,有一种亲近感。对于党内老资格者,毛泽东写信的抬头时常称“老”,如给徐特立写信称“徐老”等。而对于此外的党内其他人,毛泽东一般是把人的全称写上,如“吴玉章同志”“雷经天同志”等;给多人的信,则列出每个人的姓名之后,加上同志二字。有时军情紧急,则只写多人的姓,如“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敬语大都是“此致”“敬礼”。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抬头一般沿用旧式尊称,大多数写对方的字,加上先生或者职务,结尾加上旧式敬语。如给黄炎培和陈叔通写信,称“黄任老、陈叔老”;给蔡元培写信,称“孑民先生左右”;给柳亚子写信,抬头用“亚子先生”等。信的结尾常常使用当年文化人常用的问候语,如“敬颂”“勋祺”“兴居佳胜”“大安”“日绥”等,落款用谦词:毛泽东拜启。

给自己的亲属写信,毛泽东很注意辈份和关系。给自己同辈人毛宇居写信,抬头称“宇居兄”,结尾写“顺问”“康吉”。给自己儿子写信,则直接称名。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给儿媳刘思齐写信抬头称“亲爱的思齐儿”,结尾使用“祝好!”毛泽东这样写,更适宜于当时写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更适宜于受信者的身份。

质朴无华

毛泽东写信质朴无华。这是对传统优良文风的继承,也是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个性品格在写信时的体现。

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的一封信中写道:“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这封信不长,却表达了对何的感谢和赞誉,用语质朴,恰如其分,亲切自然,大方得体,如清水芙蓉,坦然率直,质朴无华。

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给陈嘉庚发去一封信,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这封信,没有任何华丽词汇,质朴的文字饱含诚恳。陈嘉庚接电后,异常激动,当即复电同意回国参加政协会议。

儒雅得体

毛泽东的书信经常自然展现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尽显一代伟人的儒雅风度。

毛泽东针对特定的对象,时常使用文言文写信。他对文言文的应用,得心应手,非常自然。例如毛泽东《致阎锡山》(1936年5月25日)、《致杨虎城》(1936年8月13日)、《致傅作义》(1936年8月14日)等,就使用了文言或半文言,读这种书信,决无故弄玄虚之感,反而觉得儒雅、得体。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信也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 毛泽东这封信,文白相间却词真意切,推心置腹,每句话都十分精当,且飘动着一种儒雅之风。毛泽东1949年9月30日写给他当年老师符定一的信也是如此,信中写道:“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这封通篇文言的信,表现了毛泽东对他老师的尊敬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儒雅之风。

博大情怀

毛泽东书信展现出他的博大胸襟,又情真意切。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毛泽东关爱同志的信。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就展现出他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他在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闲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引用曹操的诗句,劝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好好养病,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1965年写给邓颖超的信,则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表现出对邓颖超的尊敬,以及二人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信的全文是: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缘由是,1965年夏,邓颖超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问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把邓颖超的话记在心里,于是有了这封信。毛泽东的信,抬头即不一般。从称谓上讲,毛泽东在书信里,对于党内的人,最多的是称同志,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内通信中,几乎都是称呼同志。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却直呼年纪比自己小的邓颖超“邓大姐”,这让我们读来既感到庄重、亲切,又能体会到邓颖超在党内的威望。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即以幽默的语言写道:“你压迫我写诗。”从这一句中即可看出,毛泽东在与邓颖超相处中,是经常开玩笑的,他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非常和谐。毛泽东在信中还诙谐地说:“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这封信虽然不足60字,却让人感到毛泽东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邓大姐的尊重。

毛泽东给自己儿子写的信则表现出他对于子女的真情关爱。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博大的胸怀中亦装着丰富细腻的儿女亲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儿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更重要的是告诫儿子两件事:一是趁年轻,多学习自然科学。二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别人对自己的抬举和恭维。信中还对于这两个告诫作了详细、辩证的解说。这封信,至情与至理交织在一起,读来真切感人。

书无不尽

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中针对书信的写作,提出了八字要求:“详总书体,本在尽言。”八个字的核心点是两个字:“尽言。”人们写信,不论是叙事、告知、说明,还是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都如同与人当面说话,表现了一个人的品格和作风。一封书信,实际上已经把写信者的品质、面貌、风格,展现给读信者。

毛泽东一贯倡导,同志之间,朋友之间,要坦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抒胸臆,什么话都可以直说。即使面对的是统战对象、尊敬的师长讲话,也不能吞吞吐吐,绕来弯去,让人不明就里,不知你要表达什么。毛泽东本人在与同志、朋友、同道者相处中,就是坦诚相见,知无不言。他写信,也同他与人相处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做到了刘勰所说的“尽言”。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军19位将领给蒋介石写的信,是“尽言”“直言”的典范。信中在列举蒋介石不顾抗日之民族大义,一味进攻红军的事实后,大义凛然地向蒋介石直言:“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读这封“直言”“尽言”的信,仿佛一股正气力透纸背,看到义正词严的毛泽东就站在蒋介石面前,向他情理交融地晓以民族大义。

早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信,也是一封典型的“尽言”之作。毛泽东在信中肯定和赞扬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少见”之后,率直地指出彭的十个缺点。这封信下笔言词之直,可谓直率诚挚,知无不言,书无不尽,为朋友间书信中罕见。

1948年,作家萧军初到延安看到许多坏的现象,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8月2日复萧军信中写道:“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毛泽东的坦诚,使萧军十分感动,并且一生都承认毛泽东是直爽的人。

形象生动

毛泽东写信,文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其中有恰当的比喻,有古典今用,有风趣幽默的语言,让人读来颇有趣味。

毛泽东的书信中,有许多创新的文句,形象化的修辞手法,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如“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年酣战,随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你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求喘息谓为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太冷否?”“我又讲了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毛泽东的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无疑增加了他书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通讯联系方式的多样、便捷,人们手写信件比过去少得多了。但是,毛泽东书信中所体现的好品格、好文风,因其对今人具有多方面、长久的滋养价值而永远值得珍视。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10期

(责编:曹淼、谢磊)


致敬人民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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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19 23:0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
杨晴

2020年10月19日08:13    来源:湖南日报

原标题: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抗美援朝,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历了艰难的18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最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毅然决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决策前的未雨绸缪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在国内,百废待兴,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和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国家建设,同时还要清除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不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政策,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并开始在中国周边构筑“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新防线。

因此,当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的范围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亚洲地区。6月26日,美国调动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派遣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进程。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

凡事预则立。朝鲜战争最初阶段,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的发展,估计这场战争将不会轻易结束,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作未雨绸缪之计。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随后调集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开始整训,待命出征。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做好出国作战的准备。他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话体现了毛泽东在严峻形势面前敢于斗争,不惧怕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此时毛泽东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国直接较量。

决策中的艰难曲折

随着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中国境内。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我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查、轰炸和扫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30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当天,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10月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严正警告。然而,美国当局把这些警告视为恫吓,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他们错误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长驱直入。

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传到了北京。同一天,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到了北京。10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禹到达北京,将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面呈毛泽东。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要让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一决雌雄,不能不反复掂量。当时,中美综合国力相当悬殊,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一个零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相差28倍。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贏?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同美国直接冲突,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轰炸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决策异常艰难,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

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10月4日至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当时在党内外,甚至党内高层中都存在着“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顾虑,对此毛泽东考虑得更为深远。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毛泽东的“三把刀”比喻,形象地揭穿了美国亡中国之野心不死,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洞察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更是体现了毛泽东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权衡了利弊,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决策后的果断出兵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其中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日,周恩来乘飞机赶赴莫斯科,同斯大林等商谈了苏联给予军事援助并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苏联原本同意为中国出兵提供空军支持,但后来又取消了承诺,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不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虽然十分不利,但也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10月1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从10月l日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到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只有18天的时间。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如此重大而艰难的决策并付诸实施,它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无比的胆略和气魄,以及超凡的决断力和高效的组织力。

的确,抗美援朝决策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最难的决策之一,也是他国际战略的经典之作。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说过:“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决策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遏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增强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胜利的信心,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四级调研员)

(责编:曹淼、谢磊)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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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1 21:38 | 显示全部楼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储峰

2020年10月21日08:0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
  核心阅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的思想,重点强调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阐明了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以及在文艺工作中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后经修改完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被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文艺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的思想,并就在实践中如何落实这一思想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对后来我们党和国家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认为,文艺是有阶级立场的,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为人民的”,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内在含义和特定对象,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其中,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在这里,毛泽东明确了“人民”的概念,从而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服务对象的本质区别。

  既然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服务,那么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实际上,一些文艺工作者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因此未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些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他指出,这些人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他们不去引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他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只有解决好“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第一,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毛泽东指出:“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需要做很多工作,但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是第一位的工作”,不了解、熟悉工农兵群众,就谈不上为人民进行创作。在这其中,他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就难以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第二,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毛泽东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此,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唯有如此,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深得工农兵群众的喜欢。

  第三,帮助工农兵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比文学艺术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主要是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据此,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要通过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只有从工农兵群众的立场出发,对于普及与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才能找到普及与提高的正确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文艺工作中,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也比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于生产,也往往难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当前摆在工农兵面前的最迫切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但“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当然,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随着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毛泽东认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他看来,“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样,就廓清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党的文化工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文艺工作的思想完全一致,也是党的性质宗旨的体现。在此情形下,重温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更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深邃的思想力量。

(责编:曹淼、谢磊)


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不能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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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8 21:06 | 显示全部楼层
伟大胜利为什么能 ?
—读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
李海青

2020年10月28日08:06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伟大胜利为什么能 ?
  七十年前的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打响了驻军朝鲜后的第一仗,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当时兵力、国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到底何在?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对此作了深刻地分析和阐释。

  伟大胜利源于党的坚强领导和英明决策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文中指出:“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整合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不断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信念坚定、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作风过硬、民主集中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群体也成长为具有高超领导能力与深刻战略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打败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也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敌人提供了至为关键的领导力量的保障。在抗美援朝中,敌人所面对的是一种人类历史上的新型政党,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政治领导力量。这种新型政党的巨大能量远远超出了敌人的预料,这个政治领导力量的战斗力是敌人了解或熟悉的其他类型政党根本不能比拟的。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中国共产党一直特别强调运用战略思维分析形势、把握规律、明确思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皆是此类经典。这种战略思维同样体现在对朝鲜战争形势的分析中。针对当时存在的抗美援朝有无胜算的顾虑,毛泽东指出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分析是极为深刻、完全正确的。

  伟大胜利源于人民军队的建军模式与军事的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其他武装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党指挥枪、政治建军。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鲜明指出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科学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科学规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党指挥枪、政治建军如同熔炉淬钢,使得军队建设有了灵魂,使得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近现代中国依靠武力割据的军阀力量,也区别于西方的军队性质,使得军队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与调动。就此而言,抗美援朝中敌人所面对的也是一种全新的武装力量类型,和他们所认知的世界其他各类武装力量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各种武装力量以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将人民军队的战线称之为铜墙铁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不仅展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特质,而且也形成了灵活机动并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文中也强调了最主要的胜利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组织上、军事上等各方面卓有成效的建设,使得人民军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毫不畏惧,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伟大胜利源于人民的高度组织与全力支持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毛泽东的论述点出了战争背后的人民因素,点出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组织状况与精神面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党一是通过对民众利益的高度关切,二是通过踏实细致的思想工作,三是通过积极有效的组织工作,不仅实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启蒙,培育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观念,而且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了他们的能动性与热情。中国共产党引领、宣教、付出乃至牺牲,民众被组织、调动、激发,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鱼水之情、骨肉亲情,高度互动、彼此默契,同心同力、攻坚克难。人民的高度组织与全力支持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社会各界积极捐钱捐物,工人大力发展生产,农民增产增收多打粮,一切为了前线,而这种运动本身又是一次对民众的再动员、再教育。正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责编:曹淼、谢磊)


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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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9 2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恩来忠诚品质的形成
张谨

2020年10月27日08: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并强调他“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意味着一以贯之、险夷不变、终身坚守;“绝对”表明无条件、高度自觉、毫不含糊。周恩来坚如磐石的忠诚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共同寻找答案。

在艰辛的探索追求中孕育而成

忠诚的力量源于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而政治信仰关乎主义、政党和领袖的信仰,决定忠诚的价值和意义。

周恩来对主义、政党和领袖的认可,经过了曲折的探索、比较和抉择过程。

对此,他曾有这样的看法:“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 1920年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通过对日本、欧洲社会现实的广泛考察,对《新青年》《贫乏物语》《共产党宣言》等流行刊物和经典著作的深入研读以及思想的碰撞和理性的思考,他最终确信“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为追求信仰、实现理想,周恩来1921年春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尽管他参与筹建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当初仅有5人,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50多人,在国内上百个形形色色的党派组织中力量弱小,当时无法想象28年后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一个执政的大党,但周恩来认定共产主义后,抱定对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目标的信心,初心不改,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党。

中国革命征途漫漫,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的人物不断涌现,有开创性人物,引领潮流;有应时性人物,名噪一时;有过渡性人物,承前启后。周恩来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与其中一些重要人物有过深度交往和密切合作。从广州到武汉,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他始终置身党的中央舞台,以博大的胸怀和超人的睿智,审时度势,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不遗余力地推举、支持毛泽东,心悦诚服、始终不渝地追随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而成

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是磨练意志力的最有效手段。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中,无数先烈用生命书写了血染的风采,在烈火中永生。

周恩来说自己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他深知,革命道路坎坷,斗争艰险,要取得胜利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在一次次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中,他的人生信念愈发牢固,忠诚品质愈发坚定。

周恩来的一生波澜壮阔,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惊心动魄,极具传奇色彩。1925年,广州的廖仲恺遇刺时,面对复杂严峻和危机四伏的局势,他从容应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面对蒋介石的屠刀追杀,他周密部署,枪响南昌;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他力挽狂澜;南昌起义南下和长征过草地中,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重病缠身,他从容不迫;1937年,在劳山遭遇土匪袭击时,面对寡不敌众、险象环生的危局,他机智脱险。

周恩来在战火中成长,在血泊中重生。然而,许多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则遭遇不幸,有的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牺牲在硝烟弥漫的疆场上,还有的为了掩护他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中。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场面,一桩桩悲壮的往事,令周恩来刻骨铭心。他时常 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坚定不移地表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在革命熔炉的锻造中淬炼而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曲折中成长,它的成员也历经苦难和艰辛,倍受磨砺。

周恩来旅欧归来,就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尤其是在无数次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紧要关头,他勇立潮头,接受政治历练、经受党性锻炼、磨练革命意志,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极“左”路线的主导下,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周恩来受到错误批判,成为被集中批判的对象。面对白色恐怖以及党内分裂倾向蔓延的错综复杂形势,周恩来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做好有关同志的工作,缓解了党的内部矛盾,化解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为维护党的团结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和智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湘江战役,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观点对峙。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态度鲜明,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竭力主导会议的走向,主动作自我批评,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运动。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在南方局认真组织学习教育活动,并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指出“重庆办事处及报馆高级学习组已进行学习约16次,每周9小时,从未间断,并已开始研究党史”。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他迅速投身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自觉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5万多字的笔记,作了5次长篇发言,为统一全党思想、增进党内团结起了表率作用。

1956年,周恩来从实际出发,主张反冒进,却蒙受委屈。在后来总结“大跃进”教训时,为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各种纷争,他依然主动承担责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以博大胸襟,隐忍坚守,苦撑危局,以羸弱之身呵护着共和国大厦。

一次次挫折,一番番磨砺,周恩来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过硬的政治定力,愈挫愈勇,意志品格更加牢不可破。

在长期高度自觉的党性修养中内化而成

党性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本和忠诚之基,而党性修养需要长期坚持、高度自觉。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高度重视自身修养,加强自我改造,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座右铭,“日三省吾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始终保持昂扬的正气和锐气。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一如既往地做到逆境中不气馁,面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面对委屈、挫折和挑战百折不挠、勇于担当,面对艰难困苦毫不畏惧、毫不退缩,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就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旅欧期间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在广泛考察国外的社会现实中辨析真理。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里,他在马背上、油灯下孜孜以求,读经典,学理论,补充政治营养,用先进思想武装自己。他还倡导和力行“从无字句处读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向领袖学,知行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撰文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既是对青年一代的启发引导,也是自身多年学习感悟心得的交流分享。

对党的组织生活,周恩来一贯身体力行,自觉参加。红军长征期间,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依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活动。有一次,他问党小组长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开党小组会。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我是党员,应该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严格自律,是周恩来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他都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高度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自己45岁生日这一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他结合实际,从严要求,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提出“抓紧学习”等7条细则,并强调:“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又给自己订立《党员守则》,包括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等6条规定,言简意明,针对性强,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警示和规范自我,率先垂范。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周恩来提升自我修养的基本路径。他长期身居高位,功绩显赫,但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以谦虚的态度、坦荡的胸怀反省剖析自我,在经常不断地总结教训、检视问题中厚植思想根基,坚定政治立场。1949年4月,周恩来坦言:“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党龄了,还是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有同志建议他写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周恩来把初心镌刻在誓言中,把信仰融化在血液中,把忠诚落实在行动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成为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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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9 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0年10月29日17:35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责编:吕腾龙、王静)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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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30 20:2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是如何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
2020年10月30日08:09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是如何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帅过百万以上的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有着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军队作战。怎样取得胜利,这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中提出的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

  初战必胜,这对于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前方的电报以及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毛泽东当时57岁,精力也十分充沛。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在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所以敢于兵分两路前进。他断定,这将是争取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随后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重创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在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和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过程中,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形成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生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在中朝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举。

  这时,彭德怀向毛泽东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时,又说:“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把这个作战方针,叫作“零敲牛皮糖”。到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就表述得更为明确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吞并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的战略图谋已无法实现。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及时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中朝军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了多方面准备。他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就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封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做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实际、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美方曾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拒绝后,就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朝鲜谈判被迫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了战场上的较量。志愿军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发来了一个电报,写道:“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10月23日,毛泽东在庄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取得胜利。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2年底,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其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在1953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毛泽东迅即作出强烈而迅速的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在他的指导下,最终使美军登陆作战的冒险归于失败。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在最后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中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的姿态。他还说服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他在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既有分量又从容不迫。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1953年4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越是取得重大胜利,越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十分可贵的。他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以打促谈,志愿军提前发起了夏季反击作战。对南朝鲜方面公然破坏协议的行为,果断地作出给其沉重打击的决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毛泽东仍然没放松警惕。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最后说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中,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真实故事,有的悲壮英勇,有的令人欣慰。仅举几个例子。

  第二次战役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人悲痛的事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朝鲜,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着深厚的父爱,寄托着厚望。毛泽东从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1950年11月25日,三架美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钟头。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不愿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彭德怀后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以内疚的心情作检讨。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他宽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还有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防能力。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只剩下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志愿军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得英勇顽强,粉碎了美军的攻势。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投入的总兵力约4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后又转入坑道作战,积蓄力量,发起全线反击,至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经受住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美军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再就是,当年决策出兵时,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国内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抗美援朝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责编:曹淼、谢磊)


伟大领袖毛主席,世界级军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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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3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是如何拉开的
孟昭庚

2020年11月03日08: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按照美国的主张,在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当时,苏军已经进入朝鲜北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匆忙想出一个荒谬的办法,划定以北纬38度线为基准,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对日本受降和占领区域的分界线。为了配合对日本受降,苏联默认了这条三八线。

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任首相。南朝鲜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大韩民国(注: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此前,我国不承认大韩民国政权,称之为南朝鲜),李承晚为总统。就这样,一个有着近2000年文化史的民族,有着1200年统一史的国家,形成两个政权,分裂成两个互相仇视的国家。

李承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很快便拥有6个完全美式装备并经受美式军事训练的陆军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只有3个师的兵力,而且这支军队的骨干力量还是金日成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中带回的朝鲜族官兵,在朝鲜新招的士兵缺少系统专业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比较落后。面对南朝鲜的多次武装挑衅,金日成感受到巨大压力。

1949年3月,金日成写下一封自己署名、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名义的求援信,派特使持信秘密前往中国,面见毛泽东。金日成在信中除讲明朝鲜与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差距较大的情况外,还请求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师转归朝鲜政府,编入朝鲜人民军。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族官兵共有5万多人。其中,完整建制的师有3个、独立团1个,其他兵员则分散在四野的各个部队中。这些朝鲜族官兵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战经验丰富,能征善战,骁勇无比,装备较好。金日成在信中要求将这些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明显也要将装备一并编入。此前,独立团已由武亭率领回到了朝鲜。

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与朝鲜人民的友谊,考虑到朝鲜南北军事力量对比的情况,毛泽东向金日成特使表示,可以将林彪指挥下的3个建制师的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其中,布防在东北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马上接受改编,而在长江以南作战的一个朝鲜族师将随后编入朝鲜人民军。

朝鲜与南朝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李承晚不时地发出战争威胁,声称要“北进”,用武力统一朝鲜。金日成想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阴云,就必须铲除南朝鲜李承晚的反共政权,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南朝鲜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

早在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金日成就请求斯大林帮助他统一朝鲜。鉴于对美国介入的担心,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演讲,声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以上声明和讲话发表不久,金日成就抓住良机重新向斯大林提出统一朝鲜的问题。

实际上,此时斯大林想到的也是朝鲜问题。这是因为,日本历来是苏联在远东的心腹之患。朝鲜的统一会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并使日本直接处于其威慑之下。而如今,杜鲁门、艾奇逊公开声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自然就没有必要为美国的干涉而忧心忡忡了,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斯大林接受金日成请苏联帮助统一朝鲜的要求。他在1月30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表示允许金日成到苏联来,准备帮助他。

这时,首访苏联的毛泽东尚在莫斯科,但斯大林却没有向他透露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

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26天的秘密访问。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金日成详细阐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并着重介绍说,由于苏联的帮助,朝鲜人民军事实上取得了对南朝鲜的优势,再加上南朝鲜人民的支持,应当说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朝鲜了。

斯大林也对形势感到乐观,认为现在是统一朝鲜的最好机会。他提醒金日成说,这个统一的计划必须通报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同意的话,他不会有反对意见。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当晚,毛泽东与金日成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谈。

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他说,统一朝鲜的机会已经来临。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明确给予了肯定,并认为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行的。斯大林强调,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就是他此行访问的主要目的。

刚从莫斯科访苏归来还不满3个月的毛泽东,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因为他在苏访问时斯大林已明确表示同意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在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项先期工作已经按部就班迅速展开的情况下,想不到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

毛泽东很委婉地对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大使已经几次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则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他们作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他们不要任何帮助。

鉴于此,毛泽东告诉金日成,事关重大,他需要请苏联驻华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

第二天晚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电报内容如下: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

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该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达。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也就不便持反对态度了。

6月25日,随着反击南朝鲜挑衅的一声枪响, 朝鲜人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三八线,3天后即解放南部重要城市汉城。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 朝鲜半岛南部解放指日可待,朝鲜统一胜利在望。

然而,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唯恐自己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故决定武力干涉朝鲜战争。6月27日上午,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军队将参加联合国军,赴朝参战,并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议案,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向南朝鲜提供援助。同日,他又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6月28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飞到南朝鲜前线视察,声称要坚决歼灭北朝鲜军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次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侵入台湾海峡,并开始游弋。

7月1日,美国驻南朝鲜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 司令部,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 总司令,统一指挥16个国家的军队,紧急入朝,支援李承晚政府。“联合国军”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为主,总共有40多万兵力,后来增至近70万。

9月15日,美军公然在朝鲜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阻止了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步伐,并迅速向北推进,很快就把战火烧到中国的东北边境。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十分严峻的危险局面,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由金日成出面,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的局势。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他知道,胜利决不会轻而易举地出现,速胜往往隐藏着灭顶之灾。朝鲜人民军陷入危局,果然为他所料中。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第一个生日。就在这天,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当毛泽东刚刚参加完国庆大典,回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时,周恩来急忙拿出一封金日成派特使朴一禹送来的求援信。节录如下:

目前的战况是极端严重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上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它设施大量地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人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人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行师……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毛泽东意识到朝鲜局势的严重性,陷入深深的沉思。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早在朝鲜内战爆发时就未雨绸缪作了安排,将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改为东北边防军,一旦朝鲜局势危急,就让这支部队担负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但如今,面对这封紧急求援信,他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随后,毛泽东叹了口气,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周恩来说:“金日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向我们发出紧急救援呼吁的,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呐!”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援朝作战问题。

10月4日上午10时,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便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走进彭德怀办公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正埋首书案,审阅有关西北地区3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计划向中央作汇报。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彭德怀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的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还要严格保密。”

飞机于当天下午4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彭德怀等人乘车直接前往中南海丰泽园。下车后,彭德怀来到后院的颐年堂,周恩来出来迎接并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是美国人不让我们等你啊!”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及列席会议的几位将军,见彭德怀赶来参会,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首先发话:“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都在发表意见,请你也谈谈你的观点。”

由于来京前,彭德怀满脑子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他表示先不发言,而是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知道中央对出兵援朝问题还未形成统一意见。大多数同志认为,我国刚解放,面临着重重困难,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国内残匪还未肃清,新政权有待巩固。特别是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出兵问题应慎重考虑。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缓出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后,对中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讲道:“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10月5日上午10时左右,彭德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因为前日下午彭德怀是在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才赶到会场的,不了解会议的全部情况,他也就没有轻易表态。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的态度,因此想听听他的看法。

两人坐定后,毛泽东说:“老彭,据朝鲜送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那几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发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经过反复考虑,我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彭老总有战略眼光,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喽!”然后又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军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22年的武装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

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说道:“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到朝鲜大约有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如果敌人一旦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基地,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低估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万余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支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听彭德怀讲完这番话,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全部放下武器向他们投降,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出兵援朝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后果不堪设想啊!”彭德怀肯定地说:“主席分析得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由谁挂帅的问题,并征求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紧锁双眉:“林彪同志身体有病,他有难处,中央已同意他去苏联治病,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结果是这副重担还得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为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看还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期待地注视着彭德怀。片刻之后,彭德怀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深受感动的毛泽东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摆摆你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地讲明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正义的、正确的,是英明的。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沿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他既然要来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要想搞好国内的建设那是很困难的。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说道:“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会场上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指挥志愿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10月8日上午7时,彭德怀和他的秘书张养吾,高岗和他的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龚杰以及翻译毛岸英等人乘飞机离京,当天到达沈阳。

也是在这天上午,毛泽东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抗美援朝作战问题。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鉴于朝鲜战场局势严峻,彭德怀为进一步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便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连夜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亲赴鸭绿江沿线调查。经了解,此时侵朝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已达40余万人,各种型号的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用于第一线兵力即有十几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进犯,并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彭德怀由此便知,美帝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占绝对优势,以达初战获胜之目的,彭德怀于10日急电请示毛泽东:“原拟先出动2个军、2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彭德怀的电报刚到北京,毛泽东也收到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中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5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便于当日深夜将这一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便使苏联空军有时间准备。苏联的临时变卦使毛泽东深感意外。

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空军飞行部队调动转场不过三两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十几天时间,完全可以做好一切准备,斯大林的态度明显是在犹豫推诿。原来,斯大林根据朝鲜战场的发展态势,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中朝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便从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退缩了。

在陆续收到彭德怀和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感到事关重大,经与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商谈,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报,通知他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汇报了3个问题: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彻夜讨论,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中国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当晚10时,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加急电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派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机返回沈阳。这一天,由于“联合国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彭德怀告诉朴宪永:“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十三兵团渡江计划。”并邀请朴宪永和他一起赴安东。

10月16日上午,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彭德怀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他分析了朝鲜战场形势,阐明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恐美病”思想,指出:“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占绝对优势,但我们在战术方面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夜战,拼刺刀、投手榴弹等,这些就是敌人最害怕的。”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新情况,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10月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机返回北京。当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和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分别报告了相关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火速飞回安东。当日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和一部电台,在渡江部队前头乘吉普车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秋风飒飒中踏上朝鲜国土,前往朝鲜平安北道与金日成会面。随之,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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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22: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2020年11月04日05:5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以下建议。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2.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3.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4.“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5.“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6.“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7.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

8.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9.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10.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奖励项目。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扩大科研自主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科普工作,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健全科技伦理体系。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11.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强化要素支撑。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1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13.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14.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推进能源革命,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储备设施建设,加快全国干线油气管道建设,建设智慧能源系统,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15.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五、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16.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17.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18.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降低企业流通成本,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19.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支持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六、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20.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21.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

22.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23.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

24.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务公开。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改革。

  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5.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适应确保国计民生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健全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智慧农业。强化绿色导向、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26.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27.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保险。

28.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八、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29.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支持农产品主产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支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30.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1.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32.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33.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推进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智慧广电等工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34.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带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5.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用。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36.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开展污染防治行动,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治理城乡生活环境,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染治理,加强白色污染治理。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

37.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强化河湖长制,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行林长制。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加强黑土地保护,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评估。

38.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提高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十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9.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

40.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深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41.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推动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十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42.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43.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更加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快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就业需求调查和失业监测预警机制。

44.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45.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46.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能。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改善疾控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和管理考核,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改革,发展高端医疗设备。支持社会办医,推广远程医疗。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提升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和残疾康复服务质量,重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全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发展健康产业。

47.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48.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十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49.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人才体系和运行机制,完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立法、制度、政策。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50.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维护水利、电力、供水、油气、交通、通信、网络、金融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确保生态安全,加强核安全监管,维护新型领域安全。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

51.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提升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自然灾害防御工程标准,加快江河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全面推进堤防和蓄滞洪区建设。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发展巨灾保险,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52.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坚决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十四、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53.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与时俱进创新战争和战略指导,健全新时代军事战略体系,发展先进作战理论。加快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加快军兵种和武警部队转型建设,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加强军事力量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联合运用。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完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方阵。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

54.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搞好战略层面筹划,深化资源要素共享,强化政策制度协调,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集中力量实施国防领域重大工程。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加快标准化通用化进程。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健全强边固防机制,强化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十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而奋斗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55.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推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深入总结和学习运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宝贵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好干部标准,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完善人才工作体系,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56.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保障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凝聚侨心、服务大局。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完善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运行和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57.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支持特别行政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实现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支持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58.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强两岸基层和青少年交流。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59.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各领域各层级对外交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60.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按照本次全会精神,制定国家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前景光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04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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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2 19:00 | 显示全部楼层
“积久而成学”
——跟着毛泽东学读书
石磊

2020年11月11日08:11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积久而成学”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一生与书相伴,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独具特色的读书观。通过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观,对加快学习型政党建设、深化“四史”学习教育以及促进个人自我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读书先立志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毛泽东的一生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艺术、哲学、地理、科学等各个方面。但是,他读书并不是漫无目的、随意而为,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的。

  一是为国为民,探求真理。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在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前,就写过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送给他的父亲,来表达自己矢志求学、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他还曾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子任”,以示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抱负,并将“为人,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作为自己读书的目的。

  二是立足实践,学以致用。他曾明确指出,精通书本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将读书学习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命题。他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飞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读书贵有恒

  读书学习是一条艰辛而漫长之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所以,读书人必须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毛泽东在长沙读书之时就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来劝诫自己要坚持读书,绝不懈怠。

  要谦虚,不能自满。毛泽东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一个人如果自满、自大,就会停止学习,逐渐落后于别人,落伍于社会。只有虚心好学,刻苦钻研,才能聚沙成塔,不断进步。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学习求知是永无止境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要谦虚谨慎、不能自满自大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迈向先进工业国的过程中,我们经验是有限的,要善于向苏联等先进国家以及向世界各国学习。因此,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必须保持虚怀若谷、勤奋好学的良好态度,时刻牢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金玉良言。

  要有“挤”和“钻”的精神。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书太难了,看不懂”等实际问题。如何解决“忙”和“难”的问题呢?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勇气。毛泽东认为,读书学习无止境,要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在延安时期,经常有同志以年龄大为理由,不愿意读书。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错误,认为“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同时,号召大家都要到“无期大学”里面读书学习。1972年,在书房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就曾言及读书早已与其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75年,因眼睛患病,他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帮他念书。1976年9月8日,在他逝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是只要是在清醒时,他就开始阅读书籍和文件,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读书须得法

  读书方法是学习者理解书本内容、获取书本知识、实现读书目的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毛泽东十分重视读书方法和策略的运用,他曾将方法比喻成“桥”与“船”,他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广采博览。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学遍天下。关于广采博览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读书的范围上,要不限领域广泛涉猎。他曾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秉持这种读书理念,他广泛阅读,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存,为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二是在读书的次数上,经典之书要反复温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于经典书籍,尤其是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曾讲道,《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读书非常善于思考,他主张要将书本内容和现实社会相联系,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对于书中的内容和观点要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而非“尽信书”。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好“联系员”。毛泽东喜欢读史,尤其是《二十四史》,是他读了一生的书。他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学习历史是为了以古鉴今,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二是做好“评论员”。他读《聊斋志异》时,认为蒲松龄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所以才能写出如此丰富的鬼怪离奇故事;在读《老子》时,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蕴含着辩证法的思想,告诫人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反面;在读到《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的章节时,他说宋江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和扈家庄建立了统一战线。

  勤动笔墨。古人云:“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善于读书者,总是书不离手,手不离笔,手眼并用。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有一条重要的治学经验“不动笔墨不读书”。这个读书方法对毛泽东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一生都在践行和坚持。一是内容摘录。在求学时期,毛泽东嗜书如命,在读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好的文章之时,他总会饶有兴趣地将其抄录下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之时,受益良多,特意用毛笔抄录了4000多字的内容。二是符号标记。毛泽东喜欢在读书的时候标记各种符号,如问号、三角、斜线、方框、单杠、双杠、波浪线等等,每个符号都代表不同的意思,反映了他当时阅读时的思想状态。如早年时期阅读的《韩昌黎全集》《伦理学原理》,延安时期攻读的马列著作,都做了各种符号标记。三是文字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既有对原文的总结、提炼、质疑和评价,也有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独特见解等创新性发展。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他写下了1万多字的文字批注。针对书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概念,他结合我国当时抗战的实际情况,对抗战时期我国存在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创造性发挥。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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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6 23:1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诗词中的本真情趣
汪建新

2020年11月13日08:0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本真情趣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郭沫若的赞语“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最为精当。但人们侧重解读其“经纶”,即宏大抱负、深邃思想和崇高品质,却忽视了写诗填词毕竟只是经邦济世之外的“余事”。毛泽东政暇赋诗,展示了“器大声宏,志高意远”的领袖风采,也体现出他以诗论事的才艺,以诗解压的洒脱,以诗抒怀的本真,以诗自娱的情趣和以诗会友的儒雅。解读毛泽东的诗词“余事”,不仅能摆脱无限拔高的窠臼,真正回归诗词的本质,也能使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可亲可近。

  举重若轻主沉浮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洪流中,毛泽东始终以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姿态挺立潮头。毛泽东诗词见证了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涉及不少社会现实问题,但它终究不是原原本本的历史纪实,更不是立说立言的政论文章。正如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所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诗人毛泽东把思想家的深邃智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理论家的严谨缜密、军事家的胆识机敏,凝练于一个个构思精妙的意象,浓缩于一句句回味无穷的诗行,使纷繁的历史诗意盎然,使严肃的主题生动可感,既给人思想启迪,又给人审美愉悦。

  以《菩萨蛮·黄鹤楼》为例。毛泽东曾有自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这首词涉及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一重大题材,毛泽东仅用三言两语就把握到入木三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茫茫”“沉沉”“苍苍”3个重叠词反映现实困扰和思想迷茫,“锁”字道尽局势险恶和心绪愤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文浅意深,特别是“酹”字,既是对革命英烈的祭奠,又是对前仆后继的宣誓。这一诗句和那段名言异曲同工,不失革命家的本色,又凸现大诗人的才思。

  南征北战马背吟

  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论起诗词创作:“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费德林问:“一行都写不出来?真的吗?”毛泽东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啰。大概这也是脱胎换骨、从新做人的一种表现吧。”这段对话显示毛泽东越是环境险恶,越是诗兴勃发;同时也说明写诗填词和治国理政是两码事,思维特征、心理状态和表达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又谈到写诗:“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富尔问:“主席是否还写诗?”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军旅诗词不是敌情分析,不是作战命令,不是总结报告,马背吟诗的毛泽东显得悠然自在。他用马背上的颠簸缓解繁忙军务的紧张,在战斗的间隙寻求灵感营造诗境,描绘战地风光的秀美壮丽,抒发克敌制胜的舒心畅快,咏叹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

  移情山水寻常事

  “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毛泽东对名山大川心驰神往,正如他在《讲堂录》中所说:“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人生中,无论是前期的戎马生涯,还是后期的政务考察,毛泽东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游历经历,称他为“漫游家”并不为过。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毛泽东吟咏山水的作品很多,人们看重其历史背景和政治寓意,往往淡化了毛泽东爱山乐水的情趣本身。比如,人们赏析《水调歌头·游泳》时,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通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看到毛泽东改造山河的伟大构想,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这种游泳体验带给毛泽东的轻松闲适与惬意畅快,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显然有违毛泽东以“游泳”为题专门赋诗的本意。

  辛弃疾有一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也会寄情山水,在怡然自得中经营他的诗词“余事”。他曾写过几首纯粹的山水诗,如《七绝·五云山》《七绝·莫干山》《五律·看山》《七绝·观潮》。毛泽东陶醉于山光水色,这些作品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只是尽情舒展明朗、舒畅、愉悦的心境。“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近似于一个观光客的自问自答。“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颇像游客的行程记录。“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偏向于钱塘观潮的现场感受和主观想象。这样的诗作,让人们真切领略到了毛泽东诗词深沉、深刻之外的清新自然、闲适飘逸。

  论情论礼论诗谊

  读诗、赋诗、解诗、论诗,是毛泽东的情趣爱好,也是他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诗为纽带,以诗为载体,毛泽东与诗友们共唱心曲。而毛泽东的诗交也耐人寻味,呈现出诗词“余事”的鲜明特色。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不拘礼节,很少表现出亲热。他偶尔写过《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但很少把战友、同事写入作品。他曾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书赠周恩来,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抄赠邓颖超,但他与高层领导诗词交往不多。他曾致信元帅诗人陈毅讨论诗词创作,两人诗心相通,这可算是一个特例。

  毛泽东写过《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答友人》等唱和之作,他的诗友多为文化名流、党外人士以及同窗老友。毛泽东和他们之间常有诗书往来,相互唱和,切磋诗艺。毛泽东对他们敬重有加,书信称谓也很亲密,如称柳亚子为“亚子先生吾兄道席”或“亚子先生”,称黄炎培为“任之先生”,称同学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收到诗友的诗作,毛泽东总是满心欢喜,复信中时常出现“诗及大示诵悉”“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信及诗收读,甚快”之类的措辞。而毛泽东把诗作寄给诗友时,态度十分诚恳,总有“乞为斧正”“录呈审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这样的谦辞。

  诗交属于私交,毛泽东论情论礼。毛泽东与柳亚子诗交最深、唱和最多,但他毕竟是旧文人,难免有些自负。1949年3月28日,他题了一首满腹牢骚的《感事呈毛主席》。毛泽东高度重视,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畅叙“饮茶粤海”“索句渝州”和“还旧国”的情谊,又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坦诚委婉地批评了柳亚子,希望他为建设新中国献计献策。毛泽东对待诗友发“牢骚”,既表现了诗人的含蓄婉转,又展示了政治家的宽容大度,读来如望霁月,如沐春风。

(责编:曹淼、谢磊)


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诗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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