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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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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3 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生平年表


毛泽东生平年表(1893—1925年)2013年12月02日09: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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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26—1931年)
2013年12月02日09: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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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32―1936年)
2013年12月02日09: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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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37―1940年)
2013年12月02日10: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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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41―1945年)
2013年12月02日10:0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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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46―1950年)
2013年12月02日10:0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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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51―1956年)
2013年12月02日10:0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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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57―1961年)
2013年12月02日10: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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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1:0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62―1968年)
2013年12月02日10: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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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1:0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平年表(1969―1976年)
2013年12月02日10: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选自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多媒体光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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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3 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1957年以后的事情读者要有独立的分析判断,1966--1976的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的两个凡是:凡是反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和组织,一定是坏人和坏组织;凡是支持和赞扬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和团体,不一定是好人和好团体(不排除高级黑和带节奏的王八蛋)。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是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历史,是一个有机地整体,不要互相内部攻击,以免被国内外反动分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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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4 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公知,个个反毛,有的是靠反毛起家的。比如《炎黄春秋》即是,这个杂志背后是谁,是谁助长这个反毛大本营成长的,到需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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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5 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和实践
赵万须

2020年08月11日07: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毛泽东对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主要体现在: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以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体发展的方针,夯实国防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军队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以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权;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为先导,引领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点,结合基本国情,构筑军民结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

[关键词 ]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独立自主;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 ] A426 [文献标识码 ] A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间,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体制和国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的谋划,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缅怀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深入全面解析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战略思想的科学构成、内在联系及历史背景,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健康、长久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变化,调整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放到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大势中考虑和谋划,把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作为重要任务。

一边保卫国家,一边建设国防。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百废待兴的国家现状,毛泽东把建设足以有效抵抗外来侵略的强大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现在我们的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1950年1月1日,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11页。)他把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加强建设和保卫国家,要努力争取创造条件,一旦具备了条件,就要加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周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研判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必须参战,不参战损害极大。参战对中国、朝鲜,甚至对东方、世界都极为有利;否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我国东北地区更不利。

因此他坚定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短短几年时间,保家卫国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国防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积极建立完善国防现代化体系,加速提升国防综合实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陆军、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目标。他针对国内外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形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17页。),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1951年7月,针对抗美援朝战局呈现的态势,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58页。)毛泽东认为,国防建设必须从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合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要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发展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独立自主建设强大的国防。他先后提出了一些要求,把加快建立各类军校,加强军队兵种建设和常规武器的制造,加强“两弹一星”研制,抓好民兵建设和国防工程建设等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了我国国防的现代化。

以突出发展国防现代化战略来应对国内外面临的主要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大搞封锁禁运、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进行袭扰破坏、在我国周围建立若干个军事基地、部署大量能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打破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毛泽东一方面告诉人民,“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在战略上藐视它;一方面又说明拥有原子弹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页。),在战术上重视它。这为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仅用8年多时间就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并逐步组建了以核武器为特殊作战装备的第二炮兵部队,打破了美苏对我国的核威胁。

二、以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体发展为基本方针,夯实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不仅强调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同步建设。

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事关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9页。)的战略方针。毫无疑问,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4页。)“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7页。)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正确认识经济与国防的辩证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6页。)他认为,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这个根本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军事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如果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得过多过急,同国家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反会害多利少。他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17页。)对这两件大事,毛泽东把它们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要同时进行。他认为,这两件大事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强大的国防力量能创造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提供可靠的物质支撑。1964年,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速国防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必须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国防建设与工农业建设的关系,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步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9年12月《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军队方面要提出关于国防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交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参见《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1013页。)之后,毛泽东特别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69页。)他还进一步强调:“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种思想不仅是他对国防建设与其他建设协调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更是对“四个现代化”同步发展、提高效率和效益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强大的现代工业能够生产更多新型材料、燃料、元件和机械设备来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科学技术力量实现尖端技术的突破,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以“学两套本事”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提出:“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6页。)

这说明,在国家建设中,除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和平时期工业和战争时期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能迅速地过渡到为战争服务,做到军民两利。这取决于平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进行充分的准备,战争未来之前就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缩小军事生产的比重;一旦出现将要爆发战争的迹象,就以最大生产能力迅速转为军工生产,保证国防需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但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三、以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为重点,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国防现代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军队武器装备、军事人员素质和作战能力、军队编制体制、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工程设施、国防后备力量以及国防理论等的现代化。毛泽东衡量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是军队现代化。他提出要大力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

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武装军队。现代化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既是现代化军队的基本保障,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08页。)这里所说的最新装备,既指现代化的各种作战飞机、舰艇、大炮、坦克、车辆、雷达、通信设备和军需等常规武器装备(也包括民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及交通设施),也指原子弹、氢弹、中远程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后者虽是少量的,却是十分重要的,更是毛泽东特别看重的:“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7页。)毛泽东还提出搞人造卫星,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全面展开。经过长期努力,我军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水平。

把单一军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决定着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基本上是单一陆军军队,而且主要兵种是步兵。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陆军的兵种建设,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要求大力加强炮兵、坦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的建设,把单一的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同时,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要求加强调整编制结构和合理优化军种兵种,“目前的做法是减少陆军,增加海空军”,“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要加强”(《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55页。)。他认为,这既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因为当时具备了发展空军、海军的条件。但是,既要考虑到空军、海军的重大作用,还要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反侵略战争中,陆军仍将是战场的主体,必须加强陆军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军在原来陆军的基础上,组建了空军、海军、第二炮兵等,充实完善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由单一步兵型军队发展成诸军兵种合成型军队,完成了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的重大转变,朝着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06页。)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提高军队现代化质量。军队正规化既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52年就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页。)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正规化要求,反映了军事技术、作战方法和组织形式之间的有机统一,也反映了他在军事、政治、纪律素养水平及其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装备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军队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基本落脚点和出发点。为了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国家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度,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发展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大力培养适合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打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首先要有一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核心思想。毛泽东抓住了军队现代化的本质和关键:“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1页。)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应对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其中包括军事技术人才、军事管理人才,也包括军事指挥人才和军事理论人才。因此,他特别要求:“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批准进行大规模的军队院校建设,经常找军校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并对于如何教育和训练人才等问题作指示,亲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写训词,等等。据统计,到1959年,全军建成各级各类院校129所,总人数约为25.3万人,军队院校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业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培训体系,共为部队输送了26.9万多名干部,为促进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83页。)

四、以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依托,掌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主动权

国防现代化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发展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武器装备现代化生产的主动权,防止受制于人。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有事,就更不可靠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一个主权国家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防工业上首先要靠自己。

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明确表示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951年他指出:“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6页。)1956年他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页。)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因此,我国在1956年提出“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232页。)的目标。建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其中就包括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59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以适应我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情况。(参见《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第1069页。)在此方针指导下,经过多年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体系,具备了能够制造各种武器、包括尖端武器装备的实力。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把国防发展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国防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国家没有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一旦战争爆发,就很容易遭受他国的趁火打劫,甚至是落井下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到苏联不少武器援助,但是毛泽东坚持站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国防建设。1951年,在审阅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的报告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9页。)1958年,他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6页。)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他再次指出:“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2页。)他在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有关核潜艇“合作社”问题时说:“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00页。)毛泽东深知,一些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只能靠自己去创造,才能不受制于人。即使20世纪50年代在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还一再强调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战略上争得主动、防止被动,做到有备无患。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坚持自力更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现代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以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决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而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毛泽东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23页。)。他还指出:“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他时刻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外援,我们对待外援的原则是争取利用但不能过于依赖,只要有利于加快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我们就要抓住时机。20世纪50年代,我国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人力,对推动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争取快一点把战略后方建设起来。建设现代化国防工业、保护现代化国防工业和更好地发挥现代化国防工业的作用,都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重要内容。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局势,更好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抓紧时间和机遇,毛泽东提出加强战略大后方建设——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90页。)三线建设,就是扩展国家战略纵深,营造战略大后方,依靠完整的国防工业增强反侵略战争的潜能,有效应对美苏对我国的核威慑。毛泽东指出,后方建设“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73页。)。战略后方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战略实施的成效,“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毛泽东还认为:“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32页。)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后方建设,我国在西北、西南的三线地区不仅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和基地,也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还建成了配套比较完整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等,初步改变了我国国防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

五、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为先导,引领和带动国防现代化全面建设发展的方向

国防尖端科技是提高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选择以国防尖端科技为先导,从而进一步带动国防现代化建设。

坚持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两条腿走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与之相应的武器装备。如何加快国防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他在全面认识世界军事科技发展趋向、我国周边环境复杂、国内地理条件差别很大等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不能因为发展核武器就去否定常规武器,进而为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制定了实现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受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他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适当减少,以便“腾出钱来,搞一套常规装备”,“另外再拿出一笔钱,搞中程导弹”。(《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6页。)即在抓尖端武器装备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常规武器装备的水平提高和配套生产。

把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毛泽东对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谋划,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强调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相结合发展时,他指出,要采取突出重点、打破常规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他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毛泽东认为,必须敢于跨越他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发展阶段,尽快地在尖端武器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0页。)“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7页。)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核武器研制被放到国防建设和国家科技发展的首位。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37页。)。

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队战斗力水平,归根结底反映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程度和实力地位。关于研制激光武器装备,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11页。)1975年底,他在看过叶剑英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后立即批示:“很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400页。)基于对世情国情军情现状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上,他提出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通过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把国内各路科技大军汇集成合力,重点突破科技难关,使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十年内相继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等等。这些国防尖端科技成就的取得,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

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点,结合基本国情,构筑军民结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战争思想和经验,成功用于指导国防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国家动员和依靠全体人民办国防、守国防的原则,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72页。)的思想。

大力建设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现代化国防。鉴于新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其反侵略战争在本质上依然是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在筹划国防现代化建设时,提出了现代条件下全民防卫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在强调加强现代化正规军建设的同时,也强调加强民兵建设,对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说:“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4页。)“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30页。)他还进一步指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为了提高民兵队伍建设的质量,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41页。)“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63页。)他号召:“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53页。)他认为,民兵是全民防御必须依靠的骨干力量,民兵要具有打现代化战争的意识和一定的能力。这些战略思想,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热情,也创造了更符合当时实际的作战方式,让人民战争真正成为抵御侵略者的重要手段。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建设现代化国防和保卫现代化国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人民战争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国防,要注意将建设和保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筹划。根据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美苏的核威胁而制定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83页。)的战略构想:以“深挖洞”来形容防御敌人的战略空降和空袭,作为进行现代战争战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广积粮”来形容备战、备荒和准备扩大再生产,着眼国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发展。并将当时的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深挖洞、广积粮”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准备打赢现代反侵略战争,除了军队为作战需要而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外,全国各地城镇也进行了大量的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防工事建设。在作各项战争准备工作的同时,发挥出人民群众铜墙铁壁的作用,形成全民积极遏制战争的战略格局。

加快建设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现代化国防。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体制机制,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与国家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提高效益,是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战略思想的一大特色。1953年毛泽东在谈抗美援朝战争时就指出: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例如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毛泽东多次强调,国防建设要贯彻军民兼顾、平战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国防工业生产中,重点生产军民两用的产品,这样战时能够尽快把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这一方针适应了中国国防建设的需求,因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防的建设进程。

七、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效发展

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和国防工业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制定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决策作为一项重大原则坚持下来。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汇报时就指出:“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48页。)由党中央统一领导,这有利于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快速高效发展。

大力协同,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现代化武器装备涉及面广、技术复杂、综合性强。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的设计、生产、试验等,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千百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罗瑞卿在196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67页。)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国防尖端科技研制的集中统一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66页。)为了研制尖端武器,毛泽东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8页。)。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等26个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2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518页。)由于有效汇集了国家各部门、地区力量来保障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得以顺利推进并圆满完成。

在体制上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组织机构。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工作的推进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1951年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同年4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年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2年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用来加强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尖端国防科技研制的集中统一领导。1965年,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海军恢复全面研制核潜艇工作,工程涉及到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为核潜艇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军委于1967年8月28日发出《特别公函》,要求所有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排除万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保证了工程1971年4月开始联合试验。(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542页。)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到关键作用。

统筹兼顾,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就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科学决策,统筹兼顾,区分轻重缓急,搞好宏观调控,突出重点,稳步有序,扎实有效推进。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还就企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及飞机、坦克、舰艇的制造和修理等规定了明确目标。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1955年、1956年党中央相继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决定,国家开始指导以原子弹和导弹为重点的全面研制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指示,1956年制定的国家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器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国防急需专业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目标。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1962年12月制定了两年规划,从而保证了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舰艇、电子3个研究院,属国防部建制,归国防科委统一领导。(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512页。)1964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511页。),提出发展现代化常规武器,使得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逐步由仿制到自行研发的转变,加速推进了我军常规武器装备向现代化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在其军事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毛泽东在新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经济基础落后、遭受西方敌对势力严密封锁的的情况下,以非凡的魄力和胆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解决了新中国在国防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我国国防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赵万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北京100091〕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

(责编:曹淼、谢磊)


这个算不算转载?如果不合适,请帮忙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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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删除?还是过几天在处理。  发表于 2020-8-16 08:14
当然是转载。  发表于 2020-8-16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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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6 2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诗词中的山岭峰峦
汪建新

2020年08月07日08:04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山岭峰峦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位诗人像毛泽东那样熟悉山、喜爱山、赞美山,具有如此浓郁的大山情结。山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无处不在,大的、小的、高的、低的、虚的、实的、有名的、无名的,令人目不暇接,既是吟咏对象,也是灵感源泉。在毛泽东的感性世界和审美视野中,山总是千姿百态、神采飞扬,或瑰伟雄奇,或突兀险峻,或苍翠迤逦,蕴涵着壮阔的时代风云、奇绝的自然风貌和鲜明的社会情态。山,锤炼了他的钢铁意志和坚韧性格,记录了他的奋斗足迹和心路历程,凝练了他的宏伟志向和博大胸襟,寄寓了他的感悟遐思和闲情雅趣。毛泽东钟情于山,又超越于山,山的深沉厚重、豪迈坚挺和博大精深与他的诗词浑然一体,启人深思、动人心魄。

以山记史:踏遍青山人未老

1910年秋天,毛泽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立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迈誓言,他从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从此,毛泽东踏遍千山,足迹天下。他在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在“烟雨莽苍苍”的龟山、蛇山下苦苦沉思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前途;他在井冈山、武夷山一带“唤起工农千百万”,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他在龙岗、白云山、闽山一带“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次次粉碎反动军队的大肆“围剿”;他在会昌山忧患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危在旦夕的红军命运;他率领红军翻越五岭、娄山、苍山、乌蒙山、岷山、六盘山、昆仑山等崇山峻岭,不断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待到毛泽东一声号令,“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三座大山,迎来“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唱雄鸡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他凭吊碣石山,抒发“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慨叹;面对“风樯动,龟蛇静”,他谋划“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图”;他遥望南天,高唱“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送瘟神”颂歌;他到韶山,憧憬“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光明前景;他登庐山,“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他神游九嶷山,赞赏“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美好现实;他重上井冈山,为“旧貌变新颜”而欢欣鼓舞。

毛泽东诗词是具有历史性的完整系列,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史料,是可以的”。一座座大山,贯穿起来就是毛泽东上下求索的奋斗人生史,跌宕起伏的中国革命史,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史。《西江月·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三首词作,俨然就是毛泽东大山情结的一个缩影,因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英雄的山,胜利的山。而频繁出现的“山加红旗”意象,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下红旗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最能体现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本色。这个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因为他的辉煌人生是从山里起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山里寻求到并不断走向成功的。

以山言志:刺破青天锷未残

1934年1月,冯雪峰到了江西瑞金。他告诉毛泽东说,鲁迅在读了他创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鲁迅的评点可谓是独具慧眼,毛泽东听了不禁开怀大笑,颇有一种知遇之感。

毛泽东既刚强又威猛,他的“山大王”气概首先表现为不惧艰险、无坚不摧的大无畏精神。毛泽东坦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然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纵然“路隘林深苔滑”,革命队伍依然“直指武夷山下”。“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到长城非好汉”。别说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离天三尺三”的山再高,英勇红军“快马加鞭未下鞍”,毅然把高山踩在脚下。而“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好一个“细浪”“泥丸”,红军的征服者形象瞬间跃然纸上。

山,是毛泽东不断跨越、攻坚克难的对象,又是他意欲改造、造福桑梓的对象,毛泽东的“山大王”气概,也表现为愚公移山、扭转乾坤的改造者气魄。“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昆仑山,“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毛泽东顺势诘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关注昆仑山,实质上是忧患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句,充分表现出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他对三截大山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用最为雄奇豪壮的诗句表达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理想,塑造了一个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天下,比昆仑山更加伟岸的光辉形象。

山,在毛泽东心目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具有坦荡无私、敢作敢为的崇高品质,毛泽东的“山大王”气概,还表现为山即是我、我即是山的人格形象,彰显他对人生、社会的深邃思考以及肩负历史责任的使命担当。毛泽东刻画的山,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化的自然。为了救国救民,毛泽东“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义无反顾舍小家为大家,“从此天涯孤旅”。山高耸入云,“刺破青天锷未残”,正如林则徐联语所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山顶天立地、一柱擎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力挽狂澜精神品格的生动诠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最凸显毛泽东伟人气度的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激越奔放、奋发有为、蓬勃向上斗争精神的诗意礼赞。

以山写意:无限风光在险峰

山的形貌变幻莫测,婀娜多姿。即便是同一座山,也会因方位、视角、时节、气候、心境等不同而仪态万千。清代刘熙载《艺概》云:“昔人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毛泽东既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也是情感丰富的浪漫诗人,笔墨所到,不仅有翻山越岭的金戈铁马,有重整河山的铁臂银锄,也有兴致勃勃的登山观景,有怡然自得的抒情写意。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七绝·五云山》《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等,尽情展示了毛泽东“性本爱丘山”的文人气质。

毛泽东笔下的山遍布大江南北。从北国的“山舞银蛇”到南方的“万山红遍”;从东南的“赣水苍茫闽山碧”到西南的“乌蒙磅礴”;从西部“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昆仑山到东部“远接群峰近拂堤”的五云山,再到中部的“龟蛇锁大江”,一应俱全。

毛泽东描绘的山活灵活现。“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想象奇绝。昆仑山“横空出世”,令人目眩神摇。“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设喻精妙令人拍案叫绝。毛泽东两次提到武汉的龟山与蛇山,韵味迥然有别。大革命失败时,“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动中有静,表露出“心情苍凉”;和平时期,“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静中有动,它们“阅尽人间春色”。“一山飞峙大江边”,庐山从天外“飞”来,既富生气,又颇神奇。

毛泽东吟咏的山因时而异。春山是“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夏山是“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秋山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冬山为“更喜岷山千里雪”。晨山是“长空雁叫霜晨月”,暮山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晴天的山是“天高云淡”,雨天的山是“雨从青野上山来”,雾天的山是“雾满龙冈千嶂暗”。

毛泽东才思敏捷,诗艺绝伦,“无山不入诗,入诗成绝唱”,山巍峨,景寥廓,意深远,营造出“江山如此多娇”“江山如画”的绝美诗境。他钟情的山有高有低,但更陶醉于“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审美体验,因为他深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深谙“无限风光在险峰”。

(责编:曹淼、谢磊)

毛主席非常精通用旧体诗词书写中国革命建设史诗,为毛泽东诗词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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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7 1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如何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的关系
李明

2020年08月17日08:00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如何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的关系
  战略与战役战斗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关系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如何正确处理这对军事范畴,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创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指导我军以弱胜强、从小到大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斗上重视敌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在1946年8月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当时,党内军内一些人因为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而害怕同国民党决裂,而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深刻指出:表面上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文中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毛泽东认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武装到牙齿,成百万千万地吃人,表现为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从这一点上讲,要重视他们并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每一个局部上,在具体斗争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另一方面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丧失人心,终究会转化为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因此要藐视他们并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在根本上,在整体上,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争取胜利。至于原子弹等新式武器,毛泽东也认为其不过是纸老虎,表面上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并不可怕,它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切新式武器一样,决定不了战争的最终胜负,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就完全有办法对付。

  根据这一根本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并实践了在战略上以弱当强,在战役战斗上以强胜弱的思想,强调在战略上不害怕强敌,不害怕战争,敢打必胜;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解决了如何正确认识敌我力量悬殊差距的问题,也找到了有效转化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途径,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则。

  战略上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

  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失去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战败或被消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将主动权区分为战略主动权与战役主动权,其中战略主动权是指军队在战争全局上的行动自由,战役主动权则指军队在局部或一定程度上的行动自由。毛泽东指出,战略主动权的获得,有赖于军队在总体力量上超过敌人,体现为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战役主动权可以相对独立于战略主动权而存在,获得战略主动权只是获得战役主动权的物质基础,能否实际获得战役主动权还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对战略上被动的一方,具有战略主动权的一方比较容易取得战役主动权,但其战略主动权必须依赖战役主动权来保持,通过战役主动权起作用。按照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我军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在没有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夺得战役主动权,取得一个个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赢得战略主动权。反之国民党军只有战略主动权,没有转化成现实的战役主动权,在一个个战役战斗中被动挨打,最终由进攻转为防御,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可以说,争夺战役主动权是中国革命战争指导的一个重点。

  立足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敌人拥有战略主动权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将战略上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结合的思想。在战争初期,敌人实力雄厚往往处于战略进攻地位,而我军由于坚守自卫立场以及实力上的差距等原因,在战略上是处于防御地位的。但我们这种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它将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结合起来,使被动的战略防御形式中包含有主动的进攻作战的内容,以便打破敌人进攻赢得战争胜利。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在时间上的表现就是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毛泽东认为,无论战略战役还是战斗,速决总是有利的,但中国革命战争是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这就规定了战争在战略层面的持久性。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军队力量上处于弱势,在战役战斗上必须速决,否则就容易陷入力量在总体上占优的敌军的包围而处于危险境地。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指出战役战斗上速决是达成战略上持久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又是战役战斗上速决的前提条件,两者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从而把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战略上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一般而言,战略防御的一方往往处于内线作战,从总体上说是处于被动和不利的态势的。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通过外线的进攻战,大量地歼灭敌人才能实现。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内线与外线的矛盾关系中,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要争得外线作战的主动,关键是要把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结合起来,坚持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在战略防御中多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

  战略上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不规则无定向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正确确定作战的空间方向,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在战略方向上没有规则和定向,就不利于持续努力实现战略目标,就很难赢得战争;反之,如果在战役战斗上机械固守一定的规则和方向,则容易被敌人摸清规律丧失主动,同样很难赢得战争。在红军的东征战役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略上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不规则无定向的思想,将实现确定的战略目标与灵活机动的战役战术指导结合起来,体现了战略指导上的高超艺术性。

  战略上有规则有定向,指战略指导者在一定阶段内,对军队作战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区域,必须有所算定,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能轻易变换,以利战略目标的实现;战役战斗上不规则无定向,指军队的战役战术行动必须保持高度机动灵活,不机械固守某一具体的方向和地域。在这里,毛泽东将军队的作战方向区分为战略方向和战役战斗方向两类,强调在战争中军队必须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并保持相对固定,在战役战斗中则要保持灵活机动,有规则有定向和不规则无定向相反相成并行不悖,深刻反映了军队作战战略方向和战役战斗方向之间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了指导军队选择作战方向的一项根本性方法论原则。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很好地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例。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七战七捷,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关于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精神,在战略上坚持以苏中解放区腹地为预定战场,各次具体战役的攻歼对象和突击方向则根据具体敌情灵活选定,在从东海之滨到运河东岸长数百里的正面上往返机动,哪里的敌人薄弱好打就在哪里打,不拘一格,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处处被动挨打,创造了以1/4于敌的劣势兵力,歼敌5.3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反观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频频出现更换战略方向和决心的事情,辽沈战役期间在几十万东北蒋军是撤是守的战略问题上举棋不定,淮海战役期间对于徐州杜聿明集团是战是撤又是一再犹疑,平津战役期间对于傅作义数十万部队是东撤还是西撤也是迟迟不决,使得作战指导的战略方向不明,战略决心反复,丧失战机造成被动。在战役战斗上,蒋介石又强调以静制动,固守据点,导致蒋军在战役战斗上总是行动迟缓、战术机械,每每为我所制,招架不住,最终走向失败。

(责编:曹淼、谢磊)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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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18 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诗人毛泽东的战“疫”情志
——再读《七律二首·送瘟神》
汪建新

2020年08月18日08:1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在这一特殊时期,重温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回顾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不仅能深切体会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为民解难、为民造福的责任担当,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而且也必将有利于汇聚起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磅礴之力。

人民健康大如天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毛泽东心目中,卫生防疫始终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大事,更决定着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关心人民疾苦,情系百姓安危,是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和深厚情怀。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33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1944年年初,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领导相关部门及时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还切实领导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鼠疫,毛泽东特别指示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予以援助,使察北鼠疫疫情迅速得以控制。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把集中力量预防流行性疾病作为头等大事。毛泽东为此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1年4月,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的具体办法。9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提出“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

1952年春,华北一些地方相继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疫病并出现蔓延势头,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12月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同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既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落实“预防为主”的重要措施。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1956年1月,他又把除“四害”及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列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来,他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毛泽东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极为关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方针,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殚精竭虑为血防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一种疾病,在我国流行甚久。考古发现,我国在21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尸体中已有血吸虫卵,晋隋以来就有关于血吸虫病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遍及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患病人数达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血吸虫病死亡率极高,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群众称之为“瘟神”。

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时有大批指战员感染了血吸虫病,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疫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立即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毛泽东点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处理中央层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时,专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报告后,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以及卫生部、农业部的负责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简称“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区)的血防工作。领导小组甫一成立,立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针对血吸虫病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3月20日至28日,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4月20日,毛泽东把徐运北给中央关于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批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给该报告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标题,批示分发给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省委书记。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批示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为了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体组织,卫生部正式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确要求建立各级防治委员会。

毛泽东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统筹领导防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江西省余江县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间,患病死亡达2.9万余人,毁灭村庄42 个,2万多亩良田变成荒野,竟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余江县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县、试点县。

1951年3月,毛泽东即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务人员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血防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和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县人民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下定决心“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县共发动人民群众3.6万多人,投入劳动日231.4万个;填旧沟347条,长191千米;挖新沟87条,长117千米;填旧塘503口;完成土方416.4万立方米,基本上完成了大面积的灭螺任务。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发表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的《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6月1日《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在《江西日报》刊发,宣告余江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浓情高歌送瘟神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当晚,毛泽东在读罢这则通讯后,心潮起伏,兴奋不已。7月1日清晨,他激情赋诗: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写完之后,毛泽东当即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还为这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为《七律二首·送瘟神》又是写小引,又是写后记,这是他自注和解释得比较多的两首作品。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太乐意发表诗词作品。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时,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就曾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七律二首·送瘟神》可算是一个特例,毛泽东急于发表,无非是想给血吸虫消灭战鼓劲助威,只是因为毛泽东反复修改,迟至10月3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毛泽东消灭血吸虫病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感情是多么投入、决心是多么坚定!

第一首诗写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流行,广大农村凄凉萧条,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恨。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旧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血吸虫使大好河山萧条黯淡,神医华佗也无法根治这种顽疾。“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村落不见庄稼,到处杂草丛生,千家万户人丁稀少,只有鬼在唱歌。诗句饱含着对深重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是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由于虫害长期肆虐,人们只好坐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公转茫然地巡视太空。毛泽东对人民的关切之情随着想象飞到天外,遨游广阔宇宙长河之中。人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解脱疾病、消灭瘟君的救星呢?“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牛郎是劳动人民的化身神,十分关注瘟神肆虐之“事”。如何回答牛郎的发问呢?诗人的答词是:一切悲欢离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了。血吸虫祸害人间,是天怒人怨。

第二首诗写新时代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壮举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浓情歌颂了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绪热烈、语调高亢,与第一首感情抑郁、语义哽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荡漾,杨柳轻拂,生机盎然。翻身解放之后,六亿中国人民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像古代圣贤尧舜一样奋发有为,勠力同心,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接,就像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毛泽东是在盛夏时节写这首诗的,却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里。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五岭”泛指山脉,“三河”泛指河流,代表了整个中国。“银锄落”“铁臂摇”,指农民大力兴修水利。作者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试问瘟神,你要到哪里去呢?人们已焚化纸船,点燃蜡烛,火光照耀天际,送走瘟神。瘟神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最终会被送上西天。这与第一首中的“华佗无奈小虫何”遥相呼应,表达了对瘟神的蔑视和嘲笑,生动表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

在所有毛泽东诗词作品中,《七律二首·送瘟神》是纯粹以民生问题为主题,具体又以防治血吸虫病疫情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作品想象丰富,对比鲜明,语言生动,情致高昂,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科学,又有神话;既有对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叹息,又有为新时代人民壮举的喝彩。两首诗浑然一体,以始终如一的爱民思想和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给后人以战胜瘟神、战胜邪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

原载:《党史文苑》2020年第8期

(责编:曹淼、谢磊)


必须坚定不移的发展中医院和中医药,保卫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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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0 16:1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诗词中的江河湖海
汪建新

2020年06月12日07:55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江河湖海
  毛泽东出生于山水相依的韶山冲,就连他的名字都充满着水的润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毛泽东是仁者,也是智者。毛泽东迷恋山岭峰峦,也钟情江河湖海。水赋予他跃动的灵感和才思、澎湃的激情和斗志、敏锐的诗情和智慧。对毛泽东而言,水是历史馆,水是风物志;水是思想库,水是教科书;水是比武台,水是运动场,包含了深邃的人生感悟、悠长的历史积淀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毛泽东吟咏的江河湖海气韵生动,或湍急、或流深、或汹涌、或壮阔,要么纪实叙事,要么写景抒情,要么明志喻理。这些作品气势恢宏,想象丰富,思想深刻,意境高远。
  观沧海:子曰逝者如斯夫
  《论语·子罕》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有“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的感触,苏轼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辛弃疾有“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长叹。毛泽东在体察流水中研读历史、体验历史、创造历史。他将孔子哲语直接入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痛恨血吸虫病长期肆虐,“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他回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他重上井冈山,“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这是对锦绣河山的赞美,也是对岁月悠悠的咏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毛泽东在江河湖海中回溯历史长河,把握时代潮流,成就千秋伟业。
  在《祭黄帝文》中,毛泽东以“胄衍祀绵,岳峨河浩”颂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绵延不绝,中华大地五岳巍峨,长江黄河奔腾浩荡。毛泽东在橘子洲头独立寒秋,凝视“湘江北去”,思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他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武汉长江边,化解大革命失败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苍凉心境。“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赣江风雪迷漫处”“赣水那边红一角”“赣水苍茫闽山碧”,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地区“唤起工农千百万”,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用兵如神,创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人间奇迹。面对“千里冰封”“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静穆黄河,他不断集聚中华民族在沉默中爆发的磅礴力量。他决胜千里,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取得人民战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辉煌战果。“饮茶粤海未能忘”“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进京“赶考”,运筹帷幄,亲手缔造新中国。毛泽东伫立“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北戴河沙滩,“往事越千年”,感怀“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历史云烟。毛泽东俯瞰汨罗江,叹惋爱国诗人屈原“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的千古遗恨,同情青年才俊贾谊“高节终竟受疑猜”“空白汨罗步尘埃”的人生悲剧。他登上“一山飞峙大江边”的庐山,“冷眼向洋看世界”。他环顾“小小寰球”,纵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潮流。
  抒情怀:我自欲为江海客
  《贺新郎·别友》一词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一句,曾有一件手迹写为“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谢灵运《自叙》诗:“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苏轼《送曹辅赴闽漕》诗:“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毛泽东以江海客自喻,水情思缠绵,水情趣盎然,水情感难忘。“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用心潮翻滚表达思念爱妻之深切。“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社会动荡不足为虑,人世纷扰总能化解,显示出胸有成竹的自信与从容。“五岭逶迤腾细浪”“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分明是在写山形,落笔却成了咏水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深受水文化滋养的毛泽东,有大江奔腾的性格,有大海浩瀚的胸襟,有狂涛巨澜的激越。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他自幼就不满于“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的闭塞,“独坐池塘如虎踞”,渴求个性自由。他通过观察、鉴赏、领略水的柔性、神奇与曼妙,不断丰富自己的视野、阅历和涵养。他惊羡“洞庭湘水涨连天”的磅礴,欣赏“漫江碧透”的清澈,推崇“寥廓江天万里霜”的旷达,迷恋“风起绿洲吹浪去”的野趣,沉醉“浪下三吴起白烟”的浩渺,向往“热风吹雨洒江天”的生机,憧憬“江草江花处处鲜”的繁荣。在观赏钱塘潮时,毛泽东从“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的奇观中,联想起“铁马从容杀敌回”的雄师劲旅,令人拍案叫绝。
  展宏图:地动三河铁臂摇
  《老子》讲:“上善若水。”古往今来,江河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福祉,但也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毛泽东深谙治水与兴国安邦的关系,早在1934年1月,他就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诗词涉及改造自然的诗句,其具体内容都落在治水上。比如,血吸虫病致使“绿水青山枉自多”“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人们“送瘟神”的举措之一就是开挖新渠,填平淤塞旧沟,彻底改善水源环境。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面对汹涌波涛,他一字一板地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使黄河安澜,对黄河心存敬畏的毛泽东始终致力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品读《念奴娇·昆仑》时,人们大多惊叹于“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神奇想象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宏大抱负,却时常忽视了“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现实关切,而这恰恰是激起毛泽东意欲重整河山的直接诱因。
  新中国诞生伊始,毛泽东就把治理长江等大江大河纳入议事日程。他曾多次实地考察长江水情,并亲自参与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与论证。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时,对“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表示欣慰之余,提出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2003年,三峡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
  强体魄: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自幼便在韶山的南岸塘中游水嬉戏,游泳成了他一生的业余爱好。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长沙求学时,他常下湘江游泳。他还贴出《游泳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我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沁园春·长沙》“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是毛泽东酷爱游泳的生动写照。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54年盛夏,毛泽东直面“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毅然下海迎潮搏浪,吟成《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6月20日,尽管雨季水涨、江水混浊,他依然到湘江游泳,体验“春江浩荡暂徘徊”的喜悦。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畅游长江,抒发“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畅快与惬意。1961年9月,毛泽东邀到访的蒙哥马利游览长江,观看他在长江游泳,并为他手书《水调歌头·游泳》。1956至1966年间,他一共18次畅游长江。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期间先后5次下海游泳。1957年9月11日,毛泽东观看“钱塘秋涛”后,在钱塘江游泳。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他到邕江冬泳。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电站大坝的将军河游泳。1960年初,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柯腊拉伊,说想去游恒河。1960年6月,毛泽东对老友斯诺说,期盼去密西西比河游泳。1974年底在长沙,81岁的毛泽东还5次到游泳馆游泳。这是他与水最后的亲近与搏击。

(责编:曹淼、谢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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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4 17: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万水千山总是情,人民想念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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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4 20:50 | 显示全部楼层
坚定制度自信 深刻认识制度优势是国家的最大优势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颜晓峰

2020年08月24日08:07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近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

其中第三个专题“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笔者认为,这一部分内容深刻阐述了制度对于治国理政的重大作用,说明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重大意义,彰显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作为支撑的必然结论。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国家发展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面积、人口、自然资源、教育水平对于该国的发展是基础性的,但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变化,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国家制度的变革,却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并且会对国家面貌带来巨大影响。符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先进社会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快速健康稳步发展,促成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这次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就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一次集中展现。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是一国之本、国之纲纪,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军事实力、国际地位等,都能从不同方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些方面的高下与国情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制度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制度的产出。因此,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质上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革命,通过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增强制度竞争力以至国家竞争力。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的力量正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争取主动地位、更好发展自己的根本力量。

制度稳则国家稳。国家制度维护社会运行秩序、调节社会关系矛盾、确立社会行为导向,对于国家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压舱石作用。制度稳指的是制度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并且成熟定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根本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我们的制度自信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自我完善能力,不断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是完善和发展,制度自信就越为巩固。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任一林、万鹏)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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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0 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竭忠尽智 执着探索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0年08月30日05:2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探索真理,胸怀坦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不懈,忘我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张闻天同志1900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目睹中国内忧外患,积极投身时代大潮,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之一。此后,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东渡日本留学,赴美勤工俭学,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从1919至1925年,张闻天同志致力于文学革命,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创作和翻译了大量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作品,被誉为“少年文学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中的一员。同时期,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研究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潮加以比较鉴别,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他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

  1931年初,张闻天同志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张闻天同志作为中央领导成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和宣传(主要是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影响)负有相应的责任。但同时,他从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指导中,逐步认识到“左”的严重危害并开始纠“左”的尝试。1932年10月,他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强调要反对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933年初,张闻天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长征途中,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路线决裂。遵义会议上,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并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推举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党内负总责。从这时一直到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日常工作由张闻天同志主持。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真理,抵制谬误,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主导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为实现党中央的团结和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征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实现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召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并起草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和抗日新局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赞同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随后配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内部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张闻天同志还始终关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许多有关文化运动重要方针政策的文件,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同志实际离开了党内“负总责”的岗位,主要负责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和两部合并后的宣传教育部部长、《解放》周刊主编、《共产党人》编辑、马列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在主编《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期间,张闻天同志撰写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必胜前途,鼓舞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他写的《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文章,在党员和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为开展国际宣传,他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用英、俄、法三种文字印发的刊物《中国通讯》;1944年主编党内《参考资料》,比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紧迫任务。张闻天同志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更要提高马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加强党校工作,培养能够深入群众的干部,能够应付统一战线局面的干部,使干部适应于新的条件”。1938年,他在延安领导筹办了马列学院(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并兼任院长,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他亲自领导制订实施学院教学计划,多次约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和从前方回来的地方、军队领导作报告,为党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和理论骨干。同时,张闻天同志主持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10册)和《列宁选集》(20卷),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同志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恳切表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他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既是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实地考察的宝贵记录,也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还根据调查研究的体会写作《出发归来记》,深刻认识到: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这表明张闻天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张闻天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做地方工作,历任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明确提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六种成分(后经中央修改为五种)及党对其不同的方针,是我们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其基本思想被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此后,张闻天同志一直坚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中国外交第一代领导人和开创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在外交战线工作近十年,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他坚定执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局面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1951年至1954年驻苏联大使任内,张闻天同志提出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着手成立我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亲自抓调研工作,使大使馆真正发挥党和国家耳目的作用。他十分重视积极发展中苏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以大使身份参加了与苏方进行的有关谈判,是“156项工程”在苏联具体落实的主要负责人。在研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要“稳步前进”,并在中国钢铁工业布局、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1954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张闻天同志积极致力于外交战线基础建设,着力加强部领导班子建设,坚持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强调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关系,从改进各司工作和加强调查研究两个方面,努力提高外交部业务水平。他到各国驻外使馆巡回视察,具体指导改进对驻外使馆的领导。在他主持下,外交部成立了部政研室、部直属国际问题研究所,恢复和加强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了交流信息和经验的内部刊物,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内部业务交流工作。他倡议建立外交学院,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张闻天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勤于思考,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提出外交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等重要观点。在外交实践中,他反复提倡要“勤俭办外交”,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强调首先要把国内事情办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些见解和主张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批评当时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此,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撤销外交部领导职务,到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仍深切关注党的命运,笔耕不辍,顾全大局,保护同志。1976年张闻天同志猝发心脏病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

  四、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张闻天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竭忠尽智,执着探索,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张闻天同志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楷模。张闻天同志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道路多么崎岖坎坷,他始终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前途充满信心,一息尚存,奋斗不止。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他无怨无悔,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写下几十万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笔记文稿,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他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都没有丧失信心。”弥留之际,张闻天同志深以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为憾,一再嘱咐妻子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公债存款全部交给党,算作他最后一次党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张闻天同志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张闻天同志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尽管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同时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曾掷地有声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延安整风中,他多次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作出深刻检讨,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诚恳深刻检讨,公开为当年自己犯的错误承担责任,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勇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张闻天同志是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楷模。张闻天同志学识渊博,作风严谨,他依靠调查研究做决策,注重从实践中深化理论认识。经过实际斗争的艰苦磨练,他更加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在实践中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张闻天同志是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楷模。张闻天同志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赞叹:“现在是劳动人民的时代啊!这些最平凡的人物,就是真正的英雄,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必须经常教育全党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常说:“一个党的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亲属只有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保持公仆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热爱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当前,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张闻天同志“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的美好理想正在变为现实。让我们继承和发扬张闻天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30日 06 版)

(责编:牛镛)


从遵义会议后到六届六中全会之间的党中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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