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光学仪器都是中国发明的！

长安今何在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2-12 10:56:38 点击:19907 回复:896


望远镜一般都认为是利玛窦在1601年“带来”中国的，很多光学仪器都是西方“发明”，真的如此吗？


让我们逐步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七修类稿》中的“眼镜”，及对“凹凸镜”的探寻与追索


○眼镜


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虏人得而制之，以遗中国，为世宝也。予意恐即《文选》中所谓玉珧海月。及读《临海异物志》，载海月如镜，白色正圆，有腹无口，目可炙食。又《纬略》引郭璞《江赋》，晋安《海物异名记》、《侯鲭》等录，明玉珧处俱不言制镜之事。后与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若圆灯剪然，可开合而折叠。问所从来，则曰：“旧任甘肃夷人贡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间，未若人言也。每疑而问人，丰南禺曰：“乃活大车渠之珠囊制之者，常养之怀中，勿令干死，然后可照字。”予意西番所来是矣，然西番少车渠人，养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宝之无用，不犹鼠之藏金乎？书出而传之，博识者必有以告我。

长安今何在

“眼镜”：这里已经出现了具有“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功能的眼镜！

这个名字的出现足以说明当时明代有这样东西，并以此命名为“眼镜”这个名称，并非外来产物，而是早就出现的东西！

也说明“眼镜”的名称，以及眼镜本身都是中国产物，并不是从西方传来以后才有“眼镜”这个名字的！

郎瑛（1487年～1566年），字仁宝，号藻泉，世人称“草桥先生”。杭州仁和县（今浙江杭州）人。明代藏书家，文学家。正德年间诸生。博览群书，专注学问，淡于科举。著有《七修类稿》55卷、《订正孝经》1卷、《大学格物传》1卷、《萃忠录》2卷、《青史衮钺》60卷等。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出生，五岁丧父，由母诸氏养成。早年身患疾病，淡泊功名，好山水，一生交游甚伙，可考者有王一槐、王良俊、金美之、金珊、王济、虞元良诸人。因居草桥门，自号“草桥子”，八十岁时，“犹日综群籍，参互考订”。当时倭寇为患沿海，郎瑛亲历兵燹，作品中多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不满。世人称其为“草桥先生”。嘉靖四十五年尚健在。

关于眼镜的来历，郎瑛也产生了疑惑，当时明代说成是“甘肃夷人贡”来的，可是郎瑛问人后，得到丰南禺的回答：“乃活大车渠之珠囊制之者，常养之怀中，勿令干死，然后可照字。”，作者却很难相信：“予意西番所来是矣，然西番少车渠人，养亦未必然。”，西番并不具备制作眼镜的条件啊，所以，很希望作者盼望“博识者必有以告我。”

假设就以这个说法为真，可是，砗磲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特别在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低潮区附近的珊瑚礁间或较浅的礁内较多。都生活在热带海域的珊瑚礁环境中。

中国的台湾、海南、西沙群岛及其它南海岛屿也有这类动物分布。

这样一来，“甘肃夷人”和西洋人所在地都不产砗磲，所以，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眼镜一般都是用玻璃、水晶石或透明矿物质来制作镜片的啊。

实际上，眼镜这种东西本就是中国自产的，但是，为什么说成是外来的？希望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这样的说法，却无法自圆其说，才有明代《七修类稿》郎瑛的疑惑吧！

长安今何在

关于“眼镜”的记载

现在一般都是说“眼镜”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外国进贡的，真的如此吗？

嘉靖年间，张靖在《方州杂录》中说：“所得宣庙赐叆叇，如钱大者，形云母而质甚薄，以金镶轮，纽之合则为一，歧则为二，老人目皆不辨细书，张此物于双目，字大加倍”，看来明代的眼镜还是很奢华的：宣庙所赐，以金镶轮，可以折叠。

明嘉靖郭瑛在《七修类稿》中云：“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毕见，诚世宝也。”

明万历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卷二《叆叇》条云：

“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信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

明末张自烈《正字通》：“叆叇即眼镜。”

明景泰三年，进士张宁在其著述中提到他见过两副眼镜。活动在万历年间的小说家，罗懋登在其《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第五十回写道：“永乐八年（1410），满刺加国王朝贡叆叇十枚。”

清赵翼《陔余丛考》载：“古未有眼镜，至明始有之，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自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或以水晶制成。”

清初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载，眼镜“顺治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

但是，奇怪的是，“叆叇”在宋朝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这说明“眼镜”不是在明朝才有的事物啊！

宋朝赵希鹄《洞天清录》记：“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洞天清录》大约成书于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

宋代著录眼镜的还有《刘澜暇日记》《方舆胜览》等，当时已能磨制十几种单片水晶凸镜片（不同度数的老花镜）。《方舆胜览》大概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但直至度宗咸淳二年(1269年)才有刻本流传。

宋人笔记《暇日记》还提供了一个事例：“史沆断狱，取水精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牍故暗者，以水精承目照之则见。”水精，即水晶。史沆是北宋苏洵的同乡兼朋友，他在担任执法官时，可能得了老花眼，因此曾使用水晶制成的眼镜阅读案卷。

不过，此时的眼镜，形制应该不似今日我们熟悉的带镜架双片眼镜，而是单个镜片，无镜架，使用时以手持着，就如使用放大镜。

据说西元1260年，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在他的自传里曾经提到，他看到的一个中国老人家脸上挂着一个形似镜片的工具在看书的场景，据推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眼镜。

有种说法认为是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将它带回意大利的，毕竟他在着作《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写道「1260年时，中国的老年人看小小的字都要戴眼镜。」

对眼镜记述得更详细的是明朝张宁的《方洲杂言》：“尝于指挥胡龙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世之硝子，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剌，似闻其名为叆叇。”

这条记载透露了几条信息：一、此时的眼镜是双镜片的，大如铜钱，有镜架，可折叠；二、这里的眼镜显然是老花镜，因为它可以使“字明大加倍”；三、两副眼镜一为皇帝所赐，一为胡贾所售，价钱是一匹良马，由此可知，此时的眼镜还非常昂贵，是稀有物品。

不过，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第一副近视眼镜，是在1260到1290年之间由意大利人发明的（一说英国人罗格·贝肯在西元1268年发明）。当时还并没有完善的验光技术，因此所谓的眼镜也不过是两片被连在一起的放大镜，甚至连支撑的脚架都没有。

长安今何在

“眼镜”在明代的发展

明代崇祯初年(1628年)，苏州眼镜史上山现了一位杰出的技师，名叫孙云球，字文玉，又字泗滨，原籍吴江。他从小勤奋好学，当时他看到视力不健的人很痛苦，但“单照”镜之类又使用不方便。于是他就精心研制一种可常架在眼镜上的镜片。他经过反复多次试验，利用机械原理发明创造了镜片研磨机器-牵陀车。

这种牵陀车，就是所谓古典法加工的水橙，是用脚踏转动，采用矿石砂、白泥、砖灰等作研磨剂或抛光材料，把镜片磨成凸凹透镜，以适应眼屈光的需要，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技术。用天然水晶石磨制出镜片。

同时他又掌握了“对光”(验光)的技术，按照人的年龄和不同的视力研制出老花、近视、远视等品种以及各种光度的镜片，并编制了一套“随目对镜”的原始验光方法用以验目配境。这样就可以随目配镜，效果丝毫不差，戴在脸上也比较方便舒适，以适应各人视力的需要，这是我国自主验光配镜的开始。

他事先磨制好24种各类度数的眼镜，让顾客自试，看哪一种最合适便为之配制该种眼镜，这其实就是现代的“主觉验光”。

水晶眼睛治疗眼疾效果明显，深受欢迎，人们争相，孙云球的舅舅董某便是受益者之一。

身为秀才的董氏近视严重：“阅文缮写，在见寸以内”。

使用眼镜后，视力大为改善：“顿使目光远一尺有余”。

后来，孙云球又发明研制了不同用途的光学镜头，有百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多面镜、幻容镜等数十种之多。从此，孙云球制造的眼镜名扬各地。可惜他英年早逝，33岁就病逝了，但他给后人留下科技制作《镜史》一部，对推动后世眼镜制造技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镜史》的畅销促进国内眼镜制造业快速发展，眼镜价格也随之一路走低，从几十金降为七八金。

到了清“顺治（1644～1661年）年间，苏杭人大量制造、贩卖眼镜。

每副值银最贵不过七八分，甚至四五分，二三分都可以改善视力，便宜的价格最终使一般百姓都能使用。

据说镜史被发现，他的出生年份定为1650年左右，死于1681年以后。目前看到的孙云球出生年份有两种，崇祯初年（1628年）和崇祯三年（1630年），在1662年，年仅33岁的孙云球英年早逝。

明代崇祯时期，孙云球制造的眼镜已经比郎瑛的眼镜“可开合而折叠”更先进，更方便了，说明眼镜的技术在不断演变发展。

继孙云球之后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苏州又出了一个制造眼镜的人才，名叫褚三山。他进一步发展了制造眼镜的技术，颇有影响。

由于苏州出了孙云球、褚三山两位杰出的制造眼镜的技术人才，从而推动了当时苏州眼镜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在1735年，苏州已出现了专门生产眼镜的手工作坊。

到了清康熙年间，眼镜的制作与销售已在北京、上海、苏州、天津、广州等地蓬勃发展。眼镜已成了专门的商品。但是一直发展的不好，后来被西方眼镜冲击了，也就化为乌有了！

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明人绘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永乐时已有眼镜，图卷中在挂有“兑换金珠”招牌的金店门口有一位老者鼻梁上架着眼镜，只不过没有看到挂于耳后的双腿和系于脑后的线带。

图 《南都繁会图》上的戴眼镜老者


还有说南宋时期国人就发明了双片有梁架以线挂耳的眼镜，记得在《清明上河图》中发现过宋代有眼镜店，但是一时没有找到图片，不过，这足以说明眼镜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但是这段历史为什么却很少提起呢？总是强调这些东西都是西方“带来”的，可以说，把中国说的好像什么都不能自产，凡是高科技都是外国“发明”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自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真是不明白！
而魏晋古墓中出土过用水晶制的放大镜片确是事实，（以前的眼镜就如现在的单柄放大镜，以此掩面）。

不管怎么说，眼镜在中国是有历史的，自然不可能是西方传来，甚至“发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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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中方

拍成电影，要世界大片，那就是极好的，不过发明主要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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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

长安今何在

“眼镜”与“望远镜”的中西发明说法

“叆叇”在宋朝著作中已经出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明人绘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永乐时已有眼镜，还有其他明代绘画里也出现了戴眼镜的形象，那么现代式望远镜的出现也并非不可能啊！

图 明代《南都繁会图》中的戴眼镜士人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望远镜是西方“发明”的，时间如下：

1608年，荷兰的一位眼镜商汉斯·利伯希偶然发现用两块镜片可以看清远处的景物，受此启发，他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架望远镜。160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伽利略·伽利雷发明了40倍双镜望远镜，这是第一部投入科学应用的实用望远镜。

还有一种说法是：17世纪初的一天，荷兰小镇的一家眼镜店的主人利伯希（HansLippershey），为检查磨制出来的透镜质量，把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镜排成一条线，通过透镜看过去，发现远处的教堂塔尖好像变大拉近了，于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望远镜的秘密。1608年他为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申请专利，并遵从当局的要求，造了一个双筒望远镜。据说小镇好几十个眼镜匠都声称发明了望远镜，不过一般都认为利伯希是望远镜的发明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朝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后，据说也“带来”了望远镜。

利玛窦，1578年到印度，1583年到中国，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时带来了望远镜和世界地图，并将《四书》译为拉丁文。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利玛窦在1601年“带来”了望远镜，既然同时期的西方已经了望远镜，那么就没有必要在1608年再“发明”一遍望远镜了！

这显然是1601年利玛窦在中国获得了望远镜，传入西方在1608年有可能是仿制成功，或者是获得望远镜的时间！

因为眼镜的功能已经能够让人知道，通过镜片“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可以看清楚字迹，甚至是远处的景物，根本不可能是通过偶然将“两块镜片可以看清远处的景物”才知道这个功能的！

关于眼镜，西方可是这么说的：

1268年，罗吉尔·培根最早记录了用于光学目的的透镜。

在欧洲，最早的眼镜出现在意大利，由Alessandro di Spina of Florence引入，最早有眼镜的画像《Hugh of Provence》是Tommaso da Modena于1352年绘制的，据说是一位名叫阿尔马托的光学家和一位生活在比萨市的意大利人斯皮纳发明的。

也就是说，最早的眼镜出现在意大利，历史上第一幅出现戴眼镜的人物画像是托马索于1352年在物雷维索所作的普罗旺斯像，此时相当于我国明朝洪武年间。

既然，明朝洪武年间，西方已经有了眼镜，就应该知道镜片“老年观书，小字看大”的功能了，为什么还要在“发明”望远镜的时候，说是“偶然发现用两块镜片可以看清远处的景物”时才知道这个功能的呢？！

西方的透镜总不可能是先制造出透镜，再发现透镜放大功能啊，都不知道透镜具有什么功能，又怎么可能去制造透镜呢？西方的玻璃透镜是怎么得来的？

这是透镜“先”出现于西方对透镜的认识啊！

倒不如说是西方通过望远镜，才知道这件事，而非早就“发明”了眼镜、望远镜！

这只能是西方直接获得了望远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给西方的望远镜一个“出处”，证明是西方自己“发明”的，才这么说！

而中国的历史记载，也已经说明“眼镜”的历史悠久，远比西方所宣称的最早时间1268年要早的多，用水晶制的放大镜片在魏晋古墓也有出土！

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历史记录中眼镜的雏形出现在中国。目前发掘到的最古老的眼镜，产于我国东汉末年。

眼镜的“进化史”，经历了原始传说、单片单柄、双片无腿、双片单腿、双片曲腿5个阶段。最早的眼镜，度数和镜片颜色都由水晶本身质地说了算。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经常能够看到眼镜是“外来”的，是西方“发明”“传入中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就是不承认眼镜是中国本土发明的，明明中国有历史有记载有文物互相多方面验证，却就是要采纳“西方传入中国的”作为结论。

既然已经能够证明眼镜是中国发明的了，而我们的历史记载，出土文物都能够说明“眼镜”并非是外来的，为什么现在偏偏要写成最早的“眼镜”出现在意大利呢？！

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中国的眼镜传入意大利才对！


而眼镜与望远镜的关系，难道就没有人去研究一下吗？！就这样轻易的相信“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中国的吗？！

毕竟，镜片磨制的技术，中国很早就有了，而凹凸透镜的应用也包括了眼镜和望远镜的！

西方“眼镜”的演变过程，再到“望远镜”的出现，都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清晰的证据链，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是西方“发明”的！

中国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使得各项技术逐渐进步，明朝时的西方，根本不可能“带来”望远镜！

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发明”都是爆发式的，没有积累过程，又怎么能够相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西方就什么都会了呢？！

当然，更奇怪的是没有天文历法，没有历史的西方，为什么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时间，真是件怪事呢！

因此，所谓明代传教士从西方“带来”望远镜的说法，都是有着极大问题的！还不如说是利玛窦到了中国，才知道的望远镜！明明就是中国望远镜传入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写的“望远镜”的利伯希申请的专利时间是1608年了！而不可能是利玛窦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时“带来”了望远镜的时间。

因为，西方可能获得“望远镜”的时间就是1608年（存疑），西方根本没有“发明”望远镜，真正发明“望远镜”的中国！（这个问题以后还会在相关文章里逐渐详细说明的。）

长安今何在

简述下“眼镜”、“望远镜”制造需要的一些条件


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呢？

这就是眼镜镜片的功能，比如明朝时期，郎瑛提到了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的功能，而这就是凸凹透镜，以适应眼屈光的需要。

凹凸透镜：是中央部分较厚的透镜。凸透镜分为双凸、平凸和凹凸(或正弯月形)等形式。薄凸透镜有会聚作用故又称聚光透镜，较厚的凸透镜则有望远、发散或会聚等作用，这与透镜的厚度有关。

凸凹透镜的实际应用：

1、照相机；

2、幻灯机；

3、投影仪；

4、老花镜；

5、显微镜；

6、望远镜；

7、近视眼镜。

不懂凹凸透镜的原理，不懂凹凸透镜的制造，那也就无法相应的应用透镜望远、发散和会聚的作用来发明各种光学仪器了。

长安今何在

“琉璃（玻璃）窗”的使用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琉璃”不透明，但并非如此，透明的琉璃窗中国古代就有记载了！

《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晋朝晋武帝的时候已经有了琉璃（玻璃）窗：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季节不同，对窗户的称呼也不同，春谓东窗；夏谓南窗；秋谓西窗；冬谓北窗。”

《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

王子年《拾遗记》-----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莹彻。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与爱姬四人，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了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百浣不歇，名曰“百濯”。或以人名香，每游皆与同舆席，以前后为次。所居室，名为“思香媚寝”。

图 《世说新语》的记载，晋朝晋武帝的时候已经有了琉璃（玻璃）窗

说明透明的玻璃制造，在中国也早已存在，明朝也一直有使用，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满清雍正时期，琉璃屏风据说已经不能制造了，需要“引进”西方琉璃屏风了！

满清的历史本就有问题，如果是真的话，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失去了制造琉璃屏风的能力；如果是假的话，历史被篡改，西方盗窃了中国制造琉璃屏风的技术，却写成了中国“引进”西方制造的琉璃屏风！

不论是哪种结论，都很悲哀，其心可诛啊！说明是满清统治者和西方传教士们一起同流合污，使得中国丧失大量技术，还篡改了历史，让华夏文明备受蒙冤！还好意思诬赖到华夏文明身上！

长安今何在

“琉璃（玻璃）”的制造

手工镜片磨制在今天需要玻璃、金刚砂等，而透明钠钙玻璃在今天被当成是“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发明”，常用来责怪中国人不重视玻璃，错失发现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的机会！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其实，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的出现研究并不是因为透明玻璃才发展进步的，完全无视了中国历史上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的起源发展演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科技，研究需要时间技术财富，一步登天，全面爆发式的科技只存在于西方，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崇拜西方“科学教”，这种不正常反而当成了神迹来崇拜，从而发现不了其中的问题。

这更是对科技发展的误解，在中国，它是烧制瓷器的副产品，瓷器本身的釉，就是玻璃！还有天然的玻璃，黑曜石属于火山琉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水晶。

玻璃没有熔点，只有软化点。通常软化点600度左右，随着温度的增高，其流动性会越来越好。

熔制玻璃需要1500度的温度是因为有些原料需要这么高温度才能熔化，还有排除刚形成的玻璃液中的气泡（CO2）也需要有很高的温度。

而玻璃的高温制造，需要一系列条件：要达到1200℃度的“较低”炉温，也需要一个特别的附加设备实现“风箱”，这里的风箱是指“双动式活塞风箱”，而1200摄氏度高温，炉子就必须用耐火砖，耐火砖的成分，跟陶瓷的成分类似！

春秋末期，炼铁炉温提高，得到含碳3.5%以上的生铁，可以在较低温度（1200℃）熔化、铸造，并通过加热退火,消除脆性,得到韧性铸铁器件。这一发明早于欧洲约2000年。战国中期，铁在农具、手工工具、兵器上大规模应用，冶铁业中心逐渐形成。

说明在中国想要达到1200℃度的“较低”炉温是能够做到的，至少春秋末期就已经能够实现了！

还有熔化的玻璃或者钢铁，要有容器装，不然熔化了跟煤渣混在一起，又变成矿石了，这就需要陶瓷做的坩埚才能盛放！

也就是说，制造玻璃需要有“成套装备”！在中国是有一系列相关技术来支持的，因此只有中国才有“成套设备”！其中，涉及的技术、设备更多，专业人士懂的更多，就不班门弄斧啦！大家仔细思考也能够联想到更多的！

据说“古埃及”可以在“沙子上篝火完了得到玻璃”，真的能信吗？！

人类第一次记录这种自然条件下沙子被火烧过变成玻璃的纪录，是美国人1945年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在爆点看到的，“古埃及”当时能实现这种高温吗？！这都是谎话啊！

西方没有瓷器，就别提“发明”玻璃了，更别提透镜的磨制技术了，压根就没有！

长安今何在

西方盗窃瓷器技术

西方真正获得瓷器的技术，是由（1664年－1741年）汉名为殷弘绪的传教士从中国景德镇获得的，它是天主教耶稣会法国籍传教士，工业间谍。他曾在中国景德镇居住过7年，1712年他写信给法国的传教士，详细地介绍了瓷器的原材料和瓷器的制作方法，从而使法国人在法国本地仿造出瓷器。以后又传遍欧洲各地。

“殷弘绪”是他的中国名字，洋名字叫“佩里·昂特雷科莱”。他跟随白晋一起搭乘“安斐特里特”号来中国，身份是法国教会派出的传教士。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为法王康熙帝的隔海友谊架起了桥梁。殷弘绪与其他传教士一起，于1698年在广州登陆。他的官派传教士身份，为他在景德镇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他的一生中做过两件轰动欧洲，甚至世界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将人痘接种的方法传到了欧洲，从而结束天花没法预防的历史；第二件大事就是深入景德镇的窑厂，破解了困扰欧洲长达几百年的秘密——中国瓷器的秘密。

这两件事都是走人情办成的，前者是他用礼物结交宫廷御医，弄到了人痘种和种痘方式；后者是他搭上了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通过进贡一批法国葡萄酒，讨得康熙帝的欢心，得到常驻景德镇传教的差事。

如今，西方不承认这段从中国获得“人痘接种”方法的历史啦！变成它们自己“发明”的了，中医是“落后”的！

在西方，仿制中国瓷器，最先取得成功的是“严谨”的德国人。1708年，炼金士伯特格在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的资助下，经过无数次配方实验，终于成功烧制出三炉色白透明的“中国瓷器”。国王下令建立迈森皇家瓷厂，专门烧制“中国瓷器”，即高温硬质瓷。继德国人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奥地利人也成功烧制出了真正的高温硬质瓷。奥地利皇室随即也在维也纳成立皇家瓷厂。为了迎合欧洲市场，两家皇家瓷厂所烧制的高温硬质瓷都带有中国元素。

此时，德国人烧制的瓷器属于粗瓷，是“一元配方”的粗瓷。德国炼金术士伯特格最开始是用瓷石为原料做瓷器的，没有使用高岭土，所以他们只能作出粗瓷，不可否认他后面收到法国传教士的信件影响惨入了高岭土，制作出细瓷。

荷兰代尔夫特最早是用陶代替瓷器制作类似青花瓷的蓝陶，但是后面也受中国影响制作了细瓷。

图 欧洲生产的瓷器，An early Meissen teabowl and saucer, c.1724

1712年，一封记载着中国瓷器秘密的万言信，连同原材料样品，漂洋过海来到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的手里。殷弘绪在信中写到：“制瓷原料是由叫做白不子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白不子的颗粒非常微细光滑，高岭土则是一种微微发光的特殊山土，掺水之后黏性大，一旦经过高温焙烧就变得非常洁白。将这两种材料加以适当调配，就能达到“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效果。

图 殷弘绪写往欧洲的信件

殷弘绪在信中提到：“精瓷之所以密实, 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高岭可比作瓷器的神经。同样, 软土的混合物增加了白不子的强度, 使它比岩石还要坚硬。一个富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买回本国，试图烧造瓷器，但他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这是他们后来谈出来的。关于这件事情，这个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在这以前，英国人或是荷兰人曾经把白不子买回去试图烧造瓷器，因没有使用高岭土，终未成功。”……1716年，《科学》杂志上刊发了殷弘绪的万言信。

图 高岭土

从此，中国瓷器的秘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法，不再是秘密了。欧洲人都知道想要烧制出真正的中国瓷器，必须先找到神奇而又神秘的高岭土。于是一场寻找高岭土、制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

高岭土成就了法国的“景德镇”除了烧制中国瓷器的原料配方外，殷弘绪还详细揭示了胚体的成型、釉料的处理、彩绘的方法、窑的结构和烧窑的燃料等制瓷诀窍。此信一经刊发，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欧洲人烧制中国瓷器的道路了。但事与愿违，好些年过去了，欧洲人学习制瓷的热情一直没减，却始终没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是万言信里所提及的配方或诀窍有问题？还是在景德镇里仍有未揭示的秘密？

为了解开这谜团，殷弘绪再次回到景德镇展开调查。这次的调查结果也被他写信寄回欧洲。随信附上的还有高岭土的样品。他在信中再次提到“石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土则是瓷器的骨胳”。

他不但对前一封信说所说的内容作了详细补充，还破解了金彩、色釉瓷、紫金釉、龙泉瓷、黑釉、红釉、窑变等技术特点和制作要领。在前后两封信的启迪下，欧洲人终于茅塞顿开。

欧洲人虽然能烧制高温硬质瓷了，瓷厂也一家家建立，但因为一直找不到配方中的高岭土，瓷器的品质仍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

转机出现在1768年，法国中部一个叫“圣提勒”的小镇上。圣提勒小镇位于圣·依希丽斯山丘上，隶属于利摩日。利摩日是法国南部上维埃纳省的一个城市，距离巴黎409公里。黛莱特是镇上一位外科医生的妻子。她偶然发现自家院子里的白色黏土具有增白功效，就用它来替代漂白粉洗衣服。

这消息一传开，立刻就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实验证明，从白色黏土中所提炼出的瓷土天然纯正、洁白无瑕，是优质的制瓷原料。一直苦苦寻觅高岭土而不得的欧洲人，终于被“馅饼”狠狠砸到了头。高岭土的发现使烧制完美的中国瓷器成为了可能。利摩日因为高岭土而成为法国的“景德镇”。它的陶瓷与珐琅的技艺闻名欧洲，“利摩日出品”成为高档欧洲瓷器的标志。

图 利摩日产瓷对瓶

利摩日高岭土矿的发现影响巨大。在此之前，法国以及欧洲大部，生产的都是以软质瓷器为主。虽然硬度较低，但也不乏精品。

直到此时，欧洲才算掌握了“瓷器”的烧造工艺，如果按照西方所说，“玻璃”是西方的强项，起码此时西方才有容器盛放融化的玻璃啊！西方的那些“发明”、“实验”等等，出现的太早了啊！没能等到西方“发明”瓷器啊！而相比瓷器，玻璃的性能并不好，所以，在中国玻璃器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如瓷器了！

而且，琉璃器在中国的努力方向是类似“玉”，不说钠钙玻璃到底是谁的，起码中国铅钡玻璃、钾玻璃等等发展的很好，很多琉璃器在古代都有些逐渐从宫廷流入平民百姓家了，说明玻璃在中国并不那么稀罕，也就没有多少人当回事，怕是在西方，玻璃器是个稀罕珍贵之物，这种影响后来影响到了中国，从此惹得现代中国人大惊小怪珍惜起玻璃器来了。

【现在总是有人说欧洲瓷器、日本瓷器取代了景德镇瓷器，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

17世纪，日本伊万里的瓷器工艺之所以能暂时取代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是因为景德镇在明清更迭之际，产业毁于战火。

在上世界80年代，日本瓷器还没有超越景德镇瓷器。那时候买景德镇瓷器的时候赠送日本瓷器。那时候日本瓷器和现在的潮州瓷质量差不多，都是中温瓷为主。殷弘绪整篇信都说日本都从中国购买瓷器。

而且，欧洲瓷器、日本瓷器并不属于高端瓷器，那是与中国瓷器相比，中国瓷器是艺术品，欧洲瓷器、日本瓷器是工艺品才对！只不过，有些人眼里就是能美化这些欧洲瓷器、日本瓷器，好像它们能打败中国瓷器，就能沾光有好处似的！

就是现在西方还是不断的有人要来景德镇学习，因为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做到它们想要做的瓷器！】

除了温度的问题，那么玻璃和陶瓷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一直是有说法玻璃是烧制陶瓷器的副产品，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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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今何在

“阳燧”与“阴燧”--凹凸面镜

知道了凹凸透镜，是不是西方马上就能“发明”眼镜、望远镜、照相机了呢？就能指责中国不重视玻璃制造，不懂得应用凹凸透镜原理呢？！

其实，除了“凹凸透镜”，最早应用的是凹凸面镜！

中国是最早应用凹凸面镜的国家，就是利用凹凸面镜会聚太阳光来取火的功能，这就是“阳燧”取火、“阴燧”（方诸）取水的原理啊！

中国古代钻木取火

现代人用火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对古人来说却并不简单。

在原始社会，人们在自然界取得天火。之后，古人从保存火种发展到摩擦生火，这是古代技术的一个巨大飞跃。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的灰烬，是确凿无疑的人类用火的最早遗迹之一。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有很厚的灰层，其中还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燃烧后的兽骨呈现不规则的裂纹和黑、灰、绿、蓝等不同的颜色，那些燃烧过的石块被火烧裂或被烟熏黑。

用现代方法对几十万年前留下的灰土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证实有单质炭存在。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考古学家在名叫鸽子堂的洞穴的底部灰层中，还发现过一块木炭。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学会了用火。

摩擦生火的主要方式是“钻木取火”，所以，中国才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还曾存在“击石取火”，然后才会有金属之阳燧的取火。

在远古时，河南商丘一带是一片森林。在森林中居住的燧人氏，经常捕食野兽，当击打野兽的石块与山石相碰时往往产生火花。燧人氏从这里受到启发，就以石击石，用产生的火花引燃火绒，生出火来。这种取火法在三十年前的商丘农村还有人在使用。当时，有一位圣人从鸟啄燧木出现火花而受到启示，就折下燧木枝，钻木取火。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人们，人类从此学会了人工取火，用火烤制食物、照明、取暖、冶炼等，人类的生活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称这位圣人为燧人氏，奉他为“三皇之首”。

这在先秦的古籍中已有记载。

据我国古籍记载，《路史》注引的《拾遗记》中就写道：“遂明国不识四时昼夜，有火树名遂木，屈盘万顷。有鸟名枭，啄树则灿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其枝以钻火，号燧人。”

在《庄子》的“外物篇”中也有“燧人氏钻木出火，造火者燧人也，因以为名”的说法。

据《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

《尸子》云：“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

《拾遗记》云：“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

《三坟》云：“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

《汉书》亦有“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的记载。

先秦时的周代，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人们尝试利用青铜铸造的凹面镜聚日光而生火，这种青铜器被古人称为“阳燧”。

《周礼·考工记》曾作“金锡半为鉴燧之齐(剂)”的规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鉴者，镜也；燧者，取火之器具也。

《本草纲目》卷主：“阳燧，火镜也。以铜铸成，其面凹，摩热向日，以艾承之，则得火。”

阳燧，也称夫燧，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周礼·秋官·司烜》中说：“司烜氏掌以夫隧取明火于日。”这表明，周代时已专门有官职负责用阳燧取火。

事实上，阳燧与同一时代的青铜镜，在造型、质地、打磨光洁度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阳燧正面是一种曲率很大的凹面铜镜。

图 春秋战国 蟠螭阳燧镜（正、背面）


最早提及阳燧质地的史料，当推成书于战国年间的《考工记》，其中记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也。”古代的“金”指的是铜，“锡”则指铅锡合金，即制造阳燧的铜、锡比例约为2比1。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经较好地掌握了制造阳燧的材料比例。

在取火时，人们用阳燧光滑的凹面将太阳光线反射而聚成一个焦点，进而产生高热，引燃凹球面中的艾草等易燃物，便可取火。

正如晋人在《古今注》中所载的阳燧之用法：“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火生，以艾炷之则得火。”

北宋沈括将他亲自做过的用阳燧取火的实验结果记载在《梦溪笔谈》中：“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

汉代以后，出现了铁质的阳燧，宋代更是出现了两面式的阳燧镜，凸面可照容，凹面则能取火，阳燧作为取火的实用器具在古人生活中持续存在了2000余年。

图 唐 阳燧铭文镜

图 宋 挂钮阳燧镜

图 金 挂链阳燧镜

长安今何在

“阳燧”取火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阳燧，中华先民取火用的器物，最迟在周代就已出现，即凹面镜。阳燧也称“夫燧”“天燧”“神鉴”。

古代阳燧铜镜，背面圆形略凹，可以聚光取火称为燧，又称金燧、阳燧。

《周礼•考工记·辀人》：「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

《礼记》载：阳燧、木燧属左右配用之物，晴则以阳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古人以阳燧取火为最高等级，用于敬神。

《墨经》中把凹面镜的焦点称为中燧。表明周时人们对凹面镜聚焦的特性的认识。

《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由此可见西周时期朝廷是设有以阳燧取火的官员。

《庄子》中进一步指出：“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

《淮南子》注中则详细介绍了阳燧的使用方法，“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即取去掉边缘的金属杯，用力擦亮，中午对着太阳，艾绒放在光线聚合的地方，可燃烧取火。

王充在《论衡》中的“率性”、“定贤”、“乱龙”诸篇中都提到阳燧，如“率性”篇中写道：“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这可能中国典籍中第一次对玻璃透镜取火的描述。阳燧取火，即导致人工造火和人造光源，又是人类利用光学仪器会聚太阳能的先驱。

陕西周原博物馆复原的阳燧，在强日光下仅需三秒即可将放置在焦点处的易燃物引燃。

图 西周阳燧和聚光取火1

图 西周阳燧和聚光取火2

汉以后发明的以燧石击打合金的火镰，古称戛金之火，另备有艾（草本植物）加上硝水制成的火绒，当火星掉在绒上燃烧时，再用一头涂上硫磺的发烛引火。发烛是用长18厘米左右、切成片状的麻秸芯制成的。

杭州人在唐宋年间，改进了发烛，《委巷丛谈》说：“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镕硫磺涂其锐。”宋后发烛称“火寸”。

民间以浸硝艾叶编制的火绳保留火种，家设火塘，外出则带火镰和艾绒。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有以阳燧燃新火祭火神的习俗。取火方式的多样性和方便化，据说在1827年英国的制药师华尔克制造了磷摩擦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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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今何在

古代的引火工具

木燧、金燧取火

在汉代以前，阳燧因取火于日，近于天也，所取之火属于天火，故多为占卜与祭祀时使用；而木燧取火于五木(柳、桑、槐、檀等)，近于人也，只是烹饪用之。

“燧”为取火的工具，有木燧和阳燧之分。

《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时卫士皆佩火燧。」胡三省注：「燧，取火之木也。」

木燧即钻木取火的工具，发明较早；阳燧发明比木燧晚，又名金燧，可利用日光取火，是一种曲率很大的凹面铜镜。取火时，用阳燧光滑的凹球面将太阳的直射光线反射聚成一个焦点，进而产生高热，引燃艾草等易燃物。

由于当时大部分阳燧是用金属制成的，所以又称做“金燧”。

据《礼记》记载，古人在行军或打猎时，“左佩金燧，右佩木燧”，以便在晴天时用金燧（阳燧）向日取火，阴天时用木燧钻木取火。

就是说，古时人们行军、打猎，总是随身带着取火器，晴天用凹面镜取火于日，阴天则钻木取火，可见我国古代阳燧的制作和使用还是比较早的。

明末清初，刘宝楠《论语正义》：「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钻燧之法，书传不载。’揭子宣《璇玑遗述》云：‘如榆刚取心一段为钻，柳刚取心方尺为盘，中凿眼，钻头大，旁开寸许，用绳力牵如车，钻则火星飞爆出窦，薄煤成火矣。此即《庄子》所谓木与木相摩则燃者。古人钻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说颇近理。若然，则春取榆柳者，正用两木，一为钻，一为燧也。其枣杏桑柘，意亦然矣。」

图 “钻木取火”方法

根据《文物》1960年第6期“海南岛黎族人民古代的取火工具”一文的记载，黎族人民在解放前有些地区就使用钻木取火这种非常古老的方法。

它的操作大体上是这样的：用一根木头（如山麻木）弄成扁平形，在上面挖一小的凹穴，把它放在地上固定好（如用双脚压住）；再用一根一端稍尖的木棒，插在小穴上，手掌用力把木棒来回搓摩，棒端与凹穴接触处就会由于剧烈磨擦而生热，并在周围产生一些木屑粉末。在不断磨擦的作用下，最后就会因热而产生烟火，点燃了木屑粉末。

把冒烟的木屑粉末放到事先备好的干茅草等引火物里，并用嘴吹气，就会燃起火焰。

这种方法不断改进，就可用绳索或皮条缠绕木棒，绳索的两端系在弓的两端，把弓往返拉动来转动木棒。于是，从黎族人民的取火方法中就可以对古代钻木取火的操作过程略知一二。

这样古老的方法，据说在英国，直到19世纪还被人采用来为家畜治病。

火镰、火石取火

雷电、火山喷发所产生的自然之火，毕竟偶然、少见。而如何将自然之火长久地保存下来，对于先民来说也决非易事。因此，古人可能很早就尝试人工取火了。取火的技术，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但在古代社会确是举足轻重的事。

古人主要有木燧、金燧和石燧三种取火法。

木燧就是通过两木相互摩擦生热，钻木取火。金燧，或称阳燧，是使用铜、锡等金属制成的凹面镜，面对日光，取太阳之火。

石燧是通过用铁块敲击坚硬的燧石，生成火星，称为“石火”。在这些取火方法中，都必须使用一种助燃物，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摸索，古人在所有能够燃烧的植被与作物里最终选择了艾草，并且以研细的艾绒为最佳。

火石：火石也称燧石，是一种坚硬的含磷硅质的石条或石块，形状不规则，与铁器碰击后会迸出火星。

火绒：火绒是一种野生“火草”背面的绒棉。人们将新鲜的火草采摘回来，趁潮将“火草”背面的条状绒棉撕下，晒干后捻成团，再蘸上硝或硫磺，这样的火绒遇到火星便能引燃。火绒也可用棉絮等做成。

在淮南王刘安底下方士所撰的《淮南万毕术》中记载了以下的方术：“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影就是日光，这是把冰加工成凸透镜，聚焦太阳光，点燃艾草取火的方法。艾草又名“冰台”，其渊源可能追溯于此。

大概到战国时期，艾草才被确定为专门的施灸材料。《孟子·离娄篇》所说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明确是用陈年的艾叶施灸。

宋·林洪《山家清事》里就有“火石”的记载：

“○火石　　　　　　　　　　　　　　　　　　　　　　　　　　　　　　　　　　

　　《语》曰：“钻燧改火。”《化书》云：“阳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　　　　

　　火镜也。”入夜则当以石，今昆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锯木然亦可矣。必先焚　　　　

　　纸在于钵中候之如法，烛及灯皆所当备，若能拾干薪扫落叶以储之，尤见有彻桑　　　　

　　未雨之意。”

火镰也是一种古人普遍使用的取火工具。火镰因其击石取火用的铁条形似镰刀而名，与它配合使用的火石称燧石，为坚硬的石条或石块，与铁碰击会迸发火星。一般情况下，火镰上固定一个用皮革等材料制成的荷包，荷包内平时存放火石和火绒。火绒是用蒲绒棉絮等易燃物沾硝或硫磺制成，一沾火星就可点燃。火镰的荷包上面有一个金属环，人们可以随身佩戴，使用方便。

图 “火镰”取火工具

图 “火镰”取火用法

火镰又名火刀，主要部分是一块长约5到8厘米、口略带弧度而且光滑的铁条，形似镰刀，因此得名。火镰的铁条一侧通常固定一个用皮革等材料制成的荷包，荷包内平时存放火石和火绒。火镰的荷包上面一般有一个金属环，以方便随身佩带。

不过，打火石引火的办法，也运用到了枪械之中。因为，在枪械发展史中，后来燧发枪把火绳引燃，变成了打火石引燃，用打火石打出火花，引燃火药，打出弹丸。

能够想出这个改进办法的只能是当时有各种取火工具历史的中国了。

长安今何在

发烛引火→火柴

“早期火柴”，也叫“发烛”，然后被西方火柴取代而消失了。顺便说下，中国古代发明的“发烛”它就是原始形态的火柴。

根据记载，“发烛”实际上是这样做成的：在松木小片的顶部涂上一分(3毫米)来长熔融状的硫黄。宋代一本书说，晚上有急事，又来不及点灯，有聪明的人会将杉木劈开制作成条状，然后将杉木一端染上硫黄，这种东西一与火遇，就有火焰的穗苗，又被称为“引光奴”，也被人称为“粹儿”，因为可以用来粹火。

中国南北朝（420～589）时期，将硫磺沾在小木棒上，借助于火种或火刀火石，能很方便地把“阴火”引发为“阳火”。这可视为最原始的火柴。

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的《发烛》条说：“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木片顶端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粹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生，岂即杭人之所制矣。”文中的发烛就是原始的火柴。

北周时代(西元557年--581年)，中国就有了火柴。

《资治通鉴》中记载：“陈宣帝太建九年，齐后妃贫苦，至以卖烛为业。”

北宋人陶谷的《清异录》说：“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

950年前后，陶谷在《清异录》一书中提到，夜里有急事而又要花不少时间做灯。有一位聪明人用松木条浸染硫磺，贮存起来备用。与火一接触，就会燃烧起来。可得小火焰如同谷穗。这种神奇之物，当时称为引光奴。后来，它成为商品时，便更名为火寸条。

这是说当时民间百姓非常流行用一种涂上硫磺的杉木条引火，这也说明了原始的火柴，应该是在《清异录》成书年代之前就已经发明，也就是西元950年前。

据一则重要史料记载：“汉淮南王招致方术之士，延八公等撰《鸿宝万毕方》，法烛是其一也，余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则法烛之起，自刘安始也。”这里的法烛就是后来说的发烛，都是火柴的前身。

按照高承的记述，我们可得知，原始的火柴是在西元2世纪，由早期的炼丹家所发明的。我们也知道硫磺是炼丹家的主要药物，所以他们发明原始火柴更加合理。

古人发明的“劈檾淬硫”的办法，制造引火工具。

关于这种引火物的制作方法，在《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中有具体的描写：“杭州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其锐，名曰发烛，亦曰焠儿，盖以发火代灯烛用也。史载周建德六年，其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杭人所制欤？陶学士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劈杉染硫黄，遇火即焰，呼为引光奴，今遂有货者，其名颇新。”

《委巷丛谈》中的这些话，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一是引火物的材料用松木或杉木片，其薄如纸，再劈成签条；同时将硫磺熔化后，蘸一点在签条的尖端。二是用它在炭火上一接触，立即发出带光的明火，可以点燃灯烛照明。三是这种引火物的发现时间，有文字记载的是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也就是西元577年，而且由宫廷中的贫穷后妃带头制作，成了一种“产业”。至于发明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一些吧。

这里提到的“劈檾淬硫”中的“檾”字，今天已经改写作“苘”字了，是一种叫做苘麻的锦葵科纤维植物，它的麻秆可以做“引光奴”的，还有一种是桑科的大麻，麻籽叫“火麻仁”，可以入药，麻秆上的纤维，可以搓麻绳、捻麻线，麻秆蘸硫磺也可做“引光奴”。

宋代和明代也见记载。

南宋时期，杭州的大小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有出售火柴的小贩。那是有人把松木削成如纸张薄的小片，用硫磺涂满它的一端。但它不叫“火柴”，而是叫“发烛”、“粹儿”，这已经是早期的火柴了

“发烛”的出处之一是元代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书中提到：“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碎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

明代杭州削松木为片，尖端涂上硫磺，名曰“发烛”，无论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今天的火柴。

这种中国人的“引光奴”火柴，都非常接近现在的火柴，比瑞典人发明的黄磷火柴，起码要早1256年，比起赤磷的安全火柴更要早1278年。

图 火柴图

19世纪初期，黄磷火柴才发明出来。这种火柴一经摩擦就可以被引燃，但容易出危险，而且燃烧产生的烟是有毒的。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和德国人用黄磷、硫磺和氯化钾为混合原料制作火柴。

到了19世纪中期，被称为“安全火柴”的火柴品种被发明出来。之所以说它安全，是因为这种火柴是将氯酸钾和硫磺等混合物粘在火柴梗上，然后将红磷药料涂在火柴盒侧面。使用这种火柴时，将火柴药头在磷层上轻轻擦划，就能点火。由于把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分开，大大增强了生产和使用中的安全性，称之为安全火柴。

但是唯独到了满清，人们不识得自家火柴反而认为是“鬼物”，是外来的东西。

私人著述中最早提到火柴的进口，应该要数晚清文人孙玉璋在他的书《异闻琐录》中的记录了。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道光间，英夷所贡杂物，多谣巧好玩。中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以为鬼物。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唯索值厅昂，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

这段文字描述了道光年间，被称为“自来火”的火柴被英国进贡到中国的事情。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一种东西很神奇，简直和鬼物一样神奇惊骇。而这种“自来火”在各大商埠也有贩售，只是价格高昂，平常人买不起。

但是，又有说引火奴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绝迹。光绪年间修成的《雄县乡土志》说：「城东二里曰亚谷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黄蘸促灯为业。自火柴行，而此业渐歇矣。」这里所说的促灯就是引火奴一类引火用品。

那到底当时的中国人在惊奇什么呢？还是满清百年文字狱愚民下，已经变得非常无知了，所以，对这些东西都不认识了吗。

西方的火柴究竟是怎么来的，恐怕它们自己知道！

毕竟，西方只有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只有中国才有“钻木取火”的传说，还使用“阳燧”取火，要是西方真懂得取火的话，“古希腊”阿基米德就不会闹出用反光物品烧毁战船的假故事了！

估计是想说“古希腊”有阳燧，不过，也已经看到有的故事里改成阿基米德用“阳燧”烧毁战船了，可这不就与希腊神话“盗火”故事矛盾了嘛！既然早就会用了，干嘛费劲“盗火”呢！

图 国产火柴，成都火柴厂火柴

我们知道，国人叫做“洋火”的火柴据说大约是瑞典人在1833年时发明的黄磷火柴，直到1880年，这种火柴才传到中国。而这种火柴是源自中国的“发烛”改进而来，只是更换了更好的引燃物！

但是，据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条：在当时的真腊（今柬埔寨），曾有来自中国的金银品、漆盘、瓷器、纸札、硫黄、焰硝等“唐货”，其中的硫黄、焰硝均是制造火药的原料。

起码，这些中国火药原料一直是阿拉伯、欧洲都无法轻易得到的东西，那么制造火柴用的硫磺，西方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

而中国为什么没能继续发展这种原始火柴“发烛”，以至于需要引进西方火柴，恐怕只能去问满清统治者了吧！二百多年的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呢？！都用来让中国落后，让西方盗窃中国财富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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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燧”、“方诸”与取火

阳燧取天火（明火）

上古时期，在距今约五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燧人氏，三皇五帝之首，华夏文明火的始祖，古书《尸子》载：“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按阴阳五行说，火生于木，故燧人用木取火。

他根据五种应天时而生长的五色木材来取火。在春天的时候取青色的榆木之火，在夏天的时候取赤色的枣木之火，在长夏的时候取黄色的桑木之火，在秋天的时候取白色的柞木之火，在冬天的时候取檀黑色的槐木之火。

那么木燧之火做什么用呢？《周礼》载：“木燧取之于五木，近于人也，取暖烹饪用之。”汉代之前木燧取的火被称作国火。

上古时期还有一种火，叫明火，明火有两种，一种是冰台取天火，另一种是阳燧取火。

关于艾，《说文解字》中说：“艾，冰台也。”

《博物志》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这是冰台取天火的记载，故艾别名冰台。冰台取天火运用的是冰透镜聚光原理。

东汉许慎《淮南子》载：“阳燧遇日则燃而为火，阳燧，金也，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余，有顷，焦吹之则得火。”古人用阳燧对准太阳将阳光折射集中到干燥的艾草上，不久的时间就会把艾草点燃，这种把阳光转化成火的方法被称作“阳燧取火”。

木燧之火的发明给我们带来温暖，那么古人用阳燧之火做什么呢？

通过阳燧取的火被称之为“明火”，明火不能像钻木取的火那样用于一般生活用火，《周礼》：“阳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占卜祭祀时用之。”古人认为这种取于太阳的火具有纯阳的洁气，所以明火只能用于古老的祭祖仪式上，以示对祖先的尊重和对太阳之火的敬畏。

现在天津市博物馆珍藏一枚汉代阳燧，其背面外圈铭文记载“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除不祥兮。”古时人生了病，请阳刚中正的人用太阳之火引燃的艾草为人艾灸，利用艾燃烧时产生的药力和热力驱除病灾，后来，这种方法慢慢演变成了医家专用的灸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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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以天火治病为上

阳燧取得的天火，用来治病也是非常好的。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疗不宜用八木之火，而宜用“阳燧”对日取天火。

从贯穿历代艾灸法用火的史料来看，灸火的火源以引取天火也就是太阳之火为上选。

今本的《内经》（《灵枢》、《素问》）以针法技术为主流。秦汉时代的灸法专著，《扁鹊灸经》、《仓公（灸）法》、《灸法图》、《新集备集灸经》等大多亡佚或残缺不全。出土的古医书如马王堆《脉书》、张家山《脉书》虽然直接涉及了灸法，但没有谈到用火的原则。

图 艾灸图

《黄帝虾蟆经》其中有篇“辨灸火木法”，主要分析灸法的用火。就提到了这件事：

“.......太上，阳燧之火以灸为上；次以石之火，常用；又槐木之火灸，为疮易差；无者，膏油之火亦佳。'

可见，灸法的火源以取太阳之火为上选，陈延之的《小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说法完全相同。灸法火源以天火为主的说法到底可以追溯到何时，目前并没有资料可证。大约起于战国，贯通整个传统时代，医家将太阳之火做为灸法用火不变的原则。

《黄帝针灸虾蟆忌》即《黄帝虾蟆图》，亦称《黄帝虾蟆经》，是中国古老的针灸文献，为第一部论述人神禁忌、时间禁忌的专著，在古中医针灸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撰人佚名，成书年代约在东汉到东晋之间。现存一卷（共 9 篇），系日本医家和气奕世（公元 16 世纪左右）家传古卷子本，后经 1796 年（日本宽政八年）丹波元简抄录，至 1823 年（日本文政六年），其子丹波元胤于敬业乐群楼雕刻的《卫生汇编》中辑录了此书，该刻本得以刊行并返传中国。目前国内所藏均为此本影印版。

用火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八木之火不可灸，是哪几种木呢？

《针灸资生经》中引《下经》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古来灸病，忌松、柏、枳、橘、榆、枣、桑、竹八木，切宜避之。有火珠耀日，以艾承之得火；次有火镜耀日，亦以艾引得火，此丸皆良。”。

所以在《黄帝虾蟆经》的这篇“辨灸火木法”就清楚的写了八木之火的害处，原文说：

“松木之火以灸，即根深难愈；柏木之火以灸，即多汁；竹木之火以灸，即伤筋，多壮筋绝；橘木之火以灸，即伤皮肌；榆木之火以灸，即伤骨，多壮即骨枯；枳（《本草纲目》载作“柘”）木之火以灸，即陷脉，多壮即脉溃；桑木之火以灸，即伤肉；枣木之火以灸，即伤骨髓，多壮即髓消。——右八木之火以灸人，皆伤血脉、肌肉、骨髓；太上，阳燧之火以灸为上；次以石之火，常用；又槐木之火灸，为疮易差；无者，膏油之火亦佳。”其内容，《医心方》和《外台秘要》等书也有载录。

八木者，松木火难差增病，柏木火伤神多汗，竹木火伤筋目暗，榆木火伤骨失志，桑木火伤肉肉枯，枣木火内伤吐血，枳实火大伤气脉，橘木火伤荣卫经络。

阳燧之火，是指用“火镜”从太阳光取火；喈石之火，是用铁镰敲击“火石”取火。

对此，李时珍《本草纲目》艾火条下有过解释：“阳燧，火镜也。以铜铸成，其面凹，摩热向日，以艾承之则得火。”须注意“以艾承之”一语，可知直接用于灸治的仍然是艾，阳燧只是用以取火而已。“磁石之火”，即《纲目拾遗》所载的“击石火”。

李时珍还说：“凡灸艾火，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其次则钻槐取火为良。若急卒难备，即用真麻油灯或蜡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不痛也。其戛金击石、钻燧八木之火皆不可用。”。

又《医心方》引“《小品方》云：凡八木之火皆害人肌血(肉)筋脉骨髓，不可以灸也。太上用阳燧之火，其次磁石之火，天阴以槐木之火为良也。——阳燧是火珠耀日取火也；天阴无日时则钻槐木取火也。”说的也是在天阴无日时才钻槐木取火而避用“八木之火”。

但是讲到桑木火的时候，古籍《串雅外编》记载了一种灸法叫“桑木灸”，是用干桑木，像一些痈疽发背，发不出来，或者是瘀肉不腐溃出不来，就用桑木劈成细片或细条扎一块儿，点燃了去吹，烟气向患处去吹灸，可以治疗久不愈、发不出来的问题。桑木火性畅达，通关节，祛风寒，可以用来治一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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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针灸大成·卷九·点艾火》

点艾火

《明堂下经》曰：『古来灸病，忌松、柏、枳、橘、榆、枣、桑、竹八木火，切宜避之。有火珠耀日，以艾承之，得火为上。次有火镜耀日，亦以艾引得火，此火皆良。诸番部用镔铁击阶石得火，以艾引之，凡仓卒难备，则不如无木火，清麻油点灯上，烧艾茎点灸，兼滋润灸疮至愈不痛，用腊烛更佳。』

“有火珠耀日以艾亟（jí）之，遂得火出。此火灸病为良，凡人卒难备矣。”

这里面有个词叫“火珠耀日”，这个火珠在古书里叫“火齐珠”，就是凸透镜的琉璃珠，可以用来向日取火。在中医里是“火珠耀日”法。

“贞观四年，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

这是水晶状的凸透镜火珠，古代有国家进贡过这个火齐珠宝物给中国，中国自己也会制造的，火珠取火和阳燧取火都是取的“天火”。

“次有火照耀日以引之，便得火出，此火亦佳。”

这里面又讲到“火照耀日”。在《针灸大成》中指的是“火镜”，“火镜耀日”，也就是阳燧向日取火，而艾草也叫“冰台”，“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这也是取火的方式，如果没有“火齐珠”取火，用阳燧“火镜”来取火也是可以的。

包括到现在用的放大镜，也有类似效果，就是将太阳光聚集到一点，用艾把火引燃叫“取天火”。

这里说取火最好的是“火珠”，但凡人难备矣。没有怎么办呢？“火镜”亦佳。两者取的都是天火，都为“上”之火。

图 艾火烟

“若遇天色阴暗，遂难得火。”

但天色不好的时候，难得火，就是没有太阳那就取不到天火了，

“今即不如无木火也，灸人不犯诸忌，兼去久 ，清油点灯，灯上烧艾茎，点灸是也。兼滋润，灸后至疮愈易安，且无疼痛。用蜡烛更佳，”

又不能用八木之火。后面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清油点灯，一个是蜡烛，以前的菜籽油等等的植物类油，蜡烛也是石蜡，天然的矿物，也是很好的方式。

“诸蕃部落知此八木火之忌，用镔铁击石得火出，以艾引之，遂乃着灸。”

番邦的人也知道这八种火不能用，那就用火石击打出火星，用艾引着，来取施灸的火。

古人的用火方式，延续到现代也知道，最好的火是太阳的火，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可以操作，这是取天火。

还有可用酥油灯或者石蜡点火，不太建议用打火机取火，有的说法认为石油是地球的肾精，不管怎么说，还是建议能够用一些纯天然的火为好。

但是，现在一般都是打火机用的多，可惜的是估计现在没什么机会用上天火治病了啊！嗯，或许现在倒是可以用放大镜试试取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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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火经气到艾火（天火→阳燧→艾火）

为什么用天火更好呢？

其实，都离不开中国古代一个重要概念“气”。

马王堆《脉法》提及：「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焉。」人体之气具有向上与趋向温热的特性。《脉法》又说：「故气上而不下，则视有过之脉，当还而灸之。」

由于气有「害上」也就是对于身体上部产生有害的影响，气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同时也是患者自体的感觉，透过灸法可以疏导人体之气的流向。

《素问·调经论》也论及气趋暖的特性，「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者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如上所述气有喜欢温暖的趋向，寒冷则使脉道凝滞，而灸法温暖气血而使之易于运行。《灵枢·官能》：「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也就是说，针法做不到的事情，灸法可以，事实上直到今天，针、灸仍然是互补并存的关系。

艾草从战国时代起便做为引取太阳之火之物。

艾最早的别名「冰台」，宋人陆佃《埤雅》：「《博物志》言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影则得火。则艾名冰台，其以此乎？」

古代取火的方式很多，不管是金木燧取火，还是冰透镜取火，一般人更多是用阳燧的凹面镜取火，但是都是用以艾绒为引火的材料。总体来说，艾火的火源以天火为主。

灸疗使用不同的火源会产生不同的疗效吗？现代人用艾条养生，灸关元、气海、命门或中脘等穴，用打火机、火柴点燃的艾绒所产生的效果会与天火有所差别吗？

天火到底有那些特性呢？

灼烧人体的天火又有什么特殊的疗效？

太阳之火在古代象征纯阳之气。马王堆房中养生书《十问》提到以太阳之火烹煮药品或食物：

一定要常见日、月而接受其光照，服食松脂柏实，饮用牛羊奶或动物阴茎、睪丸之类所熬的汤，可以延缓衰老而恢复健壮，使容颜美丽、润泽而焕发着光彩。夏季三个月可以去掉火，利用日光焦聚来烹煮药品或食物，吃了这样的药食就变得智慧聪明。

这里特别提到一种夏季取天火的养生术。用日光烹煮药食为何可以让人智慧聪明？

《周礼·司烜氏》郑玄的注说：“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絜（洁）气也。”

这就是说，太阳之火是纯阳之气。所以，人服食用日月光照，日之火、月之水取的就是阴阳之洁气，自然会相应的使人的身体也获得了日月之精华，对身体肯定有好处。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上卫外者也。」

在这里，将人体的阳气与天火相类比。太阳若不能正常运行，万物不能存活；人体的阳气运作失常，同样也会短命折寿。

因而，天之阳气与养生之道密不可分，《素问·生气通天论》：「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善于养生的人，服食专一精神，运行天之阳气，保持人体的生气与天气内通畅，便是相同的道理。

《黄帝内经》记载：“凡刺（灸）之法，必先本于神”，“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其根据就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万病皆源于心”。

孙思邈所说：“疑师不治病，疑药不服之，服之即不得力。决意不疑者，必大神验，一切药有从人意即神意”。《金针梅花诗抄》亦载  “病者精神治，则思虑蠲，气血定，使之信针不疑，信医不惑，则取效必宏，事半功倍也”。

《灵枢 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

若是引得天之阳气再进入“气至而有效”的境界，那可想而知，不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吗？治疗效果更好更快了啊。

因而《黄帝内经》说：“是故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修养和神也”道出了艾灸的真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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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扶阳养生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先师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了三种治疗方法：一灸、二针、三中药。“灸火虽微，内攻有力！”这是因为《本草从新》中认为艾叶“能透诸经”。

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亦非良医也。”“若要安，丹田三里常不干”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大病虚脱，本是阴虚，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补阳，阳生则阴长故也。”

明代李梴（南丰人）《医学入门》：“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寿。”。

宋代的著名医学家窦材把自己喻为扁鹊再生，写了一部医书《扁鹊心书》。书中重点倡导的就是扶阳。他认为自古扶阳有三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

图 《扁鹊心书》图

在南宋窦材1146年写成《扁鹊心书》里还记载了一件艾灸灼关元穴位的好处的事情，也算是比较神奇吧，我们来看看：

“人之晚年阳气衰，故手足不能温，下元虚备，动作艰难，盖人有一息气在，则不死，气者阳所生也。故阳气尽则心死。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

“夫人之真元乃一身之主宰，真气壮则人强，真气弱则人病，真气脱则人亡，保命之法，艾灼第一。”，

“绍兴间刘武军中步卒王超者，本太原人，后入重湖为盗，曾遇异人，授以黄白住世之法，年至九十，精彩腴润。辛卯年间，岳阳民家，多受其害，能日淫十女不衰。后被擒，临刑，监官问曰：汝有异术，信乎？曰：无也，唯火力耳。每夏秋之交，即灼关元千炷，久久不畏寒暑，累日不饥。至今脐下一块，如火之暖。岂不闻土成砖，木成炭，千年不朽，皆火之力也。死后，刑官令剖其腹之暖处，得一块非肉非骨，凝然如石，即艾火之效耳。”

图 艾草又被称为回阳草

还有“艾火遍身烧、祛病如把抓”是唐朝药王孙思邈的艾灸思想和艾灸方法。成熟的艾叶热性，是纯阳性，接受太阳真火，储存太阳火力，用于人体能补充人体阳气，可以救回阳气垂危的病人。

《本草从新》云：“艾叶苦辛，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治百病。”指的就是：艾叶味是苦辛，纯阳性，用于人体能补充人体阳气，可以救回阳气垂危的病人。能通畅人体经络，能投入肝脾肾脏，调理气血，驱逐寒湿之气，温暖子宫的功效。用艾灸人体，能进入人体经脉、脏腑，医治百病。治疗阴邪即寒湿之邪的最有效最根本方法是，人体要阳气充足，阴邪之气自然消退。补充人体阳气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大灸、重灸、多灸。

这都是借阳火之力保养人身啊，看来艾灸“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图 关元穴、中脘穴图

灸关元的最好时机在夏秋之交。隔日灸1次，每月连续灸10次。冬春两季除去特殊原因，尽量不要去灸关元穴，因为冬主收藏，春主升发，灸多了反而会泄精气。

灼艾之法除了灸关元以外，还可以用艾条灸足三里、三阴交。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多气多血，增加胃肠蠕动，强壮脾胃。一个礼拜熏一次，一次二十分钟。三阴交是肝脾肾三条阴经相交汇的一个聚合点，艾灸此穴有从阴引阳之意，补益阴精，长期灸这个穴位对肝脾肾都有补益固摄的作用。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上说：“宦游吴蜀，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则瘴疠、瘟疟之气不能着人。”他老人家常用艾叶温灸足三里，活到101岁。李时珍“凡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而他的故乡湖北产的蕲艾是药效最好的一种艾。

除了灸法扶阳外，另两个扶阳大方就是丹药与附子了。丹药，主要成分为矿物，以铅汞等金石品为主。《扁鹊心书》提到的丹药名为太上金液丹，以硫磺为主，扶阳祛湿。

民国时代的医学大家张锡纯受丹道医家的影响，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主张服用生硫磺来回阳，他认为生硫磺回阳效果比人参还好，能兴垂绝之阳。但是现在的硫磺杂质很多，需要炼制后方可应用，丹药炼制必须要明师指点，工艺复杂，操作不易，只在极少数精通丹道医学的医家手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