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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appy_ruy

五百年颠倒的世界,谁是主人谁在导演,揭开白皮伪史背后心悸震撼的真实世界,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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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比如东林,东林背后的大佬可能就是异族后裔,唐时可是有不少的异族进入,这些异族后裔有心有目的地潜伏发展,宋明的灭亡也有可能有他们的黑手,元清也可能是他们引入扶持起来的.更早点就是汉时,丝绸路进入的,那个时候能走丝绸路的那个不是心狠手辣有钱有势之辈,不心狠手辣,没有足够实力支持怎么能走完丝绸路?这些异族再怎么多方下注,但是华夏毕竟不是祖地,你说他们的心向着谁?千年的潜伏,在外表上和我们无疑,但是在千年世家这种为了家族血脉利益至上的事物存在,那这种异族潜伏世家同样也可能存在.所以过分高估同化,融合的作用,那是自作多情.养虎为患.再早点,孔儒在思想上理论上就为方便异族潜伏打开了口子,连孔儒的来历都有怀疑.生物本能是肉烂了都在自己锅里才是正常的,但是内残外媚,情愿便宜外人,也要弄死自己人这完全违背了生物的本能,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伪装成自己人的异族潜伏者.

   人家祖上很可能就是几百年前通过商贸进来的,当年能够进来的异族一个是丝绸路,一个海路,丝绸路从汉开始,海路从唐开始,那个年代能进来的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没有自己的武力财力人力是玩不起的,除了国家力量外,能走通这些路的那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华夏大地的富饶先进,这些异族在本身见多识广的前提下就没有想法?难道就没有放一个鸡蛋在华夏的想法,把华夏变成他们的牧场和自留地的想法?或者干脆来个反客为主腾笼换鸟?为了这些想法,娶妻生子,在财力人力势力的后盾下要潜伏起来隐性发展太容易了,有心算无心嘛,再向左右开火挑拨挑拨内斗,甚至和其他异族合作里应外合共同分蛋糕也可以啊.所以不要迷信什么道德,同化,融合.这些在血脉,在生物本能繁衍面前全是虚的,一个最本质的比喻,男人愿戴绿帽子,女人愿做后妈嘛?那些莫名其妙,不可理喻,无法正常解释的叛徒,卖国贼行为,说不定人家本身就是几百年前就潜伏下来的异族的后代,人家就是在执行家族命令而已.反正又不是同族,又不是祖地卖起来毫无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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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想天开!  发表于 2020-2-11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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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结合几百年的内外历史看,内部的搅屎棍是不是唐,宋,元时借商路进来的异族潜伏者?看近代以来的作风习惯怎么浓浓的由太米德俄味道,明朝的灭亡有没有这股潜伏者势力搞鬼?看看他们内外的作风是多么的相似,那么走子们有可能是由太人群体么?当我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它们是,那么这近百年的走子演绎就全部解释得通了,老话狗改不了吃哪啥.所以我们这就是他们眼里的放另一个鸡蛋的另一个篮子或者狩猎场,留地不留人的腾笼换鸟?感觉本土牧场主早玩翻船了,现在可能是洋牧场主潜伏说话.想起华夏的权谋结合犹太的商资投机,就应了毛的那句最坏的,而事实就是很阴毒.想起早些年找由太后裔,自夸同化了别人都同化不了的群体的那个自喜劲,难道就不会是自导自演的.许多时候连自己人争夺家产继承人勾心斗角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异族,血脉的本能可不是文化能遮盖的,所以吃亏多了,还是先小人后君子的好,老话亲兄弟明算账,多点警惕大家都好,斗争求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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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钻牛角尖了,退出来,晒晒太阳,不然的话,发霉啦!  发表于 2020-2-11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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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10: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星雨心 发表于 2020-2-10 09:46
结合几百年的内外历史看,内部的搅屎棍是不是唐,宋,元时借商路进来的异族潜伏者?看近代以来的作风习惯怎 ...

通过阅读大量信息,我看到很多不知道真假的内容,写下来求证一二:

1、美国军方接管了日寇731部队石井四郎的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的细菌战研究成果,不知道是不是谣言?!

2、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中国军队和朝鲜军民实施过细菌生化战,甚至导致中国志愿军某位师长牺牲,不知道是不是谣言?!

3、美国在侵略越南的过程中,使用过“橙剂”,橙剂是不是生化武器,这条信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4、美国国防部拟定的《2019财年生化防御计划预算评估》预计,将划拨比去年增加15.6%的巨额预算,勇于针对朝鲜生化战争计划——“雷神”。其中占34.5%的巨额资金用于美军专用码头——釜山港8号项目,将建设综合生化实验室和购置装备。这一举动引起了朝鲜强烈不满和抗议。不知道真假?

5、美国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先后完成了两轮生化防御计划,不知道真假?

6、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包括东欧,亚洲,美洲等地,都建有生化研究实验室,不知道真假。

7、加拿大生物学家邱香果和程克定夫妇被加情报部门抓捕,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中国留学生,有人说这是加拿大被美国要求做的。不知道真假?

8、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是由于传染病还是?求证。

雪梦刀不明白的地方太多,这些网络阴谋论和不实信息,总是困扰我的思维,不知道让人敬佩和感动的美国白宫官员们,脸书等传媒大佬们,能不能一起给反驳一下,也好澄清,还我们一片清朗的信息世界。

只是想起毛主席时代,好像强调过这个问题,告诫我们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生化战!上图,这一条千真万确,绝对不是谣言!

mmexport1581301260978.jpg

来源:微信号,雪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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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有可靠依据。  发表于 2020-2-10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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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0 11:14 | 显示全部楼层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20-2-10 07:01
第一次非典,第二次新冠肺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防备,以防后患。
必须加快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防部 ...

光绪和慈禧的斗争,我会在第五章讲到,是白皮殖民中国的一个战略步骤。真相和书本上宣传的历史相反,大家又要大跌眼镜了!



五,欧美列强掌握了世界统治权。



3,白皮从清末开始策划并执行对中国的殖民和吞并。

①、光绪百日维新是白皮传教士的建议。
【参阅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学在中国的起源——“百日维新”英日美兼并中国阴谋-历史探微--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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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0 1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星雨心 发表于 2020-2-10 09:46
结合几百年的内外历史看,内部的搅屎棍是不是唐,宋,元时借商路进来的异族潜伏者?看近代以来的作风习惯怎 ...

关于异族,我甚至怀疑殷商,重要的还是可靠依据。

现有资料已经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清楚说明五百年来跨国资本集团是如何形成壮大并操控主导社会发展的,铁证如山,说服力很强。


毁灭古中华这样的事,也许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一模一样的套路,所以远古的历史记载被毁灭了,遗留被篡改,和东林党满清白皮联手干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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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0 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0 16:47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③、地方势力抗税逃税免税。官僚腐败和土地兼并。

【参阅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四、皇权衰落,疯狂的抗税,海盗,走私,官倒与军倒,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他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在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

  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关键词,则是减税。
  官僚集团宣扬说,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
  老百姓虽然在利益上,是站在皇帝阵营那边的。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太容易被蛊惑。他们缺乏辨别阴谋的智慧,也缺乏辨别敌我的能力。真正对他们好的人,他们会跟着敌人一起骂。真正害他们的人,他们却认为是在救他们。老百姓在缺乏战争教育的情况下,总会做出来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所以,要动员老百姓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参与战斗,必须得先能控制媒体和舆论才行。必须得先进行战争教育才行。不然,老百姓完全就是敌我不分的盲从者。
  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税崩溃。税收都去了哪里?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不仅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崩溃了。为什么农业税也会崩溃呢?前面我们说了,太祖改制,为了表达对官僚集团的爱和体恤,规定官绅不纳粮。于是,很多地主,就把土地投献到官员的名下合法避税。有了政治庇护的地主,通过税收优势,就可以获得经营优势。通过经营优势,就可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以海盗作为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在北方,建奴则类似于倭寇一样,充当了他们在陆上进行走私贸易的白手套。
  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这股狂潮,正在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

  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猔教改革。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中国明代的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全球贸易向全球辐射,所孵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万历皇帝的最后反击,最终被资本击沉的帝国

  大明王朝到了这个地步,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怎么办呢?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

  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那些战争,实际上,都是官僚集团策划出来的,都是他们一手所导演的。要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皇帝。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万历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明太祖那样,面对官僚集团打出来一个全面的胜利。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

  船沉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说,文臣各个都该杀。可见,他比明英宗,更加的天真一些。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明英宗起码能够认识到,他的敌人是谁,虽然他因为轻率,而败于敌人的阴谋诡计,但他起码一直很清醒,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崇祯帝则不然,到船沉之日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
  这场资本与皇权的战争,绵延几百年。不仅作为局内人的崇祯帝感到困惑,为什么敌人一直藏在他的心脏中,他居然到死才明白。一些看热闹的局外人,也更加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
  明朝的武将,也是如此,他们投降建奴,投降闯贼,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毫无道德压力。做汉奸做的心安理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伙的。给皇帝卖命,那只是演戏。勾结建奴,养寇自重,搞官倒赚钱,才是硬道理。
  表面上看,建奴入关,打了下江山。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实际上是投降的明军汉奸打下的江山。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资本使然。是资本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所以大明王朝最深刻的教训是,皇权必须要控制资本。
  最好的秩序,是皇权对资本的绝对控制。如此一来,天下只有一个天,君明臣贤,上下同欲,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其次,皇权无法控制资本,资本做大,天下出现一国二君二王的局面。官僚集团必然会选择为资本卖命。一国二主,资本僭越皇权,这才是大明王朝的腐败如此深重的根本原因。

  再次,第三糟糕的秩序,是资本摧毁了皇权。皇权不复,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沦为任资本宰割的羔羊。试想一下,如果胡惟庸当年成功的推翻了明太祖。他的儿子不会因为杀死一个马车夫,跟太祖求情免罪失败,最后还是抵命。显然,如果他造反成功,他的儿子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处于无保护状态。

  第四,最糟糕的秩序。官僚集团以资本之力,摧毁了皇权之后,又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这样的社会会彻底失去秩序。天下大乱,最后必然是靠军事暴力来建立秩序,所有的人都过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日子。石勒们的胡人政权,蒙元,满清,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

  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官僚集团,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

  土木堡之变后的整整五百年后,一个湖南人,另一位太祖缔造了新的帝国。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年。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可见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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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0 16: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0 16:59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③、地方势力抗税逃税免税。官僚腐败和土地兼并。

【参阅  托塔李天王:500年从哪儿跌倒?认清买办资本伙同传教士对华夏犯下的滔天罪恶】
附链接: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04


500年从哪儿跌倒?认清买办资本伙同传教士对华夏犯下的滔天罪恶
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500年

托塔李天王    2018-05-24

明清易代

一流的政治,必然以民族存续,文明延续为目标。末流的政治,则会钻研眼前利益。
那么,如果资本控制了政治,那么民族的存续,文明的消亡,是不在乎的。在人类文明进程里,资本必然是被政治约束,一旦冲破界限,就是洪水滔天。

资本控制政治,贯穿整个明朝中后期的历史,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脉络大致是这样的:
1,江南工商资本家是第一梯队。
2,文官官僚集团是第二梯队。
3,国内部分军事集团为第三梯队。
4,外夷番邦(蒙古,女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为第四梯队。
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进行严密的利益捆绑,通过第二梯队,也就是官僚集团,架空皇权,将国家金融主权和财政主权,从皇帝和亲卫集团手中剥离。致使政令不出紫禁城。
皇权架空,导致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海上与陆上霸权开始分散。尤其是海军的消失,令国家朝贡经济模式瓦解,走私经济取而代之。

江南工商资本通过走私经济,大肆获利,创造了部分沿海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并直接导致中央财政,尤其是工商税严重吃紧。
中央财政削弱后,更无法打击走私经济。文官集团把持六部,限制超大型国营企业的发展,限制技术进步。并将先进的技术资料输出给外夷番邦,孵化外部军事力量,叫板中央。
笼络地方豪强和军事集团,伺机发动军事抗争。

文官官僚集团,大力培育社会舆论,广开所谓的言论自由,结党成社,笼络社会底层人士,反抗朝政。
明朝多次启用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主要原因,是因为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衰退,必需培养皇帝亲卫势力与地方进行抗争。
文官集团利用舆论优势,大肆抨击东厂锦衣卫,以维护自身资本利益。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万历帝,天启帝,进行了有效反击。
万历帝继位后,启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明里为全国丈量土地,实为削藩,对地方豪强,走私工商资本和官僚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然而张居正死后,官僚势力顺势反扑,进逼万历帝废止新法。
万历皇帝采取“怠政”模式,和文官官僚集团打太极。另一方面,拉拢内阁首辅,和其他皇家势力,加紧各方面备战。

文官集团和工商资本眼看局势如此,便开始采取了以下行为:
1,联络耶稣会,通过耶稣会给丰臣秀吉提供军事武器,鼓动日本侵略朝鲜。以牵制明朝强大的陆军力量,耶稣会私下和丰臣秀吉同时达成了人口买卖计划,承诺将日本和朝鲜奴隶贩卖到各个殖民地。
2,策动西北宁夏和西南播州军阀,进行军事政变。
一时间,东亚震荡。在各方混乱之际,万历皇帝果断出击,平定了各方侵略势力,史称万历三大征。
然而,由于工商税被资本家和文官集团牢牢掌控,万历三大征后,国库严重空虚,大量精锐士兵在战争中损失,直接导致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彻底恶化。为闯王和女真人的崛起埋下伏笔。

天启皇帝即位后,知道矛盾的根源在于军事主权和金融主权没有集中。于是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扶持魏忠贤,建立皇帝亲卫势力,抵抗官僚资本和走私资本,收取工商税,以资国库,军事上主动出击击败官僚势力联合的女真人。
2,大力发展国营火器和军事科技,以央企军工来代替买办军工。
3,皇帝亲自打造木船模型,结合被输出后的西方造船成就,重新发展明朝海军力量,驱逐欧洲殖民者。
天启皇帝的举动,等于是同时在陆上和海上,挽回明朝的霸主地位。天启在位数年,在陆上,明朝对关外的军事战争中取得接连胜利;海上,下令福建巡抚南居益,联合郑芝龙势力,将荷兰人赶出澎湖,一时间,海晏河清。

资本集团眼看大势将去,便策划了两次刺杀皇帝的行动。
第一个是王恭厂爆炸案,第二个是凿船案。
王恭厂是皇家的兵工厂,又称火药局。是专门做火药的地方。正因为是兵工厂,又是做火药的工厂,距皇宫大约有三公里。
王恭厂的本质是央企性质的超级国营军工单位,日产火药约两吨,常贮备量约为千吨。专供京营禁兵之用。《明史》载:“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烟尘障空,白昼晦冥,凡四五里。”
爆炸时间是天启六年五月戊申,一般这个时辰,天启皇帝会经过王恭厂,但这一次因为天启帝没有路过,才免于阴险毒辣的文官官僚集团的阴谋。
王恭厂爆炸,也从侧面反映明代我国的火药生产技术之高及火药威力之大,绝非西欧火器所能比拟。
天启帝躲过了第一劫,却没有躲过第二劫。结果英年早逝,明朝好不容易逐渐收回的主权,又再次落入外邦之手。

明朝没多久就正式灭亡了,开始了满清300年的统治。对资本家而言,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我只管怎么赚钱,是谁来统治自己的民族,无关紧要。

买办资本的罪恶

满清入关时,智力处在蒙昧阶段,中国相当于无主之地。跟蒋介石一样,只是跟四方蛮夷一起,割到了中国的一块土地。波斯,印度,阿拉伯,穆斯林教徒都来了,欧洲人从南海进来,俄国从东北来。满蒙政权一建立,世界各地方的人,都纷纷进来了。过了一百年,肤色全变了,再加上奴隶贸易,人口膨胀到 4 亿。

说满清 20 万人统治中国四千万,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对。其实真正是美国和俄罗斯统治中国四百年,罗斯福家族的先祖德拉诺家族 (Delano family),是五月花号的投资人,在美洲打下基础后,在康熙时代就垄断清朝往美洲的茶叶生意。
满清政权其实是一种半殖民统治。满族统治者政治水平不足,没有站到一个世界文明的高度,去学习和理解汉语和中华文明。由于满清统治者不能掌握汉文化,导致中华文明全面停滞。

前文说到,江南资本和文官官僚集团取得胜利后,开始给民众大量洗脑,洗脑的逻辑就是:
1)把所有不幸的,不好的,灾难的,全部归咎政府。
2)把所有不合理的,包装成合理的,并让民众发自内心认为,自己受剥削,是合理的。
3)把一切繁荣的,优秀的,先进的,包装成资本家自己的。
所以,至今我们对明朝历史都有着十分矛盾的理解和误读,归根到底的原因,依旧是凌驾于君权的资本力量,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欧洲殖民者见明朝灭亡,便开始纷纷垂涎中国这块大肥肉。和金融殖民,军事殖民相比,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化殖民。简而言之,就是把中国人的成就,包装成欧洲国家的成就,然后反向输出到中国,为中国几百年的文化不自信,打下了基础。 参见是中国将西方引入现代文明社会的。

以蒸汽机来说,最早的原型,是清政权聘请耶稣会南怀仁制作的。
南怀仁造蒸汽机.jpg
图:1672 年,清朝聘请南怀仁制作蒸汽机。

当时中国有任何的先进信息,耶稣会都会抓紧时间翻译到欧洲。
到后来英国蒸汽机的出现,其实就是瓦特在山寨模仿中国产品,此时已经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了。
不仅仅是蒸汽机,耶稣会的中国通,几乎将全部的中国文明和技术,都通过翻译,搬到欧洲了。
但是,你一看现在的媒体,一定是明清中国在学习西方,而不是西方在山寨和模仿中国。
历史的荒谬和可笑,就在这里充分体现。

再比如原来明朝军工科技都是国营企业督办督造,代表国营军工的赵士祯,曾对多种火器加以改造,经他改造过的火器更加实用,杀伤力更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赵士祯仿西域鲁密铳制成新式火枪,改良了发火装置,在枪床的尾部装上了钢刀,近战时作斩马刀用。同在这一年,赵士祯还发明了迅雷铳,其特点是转轮发射。还是在这一年,赵士祯参照西洋鸟枪和佛郎机制成掣电铳。这种火枪采取后装子铳式,共有5个子铳,各6寸长。子铳事先装好,作战时轮流装入枪管中发射,射击速度明显加快。
这类火枪军工设计,在当时世界,是遥遥领先的。

但是,国营军工力量随着万历帝被文官集团架空后,便被迅速打压,取而代之的是以徐光启等为代表的买办势力,积极从欧洲进口大炮火枪。而这些大炮,都源自明朝自身资本和科技基础而孵化出来的。
换言之,买办官僚用技术和资本输出,通过外邦孵化军工产品,然后再卖给朝廷,牟取暴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夷大炮守辽东。红夷大炮发射的是实弹,主要用于舰载炮,在战船炮击地方战船,或者炮击城墙时,可以通过实弹直接洞穿甲板或城墙。然而这类火炮并不适合守城,因为当女真骑兵四面包抄时,一枚实弹只能击伤数人。明朝从欧洲引进了11门火炮,在面对数万女真骑兵时,作用力是十分有限的。
最终一次次瓦解骑兵攻击的,仍然是明朝自身的开花弹和密集火器。根据史料记载,当年皇太极就是被明军炮火击伤。如果是红衣大炮的实弹,要么击中立刻身亡,要么就是没有击中,不存在击伤这种情况。唯一的可能,就是明朝自己的开花炮弹。
明朝开花炮弹.jpg
不幸的是,辽东逐渐失守后,这些红夷大炮全被满洲铁骑俘获,而这些火炮在攻城时,就发挥了超高作用。
可见,11门红夷大炮葬送辽东,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

即便在明末清初,这些江南走私工商资本和文官集团,仍然在不断给民众洗脑:只有西洋来的火器,军工以及天文历法才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这些人才能永享荣华富贵。
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中国人的自信,开始受到了绵延500年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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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1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③、地方势力抗税逃税免税。官僚腐败和土地兼并。


【参阅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2.万历税监与抗税运动】
附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ceab2e338b4bc83#rd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2.万历税监与抗税运动
原创 李晓鹏  李晓鹏博士  2016-01-15

五十二、抗税运动

文官们无力抗拒皇帝裁撤高级官职的行动,但对皇帝主动派出的征税太监还是有办法的。
各大城市掀起的抗税运动,若根据文官的记录,都是太监横征暴敛甚至打死人命引发的人民反抗。他们完全站在了主持正义的一方,坚决的向检举揭发宦官暴行。其实宦官们也向皇帝提出了辩护意见,可惜的是这些辩护意见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太监们作了什么解释,竟使得万历皇帝一再相信太监,而拒绝相信文官。
这里边并非没有可疑之处。如果相信文官们在奏章上所说的内容,那么万历中后期的中国,就到处都是暴乱,被征税太监们搞得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但是,在文官们的记录之外,另外一些非官方的民间记录则显示当时的中国社会远没有那么恐怖。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古井臼歌》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丁耀亢是山东诸城人,万历二十八年出生,这首诗写于清康熙八年年间。他显然用不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不仅如此,夸奖前朝还有被文字狱的风险。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
这首诗里面说,神宗(万历皇帝的庙号是明神宗)年间,人民生活的一个特点是“门少催科”,也就是很少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睡懒觉,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里生活的都很舒服。

还有一首同样写作与清朝康熙年间的《长安秋月夜》里面也有这么一句: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这首诗里把万历在位的年景称为“静穆年”,也是说的社会生活一片安静祥和。人民耕作如常、安居乐业,享受和平的生活,歌颂皇帝的伟大。这里的“绝烽烟”显然是指万历二十九年三大征结束以后的和平时期。作者能够活到清朝康熙年间,此时距离万历皇帝去世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能体会的应该也是万历后半段的“怠政”时期。这和万历派出税监的时期重合。但他看到的景象,却与文官们描写的税监四处骚扰、搜刮民脂民膏的景象完全对不上。

写作吴三桂“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文人吴梅村也写过一首《木棉吟》: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万历年间,富豪特别多,财富堆积如山。福州地区,富商们经常携带巨资坐船外出做买卖,所过之处,河边的女子(青袜,明朝女性常见装束,这里代指女子)和小鸟都叽叽喳喳讨论一番,知道那是经商的船队又来了。

另外一位在万历年间生活过的文人顾梦游有一首《秦淮感旧》,里面写到: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顾梦游把万历治下的中国称为“太平”、“全盛”的时代,也跟民不聊生、经济萧条毫无关联。

清朝初年的一本通俗历史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第一回里面也说: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这段可以明显看出,文官们描写的万历时代,跟普通人的感受差别简直判若云泥——文官们奏章里面写的如同地狱,而老百姓却是“大家小户好不快活”,而且“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这段文字还把文官们骂皇帝的奏章叫做“激聒”。聒,就是聒噪,制造噪音的意思;激,就是刺激,以言辞相激的意思。文官们的那点小心思,大家看邸报都看出来了,就是故意说些废话想刺激皇帝发怒,跟国家大事毫无关系。人民群众并不像文官那样,觉得皇帝不批复就是“堵塞言路”或者“怠政”,反而觉得万历皇帝看了这些东西竟然不生气,简直就是尧舜之君了。连老百姓都知道,那些奏章就是在故意找抽,看了之后震怒才是应该的,不震怒说明皇帝脾气好、宽宏大量。

谈迁在《国榷》中谈到万历的时候说:“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现在的官员百姓众口嗷嗷,追念万历时的宽政,讴吟思慕,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却没有一日忘记啊!)”
《国榷》成书于清初,作者谈迁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万历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四岁,对万历中后期的生活也是有直观感受的。他在书中也把万历时期的政策称为“宽政”,而不是“暴政”。

上面这些资料只不过沧海一粟,我们前面在“商业帝国”、“浮华世界”这两节里面早就已经详细的讲过明末万历时期城镇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奢华的状况了,列举过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反应的情况跟文官们在奏章中所说的情况,完全相反。该相信哪一个呢?
有趣的是,很多人两个都相信。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上卷)里面,《导论》第二部分就叫《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里面引用的资料大部分都说的是万历年间,极言当时的繁华景象。可是到了书的第五章谈到万历税监问题的时候,又说万历“把整个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
同一个作者写的同一本书,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城镇经济社会所描写的状况,竟然前后截然相反,前面说“高度成长”、“蓬勃发展”,后面说“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是为什么呢?
对比樊树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在说万历时期经济高度繁荣的时候,引用的主要是地方志或者民间文人的笔记等,还有一大来源是外国人的记录和葡萄牙日本等国当时和中国做贸易的档案文献;而在说万历时期矿监、税监带来的危害的时候,则全都是引用的文官的奏章、笔记或者墓志铭上的内容,还有就是后来东林党主持编修的《明史》,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来源了。
两相对比,我认为前者更可靠一些,来源比较多,可以互相印证,尤其外国贸易材料,那可真是通过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把葡萄牙和日本人白花花的银子赚过去的,作不了假。如果商家都破产歇业、经济萧条了,拿什么让人家把从南美洲那么远的地方抢来的银子漂洋过海给你送过来?难道是看你“民穷财尽”跑来做慈善、搞救济来了?而文官们的记录,则主要是他们的一面之词,能够印证他们说法的其它来源不多。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文官们的记录不可靠,该如何解释那些遍布全国的大小数十起民变呢?
暴乱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有太监向皇帝控诉,说这些暴乱是地方官在幕后操纵的。
太监们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就是这些暴乱,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忍无可忍自发起来造反,而是文官集团和本地权贵势力煽动甚至组织了一批人,暴力攻击征税太监及其随从,然后根据这个上奏皇帝,诬告太监在征税过程中残害百姓,引起社会不稳定、威胁政权安全,以此欺骗皇帝让他收回税监。

如果太监们的申诉是事实,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官们的奏章上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暴乱,而同一时期的普通文人却记录的是“门少催科人昼眠”的太平盛世。因为参与暴乱的“人民群众”只是权贵集团的爪牙,真正的人民群众一直在家睡觉,听见外面闹得凶就把门一关,等他们打打杀杀几天,要么地方官被皇帝抓走了,要么太监被打死了或者召回了,事情就完了,大家继续该干啥干啥,不影响正常生活。

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呢?直接的证据不多,侧面的、间接的证据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抗税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湖广民变。具内阁首辅沈一贯上奏称,此次民变遍及武昌、汉口、黄州、襄阳等县,声势浩大,就是为了反抗征税太监陈奉的暴行。紧跟着,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就弹劾陈奉九大罪状。陈奉则反告冯应京阻拦收税、欺凌税使。
万历皇帝下令把冯应京逮捕到北京审问。结果圣旨到的当天,武昌就发生民变。“愤怒的群众”包围了陈奉的税监府,把陈奉的手下六人丢入长江淹死,殴打锦衣卫,还把税监府一把火烧了。为了平息文官们声称的社会动乱,万历皇帝被迫把陈奉召回。
这个事情从文官的记录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但这个冯应京是谁呢?就是万历二十八年,组织了一批地痞流氓伪装成“愤怒的群众”去打砸龙潭寺,火烧芝佛堂,然后借机驱逐李贽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幕后组织人打着群众的旗号干坏事这种事情,冯应京是干得出来的。
而且此时在朝廷中呼应冯应京的,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是指使张问达向皇帝诬告李贽在佛堂聚众淫乱、教年轻人拦路抢劫的沈一贯。在夸大政敌的罪行、编造谎言诬告对手方面,沈一贯也是干得出来的。此外,沈一贯的贪污劣迹也十分昭著。他曾经收受楚王朱华奎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的贿赂,替楚王和湖广巡抚赵怀可掩盖其迫害宗人(朱家天子的旁系后裔)的罪行。结果激起宗人愤怒,火烧湖广巡抚衙门,打死赵怀可,酿成了万历时期轰动一时的一个大案。
在沈一贯的领导下,冯应京的亲自指挥下,有没有可能那些“愤怒的群众”是被他们煽动组织起来的,而陈奉的罪行、暴动的规模都被他们严重夸大了呢?

鉴于这两位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他们用类似的方法迫害李贽,被记录了下来,那是因为李贽是著名思想家,有很多文人官员朋友,他们在李贽被迫害之后把这些事情揭露了出来,替李贽洗刷了冤屈。而太监文化程度低,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们辩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沈一贯和冯应京的一面之词了。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李贽没有著作传世、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洗冤,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冯应京的墓志铭、张问达的奏章这种材料,是不是也会得出“李贽这个人是个狂生,借口讲学散布淫乱思想,诱奸妇女,激起民愤被驱赶,其随从拦路抢劫、骚扰民众,被抓捕下狱而死是罪有应得”的结论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煽动群众对抗以外,文官们收拾太监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太监潘相,他被派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提前下令,禁止百姓供给他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2]。
漕运总督李三才——就是那个用皇帝修宫殿的木头给自己盖豪宅的那个家伙,因为太监陈增沿河征税,影响了他管理的漕运收入,就想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出来:买通监狱里的死囚,让他们诬告陈增的随从是自己罪行的幕后主使,然后李三才就立刻把这些人抓捕下狱拷打至死。

除了这些有确凿记载的事情以外,还有两次民变也十分可疑。
第一个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的福州民变。“愤怒的群众”围攻税监高寀的驻地。高寀情急之下,策马挟剑突入福建巡抚衙门,劫持地方官吏作为人质。然后,“愤怒的群众”看到官员被高寀挟持了,就不再继续追杀高寀,在地方官的劝说下散去。
这个事的可疑之处在于:如果群众真的是自发起来反抗暴政,无组织无纪律,愤怒之极,怎么会给地方官那么大的面子呢?人民造反,追杀官员,该官员竟然可以用别的官员当人质以威胁造反群众的,还真是闻所未闻。太监高寀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是不是他早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地方官在幕后组织起来收拾他的呢?

在所有民变中,最著名、最值得深入分析的,则当属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的“织佣之变”。
万历二十七年,皇帝派太监孙隆到苏州督促工商业税收。并没有增税,只不过要求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把该收的税收上来。但在苏州仍然引起震动,机户停机、商户罢市。孙隆不得不宣布,城内的交易暂不征税,而在城外交通要道开设关卡,只对跨城贩运的商品收税。这才算平息了风波。
到了后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孙隆宣布每台织机加派三钱银子,每匹丝绸加派三分银子。这下又引起了苏州工商业的集体抵制。商户宣布罢市,机户宣布停机。所谓机户,就是纺织店的老板,他们拥有纺织机,雇佣机工、染工等从事劳作,给他们发工资。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
机户停工,纺织工人和印染工人——也就是“织佣”就失业了。他们没有工资收入之后,时间长了就可能被饿死。于是大约两千名失业工人聚集起来,商量造反。在一名叫葛成[3]的机匠的带领下,这两千人分成好几拨,分头去焚烧孙隆手下的税使的房子,并把税使抓出来打死。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芟”就是割草、斩杀的意思,也就是税官全都被杀光了。孙隆的府邸也遭到围攻,但是他翻墙逃走了。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织佣之变”。看上去像是一次普通的抗税事件,但里面也有很多疑点。
首先,这些人组织性很强,在一开始就明确了 “分别敌友,不取财物”的斗争原则。分成很多组,每组前往既定的目标,除了税使的住宅以外,其它居民的财物分毫不加损坏。打死税使以后就立刻撤退解散。
第二,工人们的反抗目标存在越级错位。
孙隆等人收税并没有向工人收税,而是对准的机户和商户,向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商人贩运的丝织品每匹征收三分银子。实事求是的讲,孙隆增收的税并不多。一匹丝织品在当时最少值二两银子,增收三分银子相当于1.5%的税率,六十税一,加上原来三十税一的标准,也不过5%的税率,比今天我们6%的营业税还要低。至于一台织机三钱银子,就更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之,肯定达不到收了税之后,机户和商户就要亏本无法继续经营的地步。但机户和商户却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停工和罢市。反应如此迅速、步调如此一致,幕后难道没有人组织的?
停工罢市以后,工人们失业,生活无着,不去找解雇他们的老板理论,却直接就去杀人,而且杀的是并不向他们征税的国家税使,这个斗争目标又是如何被转移的?如果因为征税太重让工厂破产了、老板跑路了,失业工人去找征税太监算账,那还算正常。而现实是仅仅停机、罢市而已,老板没破产,人也在、钱也在,工人们为什么不去找老板要饭吃,却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打死皇帝派来的征税官员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他们,打死了税使就有工资了呢?
还有,工人们在分组行动的时候,手里已经拿到了一份列着税官们详细住址的名单。这份名单又是谁提供的?

第三,文官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坚决站到了机户和织工这边。孙隆在府邸被围攻的时候,向苏州知府朱燮元请求派驻军镇压。但朱燮元拒绝了他的要求。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我作为本地父母官,不能消灭胡乱征税的奸邪小人,让人民受苦,已经是罪过了,怎么还能去镇压人民呢?
太监虽然被文官们描写得罪恶万分,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兵权。地方兵权在文官手中。文官不配合,他们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孙隆只能逃走,跑回北京去向皇帝告状。
在皇帝追究责任的时候,朱燮元等文官上书为暴乱的工人们求情,说他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被逼反抗的,其行动只针对那些腐败的收税太监,没有造成其它损失,也绝不反政府。孙隆逃走以后这些人就已经散了,现在市场恢复了经营,社会秩序稳定。万历皇帝收到报告以后,下令暂停征税,只追究葛成等少数首领的罪责,其他参与者一概赦免。

最有意思的还是首领葛成的命运。作为暴动的首领,带人打死十多名征税官员,还焚烧多处税务衙门,这种罪名在古代无论如何都是死刑——今天也是,不被灭族或者凌迟处死就算运气了。但文官集团坚持认为葛成是勇于反抗暴政的义士,拒绝判处他死刑,最后只判处监禁。
葛成的墓志铭里面说的更神,说葛成主动到知府衙门投案。知府拒绝抓捕,说你是义士、为民除害,何罪之有?葛成说: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为义而犯法也是犯法,不管怎么说我杀了人,你不抓我就一头撞死。知府无奈之下才把葛成关进了监狱。
葛成在监狱里呆了十年后被释放。出狱以后,因为他有反抗暴政的好名声,“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遣之”,也就是说商人们纷纷上门给他送钱。有一个苏州的富豪还送了一名姓艾的美女(“艾姬”)给他做妾。根据葛成的墓志铭上记载,他把这些礼物全都拒绝了,但是笑纳了美女,不过并没有跟她同房,过了几天就把她归还给母家,另行婚配。这说明葛成是一个真正的贤士。

在这场“织佣之变”中,暴动者组织性很好,打击目标明确,得到的税官信息也很准确,事后又被文官集团庇护,参与者安然无恙,领头的葛成只坐了十年牢,出来之后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说整个事情就是织工们自发的抗争,恐怕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还是文官和大资本家合谋,官商勾结,在背后策划组织的一次暴力抗税行动。地方官员的吃喝都指望着从商业上来,大的商业店铺都是官僚们的亲戚朋友在经营,各种利益盘根错节,你个太监跑来征税,白白的分一杯羹,谁不跟急眼啊?
在这场运动中,广大的普通商户和机户也参与了,但也有两中可能。一种是他们也不喜欢被征税。征得再少也是征嘛,估计普通小商户也没有那么高觉悟,觉得当纳税人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有人牵头抗税,他们也乐得参与,能少交点就少交点;

另一种更阴谋论一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就是普通商户机户可能不想参加罢市、停机的运动。因为税收没收多少,交点税也无所谓,犯不着跟皇帝的税使对抗。但他们也必须考虑:如果不参与,可能会遭到文官集团和大资本家的打击报复——大家都在罢市停机,就你一家还在正常营业,以后你还想不想在苏州混了?给你扣上一个与太监勾结的帽子,你的生意就完了。地方上的官僚集团要想收拾几家小商户,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哪天突然来一群“愤怒的群众”,说你在罢市期间向太监献媚激起民愤,把你家店铺烧了,甚至人都给打死了也是活该。所以税监在苏州遭遇强烈抵抗,还有一个“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意思在里边。对普通商民而言,相对于皇帝派下来的税监,还是本地权势集团的威胁更实在一些。他们宁可得罪税监,也绝不能得罪地方势力。

如果说前面的民变还最多只是幕后组织煽动的话,那么万历三十四年的云南民变就更直接了。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等直接带人冲进了税监的驻地,把税监杨荣及其多名随从两百多人杀死,然后把尸首投入火中焚烧。最后文官们调查上报的结果,当然是杨荣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愤怒,地方官员出于义愤才这么做的。万历皇帝听了之后绝食三天以示抗议,他说:“死一个杨荣不算什么,我痛心的是国家的纲纪如何废弛到这种地步?”
——原来只听说过人民群众为了反抗专制而绝食抗议,想不到还有专制皇帝绝食抗议“人民群众”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也算是一大奇观。

云南暴动,是地方官员抵抗太监征税行动的最高潮。受此事的影响,万历皇帝不得不停止征收矿税,而商税的征收也大幅度降低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三十四年,太监们差不多每年收了五六十万两银子的税,累计大约六七百万两银子。后来十多年还有一些,数量就少得多了。总共加起来,征了二十多年应该也就一千多万两。数量并不大。

有人认为,太监们私下贪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向皇帝进献的数字。贪污的情况应该是有的,但不太可能像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因为太监从皇宫被派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收税,而地方官僚始终对他们虎视眈眈,不仅不提供任何支持协助,反而不断的找茬,一有问题就马上弹劾举报。这种监督力度是很足的。太监们对上必须要完成皇帝布置的征税任务,对下必须要处理好跟地方上的关系,不然随时会有人民暴动,他们的生命都有危险;贪污被抓到证据的,皇帝就会下令把太监抄家,那就鸡飞蛋打了。他们夹在中间,能够自由回旋的余地其实很小。万历真的有几次听信文官们的举报,把好几个征税太监给抄家了,但最后抄出来也没多少银子,与文官们控诉的数量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综合以上的材料,可以认为,万历税监和矿监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之所以在很多城市激起民变,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在幕后组织煽动起来的。这并不一定说明太监们在坑害老百姓、官逼民反。相反,很有可能说明太监们在认真负责的工作,真的把税征到了地方富豪权贵之家的头上,让他们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万历皇帝之所以不相信文官们的话,是因为他们的弹劾往往缺乏证据,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真正有证据的,万历都很快把太监召回甚至抄家了,并没有完全偏袒所有太监。对于大部分所谓的“暴动”,皇帝也没有像对待农民造反一样,组织军队镇压或者大规模的秋后算账,只处罚少数几个带头的、闹得最凶的,最后是不得不召回了大部分税监,做出了妥协退让。

矿监和税监的征税,极大的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虽然这些税收都是进入了皇帝的内帑,并不直接归户部管理。但这些钱一部分被用于救灾和军费。比如万历四十三年的大救灾,就有多处发内库的记录。保定巡抚的上奏中提到“皇上又大发帑金、出通德二仓粮平粜”,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万历四十五年的奏章中回顾救灾,也说皇帝“曾以大旱发帑金、仓粟赈济”;首辅方从哲在万历四十六年又上奏说:“近发帑金十万,人心无不感激(后面的内容是发的还不够,请继续发)”。这些记录里的帑金,都是指的皇帝的内帑银两。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户部的一份奏章里面写道:“辽东兵饷,经议需用银三百万两。今内库已发一百万两,南京户、工二部五十万两、太仆寺及水衡八十万两,总计二百三十万两。”在准备打击努尔哈赤的兵饷中,来自于皇帝内库的银两占了差不多一半。
万历皇帝去世以后,在内帑中留下了大约七百万两的银子。这些银子大部分也被发为辽东军费了。天启初年一年就发了二百万两出去。内阁首辅叶向高还上书说:“皇祖(指万历,他是天启皇帝的祖父)当年大力征税矿税榷税的时候,我们曾经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收那么多银子起来做什么?这几年辽东用兵,我才感觉到原来皇祖思虑深远,是留下来为将来的战乱做准备的。”
叶向高作为东林党领袖,这段话并不是良心发现,开始赞同收商税了,核心意思是通过夸奖万历,打着祖训的旗号劝天启皇帝把积蓄的内帑银子全都拿出来当军费。最后他也基本达到了目的。

除了这些开支以外,内帑中还有一部分则是积攒起来,准备修缮三大殿。三大殿是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在万历二十五年遭到雷击被烧毁了。如果重修的经费找户部、太仆寺、工部要,那么这些财政库中用来兴修水利、救灾和打仗的钱肯定就会被大幅度的挤占。
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财政系统是一个整体,总的花销最后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征上去的钱归户部管还是归皇帝管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三大殿被雷击烧毁,这是谁也不想碰到的事,要修就得花钱。明朝皇帝从来不在皇宫以外修建离宫别院、避暑山庄之类的,但老祖宗两百年前修的大殿没了,还是应该重修的。既然这笔额外的经费开支有了别的来源,就可以不用挤占军费等开支了。这里面的关系,也是很好理解的。

这些开支如果不采用矿监和税监的方法来征收,而是交给地方官员去征收,那么问题只会更严重。当时国家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村地区土地兼并又很严重,权贵之家大量占据良田却不交税,加派钱粮只会大规模的加到普通农民头上,那才会真的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反,税监和矿监只驻扎在大城市征税,征收对象大部分是富家商户,以当时明王朝位居全球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而言,二十多年才收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每年五十万两,相对于庞大的商业利润来讲其实是九牛一毛。对商业活动影响不大,反而可以宽解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税收负担。

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文官们上书控告太监们的那么多罪行、全国到处都是可怕的暴动,但非文官集团的各种文献纪录,却普遍的认为万历中后期是一段“门少催科”的太平盛世。
因为万历皇帝取消了一大批高级官员职位,精简了政府机构,放弃了通过行政系统向老百姓加税的努力,直接派遣太监对矿业收税,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让帝国的财政来源得以优化,降低了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样,老百姓负担减轻,工商业繁荣也没受影响,对外战争却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才是真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万历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给他的继承人,并没有浪费。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多年,万历皇帝在朝廷党争不断、官僚集团腐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常年忍受着足疾带来的痛苦,忍受着言官们的疯狂辱骂,尽心竭力治理国家,独自撑起国家大局,在西北清缴了内外勾结的蒙古反叛势力、在辽东击败了日本人的进攻、在西南把杨姓土司的地盘收归国家直管,开创了官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先河,别出心裁的遏制了腐败的危害、解决了政府财政困难、减轻了底层人民的负担,营造了一段难得的天下太平的好时光,将“嘉靖-万历大繁荣”推向了顶峰。在一个王朝的末世,还能出现这样一番景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明神宗万历,不能算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治下的盛世,主要是嘉靖皇帝时期的张璁变法,以及大力剿灭倭寇打下的基础,大部分的功劳不能归结到他头上。但他显然也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没有选择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整肃吏治、改革国家制度,进而抓住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机遇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还被东林党人忽悠,下令抓捕了李贽并焚毁其书,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在改革派已经全面从政府高层中消失、理学思想早已系统性的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对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来说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勤勉的、负责的、优秀的君主。对于过去四百年来,理学文官们特别是东林党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应该予以澄清,还他一个公道。


[1]樊树志《晚明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496页
[2]《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3]《神宗实录》记载为葛贤,但根据墓志铭应为葛成,可能是当时民间尊称其为贤士,被混为真名了

点评

让中国的孩子学到真实的历史,有多么重要!!!  发表于 2020-2-22 14:55
以前对厂卫感觉除开了威武之外,都是负面感觉。现在开始,对厂卫有一种崇敬之情!和朋友聊天,就国内的官僚腐败问题,不管如何恨之入骨,都不好说如果有锦衣卫,国家就会如何如何好,现在开始,有底气这么说了。  发表于 2020-2-22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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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1 12: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③、地方势力抗税逃税免税。官僚腐败和土地兼并。


【参阅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9.亡国祸根: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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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9.亡国祸根: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
李晓鹏  李晓鹏博士  2016-05-12

二、亡国祸根: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

把东林党的性质大体摸清楚以后,明朝灭亡的原因也很清楚了,主要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造成的。只是说以前的官僚腐败主要是贪污和兼并土地,东林党还会控制工商业,贪腐方式有进步,仅此而已。

我们在第一卷里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没有一个能存在超过三百年的。那么让一个王朝最终覆灭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从表面看是“土地兼并”,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至于土地兼并,不管是西汉那种勋贵豪强为主的土地兼并,还是明朝这种文官为主的土地兼并,都是官僚体系腐败带来的结果。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官逼民反”。就是说人民起义基本都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压迫造成的。这是两千年帝制社会发展过来,在中国民间形成的一个共识。
但是,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大大的衰落了,惨遭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努力去学习西方,从西方人的知识当中来寻找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刚开始是学习西方的武强,然后学习君主立宪,然后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最后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取得了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土地兼并在王朝灭亡中的重要意义就被过分高估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四条最关键的结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为剥削阶级,另一方为被剥削阶级;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国家政权都是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这四条结论里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没啥问题的。但后面三条在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有一个基本原理是非常深刻的:人的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点用在马克思自己头上也必然是成立的。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了解非常少。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欧洲社会的分析。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就讲过,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但中国的中世纪不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社会;秦始皇之前的中国,才能称为封建社会。
在欧洲有史料可查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很难截然分开,封建领主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上居民的统治者。国王的权力非常弱小,也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具有独立地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集团。这就让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基础和政府体制的时候,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不太重视政府体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马克思并不了解,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之后,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关系脱离的官僚集团会如何运作。
这个集团并不能仅仅看成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奴仆,他们会产生自己独立的利益,反过来控制经济体系而不是被经济体系所控制。他们并不是被动的等着地主或商人来送钱,然后提供服务。他们可以把没有背景的地主或商人送进监狱,然后自己来兼并土地和控制商业,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占据主动和主导的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面是没有的。
由于对官僚体系力量和独立性分析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用未经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社会发展史……是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这样五种基本生产关系更迭的历史。”
在这五种社会形态中,奴隶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套“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就成为了理论界阐述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法则。

根据这个法则,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中国的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官僚体系也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民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农民起义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农民起义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农民为什么要夺取土地呢?因为他们没有土地。
那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土地呢?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地主抢走了。地主要通过土地所有权来把农民变成佃农,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会不断的兼并他们的土地。等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起来造反。
以上就是关于土地兼并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官僚集团只是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腐败是因为被地主阶级腐蚀和收买,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帮助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反抗的。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土地兼并是因,官僚腐败是果;土地兼并是深层次原因,官僚腐败是表面现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大体是下图这么一个逻辑: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1.jpg
图:王朝灭亡的“土地兼并假说”
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
在古代经济条件下,基于自愿的土地交易量非常低,特别是农民自愿卖出土地的交易量。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整个家庭的命根子,比个人的命还重要。古代农民基本就不看病,房子和土地都是世代继承的,病了自己好不了就死在家里,也不会把土地卖了去看病。那时候大部分疾病也都是医生看不好的,花钱也没有用。在各个朝代所能看到的资料,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强取豪夺,或者因为税赋过于沉重,迫使农民放弃土地。

本书在前面举过一些明朝土地兼并的例子,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豪强地主强势夺取别人的土地,比如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打死数十人,内阁大学士梁储的儿子为了夺取杨姓富家的土地杀死对方一家两百多口人。还有唐朝宰相褚遂良欺负自己手底下的小官,把他们家的良田给抢占了,也是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官员权贵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以此换来别人主动把土地“投献”到他们名下,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因为国家税赋过于沉重,宁可放弃土地所有权,以缴纳地租待地交税。
这两种形式,很明显都是官僚集团利用政治特权来夺取土地。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的特权和腐败才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
而且,官僚集团的腐败,还会体现在很多跟土地兼并无关的方面,比如打官司收黑钱,比如贪污军饷;前者也会增加人民的痛苦,后者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危害国防安全等等。

所以,土地兼并、官僚集团腐败和农民起义、王朝覆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2.jpg
图:官僚体系腐败与王朝灭亡的关系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只能画个大概,官僚体系腐败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下降、政府开支庞大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人民负担和降低政府财政能力。但整体的思路应该是清楚的:土地兼并只是官僚体系腐败造成的后果之一,它跟官僚腐败制造的其它问题一起,共同引发了农民起义。
官僚体系腐败不仅会引发农民起义,还会通过贪污军饷引发兵变,还会降低军队战斗力。在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单纯的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可以导致一个大一统王朝灭亡。北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后面这张图的逻辑,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原因,就比前面那张图把土地兼并作为根源的解释要有力和全面的多。它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建立了一套欧洲中世纪所没有的郡县制国家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不需要依附于地主或者富商。它的清廉高效可以创造伟大的盛世,它的腐败堕落就能毁灭一个帝国。
这个官僚体系的运行,不能完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去理解它。作为标准的上层建筑,它相对于对经济基础的独立性非常强,可以适应不同的经济基础,也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形态。

一个理想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应该是这样的: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3.jpg
图:理想状态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组织结构
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帝国政府通过郡县制官僚体系和基层里甲制度,直接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进行组织管理,把他们农业耕作的剩余集中起来用于兴修水利和供养军队。军队还可以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来养活自己。
这里面“地主阶级”这个层级并不是必须的。没有地主,帝国政府直接管理农民,也能很好的组织生产和战争。也就是说,帝国政权可以以自耕农和土地公有制(军屯土地和官田)作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需要地主来支持。
相反,土地兼并出现地主,对帝国制度的正常运转反而是个威胁。

当出现土地兼并以后,帝国制度就变成了这样的: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4.jpg
这里面,里甲制度就部分的被乡绅地主取代了,郡县制官僚体系也部分的从直接管理农民变成通过乡绅地主代理来对农民进行管理。
如果土地兼并程度不高,这种情况对帝国制度来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但这并不可怕。王朝前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一部分自耕农,一部分中小地主加雇农共同成为帝国的经济基础。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帝国官僚体制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真正的问题是官僚集团权力的扩张,“向下吃掉”自耕农或者中小地主的土地。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通过强取豪夺的方式进行土地兼并。一旦这部分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掌握大量土地,他们就从官员变成了豪强权贵。这种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才会真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对上抗拒皇权,并尽可能的逃避国家税赋;对下残酷榨取老百姓,并将国家税负尽可能的转移到普通老百姓头上,最后终于搞得官逼民反,王朝灭亡。
所以,官僚体系对农耕帝国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就可以体现为吞并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土地,把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自然农耕经济结构,变成“豪强型大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官僚地主控制型经济结构。

此外,还有一种土地兼并方式,也跟单纯的地主阶级毫无关系,就是国有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权贵们通过特权、腐败、弄虚作假等等方式,把军屯土地和官田变成私有土地,按照民田来交税。因为军屯土地由军户耕作,大部分粮食是要上交的;官田的耕作者除了要交税还要给国家交地租。这些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只需要按十五税一的民田标准来交税就可以了。再加上能够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一般都是权贵,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往往就连民田标准的税也一块给免了。这就是完全依靠腐败和特权把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跟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了。

总之,帝国制度下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很典型的“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自身发生了变化去影响上层建筑。

同样的模式对工商业活动也同样适用。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5.jpg
帝国官僚体制并不是只能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像明朝中后期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沿海工商业的大繁荣,帝国治理结构本身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无非是把最基层的里甲制度,用牙行、商会这样的形式来加以代替。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是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大繁荣的重要政治基础,而不是发展的障碍。在郡县制条件下,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商品和人都可以自由流动,非常有利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大一统给工商业从业者带来的好处,甚至比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还要大。因为工商业比农业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到近现代的大工业,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是可以充分包容的。甚至到今天信息化时代,中国依然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经济还是在快速增长。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并没有让这个上层建筑被颠覆。

但是,也如同官僚体系会改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样,它也会改变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比如:
通过建立食盐和茶叶的特许经营制度,然后又安插自己人去经营或者收受贿赂,官僚集团就可以把这些商业利润收入自己的腰包。
通过私自设立牙行来对商品交易抽分,并且规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须通过牙行,不准私下交易,又可以把很大一部分普通商品交易的利润也纳入私囊;
通过海禁政策的弹性把握,把进出口贸易的利润也收入自己口袋;
利用特权获取黄金地段的土地房屋所有权,取得级差地租;
让家人或家族人士去经商、放高利贷,自己为其中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或者用权力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获取暴利。
……
官僚集团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就跟强取豪夺兼并土地一样,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兼并产业”,也就是把工商业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官僚集团兼并土地,就成为地主豪强,兼并产业,就可以成为商业豪强,或者说的时髦一点,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徐阶的家族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相结合的典型。徐阶的官做到首辅,土地兼并成松江第一大地主,又占着京城等地的黄金位置经营,还开纺织厂和放高利贷,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权贵家族。

这个时候,工商业经济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就又被官僚集团这个“上层建筑”给改变了——从中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自由竞争市场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商业豪强垄断的寡头市场。在自由市场里面,工商业从业者通过竞争创造财富,然后向国家交税,就可以实现民富国强、富国强兵;在后一个市场里面,官僚集团垄断大部分商业利润,对上拒绝缴纳商业税,对下压榨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商人,就会国穷民困。这跟农业社会官僚腐败导致土地兼并的后果是一样的。

明朝后期东林党的出现,就是因为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社会财富的局面。东林党就是在为这个利益集团说话。
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是腐败官僚集团,外围就是依附于它的大商人和大地主。真正的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还有城市手工业从业者,他们的利益是跟这个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他们被这个利益集团通过牙行抽分、敲砸勒索、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剥削,他们的产业也随时可能被这个集团兼并侵夺。他们与这个利益集团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说,真正代表中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是李贽的心学思想,而不是东林党的儒家宗法理论——宗法伦理显然对官僚有利而对平民不利。东林党和李贽势不两立,东林党一定要整死李贽才满意,因为他们完全属于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
李贽大骂官僚集团腐败无耻,痛批理学家们虚伪,要求建立自由市场和实现人人平等,反对儒家宗法等级制度,海瑞在江南大力反腐败、整顿土地兼并、平反冤假错案、打击非法高利贷,要求守寡妇女可以自由改嫁等等,都是在跟这个官僚权贵集团过不去,也都是在为江南地区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撑腰。
李贽歌颂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主张适度的增加商业税收,走富国强兵之路。这不是思想保守落后,而是真正的站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存在,中国才能更好的保卫边疆和平,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甚至组织力量进行新一轮的郑和下西洋,开拓海外贸易。跟这样的利益比起来,商税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更何况当时商业税率实在是很低。

而且,当时也只有皇权才有可能以非战争的方式镇压他们最大的敌人——东林党贪官豪强集团。

李贽的心学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和大一统皇权相结合,对内打击贪官豪强,对外开拓世界市场的理想。而东林党关于工商业只知道要求朝廷停止征收商税,却绝口不提反腐败,更不提人人平等、自由贸易,反而要求强化儒家理学思想,强化宗法等级制度,强化海禁,就是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东林党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6.jpg
圆圈里面这个介于皇帝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集团,就是权贵集团,它是由官僚集团控制的,下面的地主富商等等都是官僚集团的附庸。

李贽和海瑞希望通过反腐败来建立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7.jpg
这就是一个把官僚集团变得清廉,然后也就消除了依附于腐败官僚集团的大地主和特权商人集团的社会结构。农民可以轻徭薄赋,工商业可以自由竞争,国家财税也不会大量流失。这个局面其实跟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很像。这也是海瑞一再要求恢复朱元璋反腐败法令的原因。

明朝从朱元璋时代结束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中间权贵阶层不断做大的过程。当它大到一定程度,对下足以让底层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对上足以让国家财政崩溃、军队哗变的时候,明朝就灭亡了。

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演变和灭亡,都是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不能解释的,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不能解释的。它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官僚集团政治权力的膨胀。这种膨胀在农耕社会会发生,在商业社会也会发生,甚至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还是会发生。其演变规律不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官僚集团的权力自于皇权,而皇权则来自于古代技术条件下政府提供国防、治安、水利、赈灾等基础公共服务的需要,其中核心是军事权力。中间不需要假设存在一个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来支持这个政权。相反,这个政权还带有遏制生产资料集中的倾向,皇权的最佳经济基础是自耕农、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和中小工商业阶层,过于庞大的私人财富对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威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不是统治阶级与为他们服务的暴力机器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制衡、彼此冲突的关系。

虽然官僚集团的膨胀也主要体现为去攫取物质财富,可以说它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但显然无法从按照生产资料去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这个框架来解释它的演变过程。

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是官僚集团的腐败、政治权力的失控。这是官僚集团取得皇权的代理权以后自我膨胀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占有的集中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资本过度集中确实存在,而且对帝国而言也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它们都处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上,是官僚集团腐败和特权膨胀的结果而不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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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十章《千古兴亡》第二节。转载需注明出处。阅读全书可见: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0.0.0.0.BolsNu& id=132955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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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2 11: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3 12:03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③、地方势力抗税逃税免税。官僚腐败和土地兼并。

【参阅  托塔李天王:科技源流,500年的谎言来自传教士炮制的历史错乱】
附链接: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03


科技源流,500年的谎言来自传教士炮制的历史错乱
西方科技造福全球的500年历史谎言
托塔李天王    2018-05-31

前言

文明的传续,一定是有迹可循的,任何一种文化,科技的发展与变迁,一定有着可循的传承与历史脉络。世界上不存在突然诞生的文明,文化和技术,如果有,那一定是历史的谎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祖先的基因,换言之,我们都是祖先的一个副本。一个人的相貌,家境,学识,财富,和地位,一定有其合里的解释来源。

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科学文明,在今天,依然是以全球科技文明的创始人,孵化者自居,几乎所有人都坚定认为,人类文明近百年的突破和飞跃,要感谢西方科技文明。
那么,这里就需要回答1个问题:西方科学技术的突然飞跃和崛起,其基础是什么,又传承自哪里?他们的脉络和历史变迁,究竟是怎样的。
有意思的是,西方科技文明发展史的时间线,与欧美全球殖民的时间线完全一致。

明朝后期,有大量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我们大部分人最熟悉的,是利玛窦,其次是汤若望。但很少会留意到,有一个耶稣会士,他叫Joannes Terrenz,1576年出生于德国,16世纪末来到中国明朝,起了一个十分儒雅的名字--邓玉函。
邓玉函来到明朝后,很快认识了王徵,根据史书记载,由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共同编撰了《远西奇器图说》,于天启七年(1627)出版。

耶稣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机构,这是一个罗马教会的锦衣卫机构,换言之,他们具备相当强的武备,科技,谍探能力。其权力级别相当于魏忠贤领导的东厂,权力之大,集公检法一身。
1545 年,罗马锦衣卫机构耶稣会先遣队队长 -- 沙勿略首次到达日本后,整个日本政府,皈依基督教西方派。耶稣会日本分会的历史任务,就是抢占明朝灭亡后的政治遗产,并在16世纪末年,配合明朝文官官僚集团,武力支援丰臣秀吉,攻打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蚕食明朝。

邓玉函作为耶稣会士,在到达明帝国后,首要任务,就是结交明朝政府的高级官员。耶稣会和明朝政界官员勾结的目的,是以一枚帮助帝国文官官僚集团,抗衡皇权的棋子而存在的,换言之,16世纪末的明朝,文官官僚集团,联合江南走私资本、海盗,外邦蛮夷国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来共同抵抗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国家央企力量(皇权资本)。而耶稣会,则企图借助这股力量,灭亡明朝,殖民中国。参见: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500年(上)和 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500年(下)


由监守自盗配合地抄袭、剽窃自明朝

对于欧洲科学和文明,最大的疑问,就是近代欧洲学术的师承。几乎所有的欧洲天才,彷佛都是在没有明确师承路线的情况下,突然一夜爆发出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抄袭和剽窃,并对原稿进行毁灭。主要抄袭方,就是中国明朝。并且抄袭行为和原稿破坏,得到了明朝文官官僚集团的支持。
中国几乎所有的水利技术,流体机械技术,都能在各个文书,实体,遗迹中寻找得到。
16世纪初,葡萄牙第一次到达中国,到了16世纪中叶,进占澳门,大量耶稣会间谍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开始了长达500年的中国文明窃取过程。

当然,一定有人会说,西方机械技术的发展,从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记载齿轮的出现。发展到16世纪,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其实稍微用点脑子想想就能知道,一个公元前3世纪就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竟然没有任何文明遗迹可寻,这只能说明,这些记载,相传,都是臆测,实为骗局。

根据清朝官方修订的《明史》,辅以部分野史记载:
邓玉函所在的耶稣会,从欧洲带了7000册书入华,大部分都是科学类书籍。例如,天体运行论,建筑十书,数学札记,矿冶全书,几何原本,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关系,磁石测量法,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等等。
真实情况是,欧洲的生产力和传播条件,几乎不存在统一的7000册书籍的说法,7000册书籍究竟由何种语言书写,翻译这7000册图书,需要大量的数据转换工作,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大规模的图书翻译运动。也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和档案。
16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根本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历史谎言。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邓玉函到达中国,和明朝文官集团勾结,大量翻译中国的科学技术,通过走私贸易运往欧洲。

有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1,欧洲人往来中国便利,走私盛行,就一定需要中央政府的允许。
2,要让中央政府允许,就必需有一个组织化集团来运作,并架空皇权。
3,组织化集团凌驾于皇权之上,就必需控制帝国金融和财政权,首要任务,就是瓦解和肢解国家央企。
4,瓦解央企力量,就需要有一个支撑他们走私力量来代替,于是就扶植欧洲蛮夷,将中国原创技术输出,然后以买办采购的方式,高价买回,牟取暴利。

因此,16世纪末期的所谓现代机械启蒙运动的真实路径是:
明朝科学技术从郑和航海停航后,东学西渐,到达欧洲。
在明朝买办资本和文官集团的资本孵化下,让欧洲在中国科技的基础上,一夜建立。
欧洲开始了500年搬运中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历史。

邓玉函和皈依天主教的王徵串通一气,一方面,邓玉函翻译中国的科技技术成果,并运往欧洲。另一方面,文官集团假借邓玉函等欧洲传教士的名义,撰写各种科学技术著作,营造西学优于中学的假象,以迫使朝廷开放市场,学习西方,积极引进欧洲军工,从中谋取暴利。明朝后期大量从西方采购和引进西式大炮,打压国有军工企业,就是在这个立论基础上得以进行。
所以,是明朝的科学技术沉淀,诞生了《远西奇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反哺了欧洲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发展,然后欧洲伪造了阿戈斯蒂诺.拉莫里,以及《各种人造机械》。
16世纪末,除了《远西奇器图说》外,还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编的《泰西水法》。《泰西水法》在书中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牛顿、伽利略,莎士比亚等等这些所谓的欧洲科学和文化巨人。


海船和火器技术

19世纪,英国霸主地位崛起,得益于蒸汽船的发展。由于蒸汽船时代的到来,导致英美可以从太平洋直接到中国。
现代欧美霸权的基石,就是人类从木船时代,进入蒸汽船时代,其标志特征有3点:
1,海船技术的发展。
2,火器技术的发展。
3,蒸汽动力的发展。
在这蒸汽时代之前,木船是海上唯一的巡航力量,其动力仍然是风力和人力。欧洲在黑死病之后,人力匮乏,无论如何其资源都无法撑起一个海上强国。
1629 年的地中海桨帆船,每支船桨由 5 名桨手并排分 5 列划动。但是欧洲的人口始终无法撑起桨手的资源。只有到了后来的奴隶贸易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就是说,即使到了明朝灭亡,以世界政治舞台的标准,明朝仍然是最强大的世界帝国,欧洲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明朝战船和欧洲战船多次交锋,明朝的海上力量,多次被描绘为不堪,落后,效率低下。因此历史上容易得出两个结论:
1) 明朝的海船技术,不如西欧。
2) 明朝的火器技术,不如西欧。

我们先来看看,16-17世纪,西方海船技术所记载的发展情况。
“玛丽罗斯”号(Mary Rose),1511年建成,水线长约32米,宽约12米,排水量500-700吨,装备大小火炮92门(1545年),其中24门用于摧毁对方舰体的重炮。

“吕贝克之鹰”船体长64米,宽14.5米,排水量2000-3000吨。装备有8门48磅铜炮,6门24磅铜炮,26门10磅铜炮,10门6磅铁炮,4门5磅铜炮,8门3磅铜炮,另有40门1.5磅小铁炮与30门更小的炮。

“海上君王”号战列舰(HMS Sovereign of the Seas),1500吨,1637年建成时装备20门60磅重炮(以中国标准重约七八千斤)在内的102门火炮。

总体而言,从16世纪开始,记载的欧洲战船一下子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尤其是舰载火炮的技术和数量堪称恐怖。
这一历史结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舰船利炮”的心里感受,从清朝末年,提早到了明朝后期。
后来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和买办串通一气,废止国家火炮军工,全部采购西方火炮,典型的挟洋自重。参考: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500年(上)

火器技术,造船工业,代表了当时的军工科技最前沿。也是西方人至今最引以为傲的点,那么我们就说下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中西方国家在海军上的发展,先从西方挑选出两个代表性的国家:西班牙与英国。

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直是欧洲16世纪最强海军,欧洲人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规模是这样的:
欧洲人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规模是这样的.jpg

火器技术,造船工业,代表了当时的军工科技最前沿。也是西方人至今最引以为傲的点,几乎所有的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无不依仗军事科技。那么我们就说下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中西方国家在海军上的发展,先从西方挑选出两个代表性的国家:西班牙与英国。

事实上,这些数字和统计,都只是YY出来的结果,因为16世纪晚期,火炮技术处在发展阶段,制造大炮不仅价格高,而且质量监控难,只能按照炮弹重量来进行区别。铸炮工匠没有一个统一标准,造出来的炮规格大小都不尽相同。
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当时的冶金水平极低,假如每门炮配备100发炮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生产力能负担一支舰队的给养。所以在真实的战斗中,很多大炮会炸膛,杀伤力指数锐减7成。

另外,重炮发射的后坐力极强,随时会让船只散架。所以,绝大部分有参数记录的大型武装帆船,进入真实的战斗,绝不是如欧洲人或者中国的文人墨客那般神话似的存在。西班牙无敌舰队甚至一度大规模使用石炮来进行海战,可见任何所谓记载的炮舰装备,都不过是一场意淫。

西方人常常描绘中国的海军像渔船,还起了带有侮辱性的名称--戎克船(Junk)。再加上明朝的一些文人墨客,将西洋船描绘得无比高大,矮化明朝水师的真实实力。导致很多国人觉得没有自信心。
16世纪末明军的水师的装备是很值得称道的,热兵器的装备已经达到80%,剩下的20%属于接弦战时的短兵作战,虽然在船只上明朝的海船要略小于欧洲的船只,但装备上并不逊色,具代表性的福船:舰首备红夷炮1门、(重型炮)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

西方海战主要企图以炮击对手战舰为主,其次再是接弦战,但由于当时爆裂弹极少,加之大炮精准不够,所以成效不是很大,英西海战在两国大炮对轰8个小时之下英国也才轰沉了西班牙两艘战舰。
所以,16-17世纪,火器的主要作用,在引燃木船,而不是像当今海战那样直接击沉对方。欧洲的战船虽然高大,但是操作起来极其困难。史书曾描述西方战船“虽高大”、“不善战”、“舟船难以控制”。
明朝发射的炮弹属于内空装实的炮弹更易引燃对手战船,并发动上百艘战船作战,组织进攻,有的负责冲锋,有的负责接近焚毁,有的负责远处炮击,已经有了现代海军编队的战斗规模和水准。
此外,明朝海船的是甲板平阔,底部尖锐,并有了非常成熟的水密舱技术,抗沉性极强。反观西方在16-17世纪发展的克拉克帆船,盖伦船,都是上窄下宽,且不具备成熟的水密舱技术,结果导致大量沉船事故发生,也算是造船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畸形。

因此,真正让西方人在海战中崛起的,是蒸汽船的出现,也宣告了英国进入了世界帝国霸权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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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3 11: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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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任意求:从明末中国火器的急速衰落,可知军事工业必须国有,决不能放开】
附链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JNSU6230529LNP0.html


从明末中国火器的急速衰落,可知军事工业必须国有,决不能放开
2019-07-10  任意求

  现在中国民间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国有军工企业不争气,生产不出先进武器,就会抄袭仿制,而且内部官僚横行,腐败成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认为国家现在必须在军工领域改革,打破国有垄断,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实现公私合营,以此激发整个行业的活力。不信你看,没有国家保护,中国一样产生了BAT、华为、小米、大疆等等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以及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工业巨头。真放开了,中国也许很快就会有类似美国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世界级军火巨头产生,到时候国家省心、省钱,军队有先进武器,民间也有利可图,一举多得,岂不美哉。
  但现实可能让这些“聪明人”失望了,中国政府从来不打算也不可能在军工领域搞私营,无论是好心还是恶意,国家的政策永远是左手伸进来砍左手,右手伸进来砍右手。因为军工的国有化是国家的根本,动摇根本,国家、民族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不信,请看明朝末期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火器因为私营经济参与而急速衰落,最终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

  明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充分总结了元顺帝变法亡国的恶果,在土地、金融、军工领域实施全面国有化,短短几十年间强大的明帝国就从元末的一片废墟中崛起,称霸东方。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军器、专设军器局、设金工局、军装、鞍辔、设鞍辔局掌管。时常整点,若有缺少件数,随即行下本局,算机物料,委官监督,订立工程,如法造完。差人进赴内府该库收贮。如遇军职衙门关支,仍须计较可否。果系应合关人数,即便奏闻,依照军法,定律支给。军法定律:每一百户,铳手一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枪手四十名。”

  明朝的军队是军户制国家统管,军工是国有制不许民间制造武器,这就保证了军人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明朝军队前期和中期战力强劲,北向横扫蒙古诸部,东向击败全盛期的日本,西向震慑诸回部和西藏,南向七次下西洋远航万里,对外战争屡战屡胜。
  明朝的火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国有十几万火枪兵,装备有先进的多管燧发枪、远程大炮、开花弹、铅制弹丸等,这是一个逐渐脱离手工业水平的巨型国有军工体系。军工生产规模史无前例,进入了集约化、工业化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明朝陆军、海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力量,这是古代中国军事力量的巅峰期也是火器的巅峰期。一般来说,过了巅峰就会是下坡,但是明朝不是走了下坡路,而是直接跳了悬崖,这就实在令人费解。
从明末中国火器的急速衰落,可知军事工业必须国有,决不能放开:迅雷铳.jpeg
  “夷虏所畏中国者,火器也”。明代热兵器巨匠赵世帧(1552-1611)是明朝中晚期国家热兵器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兵器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总监,著有《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谱或问》。他在前人基础上改进设计了五管火铳,称为“迅雷铳”,仅重10斤,长2尺,发射铅丸,枪尾有矛尖,可以近战格斗,枪管上有盾牌,一来可以保护射手不被火药焰倒喷,二来可以反射火焰攻敌,是多管机枪的雏形。
  崇祯年间优秀的设计师毕懋康则开发出了“五雷神机”,这是种燧发的五管步枪,是“迅雷铳”的改进版,不用火绳,采用火石燧发技术,扣动扳机就能发射,明人称为“自生火铳”。也许你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用的前膛装药燧发滑膛枪和明朝这些火器在技术上是一个时代的,英国人的枪要12个装填步骤才能发射,“五雷神机”则可以瞬息间连发五枪。也就是说如果鸦片战争让明朝军队来打,会是另一种一边倒的结果。
  毕懋康在其著作《军器图说》中无比自豪地说:“夷虏所畏中国者,火器也”。明军的5连发(赵世帧设计)、10连发(毕懋康设计)、28连发(戴锌设计),比200年后英军装备的单发步枪先进得多。

  明朝军工生产的火炮同样领先世界。 清末1875年,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偶然发现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欧洲人认为是他们发明了开花弹,其实开花弹在中国宋代就已经存在,是用抛石机或者人工投掷的炸弹,从根源上来说应该也是由中国传到欧洲。在明朝前中期使用开花弹的时候,欧洲还在用实心铁球弹。

  那么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国火器是怎么在明末清初短短几十年间急速衰落,甚至倒退到近乎一无所有的地步?以前一般认为是明朝末期政府极端腐败,军队武备废弛,火器先进也没用,满清骑射得天下,一味自大越发看不起火器,没有统治阶级的重视,中国火器最终走向了衰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根本原因是明末搞兵工改制走民营化、合资化道路,这才是真正的毁灭之路。

  所谓国营军工体系,就是国家成立作坊,原料由国家供应,工匠由国家供养,技术由国家出资研发,产品由国家统购,其产供销一条龙都是与市场隔绝独立运行的。明初私营企业是被禁止进入军工领域的,朱明王朝对于商人是非常警惕的,认为重利轻义的商人利用金钱腐蚀政府、干涉朝政,有可能酿成巨祸。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死的危险。明末政治腐败,边患四起,军费开支巨大,国库日渐空虚,国营的军工体系是要靠巨额的财政拨款维持运行的,但这时国家已经力不从心。商人们嗅到了机会,他们运用各种关系,收买朝廷重臣游说,并与地方政府勾结,抢夺国营军工订单。

  军事供应民营化可以短时间内减少财政负担,毕竟国家只掏钱买产品就行,不用付企业运营的各种费用。但没想到的是由此带来了明军火器装备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古代讲究物勒工名,就是在产品上刻上工匠的名字,有质量问题,制造的工匠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国营军工是有一套严格的质量体系的。而私营作坊主则不会管什么质量,他们花了大价钱行贿得来订单,就必须压缩成本到有利可图。那就用最次的原料,用最落后的技术,生产出最便宜的产品。军队充斥着这种便宜货,先进而昂贵的多管连发枪不见了,开花弹不见了,明军没了炽热的火力,如何能打得过彪悍的满洲骑兵?
  为争夺订单,私营作坊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除了行贿官员,还有挖国营作坊墙角。私营作坊主可以出高价挖国营作坊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脑子里装着的可是国家几十年、几百年巨额投入研发和积累的先进军械技术。

  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有一条引起热议的新闻,一个搞火箭的央企技术员在单位不得志,就跳槽去了一家私企,私企开出了10倍的工资,而原单位则动用政府力量强迫其回单位。社会舆论都在嘲笑这家央企,人在的时候不重视,人走了发现没他不行,这体制得有多官僚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私企出高价买的是什么?是这个人?不是,是他脑子里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国家多年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换来的,仨瓜俩枣就被私人得到,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还有这些技术进入私企就意味着变成了可流动的资产,出价就能买走,那我们国家的核心技术就无法保密。

  还有更狠的就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这里举一个神秘而恐怖的事件,大家自己分析。王恭厂爆炸事件: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即1625年5月30日,北京宣武门内王恭厂兵工厂火药库神秘爆炸,造成兵工厂工匠死伤殆尽,设备全毁,资料尽焚。这是一桩迷案,始终没有查明原因,要知道已经运营上百年的王恭厂兵工厂管理是很完善的,那你说它是怎么爆炸的?会不会是有人蓄意破坏?
从明末中国火器的急速衰落,可知军事工业必须国有,决不能放开:王恭厂爆炸.jpeg
  私人介入军工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出现了技术泄密和里通外国的买办势力。明朝虽然在对外交往上比较自闭,但是朝廷里是有外国人的,比如利玛窦、汤若旺、南怀仁、郎世宁等等,沿海地区也有很多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这些外国人不一定是间谍,但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包括火器技术传到了欧洲。这些火器技术是谁泄露给这些外国人的?国营军工是不可能的,要杀头的,那只能是私营作坊所为。结果是,欧洲火器技术突飞猛进,在明末一举超越中国,之后中国再也追不上欧洲的步伐,只能出钱买他们的火器。比如“红夷大炮”,核心就是高膛压和开花弹技术,这都是中国的技术,欧洲改进一下,然后返销到中国。

  一个问题:从商业角度看是做生产商赚钱容易还是做中介赚钱容易?一目了然,当然是做中介。把买家和卖家拉到一起,生意谈成就能抽一大笔钱,这样无本万利的生意谁能拒绝?于是买办就出现了,这些买办就是中国进口西方火器的中介。他们最想看到的是中国军工企业的彻底灭绝,这样中国就必须进口武器,他们就有生意做,可以赚到巨额利润。
  如果不知道买办对中国军工业的摧毁性作用,可以参见清末历史,那时候买办和西方国家勾结一面向中国出口武器大发战争财,一面通过封锁技术等手段造成国有军工发展困难无法自立。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大买办,现在居然还有人为这样吸国家血,内外勾结打断国家脊梁的人著书立传,真是可笑至极。举个例子,左宗棠在西征时写信让胡雪岩采购几杆德国最先进的步枪,送到兰州,由兰州军械厂仿制。胡雪岩满口答应却始终不肯照办,为什么?因为中国能生产就不会再买洋人的了,那他这个买办就没用了,他要挣这份钱,什么国家利益,在这样的买办眼里,国家利益时可以变现的资本,随时可以出卖的。

  明末的军工私营化改革不但摧毁了中国先进的火器军工业,也摧毁了曾经傲视世界的明朝军队,结果是明朝覆灭,以及在这之后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彻底沉沦,引来列强侵略,国家、民族灾难深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中国成立之后,采用了兵工体系国有化的方针,凭借国家力量统建统管,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国营军工体系,现在我们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武器装备,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这样的大好局面不能自己捣乱破坏,对于网上鼓吹民营参与、中外合资的论调,一定要保持警惕,明朝惨痛的失败,决不能重演。

点评

多了个 队。。。  发表于 2020-2-14 15:03
是牛顿和德国队莱布尼兹争夺微积分荣誉吧,他们都是抄袭古中华。  发表于 2020-2-14 15:02
中国早在周朝的时候就发现的勾股定理,西方直接来个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人已经发现了。古巴比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谁也不知道,全都是根据白皮们随便一铲子就挖出来的”文物“创造了一个古文明出来  发表于 2020-2-14 00:58
最狗血的就是牛顿和另外一个英国数学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同时宣称他们“发现”了微积分。为了争夺对微积分的“冠名权”双方打崩了头,相互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成果。现在看来有可能两个都是剽窃犯吧........  发表于 2020-2-14 00:48
把所有事实列出来,我们会发现,白皮不仅仅是抄袭古中华,而且在毁灭偷走中华古书和科技以后一直偷偷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做研发至今,因为白皮的智商完全不堪用,只懂造谣诈骗屠杀下毒!  发表于 2020-2-13 21:04
发明飞机的还有一位中国人冯如。另外,波音的第一任总师叫王助,发动机之父叫吴仲华,都是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就没有波音飞机。还有太多太多。。。没有中国人白皮能发明什么?!  发表于 2020-2-13 20:59
《算学宝鉴》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王文素著,完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有导数了。白皮抄的何止于此。  发表于 2020-2-13 20:57
就好像美国那样,明明是巴西人首先捣鼓出了可载人飞机,美国靠着大嗓门活生生吹成了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发表于 2020-2-13 20:39
如果按照西方的德行,这个孤本早就被拿出来到处宣传用以佐证他们是微积分理论的发明者了。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实诚,还有就是对人以宽对己以严。  发表于 2020-2-13 20:17
不是说在民国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明代数学理论的手抄本吗?里面首次阐述了微积分理论,按照年份比牛顿早个一两百年。不过按照中国孤证不举的原则,这个孤本被忽略不计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发表于 2020-2-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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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4 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4 16:37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李成梁养贼,袁崇焕勾结女真擅杀毛文龙卖国等。
【参阅  理性思考“非理性的历史”——明代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宦海沉浮之启示】


理性思考“非理性的历史”——明代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宦海沉浮之启示
(2012-09-20 09:24:13)转载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批判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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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4 12: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4 16:38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李成梁养贼,袁崇焕勾结女真擅杀毛文龙卖国等。
【参阅  纵横国史:明末第一猛将,若不是私心太重,则清军无法入关】
附链接:https://new.qq.com/omn/20180227/20180227A108QT.html



明末第一猛将,若不是私心太重,则清军无法入关
纵横国史  2018/03/09

  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胜负未分之时,多尔衮命令豫亲王多铎率领满清八旗向农民军发起突袭,李自成不敌,败退北京,清兵由此入关,继而一统中原。1664年9月,顺治帝把都城从盛京(沈阳)迁往北京,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极门(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满清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天下,这在中国史上绝对是一件罕见的奇事,当时的满洲人满打满算也就是两百万,可用的兵力最多就二十万,担任前锋攻击部队的也只有六万左右。那么,清兵是凭什么入关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把山海关大门打开,放清兵入关吗?其实,清兵能够如此顺利的入主中原,并最终统一天下,归根到底是因为李成梁私心太重,否则建州女真将永远只是明朝边境上的一小部落。

  若要评出明朝中后期最能征善战的将领,李成梁绝对能排在前两名,与抗倭名将戚继光不分伯仲,他们是明朝中后期军事上的两大柱石,缺一不可。李成梁是辽东铁岭人,辽东总兵官,辽东铁骑的创始人,从戎以来,屡次出兵蒙古、女真,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横扫敌军,堪称明朝之卫青、霍去病。李成梁足智多谋,且作战勇猛,是明朝辽东边防的坚强捍卫者,威慑着蒙古和女真各部落,不听话的直接出兵将其解决。张廷玉在《明史》中说到:“然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便是对其一生军功的最好证明。

  但是,李成梁又是明朝毁灭罪魁祸首之一,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他所作之事后果有多严重。
  其一、李成梁养寇自重,支持努尔哈赤坐大。李成梁虽说是打仗的一把好手,但私心太重,对敌人是击溃而不是全歼,以期继续有仗可打,继续向朝廷邀功请赏,这便是养寇自重。对于努尔哈赤,李成梁几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去剿灭其他女真部落,让其坐大。这纯属从私人感情考虑,因为之前李成梁攻打阿台之时,导致努尔哈赤祖父被杀(使者),其心中有愧疚;再者,努尔哈赤曾追随李如松出兵朝鲜,一起抗击日本侵略,可以当做是自己人。

  其二、李成梁主动放弃宽甸等“六堡”重镇,强行将六万多居民迁往辽东,并让与女真。“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明朝抗击女真、蒙古的军事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六堡”一旦放弃,明朝将无法直接威慑女真等各部落,也无法阻止女真内部的团结,并不断坐大。李成梁晚年放弃“六堡”,名义上是因其孤悬塞外,难以坚守,实则是想让努尔哈赤有发挥的余地,并想依靠他的军事实力去袭击朝鲜,自立为帝。晚年的李成梁跟努尔哈赤往来密切,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心,即“保奏给官”,甚至“弃地以饵之”,因此被宋一韩、熊廷弼等廷臣所参劾。

  总之,努尔哈赤能够在辽东坐大,李成梁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若是李成梁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努尔哈赤冒头之时便将其消灭,何来清兵入关之说。再则,李成梁更不应该全力去消灭辽东土蛮、蒙古,以及海西女真,而是支持其对抗努尔哈赤,维持辽东的战略平衡。

  本文为“纵横国史”原创作品,欢迎各位读者收藏、分享、转载,转载时请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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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5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6 09:42 编辑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李成梁养贼,袁崇焕勾结女真擅杀毛文龙卖国等。
【参阅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2.皮岛总兵】
附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ceab2e338b4bc83#rd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2.皮岛总兵
原创 李晓鹏  李晓鹏博士  2016-02-19

六十二、皮岛总兵
带兵攻击后金大后方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是明末对后金战争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浙江钱塘县人,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长大。他母亲的哥哥沈光祚是万历年间进士,当过山东布政使(常务副省长)、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等高官。
有这么一个舅舅,毛文龙不管做官还是经商,都很方便。但他偏偏对于四书五经提不起兴趣,也无心赚钱,成天只喜欢研究兵书战法。结果没有功名、没有事业,快三十岁了还娶不到媳妇,打着光棍。

毛文龙二十九岁的时候,他的伯父、海州卫百户毛得春去世了,膝下无子。明朝的百户是可以世袭的,毛文龙本来就喜欢当兵打仗,就趁机前往海州,继承了这个“铁饭碗”。有了这个正式工作以后,才结婚生子。因为表现突出,不断升官,当了千户、守备。
沈阳、辽阳连续失守以后,毛文龙也跟随大部队退到了广宁。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想派人前去援助朝鲜,毛文龙就自告奋勇,带了一百九十七个人,坐着四艘船就出发了。
从广宁出发前往朝鲜,要绕过辽东半岛,海路行程超过两千里。
当时明朝在辽东十几万大军,不过几个月就土崩瓦解。一百九十多人,没有后方支援,远涉重洋,能干成什么事儿呢?

毛文龙带着这支敢死队,于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出发,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十八号在朝鲜登陆上岸,突袭位于后金和朝鲜交界处、鸭绿江西岸的镇江堡(今辽宁丹东附近),竟然取得成功,生擒镇江堡守备、汉奸佟养真。这也是萨尔浒之战以来,明军第一次攻取后金的城堡,史称“镇江大捷”。
在这个过程中,毛文龙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才能。他首先是联络了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搞清了镇江兵力大概是一千人。然后派了几十人去镇江附近的双山放火,制造双山地区有辽民造反的假象,诱使佟养真派出几百人到双山镇压叛乱去了,使镇江城防空虚。随即派一员将领带了几十人在双山和镇江之间的险要路口设下埋伏,以防敌军回援。自己再亲自带一百人攻打镇江。发起进攻的时候,又让沿途招募的民兵负责在城外放火呐喊、敲锣打鼓,制造大军压境的声势,陈良策等人又在城内大喊:“明军大兵杀过来了!”,制造恐慌气氛。最后非常顺利的攻下了镇江堡,招降八百多名士兵,生擒佟养真及其家丁六十余人。佟养真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毛文龙在叆阳当了十多年守备,对辽东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各种熟人关系也很多。有些原本驻守各地的明军士兵,因为大部队溃败的太快,就投降后金了。毛文龙派人跟他们秘密联络,鼓动他们当内应。每次攻击后金据点,都会有辽民提供情报,有内部将官作为内应,然后按照镇江堡的套路,想办法把城堡中的军队引诱出来,再发动突袭。因此连战连捷。一口气攻下了宽甸、长甸、永甸、叆阳、凤凰城等多个后金城堡,杀敌五千多人,他自己的队伍也迅速增长到了四千多人。
率孤军长途奔袭两千里,奇袭敌人后方,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名将中,也是可以写上一笔的。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把毛文龙与西汉时期带三十六人突袭西域的班超、东汉时期带一百人守卫疏勒的耿恭相提并论。

毛文龙的胜利,让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毕竟兵力很少,而且缺乏后勤粮饷支持,只能主动撤退,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躲避金兵锋芒。后金军也跟随进入朝鲜,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退守皮岛,以此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在朝鲜从铁山、义州到宽甸这一带进行屯田,建立“敌后抗金根据地”,不断对后金进行骚扰。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朝正式建立东江镇,管辖辽河以东所有沦陷区的军事斗争,由毛文龙任总兵。并在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设立登莱巡抚,负责为东江镇提供后勤支援。后来又从内地增派了八千士兵到皮岛来增强东江镇的实力。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招抚因为不堪后金残暴统治而逃跑的辽民,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

毛文龙是敌后游击战的大师。他的很多策略都跟三百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敌后游击战非常相似,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以少数精锐的部队来发动敌占区老百姓起来反抗后金统治”。
后金是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非常残暴。努尔哈赤曾下令清查所有征服地区的人口,凡是家里太穷没有五斗以上粮食的,就认定为“无谷之人”,没有被奴役的价值。努尔哈赤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人”。然后,努尔哈赤又下令,把剩下的人以及全部的土地和财富分配进入各种农奴制庄园,并把这些庄园根据战功和地位在八旗兵内部进行分配。而对于人民的反抗,则往往采用整村的屠杀来血腥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又是一团散沙,个别的、分散人的抗争除了自我牺牲以外毫无意义。东江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就为他们带来了希望。遇到有后金奴隶主、庄园主压迫的太厉害,就可以鼓起勇气把他们杀了,然后投奔东江,很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毛文龙依靠自己以前的关系和各地赶来投奔的难民,广泛的建立起情报网络,不断的向后金各个地方派出奸细。每次打仗,总能预先摸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然后到处放火放炮制造声势,引诱敌军出动,再带着敌人在大山沟里兜圈子,等到后金军队人困马乏了,才突然出现一支埋伏的军队对其进行打击。

——王化贞、孙承宗其实也很想利用敌占区人民的力量来打击后金。但是他们寄希望于大规模的辽民起义帮他们打击后金,这很不现实。普通老百姓的特点是熟悉本地情况,让他们通风报信、带路什么的很合适,真的要跟金兵厮杀,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才行。正面战场的文官大佬们,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不敢与之野战,龟缩在广宁、锦州、宁远这些远离前线的大城市里面,指望随便派遣一支部队,打着大明的旗号就能引起后方一片人民起义,帮他们把后金军队干掉,这是不可能的。
毛文龙能够深入敌后,亲自带兵与金兵血战,战胜之后,又能一路解救护送辽民逃往朝鲜,甚至进一步把他们从海上转运去山东、浙江等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才会放心的为明军提供帮助。而那些逃亡到根据地的辽民,也要经过挑选,选出精壮男子经过训练,配备基本的武器,才能出去杀敌。
毛文龙的这种战术,搞得后金后方一直鸡犬不宁。到了金兵不敢单独行动的地步。努尔哈赤甚至专门为此颁布法令:士兵出城行动,必须一次十个人以上,少于十个人的,每人罚款一钱银子。

天启三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间谍报告,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
从朝鲜到赫图阿拉,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在牛毛寨附近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
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毛文龙一听到对方主力来援,马上就退兵了,让努尔哈赤扑了个空。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
“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后金男丁十四名,妇女五名。

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向朝廷报告,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门镇从喜峰口(位置见下图)一带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这也是明朝第一次收到关于后金可能绕开山海关-宁远防线入侵的情报。五年后,毛文龙已死,但随即清兵从喜峰口入寇,证明他的情报预判极为准确和超前。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2 皮岛总兵.jpg
图:天启五年六月辽东形势图

此外,毛文龙还在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支持下,派兵陆续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金州、复州和旅顺。登莱、旅顺、皮岛、铁山、宽甸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

所以,从王化贞丢掉广宁以后,一直到天启五年底,后金一直没有进犯锦州、宁远一带,为孙承宗和袁崇焕专心修筑宁远、锦州、大凌河堡和右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努尔哈赤在跟蒙古部落作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毛文龙在朝鲜皮岛的敌后游击战的牵制。努尔哈赤不能同时三方作战,才让孙承宗多修了几个城堡。但是等探听到孙承宗在右屯放了三十万石粮食以后,他就带兵来抢了好几万石走人,还顺便搞了一把拆迁,把明军的七千多水师和水军基地给干掉了。



点评

同感  发表于 2020-2-16 10:19
没什么系统的资料啊,只不过看明史觉得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甚至诡异的地方。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1)清朝大肆删改明朝史料导致漏洞百出;2)明朝文官故意想掩盖什么东西。  发表于 2020-2-16 01:30
想专门写一篇谈谈大明皇帝的寿命和死因来说明问题,可是非常费时间,兄台有没有好的资料。  发表于 2020-2-15 20:20
明朝武宗一生都致力于从文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被文官贬损为荒淫无度沉迷玩乐的无道昏君,最后更是不明不白因为落水感染风寒而死。正德临死前多次要求用宫外医生更换太医而首辅坚决不肯,很难不联想到阴谋论......  发表于 2020-2-15 19:40
近年来东林党在网上口碑逆转变成了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朝宦官再凶残贪婪也是皇帝的爪牙,算是王室荣辱共同体。东林等于现在的deep state目的是凌驾于一切控制一切,包括明朝皇帝。  发表于 2020-2-15 19:20
在我的帖子里,揭露于谦、袁崇焕、徐光启等人的真实面目事迹都和历史课本完全相反,说明了什么?!同理还有全体被黑的大明皇帝们,事实他们都是好皇帝。  发表于 2020-2-15 15:55
从清朝开始袁崇焕就不断被神话变成了伟光正说不得,也就是近十几年才开始有人质疑他的神话故事。其它不好说但是诛杀毛文龙从程序和结果来说都绝对是袁崇焕的最大黑点  发表于 2020-2-15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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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6 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李成梁养贼,袁崇焕勾结女真擅杀毛文龙卖国等。
【参阅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6.杀毛议和】
附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ceab2e338b4bc83#rd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6.杀毛议和
原创 李晓鹏  李晓鹏博士  2016-02-26

六十七、杀毛议和

袁崇焕出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息宁远兵变。士兵哗变这种事情,有钱就好处理。皇帝给了他一百二十万两的内帑,用一小部分给士兵们发拖欠的工资,然后把带头闹事的人杀掉,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满桂一脚踢走。满桂在宁远之战后跟他平分战功,宁锦之战后受到表彰而他却被免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就想把满桂赶出辽东,但经略王之臣竟然坚决反对,把他留在了山海关。现在王之臣已经走人,袁崇焕成了辽东老大,满桂就别想在辽东呆下去了,他的山海关总兵一职被赵率教取代。还好朝廷还有人认可满桂的才能,把他调到大同当总兵去了,让袁崇焕眼不见心不烦。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领锦州,又开始重新修建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大力削减蓟州镇和山海关的兵力,调往关外,充实锦州等地的防守。蓟门镇的兵力从三万多人削减到了一万多人。这就造成了蓟镇兵力薄弱的情况,把天启和魏忠贤大力加强的蓟门防御体系给破坏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
第六件事,就是对东江实施禁运。袁崇焕下令,所有开往朝鲜、皮岛方向的船只,不管是官方的运输船还是商船,都必须取道宁远、觉华岛。只有到宁远取得辽东督师的关防以后,才允许出海。因为天津、登莱等地都归袁崇焕节制,这一条命令被执行得相当彻底。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后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为金兵从蓟门镇突破长城防线攻打北京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后来有很多人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还真不是。其实这四件事都可以从文官集团的一贯策略中推出来。

像议和这种事儿吧,文官集团就特别喜欢议和。北宋对辽国有“檀渊之盟”,秦桧要杀岳飞议和、史弥远要杀韩侂胄议和,都是一贯的风格。和平当然是好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原来固有的领土都被别人抢走了,议和实际上就是承认别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况还要每年倒贴钱,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咱们也跟日本议和,不仅东三省不要了,每年还给日本一大笔钱让他别来侵略我们,那不就是卖国吗?
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打仗打不过,越打越吃亏。其实中原政权的人口数量、战争资源、技术装备都比少数民族政权要有优势,怎么会打不过呢?关键就是文官集团自己不行,内部腐败不说,还要防范武将。为了防止武将勋贵掌权,宁可对外议和,也不能让武将掌兵,立下收复故土的盖世功勋。

对文官集团来说,他们去指挥战争,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墙修的又高又厚,然后躲在城墙后面指挥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还是放炮,都比较简单。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略就是文官统兵的必然选择。打野战对文官来说太难了,要排兵布阵、穿插包围,打埋伏、反包围,佯攻、佯败,冲锋、反冲锋,不断调整战术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尤其古代战争,往往还要统帅带头上阵跟敌人对砍,必须经过长期马步骑射的训练和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非行伍出身的专业武将不能胜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会打两种仗,一种是对农民起义这种战斗力很差的队伍,官兵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指挥武将“分兵合围、大举进剿”,这是我们前面讲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分析过的;第二种就是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北方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兵,就只能缩在城墙里面固守,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跟对方野战。

在城墙里面固守的问题就是:无法大规模的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恢复已经失去的领土,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把现有的防线守住。这种消极防守策略一般都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为野战能力更强的攻击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围点打援,也可以绕过难啃的防线攻击你的后方,或者攻击你的首都等战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实在不行就长期围困,切断你的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你。
正确的防守必须是城墙堡垒防御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明宪宗时期,王越守卫河套的那种模式,虽然没有大规模清理河套的实力,但小股精锐部队具备较强的野战能力,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能够时不时的抓住机会偷袭其后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时城内的守军就可以追击斩杀其殿后部队。这才是积极防御,才能真正防守的住。不然好几千里的长城,敌人可以随意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个点,几万兵马怎么守?
除了王越这种极少数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将领都不会训练和指挥部队进行野战。这样,消极防御带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因此只能求助于议和。袁崇焕在辽东混了那么多年,城外有敌人的时候从未出过城,连野战打起来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自己去指挥了,所以非常迷信坚城大炮战略,这必然导致他积极主张议和。东林党当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议和以外,东林党还想国家少收商税,想省钱,所以还需要减少军费。但是东林党又跟整个文官集团一样,有贪污的毛病,军费里面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这样一算下来,宁远锦州防线是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建设的,都是自己人,这个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大家该贪污继续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军费就要坚决裁撤,比如蓟门镇和东江镇等等,虽然一直很穷,但还必须继续裁减。这就跟让腐败的官僚体系去征税一样,越是有钱的官绅豪强之家越不交税,越是没有背景的穷人越要多交税。

所以,袁崇焕督师辽东,实际上是代表东林党去执行他们的辽东战略:为了防范武将,坚持文官统兵,必须实施消极防守的策略,推动议和;为了省钱,必须裁撤蓟门镇和东江镇的开销;为了贪污军饷,必须继续在修筑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脚花钱。不用假设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也能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反过来看,东林党和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的理由也很简单了:毛文龙身为武将却不受文官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该杀;毛文龙家在海州,自从他抗金以后全家老小各种亲戚几百口人都被后金杀了,他跟后金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赞成跟后金议和,该杀;毛文龙天天想着主动进攻,不停的向朝廷索要军饷,想要在东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彻底消灭后金,花钱太多,该杀;毛文龙因为军饷不足,多次向皇帝举报文官集团克扣贪污东江镇军饷的事情,该杀。
毛文龙有这四大该杀之罪,文官集团早就看不惯他了,这还不仅是东林党的事儿。魏忠贤当政时期,文官集团就一直各种弹劾毛文龙,但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能镇得住文官集团,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崇祯这里,魏忠贤被干掉,文官集团中的极端分子东林党上台,他们就决心向毛文龙下手了。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龙撤职让他回家养老就可以了。但崇祯皇帝在别的地方糊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不糊涂。
在天启七年九月,崇祯刚刚登基,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我正对你寄予厚望,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毛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海天寥阔,不会送一次就够了。我会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说: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说上次朝廷派大臣来东江检查,只认可有三万六千名士兵,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查验,东江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崇祯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大臣核验的结论,但也对毛文龙的申诉表示理解。他回复说: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你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1]

崇祯之所以会干掉魏忠贤,而坚决保毛文龙,是因为魏忠贤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的高层内幕他当藩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东林党的谣言;但毛文龙的问题比较公开透明,各种来往的文件都会摘录到塘报邸报上发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劳和东江镇的战略地位非常明显,任何不带偏见、真心为国家考虑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给袁崇焕尚方宝剑的时候,崇祯把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了,却没有收毛文龙的,就是明确毛文龙还是归皇帝直接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毛文龙。
但是他想错了。东林党人的无耻已经突破天际,超过了崇祯想象力的范围。

通过崇祯的批示和尚方宝剑的处理方式,东林党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说让崇祯杀毛文龙,就连让他把毛文龙撤职都不可能。那么,要实现明金和议,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龙杀掉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才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所称:“东江缺粮,饿死多命”、“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但像袁崇焕这种,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主动对自己国家孤悬海外的士兵和人民实施物资禁运,不惜将他们饿死在前线的事情,可谓古今罕见,必须无耻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干的出来。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于后金与蓟门镇的中间,后金要从攻打蓟门,必须经过喀喇沁的地盘。喀喇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明朝的藩属,与后金为敌。但是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不仅不去援救,还跟后金议和。这让蒙古部落对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当时就跟朝廷报告说,蒙古部落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汝汉人全无脑子……(袁崇焕派遣)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后金)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2]后来皇太极通过军事政治压力,逐步的也就招降了这些部落。
从崇祯元年的三月,到崇祯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内的漠南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降后金,与其达成盟约。盟约的内容明确规定:
“各部蒙古诸贝勒……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3]
有了这样直接针对明朝的军事同盟条约,喀喇沁部落就跟后金可以视为一体,都是明朝的敌国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是否清楚,但大同总兵满桂的情报非常迅速,在盟约还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就向皇帝报告,称喀喇沁部、速不的、伯彦二部等三十六家全部叛变投敌,归附后金。崇祯曾经派人去争取过,希望这些部落改变主意,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三月,还以救灾为名,卖给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粮食、布帛等物资,就是在资敌。蒙古部落从袁崇焕这里买了大量的粮食布帛运走,不仅自己吃,还拿去帮助同样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后金。实际上,根据到前线视察的官员汇报,在蒙古部落派来买粮买不的队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杂在其中。崇祯皇帝当时对袁崇焕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报什么就批准什么。唯一的一次驳回袁崇焕的请求,就是这个事情,而且措辞极为严厉,不容商议:
“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遵守这个圣旨,仍然继续偷偷摸摸的卖米给喇沁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这边饥荒严重,如果不接济他们,他们就会倒向后金。同时他向皇帝保证,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袁崇焕之所以敢下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觉得喇沁部会忠于明朝,而是因为,他认为后金正在积极争取与明朝议和。根据袁崇焕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议和成功,后金根本就不会来打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喀喇沁部协助后金入犯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确实如此,皇太极对议和的事情再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条件都好谈,对袁崇焕在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么介意了。他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中表现得非常谦卑,说:“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又说:“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显然,皇太极在说谎,因为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若征明国”的战争条款。他正在积极为远征明朝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条件,皇太极在四月二十五号的信中简直就是对明朝卑躬屈膝了:“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4]他竟然请求明朝赐给他金国汗印,这就是愿意向明朝称臣。而且连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钱,也不再像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之类的,提都不提了——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比给蒙古林丹汗(察哈尔汗)的条件好一点就可以。
皇太极怎么会突然变身和平主义者了呢?他刚刚收降了蒙古三十六部,正处在发动进攻的绝佳位置上,好好的议什么和?
显然,诚心议和是不可能的。议和的目的无非那么几个,一个是骗点钱来花,一个是让明朝方面放松警惕,三是让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经无意与后金为敌,加速他们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极不仅给袁崇焕写信,还给朝廷写信。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他回复说:没有议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后,归还全部辽东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进剿一条路。
这个王在晋不是东林党,天启初年就是兵部尚书,因为反对孙承宗建宁远-锦州防线,给贬到南京去了。这是因为天启皇帝支持孙承宗,跟魏忠贤没关系。但魏忠贤被打倒以后,他被东林党错误的当成受魏忠贤打压的“忠臣”给提拔了回来,继续当兵部尚书。东林党在这个关键人事安排上看错了人,议和的事情因此遭到严重挫折。
袁崇焕得知议和遭到王在晋抵制,非常生气,就私底下写信给钱龙锡等权臣说:要想辽东做事方便,非换掉王在晋不可。

没过多久,东林党大佬、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因为收受贿赂,在任命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的诏书上面增加了四个字——“兼辖捕营”,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划给张庆臻管了。买官卖官在当时已是常事,但这个刘鸿训也太大胆了,直接就让内阁中书篡改皇帝诏书。很快被人举报,事情败露。刘鸿训被下狱审问,又查出来一堆其它的贪污受贿的事情。
这个案子本来是东林党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晋没关系。但他们把王在晋给牵连了进来,刘鸿训被皇帝免职,王在晋也跟着被削籍为民。[5]
新任兵部尚书王洽是个真正的东林党,上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的。袁崇焕给王洽写信说:“辽东议和,内阁已有主张。现在王在晋被拿下,就剩毛文龙了。他要是能同意议和当然好,要不同意的话,只能把他杀了。我愿意当这个提刀之人。” [6]
——这句话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的重要证据,是袁崇焕自己白纸黑字写在跟东林党人的秘密通信中的,无可辩驳。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东江镇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袁崇焕这个时候对毛文龙说,我可以给你粮饷,但是你要多宁远来一趟,有些事情当面商议一下。
毛文龙意识其中的危险,但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双方谈了半天,没谈出什么结果。袁崇焕给了毛文龙一些粮食,就放他回去了,说下个月亲自去东江视察,看看情况才能决定给你们发多少粮饷。
崇祯二年的六月,袁崇焕带兵前往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海外的一个小岛,叫双岛。他要在这里再次会见毛文龙。
袁崇焕之所以在宁远放过了毛文龙,是因为如果在宁远杀了毛文龙,无法向皇帝交代。宁远是他的大本营,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龙抓起来,然后向皇帝请旨如何处置,无需杀掉。所以必须进入东江镇的防区,才能有情况紧急、不得不先斩后奏的借口,告诉皇帝自己在毛文龙的地盘无法把他带走,只能冒险杀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东江镇大本营皮岛、铁山、云从岛这些地方,那又太危险,可能杀不了毛文龙,甚至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是可能的。所以袁崇焕经过精心考虑,才挑选了双岛,这里既算是东江镇的防区,又远离皮岛,没有什么东江兵驻守,是下手的最佳地点。

毛文龙因为上次从宁远平安归来,也就放松了警惕,没带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焕早已经布置妥当,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以有机密事情相谈为由,让毛文龙的亲兵在帐外等候,然后把毛文龙带到在山上设立的一个大帐之中,随即下令左右将毛文龙拿下。
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说:“皇帝赐我尚方宝剑,有专杀之权,就是为了诛杀你这种乱军之将!”不容毛文龙辩驳,即下令:推出帐门斩首!


[1]杜车别:《明冤》,212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原始出处为《崇祯长编》。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3]《清太宗实录》卷五
[4]书信内容记载于《满文老档》
[5]此事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录》:“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众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
[6]原文见《崇祯实录》:“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点评

不过金庸本来也是两面三刀的人,早年创立明报坚决反共晚年为了捞钱跑回内地又惺惺作态。当年进入基本法委员会搞了个双查方案出来差点让中央跳坑里,好在后来被香港立法会自己否决了。观其一生就是典型的文人做派。  发表于 2020-2-17 01:32
金庸的意淫小说流毒甚深,把袁崇焕塑造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把毛文龙贬低成为奸诈小人,直接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历史观。  发表于 2020-2-17 01:26
袁崇焕本来只不过是明末众多心怀叵测的文官之一,那些所谓的谋略在皇太极面前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如果不是清朝出于政治目的无限拔高此人,再加上金庸胡编乱造的意淫小说,现在根本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  发表于 2020-2-17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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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6 22: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战胜的中方 于 2020-2-16 23:17 编辑
happy_ruy 发表于 2020-1-12 00:26
二,明朝的灭亡是东林党、天主教廷、满清政权一场完美的联合作业。它们系统地剽窃、删改、毁灭华夏典籍、工 ...


明清傳教士竄改歷史的事,要拍成電影,日翻漢奸,不用手軟。

現在也是玩偽造血統。明明自己祖先(漢人,用日本說法的元寇,這些人就是漢人海寇,漢寇)“入侵”台灣平埔,殺番奪田,平埔四次東遷,這就像抗戰遷都。

假設日本占領長期化,後來日本占領者和日本本土鬧翻,要搞獨立,然後坂垣征四郎後代就說自己祖先睡過華婦,所以自己是中國人。

這搞的就是冒名頂替,全是老套路。明清落後從數學開始,也不用諱言,西方數學可能是依存在教會中,政治戰亂還有傳承,而中國數學變成家傳,戰亂容易失傳。

点评

影视娱乐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资本说了算。拍电影不指望,就写网文大家一起宣传揭批吧!  发表于 2020-2-17 13:22
现在奥数竞赛全部被中国人包揽。白皮的真实数学水平,8乘以9等于几都不知道的水平,包括不要脸吹牛逼的犹太人。  发表于 2020-2-17 10:58
不要把明清并列哦。明朝超级先进,科技文化和古书全被满清毁灭了,满清还禁止私塾,道光年间5000人的两个村子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都没有,拿什么来传承?  发表于 2020-2-17 10:56
清朝确实一塌糊涂落后闭塞。不过明朝在郑和时代还在环球大航海远远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大航海需要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支撑),突然就说全面落后于西方需要进口大量西方科学技术,这从逻辑上有点说不通......  发表于 2020-2-17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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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7 10: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7 19:41 编辑

RGR101
不过金庸本来也是两面三刀的人,早年创立明报坚决反共晚年为了捞钱跑回内地又惺惺作态。当年进入基本法委员会搞了个双查方案出来差点让中央跳坑里,好在后来被香港立法会自己否决了。观其一生就是典型的文人做派。  发表于 2020-2-17 01:32
RGR101
金庸的意淫小说流毒甚深,把袁崇焕塑造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把毛文龙贬低成为奸诈小人,直接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历史观。  发表于 2020-2-17 01:26
RGR101
袁崇焕本来只不过是明末众多心怀叵测的文官之一,那些所谓的谋略在皇太极面前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如果不是清朝出于政治目的无限拔高此人,再加上金庸胡编乱造的意淫小说,现在根本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  发表于 2020-2-17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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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为何能风靡世界,明报为何能如此成功,背后有没有跨国资本运作的影子?

他的部分履历:
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中国的《泰晤士报》。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

1973年春,金庸应台湾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蒋经国见面会谈。

1981年,英国政府褒扬其对新闻事业及小说写作的贡献受其O.B.E勋衔。之后,金庸数次回到内地,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此方案后来被否决)。

1992年,将他的毕生心血《明报》集团卖给商人于品海,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

1993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并获江泽民接见。同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更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宣布全面退休。

2001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编号10930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名衔,金庸随即以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

2006年12月,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

2009年9月—2013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并获得博士学位。

2010年9月,金庸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查良镛(金庸)与跨国资本、英国王室、某些领导人之间貌似有着神秘的共同渊源。

点评

金庸对历史的研究非常肤浅有点不合常理,或者,他在故意颠倒黑白,所以我说查良镛(金庸)与跨国资本、英国王室、某些领导人之间貌似有着神秘的共同渊源。  发表于 2020-2-17 19:43
他在鹿鼎记结尾处对清朝的评价至今印象深刻,就是清朝皆是勤政明君,明朝不是暴君就是荒淫无度的昏君。明朝暂不评价,可是清朝皇帝勤政是为了镇压汉人维持满人统治,而不是他们有多爱国爱民。  发表于 2020-2-17 18:09
后来这股歌颂清朝的歪风邪气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这几年才稍微收敛了一点不敢那么明目张胆。金庸的先辈曾在清朝为官,可能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对清朝的评价都是颇为正面的。  发表于 2020-2-17 18:05
反正前一些年开国领袖可以随便诋毁抹黑,满清统治者们倒是说不得不断被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清朝固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研究清史不是跪舔,满清统治者一个个被漂白成伟光正高大上是什么回事?  发表于 2020-2-17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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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7 11:0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战胜的中方 发表于 2020-2-16 22:48
明清傳教士竄改歷史的事,要拍成電影,日翻漢奸,不用手軟。

現在也是玩偽造血統。明明自己祖先(漢 ...

@RGR101
我個人推測,中國學問的保護者,比照西方的“教會”功能,只能是科舉考試,數學本來是包括在儒家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中的,後來科舉沒考,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点评

是啊,中国其它王朝虽然说不上有多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码大部分时候都是持有开明态度的。只有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一直不遗余力不惜一切地镇压和摧毁一切科学技术知识,导致中华文明的大倒退。  发表于 2020-2-18 10:05
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天文历法。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就这样,文字狱成了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发表于 2020-2-17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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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7 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参阅  大明永历皇帝:东林党人在投降满清以后,编撰的《明史》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白莲花】



东林党人在投降满清以后,编撰的《明史》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白莲花
作者:大明永历皇帝
时间:2016-10-06 13:50:34


  通过对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朝史料的系统挖掘,我们不难发现,代表明朝晚期的道学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人在投降满清以后,编撰的《明史》也符合《资治通鉴》的一贯表现——就是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白莲花。
  受官修《明史》和以东林党后裔为主的“浙东史学派”的影响,明朝的十多个皇帝,在今天很多人心目当中,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好色、昏庸、心理变态……没一个好东西。附带着,东林党人还大力地丑化后妃、丑化太监、丑化武将,还要丑化文官当中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物,歌颂那些为文官集团谋福利人物。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传说,基本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说,说朱元璋杀掉杭州教授徐一夔,仅仅是因为徐一夔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光”这些文字,就是犯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忌讳。
  但是,我们发现在朱元璋死后,这个徐一夔还活着,还给人写过墓志铭,杭州地方志里还记载着他还当过官。这些一手的资料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关于朱元璋因为文字狱杀徐一夔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假的。


  还有,《明史》中关于明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的故事,说万贵妃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在后宫里边只要是后妃怀孕的,全部就给打胎,生出来的也要杀死。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宫中太监张敏冒死秘密抚养。等万贵妃发现以后,张敏就自杀了。
  明宪宗朱见深,竟然宠幸这样一个万恶的女人,当然也就是昏君。
  但是,通过对《明实录》的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明孝宗朱佑樘,不仅不是什么太监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相反,他就是由万贵妃亲自抚养成人的。因为在内阁给皇帝的奏章里面,明确地说:朱佑樘蒙贵妃“躬亲抚育”,虽然不是贵妃亲自生的,贵妃对待他却好像亲儿子一般,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妃,我们大臣们无不交口称赞。
  而那个所谓把朱佑樘秘密养大成人之后,然后又自杀的这个太监张敏,在《明史》上记录张敏死后三年,在《明实录》里面还有他跟明宪宗的对话记录。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也是子虚乌有的。


  还有像对太监的污蔑。关于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的太监汪直,《明史》对他极尽丑化之能事,说他如何迫害大臣。但是,在实录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汪直所写的那些奏章,他收拾大臣是有原因的,核心就是为了协助皇帝反腐败。那些大臣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为了兼并别人的土地打死人,贪污了多少钱等等——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报皇帝,由皇帝批示,然后处理的。他没有权力来判决官员。
  而且汪直在对外战争中,在对女真的战争当中,对蒙古的战争当中,都立下了非常卓越的功勋。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反腐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毫不为过。


  此外,还有像名臣严嵩,《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它视之为大奸臣,但是严嵩执政的二十三年,正好是明王朝跟东南沿海的倭寇进行激烈斗争的二十三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严嵩起用了包括胡宗宪还有唐献之在内的一系列的优秀人才,为平定东南沿海倭寇立下了重大功勋。但是文官集团一定要把他写成奸臣,就是因为他不反对皇帝诛杀失职的官员,比如北京城被蒙古围攻,皇帝追究责任要杀掉兵部尚书,严嵩不去阻拦,文官集团因此对严嵩恨之入骨。


  对于武将,像戚继光这种名将,文官们又编造谎言,说他进献春药和美女给首辅大臣张居正。张居正就是吃春药和好色过度而死——张居正虽然也是文官,但大力推动改革得罪了腐败的文官集团,所以他们将其一并丑化了。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张居正去世的原因在他的私人书信往来中说得很清楚,是痔疮手术的术后感染导致的。当然没有抗生素等消毒药品,手术感染往往致命。张居正对自己病情恶化的描写,与现代医学总结的痔疮症状和术后感染的症状完全一致。

点评

对,我也更倾向于是满清篡改前朝污化前朝的结果  发表于 2020-3-11 16:48
东林党、满清、白皮传教士三家有合谋的需要,各取所需。  发表于 2020-2-17 15:19
不一定全是明朝文臣的锅,估计清朝篡改明史丑化前朝合理化满清统治要背更大的锅。  发表于 2020-2-17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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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7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appy_ruy 于 2020-2-18 10:18 编辑

以通倭罪名扳倒严嵩父子的徐阶江南官僚集团,被认为是东林党最早的雏形。


【参阅  随风而痴:名相良臣徐阶其实是超过严嵩堪比秦桧的奸相】
附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7942674


名相良臣徐阶其实是超过严嵩堪比秦桧的奸相
随风而痴

之前写了一篇徐阶是完全没有节操特大贪污犯的文章【随风而吃:不忠不仁不义无耻不廉还要立牌坊的首辅徐阶】
没有写尽兴;这次再写一下徐阶是怎么超过严嵩成为堪比秦桧的奸相的!


从重要程度顺序来说:
首先是害死张居正,对没错!我说的就是徐阶害死张居正!

张居正是著名改革家,具体功绩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张是首辅,身系天下,但是推行一条鞭刚开始,第二年张居正就挂了;既可惜又蹊跷;

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居正纵欲而亡;一种就是痔疮手术死亡;
张虽然生活奢侈,死因却肯定不是纵欲而亡,因为张痔疮手术之后,卧床不起,几乎不能翻身了,不能翻身还要纵欲那真不是一般人了,不可能的;

一种就是痔疮手术死亡;准确的说就是被徐阶的家庭医生赵裕给治死的;是谋杀!
张是痔疮手术引起大出血导致死亡的(血气大损-《给假治疾疏》),三月手术,还没到秋天,六月就挂了;很明显了是谋杀;

反向分析一下:
毕竟是四百多年前了,是不是当时外科手术水平比较差,把人治死常有呢?不是的,这属于刻板印象,明代外科手术水平领先世界,处于极高的水平;
万历四十五年医学大师陈实功医学著作《外科正宗》出版,里面包括截肢手术,开刀取死骨手术,咽喉手术,肿瘤手术,痔漏手术等等一百多种外科疾病治疗;已经达到古代外科医学最高峰;陈实功行医四十多年,属于张居正同时代人;而徐阶能活到八十多岁,也可见徐的家庭医生的水平;

再稍微推理一下:
张是首辅,权倾天下,找的医生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没有疑问;以陈实功为参照,小手术万无一失;
其次赵裕如果平时手术,治疗十个死掉五个,张居正会让他治吗?即使张同意,张的家人手下也不会同意;痔疮虽然难忍,毕竟不死人;
然后张是首辅,所有的设备药物什么的都是最好的;

徐阶为什么要谋害张居正呢?
这么蹊跷,徐是张的老师,张也一直维护徐阶的,即使徐阶家占地四十万亩搞的无数人家破人亡,俩儿子被流放,张也把徐俩儿子释放了;
问题出在党争,徐虽然是张的老师并提携过张,但是政治理念不同,张要清丈田亩,徐阶怎么办,他占了那么多地;徐是江南清谈党的领袖,不是一个党派的,涉及到党争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时江南大地主清谈党们已经形成气候了,徐阶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清谈党的前辈领袖!张要清丈田亩就与徐阶代表的阶级是生死大仇了;

徐阶那样心地歹毒,可以毒杀孙女流放儿子的,为了自己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是不会背叛自己阶级立场的;有机会不用岂不是奇怪?
以上文献参见张的《给假治疾疏》《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存斋是徐阶的号)


其次是徐阶害死平定倭寇的大英雄胡宗宪

胡宗宪是平定倭寇的大英雄,虽然被宣传的很少,好像被遗忘一样;徐阶为了党争害死了平定倭寇的大英雄胡宗宪!只这一点就可以比拟秦桧了;

严嵩倒台后,徐阶指示陆凤仪弹劾胡宗宪;
未几,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劾其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得旨逮问--《明史.胡宗宪传》
王世贞曾说:"吾心知绩溪(指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指徐阶)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
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帝终怜之,并下汝正狱。宗宪竟瘐死,汝正得释 ;《明史列传第九十三》
帝终怜之!嘉靖并不想杀胡宗宪,结果胡宗宪竟然在狱中被死亡了(宗宪竟瘐死);
皇帝不想杀,徐阶却私下谋害胡宗宪,为了党争谋害平定倭寇的大英雄,说他是秦桧并不为过;堪比秦桧!

胡宗宪下狱后写诗曰:
“宝剑埋冤獄,忠魂绕白云”
徐渭也把徐阶比作秦桧!
诗云:
“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徐渭集 雪竹之二》,云间指徐阶籍贯松江,桧指秦桧;塘西指杭州,梅林是胡宗宪的号!

岳飞和胡宗宪都是因为政治斗争被害死的;
区别是:
岳飞北伐快成功了,还没成功,就差一点了,最后功亏一篑;非常可惜;
胡宗宪是已经成功平定倭寇了,已经不存在外敌了,本来应该受到大英雄的待遇的;
岳飞是皇帝和丞相合谋害死的,最后是被处斩;
胡宗宪是皇帝不想杀,多次下旨给胡宗宪辩护,结果徐阶把胡宗宪暗害了;
胡宗宪和岳飞比起来是一样的冤屈;
徐阶和秦桧比起来,还要超过一点!


再次是徐阶出卖仇鸾

仇鸾无能无耻确实该死,问题是徐阶不是为了维护正义揭发仇鸾的,是怕牵连自己才抢先出卖同伙,因为徐阶和仇鸾是盟友;仇鸾手里有徐阶的大把柄;

仇鸾是世袭侯爵,守甘肃时无能被下狱;然后厚贿严嵩父子,不仅没被斩首,还升官做了大同总兵;
庚戍之变就是仇鸾这哥们把蒙古人放到北京城下的,竟然没被追究责任,还被升为大将军;仇鸾这时候与徐阶结盟,与严嵩翻脸,共同对抗严嵩;
仇鸾贪污受贿是一把好手,领兵作战还不如猪,打仗全是败仗,徐阶身为次辅,还号称知兵,嘉靖每次问时都给仇鸾打掩护;(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五)
仇鸾还里通外国给俺答送礼;又杀良冒功,掩败为胜欺君,都是徐阶给他掩护的;可以看出关系多铁了;
后来陆炳揭发仇鸾欺君杀良卖国,仇鸾被抓后,徐阶一面去监狱探视,忽悠仇鸾只要自杀,后面的事徐阶给他担着;

古今罪犯的规矩都差不多,仇鸾作为和徐阶一样的特大贪污犯,当然明白规矩了,只要人死了别供出同谋,家人自然有同谋帮忙照看;
徐阶一面让仇鸾快点自尽,免的供出自己,另一方加紧上书历数仇鸾罪状;仇鸾和徐阶是盟友,仇鸾的罪状徐阶当然最清楚了,因为他也参与了;
只不过仇鸾小看了徐阶的无耻了,仇鸾死后被戮尸,全家被抄,妻儿为奴;

严嵩呢,严嵩也小看徐阶无耻了;
“阶与鸾尝同直,嵩欲因鸾以倾阶。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明史-徐阶传》
以严嵩的政治斗争经验,竟然没来的及下手,而且没想到徐阶会出卖仇鸾,竟然“乃愕然止”,竟然能让严嵩这样的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愕然,可见多么不可思议了;

王世贞写的就更形象了,嵩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长于阶二纪而智何少也--嘉靖首辅传,牀(床)
仇鸾是欺君、杀良冒功、里通外国确实该杀,徐阶做为盟友,当然也涉嫌这些犯罪!只不过徐阶更加无耻的躲过了而已;


再就是徐阶毒杀自己的孙女,只是因为他的孙女被他自己许给了严嵩的孙子做妾,就被毒杀,这么变态的思想真是让人理解不了;(万历野获编-卷八)


还有徐阶占地四十万亩,中间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当时平均人均11亩土地(张居正清丈共七亿亩除以总人口六千万)(其实土地不足七亿亩,很多资料说是因为张严厉导致地方虚报,而人口不止六千万,个人倾向近两亿,不过都从宽算,土地按七亿,人口按最低六千万算);按人均从宽计算,徐阶也相当于占有三万六千多人的土地;江南还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如果不从宽可能就相当于十几万人的土地被徐阶给占了;
最少最少算也得有一万人家破人亡了;


以上总结就是徐阶害死张居正,害死胡宗宪,出卖仇鸾,害死孙女,害的至少一万普通人家破人亡;
这就是所谓的名臣良相;竟然还能保住名声并善终,真是牛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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