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颠倒的世界，谁是主人谁在导演，揭开白皮伪史背后心悸震撼的真实世界，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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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皮在古中华毁灭以后，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系统性编造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

2，明亡以后白皮掌握了全球文明史的著作权，肆无忌惮的发明一系列文明古国，每一个都要比中国更古老，中国的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好的，中国人的祖先一点也不优秀。白皮有计划有目的系统性编造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

③、编造古希腊和亚历山大东征。

西历公元前335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以不到五万的步兵，开始发动行程万里的远征。
光屁股光脚板的马其顿步兵对阵十二万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大军，斩杀上万大获全胜，自己只损百人。
我就不说马其顿会采矿冶炼铸造兵器的依据在哪里，几万大军万里远征的后勤完全没有，这是低幼版的故事吧！

捏着鼻子看白皮瞎编的故事，连分析的兴趣都没有。

下面资料由 yletpkki 整理提供：
【参阅  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的古文明】
附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838040-1.shtml

happy_ruy

四，白皮在古中华毁灭以后，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系统性编造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

2，明亡以后白皮掌握了全球文明史的著作权，肆无忌惮的发明一系列文明古国，每一个都要比中国更古老，中国的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好的，中国人的祖先一点也不优秀。白皮有计划有目的系统性编造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

④、编造古埃及。
【参阅  程碧波：纹明，从旧地图与中国古文献研究大秦（8.0版）】
附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ceab2e338b4bc83#rd


程碧波  2019-12-16

总结

明确给出汉朝、唐朝等时代的西域大秦路线及地名位置。

明确给出罗马、希腊、亚历山大、托勒密等西方古经济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

明确给出《山海经》中各个部分的地理位置及其数据含义。

中国古代文献全面支持了鄙作“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的演化”关于尼罗河出海口和两河流域地质变迁的所有结论。

本文指出：西方历史中的有不少人名和地名具有一定真实性，但其均以大秦为蓝本，进行系统放大。西方对史料的修改是轻率的。

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地图精确吻合。这也证明黄忠平所说的，中国文献资料的可靠性，有能力作为世界历史的校准器。

大秦作为中华文明在西方的次生文明，在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发挥着深远影响。

从本文可知，秦汉之争并未随着咸阳的攻破而落幕，它的余烬从中原扩展到整个亚欧大陆。它分化为延续周朝的封建国家文明和秦后成型的统一国家文明，从几千年前一直燃烧到今天，并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熊熊燃烧。

西元755年之前，若问大秦（黎轩、黎靬、拂菻、罗马和希腊）何在，则安息以东，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大秦（黎轩、黎靬、拂菻、罗马和希腊）。


所谓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在哪里？存在过吗？

happy_ruy

顺便欣赏一些古埃及的丑文物吧。


古埃及假文物姐妹花




古埃及造假证据， 芝加哥博物馆的一尊半身像，描述一位古埃及妇女。据推断该文物出土于公元前1550到1050年之间




金字塔顶露出了板砖。。。

happy_ruy

白皮对历史的轻佻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根据利益需要随意捏造篡改歪曲历史的行为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们至今都敢在联合国公开撒谎！




【西方现代史也很不可靠。】
由 黄卫东 提供：


在美国短暂的240余年历史中，虽然美国精英们到处宣传，美国国父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由民主国家，但实际上则实行了188年的不平等制度，在建国后的前88年，实行的是最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其后则实行种族隔离制，持续整整100年，直到1964年，才在官方的法律文件中第一次明令取消不平等制度。而在现实中的种族歧视却始终存在，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则一直存在，还经常性大爆发。


当然，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策，还不是美国精英干的最凶残的事情。美国精英干的最凶残事情是屠杀灭绝了绝大多数北美印第安人种族。美国精英宣传，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总统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老罗斯福，还专门给他们在山上制造了巨大的塑像。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屠杀印第安人最得力的刽子手。与希特勒相比较，相对而言，希特勒都堪称是谦谦君子。当然，政治家应该比较政治罪行，而不应该只看个人品行。但是即便是从政治罪行方面来看，那四位美国总统也远比希特勒罪恶更加深重。希特勒被指责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约占犹太人三分之一，而那四位美国总统则下令灭绝了美国境内绝大多数印第安种族，导致印第安人死亡高达数千万。
美国精英辩护说，美洲印第安人灭绝，是因为他们没有抵抗天花等传染病能力。而从现实来看，美国南部的墨西哥天气炎热，更容易滋生各种传染病，然而，墨西哥反而是印第安人血统为主的国家，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占人口90%以上，印第安人口超亿人。西方白人反而是少数。从气候土地等环境条件来看，美国远比墨西哥优越。然而，今天来看，反而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增长到上亿人，而美国则很少有印第安人了。仅存的百万印第安人，绝大部分都有白人血统，都是白人后裔，纯种的印第安人十分罕见了。


美国现代历史充满了谎言，可是迷信美国谎言的洋奴们，都将这些谎言当事实了，于是，美国历史就没有谎言了？
美国的土地是多好的一块肥沃土地？曾经在美国大地上野生的牛几千万头，每年新增的牛数量，就能提供当时美国人人均牛肉超过今天大多数国家消耗的人均量。
光靠这些野牛，就能养活数百万印第安人。
然而，到十九世纪末，印第安人只剩20万，大多有白人血统。
野牛都被美国白人消灭了。
西方历史充满了伪造。


可恨的是，中国的很多主流媒体成了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吹鼓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族社会，所谓宗族社会，就是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祖宗，都是同祖同宗，根本不存在什么奴隶社会，可是中国的精英们非要宣传中国有奴隶社会。相反，美国和西方长期实行农奴制和奴隶制，一直离现代很近的时代，中国的精英们反而宣传美国和西方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例如，央视红人易中天出版著作《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当历史，在中国洗脑中国的老百姓。
?
搞得中国很多被洗脑的草民觉得当中国人多可耻，还是当美国人光荣，才会有大多数香港人宁愿当没有居住权的劣等英国人。


【参阅  黄卫东：英美精英的凶残与宽容及其内在根源】
附链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34229

mmyx509

顶赞。揭露西方的罪恶史，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杀（伪史灌输）戮肉体杀戮（非典、新肺炎），是个大工程，楼主辛苦了。

happy_ruy

第四章小结。


由前文章节，可以粗略勾勒出1600年以前的白皮社会面貌，普遍公开吃人，吃人传统甚至传承至今，没有文字全体文盲，所谓的几本藏书也极为可疑，他们需要书用来干嘛？白皮的医疗主要是放血和粪便，吃粪便或者伤口涂粪便，还有吃人。总之，活脱脱一个个食人族原始野人部落群。


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历史，白皮系统性编造了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假装他们的科技文化都是从这些远古文明流传下来，而不是从古中华偷抢抄袭来的。


从无到有发明采矿，金属冶炼，造火器枪炮，造纸印刷，造拼音文字，造船，航海，定位，制图，制定天文历法。。。以白皮的底子和智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用提欺骗中国人窃取全套科技，毁掉古中华然后篡改中国历史，有计划有目的系统性编造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等伪史，这宏大的设计筹谋实施，主谋是谁？！


所以，接下来要好好说说文明先进傲视全球的大明究竟是怎么灭亡的。目前已经把白皮的老底彻底扒干净了，做了足够的铺垫，列举了充分的铁证，才能有足够的依据来看清被拼了老命篡改掩盖的大明灭亡真相，也就是第一章中华的巨大悲剧。

guomy629

其实，不光要证伪，更要溯源。前者讲他们是什么，是怎样欺骗世界，后者讲我们是什么，我们在捍卫什么。同理，这些如果没有战场上的胜利，一样没人相信，就和鸦片战争前没人相信天朝会变成半殖民地。

同意

happy_ruy

【参阅  凡哥笑笑2019：西方老百姓，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是什么态度？刺痛你的眼】
附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900972-1.shtml


西方老百姓，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是什么态度？刺痛你的眼
凡哥笑笑2019 时间：2019-07-03 22:17:18

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西方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了解它们对西方历史造假“三大人造废墟”的想法：
1. 神话人物比圣经故事还多的古希腊
2. 断壁残垣能在城中央保持数千年“废墟状态”的古罗马
3. 存在七千年，至今都算神迹，在中东三大宗教却只字未提的古埃及

在很多年前本号就发帖，描述了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些造假历史的看法，它是这样描述的：
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是人造的，但历史不需要真实，是可以依据想象构建的。
这代表着西方智商界的认知，那西方老百姓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造假行径是怎么看的呢？
你可能会跟最初的我一样，怀疑它们被西方媒体洗脑，不知道这些东西。

可时间长了，接触了很多西方普通老百姓，发现自己错了，
在西方老百姓里，知道自己国家参与掠夺东方文明，
打造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人造废墟的，数量超过你的想象。

这些西方人可以分成这样几个群落：
1. 认为中国人不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
2. 认为中国人刚开始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
3. 认为西方人知道历史造假、并要重新建立真正西方历史的

看看这些西方老百姓种群，分别是怎样的反应呢？
1. 认为中国不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西方人，会认为：
西方的“巫婆智商”是那样一个普通人“无法超越的魔法”，
用这些魔法打造的“伟大图腾”是东方人尤其“劣等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并超越的。

2. 以为中国人刚开始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
你这个中国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把你灭掉，就不会有更多中国人知道了
（很遗憾，本人遇到的这群人是一群西方教育界的人士，高中低级教育的都有，应该叫做西方的老师，够毒蝎野蛮的吧？）

3. 明白中国人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
这样的西方人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状态，有两种反应方式，
1) 理性的时候，文明状态的西方人会说，不管怎样，我们西方人增加了很多新东西
2）歇斯底里状态时，会说，等你们这些知道西方历史造假的中国人死光了，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就成为一种“真实存在”了。


知道自己国家参与历史造假的西方老百姓，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是什么态度后
你会跟我一样，认为，不仅造假的西方历史应该被从中国教科书里拿掉
西方“历史造假”的历史，还应该被写入教科书，
让后继的世世代代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可能颠覆人类文明，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越久、最劣等的西方行径。

happy_ruy

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1，明代东林党造出跨国资本集团垄断远洋贸易利润，催生了白皮作为东林党的外贸代理人输送利益。
【参阅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①、毁郑和海图等资料，毁远洋舰队和官营外贸商行，达到废除外贸利润和关税的目的。
【参阅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一、大明改制，伟大的总设计师明太祖朱元璋

　　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

　　历朝历代的改制，都是如此，救前朝之弊，有所损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王朝的一套制度。汉亡于豪强和士族门阀，于是隋唐以武抑文，以佛攻儒。隋唐亡于武装割据和文化混乱。于是，宋朝在隋唐的基础上，抑制武官，并且又重新复兴儒家道统。

　　宋朝以文抑武，因为国弱，亡于兵祸。接下来的蒙元，矫枉过正，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汉人士大夫纷纷下岗失业，只好写戏曲解闷。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就意味着放弃农业税。税收乃立国之本，放弃了农业税的话，蒙元靠什么养活国家机器呢?蒙古人脑洞清奇，居然想到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

　　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恶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显然，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的税收，重新以农业税为本。第三，之前蒙元时期的老百姓太苦了，所以明太祖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因为蒙元不征收农业税，所以和蒙元无法比较农业税的税率。

　　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

　　明朝的公务员，视财如命的程度，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越稀缺的东西，越被人追逐。国家财政越没钱，官员就越不择手段的去捞钱。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可见，明太祖为了爱惜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减负，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

　　因为对老百姓爱的太深，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公务员们，受够了在他们看来官不聊生的日子，在官僚集团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他们密谋造反，企图打倒阻碍他们过上荣华富贵日子的明太祖。

　　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始终不肯相信，李善长会反他，会跟着胡惟庸那种人一起走。结果事实表明，李善长不仅知道胡惟庸造反的事，而且还一直隐瞒着明太祖。手握帝国重兵的李善长，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杀胡惟庸，太祖比较解恨。但是杀李善长，让他十分揪心和痛苦。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一切都是因为钱。

　　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在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集结几万人，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去掉官僚系统的中枢，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后来，朱棣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皇帝在看上面看着下面的官僚集团党争内斗，像耍猴一样分化官僚集团。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胡惟庸之事，对明太祖的震动非常巨大。一是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二是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为了改变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在杀掉胡惟庸逆贼集团之后，明太祖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锦衣卫并不是太监，而是由皇帝的禁卫军所改组成的军事组织。锦衣卫的卫字卫的是谁呢?卫的是皇帝，只有皇帝不被官僚集团打倒，他才能保护老百姓不受压迫。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是整个官僚集团。

　　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这并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实际上是战争行为。不过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

　　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继续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过日子，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解决问题，也必须得回到怎么赚钱上面来。怎么才能赚大钱呢?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控制全球贸易。


　　二、郑和下西洋，明朝巨型国企主导下的全球化贸易之路

　　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

　　官僚集团的思路是，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

　　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　　然而，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这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


　　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官僚集团。而国内的资本家和国外犯边的夷狄，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尤其是倭寇，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挡人财路，杀人父母。当年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现在，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机会终于到了，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刘大夏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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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托塔李天王：500年从哪儿跌倒?认清买办资本伙同传教士对华夏犯下的滔天罪恶】
附链接：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04


500年从哪儿跌倒?认清买办资本伙同传教士对华夏犯下的滔天罪恶
中国人被资本家彻底洗脑的500年
托塔李天王    2018-05-24

中国近500年的历史，本质是皇权和资本之间的较量史。
皇权占领上峰时，国家民族空前强大，军事雄厚，民众安居乐业。
资本占领上峰时，国家军事主权，金融主权分裂分散，走私贸易盛行，部分地区畸形繁荣，引得外邦蛮夷觊觎。
可以说，皇权和资本之间的较量，贯穿过去500年来的历史长河。

南宋十万军民崖山殉国后，元朝短暂统一中国。
由于宋朝完成了海洋帝国的转型，宋代海船，奠定了中国成为海上强国的基础。
泉州，是元朝海上丝路的起点，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也是福建最大的城市。有元一朝，泉州人口一度超过20万，停泊上船可达一万艘，这个当量，是近代欧洲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泉州有大量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欧洲基督徒、犹太人、印度人、非洲黑人等民族，城内使用的语言达到100 种，这些外国人或相关的事物被泉州人冠名为“蕃”或“番”。

根据元朝原来的种族分等政策，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人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汉人。穆斯林力量逐渐壮大，元政府逐渐失去对泉州的控制能力，权力落入到波斯民兵（波斯语：亦思巴奚）手中，波斯民兵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元末明初，汉人趁势揭竿而起，反对穆斯林人的统治。波斯人趁势掌握泉州，并将战火扩展到福州其他城市。
自此一场战争浩劫在泉州发生，史称波斯民兵战乱（亦思巴奚战乱），时间从 1357年至1366年，长达十年。波斯民兵最终是被陈友谅的起义军消灭掉。
波斯民兵战乱的直接后果，就是泉州成为死城。泉州自古号称“文章之薮”，是文明之邦，典章载籍浩瀚，在这次兵乱中遭受空前浩劫。随后，泉州成为海盗的天堂。尤其是日本，在元明政权过渡期间，进入中国海域，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恢复帝国的秩序，明朝成立后，决定恢复中国在南海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


而南海，则是贸易最发达的地区。
明政府随即选择南海各地，再造泉州，首选地，就是郑和船队消灭海盗陈祖义的地方：马六甲。随后，大量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渡海而来，马六甲成为明朝海上世界帝国的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郑和船队，本质上是现代国家的航母编队，郑和船队事实上已经有能力并到达非洲各地和美洲。详见：被隐瞒600年的真相 - 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是明朝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把日本倭寇，南海的海盗全部扫平，保证朝贡队伍的顺畅。
明朝前一百年，国家坚决奉行朝贡制度，同时辅以海禁。

说到海禁，人们往往会想到落后与闭塞。可是，海禁政策配上朝贡制度，意味着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国营压着走私吊打，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以国家意志强行垄断海上的贸易利润，掌握定价权。国家级定价权的贸易利润，比民间走私贸易的利润，要多上百倍。
明朝主要进口产品为苏木，胡椒，龙脑香这些比较名贵的香料，朝贡国上贡，其关税高达20%到50%，这意味着，从阿拉伯开来的两艘商船，到了马六甲，有一半必需上归明朝政府。剩下的，可以交易。
但是，这个交易，并非走私性质的交易，这个交易只能卖给政府指定的国营单位，由政府定价，然后，再由国家回赠绢，布，茶叶等拳头产品。国营单位再行和民间产生更多交易。

到了明朝永乐时期，几十年的朝贡贸易，为明朝政府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国家用这部分钱扩大基础设施，造船工业，国营单位，军备力量，因此得以五征蒙古，修永乐大典，建万里长城，平定四方蛮夷。
可以说，历史上中国辉煌强盛的年代，朝贡贸易是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90年代，全盛时期的美国，就是靠着航母世界巡航（效仿郑和船队）作为武力威慑，以500强和教会资产企业作为组织（效仿明朝大型国营企业组织），疯狂对世界进行强买强卖。
朝贡贸易的另一个特征，是利用朝贡商品特质，进行财富的转移和把控，将王公贵族的钱转移出来，增加流通，保证社会财富的双向合流，避免财富集中，从而避免土地兼并，激化社会矛盾。

所以，朝贡贸易制度的三个主要要素分别是：
1，建设强大的海军。
2，设立海禁，严打走私，掌握定价权。
3，建立国营贸易企业，并将企业之间实现组织化。

那么，如果朝贡贸易被打垮，走私贸易猖獗，导致的现象，就是本该获得利润没有了，定价权无法掌握，国家财政收入受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裕的只有个别资本财团，个别城市，和个别富商，对国家的内外安全是个严重隐患。
不幸的是，朝贡贸易，真的被打垮了。
郑和船队的武装巡航，以及明朝自身的国营企业组织，垄断全球贸易。那么最受影响的，就是蛮夷国家和国内的资本家以及文官官僚集团。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巨额的贸易利润，让明朝的江南资本家，文官集团垂延三尺。为了窃取国家巨额财富，明朝内部的文官集团和资本家开始联手进行了绵延整个明朝后期的“废除皇权运动”。
废除皇权运动，需要内外夹击：
内部，由资本家势力和文官集团对举国政体的方方面面进行干涉。
外部，通过技术和资本输出，孵化和扶持蛮夷势力，进行策应，倒逼中央政府做出妥协和让步。
最终目的，架空皇权，让资本控制国家。

宣德皇帝驾崩后，年幼的明英宗继位，文官集团顺势叫停国家大规模航海运动，强行停止海船技术的发展，坐等造船技术和远洋航行技术发展停滞，让南海处于真空状态。
明宪宗成化年间，资本集团推举刘大夏作为代理人，将郑和航海的各个珍贵技术资料，航海图和各类卷宗私自藏匿起来。
万表的《灼艾余集》、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都曾记载刘大夏藏匿郑和下西洋档案，并将其余文档主动销毁，导致明朝郑和时期流传下来的海量资料至今无法得以一见。

今城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诸国……当时不知所至夷俗与土产诸物何似，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自此，到了成化年间，明帝国的海上霸权被彻底肢解，明朝作为全球海上贸易霸主，成为15世纪最后的绝唱。随后，隆庆开海，宣告了资本战胜皇权，走私战胜朝贡的时代。
江南资本和文官官僚集团取得胜利后，便开始给民众大量洗脑，其实，洗脑的逻辑也很简单：
1）把所有不幸的，不好的，灾难的，全部归咎政府。
2）把所有不合理的，包装成合理的，并让民众发自内心认为，自己受剥削，是合理的。
3）把一切繁荣的，优秀的，先进的，包装成资本家自己的。
之后，更是诞生了东林党这样的资本组织的文官集团代言人团体。

从此以后，万里海权开始落入蛮夷之手。没有了明朝水师的保驾护航，南海海域被各个海盗和蛮夷国家控制，首先是日本倭寇，其次是西欧殖民者。
15-16世纪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大量倭寇通过长崎，得到明朝买办资本和商人的资助，获得先进的火器装备，具备了劫掠东南沿海的能力。

另一方面，因为文官官僚集团的把控，明朝边军的火器质量却难以做到位，甚至，受到资本主义的疯狂侵蚀，边军作战能力每况愈下。
明朝的文官官僚势力把控进出口后，便通过扶持孵化倭寇集团，将中国的商品，学术，技术，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其中，就包含大量珍贵的郑和航海资料。
由于航海技术和资料肆无忌惮地西传，跟随这个脉络，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郑和航海停止后，西欧国家的造船技术在16世纪突然崛起，并在数十年时间，就一跃赶上明朝。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里，明朝在以下几个技术领域开始全面停滞，而在停滞时期，西欧恰好在这些领域内蓬勃发展：
1，火枪/火炮技术
2，造船技术
3，航海术
4，天文历法
资本集团为了获得更大的走私贸易利润，纵容和协助倭寇劫掠东南沿海，并阻挠和克扣边军行动和军饷，致使倭寇如入无人之境。再向朝廷勒索巨额军费，中饱私囊，并瓦解了明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16世纪开始，在文官集团对内架空皇权，对外扶持蛮夷势力后，明朝的军事力量，航海技术，社会矛盾，边患便开始不断恶化。整个明朝的16世纪，是黑暗的世纪。
1521年，明朝与葡萄牙爆发屯门海战，明朝水师因落后的火炮技术而艰难应战。
1522年，明朝水师与葡萄牙再度在广东西草湾爆发海战。
1553年，葡萄牙窃据澳门，开始了500年殖民。
1555年到1565年，明朝军队与倭寇进行了十年的追逐战和拉锯战。
1592年，宁夏之役爆发，套部骑兵进犯西北边陲。
同年到1597年，明朝在藩属朝鲜和倭寇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倭战争。
1599年，播州杨应龙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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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资本集团的起源

2，明代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削弱中央财政，加上边将长期养贼女真等长期严重拖累财政支出，导致政府无力应对连续十几年天灾，终于流寇四起攻破北京，明朝灭亡。

②、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是大明国运的转折点。
【参阅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三、官僚集团，土木堡之变的策划者和最大赢家

　　为什么在控制海上贸易之后，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战争双方的实力与力量组成结构。在皇帝阵营这边，也就是我方，由皇帝、锦衣卫、太监、皇帝嫡系军队、老百姓所组成。我方的战略诉求是，天下太平，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关于明朝的阉党，也就是太监，这里要讲讲。前面说了，锦衣卫并非太监，而是皇帝的禁卫军所组成的监察机构。到了明成祖时期，成祖靠谋逆上位，所以他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一方面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锦衣卫。另一方面，他要做到绝对的控制。而锦衣卫因为不是太监，不能入内宫，不能随喊随到，这让他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设立了东厂这个太监机构。太监和锦衣卫一样，都是皇帝用来控制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和组织，也是对皇帝最忠心的人。
　　所谓太监，太，极致的意思，直接受命于皇帝，体现着最高的权威。监，监察的意思。监谁呢?当然是监察官僚集团。后世太监被丑化，是因为太监是官僚集团最痛恨的一个组织。官僚集团掌握了舆论和媒体，自然要极力丑化他们最憎恶的敌人。他们不仅丑化太监，还丑化明朝所有的皇帝。实际上，明朝的皇帝和明朝的太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卑鄙无耻。真正卑鄙无耻的，是官僚集团的那些人。

　　敌方，由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所组成。敌方的战略诉求是：资本。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什么精神呢？对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设计这个局，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他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让资本家们无法和北方的夷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官僚集团总是担心，这支武装力量，早晚会南下，打击他们的海上走私贸易。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但是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而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以强大的明军，消灭那点蒙古人不过就是吃盘点心。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见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而在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
　　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同为走私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前有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官僚集团。
　　在敌我都不分的情况下，并且敌人的首脑还处在自己的心脏。我们的一切，敌人都知道。敌人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沿着官僚集团设计好的陷阱一步步跳下去，去指定好的猎场成为蛮夷的猎物。这样去打仗，跟送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官僚集团，在明朝当兵太惨了。
　　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


　　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并不是。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官员开会，不准皇帝参加会议这种事，不仅明朝有，其他朝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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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1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5-14

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
战争的起因如下：
　　 1、削减马价，
　　 2、拘留使臣，
　　 3、谎诺婚约，
　　 4、剪断布帛，
　　 5、谎诺戏班子，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起便以寇边发起边衅。先期目标在独石马营，明朝抗击，战事扩大。


　　土木之战的过程

　　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明庭（尤其是兵部）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导致各地纷纷告急。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带领准备了40余天的明军六师出战。明英宗率大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公历十月，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而且十五世纪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到十六世纪才回暖！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杨洪的儿子）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节选李新峰：土木之战存疑）


　　明军六师出征，由于严重“缺粮”，不得不回军，行至土木堡，得知怀来等城池全部失守，归路全部被断，不得不在土木堡就地扎营，而就在此时，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这一段记载有问题，怀来县明代中叶景泰年间的一些资料。其中有涉及地下水的当时怀来县，地下水位比现代高得多。一般最深两丈，就算六米吧，就有地下水渗出）。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早已经被阿剌知院军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帝的麻谷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杨洪不听。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但杨洪坐拥重兵，却始终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试想一下，二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精甲铁骑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此时胜负已定，明军大败！据《明史》记载：“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在土木堡之役中，损失的文武官员数百人，都是大明王朝当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一锅端了。


　　再说说土木堡之变的严重后果：武将勋贵势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文官势力一头独大。

　　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而且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集团，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才造成朝堂上逐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勋贵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时的有军事常识和有才华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说话也硬气。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张玉死于靖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军事，正统（明英宗年号）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他们那些勋贵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实的人，子孙都是要读书的。他们一死武将集团就跨了，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独大的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文官独大也有明朝的政策问题，但不可否认，勋贵子弟的集体死亡给文官做大留了个大空子，造成朝堂没有有地位和才学的武将领导武将集团抗衡文官，有才识的没地位，有地位的没才识，而且文官也不是什么武将都可以抗衡的，那些开国和靖难时的勋贵地位够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别的武将就算有才学也轮不到他说话，因为他们没这身份。

　　就是因为土木堡，明军的军事人才几乎彻底覆灭。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成了猪圈里的猪，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武举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一旦，武举兴盛武将集团必将人才辈出。能学习军事知识，练习战场技术的，训练军队的人才，一般都是军事世家子弟。这是因为这个军事学习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担的起的。书香门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风以及传承，绝不会放弃自己长项去和军事世家子弟去竞争。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军场同台竞技，那就在制度上让你没前途，让你投入和收获成反比。最终，文官集团通过在制度上做手脚彻底战胜了武将集团。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话，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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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2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5-14

　　土木堡之变的重大疑点

　　1.明朝永乐时期，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而且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分别是，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2.明军六师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随追击，为什么这一路驻扎的明军，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反而加官进爵了？这是怎么回事？


　　个人的一些推测

　　土木堡之变明显没那么简单，因为土木堡的点已经在长城以内很远了，而且距离军事重镇宣府很近，但是明军既没有得到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宣府方面的援助，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而杨洪手握重兵，却眼看敌军追击自己的皇帝而不救，这是什么行为？杨洪出兵救驾，成，就是千古功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会感激他，回报丰厚；败，他也尽了自己的职责，也会成为千古忠臣，朝廷会照顾他的家眷；而他却选择不救，杨洪难道不知道不进行救援，得罪的不仅仅是明英宗和王振，还有随军出征的武将勋贵和部分高级文官？他们合起来是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他们平安逃回京城，追究杨洪的责任，杨洪将死无葬身之地！即使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死了，按理，新皇帝和京城的官员们同样会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杨洪同样会身败名裂！救驾，杨洪无论成败都会得利巨大，不救驾，无论皇帝是否逃回，他都将身败名裂，甚至会株连九族，但杨洪却选择不救驾，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是为什么？而2-3万瓦剌军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2-3万瓦剌军敢置以敢战、善战至大将，声震南北的杨洪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且包围皇帝亲军数天后，才发动总攻？个人推测，很显然，杨洪的宣府军和也先的瓦剌军达成了某种默契，所以也先的2-3万瓦剌军才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对明军先包围数天，之后才发动总攻（这并非不可能，杨洪和瓦剌首领常有书信往来，《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杨洪不惧怕得罪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进行救援，他倚仗的是什么？有恃才能无恐，杨洪之所以敢不救驾，必有强大的倚仗！最符合逻辑的推测是：杨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文武官员们根本回不了京城！所以杨洪等人才敢于不救驾。而如果新皇帝要追究他的不救之罪，不仅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后来果然是这样，新皇帝想要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果然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并给杨洪加官进爵。我查到我最不愿意查到的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于谦！

　　起初我对二十万余明军败于2-3万瓦剌军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称精锐的三大营和蒙古雇佣军战斗力为什么会那么弱？挡不住几万瓦剌军的进攻？这个问题，其实史料早已给出答案，那就是军队长期“缺粮”，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而明军为什么会缺粮？前面说过，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明英宗和王振难道不知道有这七座粮仓？好，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不知道，文武百官总该有人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议把粮仓的粮食运给“缺粮”的北征军？军队“缺粮”要吃饭，把身边的粮食运过来吃，这么简单的常识居然被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很显然，不是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而是编写史书的人故意“忘记”，以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明朝大军出征，不可能不重视粮草，当时可能多次敦促兵部将粮草运来，但兵部却迟迟没有动静，近在咫尺的粮草一粒也没有运过来。大军由于粮草不足，战争已经无法打下去了，被迫回师，之所以不走紫荆关，而要走居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明军六师去而复回，战斗力锐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粮草供给不足。而当时兵部尚书邝野随军出战，后方负责后勤的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又是于谦！这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于谦为什么没有把救命的粮草送到前线大军？他在干吗？难道于谦指挥不动手下官员？如果是那样，这些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兵部败类为什么没有被后来手握大权的于谦问罪？真相显然不是这样，事后兵部没有一个人因拖延运粮被问罪！而于谦完全可以指挥粮草搬运，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仅仅用了六天就把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于谦可以指挥粮草的搬运，却没有把粮草运给前线的大军，甚至连提议和讨论都没有，于谦到底在干吗？


　　总结

　　通过土木堡之变，留守文官们一举做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强势皇帝、强势太监、武将勋贵集团），迅速抢占了他们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被文官们“改革”，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监军一人。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从此，皇帝的军权被剥夺，武将勋贵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再也不能直辖军队了。十团营首任提督就是兵部尚书于谦兼任（首任监军是谁我没有查到，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下）。之后文官集团再在制度上做手脚，创立巡抚领兵制度，巡抚领兵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武将靠自身军功发展成起足够势力的可能，以坚决防止武将集团东山再起！而巡抚领兵制度就是景泰年间由于谦确立的。

　　明英宗的时代实际上是明代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水岭。明代前期，永乐时代，明朝的政治结构是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足鼎立。土木堡之变和文官们创立的巡抚领兵制度则彻底打垮了勋贵武将的势力，导致明朝文官集团彻底做大，几乎架空了皇权。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变前就掌握了舆论和行政大权，在土木堡之变后，又掌握了军事大权，可谓一手握着笔杆子，一手握着枪杆子，皇帝都可以随便欺负，平民百姓就更别说了，天下还有谁可以与之抗衡？

　　其后文官集团的行为就越来越嚣张了，疯狂抢占国家的资源（明末他们以将1亿亩左右的军屯官田瓜分干净，直接导致国家无钱发放军费）；沿海则大肆走私，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全部流入他们私人的腰包（文官们主导的海禁使得国家一文钱关税都没有收到）；民间（豪强劣绅）偷税漏税（必如弘治朝一个县一年七百文的商税，发展到崇祯朝江南个位数的茶税），甚至私钱泛滥都得到他们的纵容，而国家打击偷税漏税、私钱，整顿秩序的行为则遭到了文官集团强力抵制。

　　结果，国家和老百姓越来越穷，朝廷官员和他们幕后的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百姓穷，丧失了自救的能力，朝廷穷，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一切的起因，在土木堡之变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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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3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7-03

　　土木堡之变后：金銮殿上的逼宫戏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亲征瓦剌，却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是为代宗。

　　土木堡之变后，孙太后下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浚）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怨恨这个大太监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上奏声，骂人声、痛哭声此起彼伏，纷乱程度实在可比集贸市场。朱祁钰初登大位，还不是皇帝，只不过代行职权而已，见到这个阵势，吓得不轻，下面的大臣们像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压根就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怜的朱祁钰根本反应不过来。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来，下面的大臣都用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看着他，原来弹劾的人已经说完了，等着他的裁决，基本意见就一条：“杀其同党，灭其全族！”

　　这可是大事啊，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朱祁钰胆战心惊地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做出决断，便下了一道命令：“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 这些久经宦海的大臣们没有被这句话打发走，谕令已经传达了多次，可是大臣们就是不走。大臣们似乎达成了默契，没有一个人动，只是不停地痛骂、痛哭、死死地盯着坐在上面的朱祁钰。

　　朱祁钰吓得脸都发白了，旁边传谕令的太监金英也不停的擦汗，这种阵势他也从没有见过，实在太可怕了。此时，锦衣卫的马顺出马了，他重申朱祁钰的谕令，喝斥群臣，命令他们立刻出去。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冲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先用手中的朝笏劈头盖脸地向马顺打去，尔后揪住马顺的头发，竟然用嘴咬下了他脸上的一块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在金銮殿上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文官们依然不罢休，现场秩序极度失控。眼见朝仪大乱，群情汹汹，郕王朱祁钰被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惊避入内。内使刚要关门的时候，群臣却紧跟上郕王朱祁钰，蜂拥而入，定要郕王下令族诛王振。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群臣怒意未平，直接用手指着朱祁钰，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

　　反了，要造反了！大臣竟然敢要挟皇帝（代理）！君臣名分、朝廷法度已经文官们被狠狠地在脚下！文官们公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此时旁边的侍候太监金英眼看局势危险，这样下去，朱祁钰本人都可能有危险，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文官们一阵乱拳两人又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据说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想走，于谦赶紧上前拉着他的衣服就是不让他走，他扶住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来，并“请求”朱祁钰赦免群臣，朱祁钰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百官）追究。”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在现代，也应该属于故意杀人罪。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这朱祁钰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朱祁钰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以上简述了群臣“打架”事件，各位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先说说我的个人发现：

　　1.这些文官居然在金銮殿、在当时身为摄政王朱祁钰眼前聚众打死朝廷命官、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之后还不罢休，向朱祁钰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其二人打死！

　　2.在金銮殿，当着朱祁钰的面，打死朝廷领导皇帝亲军的高级官员，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文官们应该非常清楚，那文官们为什么敢这么做？

　　3.那么多平日温文尔雅的官员们一改往日之文雅举止，无论打过架与否，无论是翰林还是堂官，也无论年龄大小，官位高低，纷纷赤膊上阵。这一点非常奇怪，他们历经官场几十年，都是官场的老油条了，怎么会如此疯狂？如果说一两个官员疯狂还有可能，但那么多的官员同时疯狂绝不可能，这种“疯狂”举动居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则让人更加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之后文官们不但没有请罪，反而逼朱祁钰赦他们无罪，在金銮殿打死朝廷命官的人居然成了锄奸的勇士？！

　　4.如果说文官们由于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而“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那么王振在作威作福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因为“气愤、伸张正义等因素”殴打王振及其同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么做的后果？而明英宗被俘、王振死后，这些人为什么就全部一下子“忘记”了这么做的后果，“突然”做出了疯狂的行为？

　　5.马顺等人的靠山明英宗和王振已经不在了，想要除掉马顺等人完全可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没必要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当殿打死朝廷命官，在古代宗法社会，这种行为大不敬，形同谋逆，属于十恶不赦之罪，按古代法律，是不能赦免的。那文官们为什么要在金銮殿、朱祁钰的眼前冒着目无君上、形同谋逆的风险打死他们？

　　6.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官员写个错别字、衣冠不整都会被人指责为大不敬，而文官们在代表皇权的监国朱祁钰眼前打死朝廷命官，如此耸人听闻、违法乱纪的行为事后居然没有追究！甚至连弹劾都没有！明代维护礼仪、不惧生死的言官们面对如此违反礼仪、践踏朝廷尊严的罪行，居然“集体”失语，全部“沉默”，这是为什么？


　　个人的一些推测：

　　其实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金銮殿上，当着监国朱祁钰的面打死马顺等人完全是文官们事先策划的一场逼宫戏。从文官们集体要求诛杀王振其族，抗旨不出，到当众群殴死马顺（把人打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官们下了死手的），以后依然不罢休，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又将其二人活活打死（文官们体力不错啊）。在打死一位朝廷命官后（有些人认为是冲动、气愤），继续向朱祁钰索要并再次打死人（再次冲动？），这就绝不可能是冲动了。这一切明显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
　　文官们策划这一场逼宫戏又是为了什么呢？个人推测，他们在向皇权挑战，在向将来的皇帝展现他们强大的势力，给朱祁钰一个下马威，逼朱祁钰屈服，为了保护他们在土木堡之变中的同谋，更为了以后的一系列“改革”行为铺路！
　　而当时朝堂上可以与文官集团抗衡的武将勋贵集团在土木堡丧失殆尽，宦官集团又成为众矢之的，被清洗一空，朱祁钰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外面还有被文官们夸大的也先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向文官们妥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结果果然，文官们本属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罪行被赦免；在土木之役中犯有不战而逃，丢失要地，和不救皇帝的杨洪父子、石亨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加官进爵（初杨洪、石亨守宣府，坐不救乘舆，系诏狱，至是以于谦言，赦出之。命洪仍守宜府，石亨总京师兵马。立功赎罪。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不过几月后，杨洪又被加封为昌平侯，本来犯下重罪的杨洪等人居然加官进爵，很明显，文官们袒护了杨洪等人，以报答其在土木之役中表现。

　　文官们一面高举王振祸国，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要求诛杀王振其族，并在金銮殿打死马顺等人；一面又袒护真正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杨洪等人，对其加官进爵。而造成皇帝亲征大军战斗力锐减的“缺粮”直接责任人，兵部众官员，提都没提，竟无一人受到指责和处罚（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他们反而以光辉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兵部尚书邝野被宣传成忠臣，兵部侍郎于谦被宣传成了民族英雄（十八年不曾升迁的于谦，偶曾经很崇拜的偶像）从此高官厚禄，权倾朝野，朱祁钰对其言听计从。而王振的罪名，说到底，这是政权中对立的两派利用王振失败大开杀戒罢了。然后掌握了历史书写的权力，不断给王振增加恶名。
　　对比一下文官们在土木堡之变后，颠倒黑白的赏罚，其心已经昭然若揭！
　　结合土木堡之变诡异和之后的兵制改革，不难得出，这场逼宫戏是整个阴谋的一重要部分，通过一整个计划，文官集团彻底清除了他们讨厌的强势皇帝和武将勋贵的势力，最终掌握了兵权，从此独霸朝堂，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ps：最后不得不说说偶曾经很欣赏的于谦，从于谦在金銮殿打死人逼宫事件中的表现来看，于谦不仅知道文官们的计划，并且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于谦的袍袖破成条索状来看，明显是与人撕扯所致，并且撕扯很激烈导致。由此看来，于谦有可能参与了群殴。而当朱祁钰面对如此令人发指的混乱局面，站起准备要走时，是于谦首先发现了，并立即上前拉住他的衣袖，不让他走，于谦的袍袖也有可能是郕王朱祁钰唯恐发生哗变，拼命挣扎要走，于谦坚决不肯放手，朱祁钰极力要走，把于谦的袍袖都撕破了。朱祁钰最终还是没扭过于谦，走不掉，于谦扶住（挟持？）朱祁钰坐下，不让他起来，“请求”朱祁钰下令灭王振族属，赦免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群臣，并辩解说：“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这句辩解明显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此时，朱祁钰走也走不脱，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于谦的建议。
　　而当时的情况对文官们来说，的确很危急，如果不逼朱祁钰当场赦免他们，让朱祁钰走掉，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由铲除“奸臣”的忠义行为变成打死朝廷命官、践踏朝廷尊严、吓走皇帝（代理）的欺君大罪。是于谦拦住了朱祁钰，逼朱祁钰赦免群臣，一举扭转了场面。所以，退出左掖门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今天再读这段话，味道完全变了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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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4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7-17

　　土木堡政变续：大臣废立皇帝，集体谋逆！

　　土木堡之变后，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浚）为皇太子，仍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大事皆告孙太后。

　　大明新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此时年仅两岁，自然无法理政，孙太后女流之辈，又无法亲自出面，所以只好由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代为总理国政。

　　留守文官们不满意这种局面，想要另立皇帝，现任太子朱见深被他们排除在外，他们支持郕王朱祁钰做皇帝。此时，虽然名义上是郕王朱祁钰代理朝政，但大事须秉孙太后。尤其重要的是，郕王朱祁钰不是孙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古代，历朝后妃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帝都是殚精竭虑，费尽苦心。孙太后也是如此，她不能忘记，当初她是如何母凭子贵，靠“亲生”儿子朱祁镇争得了皇后的地位。如果郕王朱祁钰为帝，按照礼法，那么他那出身卑贱的母亲也应被尊为太后，与孙太后平起平坐了。

　　朱祁钰，宣宗皇帝次子。他的生母吴氏本是汉王朱高煦的侍女。宣德初，汉王朱高煦谋反，为宣宗朱瞻基所平，汉王府的女眷被充入后宫为奴。就在返回京师的途中，寂寞的宣宗朱瞻基在俘虏群中看中了美貌的吴氏，于是，这一路便有了女人的陪伴。回京后，因为吴氏是罪人身份，宣宗朱瞻基怕文臣们阻挠，便将吴氏安排在靠近皇宫的一处宅院中。回到深宫中的宣宗朱瞻基重新被成群的嫔妃包围，但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吴氏，反而经常前去临幸。后来，吴氏生下一子，取名朱祁钰。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一直到宣宗朱瞻基病重，临死前放心不下在宫外的朱祁钰母子，派人接他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和皇后孙氏，请她们务必善待朱祁钰母子。张太后就是前面文章提过的王振所惧怕的太皇太后。而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没有发生在孙皇后身上，她对待朱祁钰母子甚为友好。朱祁钰还被封为郕王，住在专门为他们母子修建的郕王府中。

　　因为常年在宫外过着近乎隐居的日子，朱祁钰母子的性格都有些懦弱而怕事，凡事不敢出头，所以，母子二人与孙太后和英宗母子倒也能融洽相处。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烟，软弱的朱祁钰母子肯定将平静地度过一生。当英宗陷落敌手后，朱祁钰立即便被推到了前台。因为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敌人的俘虏，另一个就是朱祁钰。

　　当朱祁钰初为监国后，临朝议政的诸般事务只让他觉得惶恐而烦恼，而并没有大权在握的喜悦。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当时正当非常时刻，朝中之事千头万绪，状况连连，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即使是有丰富治国经验的人，也会茫然无绪，何况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朱祁钰。当然，当朱祁钰当上监国后，他身边有一些人将政治赌注押在了他的身上，对他大谈皇帝君临天下的权势，怂恿朱祁钰即位为帝。朱祁钰在反反复复中犹豫着，不能下定决心。但是历史却偏偏给了这个颇想逃避皇位的人一个特殊的机会，明朝的大臣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八月二十九日，距英宗被俘虏十四天后，文武百官事先经过商议，合辞请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郕王朱祁钰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群臣公然在朝堂上提出，不禁大为胆怯，惊让再三，并站起来，打算避归郕王府。群臣力请，朱祁钰再三推迟，并厉声对群臣说：“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于是，群臣不敢再说。此时，于谦再一次挺身而出，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刚好这时候明朝，明朝派往瓦剌的使者都指挥岳谦回到京师，声称英宗有旨，命郕王“继统以奉祭祀”。后世对此多有质疑，认为岳谦没有英宗书证，值得怀疑。岳谦到底是否真的奉有英宗口谕，还是受人指使故意撒谎以说服郕王朱祁钰，如今已不可考。但毋容置疑，岳谦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的作用，恰到好处地出现，恰到好处地烧了一把火。岳谦口传英宗圣旨后，郕王朱祁钰这才同意接受。郕王朱祁钰已经被说通，剩下的就是孙太后那一关了。　　

　　孙太后自然有她的想法，郕王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将来必然不好控制。她的丈夫宣宗朱瞻基还有一个亲弟弟，便是襄王朱瞻墡，此时就封襄阳（今湖北襄樊）。孙太后想迎立朱瞻墡为帝，命人取来金符，打算派人去襄阳召襄王朱瞻墡到北京。

　　这位襄王朱瞻墡，为太皇太后张氏亲生，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当年他的兄长宣宗朱瞻基壮年去世，英宗即位时才九岁，据说太皇太后张氏一度有要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至少，当时襄王朱瞻墡已经是嫡长子的身份，是大有机会的。如今，幸运再一次降临到襄王朱瞻墡头上。然而，襄王朱瞻墡却不是个贪恋名利权势的人，他接到孙太后诏书后，立即上书，请求立太子朱见深，让郕王朱祁钰监国。

　　到了这个地步，孙太后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她眼下最关心的，是儿子英宗能否安然无恙地回来。至于谁当皇帝的问题，反而在其次。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流言，大臣要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于是，孙太后在司礼太监金英和兴安的陪同下，召见于谦等重臣垂询。

　　于谦自然主张立郕王为帝，这已是经过朝议的定论。重臣们纷纷赞同于谦的意见。而孙太后并不愿意看到郕王朱祁钰当上皇帝，但她并非有主见的女人，势已如此，她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按群臣的意见办。

　　临退出前，心思缜密的于谦还提了一个旁人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那就是如果英宗能够归国，会不会复位。孙太后还没有回答，司礼监宦官兴安已经抢着回答：“自然还是太上皇。”孙太后为情势所迫，只好也说：“太上皇归国，名号不变。”表示即使英宗归国，仍然只能当太上皇，不再是大明的皇帝。

　　九月初四，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从大同回到京师。刘安在奏报敌情时声言，说也先愿意将妹妹嫁给英宗，与明朝结亲，还说英宗封他为侯爵。刘安立即遭到御史弹劾。兵部尚书于谦请严责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不分真伪，听敌诈诱”，因为刘安不顾守城重任，在大敌当前之时出城拜谒英宗皇帝。刘安被免职，关进监狱。于谦同时推荐固守大同的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修城缮甲，迅速着手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五千，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九月初六，钦天监选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史称景帝（明宪宗成化时追谥景皇帝，南明上庙号代宗），改元景泰，意思希望大明从此好景常在，国泰民安。并遥尊兄长英宗为太上皇，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立郕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仍然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很明显，朱祁钰的皇位是捡来的，倘若不发生那场震动天下的“土木堡之变”，他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皇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便是以过渡性人物的身份出现的。本来绝无机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解读：

　　这就是朱祁钰登基的过程，大家看出来没有，朱祁钰登基为皇帝，在古代，是一场废立皇帝的严重事件，历来为史书所诟病，性质和朱棣夺取侄儿朱允文皇位极其类似，甚至更为严重，却没有被史书所诟病。这是为什么？是朱祁钰篡改史书的原因？可是朱棣篡改了史书，舆论一样认为朱棣是篡位啊，况且后来明英宗复位，朱祁钰死，英宗废其帝号，毁其所营建的寿陵，景帝不是以皇帝之礼下葬，而是以藩王之礼下葬，史书和舆论也没有认为朱祁钰篡位啊？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关键在于史书的书写者和舆论的控制者，明朝史书的书写者和舆论的控制者是谁？答：文官。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试着解开这段历史背后的真相。

　　明代文官书写这历史明显是想掩盖某些事情的真相，当时皇帝仍在，太子仍在，而大臣们却要拥立另一个人做皇帝，这在古代宗法社会，是什么行为？谋逆！标准的谋逆！十恶不赦之罪首！朱祁钰非常清楚这一点，现在皇帝生死未卜，且有两岁幼子已为皇储，你朱祁钰不过一皇亲，若尽心竭力辅佐皇侄，是为忠贤；你若要落井下石，登鼻子上脸，事若不成定然万劫不复！所以群臣拥立朱祁钰，朱祁钰才会诚惶诚恐，惊让再三，避居□王第宅，并厉声对群臣道：“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于是，群臣不敢再说。但《明史.于谦传》和《明英宗实录》中紧跟其后书曰：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王乃受命。从字面和前后语意逻辑似乎包含一种暗示：正是于谦的“扬言”促使朱祁钰同意登基。

　　皇帝还没挂就敢立个新的，而且抛弃名正言顺的皇太子，另立新君，群臣的行为在古代宗法社会属于公然“谋逆”，尤其这是在明朝前期，理学昌盛的时期，性质尤为严重！可能有人会认为太子年幼，国赖长君，于谦及其一班大臣也是这么公告天下的，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年幼的皇帝非常多，明朝当时完全可以借鉴，解决方法有四：
　　1、太子即位，大臣辅政，类似霍光模式
　　2、太子即位，太后或太皇太后摄政，历史上出现过多次
　　3、太子即位，摄政王主政，类似周公和多尔衮模式
　　4、太子即位，太后和亲王共同摄政，类似慈禧和恭亲王模式

　　所谓的国势紧急，危在旦夕，不得不立朱祁钰的言论纯属编造，当时明朝局势根本不危急，更不存在瓦剌威胁京师，大明危在旦夕的形势（这个问题以后的文章分析），况且，即使情况非常危急，也没必要立朱祁钰，如后来的清朝咸丰去世，形势比这时的明朝危急的多，清朝北方主力全军覆没，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外虎视眈眈，南方还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比明朝更需要立一个长君，但清朝却立了一个6岁的孩子当皇帝，没有立恭亲王，这是为什么? 还有南宋末年，蒙古突破长江防线，形势十分危急，但南宋大臣们依然拥立宋恭宗赵显，临安陷落后，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宋度宗两个幼小的儿子为皇帝（端宗、幼主），南宋形势如此危急，南宋大臣为什么不立长君？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形势危急，很多朝代都没有立长君，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名分！继承制度！在古代宗法社会，继承有一套严格标准和制度，不是大臣说了算，必须按照“礼”。如果清朝大臣们以形势危急，国赖长君为由拥立恭亲王；如果南宋大臣们以形势危急，国赖长君为由另立皇帝，他们就破坏了名分！继承制度！他们就会成为叛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另立新君（如果不是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们是不可能违反继承制度的）

　　很多朝代的大臣都不敢做的事情，于谦及其一班大臣就做了，公然违背名分和继承制度！严重违背了“礼”。在中国古代，以“礼”治天下，“礼”代表着社会的秩序，破坏“礼”，就等于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很多朝代的大臣，包括皇帝，都要遵守“礼”，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但于谦及其一班大臣严重破坏“礼”，属于“谋逆”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史书的批评，反而得到了赞扬，不可思议，很明显，史书的书写者和他们是一伙的。

　　群臣不惜以“谋逆”之罪拥立朱祁钰是为什么？个人推测，群臣如果拥立太子，孙太后将和朱祁钰联合摄政，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一旦明英宗回归，必然“训政”，对其一系列“改革”不利，尤其对文官集团夺取兵权的计划不利。而通过拥立一向软弱的朱祁钰当皇帝，一来可以阻止孙太后分权干政；二来可以断绝一旦明英宗回归的“执政之路”；三来可以断绝朱祁钰的退路，以便更好的掌握朱祁钰。

　　在群臣拥立朱祁钰当皇帝的这个事件中，透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信息：群臣竟然集体“谋逆”！而更可怕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大臣表示反对！甚至连暗地里的异议都没有！ 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意味着群臣的“礼义廉耻”丧失殆尽，更体现出他们势力的强大，可以公然违背宗法社会的继承制度。面对如此严重违背礼法行为，“耿直”的大臣一个没出现，一向敢说话的言官一言不发，天下竟无一人提出反对！“谋逆”群臣的势力之广，控制舆论之深，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最后想用一段古文总结评论这段历史，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第三章完！

蛮夷是不是自古以来无耻？白皮是不是自古以来无耻？东林党集团是不是无耻？内奸两面人是不是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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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不要二分法：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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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5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8-06

　　于谦与土木堡之变

　　看历史人物做事情的动机要看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对于谦的质疑不过是来自于几点事实：

　　1，自古凡是以弱胜强的战役，除非是天灾，强者必然都有内部不稳的迹象。比如苻坚肥水大败是扩张过快没有消化掉内部的诸多民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失败是内部杨玄感造反；辽国对女真的连番大败背后都有内部权利斗争的原因。土木堡事变里也依稀有内部斗争的痕迹，比如还没走到大同就开始军粮不足，很难说掌握后勤线的人没有出问题。所以说，土木堡失败的原因是内部权利斗争的可能性很高（至少比所谓“缺水”高）。

　　2，如果认为土木堡事变是内部问题，那如果从利益的获得方看来，于谦他们就是这场事变最大的得利者。
　　首先从私来看，当时大量随驾官员战死，空出的位置使得于谦等人得以上位，拥立新帝也是大功。青史留名更是巨大的诱惑。
　　其次从集团利益来看。明朝的文官背后往往与地方势力结合形成很大的利益共同体。于谦不是一个人上位，而是几乎整个领导集团的变更。这无疑会给其幕后代表的地方势力巨大的利益。
　　最后从整个文官利益上看，武将势力的衰弱有助于文官独章权柄，并可以藉此将武将势力彻底排挤出权利圈。

　　3，从法令上确立巡抚领兵的制度，并成为国家的所谓“祖制”，始作俑者就是于谦。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对外战争中表现尚可的，几乎都是在某种情况下暂时得到指挥权的武将。戚继光是世袭千户。指掌戚家军是因为那是他自己新建的军队。同样的李成梁也是如此。李如松是继承李成梁的政治遗产。事实证明，于谦的巡抚领兵制度实际上是很失败的军事制度。从明代中期以后，明朝就几乎没有进攻性的战役。少数的闪光点无论是世袭千户戚继光，还是胡人出身的李成梁，都不是文人（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规模太小，而且还是内战）。

　　文官领兵不行不是因为其外行，而是文官势力渗透在整个明朝的政治权利中，这样的话很容易将政治矛盾引入到军事行动中。比如带兵文官需要靠胜利来提高其所在政治集团的影响力，而敌对的文官集团则千方百计拉后腿，借军事失败打击带兵的文官所在的集团。文人领兵会很容易将朝堂的斗争引入军事行动中，其结果往往会因为内部的巨大掣肘而失败。比如萨尔浒之战明军还未出城，其战略部署就被女真人得知，我觉得与其说明朝文官不懂得保密，没有听说过“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这句话，不如说其战役部署在朝堂上讨论后，被政敌有意泄露出去来的可信。
　　武将的势力比较简单，而且多是局限在某一地区。比如洪武朝时，朱棣想给蓝玉下绊子的话，除非二者共同作战，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使是联军，一般也会互相防范。而且事情搞大了的话，很容易殃及自身。

　　4.土木堡事变，蒙古也先队是从那里打进来的？主要战场在发生在那里？土木堡实际上是明军内线作战，其主力一直在明代统治区里，那其地方的物资以及情报支持是哪个省负责？答案是山西。

　　明军的主要后勤线在那里？其补给主要是从哪个省集结？答案是河南。那这样的话，河南和山西的主管是不是有罪？一年之前还总督两省政务，坐镇两省一十八年的于谦有没有责任？更何况于谦时任兵部侍郎，明军后勤归他直接掌管。

　　另外还有一点，也先的武器是哪里来的？明朝对蒙古实施的是很严格的物资禁运。铁器是其中禁运的重点。没有铁器，即使是骑射都会没有什么威力。一位网友亲手试过骨质箭头的威力。一把按清代技术手工制造的反曲弓，十五米内用骨质箭头，连厚一点的风衣都射不穿。而也先，不可能拿着这种东西来进犯，其旗下的头人们根本就不会一起来送死。所以说，也先部必然有铁器。

　　于谦坐镇两省十八年前，明代是什么时期？恰恰是明成祖最后一次北伐后没几年，明代处于军事上鼎盛的时期。这时候的蒙古人，不要说铁器，能有命就不错了。总之，我觉得于谦别的不说。土木堡之前总督两省十八年这个资历，就足够被诟病的。

　　所以说，评价于谦的话有几点事实：
　　1， 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十八年，时间太久，足够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2，土木堡失败原因极有可能是源自内部的政治斗争。
　　3，土木堡之变的结果，其得利者为于谦等朝内留守文官和整个文官集团。
　　4，在疑似内讧的巨大失败后，以整个事件最大得利者身份上台的于谦，其军事制度的改革从军事上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但是其对文官彻底压制武将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结这几点，我觉得对于谦评级就不应该拔得太高。
　　当然这里的于谦不过是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门面，即使没有于谦，自然还有赵谦，李谦，孙谦。

　　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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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6
不要二分法  时间：2011-08-28



　　阴谋的实施者是不会把阴谋记载下来的（阴谋被揭发通常是阴谋的得利方被推翻，才得以暴露的，但明朝的文官集团一直很成功），我也是通过分析众多史料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将这个阴谋推测出来的。

　　这个阴谋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策划的，一个庞大的集团才有策划和实施这个阴谋的能力，这个集团至少包括留守文官的高级官员，如王直、陈镒、于谦等等，而于谦至少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尽管文官集团做了很多准备，但执行这个阴谋风险是很大的，如果不是文官集团感觉被逼急了，也不会实行这个计划的，采取宋朝模式夺权风险更合适。而当时的情况是文官集团感觉确实被逼急了，在明英宗小的时候，趁明英宗无法行驶皇权之机，文官集团势力大大的扩张，获利非常巨大，但明英宗在长大，依靠他的老师王振和武将勋贵集团开始重振皇权，而瓦剌进攻给了明英宗重振皇权的大好时机，武将勋贵集团也想乘机重振雄风，支持明英宗亲征。一旦明英宗和武将勋贵集团得胜归来，势必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上风，文官集团的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失，甚至几十年势力将全都白费，这是文官集团不能容忍的，所以不得不实施这个风险很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在明英宗亲征以后才真正决定开始实施，之前文官集团一直极力阻止皇帝亲征，目的是为了阻止明英宗借亲征扩大威望，失败后才决心实施这个阴谋的。断粮只需要兵部配合，甚至只需要兵部指挥粮草的官员配合就可以了，而这个官员正是于谦。也先的进攻路线文官集团比皇帝更早知道（东线失守的消息文官集团迟迟没有告诉皇帝）。宣大的将领早有把柄落入文官集团的手中（文章中说过），在许以高官厚禄，不怕他们不听话。皇帝大军被歼灭的地点在北京外的任何地点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在土木堡。皇帝和武将一个也回不来这个需要依靠内奸（李贤？）。不要担心北京的安危，后面的文章，被神化的于谦北京保卫战说的很清楚了。


　　文官集团为了什么利益如此胆大包天策划并实施土木堡政变？这一点想想他们在土木堡之变后得到的利益就知道了，

　　1.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继续走私，在其中获得几十倍的暴利（人为了300%的利润就什么都敢干了），而且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皇帝、武将、宦官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以前是皇帝和宦官垄断海外贸易，文官们只能干瞪眼，后来文官们走私，肯定很担心皇帝联合武将和宦官重新垄断海外贸易，对文官们的走私进行追究）。

　　2.文官集团的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已经很严重了，明英宗依靠宦官和武将集团，开始对文官集团进行打压了，而且一旦皇帝和武将集团胜利归来，势必将大大加强皇权和武将集团的势力，那么文官集团很可能重回朱元璋和朱棣时代，被打压的不得翻身。但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大大削弱皇权、消灭了武将集团，拿到了兵权，这以后文官集团不仅避免了打压，而且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即使越来越严重，也不用担心皇帝会对他们怎么样。

　　3.文官集团从根本上得到安全保障，以前文官集团可是经常被皇帝整的惨兮兮，想贪污不能贪污，想走私不能走私，偷税漏税、违法乱纪经常被打击。这一切在土木堡之变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在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打垮了武将集团，拿到了兵权，文官集团以前被打压的惨兮兮、担心被清算，利益受到损失等这些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不仅得到巨大的保障，而且会大大的扩张。而皇帝没了兵权，武将集团被打垮并边缘化，皇帝就是想追究文官集团的罪责，也只能对文官集团中个人进行打击，无法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造成根本性威胁。

　　文官集团经过明朝近百年的发展，透过门生故吏、同年、同僚乃至同乡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里面有很严密的组织，明朝的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地方势力所操持，通过科场，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明朝抄家是很少的，尤其中后期，而且抄家得来财产入国库，国库的钱怎么花，花到哪里去了，还不是文官们说了算，其他文官们自然可以分一杯羹。

　　明朝的教育是不会忽略武功的，文官从小也接受过一些这方面的教育，请参考朱元璋的教育制度。况且后来文官集团趁明宣宗死后，明英宗年幼，就开始大肆在军队中安插人手，培养势力，于谦、陈镒都此时都亲自在山西、陕西等地训练过军队，还有西北和西南的战争都是文官王骥指挥军队打得，文官集团很多人跟随打仗，培养了很多文官集团自己的军事人才，为接替武将集团掌控兵权做了一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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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的看法：



【参阅  纵马逐日暮：于谦身后是江浙财阀，以及围绕在江浙财阀周边的儒家士人。江浙财阀，从来不关心谁当皇帝，关心的是能不能为自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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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2 02:30:34

　　认同楼主的推断，土木堡就是一场政变。于谦身后是江浙财阀，以及围绕在江浙财阀周边的儒家士人。江浙财阀，素有谋国之传统，历史上多次出现。最近的就是扶持老蒋的例子，通过收买扶持，抢了广东和北方的果子。大开杀戮。
　　再远一些，就是清末的东南互保。再远一些就是扶持太平天国，随后不可控，就扶持曾李，通过所谓的平乱，获取无可争议的政治资本。于谦就是这么上位滴。
　　江浙财阀扶持的儒生士人，还有鼎鼎有名的卖国集团，东林党。东林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江浙财阀服务的，抵制一切针对江浙财阀的税收和改革。
　　明末直接投降满清，还演了一些悲情剧，整个江浙大佬都投敌了，拿底层民众的零星抵抗来粉饰自己。
　　江浙财阀，从来不关心谁当皇帝，关心的是能不能为自己所用。


　　抗战时期的江浙财阀，可以说是三方押宝，不放弃老蒋，明面支持汪伪，帮助汪伪维持秩序，同时，也押宝中共，偷偷的送点药，送点物资的，博取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美誉，爱国绅士。
　　至于说于谦背后的江浙财阀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张士诚的残余抵抗组织，正面是无法撼动朱明朝廷，只能是以经商贸易，然后秘密结社的形式来进行长期的谋国运作。
　　明中期的封海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浙财阀，可以名正言顺的通过走私来控制庞大的东南亚贸易，获取数倍明帝国的收益。
　　同时产生的所谓的倭寇持续祸乱沿海，也是江浙财阀玩弄的把戏，所以内鬼不断，倭寇总是能袭击最薄弱的防御。

　　如果说西方有共济会，中国的江浙财阀，也算是一个国产的共济会。手法手段都是长期的，从不拘泥于一时一刻之得失。


　　江浙财阀，很善于收买文人，扶持文人，民国的上海公知群体，可以奢靡，可以胡搞，但是要替财阀说话。
　　解放后，中共平定上海财阀的市场垄断行为，从那开始，江浙财阀，就开始发动一切的笔杆子来抹黑中共了，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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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小结】

今天的跨国资本集团就来自明朝的文官和江南资本联合，个人以为土木堡之变的真相揭露是分析研究的极佳切入点。

故笔者花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篇幅来介绍分析土木堡之变，让大家理解明朝的文官为了攫取利益已经到了何等疯狂地步，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大胆预案精确配合，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操控舆论颠倒黑白，架空皇帝洗脑百姓，事后篡改历史记录掩盖真相，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
一切都可以出卖，早就没有羞耻的底线，连皇帝都可以随意践踏，它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活脱脱披着人皮的禽兽。

遗憾的是，它们主导了五百年来的历史，随着这股黑暗势力的发展壮大操控全球，所有与它们为敌的人或者组织都失败了，甚至包括伟人！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土木乙博

第一次非典，第二次新冠肺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防备，以防后患。
必须加快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防部队。部队别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御部队”，或者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防疫部队”成为解放军第七军种。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公司发明的，然而吉利德公司1997-2001年的董事会主席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董事会主席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这个公司是妥妥的美国军方背景。

结合这几个事一起看：
1.武汉疫情发生前6周，美国举办了一次瘟疫演习，有CIA二把手参加，瘟疫演习内容几乎是武汉疫情的预演。
2.武汉疫情发生前4周，武汉举办了世界军运会，美国军方派出300多人参赛，竟然一块金牌都没有得，不觉得奇怪吗？难道美国军方选手是来度假的？
3.研究表明，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都是通过结合人肺泡细胞上ACE2受体入侵人体，而亚裔的ACE2受体数量是白人和黑人的五倍以上，意味着亚裔明显更加易感。
4.四军医大的传染病学专家徐德忠教授出专著认为非典病毒是非自然起源的，有可能是基因武器。
5.美国治疗第一例感染患者就发现了瑞德西韦这个特效药。一般面对未知新病毒都是从已经使用多年的抗病毒药里筛选，然而他们直接选了从军方背景医药公司送来的未上市的药物来使用，而且一试就有效，这是不是太凑巧了？还是美国军方一早就知道这个药有效？
6.疫情发生后，地坛医院用中药治好了几例病人，网上舆论各种嘲讽，在官方说双黄连有抑制作用后，网络舆论更是被带节奏带的飞起，各种打击否定中药。但这个只治好一例病人的瑞德西韦却在网上被舆论吹上了天，有没有资本在背后操控舆论通过打击中药来为这个瑞德西韦在中国尽快上市扫清障碍？
7.最早在网上宣传瑞德西韦能治疗新冠肺炎的媒体是药明康德公司，这个药明康德公司2016年曾因为偷运5000多份中国人血样本出境被科技部处罚。对了，药明康德也是美资背景。

配合中美贸易战背景，这么多凑巧的事凑一块，你细品，你仔细品一品，有没有细思极恐？

在西方媒体上目前有许多反对中国的宣传，关于中国生物实验室的谣言，关于肮脏的东亚病夫的种族主义等等正在干扰着全世界的互联网和报纸。至少，美国方面正向中国定向传来很多别有用心的“消息”，并在中国互联网发酵，被很多对中国有敌意的人采纳。

光绪皇帝死后，民间野史就在流传他是被慈禧毒死的，清朝的历史专家辟谣，民国的历史专家辟谣，新中国的历史专家也辟谣，说没有证据。2002年，研究人员在光绪皇帝的发辫、衣物中，发现了大量的砷，这些砷是从光绪遗体的胃中渗露出来的。证明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野史取得了最终胜利。我没说什么阴谋论呀，我只是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