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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羊羔子

武备散记(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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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8 18: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7 满汉一家

那么,本文的观点承认,北洋政权的覆灭,也间接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来进行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所以,这样的预期应该是有的,我们不可以藐视前人的预知和判断能力。那么显然,针对北洋政权的斗争,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必须要打破大地主的统治。与此同时,也会对日本人的行动,做出相应的估计,这样的认知才是全面的。所以,北上转进渡过长江,来应对中日的民族矛盾,就会早早提上日程,并且具备相当程度的谋划水平,尽管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是,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之举,是在国民党军围剿下被迫进行的,就不会符合以上叙述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八七会议以后,红军一切的行动,都是围绕北渡长江进行的,以便谋求对日本人的抵制。

而战略行动的脉络是:谋求对南京等大城市的占领,以便调动长江流域的资源,来应对日本人的入侵,来应对满日联合的新局面。这才是真正的战略意图。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在当时,对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有足够的预案来应对,所以,才会有足够的决心,倾尽全力来完成向北转进的目标。因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良好预期,有更大的几率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而对于满洲国和日本人的合作,并不是无懈可击,或者说是漏洞百出。这完全是致胜的有力条件,而蒋介石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也许装作没看见,或者根本就给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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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完成了东北易帜,张学良当上了蒋介石的副司令,国家统一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并且据此来批判蒋的不抵抗政策。其实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远远说明不了,蒋的两面政策。其实蒋同汪精卫也有很大的类同,他也不是完全,不抵抗。他是在抵抗和不抵抗之间摇摆,而摆动的天平,则是满蒙旧贵的态度。

“满汉一家”向来是满清王朝的祖训,所以当时的满清旧贵,一般是不会违背的,他们基本上都改成汉姓。但是仍旧会有一部分人,怀念优越的贵族生活,企图推动溥仪复国。大家熟知的一位美女间谍,名叫川岛芳子,乃是肃亲王善耆第十四个女儿,满名叫做爱新觉罗·显玗,汉名金碧辉。而当时满族人口,已经不下千万,主要分布在北平、河北北部、辽宁、山西北部、内蒙南部,大致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张作霖是个军阀不假,他的主要任务,却是要保护满蒙贵族的利益,满足他们复国的愿望。如果完成不了,就在皇姑屯吃炸弹。川岛芳子也是皇姑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所以东北军面对的,不可能是只有几万人的关东军,还有数十万的满洲贵族武装,这些兵员隐藏在围子里,隐藏在田间地头,等待主子一声号令,好冲进东北军的队伍里,把自己的亲戚或者把兄弟拽走。而且当时的东北军,民族成分也是非常的复杂,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兵员,还有地主武装和土匪改编而来。如果真的把进犯北大营的日军消灭掉,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后续的冲突中被瓦解,然后被满洲旧贵收编,成为第二支关宁铁骑,而张学良就保不准成为第二个吴三桂——他比吴三桂风流倜傥的多,情商要更高。事情只有放在这个角度去看,才能解释的了,为什么东北军放弃老家,被蒋介石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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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一些部队很能打,是张作霖亲自调教出来的。但是有些部队的编制,专门用来安置满蒙八旗的子弟,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计,这是张作霖巴结慈禧的前置条件。后来慈禧就木,光绪退位,张作霖就成了这些人的大救星,在整个满洲旧贵的圈子里,成了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所以东北军的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并且有大量的满蒙军官和士兵。于是,蒋要制造红军和满蒙后裔的仇恨,就派他们去陕北围剿红军,来破坏红军的民族团结政策。

那么当时,团结满蒙后裔,是当时各方面争夺的焦点。制造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得先手,打破了北伐战争以后的民族关系,国民政府和满蒙旧贵的平衡被打破,满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整个国家面临满日的联合统治。国民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就是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要推翻满人的统治。但是,对于满清统治结束以后,怎样维持满汉关系,并不太具体,在和袁世凯谈判期间,达成了五族共和的共识。但是这个五族共和在操作过程中,阻力很大,满蒙旧贵希望继续保持优越的地位,这样就难以达到团结的目标,于是后来,被梁启超提出来的“中华民族”概念取代了。

蒋和汪自命为三民主义的传人,一时半刻不会从这个藩篱里面摆脱出来。也就意味着,不会积极争取同满人的团结。换句话来说:不会太在乎,满人会不会被别人争取,也不会在乎,满人的意愿,他们要遵照祖训,和汉族亲如一家,而不是被别人拉去当帮凶。所以,与其说满洲国是被日本人扶持的,不如说是被国民政府抛弃了。正因为国民政府的漠视,导致了满人的离心离德,才会有一部分人,和日本妥协在一起。

但是,孙早就已经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来弥补旧三民主义的缺项,扭转了对满蒙后裔的敌对态度,转而争取团结。

毫无疑问,蒋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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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26 19: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20-3-8 19:05 编辑

28 安乐祥和的中日关系

蒋如此做为,很难断定他的态度是积极的。现在如果谁还这样认为,肯定是要遭到否定。但是如果据此认定,蒋的态度是消极的,似乎又不十足的贴切,对待民族问题,尤其是满蒙的旧贵族,他们的族众该如何安置,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该不该受到合法的保护,一直困扰南京国民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蒋还是做了一些努力,通过不抵抗政策讨好这些人,不去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似乎有些效果,但日本人已经急不可耐。而且当时外蒙早就已经宣布独立,苏军开进外蒙,在中蒙边境虎视眈眈。一旦局面失控,甚至可能直捣北平,这样就会导致华北也被分割出去。

日本不甘落后,不肯把这样的好机会让给别人,不会等到苏联走到这一步。而且,在日本看来,他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在文化底蕴方面,要远远比满人优越,所以他们有资格代替满人,来统治整个国家。他们不但打算同化东北的汉人,还打算同化东北的满人,并且培养了大批的伪军和顺民。

这样满日联盟,加上汪精卫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右派分子,就构成了图谋霸占国家的骨干。这些人勾勾搭搭,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早就达成默契,企图打造一个日满蒙汉的贵族专制政权。然而这样的话,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小产者、中产者,又要恢复到辛亥革命以前的状态,继续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蒋的复杂态度,和他自相矛盾的逻辑—— 一边要抗日,一边让张学良撤退;一边打红军,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一边在协调和汪精卫政府的步调,以免被落下太多,将来在新主子面前自惭形秽。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金融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的天然特性,也可以认为属于墙头草,随风倒罢了。虽然在人们看起来,蒋委员长好像如同抗日的中流砥柱一样。

这样的情况,蒋对苏联可以说十分忌惮,又无可奈何。蒋如果奋力抵抗,把日本人向苏联挤压,损害苏联的战略利益,那么作为人质被送去苏联的儿子蒋经国就危险了。所以蒋有的时候,宁愿摆出一副傻呆呆的样子,佯装不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咄咄逼人的威胁,营造一个安乐祥和的中日关系,好麻痹斯大林,但这纯粹是美好的幻想。

于是蒋被迫少有的发挥战略才干,在长城沿线煞有介事的抵抗了一阵子,直到日军的战略预备队开进东三省,严密控制中东铁路沿线。这样在苏军不大可能抄日本人的后路的情况下,才命令部队向川陕的大后方有序撤退。

所以当时人们有一句口号,“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不单单是针对日本人,还有苏联。苏联藏在日本后面,准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充当“黄雀”。
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似乎没有多大的余地,给日本人以致命一击,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结合苏军对外蒙古的控制,以及在国土形状上对东三省的包围,我们完全可以估计其战略行动的目标和路径。即:大兵团越过中蒙边境,沿张家口一线直驱北平天津,切断辽西走廊,再派遣军舰封锁辽东湾辽河出海口和大连港,造成对东三省的包围。然后压迫日本关东军退回朝鲜,以期达成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最后,把东三省的民众,驱赶回关内,逼迫蒋签订不平等条约,彻底占领东三省和北平天津,顺便促成内蒙古和外蒙古的统一,把内蒙古和新疆西藏也分裂出去。然后斯大林就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那奢华的办公室里,仰靠在椅子上,一边品尝伏特加,一边和幕僚们弹冠相庆,庆祝胜利。

这美好的规划,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开花而破灭了。陕甘宁苏区的建立,表明了:有红军制衡日军,苏军就没有必要越境攻击日本,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不用麻烦共产国际。于是,苏日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斯大林也就失去了派兵干预的理由。

有关进击北平天津、包围东三省的规划书,被斯大林反复审阅,屡次想要下达行动的命令,最后都因为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态势,和来自欧洲方向的战争阴云,被迫搁置下来。利用希特勒牵制苏军,几乎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愿望,虽然目的不一样。而关键人物希特勒,不惜打疼斯大林,以缓解斯大林对蒋的政治压迫,从而换取与蒋,一些重要物资的交易额度。并且向蒋提供大量装备,希望蒋投降日本,和日本人一起进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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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26 19: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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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8 19:1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9 将妇女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

蒋无疑是聪明的,没有几个人能达到他这样的程度。在张学良投奔到蒋的麾下以后,国军已经是所向无敌了。加上之前的胜利,国民革命军制服了各路军阀,蒋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虽然他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不那么让人信服。除了军队的交战,利用金钱女人收买敌人必不可少。又或者说授意手下,招募成百上千的娘子军,抱着大烟枪,浓妆艳抹,以各种方式嚎叫着冲进敌人的军营,彻底粉碎敌人的斗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击垮敌人。其实也不排除一些毫无底线的政客,以此来向蒋邀功,但这已经改变不了,蒋军堕落的事实。并且,蒋是非常尊重妇女的,甚至能够容忍宋美龄和张学良不明不白的道德情感——这个事情若隐若现,蒋则是充耳不闻。

上一段内容比较辣耳朵,希望不要引起读者的不适。但是,这已经和红军严明的群众纪律形成鲜明的对比,孰胜孰败是不是早已经见到分晓呢?

不过,这并没有超出人们的认知,或者说,蒋只是在做一件在当时的人看来,非常普通的事情,或者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这是统治阶级惯用的方法,用来腐蚀敌人,或者干脆说,就是在收买敌人。这样说也是毫不为过的。

但是,蒋其实是有一些进步的,和日本人相比,和以前的满清相比。什么进步呢?其实也简单。其实就是国军,没有倒退到,把军妓制度也学回来。所以说,蒋虽然叛变了革命,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操守的,他并没有彻底的蜕变到辛亥革命之前,没有像清军一样,离不开军妓的陪伴,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但是,军妓制度的确沿袭了数千年,妇女在军营里面为奴为娼,地位极其低下。这也是革命任务的由来之一:将妇女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
能把这个事情发挥到极致的,当然非大日本皇军莫属,这是人们了解这个事物最近的例子,现在日本仍旧在沿用艺妓制度,而且越来越大众化,仿佛这个事情,就是为人民服务——不得不说这很龌龊。但是一大群所谓的优生男女,堂而皇之的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拥有不计其数的铁杆粉丝,实在有些让人大跌眼镜。而很多当事人和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似乎并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军妓制度,是前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因为成王败寇的逻辑,他们才需要为此承担后果。这是典型的统治阶级思想,反映了儒家思想统治下的男权思想。其实,现代社会,大多也是男权社会。比如美国女子日本女子,嫁了人就要随男方的姓,社会地位自然要低于男性。

但是我们只能认为,大日本皇军只是比较露骨而已,采取强迫方法对待妇女,而且没有什么人权可言。在这方面,美国大兵简直要文明不知多少倍。美军的军营里面,根本就不存在军妓,如果大兵们闲饥难忍,当然可以侵犯女兵,但是他们要严重尊重女兵的意愿。如果强制谈恋爱,就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是,在闲暇时间,大兵们无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享受假期,可以随便和女子交往,而不会受到过多的约束。又或者说,凡是有美国大兵驻扎的地方,服务行业就会异常的发达——这和当地的发展水平一点也不匹配。但是,这仍旧是军妓制度的一种。不会因为美军部队里面的亚洲面孔或者非洲面孔而改变。失足妇女会像蝴蝶一样,盘旋在美军军营的周围招揽生意。而且,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大约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又可以认为,蒋军是优于美军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蒋军的军官,可以用战场纪律来约束手下的士兵,如果发生凌辱妇女的现象,那么可以现场执行战场纪律。而美国大兵如果犯了事,只能到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而审判的结果,通常根据被迫害妇女的肤色来决定。他们是有原则的,他们绝不会胡来,不会放过一个嫌疑犯,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国军远远比美军要强,他们毕竟接受过革命的洗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源于贫苦百姓,尊重并且同情女性。就像大日本皇军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老百姓。他们只是被右派分子欺骗和胁迫了,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而现在的国军,我们也可以叫他们“台湾安全部队”,他们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军了,他们使用和美军一样的方法,来解决生理问题。但是他们显然不如美国大兵自在,因为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回家度假也非常方便,这样就又比美军矜持的多。然而,他们的确是不如最初的国军。国军最初来到宝岛的时候,一下子就多出来几十万条光棍,想想也能知道,宝岛的妇女群众有多幸福,她们择偶的余地有多大,她们大约可以像在菜市场挑菜,扒拉来扒拉去,选出最好的男子,带回家倒插门。

这样的国军,不会迫害妇女,也不会歧视妇女!所以,他们要强于美军,也要强于现在的“台湾安全部队”。

因为枯燥和寂寞,古往今来的各国军队都采取措施,避免士兵的炸营和哗变。妇女以各种角色出现在军营里面,来照顾士兵的生活,达到安定军心、辅助作战的目的。她们的地位无疑是低下的,他们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被呼来喝去,做各种各样的勤务工作。而且,这不符合她们的意愿。在军队里面服务,就要跟上节奏,不会像居家生活那样自在。所以在绝大多数时间段,他们都要和士兵一样,无条件执行命令——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

当朱元璋以军户制度,来代替以往戍边制度的时候,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得到空前的提升,一改历代以来的颓势,把游牧民族彻底赶出中原。作为军队建设最为基础的一个方面,士兵的生活得到非常妥善的照料,并以此为前提,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军事家,这其中就包括戚继光。同时,军户制度也成为一个传统,被沿用下来,一直到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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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8 19: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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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17 14:0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30 痛并快乐着

需要承认,上一段内容所持的观点,是站在底层群众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理解,这个“底层群众”的含义。在旧社会,通常是指饱受盘剥的群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绝大多数妇女,也包括一些被排挤出统治集团的地主、贵族,这些人常常转化成革命的领导者——所有这些,都和如今的时代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现在,过去的“底层群众”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在新型的国家形态里面,以各种身份来行使权力。

这里需要提示一下:国家的概念,人们是如何认识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其实很大。或者说,虽然国家是由家庭为细胞构成的,但是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家庭,要涵盖到很多其他方面,比如:师承关系、裙带关系、结义关系——包括结义兄弟,结义姐妹,结义父子,结义父女,结义干姥爷,或者是单结义,这个有点古怪,意思就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拜干爹,拜干娘,拜兄弟姐妹等等,比如洪门的堂会里面,只要承认堂主,那么几乎所有的会员,都会把堂主认做大哥,这和年龄并没有太大关系。又比如辈分的要求,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甚至可能要管襁褓里面的婴儿叫爷爷。其实在奴化社会,不管多大年纪,都要管主子叫爷爷,不论主子是什么人,是呆子还是傻子。

于是我们就发现,儒家思想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家族治理的成分是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参照一些资料,比如各个朝代灭亡的时候,皇族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的占比,是非常惊人的。而这些人,都需要国家财政的供养,还不算他们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和财富。然而,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依附于皇族的官僚地主资本家等等,除了吸附在底层群众身上榨汁,还会觊觎皇权,时时刻刻准备掌握最高权力,因而就给宫廷剧提供了绝佳的剧本。而这个庞大群体,也是落实儒家思想统治的关键执行者,他们不但按照儒家礼教的要求来组织家族结构,还会将儒家礼教推广到全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搭建一个庞大细密,而且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说是关系网,其实也是利益链条,链条里面,按照等级进行利益分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众往往会被分化,总是有一部分人被分离出去,成为统治阶级的走卒,帮助统治阶级控制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土壤,对革命活动是非常不利的,底层群众会被牢牢控制,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因此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假设,这里只是假设,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行裁量。最近论坛出现了讲评红楼的话题,这是很好的现象,红楼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热门,但是因为其内涵的深刻繁杂,很难形成比较鲜明和一致的观点。读者往往会沉溺于精彩的情节,并且依据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来编织自己的人生,其实这很不妥当,违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笔者期待论坛的帖子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通过网络,将更具说服力的观点,进一步传播开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为了佐证本文观点,现在也蹭一下热度,引用一二。

就说一下,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我们知道,刘姥姥很穷,所以他到荣国府纯粹是为了乞讨些银两度日。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样一个原来,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个亲戚,竟然能够如鱼得水,在贾府面左右逢源,捞到实惠之后满意而归,那么就更不用说其他的亲眷。贾府里面养了很多人,同时,有更多的人在依附贾府生存,自然就包括依赖贾府田产生存的贫雇农,还有很多,是被雇佣或者役养的手工业者。而这些人,无论生存状况如何,不管他们受到的剥削如何严重,他们都不会轻易的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贾府的土地,也很难离开贾府的盘剥。或者说,他们要依赖这样的盘剥来生活。

这里并不是在讲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故事,而是一个旧社会的缩影。表明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是非常牢固的,哪怕是在风雨飘摇的清朝后期。那么说,这和本文要说明的观点有啥关系,这部分不是在说太平天国,和以后的民主革命吗?

当然有关系。首先要承认一点,在儒家社会统治下,老百姓要造反是很困难的。当然随着时间点推移,社会矛盾的增长,儒家思想的统治会出现松动,并最终酿成社会革命。这里我们要明白,革新也是革命的一种。我们要明白广义上的社会革命,不单单是群众的反抗,还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调整,这些东西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某个人物的出现而出现,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物的消失而消失。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儒家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周期性的松动,和土地的集中密不可分。伴随着这个现象,我们同样可以确定,随着土地向一部分统治者手里集中,与之对应的,就是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个观点有问题吗?

我们通常认为的是,失去土地的这部分人,都是贫雇农,是穷人,所以才会造反,所以这个逻辑就是,天下是穷人的天下,天下是穷人打下来的。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一个常识性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举个例子:

满清入关的时候,是怎样分配土地的?这个具体细节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而在于分析,所以请大家自行翻阅史料,这里只做简要分析,从而得出观点。因为资料的繁杂,常常会导致不同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是达不成一致,最后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所以不如进行一个相互对立的推论。针对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引入想要得出结论的观点,看看哪个成立。

不啰嗦,直接切入。论点是:统治者会不会把土地直接分配给普通的农民。又可以具体一点儿:满清入关的时候,会不会给普通的汉人分配土地?

只能说,如果这样的话,大清就可以改名了。可以不叫大清,直接叫太平天国得了。

这样反映的一个逻辑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土地制度之下,不会主动把土地分配给农民,送给他们的一个天大的礼包。这样的看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这里并没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地主阶级,会出让一些土地权益给农民,来达成其政治目的。

那么,论点就可以直接延伸到,普通农民的相对一面,也就是地主。既然不会给农民分配土地,那么,土地又分配给谁了呢?这样就是明知故问,明明就是在说,把土地分配给地主就完事了,为什么还拐了这么大一个弯,作者到底想要说明什么?这里就要亮明观点:

既然从贫雇农手里,兼并不了多少土地,那么,土地的高度集中又从何而来呢?丧失土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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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23 19: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31  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定会实现!

这样看来,并不很符合平常,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或者说,的确有一定的差异。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件事情,有相当程度的事实作为依据,另一方面,又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观点。人们努力的去习惯这样的情况,又或者说,在努力的劝说自己,来接受现状。于是,人们又在努力的去适应,并且从内心深处来否定,与之不相一致的认知。

但是,这件事情仍旧存在着。虽然人们不肯主动的去讨论,不愿主动的去讨论。因为人们总是不愿相信,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人,是从旧地主阶级分化而来的。也不确定是否承认他们,在阶级来源的方面,和自己属于不相一致的一面。

我们又要承认,他们绝不同于旧有的统治阶级。因为土地兼并的尖锐斗争,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并最终向赤贫靠拢,因而具备了革命的诉求。

但是我们仍旧不能证明因为什么,这部分人,会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会把建设理想社会,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通过了解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的农民战争,多半以失败告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困扰着革命的领导者,就是如何防止这些领导者,再次转化成为地主。事实的结果常常就是,社会结构退化了。

我们又要相信,因为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把革命的浪潮,推到新的高度。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蜕变,和艰辛的努力之后,他们带领全社会,不断的将革命的脚步,向最后的胜利迈进。所以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

革命一定会成功!


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定会实现!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需要承认,通常所认识的革命活动,并非完全是习惯上认为的:是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的斗争——比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是一小部分膨胀的大地主阶级,同中小地主乃至富农的斗争。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杂乱和无序,乃至于上述各种阶级成分之间,也充斥着种种剥削和压迫。最终演化成为,一小部分掌握了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成为全社会的对立面,并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其他阶层所瓦解。

这样我们必须要客观的认识,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众,其政治地位是什么样子,他们究竟以什么样的面貌参与革命活动。我们首先要确认,他们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或者说是每况愈下。这样才会有革命的动力。但是只有他们参与了革命政权的建设,才有可能,不再受到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才能从附属地位转变成主人。

我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又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工农之所以会达到赤贫的地步,完全是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虽然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附庸地位的认知,并不全面。一说到附庸,就认为应该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既然是以附属地位存在的,他们又根据什么能够做到,转变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呢?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又该怎样摆脱统治阶级的控制,完成角色的转换,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呢?

于是我们说这个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通过字面理解,农民不是领导者,那么,既然不是领导者,又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是“主力军”,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表述并未说明,农民阶级已经,摆脱了旧有概念上的从属地位。这是相对的:既然无法上升到主导地位,那么暂时先这样认为,认为他们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可不可以呢?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不过这个太烧脑,后文会继续深入解读,还请读者多些耐心。



不管怎样,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是表意概念,表明了这两种人的社会角色。在剖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这样也能从一个方面,诠释民主革命的目标。但是问题又来了。我们认为,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性存在,所以有了比农民阶级更为宽广的目标。有一个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是这样的话,农民阶级就不属于世界性的一种吗?哪个国家的人,不需要种地来生产粮食,好填饱肚子?怎么可以缺少农民?这是相通的。我们又要理解这个逻辑关系:填饱肚子是第一位的,还是工业生产是第一位的?这个恐怕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然而,这能否说明,农民阶级就不属于国际化的一种?所以说“联合起来”,不只是工人阶级吧?就不包括农民阶级吗?不过按照以往的观念,这的确需要一个前置条件,就是:农民必须要丧失土地,才有可能成为无产者。但是,如果丧失了土地,那他们还能被叫做农民吗?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说法呢?其实践来源,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全球产业链分工。那么,这样的话,农业生产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除了农业产业链的全球化,还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需要,这是关系到生存的重大问题。或者举例来说,人们的确有出行的需要,需要能源,需要钢铁,以便使用汽车出行。但是如果没有能源和钢铁,人照样可以用两条腿走路,可以不使用汽车。这个是可逆的;但粮食不一样,如果没了粮食,人会被饿死,人死不会复活,这是不可逆的。所以这样的话,其衍生出来的社会理想,权重占比应该更大,要比工商业衍生出来的社会理想更大,更有说服力。

我们说,农民阶级最高的社会理想,是种地养活所有的人,让人们不再挨饿;工人阶级的社会理想,是生产的社会化,消除生产过剩的矛盾,或者直接说:实现共产主义。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是否符合他们的社会角色。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我们绝不可以,忽略社会角色的相对性,即:工人对应资本家,农民对应地主。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现在的土地制度,已经把地主剔除出去;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把资本家剔除出去。但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要把私营经济,作为“对公有制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且,土地需要流转,企业需要重组,这也避免不了,生产资料向一小部分人的手里集中,这样的话,我们又该怎样称呼这些人呢?

好吧,其实这样的陈述,只是在重复大家不大愿意承认的事实。即:地主仍然存在并且发展,资本家仍然存在并且发展。

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是谁领导谁?我们可以认为,地主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的领导。但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却不是这样,工农必须要接受地主资本家的指挥,否则无法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工农到底是不是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呢?或者干脆一点:工人到底有没有领导资本家?农民到底有没有领导地主?这里的地主,可以是土地流转的责任人;而在工商企业,主要责任人需要承担资本家的工作。这里简单提示一下。



但是话又说回来,工人农民有社会理想,那地主资本家就没有社会理想吗?农民种不好地,收成不足,那谁最上火呢?要知道,农民是地主的附庸,地主同样需要对农民履行义务,在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向农民提供必要的帮扶,避免生产陷入瘫痪,而不仅仅是收租子、放高利贷、欺男霸女。这样的话,社会理想显然不是农民阶级的专利,地主也有,他们也要寻找出路。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相比农民阶级,地主有更加合乎需要的条件,来进行社会理想的实践,因为他们掌握很多农民没有掌握的东西,比如动用更多的财富、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等等。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也很类似。我们能不能确认一件事情:资本家除了榨取剩余价值,什么都不会,这样的观点成立吗?资本家没有社会理想,这样的观点有充分的证据吗?如果这样的话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会产生马恩这样的人——他们都来自富人家,属于资本家家庭,并且家资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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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30 20:3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32 要只争朝夕

上一篇文字表达的一些观点,由于和现有的观念不大符合,甚至差别很大,未必能够很快被读者理解。这没有关系,笔者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值得期望的地方,就是希望读者们能够开拓思维,仔细的去考量。可以通过翻资料,考量上文观点可靠程度,以便提取有价值的观念,这是笔者写作的初衷。但是通过这样的篇幅,不过几千字而已,并不能达到反复说明的效果,能够使读者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还需要,围绕这一论点反复进行论证,提供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现在把上一篇内容归纳一下:

1 以往革命活动的内容,包含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2 革命活动的内容,还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可以认为是,统治阶级底层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革命活动的真实写照。革命活动的成败取决于,统治阶级底层,他们的活动成效;

3 农民阶级,我们以往所认识的贫农雇农,中农还有工人等底层群众,这些人是地主的附庸,处于从属地位。

4 统治阶级底层带领群众,进行的革命活动,本质上是去阶级化的斗争,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的观点,在承认工农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在重点阐释旧统治阶级底层,的突出表现。也更应该看到其,领导革命活动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和难以替代重要性。

这个事情,历来讳莫如深。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工农群众在新旧社会的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样的领导群体,也有着非常类似的变化,也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旧有角色,有力的转变为新角色,一个更加同工农保持一致的新角色。

无论如何,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把这些群体看做一个个整体。然而这样的看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很笼统的。比如我们说工农,工农群众,或者妇女,妇女群众等等,又比如说,老少边穷,老少边穷地区;领导者,领导集体,等等。虽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只能这样说。但是这样往往忽略了,个体的欲求。这个情况怎么理解呢?其实也可以套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如果直接进行概括性的表述,又该如何体现其特殊性呢?如何使一个个的个体,表现其更加积极的禀赋呢?

这样的话,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就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关系到社会制度的优劣。这个情况怎样看待呢?就比如说争取民主权利,即使没有境外势力的煽风点火,群众的民主权力也会逐渐完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但是总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外部因素压迫导致的,是别人的功劳,而不是自己国家的进步,所以就打算数典忘祖,甘心给别人当孙子。

那么我们又要怎样看待,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剔除发展经济的需要,就从个体的发展利益来说,哪一个个体不渴望一个美好的未来呢?但是总有人认为,是因为看了人家的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仿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群众,都是无脑的,和猴子一样只会模仿,只懂得“拿来主义”。符合发展需要就拿来用,抄袭模仿,东施效颦,自己根本创造不出来。于是又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让资本运作成为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群众才能发挥创造力,生产力才能发展,而现在的生产状态,则属于大帮哄的一种,上级让干啥就干啥,上级不交代工作,群众就是一群木偶,无所事事。所以不如和苏修一样,退回私有制才是最好。

虽然这样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能抹杀群众的主体地位,也不会妨碍其创造力的发挥。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在政治上,逐渐淡化的从属地位。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不应该被看做是,反映本质特征的存在。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积极的看法,一方面也要,对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确且正能量的认识,以便保持定力,不被蛊惑,扎扎实实的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工农群众在生产和革命过程中的从属地位,的确是由来已久,其从属观念也根深蒂固,想要改变并非朝夕之功。但是我们的确要只争朝夕。这需要破除旧有的一些观念,一些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比如旧社会的糟粕。这个事情,又要甄别其时代特征,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比如孔孟。头三十年砸孔庙,破四旧,把孔孟当成糟粕;后四十年学经典,倡导国学,又把孔孟搬回来顶礼膜拜。孔丘若是知道了,大概会激动的从棺材里面爬出来,大声唱赞歌。但是现在的确和太平天国革命有些不同,因为太平天国不但拆孔庙,其他的,包括祠堂,寺院,道观还有各路神仙的牌位,一个也不放过,这样的话,孔丘即使复活了,可能又会被气死回去——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知道肉味的“人”,然后才是“圣人”,千古圣人。

到了这里笔者需要做出一些说明,来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说明白。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平时我们都在说“封建糟粕”,把以前的历史加上“封建”的标签。于是逐渐,凡是入不了眼耳口鼻的文化现象,都被加上“封建”的标签。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旧的东西不一定不好,比如吃货们钟爱的各色美食,都是从旧社会一路吃下来,吃的简直是驾轻就熟,吃的大快朵颐、欢天喜地。如果把这个也贴上封建的标签,又该如何呢——恐怕又有人会赞美旧社会了。所以这里用“旧社会”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旧社会糟粕”,来代替“封建糟粕”还是有依据的,不知道读者该如何理解呢?

不过,用“封建社会”来代表“旧社会”,毕竟不是很全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旧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这样的提法,不应该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提法。或者说,从现在开始,这个提法已经不适应需要了,不符合发展的需要了,为什么呢?


这里并没有打算,为所谓的“封建社会”正名,也不打算哗众取宠博得眼球,而是打算,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真实的历史,需要牢固的、经得起推敲的历史,及其衍生出来的观点作为依据,来面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历史,所以需要一些刨根问底的勇气,把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还原出来。

那么现在就要说明,所谓的“封建”,首先在词义上,本来就是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是人们对“糟粕”的厌恶,才会变成贬义词。但是事情的发展轨迹表明,所谓的“封建”并不仅仅属于旧社会,现在的社会,其实也是“封建社会”,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并且包括绝大部分其他国家,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知道这样的说法会不会突破,人们认知的底线呢?相信在当前健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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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4-7 20:3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20-4-8 06:41 编辑

33 任重而道远

不出意外的话,这样的观点很可能会引起不适,因为这样的说辞,不仅仅是在质疑习惯的看法——人们对旧社会的认识,还打算改变人们对当下的看法,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笔者解释一番。这里就要强调,不论如何阐述,都不会随便出现否定的说辞,导致认识上的混乱。笔者尽力争取行文流畅,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而且合乎逻辑,不会与普遍的观点发生明显的冲突,从而能够使整个事情更加充实且更具说服力。至于这个说服力能达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读者自行考量。

这里还是要说明,这一部分内容的主旨,乃是要证明一种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又该怎样表述呢?其实也是一种连贯性,一种法理上的连贯性。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社会文化现象的连贯性。一个民族或者,具有高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如何不间断的从最开始的蒙昧时代,发展到今天。这样产生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前面的章节已经做过表述,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这种连贯性,产生了一个逻辑。在我们认识生产关系的时候,会基于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根据这个逻辑,对生产关系进行表述。就比如,现在我们看待历史,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唯物主义,就来源于这种内在逻辑,并由这个内在逻辑所决定。这个逻辑是一个基础,决定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何种样式,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又或者其他,这样解释读者是不是应该能有所了解呢?而这个内在逻辑,则会以法理的面貌表现出来。于是这里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一种特殊化的法理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据此认为,现在的生产关系,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这样的法理化基础,当然不会凭空出现,是基于最为根本的土地制度,和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根据这个发展而来。由此才能催生,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一环,即“规矩”,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维系基本制度的最低需要。现在仍旧要强调,社会关系不等同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要优先于生产关系。人们首先要承认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比如父子母子,等等,然后才会涉及到生产关系,比如雇佣关系。这其实也有一些复杂,因为有的生产关系,要基于社会关系,但是不被承认,比如在家族企业,通常会有家人义务付出,而不会索取酬劳。但这的确是产生了雇佣关系,是和社会关系同时存在的。但是,这的确存在先后顺序,社会关系要优先于生产关系。人们会在确定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去担任生产关系所需要的角色。所以社会关系要先于生产关系。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从发生的那时候开始,就会存在规矩。规矩有成文的,有不成文的。成文的会成为法律,不成文的会成为道德。但这仅仅限于社会化的治理,并没有全面涵盖到微观群体,涵盖到家庭这个单位。最初的法律,是以“规矩”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可以因为对以言代法的厌恶,就去否定不成文的规矩。实际上,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是,律法的原始样貌,也是其所以存在的根基。但是因为对法律条款的迫切需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我们当然要“依法”,但是这个“法”除了成文的条款,和准备成文的条款,更为紧要的是——不成文的规矩。不可以因为难以把握,不能因为难以成文,就忽视其存在。然而,我们又要注意,不成文的规矩,乃是基层自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历史上,基层自治是儒家社会,仅次于君权神授的第二大特征。而这样的自治,通常是由所谓的“家法”来实现的。但是,所谓的家法,还不如说是“族法”,适用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整个家族。于是我们得知一些事实,比如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等,都体现了一个自治的情况。这些文献,也是从不成文法里面总结出来的精华,其内容则体现出基层自治的丰富多彩。而这样的丰富多彩,我们一定要注意,都来自于“封建社会”。所以,成文的律法,乃是一座大楼地面以上的部分,很光鲜靓丽,但是地面以下的地基呢?地基不稳固,就会影响大楼的寿命,大楼就会东倒西歪直到倒塌。于是不成文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然而,又因为其难于把握,又往往被刻意忽视,只好又把孔孟请回来,利用儒家礼教里面的不成文法,来搭建根基。这样虽然也不错,也不错的。而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是矛盾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革命的目标之一:推翻三座大山,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封建统治”,而实现封建统治的关键,就是儒家思想。如果把儒家思想搬回来,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儒家的礼教,当然儒家的礼教会以变形的面貌隐蔽发展,而且,会以各种方法被掩盖,使之看起来不会直接和主流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但这样的说法,其可信度又有多高呢?我们是可以对此做一些判断的,什么样的判断呢?就是家族治理的膨胀。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巨无霸家族,逐渐,建立种姓联盟,继而垄断社会治理,冲击尚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这个事情,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通过民主革命,瓦解了儒家礼教的统治,如果再把儒家的礼教搬回来,那民主革命还能算是成功的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了,更不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我们应该对太平天国运动做一些正面评价,肯定其反抗儒家礼教的努力。至于用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儒家思想,又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不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取代儒家思想吗?这的确任重而道远。



我们在认识这个法理基础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其连贯性。我们可以认为其发生发展的主要部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这也不是全部,好不好?如果使用这种逻辑的话,那原始社会社会和奴隶社会就要更长,要追溯到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代以前。我们可不可以,因为那时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很初级,就认为那时候没有规矩?能不能因为法没有成文,就认为那时根本就没有法?应该是不可以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重新修订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改变过度突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状况,同时,也要改变这样的趋势性观念,即,使用儒家思想的观念,来确立对法理基础的认识。

这里仍旧需要再次强调,法理基础的连贯性,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的核心观念,不会有本质区别。但的确要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不可以因为宗教和民族的原因,对此进行弱化。不能因为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蒙昧血腥的宗教活动,就否定其法理基础,认为这样的*法理基础*是落后的,没有人性。这里是有证据的,比如皇帝内经,其成书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反映的内容,要早很久。比如道德经,也是如此。我们学习先人的智慧,学习先人的理论,但是不可以忘记,这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之前的东西,不属于“封建社会”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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