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散记（不定期更新）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0-11 15:53

11 奴隶的梦

每个人大概都会做梦，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梦的成因，科学家绞尽脑汁去研究，仍旧还没得出明确的结论。梦境有的时候美好，有的时候丑恶。有人认为，梦境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认为，梦境是高级思维活动的表现，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当然也有人认为，梦境纯属主观臆想，就是睡够了之后胡思乱想。有的人相信梦境，有的人不相信梦境。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人终究还会做梦，会梦呓，会梦魇，会白日做梦，会黄粱一梦，会醉生梦死，也会如梦初醒。所以，人不会不做梦。

既然无法制止，梦就会如影随形，侵袭人的内心。人们渐渐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梦境，学习如何开导自己，把梦境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

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梦境，相信美好的梦境，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向着梦中的美好奋进。因为他们相信，梦中的美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梦想，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也会有自己的梦想。于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们在特定的国度，做了一个特定的梦，这个梦叫做“中国梦”。

因为人物角色不同，梦想也不一样。换句话说，梦想因人而异，因为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也有差异。中国人有中国梦，美国人有美国梦，日本人有日本梦，巴西人有巴西梦，诸如此类。

不做梦的人是不完整的，人首先要做梦，然后才有梦想，接下来再向着梦想前进。他很亲善，亲善到和每个人都亲密无间；也很依赖，依赖到不请自来，人们无法摆脱。

当梦想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行为指南——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那么他就被赋予了政治内涵，不再被某个单独个体的行为左右，具有法理意义，具备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力。所以，梦境和现实生活有一致的一面，他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还能够指引现实生活。

他不属于哪个人独有，也不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独有，他有一个普遍性，一个人人都落不下的普遍性，人人都会做梦。所以，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每个国家和民族，也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人的数量很多，所以人们的梦想也很多，多到成千上万。而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只能有一个，当然在这一个梦想里面，会有几条或者几十几百条内容，但是，的的确确只能是一个梦。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张三，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想要到五星级酒店吃顿大餐。但是，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梦想也是这样，是不是太搞笑。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国家的梦想，是让全体人民都能到五星级酒店撮一顿，但是，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显然不太一样。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号召，让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统一起来。于是，有一些人，把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梦想，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让个人的梦想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的人也需要生活，需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也需要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是人就会做梦，或者说，哺乳动物都会做梦。又或者说，凡是生长大脑的生物，都会做梦。人能做梦，可能猪啊狗啊猫啊什么的都会做梦，只要是有情感的动物，可能都会做梦。不但现在的人会做梦，以前的人也会做梦。以前被视为畜牲的人——奴隶，也会做梦。我们可以认为，奴隶也有梦想，奴隶的梦想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梦想叫做“奴隶梦”。

想要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并非只有奴隶，还有其他的同情者。这些同情者，包括权贵当中的没落者，因为各种不情愿的原因，被排挤出统治集团，沦落到和奴隶一样的社会地位，所以会和奴隶们惺惺相惜。因为这部分人同时具备权贵阶层和奴隶阶层的社会背景，又具备奴隶们所缺乏的知识和教养，并且最重要的是:胆子够大，能为奴隶们争取权益，因而常常被奴隶们视若神明——其实奴隶们很可能就把这些人当成神仙。在过去的年代，这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没落的知识分子。

在一百多年以前，大清朝代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这么一个人没落的知识分子——洪秀全。他不但有自己的梦想，而且还把自己的梦想，升格为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他要创造一个人间天国，要带领奴隶们实现梦想，让奴隶们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并且，他的确带领奴隶们，干出来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在史书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于是后来，有一首歌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开头的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0-25 14:09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0-25 14:14 编辑

12 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

现在的人，很难体会过去的那段历史，那个血与火交融的年代。很难体会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忍受艰难的生活，又是如何艰难的求生，乃至于奋进和抗争。

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充满好奇，也许会带有种种不同的目光，或者敬仰，或者不屑，或者无动于衷。这一切，仅仅来源于文献的记载、和课本里面的描述——尽管这些内容可以浩如烟海，尽管这些内容可以倍加详尽，仍然不能给予人们，一个给认知定性的理由，原因是——人们认知的起点不一样。可能有人会说:我的祖辈是农民，他们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是，他未必会告诉你，他的祖辈，也许曾经投身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那场延续将近两百年的运动，现在仍然继续着——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叫做土地革命运动，我们也管那段历史叫做“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这只是一个起点，之所以称之为起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起始于太平天国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一个开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从那时开始，就正式区别于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不再把改朝换代作为目的，而是——将建立反映工农利益、更具近现代意义的新型国家，作为斗争的目的，并且他们不但做到了，还为后人开了一个好头——尽管他们失败了，后人却成功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顽强的斗争精神，还有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植根于内心深处的红色基因。

所以，前人的梦想，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后人。也许他们在斗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会带给后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后人不会忘记，前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给自己带来了多么珍贵的财富。所以，后人才会有义务，去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当洪秀全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会有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并且沉浸在梦中，和大多数人一样，回忆梦中的情节，一半会儿清醒不过来。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他很快会感觉到，肚子里面饥饿难忍——他已经连续折腾了四十多个日夜，没有正经进食了。对于这个大男孩来说，似乎并不致命，他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大男孩，动不动就趴在被窝里耍性子，玩懒，他是十九世纪的男孩，和他同龄的人，大多早已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三十岁则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超过一半的人口，会在三十岁之前离开人世。而刚从梦中醒来的洪秀全，年方二十五岁，他已经熬死了很多同龄人。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避免用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是百试不爽的佳镍，当然毫无异议。但是有一些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天下大同的观念，并不是古人独有，不仅仅属于封建的宗法制社会，对现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指引意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我们不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不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呢？事实带来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的不是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伟大的构想，不就是为了建设大同社会吗！

近代历史上，又一次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构想落实到纸面上的，当属康有为——他也是广东人，曾经写过一本《大同书》，在当时引起舆论大哗。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当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在整体上，被看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大环境。只有在这个角度下，才能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思想，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事物。这个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没落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已经沦落到破落的程度。因为他所为之努力的科举考试，连当时广东省的院试都没有通过。而在那时的人看来，只有到京师里面的紫禁城晃悠一圈，参加一回殿试，得到皇帝的钦点，才是对寒窗苦读的最好回报。为了达成此种目的，除了精湛的学艺，良好的家事世背景也不容忽视。家世背景决定了朋友圈的质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及会否得到名师大儒的指点，而这些所谓的名师大儒，又往往是一些和朝中权贵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们的理念，是当时儒学研究的主流成果。这班人对朝堂影响之大，可就是难以用言语形容了。

洪秀全的家世，似乎并没有给他所需要的帮助，尽管他的家族似乎不那么穷困潦倒，否则他的族弟洪仁，是不大可能在香港活动好几年的。既然不是公派，那么只好自掏腰包，好在他还有稿费可以赚取。洪仁不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偷渡客，那时到处都是偷渡者，从广东沿海出发，到别处谋生。他需要体面一些，不可以太寒酸，以免被金发碧眼的传教士韩文山嫌弃。他在虽然人在香港，离欧洲很远，却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西方的情况，其门派则属于源流于基督新教路德宗的巴色教会。洪仁不但学习的很好，学习完毕之后，又偷渡回来给洪秀全当左右手，帮助洪秀全搞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制改革。这在当时又属一大奇观，不会被圣公会把持的英国议会喜欢，和英国自下而上的君主立宪改革格格不入。《资政新篇》就是此人的杰作，早于戊戌变法四十多年，足见此人不同凡响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洪仁此担碳ず樾闳拇呵锎竺危攀撬簧凶钪匾氖虑椤

龙文心 · 发表于 2019-10-25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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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2 19:13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1-2 19:20 编辑

13 客家人的身份

其实，洪秀全的家世不但不怎么样，而且还拖了他的后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姓，他姓洪。这个洪字，是洪门的洪，朱（元璋）洪武的洪。自打康熙后期，抗清力量复国无望，就遁入民间搞地下活动，但是组织十分严密，并且制定严厉的规章来约束会众，其形式就是洪门的堂会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对外开放，伴随着大量商品的涌入，越来越多的百姓失业，洪门的各级堂会，吸收这些失业人口，势力再次发展起来，逐渐转为半公开的状态。并且，因为社会影响的扩大，使贫苦群众产生了依赖，于是，又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结果，洪门再一次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样半公开的庞大组织，又以各种会所的名号被人熟知。比如四川的哥老会，上海的小刀会，广东的三合会，还有天地会，以及后来水火不容的青红帮等等，由福建南少林的五位师祖分门开创，就是传说当中的少林五祖，起源于明末汉人的抗清斗争。

今天的洪门，有些人已经沦落成为和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同类的角色，靠非法营生度日。但是，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为什么这样说呢?

能够到国外定居的人，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公派，大多数人属于投亲靠友。那么这些亲友，大多是从宋朝开始向海外逃难，到明清又达到一个高潮，并以洪门的组织形式维系华人社群的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想要在国外定居，那么他必定要争取，以某种形式得到洪门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争取坐地户的庇护，然而洪门必定是首选，因为如果排斥洪门，就等于和华人社群分隔开来，成为流浪者，谁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洪门已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组织，把海外华人连接起来。因为不同堂口的分化，其政治特征也呈现一定的向背。有的和祖国亲近些，有的越发当地化。但是，只要还接受洪门的规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华人的一份子，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尽管这样，仍旧不可以否定，洪门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清复明——正是洪门与清廷几百年的斗争，才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认为，这种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近现代历史的一条主线。那么，我们既然承认辛亥革命的功绩，就等于承认，洪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为。但是这些对于本文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如果仅仅因为洪秀全的姓，就把他和洪门扯上关系，未免有些牵强。这里就要强调，洪秀全的客家人身份，以及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要远远甚于其他群体和现在的人。洪秀全的家乡，在现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在珠江流域的北江沿岸一带。建筑土楼是客家人的一个习惯，一是可以防止野兽来叼人，二是防御土匪，保护生命财产。早在五胡乱华时期，客家人大举南迁，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随着历朝历代汉人不断南迁，客家人也相互挤压，耕地越来越紧促，常常酿成械斗。到了洪秀全那个时代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随着人口激增，最终酿成了几百万客家人长期的械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而朝廷则沦为调停的角色，兵勇们看着械斗完毕，前来打扫战场，官员进行调停。客家人所依赖的土楼一类建筑，为保护人口的生命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就是另一类的城堡，虽然没有中世纪欧洲的城堡那么奢华，那么高大上。

那么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朝廷很乐意见到，客家人的内讧，这对维持统治是很有利的，自然也就不会将土楼彻底拆除。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拆除，因为这一类建筑也是太多了，再说地主也要靠这个藏匿粮食和金银珠宝。所以打土豪其实不那么容易，且不说那高墙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就是能爬上去，也会有家丁手持刀枪火器对付。

土楼是不动的，人却可以活动。土楼也常常成为洪门堂口的垛头，作为活动的基地，或明或暗对付官兵。于是，土楼是一个使官兵眼花缭乱的存在，他们常常确定不了里面是不是有洪门的人在活动。在兵勇的眼里，凡是不大规矩的汉人，几乎都可以列为怀疑对象，因而需要提高警惕，自然对这类建筑多加防范。而建筑里面的人，则常常被怀疑成为洪门的人。久而久之，洪秀全的“洪”字，就成了危险的代称。而“洪”字的谐音“红”，因为使用频率极高，就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颜色，延展到衣着穿戴上面，成为武装活动的标识。比如方世玉、洪熙官的红花会，帮众都喜欢戴红花；还有红灯照，帮众尽是女子，爱打红灯笼；还有太平军战士，扎红头巾；国民革命军，带红袖标，扎红领巾；还有…

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因为洪秀全的姓，和他的客家人身份，已经足可以使他，不似普通人那样受人待见。而他自己却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只把自己当成莘莘学子当中的一个，好像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到底有没有土楼一类的建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和周围好几个村子，大约也有几百口人，都属于洪姓一族，沾亲带故。也是一股势力，属于地方官重点关照的对象。朝廷对“洪”，和“红”的恐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挡在他的面前，限制他的仕途。他又该如何突破这个障碍，来取得朝廷的信任呢?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2 19:53

龙文心发表于 2019-10-25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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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才看到帖子。

感谢龙大的推荐，也感谢船长的指引。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没有办法承担版主的重任，还希望多多包涵。

再次表示感谢!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9 08:12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1-9 10:19 编辑

14 究竟是何方神圣?

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做“西化”。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化”，向西方贴近，也可以理解为“向西方学习”。有些激进的观点主张“全盘西化”，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笑话。那么比较大众的观点是，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起点，是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比较主流的舆论，也是倾向于此。但是这并不是很全面，因为这个观点忽视了太平天国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忽视了“资政新篇”的内容里面，有关于发展新兴产业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探讨，太平天国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因为这些成绩，很快就转化为湘军和淮军的战利品，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实践基础。

洪秀全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当南京外围粮道上的关键节点常州和宜兴，被李鸿章的淮军伙同洋枪队攻破，南京的陷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个结果，并不符合他创立太平天国的初衷，那他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过，朝廷对于江浙以南，客家人聚居的地区，统治越来越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洪门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攻破了虎门要塞，让朝廷正规军谈虎色变的英国军队，在广州郊外一个叫三元里的地方，被一些组织松散、武器低劣的民团加群众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豕突狼奔，可怜到需要朝廷的官员前来调停解救。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当时，朝廷是多么腐朽没落，这些东西大概也是说烂了。能使人提起兴趣的是，这些个群众加民团的松散武装，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如此神通，做出这般大事。

广州城防坚固，兵员充足，却被英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城北的制高点被占领之后，总督马上卑躬屈膝求和。所以，那高大的城墙，并不是为英国人准备的。既然如此，那又是防备谁呢？答案只能是，以客家人为主体和领导力量的洪门地下武装。这些地下武装的成员，通常是在某一家庭成员加入洪门的某一分支组织之后，全家人都跟着成为实际成员。男女老少各显其能，各司其职，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样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传扬到，广州城北的花县——洪秀全居住的村子，和全村人的耳朵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村子，和别的村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会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样的地理位置，远离京师，朝廷统治薄弱，给洪门会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滋生土壤。同时，也给外国势力向境内渗透，腾出了空间。传教士带来的，除了长篇大论的经书，新旧约全书之类，还有国外的风土人情，人文世故，和国外的政治体制。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一些想象的空间来思索，怎样让国外的体制，尤其是当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体制，怎样能够成为一种养分，滋养已经快要干枯的朝廷。

作为一个佼佼者，洪秀全必定有这样的成熟观点，来应对他去参加的会试。如果他的思想不够成熟，他不大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搞了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然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搞得的那些，但是他和冯云山、洪仁搞得的这一套，的确是前无古人。他们研究的是，如何在周（朝）制的框架下，建立更加优越的国家政权。从这一角度理解下，才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确是不同寻常。

那么我们理解这个事情，应该是存在一些障碍，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没有成功。但是并不妨碍对其开拓性意义的认知，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先人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全体人类的命运，做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做出的多么大的牺牲。

这样的章法，大半出于洪秀全的主导，和冯云山的谋划，虽然看起来的确脱离群众。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也十分森严，这与拜上帝会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理念并不兼容，看起来也非常矛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周（朝）制的约束了。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理解。所谓的周制，也就是西周时期的体制，以分封制为主要表现的政治体制，诸侯国拱卫天子——这也能解释，洪秀全为什么会封那么多的所谓王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的观念，第一次成为全员的共识，被所有成员接受，并且得到较为广泛的执行。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的人才有了足够的思想条件，做了一件叫做“三湾改编”的事情，将官兵平等的观念，不折不扣的引入现代军队，成为建设人民军队关键的思想要素。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16 11:37

15 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

为了证明以上叙述的观点是合理的，需要列出一些事实来进行证明。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人民军队的方方面面，最初都是学习苏联的规制，包括官兵平等的建军思想。其实这是个误读。

实际的情况是，在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1945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的的中心任务，并不仅仅是发展军事实力，虽然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肃反和清洗，把军队里面的旧地主和旧贵族、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清理出去。而且，这部分人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以至于部队的员额大幅下降。

那么从这个情况得知，苏联红军内部的阶级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军队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完成官兵平等的政治任务呢?我们可以认为，有关于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效的，但是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这里的一个关键事实在于时间节点——三湾改编的时间是1927年的九月末到十月三日。而苏联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内战后的恢复，政策较为宽松。对商品和投资的需求，导致大批旧贵族混入政权指手画脚，同时也有大批人混入军队，充当定时炸弹。于是在1927年的十月一日这一天，斯大林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告别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也开始了在全社会范围的大规模清洗。这个情况说明在当时，苏联并不具备条件，输出官兵平等的思想，起码做不出来这个样子，那又该怎样教给别人呢？

我们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同样，也不能证明，是来源于基督教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太平军把这个口号喊的很响。因为这个思想，包涵多方面的源头，里面最大的一个方面，应该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民族关系——汉民族在不断的南迁逃难过程中，形成的互助思想。这种互助的思想，建立在饥寒交迫，和生存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除了子女之外一无所有，并且同当地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就是因为，这种互助性的生存状态，十分接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

在这里探讨人性也许并不合适，但是，在本段内容结束之后，这样的看法大概率会扭转。这种互助思想下生活的人，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小康，但是，即便这样微小的愿望，也经常实现不了，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努力，获取他们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常掌握在大户手里，我们可以把这些大户叫做土豪。但仅仅是土豪而已，是不是劣绅还要另说。

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地主阶级分化十分严重。大部分人逐渐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将农民推向一无所有的境地，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劣绅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为了避免被打土豪分田地，选择缓和同农民的关系，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开明一类。然而，这样的结果，又加重了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农民掌握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少，无法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最后只好吃等靠。于是乎，这些开明的土豪就成了救主一般的人物。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人属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够妥善处理阶级关系，不让农民造反，修养普遍比劣绅要高出一截，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铁了心跟随他们闹革命。所以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几乎都有这样一批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家产拿出来充做公用，并且成为农民战争的领导者。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改良分子，也属于开明一类，张居正范仲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他们没有转化成为知识分子当中没落的那一群，所以不能称之为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得意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答案看起来应该比较明显了。他在创立拜上帝会以前，是不是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永安封王以后，他就彻底的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圣库”的设立，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极大的满足了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我们也可以认为，圣库是为了临战需要而设立的，但这并不全面，虽然这也是战时体制的一个方面。否则的话，是不需要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头的。如果说圣库的临战意义比较大，那“人民公社”的临战意义又有多大呢？起码在这一代人看来，“人民公社”的生产意义，要比临战意义更大。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24 19:13

16 分配生产资料的难题

笔者自己确信，文中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是经得起推敲的。即便如此，也不会信誓旦旦的认为，其中没有任何缺失，所以从始至终，都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来避免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瑕疵。至于究竟有没有瑕疵，有多少瑕疵，以及论据是否充分，还请读者们花些时间来核阅。

我们自信，人民军队在包含官兵平等观念的思想建设领域，取得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值得全体人民自豪的成果。这离不开接近一百年的军事斗争考验（1927-2019），和一百多年以来，国内的各类武装组织，反抗剥削压迫的军事斗争经历。于是就具备了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值得为此书写浓重的一笔。

唯物主义辨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官和兵这两者也能套用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里面。因为达到了事实上的平等，社会地位没有太过明显区别，所以“官”在“官兵”这个词汇里面，只是含有不同意义的一个方面而已。从而成为普遍性里面较为特殊的一个方面，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样子:官就是官，兵就是兵，两者之间，存在社会地位的根本区别，官来源于种姓上层，兵来源于种姓底层——官和兵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群，是两个事物。

但是，仍旧不能够完全消除的是，因为职能分工的差异，导致两者的矛盾运动，向背离的方向发展，导致官兵不平等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官兵不平等而导致的军事局面失控，仍然频繁的出现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局部的热点，已经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集中表现。然而，战争的高科技含量，已经大大的掩盖军队内部，因为官兵不平等造成的矛盾。于是我们又可以大大的被忽略，各国军队内部严苛的种姓差别，和隐藏很深的种姓矛盾。笑哈哈的事件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奴隶兵，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斗中，成建制的丢盔弃甲，一触即溃，而国王和三千王子则稳坐钓鱼台，不知所云。

在确认互助的观念乃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根源之一，并且对其社会组织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后，可以进一步认为，也是后来搭建新中国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思想来源。此种观点，来源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以农业互助合作社为基本表现的，与农业相关的、诸多类型的合作组织，对当下农业生产提供的互助性保障。与国外农业合作性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乃是其工作的重点内容，其根据是业户的困难程度，而非业户的征信水平和资金实力。

此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隔的时间点。之前以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记工分为表现，之后是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确认两者以责任划分为标志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互助性的本质并未改变，业户对于互助的需求，并未因责任的强化而消弭。在当下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也不应违背其互助性的本质，不应该因为责任主体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淡化其互助性的本质要求。同时，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以便适应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形势。

有鉴于此，也可以确定，发端于第一产业的互助观念，能够有效延伸到第二第三产业，乃至于引领下一次生产革命的新业态，包括互联网革命，以及席卷而来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区块链革命——将会以数字资产的形式确定业户的各类产权，通过生产要素的指数级交叉，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跳跃式抬升，和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进而向按需生产迈出极为重要的一步。而本文的观点确信，此种新业态的普及，也会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对大多数弱势业户的扶助，乃是合作组织的重点工作内容，以便区别于——更接近其开发初衷的保密性需要。

但是，互助的内容不会仅仅限于，对弱势业户的扶助。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此种方式属于必然的结果，但不会是全部。因为一旦确立了生产资料归属全员共有，就要面临分配生产资料的难题，为什么是难题呢——既然是归全体所有，那么就人人都有份，谁都拥有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但实际上，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业户履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进行平均分配，而不是根据贫困程度。所以即便生产资料归全员所有，也不会出现被随意瓜分的情况。于是，疑问再一次浮现出来：国家又是如何来消解这个矛盾？或者表达的直接一点：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怎样才可以更加权威?或者打个比方来说：理论上，城市人口也应该拥有，可耕地的使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怎样让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一样，也拥有可耕地的使用权呢？

这就引出一个观点：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权的进一步平均分配。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2 14:57

17 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货币资产的多少，来计量财富，慢慢的也习惯了，用货币来计量生产资料。货币除了能够计量生产资料的规模，还有其他的作用，因为货币的流动性，社会财富才有了水涨船高的前提。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种类的生产资料比如工业用生产资料，其区别在于本位属性——不可移动，还有因为粮食的食用价值，土地又具备货币资本难以取代的社会文化属性——人不大可能离开生活着的土地，和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粮食，这样也就离不开，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

本文的观点确信，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可以有效的延伸到其他产业。除了有足够的必然性，还会有一定的发展脉络，使之以丰满的状态展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并且，也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使互助的观念，在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的延展过程中，会表现出现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有的则不符合人的认知习惯。

当我们确认现在的绝大部分工业基础，是外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好几代人不懈努力的引进和学习创新，才具备了如今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可观的经济规模，也就等于承认了，这样的工业基础，并非完全由原生的生产环境发展而来。这也就表明——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并未完全延伸到其他产业，也就无法阻止，市场主体的淘汰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前文曾经发表过一些观点，对于市场主体的淘汰率，做了一些分析，但是仅仅限于经济范围，其出发点是，如何塑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现在继续把这个情况提出来，用来表明一个观点——也可以简单来说：市场主体的淘汰率偏高，和缺乏互助观念存在相当大的联系。我们一方面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一方面也要注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能损失，对市场主体的客观影响。

而互助的观念，其社会效应在于，不让有一个人掉队，不允许出现哪怕是很少几率的濒危群体。所以脱贫攻坚的确是符合互助观念的一件大事，不单单是具有消除贫困的划时代意义，还深刻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以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正式开端的时代特征，以互助观念为最基本表现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个时代特征，在向其他产业延展的过程中，的确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因为对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必然要出现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现象，虽然难以确定，这样的淘汰究竟要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合理的。而不论市场淘汰率如何，只要这个现象还存在着，就不会符合，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因为——有人掉队了。

那么，为了维持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不是非要淘汰一部分市场主体才可以呢，这中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个做烤鸭店的，如果被迫转产，那么必然要去适应新业态，不单需要去适应新环境，还会对比较专业的市场主体造成冲击，拉低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如果能够因为，行业互助组织的支持，烤鸭店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能够跟上行业发展的脚步，不必转产，这样是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呢?所以，这样看来在当下，互助观念从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的延展，并不是很充分的。我们有理由期待，基于互助观念的生产形势，能够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为弱势的业户提供必要的支持，为其生存提供必要的帮扶，与此同时也可以，防止被淘汰的低端产能去冲击，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

我们承认了货币资本的流动性，也就等于承认了，货币资本的不平衡性——市场主体的地位，往往根据货币资产的多少，来衡量。我们也可以认为，货币资本是无形的，它藏在银行的账户里面，不是谁都能看得到——它也是不均衡的，每个人掌握的货币资本，不大可能会一样多。而土地、可耕地则不一样，它躺在那里不会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到南极旅游，南极就是南极，不会跑到北极。既然谁都能看得到，摸得着，那么它比较货币资本而言，更容易被认知，所以也更容易被识别——每个人拥有的使用权是不是一样的。土地，以及其他国有资源，由国家代表大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均衡——使用权的不均衡。于是，对资源使用权的平均分配，向来是一个最为直观，也十分敏感的难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能够使所有的人，都能像农村人口一样，获得相应的土地权益，那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合理性，无疑会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持。据此，也可以类举到其他的生产资料。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最为可能的可行性。人们可以通过平均拥有相关的数字资产，来匹配相应的使用权。通过其流通，实现使用权的流转，并需要履行相关手续。当然，也需要在国家的监督引导下审慎进行，如果条件不允许，甚至可以无限期搁置。无论如何，土地权益仅仅是诸多权益当中的一个，但是，这的确是最为基本和首要的。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9 10:38

18 最为崇高的革命理想

现在，把时间拉回到1850年代，距今大约170年，继续洪秀全的梦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又或者是一个摇头晃脑的书呆子，会做出这么大的事情，会领导这样震彻古今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做到了，所以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有见识的读书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把书读活了，读出来自己的观点，所以才有了迥然不同的见地，把其他的同学们，甩出了几条街。而且，他很会创造，他写了好几本小册子，《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还有《原道救世歌》等等，说明他的确是读书人出身。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谋略。如果没有出众的谋划能力，谁会相信这样破落的知识分子，能够一呼百应，把革命战争的烈火，烧遍大半个中国?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做出的丰功伟绩，必定有可以参照的范本，并且他们根据这个范本，制定出来一套更加有效的革命策略，来避免前人的失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致胜的把握，最终使之转化成为胜利的果实。

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非没有来由。很难想象，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面，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多么坚决的斗争精神，需要多么果决的牺牲精神。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驱们，哪怕是在献出生命的关键时刻，仍旧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毫不动摇。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前人的斗争经验，没有取得政权的经验，后人如何会在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仍旧坚定的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摆脱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翻身做主人——难道这么多先烈，全部都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吗？

那么就可以判断，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和取得政权的先例，深刻的影响了后人的行为，也在告诉后人:他们虽然没有坚持住，反映工农利益的政权，但是，你们不可以放弃，你们会做到更好。你们不但能够，把政权再次夺回来，而且一定能够坚持住，直到实现最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国。

基于这样的革命理想，需要革命的领导者，有足够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为争取胜利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而洪秀全等人的行动，则为此做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史，和太平军的征战史，离不开其领导层出色的战略指挥和谋划能力，以及广大成员的衷心支持。

再次概览一下当时的历史，太平军的行动轨迹，大致可以描述为:由广西经湖南进入湖北，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占领金陵（南京），接着是北伐和西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比较重大的战役，是发生在北伐和西征期间，以及同时进行的，在南京外围的拉锯战。尤其是西征，在后人看来，是沿着占领南京的原路往回打，而且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成功。于是不可避免的，被看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还不如最初从武汉向北攻击，直接推翻满清朝廷。

事后诸葛亮虽然不被提倡，多少也有一些存在的理由，即便不被人喜欢。但是只要稍微有一些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习惯在岭南生活的人，应该怎样在天寒地冻的北方过冬。几十万流动大军，需要什么样的后勤保障，才能敢于向北强行突破，渡过黄河，攻打直隶和京师——如果沿运河北上，在交通方面首先就容易的多，然后是补给。运河沿线相对来说比较富足，粮秣军械储备也非常丰沛，可供夺取，这大概是北伐真正的动因。

以上内容，对太平军北伐的行进路线大致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显然不能证明，洪秀全等人是昏聩之辈。其实远不止如此，他不但不昏聩，而且十分的有眼光。再说从武汉直驱南京，上千里长途奔袭，远远出乎朝廷的预料，和后来刘邓跃进大别山相比，又是哪个更加出色呢?反正朝廷是傻眼的，根本没有对太平军予以有力的阻击，放任江浙这块大肥肉落在太平军手里。

其实对于当时，朝廷是否故意放水，让太平军占领南京，来破坏列强的渗透，或者借太平军之手，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可能性还是有的。让太平军和英国殖民者打个鱼死网破，然后让八旗军来打扫战场，这个算盘也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太平军和英国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和新中国一样，不但禁止鸦片贸易，还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的结果，朝廷本来也愿意见到——鸦片的流毒是在是太可恶了，而且，不平等条约也使朝廷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但是，朝廷很快发现，太平军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外国人称兄道弟，叫他们“洋兄弟”云云，而把满人蔑称为“妖”，“清妖”。好吧，不得不承认，这个情况在当时，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认知极限。当时的主流思想，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洋人还有个别称，叫“夷”，“洋夷”，俗称洋鬼子，和后来的日本鬼子没什么区别。现在我们承认，以“天朝上国”自居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那时，追求平等的国际关系，其实也是个异类，西方列强奉行的是坚船利炮，丛林法则，直到现在仍旧在延续。那太平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明这样的外交思想呢?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16 10:02

19 旷古少有的战略奇才

既然如此，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就值得探讨一下了，究竟有没有可以比照的例子呢？只能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交思想，与之最为贴近，或者说，有继承关系。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也可以认为，和苏联有些相似，但是列宁之后，苏联就在事实上，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老大，对小弟们的干涉非常严重，所以这不能看做是平等的关系。

太平天国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我们难以衡量其是否干涉过别国内政。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在于，太平军内部的民族关系，还是平等的，太平军战士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复杂到许多高级将领都是少数民族出身，甚至有不少“洋兄弟”都漂洋过海来报到，主动加入太平军，并做出很大的贡献。即便是南京事变之后，太平军元气大伤，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民族矛盾导致的内乱。而众所周知的是，民族矛盾是满清自始至终的痛——但是这个痛，并没有传染给太平军。

不过，朝廷的确是失算的，鱼死网破的局面没有出现。太平军和大英帝国虽然不怎么友好，也没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反而因为漕运被切断，不得不下血本来围剿。这样南京面临的军事压力很大，又成为被评头品足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经验之一:李自成闯军的教训，会导致后人，不会轻易的从山西河南一带，向京师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更不会不惜血本去攻占京师，摘下桃子送给别人吃。建国前夕，当老一辈革命家抱着赶考的态度进驻北京的时候，同摘桃者的斗争，就一直进行到现在。即使是以前的满清，也要先平定朝鲜，然后才能入关。朝鲜半岛，历来是偷桃者的踩凳，我们可以认为，偷桃者是本子，也可以认为，偷桃者是美利鹰。不管怎样，朝鲜半岛是国际局势的一个中心要点，这里是朝鲜半岛，西边是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说辞并不过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个地方关系到国际局势的演变，也关系到大中华的存亡，包括以中华文化自居的本子。因为一旦朝鲜半岛全面沦为美丽鹰的殖民地，本子就会变成可有无的鸡肋，国际地位会一落千丈。而李闯军的教训，足以让太平军删除，从湖北进入河南，再向直隶进军的方案。

再联系到当时的情况，既然英国联邦军有能力打到长江内河，上万人的军队强渡淤沙区攻取扬州，并且在南京外围的燕子矶登陆，逼迫朝廷签订《南京条约》，就也有能力打到北京逼宫，这个情况在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得到了验证。义和团的声势，甚至比太平军还要大，其结果又怎样呢?太平军即使真的能够占领京师，也极有可能会正面对阵英军，几乎没有胜算。这样的前景，和当初李自成的闯军，又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经验二:朱元璋的经验。朱元璋的经验，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会刺激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欲望。但是别忘了，在定都南京之前，朱元璋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安徽江苏一带，而后来的太平军，距离此处要远的多。在当时，河南湖北安徽一带的起义军也有好几股，尤其是捻军，战斗力并不在太平军之下，但是没有一处能够像太平军一样，把南京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前去攻打，做出这样的战略动作。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证明，洪秀全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要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呢?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战略指挥和谋划能力，是非常高超的，至少在那时，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直到后来，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出现，涌现出一位旷古少有的战略奇才。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22 19:35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2-25 20:49 编辑

20 有严密思想逻辑、和周密战略操控的组织行动

以上的内容，通过阐述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相关的思想来源，着力强调了，新中国和太平天国的继承关系。事实上，能够说明这个情况的依据，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许多相关的事情，而且无法排除与儒家学说的互相影响，还有佛教道教，以及其他的宗教思想——历史上的明教、景教等等，这些宗教如何影响太平天国的创世思想，又如何间接影响今天的人们。我们在承认这些事情，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前提下，也不会否认，同唯物主义思想会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两者是可以共存的，也是可以和谐的发展。虽然否认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基本观点上的差别，但是，这仍旧是可以调和的，甚至可以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理由。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承受着后人的种种非议，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是成功的。洪秀全等人，的确是较为妥贴的处理了宗教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筹处理民族矛盾，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才使这段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值得后人去反复回忆，以便挖掘出更有价值的肥料，滋养今天的人们，提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现在和未来。

在后人一再的否认，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夺取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多么大的意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相比较，我们应该看到，这仅仅是思路不同，而不是根本观点的差别。那么笔者在此处又，把这段闹人的往事掏出来，究竟要说明什么呢？

那么还是要再次说明，早期的革命路线，在革命者的共识里面，的确是要夺取大城市，把大城市作为工作的中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农村吧!或者说，根据现有的资料，那时虽然强调工人运动，同时也在，积极的开展农民运动。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条“从城市向农村发展”的路径呢？或者我们也可以开动脑筋，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取得了一座大城市，那么，在周边的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会比较顺利把政权建立起来。这个样子，是不是要比“农村包围城市”要更容易、更省事一些呢？

那么结合当时革命者的观念，以城市为中心的看法，几乎是一边倒的优势。只是在这条路径走不通的时候，工作的重心才转移到农村，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样的总结有没有问题呢？

应该没有问题。

直到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了燎原之势，还是被勒令，去夺取大城市，并没有将巩固根据地放在首要位置。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地的领导人，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没有拒绝执行组织的决定。分歧的焦点，不是该不该夺取大城市，而是——时机是否成熟。我们可以认为，鄂豫皖的目标是武汉，湘鄂赣的目标是长沙，那么中央苏区的目标是哪里呢?

——只能是南京。

为什么叫中央苏区呢？而不是叫赣南苏区呢?除了因为，后来的中央机关迁移到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中央机关要迁移到这里，而不是其他的根据地呢？是鄂豫皖的条件要更差?还是湘鄂赣的条件更差?

即便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会是最重要的。在上海的组织机关被全面破坏以后，能不能保住命都成问题，还有谁会在乎，哪个落脚点会更加舒适一些?这个理由成立吗?尽管中央苏区的条件，的确要稍好一些——在这个时间阶段，还没有中央苏区这个名字。

最可能的理由是:中央苏区离南京更近，这个“近”，不仅仅是指地图上的标尺。许多原因导致了，中央苏区营造了一个，夺取南京的最佳战略位置，这样夺取南京才会更为便利，后文会详细陈述。正是这个“近”，才是中央机关落户在那里的真正原因。一旦革命形势发生改观，从这里可以绕过南昌，沿长江南岸发起攻击，夺取南京，而不是从武汉和长沙走水路，那样太耽误事，准备的难度也要大的多。退一步说，先夺取南昌，也会给进取南京提供很多便利。而这时的南京，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蒋某人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此时，离北伐胜利不过几年而已，而北伐的标志性胜利，也是因为夺取了南京，之前太平天国也是在夺取南京之后宣告成立。

这样一致的动作，又该怎样否认其连续性呢?所以说，夺取南京的战略动作，或者战略思路，不是心血来潮的神来之笔，也不属于歪打正着的瞎蒙，而是——有严密思想逻辑、和周密战略操控的组织行动。这一串连贯的动作，也有极大的经验成分在里面，因为太平天国，因为国民政府，还有之前的大明王朝，他们的经验告诉人们，夺取南京是取得全国政权的前提，也是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良方。当然，也是反对外敌入侵的重要步骤——虽然这个目标，在国民政府的疯狂围剿下，未能实现。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25 20:43

21 纸老虎的纸牙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苏区对南京方向的威胁，是当时最主要的战略安排。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当革命形势陷入低谷的时候，有关军事战略的分歧如何严重。单是从国民政府的紧张表现，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而不是只停留在阶级斗争层面。我们又可以据此来解析，这样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斗争方式，和这样的战略行动表现出来。其要点在于，在劣势的状态下，如何以隐蔽的方法谋求主动。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整个领导团体的协同下进行的，而非我们现在看来的，战略方向的分歧，要大大的甚于一致。

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如果表明的话，会不同于教科书上的观点，但是在这里仍旧要表明。摆脱固化的思想观念，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多半是费力不讨好，闹不好还要惹一身骚。但是如果不摆脱固化的思想观念，又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是被反复证明了的，所以笔者是愿意做一些努力的。

不顾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不顾红军还很弱小的事实，就勒令去攻打大城市，当然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确，这样看起来很傻。那么，当然可以强调根据地的建设，等建设好了，兵精粮足了，再一鼓作气，把老蒋打翻，这样其实也很好。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认为，军阀割据的形势，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优越条件，反过来说，三不管的地方，也是十分贫困和落后的地方，这个看法有问题吗?

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也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笔者再次普及的必要。这里要说的是，在发展到如此程度的2019年，老区的情况都不十分乐观，那再把时间提前将近一百年，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在接近一百年前，革命老区要强于现在，或者和现在差不多?这样的说辞成立吗？我们只能认为：经历了接近一百年的努力，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绝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拟，因为发达地区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那么这里要说明的情况就非常明了：中央苏区能不能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发展一百年。或者宽限一些，五十年、三十年、十年，不然三年五年也行……事实的情况是：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正好是三年。之前的时间，不能叫中央苏区，只能叫赣南闽西苏区。所以只好取最短的时间段：三年。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是功勋卓著。尤其是前几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百看不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要做到根据地的建设，能够和军事斗争一样的出彩，是不容易的，或者说，是非常艰难的。而笔者认为，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呢?其实本段内容已经给出了答案。

然后是其次，关于军事斗争的策略，也可以认为是方式或者方法的问题。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说一下民主决策，这个似乎有些离题，但是的确与当时的军事战略息息相关。因为在当时，民主决策是一个相当大的诉求，人人都想要有发言权，结果是开了几天会也得不出结论，影响也是消极的，最后在遵义会议才扭转过来。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这样的民主仍旧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一向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民主的极端是民粹，会导致无政府主义，使群体丧失凝聚力。民粹这个情况在当时有没有出现，不得而知，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坚持阵地战，不大可能是博古和李德少数几个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数的意见。我们也可以反向推论：坚持调到外线作战，是多数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却不能是所有人的意见，因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部队负责打仗，那后勤呢？部队跳出去外线，就等于把补给线暴露出来，被端掉老窝的可能会大大加剧。我们也可以认为，部队可以跳出去，进山打游击，就地解决给养。那么，根据地的老百姓呢？他们之中，有很多红军战士的亲属，如果部队离开了，这些人就会暴露在还乡团的屠刀前，已经分配的土地就要被抢回去。那老百姓是不是也可以一块跟着跳出去，来个坚壁清野，几十几百万人跑到外面生活个一年半载，等敌人退去了，再回来搞建设，这样可以吗?

所以，在不大可能进行持久建设的情况下，通过军事行动来谋求主动，便是上选。土地革命的成果也不可以丧失，所以就需要保卫。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选项，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和平谈判的路子没有走通，也不可能走通。军事斗争的目标，没有比夺取南京更为合适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瓦解国民政府的统治。武汉和长沙也是重要的目标，但是通过分析史料，对于攻取这两个地方的期望，要明显弱于南京。原因就是中央机关的落脚点选择在，夺取南京比较方便的赣南。

对于夺取武汉，还有长沙的期望，虽然不及南京，也是非常强烈的。否则的话，鄂豫皖苏区，也不会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湘鄂赣第三，对应长沙。这三个地点，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南京，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想一下……

这是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也是后来建立太平天国的路线。

上述内容说明，对于一些固化的观点，是需要重新认识的。至于是否有道理，还需要读者自行甄别。笔者所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却不是仅此而已，而是要说明，夺取南京，乃是当时最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这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不矛盾，虽然有所区别。但应该是首要的目标，而且要更加具体。而非我们固有的认知，搞根据地的建设才是首要的，尽管这是个不可能不去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思路，直到朝鲜战争的时候，仍然是有效的。不可以把联合国军放过鸭绿江，一旦放过来，就要打个稀巴烂，然后再重新建设吗?前文已经强调过，解放战争已经把旧社会砸烂了，但是仍旧有很多东西保留下来，有民国的，有满清的，也有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虽然打烂了，很多工业基础还可以使用，所以还是能不打烂就不打烂，重新建设没那么容易的。但是，作为军事指挥员来说，谋求作战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常常就忽略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

林彪不大可能去执行这个任务，他指挥作战的本领的确很大，大到朱德称第一，没人敢跟他争老二。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了解，其实他是个运动战的顶尖高手，如果让他指挥志愿军，依照他的作风，大概率会把联合国军放过鸭绿江，在辽河平原或者松嫩平原实施分割包围，那里的地形比朝鲜半岛开阔，更适合大兵团机动。然后包几个特大号的肉包子，接下来再生吞包子，或者干脆砸个稀烂——对印作战他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经历，他对这里的环境太熟悉了。作为一名军事专家，他会更倾向于，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打有把握的仗，所以这样的推论十分符合他的情况。然而——这样的包子极有可能馅大皮薄，被戳到漏洞百出。这倒不是想要否定志愿军的战斗力，如果参照美军陆战一师的水门桥大逃窜，这样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极大。并且，这样的大号包子，能不能包上都是个大问题，这需要参考联合国军的机械化水平和火力强度，以及经历过太平洋战争、对德西线作战锤炼的上百万美国大兵，以及被现代化军事理念所灌输的美军指挥员——我们现在仍旧可以叫他们纸老虎，或者也可以具体一点，叫做：纸老虎的纸牙—— 一掰就断。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29 20:16

22 也离不开工农的领导

现在清楚了，早期的武装斗争，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秉持的是什么样的策略，其实就是跟随太平天国的脚步。通过发展以上述三个为主要的革命根据地，争取在其中之一完成有效的突破，并且以夺取其中心城市为成果，以图达成夺取南京的目标。

在反对军阀割据的北伐战争中，本来已经完成了，对南京的占领，但是由于内外反对势力的干预，把蒋拉拢过去，使得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失败了。在孙文的规划里，这个民主政府是一个，既反映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府，也是一个，反映工农利益的政府，说白了，这是一个可以消除阶级对立的政府。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允许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也就说明，现在也没有离开这条道路。

舆论的口径，都是拥护孙，贬斥蒋，这就表明，我们认同新三民主义，认同孙的工农政策，同时，更重要的是，认同其革命的策略，尤其是在对待工农利益的问题上十分的积极主动。那么，同时拥有两党的党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不会愿意看到，组建兼顾各方利益政府的努力，就这样被破坏掉。因为当时的人，不可能不会，去参考太平天国的经验，就像现在的人，不会忘记三年自然灾害，不会忘记文革。而太平天国的斗争，的确是被镇压了，政权并没有持续很久，所以在当时，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工农的领导下，会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是工农群众的政治诉求，却与日俱增。也没有人会相信，工农参与的政权，会保护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但是显然，在缺少工农参与的情况下，北伐不大可能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保不住。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2-29 20:18

那么，为什么在早期，他没有依靠工农呢？没有像洪秀全一样，组织工农武装来进行革命呢？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工农的力量，还是他压根对工农就没什么阶级情感?如果这样的话，他后来就不会发明新三民主义，就不会把扶助农工提出来，当成政治纲领。

合理的解释，不会离开太平天国的经验，同时与国内外两股势力进行决战的失败教训，使他转而依靠海外华人，和外国政权的支持，包括日本、苏联，还有日本。这里要说日本，因为日本在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方面是成功的，不但保护的了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保护了日本人民，免受西方的殖民者盘剥，的确是兼顾的各方面的利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自然也就成为，孙争取的对象。

孙在国外的游说，大有些苏秦游说六国的风范，一时间也是风流人物。他为革命争取到的支持自不必说，不过，日本的政客们也不是少年儿童，掏出两块糖哄哄就能卖命。孙之所以是孙，和普通的政客自然有所区别，而这种区别，并不是体现在政治利益的交换，那样会显得很龌龊。而在于理念，政治理念，在于对日本朝野的影响力，和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并且包含实质性的支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其认同，并肯于与之合作。

这样的话，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就能够理顺出来，一条比较连贯的路径。也能厘清，在这条路径里面的经验成分。成功的方式方法会沿用下来；失败的方法，会尽力避免。所以，孙文在早期，没有走工农路线，而是创造了另一条路线。直到十月革命的成功，才使他肯下决心，依靠工农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于是我们又发现，近代以来，以及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过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工农的参与，也离不开工农的领导，更离不开，建立反映工农利益的政权。

羊羔子 · 发表于 2020-1-5 18:18

23 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现在可以确定在当时，战略方向的分歧，并没有为人所熟知的那样尖锐。在围绕夺取南京的总目标要求之下，一切工作其实都有条不紊，扎实有力。对于夺取大城市的期望如此迫切，虽然给人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觉，却也反映出，对于实现这一目标严谨的针对性。

秋收起义之后，红军转入积蓄实力的阶段，并据此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措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去实行，夺取南京的总目标。而秋收起义的直接目标，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羊羔子 · 发表于 2020-1-5 18:43

尽管如此，战略方向的分歧仍旧没有被消除，反而随着局面的恶化而加剧，仍旧摆在那里，不得不去面对。对于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又是如何面对这样凶险的局面，又是如何能够做到，从容自如的去应对。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群杰出的青年，他们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后人应该承认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然而，我们比对一下即可发现，这是一个啥样的年龄段，二三十岁的人，应该去干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认为，时代不一样，那时的人所经历的考验，要远远比现在的人残酷，所以会成熟的要更加的早，要更加的快。这样的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现代人所面对的环境，要比那时宽松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和那时相比，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只要一出手，就可以迅速搞定，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功夫。

如果这样的话，显然是低估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也低估了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利因素。更重要的是，低估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低估了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取得的建设成果。也低估了，为保卫和建设新时代，在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民群众——他们用辛勤和坚忍浇筑共和国的根基，他们才是一切一切的根本所在。

所以对于这样一群人来说，能够去应对这样凶险和复杂的局面，应该是超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才应该明白一种继承关系：太平天国的斗争经验，是怎样深刻影响这一群青年人的。若是没有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些人能够把这样的经验，迅速有力的付诸实践呢?就像现在的人，要牢记改开之前的经验教训，要将改开进行到底，这是一样的道理。而能够传输这些经验的人，必定也是关系匪浅的人，在他们年龄很小的孩童时代，就把这些东西传导给他们，反复说教。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把这些东西牢记在心，不会被复杂的环境压扁，从而表现出，与他们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和老练。

但是，能够把这样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却远非常人可以做到，而他们做到了。他们是一群继承者，继承了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是一群开拓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未来；他们是一群创新者，创造了前人无法企及的伟业。

于是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男人，其实应该是男孩——是怎样成为太平天国的首脑人物，就不会觉得匪夷所思，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而这样的少年英雄，就被认为，是历代农民起义中最为完美的形象，此人便是石达开。在他十六岁那年，他就成为四千多革命战士的主心骨，带着他们追随洪秀全征战。

如果说二三十岁的年纪就干大事，已经足以使人眼前一亮，那么一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应该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太平天国的栋梁之才，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这符合一句诗词所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光绪是打算找外国人来充当骨干的，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哪国人，来给康有为梁启超当领导，推进变法。其实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也可以参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其实大多是从别国引聘人才。但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是，各国语言不同。朝会的时候，经常是掺杂着南腔北调，不知那时有没有专门的翻译。不过像苏秦张仪这些人，大概也要先过语言关，就像现在的人，要学习英语。

不管怎样，十几岁的年纪，担任这样的角色，石达开的确是古今少有。因为他所承担的工作，难度很大。既要冲锋陷阵，又要吟诗作赋；既要搞政权建设，又要做战略谋划，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无所不能。这样的任务，又经常亲力亲为，恐怕就不是其他的杰出人物所能比拟。这样的话，就很难不让人，对他的真实年龄产生疑问。或者说，这压根就是讹传。因为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单说作为武术宗师来说，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打遍天下无敌手?项羽有这个本事，项羽起兵抗秦的时候，已经二十三岁，比石达开大了七八岁。但是项羽以勇力著称，缺乏谋划能力，这就要比石达开逊色不少。

即使石达开的年龄真的被讹传，也不影响后人对其功绩的评价。不过，却有一些被理想化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流行的看法，使石达开的功绩，很有一些遥不可及的感觉，有些类似于黄帝大战蚩尤的传奇色彩，于是就把他，从整个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剥离出来，和洪秀全等人隔离开来。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所做的，也是不合群的事。而不合群的事情，又往往被认为，缺少可操作性，慢慢的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

又比如政权建设，并非只有石达开会弄，洪秀全等人就不会了?这样的看法成立吗?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石达开搞的政权建设，可能比其他人更加有效，但是，也不可能掩盖其他人的功绩，也不可能代替整个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这样的话，石达开的年龄，被讹传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一旦石达开，以一个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涉世未深的形象，被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其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石达开的形象越是高大，人们就会越是认为，他干的事情越离谱—— 一个半大孩子，能折腾出来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他干的事情越正确，就越会被认为，洪秀全等人越没本事，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无形中就把太平天国贬损的一无是处。

再看这个

然而，这样的贬损，只会对当时的朝廷有好处。所以，石达开应该被理想化了。这样会影响人们对革命的态度，人们会怎样看待革命者——人们就可能认为，革命者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那么，这不就是被孤立了?或者说，与群众的距离拉大了。

——这是思想上的坚壁清野。

羊羔子 · 发表于 2020-1-12 20:39

在当时，战略方向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无法否认，他伴随革命斗争的历史产生，随着革命的实践，也在向一致的方向发展。接下来一步，便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时的情况，大致被约束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因为北方除了陕甘苏区，并没有几个成规模的地方。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虽然在长江以北，但是鉴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和其他几个比较大的苏区，在战略行动上高度一致的协同，就不大适合进行区分。

极为重要的情况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歧的本身，这是表面现象，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显然是停留在感官层面。所以，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便挖掘出其深层次的原因，才可以对事情真实的一面，产生足够明白的认识。但是，这方面的认识，显然还不够充分，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认为，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式，是从苏俄引进的，是听命于斯大林的，这并不妥当。前文已经说明过，天朝田亩制度才是土地革命的真正源头。然后又有观点认为，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苏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苏联的物质支持，和战略上的大后方，以摆脱长征以前根据地四面受敌的状态。这样的观点不能算不对，但是并不完全。因为这样的观点没有认清革命前辈们，在谋求战略主动的方面，高度的自觉性和极为顽强的主动性。

但是，起码在上井冈山之前，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还在主张向大城市，不计后果的全面进攻。通过阅读历史教科书，大家都知道，全面进攻大城市不正确，但这仅仅限于当时的军事量对比。在政治上，并非毫无理由。最为有力的事实在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农村地区良好的革命土壤。我们仍然需要回忆一下当时的社会面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手持镰刀斧头，高喊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围攻地主的深宅大院，简直是势如破竹。此情此景，螳臂当车的阶级敌人自然是伸手不见五指了。这样的形势，简直是高涨的，夺取那些中心城市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实际上，如果不夺取中心城市，土地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城里的敌人随时会杀出来捣乱。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一条路径，一条敌人反扑的路径，也是战略退却的路径。实际上，就是一条离中心城市越来越远的路径。在中央苏区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这条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了。我们也可以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是一次战略决战。是在拼老底，不幸的是，苏区的老底被拼光了。我们仍旧要注意这里面的经验成分，如果在长江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回旋空间，那么谁也不会选择进行战略转移，离开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而农民更不愿意，因为他们不可能把土地搬走，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自己的土地。如果保卫不了，就只能被还乡团抢回去。

换句话来说，从八七会议之后，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战略退却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全过程，也包括其他苏区的全过程。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签署双十协定，这个战略退却才告结束。

那么也可以明确，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战略退却，无非是因为老区非常贫瘠，养不了那么多兵，无法支持长期的战争需要。所以，就要求得到更为富庶的地方，好养精蓄锐。在此情况下，进行战略转移也是势在必行，以图找到更好的落脚点。一个情况仍然需要提起注意，战略转移的行动，到底是怎样提出来的，究竟是某个人的意见，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说如后来的状况，要进行长达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还会有多少人赞同。最大的可能是，多数的意见认为，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转移之后，还能够恢复元气再杀回来，这样才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所以在那时，大家会普遍认为，红军具备，在较短时间内反败为胜的条件——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否则的话，就会遵循跳出外线的倡议，就地分散上山打游击。

那么，究竟是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会导致，大多数人同意进行战略转移呢?如果因为，当时在战略方向的分歧，就对一大部分人的战略谋划能力抱有怀疑态度，那么这样的怀疑是不成立的。这样无法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甚至有的人，把马列的著作倒背如流，一个字一个字倒着背诵，这样的人也是有的，这样的人不知道算不算才子。虽然这样的本领，和战略谋划能力不太搭边。但是这样的顶尖人才绝对不会是那么一两个，三五个，十个八个——而是一群，一大群，要用几十几百，甚至上千来计算，只有这样才有条件，产生神级的人物。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的话，这样反败为胜的条件，必定有转化成为现实的很大可能。否则是不会被通过的。除了沿湘江顺流而下，占领长沙，然后一路杀向南京，似乎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而这条路，就是太平军占领南京的路线。

羊羔子 · 发表于 2020-1-24 16:32

25 人间正道是沧桑!

关于石达开的出走，大致就是因为被洪秀全所排挤，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石达开并没有自立门户，一直在外围牵制清军。同时，又在寻找机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开辟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虽然这样的努力失败了。

这里仍旧需要，再次强调，太平天国的创世思想，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太平天国的政治组织制度，是要继承和发展“周制”。这个“周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洪秀全高频率的分封王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和2000多年以前的周朝时期相比，区别在于，中央对这些王侯的牢固掌控力，使他们具备很高的忠诚度，做不到所谓的“分茅裂土”，成为土皇上。

而且，这些王侯大多都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很少会因为朝廷的拉拢叛变。由此可见，一味的抨击嘲讽太平天国的分封制度，并不是太合乎情理。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因为分封王侯而导致的叛乱与分裂，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这样的条件下，搞了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公有制。奇葩不?一帮与平常百姓格格不入的王侯，甚至在人们看来，和古代的那些王侯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么一帮人，在搞公有制，在给底层群众平均分配土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表扬的。洪秀全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位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起码他在理论上做到了，以底层群众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现在，中央对地方牢固的掌控力，仍旧在有效的延续。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太平天国推翻了朝廷，这个分封的路子，就会推广到全国，那时的领土面积比现在大的多，民族成分也更复杂。那么根据太平天国政权的稳固程度，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是在全国范围里面，也可以做到，相当程度的稳固，很难出现诸侯称霸一方的情况。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下，仍旧不会脱离太平天国，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么石达开为什么没有自立为王呢？一直使用“翼王”的称号，和洪秀全保持上下级关系——他并没有脱离太平天国。另外，与之相似的是，现如今的政治格局，尤其是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乃是分封制度的一种，而美利鹰乃是其前台打手，企图挟天子（英王）以令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

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治组织制度，和当时的英国，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关系。既然朝廷的帝制，在和英国的较量中失败了，那么就有理由用新的政治组织制度，来与之竞争，这个理由成立吗?

——洪秀全的确是在这样做。

这样的话，石达开的所谓出走，就变得疑点重重了。或者说，根本不能叫做出走，而是应该叫做战略调整。其目的，乃是为了，打开局面，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

于是，有一次大规模的搬家行动，到达湘江上游的全州、永安一带时，石达开兵败的阴影，开始明明白白的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沿湘江顺流而下，是太平天国进取南京的道路，看起来很诱人，也很有说服力；渡过湘江，向西边进击，则是重复石达开西进的道路，是一条死路。于是，犹豫和争论开始密集的发展起来。

如今我们仍旧要高度的赞扬，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用血肉之躯，和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换取了，在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那么仅仅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间。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央指挥机关否定了沿湘江向北发展的战略路径，转而向西边渡江突围，走上石达开的老路。

这样的话，在当时，悲观的情绪在蔓延，大家会反复求证，这样做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但是这样的疑问，最后都落在了，奔跑如飞的双腿上。

那么“北上抗日”的口号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长征初期的行动路线，，其实是远离抗日前线的，和“北上”的路径并不吻合。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口号，在长征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不是遵义会议提出来的。向北转进乃是共识，而不是哪一个人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有足够的依据。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几个月，方志敏在闽浙赣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在北渡长江的过程中失败了，方志敏也牺牲了。这样的话，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才变得合理，否则的话，为什么不经过南昌北上呢?在那里，可以直接威胁南京，过江后，又可以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样不好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真的过了江，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上了，又能咋样？中央军都打不过日本人，红军能打过吗?这个逻辑成立吗：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红军打不过蒋介石，然后红军就能打过日本人?

那为什么要把“北上抗日”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方向提出来呢？明明就是往老虎嘴里钻，躲都来不及。这里就需要探讨一下。必须承认在长江以北，具备了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条件，才是肯于痛下全军向北转进的决心。而且，必须要有比中央苏区条件更好的地方养兵，这样才合乎情理。我们知道后来陕北是最好的选择，但那是“后来”，在最初决定北上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图，谁都说不明白。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国民政府留下的政治真空，成为建立根据地的绝佳土壤——在长江以北。

这样就需要再次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因为只要朝廷还在，只要满清皇帝还在，就会有一大批顽固的大地主，唯其马首是瞻，同革命党死磕。这是有理由的，比如张勋的辫子兵复辟。

宣统退位以后，这批顽固的大地主转而依靠北洋军阀来维持统治。经过护国战争、护发战争、北伐战争，大地主的统治，随着北洋军阀的溃败结束了，被迫大量抛售土地，于是更多的小地主和富农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被迫解散，转化成治安队，战斗力大幅下滑，没法大规模自卫。这使得日本人有机可乘，制造华北五省自治，接下来就要继续支持武汉汪精卫政府，把长江以北收入囊中。一时间人心惶惶，地主阶级继续分化，自然有一部分人，既讨厌蒋，又不喜欢日本人，这就是可以争取到的支持，也是最重要的饷源。这样的话，又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北上抗日的合理性呢？

这大概就是，北上抗日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暂时放弃了夺取南京的战略意图。等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49年，解放战争来到摧枯拉朽的阶段。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很长，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也很曲折，从西南到西北又从华北回来，绕了一大圈。于是一首诗说的很贴切: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个时间太长，等的天都“老”了；这个过程太曲折，一路上全都是“沧桑”。这里也能发现，南京这个地方，在革命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需要用多么复杂的情感来表达，壮志得偿的雄心。而这样的情感，则来源于，这个久经沧桑的地方，是历代农民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重要节点——这其中，有大明王朝，有太平天国，有国民政府，还有人民的共和国。这里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开端，解放南京，也就标志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

羊羔子 · 发表于 2020-2-10 20:23

26 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通过上文给出的信息得知，清朝末期，实际处于大地主的统治之下，慈禧是其代理人。光绪要变法，也要先突破这些大地主的阻力，这些大地主，也可以称之为“豪强”，和历史上的那些“豪强”，可比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所熟知的汉光武帝刘秀、曹操、陇东李世民李氏集团等等等等，就是属于此类的代表。他们称霸一方，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且不停对中小地主进行掠夺。豢养大批农奴和家丁，其数量，常常能够达到数万或者数十万人的规模，因而就具备了，超强的动员能力，只要其首领一声令下，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组织起来参战。看看这样，和现代军事强国有的一比呢!

他们在国家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常常担任正面角色，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栋梁，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于是他们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军、隋唐英雄、大明英烈……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扮演不友好的角色，叫板中央政权，企图取而代之，而且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秦灭周、安史之乱，比如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清前期的三藩之乱等等，这些豪强往往，同分封的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们对这些所谓的“豪强”，就可以另眼相看了。他们的能量很大，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他们在样貌上和普通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胳膊两只腿。当然人的繁衍也会变异，所以每个人的身上，可能都会发生变异。有的人可能少长出一只手指，就是一个四指人；有的人，皮肤肥嫩像雪花膏，几乎没有肉色，传说就是叫安禄山的；也有的人，可能多长出四只胳膊，一共六条胳膊，这样的人打架会占便宜，可以使出无影手，传说刘备的胳膊很长，长到快要耷拉到地面。而朱元璋据说奇丑无比，长了一张水瓢脸，能把小孩子吓尿。其实还有一些个长尾巴、一些浑身是毛、或者两个脑袋的人，现在也有发现。所以这些个豪强，除了营养比穷人好些，似乎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

但是，生活在光绪、宣统时代的所谓豪强，命运好像就不太妙妙了。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要革他们的命，就连原来他们可以随意惩罚的奴仆婢女家丁，还有一些个穷亲戚，这些个苦主，都敢于对他们说不，敢把他们送到极乐世界，更何况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些个大地主，也是经历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游戏，才有了如此的地位，他们容易吗?尤其是为了长毛，为了浇灭太平天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样的大功臣，难道就没有资格，拥有个几万亩的土地吗？难道他们就没有资格，继续指挥那些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弟兄?其实，即使他们不去指挥，这些弟兄也会坚定的跟他们走，不会听从别人的指挥，哪怕是贵为一国之君的皇上，所以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成了朝廷不得不倚仗的救星了。

于是后来，袁世凯很得意，他手下的北洋军，已经成了他的私人武装，光绪和慈禧可能动过不给他发军饷的念头，或者拿军饷来要挟他，这个很可能是发生过的历史。但是显然，即便朝廷不发饷，袁世凯也是会有筹措的本事，所以他可以不动如山。而他想要动的时候，也能够做到动如脱兔，最后把大清送进坟墓。

对于革命党来说，宣统的退位，还是有些换汤不换药的味道，袁大头很快就接替了皇上干的活。他和革命党也是有妥协的，比如说，接受了共和制，自己甘愿做一个小小的总统。甚至在他后来登基称帝的时候，也在模仿周制，来安抚那些对太平天国有着浓烈思念情感的人，那些客家人，洪门子弟，和数以万万计的工农百姓，还有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太平军战士，以及这些战士的亲属和后代，现在我们叫他们华侨，因为他们的加入，海外的洪门组织又得到加强，而且他们，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几近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不大可能进行持久的抗战。

袁世凯很聪明，他表面上哄孙中山汪精卫，要给民族资产阶级一些出路。实际上，他带领这些豪强地主，先下手为强，垄断矿山港口、工业原材料，强行出资办厂，制造了一批大官僚资产阶级，让革命党靠边站干瞪眼没办法，直到孙中山被气死。虽然这样的政治争斗，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但是，有足够的的理由认为，袁的行为，是戊戌变法的延续，在顾及大地主的利益的前提下，或者说，他就是在维护和扩大这些大地主的利益。而他的理论来源，则大多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成果，兼有戊戌变法，和《资政新篇》的内容，也会象征性的包含一些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内容。这样，他的所作所为，和原来满清的统治者，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也可以认为，袁世凯的北洋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满清的奴隶募兵制，也就是八旗制度下的奴隶兵役制度，所以是有进步的。北洋军在当时，也属于比较先进的一种，根据现代化的军事制度改革而来。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北洋军的将领和兵员，大多来自淮军，也就是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虽然这支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所谓的豪强武装，但是，李鸿章对淮军的影响，仍然有很大程度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慈禧做不好李鸿章的工作，淮军能不能被拉上甲午战争的辽东战场，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如果他不去效忠主子，还能干些什么?但是之后的事情说明，北洋军的确没有被朝廷所用，而是转变成了军阀部队。

所以从一开始，北洋军就属于豪强武装。如果这个说法有些粗暴，我们也可以迁就一些：北洋军是一支“来源于豪强武装”的“准中央军”，这样合适不?——合不合适，还是要看结果，这支部队最后的结果，就是军阀混战的工具，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北洋军的骨子里就是豪强武装，虽然经过朝廷改造。

所以在袁世凯手下，北洋军可以说是一支诸侯部队，“烽火戏诸侯”的“诸侯”，“虎牢关十六路诸侯”的“诸侯”，这个存在，加上袁世凯专权，和多年以前的“董卓进京”简直可以一较高下了。

所以，北洋政权的覆灭不可避免。一方面对内，残酷压榨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工农群众，一方面，对外忍辱求全，难以完成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任务——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成绩，这个谁也无法否认。因为对待满清后裔的媚喜态度，必然会开罪于全国人民，革命党仍旧是一群洪门弟子，和满清皇朝不共戴天；也会间接引起列强的不满，因为列强不会愿意看到，满清后裔和新政府其乐融融，妨碍他们的掠夺大计。而工农群众则更愿意看到，那些满清后裔，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能够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大家都安居乐业，不再相互仇视。那么，这样的平等关系，又该如何建立呢?

只有在红军胜利结束长征以后，答案才慢慢浮现出来。

武备散记（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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