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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羊羔子

武备散记(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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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11 15:5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1 奴隶的梦

每个人大概都会做梦,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梦的成因,科学家绞尽脑汁去研究,仍旧还没得出明确的结论。梦境有的时候美好,有的时候丑恶。有人认为,梦境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认为,梦境是高级思维活动的表现,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当然也有人认为,梦境纯属主观臆想,就是睡够了之后胡思乱想。有的人相信梦境,有的人不相信梦境。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人终究还会做梦,会梦呓,会梦魇,会白日做梦,会黄粱一梦,会醉生梦死,也会如梦初醒。所以,人不会不做梦。

既然无法制止,梦就会如影随形,侵袭人的内心。人们渐渐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梦境,学习如何开导自己,把梦境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

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梦境,相信美好的梦境,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向着梦中的美好奋进。因为他们相信,梦中的美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梦想,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也会有自己的梦想。于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们在特定的国度,做了一个特定的梦,这个梦叫做“中国梦”。

因为人物角色不同,梦想也不一样。换句话说,梦想因人而异,因为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也有差异。中国人有中国梦,美国人有美国梦,日本人有日本梦,巴西人有巴西梦,诸如此类。

不做梦的人是不完整的,人首先要做梦,然后才有梦想,接下来再向着梦想前进。他很亲善,亲善到和每个人都亲密无间;也很依赖,依赖到不请自来,人们无法摆脱。

当梦想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行为指南——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那么他就被赋予了政治内涵,不再被某个单独个体的行为左右,具有法理意义,具备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力。所以,梦境和现实生活有一致的一面,他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还能够指引现实生活。

他不属于哪个人独有,也不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独有,他有一个普遍性,一个人人都落不下的普遍性,人人都会做梦。所以,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每个国家和民族,也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人的数量很多,所以人们的梦想也很多,多到成千上万。而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只能有一个,当然在这一个梦想里面,会有几条或者几十几百条内容,但是,的的确确只能是一个梦。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张三,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想要到五星级酒店吃顿大餐。但是,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梦想也是这样,是不是太搞笑。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国家的梦想,是让全体人民都能到五星级酒店撮一顿,但是,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显然不太一样。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号召,让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统一起来。于是,有一些人,把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梦想,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让个人的梦想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的人也需要生活,需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也需要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是人就会做梦,或者说,哺乳动物都会做梦。又或者说,凡是生长大脑的生物,都会做梦。人能做梦,可能猪啊狗啊猫啊什么的都会做梦,只要是有情感的动物,可能都会做梦。不但现在的人会做梦,以前的人也会做梦。以前被视为畜牲的人——奴隶,也会做梦。我们可以认为,奴隶也有梦想,奴隶的梦想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梦想叫做“奴隶梦”。

想要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并非只有奴隶,还有其他的同情者。这些同情者,包括权贵当中的没落者,因为各种不情愿的原因,被排挤出统治集团,沦落到和奴隶一样的社会地位,所以会和奴隶们惺惺相惜。因为这部分人同时具备权贵阶层和奴隶阶层的社会背景,又具备奴隶们所缺乏的知识和教养,并且最重要的是:胆子够大,能为奴隶们争取权益,因而常常被奴隶们视若神明——其实奴隶们很可能就把这些人当成神仙。在过去的年代,这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没落的知识分子。

在一百多年以前,大清朝代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这么一个人没落的知识分子——洪秀全。他不但有自己的梦想,而且还把自己的梦想,升格为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他要创造一个人间天国,要带领奴隶们实现梦想,让奴隶们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并且,他的确带领奴隶们,干出来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在史书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于是后来,有一首歌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开头的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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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5 14:0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19-10-25 14:14 编辑

12  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

现在的人,很难体会过去的那段历史,那个血与火交融的年代。很难体会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忍受艰难的生活,又是如何艰难的求生,乃至于奋进和抗争。

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充满好奇,也许会带有种种不同的目光,或者敬仰,或者不屑,或者无动于衷。这一切,仅仅来源于文献的记载、和课本里面的描述——尽管这些内容可以浩如烟海,尽管这些内容可以倍加详尽,仍然不能给予人们,一个给认知定性的理由,原因是——人们认知的起点不一样。可能有人会说:我的祖辈是农民,他们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是,他未必会告诉你,他的祖辈,也许曾经投身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那场延续将近两百年的运动,现在仍然继续着——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叫做土地革命运动,我们也管那段历史叫做“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这只是一个起点,之所以称之为起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起始于太平天国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一个开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从那时开始,就正式区别于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不再把改朝换代作为目的,而是——将建立反映工农利益、更具近现代意义的新型国家,作为斗争的目的,并且他们不但做到了,还为后人开了一个好头——尽管他们失败了,后人却成功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顽强的斗争精神,还有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植根于内心深处的红色基因。

所以,前人的梦想,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后人。也许他们在斗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会带给后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后人不会忘记,前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给自己带来了多么珍贵的财富。所以,后人才会有义务,去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当洪秀全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会有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并且沉浸在梦中,和大多数人一样,回忆梦中的情节,一半会儿清醒不过来。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他很快会感觉到,肚子里面饥饿难忍——他已经连续折腾了四十多个日夜,没有正经进食了。对于这个大男孩来说,似乎并不致命,他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大男孩,动不动就趴在被窝里耍性子,玩懒,他是十九世纪的男孩,和他同龄的人,大多早已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三十岁则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超过一半的人口,会在三十岁之前离开人世。而刚从梦中醒来的洪秀全,年方二十五岁,他已经熬死了很多同龄人。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避免用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是百试不爽的佳镍,当然毫无异议。但是有一些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天下大同的观念,并不是古人独有,不仅仅属于封建的宗法制社会,对现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指引意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我们不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不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呢?事实带来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的不是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伟大的构想,不就是为了建设大同社会吗!

近代历史上,又一次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构想落实到纸面上的,当属康有为——他也是广东人,曾经写过一本《大同书》,在当时引起舆论大哗。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当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在整体上,被看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大环境。只有在这个角度下,才能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思想,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事物。这个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没落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已经沦落到破落的程度。因为他所为之努力的科举考试,连当时广东省的院试都没有通过。而在那时的人看来,只有到京师里面的紫禁城晃悠一圈,参加一回殿试,得到皇帝的钦点,才是对寒窗苦读的最好回报。为了达成此种目的,除了精湛的学艺,良好的家事世背景也不容忽视。家世背景决定了朋友圈的质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及会否得到名师大儒的指点,而这些所谓的名师大儒,又往往是一些和朝中权贵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们的理念,是当时儒学研究的主流成果。这班人对朝堂影响之大,可就是难以用言语形容了。

洪秀全的家世,似乎并没有给他所需要的帮助,尽管他的家族似乎不那么穷困潦倒,否则他的族弟洪仁,是不大可能在香港活动好几年的。既然不是公派,那么只好自掏腰包,好在他还有稿费可以赚取。洪仁不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偷渡客,那时到处都是偷渡者,从广东沿海出发,到别处谋生。他需要体面一些,不可以太寒酸,以免被金发碧眼的传教士韩文山嫌弃。他在虽然人在香港,离欧洲很远,却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西方的情况,其门派则属于源流于基督新教路德宗的巴色教会。洪仁不但学习的很好,学习完毕之后,又偷渡回来给洪秀全当左右手,帮助洪秀全搞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制改革。这在当时又属一大奇观,不会被圣公会把持的英国议会喜欢,和英国自下而上的君主立宪改革格格不入。《资政新篇》就是此人的杰作,早于戊戌变法四十多年,足见此人不同凡响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洪仁此担碳ず樾闳拇呵锎竺危攀撬簧凶钪匾氖虑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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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5 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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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才看到帖子。 感谢龙大的推荐,也感谢船长的指引。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没有办法承担版主的重任,还希望多多包涵。 再次表示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9-11-2 19:53
《论坛事务》版块发有《版主征聘启事》~  发表于 2019-10-26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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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9: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19-11-2 19:20 编辑

13  客家人的身份

其实,洪秀全的家世不但不怎么样,而且还拖了他的后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姓,他姓洪。这个洪字,是洪门的洪,朱(元璋)洪武的洪。自打康熙后期,抗清力量复国无望,就遁入民间搞地下活动,但是组织十分严密,并且制定严厉的规章来约束会众,其形式就是洪门的堂会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对外开放,伴随着大量商品的涌入,越来越多的百姓失业,洪门的各级堂会,吸收这些失业人口,势力再次发展起来,逐渐转为半公开的状态。并且,因为社会影响的扩大,使贫苦群众产生了依赖,于是,又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结果,洪门再一次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样半公开的庞大组织,又以各种会所的名号被人熟知。比如四川的哥老会,上海的小刀会,广东的三合会,还有天地会,以及后来水火不容的青红帮等等,由福建南少林的五位师祖分门开创,就是传说当中的少林五祖,起源于明末汉人的抗清斗争。

今天的洪门,有些人已经沦落成为和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同类的角色,靠非法营生度日。但是,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为什么这样说呢?

能够到国外定居的人,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公派,大多数人属于投亲靠友。那么这些亲友,大多是从宋朝开始向海外逃难,到明清又达到一个高潮,并以洪门的组织形式维系华人社群的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想要在国外定居,那么他必定要争取,以某种形式得到洪门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争取坐地户的庇护,然而洪门必定是首选,因为如果排斥洪门,就等于和华人社群分隔开来,成为流浪者,谁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洪门已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组织,把海外华人连接起来。因为不同堂口的分化,其政治特征也呈现一定的向背。有的和祖国亲近些,有的越发当地化。但是,只要还接受洪门的规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华人的一份子,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尽管这样,仍旧不可以否定,洪门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清复明——正是洪门与清廷几百年的斗争,才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认为,这种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近现代历史的一条主线。那么,我们既然承认辛亥革命的功绩,就等于承认,洪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为。但是这些对于本文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如果仅仅因为洪秀全的姓,就把他和洪门扯上关系,未免有些牵强。这里就要强调,洪秀全的客家人身份,以及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要远远甚于其他群体和现在的人。洪秀全的家乡,在现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在珠江流域的北江沿岸一带。建筑土楼是客家人的一个习惯,一是可以防止野兽来叼人,二是防御土匪,保护生命财产。早在五胡乱华时期,客家人大举南迁,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随着历朝历代汉人不断南迁,客家人也相互挤压,耕地越来越紧促,常常酿成械斗。到了洪秀全那个时代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随着人口激增,最终酿成了几百万客家人长期的械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而朝廷则沦为调停的角色,兵勇们看着械斗完毕,前来打扫战场,官员进行调停。客家人所依赖的土楼一类建筑,为保护人口的生命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就是另一类的城堡,虽然没有中世纪欧洲的城堡那么奢华,那么高大上。

那么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朝廷很乐意见到,客家人的内讧,这对维持统治是很有利的,自然也就不会将土楼彻底拆除。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拆除,因为这一类建筑也是太多了,再说地主也要靠这个藏匿粮食和金银珠宝。所以打土豪其实不那么容易,且不说那高墙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就是能爬上去,也会有家丁手持刀枪火器对付。

土楼是不动的,人却可以活动。土楼也常常成为洪门堂口的垛头,作为活动的基地,或明或暗对付官兵。于是,土楼是一个使官兵眼花缭乱的存在,他们常常确定不了里面是不是有洪门的人在活动。在兵勇的眼里,凡是不大规矩的汉人,几乎都可以列为怀疑对象,因而需要提高警惕,自然对这类建筑多加防范。而建筑里面的人,则常常被怀疑成为洪门的人。久而久之,洪秀全的“洪”字,就成了危险的代称。而“洪”字的谐音“红”,因为使用频率极高,就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颜色,延展到衣着穿戴上面,成为武装活动的标识。比如方世玉、洪熙官的红花会,帮众都喜欢戴红花;还有红灯照,帮众尽是女子,爱打红灯笼;还有太平军战士,扎红头巾;国民革命军,带红袖标,扎红领巾;还有…

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因为洪秀全的姓,和他的客家人身份,已经足可以使他,不似普通人那样受人待见。而他自己却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只把自己当成莘莘学子当中的一个,好像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到底有没有土楼一类的建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和周围好几个村子,大约也有几百口人,都属于洪姓一族,沾亲带故。也是一股势力,属于地方官重点关照的对象。朝廷对“洪”,和“红”的恐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挡在他的面前,限制他的仕途。他又该如何突破这个障碍,来取得朝廷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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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9:5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龙文心 发表于 2019-10-25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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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8:1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19-11-9 10:19 编辑

14  究竟是何方神圣?

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做“西化”。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化”,向西方贴近,也可以理解为“向西方学习”。有些激进的观点主张“全盘西化”,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笑话。那么比较大众的观点是,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起点,是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比较主流的舆论,也是倾向于此。但是这并不是很全面,因为这个观点忽视了太平天国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忽视了“资政新篇”的内容里面,有关于发展新兴产业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探讨,太平天国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因为这些成绩,很快就转化为湘军和淮军的战利品,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实践基础。

洪秀全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当南京外围粮道上的关键节点常州和宜兴,被李鸿章的淮军伙同洋枪队攻破,南京的陷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个结果,并不符合他创立太平天国的初衷,那他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过,朝廷对于江浙以南,客家人聚居的地区,统治越来越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洪门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攻破了虎门要塞,让朝廷正规军谈虎色变的英国军队,在广州郊外一个叫三元里的地方,被一些组织松散、武器低劣的民团加群众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豕突狼奔,可怜到需要朝廷的官员前来调停解救。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当时,朝廷是多么腐朽没落,这些东西大概也是说烂了。能使人提起兴趣的是,这些个群众加民团的松散武装,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如此神通,做出这般大事。

广州城防坚固,兵员充足,却被英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城北的制高点被占领之后,总督马上卑躬屈膝求和。所以,那高大的城墙,并不是为英国人准备的。既然如此,那又是防备谁呢?答案只能是,以客家人为主体和领导力量的洪门地下武装。这些地下武装的成员,通常是在某一家庭成员加入洪门的某一分支组织之后,全家人都跟着成为实际成员。男女老少各显其能,各司其职,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样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传扬到,广州城北的花县——洪秀全居住的村子,和全村人的耳朵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村子,和别的村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会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样的地理位置,远离京师,朝廷统治薄弱,给洪门会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滋生土壤。同时,也给外国势力向境内渗透,腾出了空间。传教士带来的,除了长篇大论的经书,新旧约全书之类,还有国外的风土人情,人文世故,和国外的政治体制。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一些想象的空间来思索,怎样让国外的体制,尤其是当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体制,怎样能够成为一种养分,滋养已经快要干枯的朝廷。

作为一个佼佼者,洪秀全必定有这样的成熟观点,来应对他去参加的会试。如果他的思想不够成熟,他不大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搞了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然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搞得的那些,但是他和冯云山、洪仁搞得的这一套,的确是前无古人。他们研究的是,如何在周(朝)制的框架下,建立更加优越的国家政权。从这一角度理解下,才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确是不同寻常。

那么我们理解这个事情,应该是存在一些障碍,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没有成功。但是并不妨碍对其开拓性意义的认知,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先人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全体人类的命运,做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做出的多么大的牺牲。

这样的章法,大半出于洪秀全的主导,和冯云山的谋划,虽然看起来的确脱离群众。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也十分森严,这与拜上帝会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理念并不兼容,看起来也非常矛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周(朝)制的约束了。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理解。所谓的周制,也就是西周时期的体制,以分封制为主要表现的政治体制,诸侯国拱卫天子——这也能解释,洪秀全为什么会封那么多的所谓王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的观念,第一次成为全员的共识,被所有成员接受,并且得到较为广泛的执行。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的人才有了足够的思想条件,做了一件叫做“三湾改编”的事情,将官兵平等的观念,不折不扣的引入现代军队,成为建设人民军队关键的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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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6 11:3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5  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

为了证明以上叙述的观点是合理的,需要列出一些事实来进行证明。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人民军队的方方面面,最初都是学习苏联的规制,包括官兵平等的建军思想。其实这是个误读。

实际的情况是,在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1945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的的中心任务,并不仅仅是发展军事实力,虽然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肃反和清洗,把军队里面的旧地主和旧贵族、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清理出去。而且,这部分人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以至于部队的员额大幅下降。

那么从这个情况得知,苏联红军内部的阶级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军队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完成官兵平等的政治任务呢?我们可以认为,有关于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效的,但是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这里的一个关键事实在于时间节点——三湾改编的时间是1927年的九月末到十月三日。而苏联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内战后的恢复,政策较为宽松。对商品和投资的需求,导致大批旧贵族混入政权指手画脚,同时也有大批人混入军队,充当定时炸弹。于是在1927年的十月一日这一天,斯大林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告别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也开始了在全社会范围的大规模清洗。这个情况说明在当时,苏联并不具备条件,输出官兵平等的思想,起码做不出来这个样子,那又该怎样教给别人呢?

我们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同样,也不能证明,是来源于基督教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太平军把这个口号喊的很响。因为这个思想,包涵多方面的源头,里面最大的一个方面,应该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民族关系——汉民族在不断的南迁逃难过程中,形成的互助思想。这种互助的思想,建立在饥寒交迫,和生存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除了子女之外一无所有,并且同当地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就是因为,这种互助性的生存状态,十分接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

在这里探讨人性也许并不合适,但是,在本段内容结束之后,这样的看法大概率会扭转。这种互助思想下生活的人,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小康,但是,即便这样微小的愿望,也经常实现不了,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努力,获取他们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常掌握在大户手里,我们可以把这些大户叫做土豪。但仅仅是土豪而已,是不是劣绅还要另说。

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地主阶级分化十分严重。大部分人逐渐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将农民推向一无所有的境地,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劣绅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为了避免被打土豪分田地,选择缓和同农民的关系,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开明一类。然而,这样的结果,又加重了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农民掌握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少,无法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最后只好吃等靠。于是乎,这些开明的土豪就成了救主一般的人物。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人属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够妥善处理阶级关系,不让农民造反,修养普遍比劣绅要高出一截,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铁了心跟随他们闹革命。所以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几乎都有这样一批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家产拿出来充做公用,并且成为农民战争的领导者。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改良分子,也属于开明一类,张居正范仲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他们没有转化成为知识分子当中没落的那一群,所以不能称之为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得意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答案看起来应该比较明显了。他在创立拜上帝会以前,是不是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永安封王以后,他就彻底的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圣库”的设立,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极大的满足了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我们也可以认为,圣库是为了临战需要而设立的,但这并不全面,虽然这也是战时体制的一个方面。否则的话,是不需要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头的。如果说圣库的临战意义比较大,那“人民公社”的临战意义又有多大呢?起码在这一代人看来,“人民公社”的生产意义,要比临战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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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4 19: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6  分配生产资料的难题

笔者自己确信,文中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是经得起推敲的。即便如此,也不会信誓旦旦的认为,其中没有任何缺失,所以从始至终,都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来避免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瑕疵。至于究竟有没有瑕疵,有多少瑕疵,以及论据是否充分,还请读者们花些时间来核阅。

我们自信,人民军队在包含官兵平等观念的思想建设领域,取得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值得全体人民自豪的成果。这离不开接近一百年的军事斗争考验(1927-2019),和一百多年以来,国内的各类武装组织,反抗剥削压迫的军事斗争经历。于是就具备了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值得为此书写浓重的一笔。

唯物主义辨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官和兵这两者也能套用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里面。因为达到了事实上的平等,社会地位没有太过明显区别,所以“官”在“官兵”这个词汇里面,只是含有不同意义的一个方面而已。从而成为普遍性里面较为特殊的一个方面,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样子:官就是官,兵就是兵,两者之间,存在社会地位的根本区别,官来源于种姓上层,兵来源于种姓底层——官和兵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群,是两个事物。

但是,仍旧不能够完全消除的是,因为职能分工的差异,导致两者的矛盾运动,向背离的方向发展,导致官兵不平等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官兵不平等而导致的军事局面失控,仍然频繁的出现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局部的热点,已经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集中表现。然而,战争的高科技含量,已经大大的掩盖军队内部,因为官兵不平等造成的矛盾。于是我们又可以大大的被忽略,各国军队内部严苛的种姓差别,和隐藏很深的种姓矛盾。笑哈哈的事件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奴隶兵,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斗中,成建制的丢盔弃甲,一触即溃,而国王和三千王子则稳坐钓鱼台,不知所云。

在确认互助的观念乃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根源之一,并且对其社会组织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后,可以进一步认为,也是后来搭建新中国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思想来源。此种观点,来源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以农业互助合作社为基本表现的,与农业相关的、诸多类型的合作组织,对当下农业生产提供的互助性保障。与国外农业合作性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乃是其工作的重点内容,其根据是业户的困难程度,而非业户的征信水平和资金实力。

此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隔的时间点。之前以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记工分为表现,之后是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确认两者以责任划分为标志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互助性的本质并未改变,业户对于互助的需求,并未因责任的强化而消弭。在当下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也不应违背其互助性的本质,不应该因为责任主体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淡化其互助性的本质要求。同时,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以便适应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形势。

有鉴于此,也可以确定,发端于第一产业的互助观念,能够有效延伸到第二第三产业,乃至于引领下一次生产革命的新业态,包括互联网革命,以及席卷而来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区块链革命——将会以数字资产的形式确定业户的各类产权,通过生产要素的指数级交叉,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跳跃式抬升,和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进而向按需生产迈出极为重要的一步。而本文的观点确信,此种新业态的普及,也会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对大多数弱势业户的扶助,乃是合作组织的重点工作内容,以便区别于——更接近其开发初衷的保密性需要。

但是,互助的内容不会仅仅限于,对弱势业户的扶助。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此种方式属于必然的结果,但不会是全部。因为一旦确立了生产资料归属全员共有,就要面临分配生产资料的难题,为什么是难题呢——既然是归全体所有,那么就人人都有份,谁都拥有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但实际上,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业户履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进行平均分配,而不是根据贫困程度。所以即便生产资料归全员所有,也不会出现被随意瓜分的情况。于是,疑问再一次浮现出来:国家又是如何来消解这个矛盾?或者表达的直接一点: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怎样才可以更加权威?或者打个比方来说:理论上,城市人口也应该拥有,可耕地的使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怎样让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一样,也拥有可耕地的使用权呢?

这就引出一个观点: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权的进一步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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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 14:5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7  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货币资产的多少,来计量财富,慢慢的也习惯了,用货币来计量生产资料。货币除了能够计量生产资料的规模,还有其他的作用,因为货币的流动性,社会财富才有了水涨船高的前提。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种类的生产资料比如工业用生产资料,其区别在于本位属性——不可移动,还有因为粮食的食用价值,土地又具备货币资本难以取代的社会文化属性——人不大可能离开生活着的土地,和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粮食,这样也就离不开,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

本文的观点确信,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可以有效的延伸到其他产业。除了有足够的必然性,还会有一定的发展脉络,使之以丰满的状态展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并且,也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使互助的观念,在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的延展过程中,会表现出现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有的则不符合人的认知习惯。

当我们确认现在的绝大部分工业基础,是外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好几代人不懈努力的引进和学习创新,才具备了如今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可观的经济规模,也就等于承认了,这样的工业基础,并非完全由原生的生产环境发展而来。这也就表明——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并未完全延伸到其他产业,也就无法阻止,市场主体的淘汰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前文曾经发表过一些观点,对于市场主体的淘汰率,做了一些分析,但是仅仅限于经济范围,其出发点是,如何塑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现在继续把这个情况提出来,用来表明一个观点——也可以简单来说:市场主体的淘汰率偏高,和缺乏互助观念存在相当大的联系。我们一方面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一方面也要注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能损失,对市场主体的客观影响。

而互助的观念,其社会效应在于,不让有一个人掉队,不允许出现哪怕是很少几率的濒危群体。所以脱贫攻坚的确是符合互助观念的一件大事,不单单是具有消除贫困的划时代意义,还深刻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以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正式开端的时代特征,以互助观念为最基本表现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个时代特征,在向其他产业延展的过程中,的确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因为对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必然要出现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现象,虽然难以确定,这样的淘汰究竟要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合理的。而不论市场淘汰率如何,只要这个现象还存在着,就不会符合,发端于农业生产的互助观念,因为——有人掉队了。

那么,为了维持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不是非要淘汰一部分市场主体才可以呢,这中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个做烤鸭店的,如果被迫转产,那么必然要去适应新业态,不单需要去适应新环境,还会对比较专业的市场主体造成冲击,拉低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如果能够因为,行业互助组织的支持,烤鸭店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能够跟上行业发展的脚步,不必转产,这样是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呢?所以,这样看来在当下,互助观念从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的延展,并不是很充分的。我们有理由期待,基于互助观念的生产形势,能够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为弱势的业户提供必要的支持,为其生存提供必要的帮扶,与此同时也可以,防止被淘汰的低端产能去冲击,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

我们承认了货币资本的流动性,也就等于承认了,货币资本的不平衡性——市场主体的地位,往往根据货币资产的多少,来衡量。我们也可以认为,货币资本是无形的,它藏在银行的账户里面,不是谁都能看得到——它也是不均衡的,每个人掌握的货币资本,不大可能会一样多。而土地、可耕地则不一样,它躺在那里不会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到南极旅游,南极就是南极,不会跑到北极。既然谁都能看得到,摸得着,那么它比较货币资本而言,更容易被认知,所以也更容易被识别——每个人拥有的使用权是不是一样的。土地,以及其他国有资源,由国家代表大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均衡——使用权的不均衡。于是,对资源使用权的平均分配,向来是一个最为直观,也十分敏感的难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能够使所有的人,都能像农村人口一样,获得相应的土地权益,那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合理性,无疑会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支持。据此,也可以类举到其他的生产资料。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最为可能的可行性。人们可以通过平均拥有相关的数字资产,来匹配相应的使用权。通过其流通,实现使用权的流转,并需要履行相关手续。当然,也需要在国家的监督引导下审慎进行,如果条件不允许,甚至可以无限期搁置。无论如何,土地权益仅仅是诸多权益当中的一个,但是,这的确是最为基本和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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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阅读  发表于 2019-12-2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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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9 10:3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8  最为崇高的革命理想

现在,把时间拉回到1850年代,距今大约170年,继续洪秀全的梦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又或者是一个摇头晃脑的书呆子,会做出这么大的事情,会领导这样震彻古今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做到了,所以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有见识的读书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把书读活了,读出来自己的观点,所以才有了迥然不同的见地,把其他的同学们,甩出了几条街。而且,他很会创造,他写了好几本小册子,《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还有《原道救世歌》等等,说明他的确是读书人出身。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谋略。如果没有出众的谋划能力,谁会相信这样破落的知识分子,能够一呼百应,把革命战争的烈火,烧遍大半个中国?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做出的丰功伟绩,必定有可以参照的范本,并且他们根据这个范本,制定出来一套更加有效的革命策略,来避免前人的失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致胜的把握,最终使之转化成为胜利的果实。

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非没有来由。很难想象,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面,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多么坚决的斗争精神,需要多么果决的牺牲精神。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驱们,哪怕是在献出生命的关键时刻,仍旧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毫不动摇。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前人的斗争经验,没有取得政权的经验,后人如何会在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仍旧坚定的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摆脱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翻身做主人——难道这么多先烈,全部都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吗?

那么就可以判断,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和取得政权的先例,深刻的影响了后人的行为,也在告诉后人:他们虽然没有坚持住,反映工农利益的政权,但是,你们不可以放弃,你们会做到更好。你们不但能够,把政权再次夺回来,而且一定能够坚持住,直到实现最为崇高的革命理想,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国。

基于这样的革命理想,需要革命的领导者,有足够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为争取胜利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而洪秀全等人的行动,则为此做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史,和太平军的征战史,离不开其领导层出色的战略指挥和谋划能力,以及广大成员的衷心支持。

再次概览一下当时的历史,太平军的行动轨迹,大致可以描述为:由广西经湖南进入湖北,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占领金陵(南京),接着是北伐和西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比较重大的战役,是发生在北伐和西征期间,以及同时进行的,在南京外围的拉锯战。尤其是西征,在后人看来,是沿着占领南京的原路往回打,而且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成功。于是不可避免的,被看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还不如最初从武汉向北攻击,直接推翻满清朝廷。

事后诸葛亮虽然不被提倡,多少也有一些存在的理由,即便不被人喜欢。但是只要稍微有一些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习惯在岭南生活的人,应该怎样在天寒地冻的北方过冬。几十万流动大军,需要什么样的后勤保障,才能敢于向北强行突破,渡过黄河,攻打直隶和京师——如果沿运河北上,在交通方面首先就容易的多,然后是补给。运河沿线相对来说比较富足,粮秣军械储备也非常丰沛,可供夺取,这大概是北伐真正的动因。

以上内容,对太平军北伐的行进路线大致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显然不能证明,洪秀全等人是昏聩之辈。其实远不止如此,他不但不昏聩,而且十分的有眼光。再说从武汉直驱南京,上千里长途奔袭,远远出乎朝廷的预料,和后来刘邓跃进大别山相比,又是哪个更加出色呢?反正朝廷是傻眼的,根本没有对太平军予以有力的阻击,放任江浙这块大肥肉落在太平军手里。

其实对于当时,朝廷是否故意放水,让太平军占领南京,来破坏列强的渗透,或者借太平军之手,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可能性还是有的。让太平军和英国殖民者打个鱼死网破,然后让八旗军来打扫战场,这个算盘也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太平军和英国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和新中国一样,不但禁止鸦片贸易,还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的结果,朝廷本来也愿意见到——鸦片的流毒是在是太可恶了,而且,不平等条约也使朝廷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但是,朝廷很快发现,太平军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外国人称兄道弟,叫他们“洋兄弟”云云,而把满人蔑称为“妖”,“清妖”。好吧,不得不承认,这个情况在当时,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认知极限。当时的主流思想,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洋人还有个别称,叫“夷”,“洋夷”,俗称洋鬼子,和后来的日本鬼子没什么区别。现在我们承认,以“天朝上国”自居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那时,追求平等的国际关系,其实也是个异类,西方列强奉行的是坚船利炮,丛林法则,直到现在仍旧在延续。那太平军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明这样的外交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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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6 10:0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19  旷古少有的战略奇才

既然如此,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就值得探讨一下了,究竟有没有可以比照的例子呢?只能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交思想,与之最为贴近,或者说,有继承关系。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也可以认为,和苏联有些相似,但是列宁之后,苏联就在事实上,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老大,对小弟们的干涉非常严重,所以这不能看做是平等的关系。

太平天国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我们难以衡量其是否干涉过别国内政。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在于,太平军内部的民族关系,还是平等的,太平军战士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复杂到许多高级将领都是少数民族出身,甚至有不少“洋兄弟”都漂洋过海来报到,主动加入太平军,并做出很大的贡献。即便是南京事变之后,太平军元气大伤,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民族矛盾导致的内乱。而众所周知的是,民族矛盾是满清自始至终的痛——但是这个痛,并没有传染给太平军。

不过,朝廷的确是失算的,鱼死网破的局面没有出现。太平军和大英帝国虽然不怎么友好,也没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反而因为漕运被切断,不得不下血本来围剿。这样南京面临的军事压力很大,又成为被评头品足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经验之一:李自成闯军的教训,会导致后人,不会轻易的从山西河南一带,向京师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更不会不惜血本去攻占京师,摘下桃子送给别人吃。建国前夕,当老一辈革命家抱着赶考的态度进驻北京的时候,同摘桃者的斗争,就一直进行到现在。即使是以前的满清,也要先平定朝鲜,然后才能入关。朝鲜半岛,历来是偷桃者的踩凳,我们可以认为,偷桃者是本子,也可以认为,偷桃者是美利鹰。不管怎样,朝鲜半岛是国际局势的一个中心要点,这里是朝鲜半岛,西边是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说辞并不过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个地方关系到国际局势的演变,也关系到大中华的存亡,包括以中华文化自居的本子。因为一旦朝鲜半岛全面沦为美丽鹰的殖民地,本子就会变成可有无的鸡肋,国际地位会一落千丈。而李闯军的教训,足以让太平军删除,从湖北进入河南,再向直隶进军的方案。

再联系到当时的情况,既然英国联邦军有能力打到长江内河,上万人的军队强渡淤沙区攻取扬州,并且在南京外围的燕子矶登陆,逼迫朝廷签订《南京条约》,就也有能力打到北京逼宫,这个情况在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得到了验证。义和团的声势,甚至比太平军还要大,其结果又怎样呢?太平军即使真的能够占领京师,也极有可能会正面对阵英军,几乎没有胜算。这样的前景,和当初李自成的闯军,又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经验二:朱元璋的经验。朱元璋的经验,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会刺激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欲望。但是别忘了,在定都南京之前,朱元璋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安徽江苏一带,而后来的太平军,距离此处要远的多。在当时,河南湖北安徽一带的起义军也有好几股,尤其是捻军,战斗力并不在太平军之下,但是没有一处能够像太平军一样,把南京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前去攻打,做出这样的战略动作。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证明,洪秀全的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要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呢?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战略指挥和谋划能力,是非常高超的,至少在那时,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直到后来,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出现,涌现出一位旷古少有的战略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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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2 19:3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羊羔子 于 2019-12-25 20:49 编辑

20  有严密思想逻辑、和周密战略操控的组织行动

以上的内容,通过阐述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相关的思想来源,着力强调了,新中国和太平天国的继承关系。事实上,能够说明这个情况的依据,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许多相关的事情,而且无法排除与儒家学说的互相影响,还有佛教道教,以及其他的宗教思想——历史上的明教、景教等等,这些宗教如何影响太平天国的创世思想,又如何间接影响今天的人们。我们在承认这些事情,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前提下,也不会否认,同唯物主义思想会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两者是可以共存的,也是可以和谐的发展。虽然否认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基本观点上的差别,但是,这仍旧是可以调和的,甚至可以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理由。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承受着后人的种种非议,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是成功的。洪秀全等人,的确是较为妥贴的处理了宗教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筹处理民族矛盾,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才使这段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值得后人去反复回忆,以便挖掘出更有价值的肥料,滋养今天的人们,提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现在和未来。

在后人一再的否认,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夺取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多么大的意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相比较,我们应该看到,这仅仅是思路不同,而不是根本观点的差别。那么笔者在此处又,把这段闹人的往事掏出来,究竟要说明什么呢?

那么还是要再次说明,早期的革命路线,在革命者的共识里面,的确是要夺取大城市,把大城市作为工作的中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农村吧!或者说,根据现有的资料,那时虽然强调工人运动,同时也在,积极的开展农民运动。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条“从城市向农村发展”的路径呢?或者我们也可以开动脑筋,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取得了一座大城市,那么,在周边的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会比较顺利把政权建立起来。这个样子,是不是要比“农村包围城市”要更容易、更省事一些呢?

那么结合当时革命者的观念,以城市为中心的看法,几乎是一边倒的优势。只是在这条路径走不通的时候,工作的重心才转移到农村,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样的总结有没有问题呢?

应该没有问题。

直到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了燎原之势,还是被勒令,去夺取大城市,并没有将巩固根据地放在首要位置。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地的领导人,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没有拒绝执行组织的决定。分歧的焦点,不是该不该夺取大城市,而是——时机是否成熟。我们可以认为,鄂豫皖的目标是武汉,湘鄂赣的目标是长沙,那么中央苏区的目标是哪里呢?

——只能是南京。

为什么叫中央苏区呢?而不是叫赣南苏区呢?除了因为,后来的中央机关迁移到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或者说,为什么中央机关要迁移到这里,而不是其他的根据地呢?是鄂豫皖的条件要更差?还是湘鄂赣的条件更差?

即便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会是最重要的。在上海的组织机关被全面破坏以后,能不能保住命都成问题,还有谁会在乎,哪个落脚点会更加舒适一些?这个理由成立吗?尽管中央苏区的条件,的确要稍好一些——在这个时间阶段,还没有中央苏区这个名字。

最可能的理由是:中央苏区离南京更近,这个“近”,不仅仅是指地图上的标尺。许多原因导致了,中央苏区营造了一个,夺取南京的最佳战略位置,这样夺取南京才会更为便利,后文会详细陈述。正是这个“近”,才是中央机关落户在那里的真正原因。一旦革命形势发生改观,从这里可以绕过南昌,沿长江南岸发起攻击,夺取南京,而不是从武汉和长沙走水路,那样太耽误事,准备的难度也要大的多。退一步说,先夺取南昌,也会给进取南京提供很多便利。而这时的南京,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蒋某人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此时,离北伐胜利不过几年而已,而北伐的标志性胜利,也是因为夺取了南京,之前太平天国也是在夺取南京之后宣告成立。


这样一致的动作,又该怎样否认其连续性呢?所以说,夺取南京的战略动作,或者战略思路,不是心血来潮的神来之笔,也不属于歪打正着的瞎蒙,而是——有严密思想逻辑、和周密战略操控的组织行动。这一串连贯的动作,也有极大的经验成分在里面,因为太平天国,因为国民政府,还有之前的大明王朝,他们的经验告诉人们,夺取南京是取得全国政权的前提,也是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良方。当然,也是反对外敌入侵的重要步骤——虽然这个目标,在国民政府的疯狂围剿下,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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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5 20:4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1 纸老虎的纸牙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苏区对南京方向的威胁,是当时最主要的战略安排。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当革命形势陷入低谷的时候,有关军事战略的分歧如何严重。单是从国民政府的紧张表现,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而不是只停留在阶级斗争层面。我们又可以据此来解析,这样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斗争方式,和这样的战略行动表现出来。其要点在于,在劣势的状态下,如何以隐蔽的方法谋求主动。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整个领导团体的协同下进行的,而非我们现在看来的,战略方向的分歧,要大大的甚于一致。

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如果表明的话,会不同于教科书上的观点,但是在这里仍旧要表明。摆脱固化的思想观念,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多半是费力不讨好,闹不好还要惹一身骚。但是如果不摆脱固化的思想观念,又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是被反复证明了的,所以笔者是愿意做一些努力的。

不顾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不顾红军还很弱小的事实,就勒令去攻打大城市,当然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确,这样看起来很傻。那么,当然可以强调根据地的建设,等建设好了,兵精粮足了,再一鼓作气,把老蒋打翻,这样其实也很好。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认为,军阀割据的形势,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优越条件,反过来说,三不管的地方,也是十分贫困和落后的地方,这个看法有问题吗?

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也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笔者再次普及的必要。这里要说的是,在发展到如此程度的2019年,老区的情况都不十分乐观,那再把时间提前将近一百年,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在接近一百年前,革命老区要强于现在,或者和现在差不多?这样的说辞成立吗?我们只能认为:经历了接近一百年的努力,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绝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拟,因为发达地区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那么这里要说明的情况就非常明了:中央苏区能不能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发展一百年。或者宽限一些,五十年、三十年、十年,不然三年五年也行……事实的情况是: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正好是三年。之前的时间,不能叫中央苏区,只能叫赣南闽西苏区。所以只好取最短的时间段:三年。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是功勋卓著。尤其是前几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百看不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要做到根据地的建设,能够和军事斗争一样的出彩,是不容易的,或者说,是非常艰难的。而笔者认为,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呢?其实本段内容已经给出了答案。

然后是其次,关于军事斗争的策略,也可以认为是方式或者方法的问题。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说一下民主决策,这个似乎有些离题,但是的确与当时的军事战略息息相关。因为在当时,民主决策是一个相当大的诉求,人人都想要有发言权,结果是开了几天会也得不出结论,影响也是消极的,最后在遵义会议才扭转过来。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这样的民主仍旧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一向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民主的极端是民粹,会导致无政府主义,使群体丧失凝聚力。民粹这个情况在当时有没有出现,不得而知,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坚持阵地战,不大可能是博古和李德少数几个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数的意见。我们也可以反向推论:坚持调到外线作战,是多数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却不能是所有人的意见,因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部队负责打仗,那后勤呢?部队跳出去外线,就等于把补给线暴露出来,被端掉老窝的可能会大大加剧。我们也可以认为,部队可以跳出去,进山打游击,就地解决给养。那么,根据地的老百姓呢?他们之中,有很多红军战士的亲属,如果部队离开了,这些人就会暴露在还乡团的屠刀前,已经分配的土地就要被抢回去。那老百姓是不是也可以一块跟着跳出去,来个坚壁清野,几十几百万人跑到外面生活个一年半载,等敌人退去了,再回来搞建设,这样可以吗?

所以,在不大可能进行持久建设的情况下,通过军事行动来谋求主动,便是上选。土地革命的成果也不可以丧失,所以就需要保卫。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选项,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和平谈判的路子没有走通,也不可能走通。军事斗争的目标,没有比夺取南京更为合适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瓦解国民政府的统治。武汉和长沙也是重要的目标,但是通过分析史料,对于攻取这两个地方的期望,要明显弱于南京。原因就是中央机关的落脚点选择在,夺取南京比较方便的赣南。

对于夺取武汉,还有长沙的期望,虽然不及南京,也是非常强烈的。否则的话,鄂豫皖苏区,也不会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湘鄂赣第三,对应长沙。这三个地点,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南京,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想一下……

这是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也是后来建立太平天国的路线。

上述内容说明,对于一些固化的观点,是需要重新认识的。至于是否有道理,还需要读者自行甄别。笔者所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却不是仅此而已,而是要说明,夺取南京,乃是当时最为主要的战略目标,这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不矛盾,虽然有所区别。但应该是首要的目标,而且要更加具体。而非我们固有的认知,搞根据地的建设才是首要的,尽管这是个不可能不去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思路,直到朝鲜战争的时候,仍然是有效的。不可以把联合国军放过鸭绿江,一旦放过来,就要打个稀巴烂,然后再重新建设吗?前文已经强调过,解放战争已经把旧社会砸烂了,但是仍旧有很多东西保留下来,有民国的,有满清的,也有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虽然打烂了,很多工业基础还可以使用,所以还是能不打烂就不打烂,重新建设没那么容易的。但是,作为军事指挥员来说,谋求作战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常常就忽略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

林彪不大可能去执行这个任务,他指挥作战的本领的确很大,大到朱德称第一,没人敢跟他争老二。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了解,其实他是个运动战的顶尖高手,如果让他指挥志愿军,依照他的作风,大概率会把联合国军放过鸭绿江,在辽河平原或者松嫩平原实施分割包围,那里的地形比朝鲜半岛开阔,更适合大兵团机动。然后包几个特大号的肉包子,接下来再生吞包子,或者干脆砸个稀烂——对印作战他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经历,他对这里的环境太熟悉了。作为一名军事专家,他会更倾向于,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打有把握的仗,所以这样的推论十分符合他的情况。然而——这样的包子极有可能馅大皮薄,被戳到漏洞百出。这倒不是想要否定志愿军的战斗力,如果参照美军陆战一师的水门桥大逃窜,这样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极大。并且,这样的大号包子,能不能包上都是个大问题,这需要参考联合国军的机械化水平和火力强度,以及经历过太平洋战争、对德西线作战锤炼的上百万美国大兵,以及被现代化军事理念所灌输的美军指挥员——我们现在仍旧可以叫他们纸老虎,或者也可以具体一点,叫做:纸老虎的纸牙—— 一掰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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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20:1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2 也离不开工农的领导

现在清楚了,早期的武装斗争,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秉持的是什么样的策略,其实就是跟随太平天国的脚步。通过发展以上述三个为主要的革命根据地,争取在其中之一完成有效的突破,并且以夺取其中心城市为成果,以图达成夺取南京的目标。

在反对军阀割据的北伐战争中,本来已经完成了,对南京的占领,但是由于内外反对势力的干预,把蒋拉拢过去,使得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失败了。在孙文的规划里,这个民主政府是一个,既反映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府,也是一个,反映工农利益的政府,说白了,这是一个可以消除阶级对立的政府。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允许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也就说明,现在也没有离开这条道路。

舆论的口径,都是拥护孙,贬斥蒋,这就表明,我们认同新三民主义,认同孙的工农政策,同时,更重要的是,认同其革命的策略,尤其是在对待工农利益的问题上十分的积极主动。那么,同时拥有两党的党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不会愿意看到,组建兼顾各方利益政府的努力,就这样被破坏掉。因为当时的人,不可能不会,去参考太平天国的经验,就像现在的人,不会忘记三年自然灾害,不会忘记文革。而太平天国的斗争,的确是被镇压了,政权并没有持续很久,所以在当时,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工农的领导下,会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是工农群众的政治诉求,却与日俱增。也没有人会相信,工农参与的政权,会保护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但是显然,在缺少工农参与的情况下,北伐不大可能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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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20: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么,为什么在早期,他没有依靠工农呢?没有像洪秀全一样,组织工农武装来进行革命呢?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工农的力量,还是他压根对工农就没什么阶级情感?如果这样的话,他后来就不会发明新三民主义,就不会把扶助农工提出来,当成政治纲领。

合理的解释,不会离开太平天国的经验,同时与国内外两股势力进行决战的失败教训,使他转而依靠海外华人,和外国政权的支持,包括日本、苏联,还有日本。这里要说日本,因为日本在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方面是成功的,不但保护的了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保护了日本人民,免受西方的殖民者盘剥,的确是兼顾的各方面的利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自然也就成为,孙争取的对象。

孙在国外的游说,大有些苏秦游说六国的风范,一时间也是风流人物。他为革命争取到的支持自不必说,不过,日本的政客们也不是少年儿童,掏出两块糖哄哄就能卖命。孙之所以是孙,和普通的政客自然有所区别,而这种区别,并不是体现在政治利益的交换,那样会显得很龌龊。而在于理念,政治理念,在于对日本朝野的影响力,和对国际关系的洞察,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并且包含实质性的支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其认同,并肯于与之合作。

这样的话,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就能够理顺出来,一条比较连贯的路径。也能厘清,在这条路径里面的经验成分。成功的方式方法会沿用下来;失败的方法,会尽力避免。所以,孙文在早期,没有走工农路线,而是创造了另一条路线。直到十月革命的成功,才使他肯下决心,依靠工农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于是我们又发现,近代以来,以及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过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工农的参与,也离不开工农的领导,更离不开,建立反映工农利益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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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5 18: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3 一个奇迹般的存在

现在可以确定在当时,战略方向的分歧,并没有为人所熟知的那样尖锐。在围绕夺取南京的总目标要求之下,一切工作其实都有条不紊,扎实有力。对于夺取大城市的期望如此迫切,虽然给人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觉,却也反映出,对于实现这一目标严谨的针对性。

秋收起义之后,红军转入积蓄实力的阶段,并据此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措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去实行,夺取南京的总目标。而秋收起义的直接目标,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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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5 18:4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尽管如此,战略方向的分歧仍旧没有被消除,反而随着局面的恶化而加剧,仍旧摆在那里,不得不去面对。对于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又是如何面对这样凶险的局面,又是如何能够做到,从容自如的去应对。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群杰出的青年,他们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后人应该承认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然而,我们比对一下即可发现,这是一个啥样的年龄段,二三十岁的人,应该去干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认为,时代不一样,那时的人所经历的考验,要远远比现在的人残酷,所以会成熟的要更加的早,要更加的快。这样的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现代人所面对的环境,要比那时宽松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和那时相比,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只要一出手,就可以迅速搞定,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功夫。

如果这样的话,显然是低估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也低估了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利因素。更重要的是,低估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低估了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取得的建设成果。也低估了,为保卫和建设新时代,在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民群众——他们用辛勤和坚忍浇筑共和国的根基,他们才是一切一切的根本所在。

所以对于这样一群人来说,能够去应对这样凶险和复杂的局面,应该是超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才应该明白一种继承关系:太平天国的斗争经验,是怎样深刻影响这一群青年人的。若是没有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些人能够把这样的经验,迅速有力的付诸实践呢?就像现在的人,要牢记改开之前的经验教训,要将改开进行到底,这是一样的道理。而能够传输这些经验的人,必定也是关系匪浅的人,在他们年龄很小的孩童时代,就把这些东西传导给他们,反复说教。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把这些东西牢记在心,不会被复杂的环境压扁,从而表现出,与他们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和老练。

但是,能够把这样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却远非常人可以做到,而他们做到了。他们是一群继承者,继承了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是一群开拓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未来;他们是一群创新者,创造了前人无法企及的伟业。 67250c1b606c7691b52880ecd7d6ae33.jpg

于是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男人,其实应该是男孩——是怎样成为太平天国的首脑人物,就不会觉得匪夷所思,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而这样的少年英雄,就被认为,是历代农民起义中最为完美的形象,此人便是石达开。在他十六岁那年,他就成为四千多革命战士的主心骨,带着他们追随洪秀全征战。

如果说二三十岁的年纪就干大事,已经足以使人眼前一亮,那么一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应该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太平天国的栋梁之才,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这符合一句诗词所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光绪是打算找外国人来充当骨干的,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哪国人,来给康有为梁启超当领导,推进变法。其实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也可以参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其实大多是从别国引聘人才。但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是,各国语言不同。朝会的时候,经常是掺杂着南腔北调,不知那时有没有专门的翻译。不过像苏秦张仪这些人,大概也要先过语言关,就像现在的人,要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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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十几岁的年纪,担任这样的角色,石达开的确是古今少有。因为他所承担的工作,难度很大。既要冲锋陷阵,又要吟诗作赋;既要搞政权建设,又要做战略谋划,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无所不能。这样的任务,又经常亲力亲为,恐怕就不是其他的杰出人物所能比拟。这样的话,就很难不让人,对他的真实年龄产生疑问。或者说,这压根就是讹传。因为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单说作为武术宗师来说,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打遍天下无敌手?项羽有这个本事,项羽起兵抗秦的时候,已经二十三岁,比石达开大了七八岁。但是项羽以勇力著称,缺乏谋划能力,这就要比石达开逊色不少。

即使石达开的年龄真的被讹传,也不影响后人对其功绩的评价。不过,却有一些被理想化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流行的看法,使石达开的功绩,很有一些遥不可及的感觉,有些类似于黄帝大战蚩尤的传奇色彩,于是就把他,从整个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剥离出来,和洪秀全等人隔离开来。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所做的,也是不合群的事。而不合群的事情,又往往被认为,缺少可操作性,慢慢的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

又比如政权建设,并非只有石达开会弄,洪秀全等人就不会了?这样的看法成立吗?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石达开搞的政权建设,可能比其他人更加有效,但是,也不可能掩盖其他人的功绩,也不可能代替整个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这样的话,石达开的年龄,被讹传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一旦石达开,以一个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涉世未深的形象,被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其合理性就会大打折扣。石达开的形象越是高大,人们就会越是认为,他干的事情越离谱—— 一个半大孩子,能折腾出来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他干的事情越正确,就越会被认为,洪秀全等人越没本事,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无形中就把太平天国贬损的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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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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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贬损,只会对当时的朝廷有好处。所以,石达开应该被理想化了。这样会影响人们对革命的态度,人们会怎样看待革命者——人们就可能认为,革命者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那么,这不就是被孤立了?或者说,与群众的距离拉大了。

——这是思想上的坚壁清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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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 20:3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当时,战略方向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无法否认,他伴随革命斗争的历史产生,随着革命的实践,也在向一致的方向发展。接下来一步,便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时的情况,大致被约束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因为北方除了陕甘苏区,并没有几个成规模的地方。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虽然在长江以北,但是鉴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和其他几个比较大的苏区,在战略行动上高度一致的协同,就不大适合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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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情况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歧的本身,这是表面现象,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显然是停留在感官层面。所以,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便挖掘出其深层次的原因,才可以对事情真实的一面,产生足够明白的认识。但是,这方面的认识,显然还不够充分,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认为,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式,是从苏俄引进的,是听命于斯大林的,这并不妥当。前文已经说明过,天朝田亩制度才是土地革命的真正源头。然后又有观点认为,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苏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苏联的物质支持,和战略上的大后方,以摆脱长征以前根据地四面受敌的状态。这样的观点不能算不对,但是并不完全。因为这样的观点没有认清革命前辈们,在谋求战略主动的方面,高度的自觉性和极为顽强的主动性。

但是,起码在上井冈山之前,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还在主张向大城市,不计后果的全面进攻。通过阅读历史教科书,大家都知道,全面进攻大城市不正确,但这仅仅限于当时的军事量对比。在政治上,并非毫无理由。最为有力的事实在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农村地区良好的革命土壤。我们仍然需要回忆一下当时的社会面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手持镰刀斧头,高喊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围攻地主的深宅大院,简直是势如破竹。此情此景,螳臂当车的阶级敌人自然是伸手不见五指了。这样的形势,简直是高涨的,夺取那些中心城市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实际上,如果不夺取中心城市,土地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城里的敌人随时会杀出来捣乱。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一条路径,一条敌人反扑的路径,也是战略退却的路径。实际上,就是一条离中心城市越来越远的路径。在中央苏区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这条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了。我们也可以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是一次战略决战。是在拼老底,不幸的是,苏区的老底被拼光了。我们仍旧要注意这里面的经验成分,如果在长江以南,还有一定程度的回旋空间,那么谁也不会选择进行战略转移,离开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而农民更不愿意,因为他们不可能把土地搬走,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自己的土地。如果保卫不了,就只能被还乡团抢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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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来说,从八七会议之后,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战略退却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全过程,也包括其他苏区的全过程。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签署双十协定,这个战略退却才告结束。

那么也可以明确,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战略退却,无非是因为老区非常贫瘠,养不了那么多兵,无法支持长期的战争需要。所以,就要求得到更为富庶的地方,好养精蓄锐。在此情况下,进行战略转移也是势在必行,以图找到更好的落脚点。一个情况仍然需要提起注意,战略转移的行动,到底是怎样提出来的,究竟是某个人的意见,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说如后来的状况,要进行长达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还会有多少人赞同。最大的可能是,多数的意见认为,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转移之后,还能够恢复元气再杀回来,这样才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所以在那时,大家会普遍认为,红军具备,在较短时间内反败为胜的条件——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否则的话,就会遵循跳出外线的倡议,就地分散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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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会导致,大多数人同意进行战略转移呢?如果因为,当时在战略方向的分歧,就对一大部分人的战略谋划能力抱有怀疑态度,那么这样的怀疑是不成立的。这样无法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甚至有的人,把马列的著作倒背如流,一个字一个字倒着背诵,这样的人也是有的,这样的人不知道算不算才子。虽然这样的本领,和战略谋划能力不太搭边。但是这样的顶尖人才绝对不会是那么一两个,三五个,十个八个——而是一群,一大群,要用几十几百,甚至上千来计算,只有这样才有条件,产生神级的人物。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的话,这样反败为胜的条件,必定有转化成为现实的很大可能。否则是不会被通过的。除了沿湘江顺流而下,占领长沙,然后一路杀向南京,似乎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而这条路,就是太平军占领南京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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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16:3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5  人间正道是沧桑!

关于石达开的出走,大致就是因为被洪秀全所排挤,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石达开并没有自立门户,一直在外围牵制清军。同时,又在寻找机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开辟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虽然这样的努力失败了。

这里仍旧需要,再次强调,太平天国的创世思想,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太平天国的政治组织制度,是要继承和发展“周制”。这个“周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洪秀全高频率的分封王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和2000多年以前的周朝时期相比,区别在于,中央对这些王侯的牢固掌控力,使他们具备很高的忠诚度,做不到所谓的“分茅裂土”,成为土皇上。

而且,这些王侯大多都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很少会因为朝廷的拉拢叛变。由此可见,一味的抨击嘲讽太平天国的分封制度,并不是太合乎情理。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因为分封王侯而导致的叛乱与分裂,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这样的条件下,搞了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公有制。奇葩不?一帮与平常百姓格格不入的王侯,甚至在人们看来,和古代的那些王侯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么一帮人,在搞公有制,在给底层群众平均分配土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表扬的。洪秀全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位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起码他在理论上做到了,以底层群众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现在,中央对地方牢固的掌控力,仍旧在有效的延续。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太平天国推翻了朝廷,这个分封的路子,就会推广到全国,那时的领土面积比现在大的多,民族成分也更复杂。那么根据太平天国政权的稳固程度,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是在全国范围里面,也可以做到,相当程度的稳固,很难出现诸侯称霸一方的情况。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下,仍旧不会脱离太平天国,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么石达开为什么没有自立为王呢?一直使用“翼王”的称号,和洪秀全保持上下级关系——他并没有脱离太平天国。另外,与之相似的是,现如今的政治格局,尤其是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乃是分封制度的一种,而美利鹰乃是其前台打手,企图挟天子(英王)以令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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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治组织制度,和当时的英国,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关系。既然朝廷的帝制,在和英国的较量中失败了,那么就有理由用新的政治组织制度,来与之竞争,这个理由成立吗?

——洪秀全的确是在这样做。

这样的话,石达开的所谓出走,就变得疑点重重了。或者说,根本不能叫做出走,而是应该叫做战略调整。其目的,乃是为了,打开局面,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

于是,有一次大规模的搬家行动,到达湘江上游的全州、永安一带时,石达开兵败的阴影,开始明明白白的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沿湘江顺流而下,是太平天国进取南京的道路,看起来很诱人,也很有说服力;渡过湘江,向西边进击,则是重复石达开西进的道路,是一条死路。于是,犹豫和争论开始密集的发展起来。

如今我们仍旧要高度的赞扬,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用血肉之躯,和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换取了,在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那么仅仅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间。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央指挥机关否定了沿湘江向北发展的战略路径,转而向西边渡江突围,走上石达开的老路。

这样的话,在当时,悲观的情绪在蔓延,大家会反复求证,这样做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但是这样的疑问,最后都落在了,奔跑如飞的双腿上。

那么“北上抗日”的口号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长征初期的行动路线,,其实是远离抗日前线的,和“北上”的路径并不吻合。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口号,在长征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不是遵义会议提出来的。向北转进乃是共识,而不是哪一个人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有足够的依据。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几个月,方志敏在闽浙赣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在北渡长江的过程中失败了,方志敏也牺牲了。这样的话,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才变得合理,否则的话,为什么不经过南昌北上呢?在那里,可以直接威胁南京,过江后,又可以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样不好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真的过了江,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上了,又能咋样?中央军都打不过日本人,红军能打过吗?这个逻辑成立吗: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红军打不过蒋介石,然后红军就能打过日本人?

那为什么要把“北上抗日”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方向提出来呢?明明就是往老虎嘴里钻,躲都来不及。这里就需要探讨一下。必须承认在长江以北,具备了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条件,才是肯于痛下全军向北转进的决心。而且,必须要有比中央苏区条件更好的地方养兵,这样才合乎情理。我们知道后来陕北是最好的选择,但那是“后来”,在最初决定北上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图,谁都说不明白。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国民政府留下的政治真空,成为建立根据地的绝佳土壤——在长江以北。

这样就需要再次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因为只要朝廷还在,只要满清皇帝还在,就会有一大批顽固的大地主,唯其马首是瞻,同革命党死磕。这是有理由的,比如张勋的辫子兵复辟。

宣统退位以后,这批顽固的大地主转而依靠北洋军阀来维持统治。经过护国战争、护发战争、北伐战争,大地主的统治,随着北洋军阀的溃败结束了,被迫大量抛售土地,于是更多的小地主和富农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被迫解散,转化成治安队,战斗力大幅下滑,没法大规模自卫。这使得日本人有机可乘,制造华北五省自治,接下来就要继续支持武汉汪精卫政府,把长江以北收入囊中。一时间人心惶惶,地主阶级继续分化,自然有一部分人,既讨厌蒋,又不喜欢日本人,这就是可以争取到的支持,也是最重要的饷源。这样的话,又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北上抗日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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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北上抗日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暂时放弃了夺取南京的战略意图。等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49年,解放战争来到摧枯拉朽的阶段。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很长,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也很曲折,从西南到西北又从华北回来,绕了一大圈。于是一首诗说的很贴切: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个时间太长,等的天都“老”了;这个过程太曲折,一路上全都是“沧桑”。这里也能发现,南京这个地方,在革命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需要用多么复杂的情感来表达,壮志得偿的雄心。而这样的情感,则来源于,这个久经沧桑的地方,是历代农民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重要节点——这其中,有大明王朝,有太平天国,有国民政府,还有人民的共和国。这里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开端,解放南京,也就标志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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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0 20:2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26  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通过上文给出的信息得知,清朝末期,实际处于大地主的统治之下,慈禧是其代理人。光绪要变法,也要先突破这些大地主的阻力,这些大地主,也可以称之为“豪强”,和历史上的那些“豪强”,可比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所熟知的汉光武帝刘秀、曹操、陇东李世民李氏集团等等等等,就是属于此类的代表。他们称霸一方,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且不停对中小地主进行掠夺。豢养大批农奴和家丁,其数量,常常能够达到数万或者数十万人的规模,因而就具备了,超强的动员能力,只要其首领一声令下,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组织起来参战。看看这样,和现代军事强国有的一比呢!

他们在国家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常常担任正面角色,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栋梁,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于是他们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军、隋唐英雄、大明英烈……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扮演不友好的角色,叫板中央政权,企图取而代之,而且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秦灭周、安史之乱,比如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清前期的三藩之乱等等,这些豪强往往,同分封的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们对这些所谓的“豪强”,就可以另眼相看了。他们的能量很大,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来说,他们在样貌上和普通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胳膊两只腿。当然人的繁衍也会变异,所以每个人的身上,可能都会发生变异。有的人可能少长出一只手指,就是一个四指人;有的人,皮肤肥嫩像雪花膏,几乎没有肉色,传说就是叫安禄山的;也有的人,可能多长出四只胳膊,一共六条胳膊,这样的人打架会占便宜,可以使出无影手,传说刘备的胳膊很长,长到快要耷拉到地面。而朱元璋据说奇丑无比,长了一张水瓢脸,能把小孩子吓尿。其实还有一些个长尾巴、一些浑身是毛、或者两个脑袋的人,现在也有发现。所以这些个豪强,除了营养比穷人好些,似乎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

但是,生活在光绪、宣统时代的所谓豪强,命运好像就不太妙妙了。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要革他们的命,就连原来他们可以随意惩罚的奴仆婢女家丁,还有一些个穷亲戚,这些个苦主,都敢于对他们说不,敢把他们送到极乐世界,更何况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些个大地主,也是经历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游戏,才有了如此的地位,他们容易吗?尤其是为了长毛,为了浇灭太平天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样的大功臣,难道就没有资格,拥有个几万亩的土地吗?难道他们就没有资格,继续指挥那些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弟兄?其实,即使他们不去指挥,这些弟兄也会坚定的跟他们走,不会听从别人的指挥,哪怕是贵为一国之君的皇上,所以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成了朝廷不得不倚仗的救星了。

于是后来,袁世凯很得意,他手下的北洋军,已经成了他的私人武装,光绪和慈禧可能动过不给他发军饷的念头,或者拿军饷来要挟他,这个很可能是发生过的历史。但是显然,即便朝廷不发饷,袁世凯也是会有筹措的本事,所以他可以不动如山。而他想要动的时候,也能够做到动如脱兔,最后把大清送进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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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党来说,宣统的退位,还是有些换汤不换药的味道,袁大头很快就接替了皇上干的活。他和革命党也是有妥协的,比如说,接受了共和制,自己甘愿做一个小小的总统。甚至在他后来登基称帝的时候,也在模仿周制,来安抚那些对太平天国有着浓烈思念情感的人,那些客家人,洪门子弟,和数以万万计的工农百姓,还有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太平军战士,以及这些战士的亲属和后代,现在我们叫他们华侨,因为他们的加入,海外的洪门组织又得到加强,而且他们,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几近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不大可能进行持久的抗战。

袁世凯很聪明,他表面上哄孙中山汪精卫,要给民族资产阶级一些出路。实际上,他带领这些豪强地主,先下手为强,垄断矿山港口、工业原材料,强行出资办厂,制造了一批大官僚资产阶级,让革命党靠边站干瞪眼没办法,直到孙中山被气死。虽然这样的政治争斗,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但是,有足够的的理由认为,袁的行为,是戊戌变法的延续,在顾及大地主的利益的前提下,或者说,他就是在维护和扩大这些大地主的利益。而他的理论来源,则大多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成果,兼有戊戌变法,和《资政新篇》的内容,也会象征性的包含一些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内容。这样,他的所作所为,和原来满清的统治者,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也可以认为,袁世凯的北洋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满清的奴隶募兵制,也就是八旗制度下的奴隶兵役制度,所以是有进步的。北洋军在当时,也属于比较先进的一种,根据现代化的军事制度改革而来。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北洋军的将领和兵员,大多来自淮军,也就是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虽然这支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所谓的豪强武装,但是,李鸿章对淮军的影响,仍然有很大程度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慈禧做不好李鸿章的工作,淮军能不能被拉上甲午战争的辽东战场,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如果他不去效忠主子,还能干些什么?但是之后的事情说明,北洋军的确没有被朝廷所用,而是转变成了军阀部队。

所以从一开始,北洋军就属于豪强武装。如果这个说法有些粗暴,我们也可以迁就一些:北洋军是一支“来源于豪强武装”的“准中央军”,这样合适不?——合不合适,还是要看结果,这支部队最后的结果,就是军阀混战的工具,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北洋军的骨子里就是豪强武装,虽然经过朝廷改造。

所以在袁世凯手下,北洋军可以说是一支诸侯部队,“烽火戏诸侯”的“诸侯”,“虎牢关十六路诸侯”的“诸侯”,这个存在,加上袁世凯专权,和多年以前的“董卓进京”简直可以一较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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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北洋政权的覆灭不可避免。一方面对内,残酷压榨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工农群众,一方面,对外忍辱求全,难以完成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任务——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成绩,这个谁也无法否认。因为对待满清后裔的媚喜态度,必然会开罪于全国人民,革命党仍旧是一群洪门弟子,和满清皇朝不共戴天;也会间接引起列强的不满,因为列强不会愿意看到,满清后裔和新政府其乐融融,妨碍他们的掠夺大计。而工农群众则更愿意看到,那些满清后裔,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能够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大家都安居乐业,不再相互仇视。那么,这样的平等关系,又该如何建立呢?

只有在红军胜利结束长征以后,答案才慢慢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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