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散记（不定期更新）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0-11 15:53

11 奴隶的梦

每个人大概都会做梦，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梦的成因，科学家绞尽脑汁去研究，仍旧还没得出明确的结论。梦境有的时候美好，有的时候丑恶。有人认为，梦境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认为，梦境是高级思维活动的表现，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当然也有人认为，梦境纯属主观臆想，就是睡够了之后胡思乱想。有的人相信梦境，有的人不相信梦境。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人终究还会做梦，会梦呓，会梦魇，会白日做梦，会黄粱一梦，会醉生梦死，也会如梦初醒。所以，人不会不做梦。

既然无法制止，梦就会如影随形，侵袭人的内心。人们渐渐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梦境，学习如何开导自己，把梦境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

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梦境，相信美好的梦境，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向着梦中的美好奋进。因为他们相信，梦中的美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梦想，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也会有自己的梦想。于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们在特定的国度，做了一个特定的梦，这个梦叫做“中国梦”。

因为人物角色不同，梦想也不一样。换句话说，梦想因人而异，因为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也有差异。中国人有中国梦，美国人有美国梦，日本人有日本梦，巴西人有巴西梦，诸如此类。

不做梦的人是不完整的，人首先要做梦，然后才有梦想，接下来再向着梦想前进。他很亲善，亲善到和每个人都亲密无间；也很依赖，依赖到不请自来，人们无法摆脱。

当梦想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行为指南——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那么他就被赋予了政治内涵，不再被某个单独个体的行为左右，具有法理意义，具备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力。所以，梦境和现实生活有一致的一面，他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还能够指引现实生活。

他不属于哪个人独有，也不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独有，他有一个普遍性，一个人人都落不下的普遍性，人人都会做梦。所以，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每个国家和民族，也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人的数量很多，所以人们的梦想也很多，多到成千上万。而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只能有一个，当然在这一个梦想里面，会有几条或者几十几百条内容，但是，的的确确只能是一个梦。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张三，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想要到五星级酒店吃顿大餐。但是，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梦想也是这样，是不是太搞笑。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国家的梦想，是让全体人民都能到五星级酒店撮一顿，但是，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显然不太一样。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号召，让个人的梦想和国家民族的梦想统一起来。于是，有一些人，把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梦想，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让个人的梦想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的人也需要生活，需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也需要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是人就会做梦，或者说，哺乳动物都会做梦。又或者说，凡是生长大脑的生物，都会做梦。人能做梦，可能猪啊狗啊猫啊什么的都会做梦，只要是有情感的动物，可能都会做梦。不但现在的人会做梦，以前的人也会做梦。以前被视为畜牲的人——奴隶，也会做梦。我们可以认为，奴隶也有梦想，奴隶的梦想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梦想叫做“奴隶梦”。

想要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并非只有奴隶，还有其他的同情者。这些同情者，包括权贵当中的没落者，因为各种不情愿的原因，被排挤出统治集团，沦落到和奴隶一样的社会地位，所以会和奴隶们惺惺相惜。因为这部分人同时具备权贵阶层和奴隶阶层的社会背景，又具备奴隶们所缺乏的知识和教养，并且最重要的是:胆子够大，能为奴隶们争取权益，因而常常被奴隶们视若神明——其实奴隶们很可能就把这些人当成神仙。在过去的年代，这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没落的知识分子。

在一百多年以前，大清朝代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这么一个人没落的知识分子——洪秀全。他不但有自己的梦想，而且还把自己的梦想，升格为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他要创造一个人间天国，要带领奴隶们实现梦想，让奴隶们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并且，他的确带领奴隶们，干出来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在史书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于是后来，有一首歌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开头的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0-25 14:09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0-25 14:14 编辑

12 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

现在的人，很难体会过去的那段历史，那个血与火交融的年代。很难体会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忍受艰难的生活，又是如何艰难的求生，乃至于奋进和抗争。

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充满好奇，也许会带有种种不同的目光，或者敬仰，或者不屑，或者无动于衷。这一切，仅仅来源于文献的记载、和课本里面的描述——尽管这些内容可以浩如烟海，尽管这些内容可以倍加详尽，仍然不能给予人们，一个给认知定性的理由，原因是——人们认知的起点不一样。可能有人会说:我的祖辈是农民，他们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是，他未必会告诉你，他的祖辈，也许曾经投身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那场延续将近两百年的运动，现在仍然继续着——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叫做土地革命运动，我们也管那段历史叫做“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这只是一个起点，之所以称之为起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起始于太平天国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一个开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从那时开始，就正式区别于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不再把改朝换代作为目的，而是——将建立反映工农利益、更具近现代意义的新型国家，作为斗争的目的，并且他们不但做到了，还为后人开了一个好头——尽管他们失败了，后人却成功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顽强的斗争精神，还有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植根于内心深处的红色基因。

所以，前人的梦想，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后人。也许他们在斗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会带给后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后人不会忘记，前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给自己带来了多么珍贵的财富。所以，后人才会有义务，去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当洪秀全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会有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并且沉浸在梦中，和大多数人一样，回忆梦中的情节，一半会儿清醒不过来。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他很快会感觉到，肚子里面饥饿难忍——他已经连续折腾了四十多个日夜，没有正经进食了。对于这个大男孩来说，似乎并不致命，他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大男孩，动不动就趴在被窝里耍性子，玩懒，他是十九世纪的男孩，和他同龄的人，大多早已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三十岁则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超过一半的人口，会在三十岁之前离开人世。而刚从梦中醒来的洪秀全，年方二十五岁，他已经熬死了很多同龄人。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要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避免用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是百试不爽的佳镍，当然毫无异议。但是有一些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天下大同的观念，并不是古人独有，不仅仅属于封建的宗法制社会，对现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指引意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我们不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不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呢？事实带来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的不是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伟大的构想，不就是为了建设大同社会吗！

近代历史上，又一次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构想落实到纸面上的，当属康有为——他也是广东人，曾经写过一本《大同书》，在当时引起舆论大哗。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当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在整体上，被看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大环境。只有在这个角度下，才能把建设大同社会的思想，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事物。这个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没落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已经沦落到破落的程度。因为他所为之努力的科举考试，连当时广东省的院试都没有通过。而在那时的人看来，只有到京师里面的紫禁城晃悠一圈，参加一回殿试，得到皇帝的钦点，才是对寒窗苦读的最好回报。为了达成此种目的，除了精湛的学艺，良好的家事世背景也不容忽视。家世背景决定了朋友圈的质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及会否得到名师大儒的指点，而这些所谓的名师大儒，又往往是一些和朝中权贵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们的理念，是当时儒学研究的主流成果。这班人对朝堂影响之大，可就是难以用言语形容了。

洪秀全的家世，似乎并没有给他所需要的帮助，尽管他的家族似乎不那么穷困潦倒，否则他的族弟洪仁，是不大可能在香港活动好几年的。既然不是公派，那么只好自掏腰包，好在他还有稿费可以赚取。洪仁不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偷渡客，那时到处都是偷渡者，从广东沿海出发，到别处谋生。他需要体面一些，不可以太寒酸，以免被金发碧眼的传教士韩文山嫌弃。他在虽然人在香港，离欧洲很远，却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西方的情况，其门派则属于源流于基督新教路德宗的巴色教会。洪仁不但学习的很好，学习完毕之后，又偷渡回来给洪秀全当左右手，帮助洪秀全搞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制改革。这在当时又属一大奇观，不会被圣公会把持的英国议会喜欢，和英国自下而上的君主立宪改革格格不入。《资政新篇》就是此人的杰作，早于戊戌变法四十多年，足见此人不同凡响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洪仁此担碳ず樾闳拇呵锎竺危攀撬簧凶钪匾氖虑椤

龙文心 · 发表于 2019-10-25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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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2 19:13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1-2 19:20 编辑

13 客家人的身份

其实，洪秀全的家世不但不怎么样，而且还拖了他的后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姓，他姓洪。这个洪字，是洪门的洪，朱（元璋）洪武的洪。自打康熙后期，抗清力量复国无望，就遁入民间搞地下活动，但是组织十分严密，并且制定严厉的规章来约束会众，其形式就是洪门的堂会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对外开放，伴随着大量商品的涌入，越来越多的百姓失业，洪门的各级堂会，吸收这些失业人口，势力再次发展起来，逐渐转为半公开的状态。并且，因为社会影响的扩大，使贫苦群众产生了依赖，于是，又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结果，洪门再一次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样半公开的庞大组织，又以各种会所的名号被人熟知。比如四川的哥老会，上海的小刀会，广东的三合会，还有天地会，以及后来水火不容的青红帮等等，由福建南少林的五位师祖分门开创，就是传说当中的少林五祖，起源于明末汉人的抗清斗争。

今天的洪门，有些人已经沦落成为和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同类的角色，靠非法营生度日。但是，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为什么这样说呢?

能够到国外定居的人，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公派，大多数人属于投亲靠友。那么这些亲友，大多是从宋朝开始向海外逃难，到明清又达到一个高潮，并以洪门的组织形式维系华人社群的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想要在国外定居，那么他必定要争取，以某种形式得到洪门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争取坐地户的庇护，然而洪门必定是首选，因为如果排斥洪门，就等于和华人社群分隔开来，成为流浪者，谁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洪门已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组织，把海外华人连接起来。因为不同堂口的分化，其政治特征也呈现一定的向背。有的和祖国亲近些，有的越发当地化。但是，只要还接受洪门的规制，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华人的一份子，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尽管这样，仍旧不可以否定，洪门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清复明——正是洪门与清廷几百年的斗争，才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认为，这种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近现代历史的一条主线。那么，我们既然承认辛亥革命的功绩，就等于承认，洪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为。但是这些对于本文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如果仅仅因为洪秀全的姓，就把他和洪门扯上关系，未免有些牵强。这里就要强调，洪秀全的客家人身份，以及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要远远甚于其他群体和现在的人。洪秀全的家乡，在现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在珠江流域的北江沿岸一带。建筑土楼是客家人的一个习惯，一是可以防止野兽来叼人，二是防御土匪，保护生命财产。早在五胡乱华时期，客家人大举南迁，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随着历朝历代汉人不断南迁，客家人也相互挤压，耕地越来越紧促，常常酿成械斗。到了洪秀全那个时代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随着人口激增，最终酿成了几百万客家人长期的械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而朝廷则沦为调停的角色，兵勇们看着械斗完毕，前来打扫战场，官员进行调停。客家人所依赖的土楼一类建筑，为保护人口的生命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就是另一类的城堡，虽然没有中世纪欧洲的城堡那么奢华，那么高大上。

那么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朝廷很乐意见到，客家人的内讧，这对维持统治是很有利的，自然也就不会将土楼彻底拆除。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拆除，因为这一类建筑也是太多了，再说地主也要靠这个藏匿粮食和金银珠宝。所以打土豪其实不那么容易，且不说那高墙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就是能爬上去，也会有家丁手持刀枪火器对付。

土楼是不动的，人却可以活动。土楼也常常成为洪门堂口的垛头，作为活动的基地，或明或暗对付官兵。于是，土楼是一个使官兵眼花缭乱的存在，他们常常确定不了里面是不是有洪门的人在活动。在兵勇的眼里，凡是不大规矩的汉人，几乎都可以列为怀疑对象，因而需要提高警惕，自然对这类建筑多加防范。而建筑里面的人，则常常被怀疑成为洪门的人。久而久之，洪秀全的“洪”字，就成了危险的代称。而“洪”字的谐音“红”，因为使用频率极高，就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颜色，延展到衣着穿戴上面，成为武装活动的标识。比如方世玉、洪熙官的红花会，帮众都喜欢戴红花；还有红灯照，帮众尽是女子，爱打红灯笼；还有太平军战士，扎红头巾；国民革命军，带红袖标，扎红领巾；还有…

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因为洪秀全的姓，和他的客家人身份，已经足可以使他，不似普通人那样受人待见。而他自己却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个，只把自己当成莘莘学子当中的一个，好像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到底有没有土楼一类的建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居住的那个村子，和周围好几个村子，大约也有几百口人，都属于洪姓一族，沾亲带故。也是一股势力，属于地方官重点关照的对象。朝廷对“洪”，和“红”的恐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挡在他的面前，限制他的仕途。他又该如何突破这个障碍，来取得朝廷的信任呢?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2 19:53

龙文心发表于 2019-10-25 19:09
不错的总结帖，人才啊，建议加封版主职位，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不好意思，才看到帖子。

感谢龙大的推荐，也感谢船长的指引。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没有办法承担版主的重任，还希望多多包涵。

再次表示感谢!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9 08:12

本帖最后由羊羔子于 2019-11-9 10:19 编辑

14 究竟是何方神圣?

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做“西化”。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化”，向西方贴近，也可以理解为“向西方学习”。有些激进的观点主张“全盘西化”，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笑话。那么比较大众的观点是，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起点，是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比较主流的舆论，也是倾向于此。但是这并不是很全面，因为这个观点忽视了太平天国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忽视了“资政新篇”的内容里面，有关于发展新兴产业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探讨，太平天国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因为这些成绩，很快就转化为湘军和淮军的战利品，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实践基础。

洪秀全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当南京外围粮道上的关键节点常州和宜兴，被李鸿章的淮军伙同洋枪队攻破，南京的陷落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个结果，并不符合他创立太平天国的初衷，那他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过，朝廷对于江浙以南，客家人聚居的地区，统治越来越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洪门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攻破了虎门要塞，让朝廷正规军谈虎色变的英国军队，在广州郊外一个叫三元里的地方，被一些组织松散、武器低劣的民团加群众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豕突狼奔，可怜到需要朝廷的官员前来调停解救。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当时，朝廷是多么腐朽没落，这些东西大概也是说烂了。能使人提起兴趣的是，这些个群众加民团的松散武装，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如此神通，做出这般大事。

广州城防坚固，兵员充足，却被英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城北的制高点被占领之后，总督马上卑躬屈膝求和。所以，那高大的城墙，并不是为英国人准备的。既然如此，那又是防备谁呢？答案只能是，以客家人为主体和领导力量的洪门地下武装。这些地下武装的成员，通常是在某一家庭成员加入洪门的某一分支组织之后，全家人都跟着成为实际成员。男女老少各显其能，各司其职，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样的丰功伟绩，自然会传扬到，广州城北的花县——洪秀全居住的村子，和全村人的耳朵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村子，和别的村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会把朝廷的军队和爪牙，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样的地理位置，远离京师，朝廷统治薄弱，给洪门会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滋生土壤。同时，也给外国势力向境内渗透，腾出了空间。传教士带来的，除了长篇大论的经书，新旧约全书之类，还有国外的风土人情，人文世故，和国外的政治体制。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一些想象的空间来思索，怎样让国外的体制，尤其是当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体制，怎样能够成为一种养分，滋养已经快要干枯的朝廷。

作为一个佼佼者，洪秀全必定有这样的成熟观点，来应对他去参加的会试。如果他的思想不够成熟，他不大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搞了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然而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搞得的那些，但是他和冯云山、洪仁搞得的这一套，的确是前无古人。他们研究的是，如何在周（朝）制的框架下，建立更加优越的国家政权。从这一角度理解下，才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确是不同寻常。

那么我们理解这个事情，应该是存在一些障碍，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没有成功。但是并不妨碍对其开拓性意义的认知，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先人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全体人类的命运，做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做出的多么大的牺牲。

这样的章法，大半出于洪秀全的主导，和冯云山的谋划，虽然看起来的确脱离群众。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也十分森严，这与拜上帝会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理念并不兼容，看起来也非常矛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能是周（朝）制的约束了。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理解。所谓的周制，也就是西周时期的体制，以分封制为主要表现的政治体制，诸侯国拱卫天子——这也能解释，洪秀全为什么会封那么多的所谓王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的观念，第一次成为全员的共识，被所有成员接受，并且得到较为广泛的执行。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的人才有了足够的思想条件，做了一件叫做“三湾改编”的事情，将官兵平等的观念，不折不扣的引入现代军队，成为建设人民军队关键的思想要素。

羊羔子 · 发表于 2019-11-16 11:37

15 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

为了证明以上叙述的观点是合理的，需要列出一些事实来进行证明。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人民军队的方方面面，最初都是学习苏联的规制，包括官兵平等的建军思想。其实这是个误读。

实际的情况是，在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1945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的的中心任务，并不仅仅是发展军事实力，虽然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肃反和清洗，把军队里面的旧地主和旧贵族、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清理出去。而且，这部分人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以至于部队的员额大幅下降。

那么从这个情况得知，苏联红军内部的阶级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军队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完成官兵平等的政治任务呢?我们可以认为，有关于这方面的努力，是有效的，但是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这里的一个关键事实在于时间节点——三湾改编的时间是1927年的九月末到十月三日。而苏联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内战后的恢复，政策较为宽松。对商品和投资的需求，导致大批旧贵族混入政权指手画脚，同时也有大批人混入军队，充当定时炸弹。于是在1927年的十月一日这一天，斯大林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告别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也开始了在全社会范围的大规模清洗。这个情况说明在当时，苏联并不具备条件，输出官兵平等的思想，起码做不出来这个样子，那又该怎样教给别人呢？

我们不能证明，官兵平等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同样，也不能证明，是来源于基督教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太平军把这个口号喊的很响。因为这个思想，包涵多方面的源头，里面最大的一个方面，应该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民族关系——汉民族在不断的南迁逃难过程中，形成的互助思想。这种互助的思想，建立在饥寒交迫，和生存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除了子女之外一无所有，并且同当地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就是因为，这种互助性的生存状态，十分接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

在这里探讨人性也许并不合适，但是，在本段内容结束之后，这样的看法大概率会扭转。这种互助思想下生活的人，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小康，但是，即便这样微小的愿望，也经常实现不了，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努力，获取他们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常掌握在大户手里，我们可以把这些大户叫做土豪。但仅仅是土豪而已，是不是劣绅还要另说。

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地主阶级分化十分严重。大部分人逐渐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将农民推向一无所有的境地，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劣绅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为了避免被打土豪分田地，选择缓和同农民的关系，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些人属于土豪里面的开明一类。然而，这样的结果，又加重了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农民掌握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少，无法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最后只好吃等靠。于是乎，这些开明的土豪就成了救主一般的人物。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人属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够妥善处理阶级关系，不让农民造反，修养普遍比劣绅要高出一截，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铁了心跟随他们闹革命。所以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几乎都有这样一批没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家产拿出来充做公用，并且成为农民战争的领导者。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改良分子，也属于开明一类，张居正范仲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他们没有转化成为知识分子当中没落的那一群，所以不能称之为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得意的知识分子。

洪秀全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答案看起来应该比较明显了。他在创立拜上帝会以前，是不是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永安封王以后，他就彻底的以救主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圣库”的设立，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极大的满足了群众对互助的精神渴求。我们也可以认为，圣库是为了临战需要而设立的，但这并不全面，虽然这也是战时体制的一个方面。否则的话，是不需要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头的。如果说圣库的临战意义比较大，那“人民公社”的临战意义又有多大呢？起码在这一代人看来，“人民公社”的生产意义，要比临战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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