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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 11: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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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4 15: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datong2018 于 2018-9-7 08:47 编辑

插图:
  民和禹王峡(寺沟峡)岩画——我看到了“帝”字形图案。
(图片来源:http://www.minhe.gov.cn/html/439/232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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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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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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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书写的三种形态

2018年08月23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赵敏俐



内容提要:书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重要方式,甲骨文、金文和典册文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三种主要书写形态。它们运用不同的书写工具,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在中华文化史上各自具有独特价值。甲骨文和金文以实物传承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书写技术和制度文化建设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它们都属于具有神圣色彩的特殊书写,在中华精神文明传承过程中影响有限。要充分认识三种书写形态特点,特别是认识中国早期典册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双重记忆的功能,将其进行分层研究,与甲骨文、金文书写互补,与当代丰富的考古学成果相互发明相互印证,进而从中华文明的物质考古深入到精神考古,开创早期文明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 键 词:书写 甲骨文 金文 典册文 精神考古

  作者简介: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中国早期,主要指的是先秦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书写文本,虽然历经浩劫,但是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最宝贵的文化思想文本,经过汉代人的整理抢救得以保存至今。以金文为代表的器物书写成果,经历代传承至今者甚多。随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的早期书写文献相继被发现,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竹简帛书,极大地补充了传世书写文献的不足。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文献的出土,让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的书写实物。

  书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重要方式,书写留下来的最基本成果就是书写文本,它成为人类早期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想记录,后世研究人类文化思想最珍贵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的传承渊源有自,流传有序,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学术传统赖以建立,一代代学人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在此基础上进行。在自汉到清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部分文献有过不同质疑、辨伪,然而从总体上仍然对其充满信任,更没有否定由此而建立的中华文化道统。但是由于去古日久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发现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脱简、讹误、异文、增饰,名种文献记载间的矛盾、后世文字的掺入、文献来源的不明,甚至包括后人的伪托和造假,等等。于是,有人开始对传世文献的真伪等问题进行考证,辨伪之学由此而起,这大大深化了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如对传世《古文尚书》的辨伪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再进一步,人们则由对古书的辨伪发展到对古史的辨伪,古史辨派应运而生。仔细分析中华学术这一从信古到疑古的过程,自有其合乎逻辑的内在发展之路,它标志着自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益精细,意味着这些传世的古代文献必须要经过科学考辨,才能获得现代人的重新认可。

  然而,近百年来大量古代文献的重新出土,考古发掘的丰富成果,一次又一次地以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实,不断地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着我们的知识。甲骨文的发现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不经过考证的盲目信古显然不对;根据现有的知识对某些文献和历史记载轻率怀疑或者否定,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还以传世的《古文尚书》为例,虽然它已经被清人认定是所谓的“伪书”,但是其中的“今文”28篇还是渊源有自,其他的一些作品也未必全部为“伪”,清华简中“书类”文献的发现就促使我们对其所谓的“真伪”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另外,随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口传文化研究的进展,可以证明无论是炎黄的神话还是尧舜禹的传说,都不是后人的凭空想象,都有与之对应的文明发展阶段。这一切都说明,以往对传世文献和对古史的认识,无论是早期的信古还是近代的疑古,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抛弃现代人的过度自信,重新恢复对历史的尊重,将被现代人解构和碎片化的中华古史重建起来,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其中,结合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将中国早期文献的书写生成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探讨中华文化传统何以形成等重大问题,尤有必要。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早期文献的书写起码有三种形态,第一是甲骨文的书写,第二是金文的书写,第三是典册文的书写。这三种形态各有不同的书写工具,不同的书写载体,承担着不同的书写功能,记载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内容。时至今日,学者们还缺少对这三种不同的书写形态进行认真的区分和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中国早期书写三种主要形态及其特质进行初步的探讨,特别是以甲骨文和金文书写特点为参照,重新评估典册文的书写和传世典籍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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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甲骨文、金文的神圣书写及其价值

  要将书写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来研究,我们须要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里,文字是苍颉发明的。据《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①由此可知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来讲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书写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文化记忆方式,是在口头语言传承基础上的又一伟大发明。人类最早的书写不限于文字,还包括一系列的图象符号。但文字的发明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有了文字,才为书写记忆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文字起源于何时?对此学界已经有过很多探讨,郭沫若、唐兰、张光裕、于省吾、裘锡圭、高明、李学勤、李孝定、饶宗颐,以及日本林巳奈夫等人在不同时段根据他们所见到的不同材料都有相关的论述。②虽然至今人们对于汉字起源于何时还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但是通过考察早期的刻划符号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中国文字属于独立起源,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殷商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王晖对此有详细的讨论,他认为“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时间相当于距今5000年到5500年之间”。③由此而言,中华文化进入到书写时代,最晚也应该在甲骨文的书写之前。

  人类发明文字的最初目的为何?从一般道理来讲,当然是为了记载和记忆,即寻找一种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将人类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保存下来。但是文字的发明太过伟大,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极其高妙极其复杂的文化创造,它从出现的那天起在社会生活中就发挥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功效,因而古人才会将文字的发明权归之于“圣人”或者“仓颉”。《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⑤分析这两段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文字作为记载人类文明的一种复杂而又高级的形式,它的最初形成虽然来自于先民们长久的文化积累,但是,从最初的个别刻划符号到一种成体系的文字形成,一定有杰出的历史人物在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文化符号,对于文字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初能够掌握文字的一定是少数人,一定是在先民社会中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第三,文字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承载了丰富的内容,谁具有读书识字的能力,谁就具有了相应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也正因为如此,文字在人类早期就成为一种最有力量的文化统治工具,甚至连读书识字也成为某些人的特权。所以,在看似荒诞的“天雨粟,鬼夜哭”的圣人造字神话传说里,传递的正好是文字生成初期先民们对它的认识,以及文字在人类文化发展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古人对于文字的这种敬畏态度,来自于他们对于文字的认识,更可能来自于这些文字在当时的实际应用中的神圣性质。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我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在殷商以前的考古中发现一般的文字记事,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出现在彩陶上,大汶口发现的刻划符号出现在陶尊上,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刻划符号出现在陶片上,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出现在玉器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刻在龟甲上。这些刻划符号可能有记事的功能,但更可能与祭祀、宗教及部族活动有关。这些刻划符号还相当简单,在一件器物上所刻写的符号往往很少,更大的可能是在标记的基础上包含着一些神圣的意义。而它们之所以出现在彩陶、玉器和龟甲上,也显示出这些刻划符号或者早期文字所具有的神秘因素。我国现今发现的最早最成体系的书写实物是甲骨文和金文。⑥这两种书写方式都有悠久的传统,都蕴含着先民们早期对于文字的崇拜,其书写行为本身都带有一定的神圣性质。

  在中国早期的书写文化里,甲骨文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起源也许可以追溯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符时代,这说明,龟灵崇拜起源甚早,占卜传统源远流长。以此而言,作为占卜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龟甲上刻字这一行为本身也具有神圣性,并不属于一般的书写。这源自于先民早期对文字的敬畏、文字的掌握者和用户的文化特权。由于占卜活动的神圣性、殷商王室对占卜的高度重视,占卜活动极度频繁,几百年留下了大量的占卜文字,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得甲骨文的书写成为中国早期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我们可以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殷商社会与周边部族的关系,商代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形态,商代的刑罚与监狱、商代的军队、对外战争、商代的方域地理、贡纳制度。商代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如农业、畜牧业、渔猎技术、商代的手工业,商品交换与交通。甚至可以研究商代气象、历法与医学传统,等等。它已经成为当下从事殷商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甲骨学也因此成为当代显学。

  然而,如何看待甲骨书写在中国早期书写史上的地位,又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在上古文献已经极度缺乏的今天,突然发现了这样一批珍贵的甲骨文,这是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可是,如果从中华民族早期的书写制度、历史传承和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角度考虑,这种神圣的甲骨书写对后世的实际影响却又有限。我们知道,甲骨文的发现,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是王懿荣在中药的“龙骨”上面首先发现了刻写文字,学人们又经过仔细的辨别之后,才将甲骨文认定为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董作宾说:“甲骨学成为一种学问,也是新近的事,五十年以前,不但世界上没有甲骨学,连甲骨两字也不曾放在一起过。”⑦现存“二十四史”中也不见甲骨、甲骨文、甲骨刻辞等名词。也就是说,这种被我们视为至宝的殷商书写,从周代以后直到近代人发现之前,就根本没有人见过,即便见过也无人认得无人知晓。何以如此?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占卜活动具有神秘性,其占卜结果在当时不想让外人知道。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可知,就连殷王在外地进行巡狩、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占卜甲骨,也都带回来统一处理而不示人。⑧所以,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如此众多的殷商甲骨文才会不为后人所知。

  其实,不光是殷商甲骨文的命运如此,关于周人占卜所用的甲骨文后人也不知晓。《周礼·春官宗伯》:“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⑨以此而言,周代虽然不像殷商那样重视占卜,但是凡是遇到国家的一些重要大事,还是要进行龟占的。可是,过去人们对于周代甲骨文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实际是在殷商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学人们受到启发之后才开始有目的地寻找周代甲骨:“甲骨学研究的繁荣和甲骨文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不能不使学者们想到,‘因于殷礼’的西周王朝也应有甲骨文的存在。”但是直到1954年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的刻辞卜骨出土,才有学者“明确指出应为西周初期之物”。⑩也就是说,周代甲骨文的发现,不过是最近60多年的事情,而且其规模也远不如殷商时代。这说明,甲骨文的兴盛期就在殷商,到周代以后便已经衰落。其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占卜在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这种带有神圣性质的活动从此便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因为甲骨文属于当时的神圣书写,有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它的书写内容也有局限。它只记录与占卜有关的内容,每片小小的甲骨也容纳不下较长的记事,其书写也有简单的模式化特点。但它既不属于当时的历史著作,也不承担教化百姓、传达思想等文化功能,而只为占卜者行动的参验,这使它的记事受到了局限,那个时代很多重要的社会活动在甲骨文当中都没有得到记载。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青铜文化的记载。青铜器的发明制造是商代社会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物质生产水平。这些青铜器制作精美,工艺复杂,从矿石的开采到青铜的冶炼到器物的铸成,再到利用这些青铜器而举行的各种活动,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上会有多少人从事相关的工作,青铜器在殷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又有多么重要。“考古发掘中,商代的青铜器种类多而精美,但在甲骨文中的反映却十分地少。在甲骨文中金字未见,从金旁的字迄今只见到从金从马一字。”(11)仅此一例,即可见甲骨文记事的局限。这说明,甲骨文不过是商周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字书写,对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发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当时的书写制度与文化的角度给以客观的评定。

  同甲骨文的书写一样,金文的书写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刻在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中刻在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和良渚文化中刻在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它在早期文化书写中的神圣性同样不言而喻。也许正是因为书写神圣的缘故,早期的殷商青铜器上铭文极少。到了殷商中期,青铜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多数的青铜器上仍然很少有铭文,往往只刻有一些相关符号。这些符号或者是氏族的标志,或者是器主的名字。到了殷商社会的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才逐渐增多,字数仍然有限,最多不过四十余字,与周代青铜器上铸有几百字的长篇铭文不可同日而语。何以如此?是商人不会在青铜器上铸字吗?不是,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繁复美丽,从铸造的技术上来讲,比在上面单纯地铸字显然要难得多。是商人文字表达的能力不够吗?也不是,从《盘庚》、《商颂》甚至从甲骨文来看,到殷商中期,商人的文字书写能力已经相当高了。那么,为什么商代青铜器上没有那么多的文字,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时代青铜器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周代不同。

  在殷商早期,青铜器只有殷商王室才能占有,只有在宗教礼仪中才能使用,甚至是带有某些神圣色彩的器物。早期铸在青铜器上的神秘纹饰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而上面所铸有的氏族徽氏也显示了占有者的神圣地位。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青铜器才有了更多的用途,但主要还是用于礼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其占有者也是当时的王室、贵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妇好墓的发现,里面出土了青铜器共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么多青铜器上,只是在部分器物上铸有“妇好”、“司母辛”、“亚其”、“束泉”等很少几个字。可见,此时的青铜器基本不承担铭文记事的功能。(12)

  在青铜器上刻铸铭文以记事,到了商代晚期才逐渐流行。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使商王及一些上层贵族可以将青铜器作为礼品,赏赐给有功之人,青铜器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拥有者在上面铸字以记功,由此铭文的书写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现存商代最长铭文《小子卣》,已经有四十多字。可见,用金文以记功,是从殷商末期才逐渐兴起的。《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13)在青铜器上铭文记功以祀先祖,是周人把从殷商晚期肇端的传统发扬光大并达到极致,由此出现了许多长篇记事铭文。现存最长的金文为毛公鼎铭文,共497字。此外比较著名的金文如周初成王时的何尊铭文、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孝王时的大克鼎铭文、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文等都是如此。这些长篇铭文记事详细,语言生动,条理清晰,将金文的书写成就推向了高峰。但是,随着周代贵族社会的解体和青铜文化的衰落,金文这一书写方式到战国以后便逐渐衰落了。

  与甲骨文一样,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为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金文书写所以成为中国早期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与青铜器的贵重与铭文记功及记事的庄严和神圣有关。以上举的西周几件最为著名的金文而言,其器主都为周王室的大臣,都有赫赫有名的不世之功。铸器以纪功自然也是极其隆重的举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铭文的价值在客观上就不仅仅局限于为当事者显扬功德以传名久远,更因为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的制度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具有多方面价值的珍贵书写文献。通过金文记事,我们可以研究商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铜器铭文研究周代社会史和文化史,当代学者的成果极为丰富,无须本文赘述。如当代两部比较重要的杨宽和许倬云的《西周史》,都利用了大量的金文材料。比如在论及西周分封制度时,两人分别根据成康时代的宜侯夨簋和大盂鼎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与解释。(14)在海外学者中,李峰也是比较突出的代表,他的著作就大量征引了金文文献,如论述西周与狁的战争,就以多件金文文献为基础,(15)对这一段历史事件作了充实和生动的叙述,这大大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让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那一段的特殊历史。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金文文献看成是最早的私家撰述,它以特殊的方式记载了当时功臣贵族的家世和相关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制作者的尊祖意识和功利观念等等,这对研究当时的家族制度、文化思想等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周代社会那些大量的典册类文献失传,或者经过后世的不断传承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之后,由于金文依赖于青铜器的传承而得到的具有存真效果的长久保存,在“文献不足征”的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中,也就显得弥足珍贵。特别是那些写有明确帝王纪年而又书写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甚至成为进行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的“标准器”,以此作为鉴定相关青铜器书写和历史事件发生时代的重要参照,在复原历史、校订传世文献讹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金文书写形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金文的局限性。它基本上限于殷周功臣贵族用以记载祖先功业,并没有承担王朝记史的功能,其造语用词和描写叙述则带有很大的模拟成分。所以,从书写性质上讲,它的撰写基本上不属于国家行为,不算是王官职事,不能取代《春秋》之类的编年史著作,也不能等同于《国语》之类的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到现在为止,历来传承下来与近代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有铭文的超过了16000件。(16)但是,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合在一起也构不成一部像《春秋》一样的史书,其纪事内容的丰富性更不能与《左传》这样的巨著相比,没有像《尚书》中那样具有重要思想史价值的“周诰殷盘”,自然它更不可能像《诗经》那样全面展示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与感情无比丰富的民族心灵。

  总之,甲骨文和金文作为中国早期两种重要的书写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上古文献极度缺乏的今天,由于甲骨文书写的神圣和秘不示人的处理方式,使今人于偶然中获得了连周人都没有看过的一大批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由于青铜器的易于保存,使刻写于其上的一大批金文文献也流传至今,这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文献。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两种书写方式的局限,它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具有神圣色彩的特殊书写。虽然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也反映了商周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如甲骨文揭示了商周人的天命鬼神信仰,铜器铭文体现了尊祖意识和功利观念,但是它们在几千年中华精神文明传承过程中,却没有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传世典册文献所发挥的作用大。甲骨文在周代以后就不为人所知,它所发挥的真正作用有限。铜器铭文在漫长的古代一直不受重视,金文的成体系研究也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情,这也不是自汉代以后人们的有意忽略,而是因为它的书写功能不同,性质不同,不能与以“五经”、“诸子”等为代表的传世文献相提并论。

  其实,如果突破甲骨文和金文本身价值与不足的讨论,站在更高的文化视野来看问题,会发现一个更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方面:二者均以实物传承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书写技术和制度文化建设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使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参照,同时参考中国早期物质考古的最新成果,重新思考传世文献的形成及其存在方式,进而对传世文献的巨大价值作出新的评估,而这正是下文所要展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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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滥觞于夏商的典册文献书写及其意义

  李学勤曾指出:“对世界历史上各个远古文明的研究,都必须以考古成果为主要依据,例如对古埃及、对两河流域等,都是这样。中国的情况要不同一些,因为我们的历史脉络未经中断,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传流,后世又有大量笺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宝库,足资研究。”(17)的确,中国远古文明研究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研究的不同,是因为中国还流传下来了更多典籍。古埃及、两河流域等的远古文明研究之所以必须依赖考古成果,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流传下来足够的相关文字文献。而没有文字为辅证的实物考古,只能描述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却始终不能建立起生动活泼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之所以传承数千年而未绝,恰恰是因为古人保存并传承下来了大量的早期典册文献。近年来中国早期文化考古,一再证明了中国早期典籍记载的可靠,让我们重新审视其无比珍贵的价值。因此,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的方式,探讨典册书写的形成与早期经典的结集,在当下的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

  典册书写从何时开始?由于此类实物难以保存,至今在考古中尚未发现春秋以前的相关遗物。但是通过系列文献记载,特别是通过和甲骨文与金文的相互参证,我们还是大致能够推测出它的产生时代。

  据上引《周易·系辞下》和许慎《说文解字叙》,知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典册类的书写不会比甲骨契刻更晚。从常理上讲,当文字最初被发明的时候,会有多种方式书写的可能。《墨子·贵义》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19)可见,向后世“传道”,亦即传承思想文化知识经验等精神遗产,是先民们发明文字以纪事的重要目的。那么,这些精神遗产记录在哪里?更大的可能是记录在典册上。当然,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契刻类书写有它神圣性的一面,将这些文字契刻在甲骨上或者是刻在陶器上或者是铸造在青铜器上,可以保证它们传承更为久远。但是,从人类做事求简求便的原则来讲,不会舍弃一般的笔墨类书写方式而反求诸契刻类书写。相比较金石与甲骨上的镂刻,用竹木制简写字以记事,显然是更方便更经济的方式。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0)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21)此虽为后世说法,但也是对先秦相关历史记载的总结。孔甲、尹逸是传说中夏、殷时代著名的史官,史佚、倚相是周代和楚国著名的史官,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古代帝王如军事、祭祀、册封、盟会以及其他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典册类书写早在夏代就有可能产生。(22)从常理推测,既然早在贾湖遗址、仰韶文化等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刻在龟甲、陶器、玉器等上面的符号与文字,从记事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就不能排除当时也许会有文字书写在竹简木牍之上。在中华民族早期的文献中,我们起码可以找到有关夏代曾经存在过典册类文献的记载。《左传》中明确提到《夏书》、《夏训》并引用其文15次,《国语》引用3次,《墨子》引用2次。这些引文,有的见于《今文尚书》,如鲁庄公引用《皋陶谟》,墨子引用《甘誓》(《禹誓》),有的见于《古文尚书》篇目,如“君子”引用《大禹谟》、单襄公引用《五子之歌》,有的在今古文《尚书》中都不见,属于夏代逸文,如《襄公二十一年》武仲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23)这些引用者,或为诸侯国君,如鲁庄公,或为诸侯国大夫,如晋国大夫赵衰、魏绛,或为乐官,如晋国的师旷,或为当时的名人如孔子、墨子,此外还有当时的“君子”。这说明这些名言已经为当时上层贵族和文化人所熟悉,并且具有了经典的价值和权威的力量。以上著作都明确记载这些名言均出自于《夏书》,而不是口传,这显然不会是当时人或作者的向壁虚构,而应该有明确的历史传承。

  我们说夏代已经有典册性文献存在,还可以通过两个旁证说明。第一是司马迁《史记》中有《夏本纪》一篇,文中不但记载了夏代几百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还列出了夏王朝各代帝王的名字。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距离夏代已经有1500年以上的时间,何以会如此明确地写下这些帝王的名字?据他所说是依据《世本》等先秦典籍,并不是他的杜撰。(24)《史记》中与之体例相同的还有《周本纪》和《殷本纪》。《周本纪》因为有周代以来大量的历史文献保存下来,可以与之印证,其记事基本可靠,古今没有人怀疑。《殷本纪》的帝王世系,通过甲骨文的发现也被证实,司马迁并没有见过甲骨文,可是他所记载的殷商先公先王名字竟然基本准确,可见他曾经见过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典籍,有可靠的文献来源,这使我们对司马迁《史记》记事有了充分的信任。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实物证明,但是按常理可以推测其记载的基本可信。

  另外一个坚实的例证是《竹书纪年》的发现。《竹书纪年》本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被盗墓者不准在魏安厘王(一说为魏襄王)墓中发现。书中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前后有1500年以上的时间。如此长时间的历史记载从何而来?如果不是凭空杜撰的话,我们只能承认它渊源有自。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一书,对这部书的编写、纪年作了详细的分析与推算。他认为纪年的编写是有根据的,可以得到当代天文学考古的证实,这部书中之所以出现了关于三代纪年的一些错误,在他看来是由于公元前5世纪的编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作了修改。他为此而做了大胆的复原工作,并自信地认为解决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纪年问题。由此他推测:“我们应该更大胆一些: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解释。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所发现的事情是多么神奇。为了造成现有的错误,这些编者必得知道比他们所处年代早十五个世纪的各种天象,政治事件的正确年份、月份,也可能早至‘结绳而治’时代的日期。”(25)

  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现夏代的典册类文献实物,但是却发现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类的书写工具。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文物中,“有226座墓、679件彩陶壶罐的下腹部或底部,发现有用毛笔之类工具在入窖烧制之前绘写的符号。”早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莒县陵阳河和诸城遗址中出土的陶背壶上,也有“用毛笔书写的朱色符号”。(26)这说明,早在夏代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包括刀刻与笔墨在内的多种书写工具与方法,可以用文字进行比较复杂的记言记事。由此推测,殷商时代毛笔类的书写工具可能已经普及。在现有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中,发现了毛笔字的痕迹。有些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有可能是先用毛笔写好之后才用刀刻上去或者铸上去的。甲骨文中有“聿”字,“象以手执笔形。”无论甲骨文是先书后刻还是直接刻写,殷商时代有其他书写工具,则是被学界所认可的。如艾兰就认为,“不过有理由相信,卜辞在刻上甲骨以前,先是以另一种形式记录的……这种记录可能是用毛笔和墨作出的。”(27)

  典册类文献很有可能从夏代就已经产生,到商代应该有较大的发展,以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的考古发掘相印证,有关殷商时代典册文献的记载也更为丰富。《尚书·多士》载周公对殷商多士的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注:“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28)可见,商代的典册类文献一定不少,这些文献不像甲骨文那样神秘,可以流传于社会,周公看过,殷商遗民也全都知晓,所以周公才会以此为证来教训殷代遗民。有幸的是,甲骨文虽然很少记载除占卜以外的事情,却无意中保存了“册”字和从“册”的字。关于“册”字的释文,学者们多有不同,笔者个人的看法,还是罗振玉、徐中舒、李孝定等人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的解释最为可取。王襄、屈万里举《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和《金縢》中的“史乃册祝”例所作的解释也可为辅证。徐中舒说:“甲骨文‘册’字之竖画有一长一短作形者,亦有长短相同作形者,其竖画之长短参差当由刻写变化所致。卜辞中有‘爯册’、‘册’、‘乍(作)册’等语,故殷代除甲骨外,亦应有简册以纪事。”(29)李孝定曰:“《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笧,古文册从竹。’于文册象编简之形。凡编简皆得称册,不独符命,许叔重取其大者显者言之耳。……且殷周之际,舍甲骨金文之外亦必有以简册纪事者矣,第以竹木易腐不传于今,然则金甲文之册字,亦必取象于当时之编简盖可断言也。”(30)其从“册”之字,如“嗣”字,《说文解字》将此字解释为“诸侯嗣国也,从册口,司声”。《甲骨文字典》又将“嗣”字解释为“祭名,备册辞以致祭。”(31)以此,知商代许多重要活动都要记录在“册”。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书写是甲骨文和金文,但是在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书写还是典册类的文献。有记事的需要,有书写工具的发现,有传承至今的文献,有相关的历史文献在先秦就被引用的证明,有甲骨文和金文的书写水平作辅证,这一切都说明,典册类文献的书写,应该至少从夏代就已经开始。它们与甲骨文、金文的书写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最主要的三种书写形式。这些典册书写从夏代开始滥觞,到殷商时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将《盘庚》三篇与甲骨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篇幅上的差异。(32)一篇甲骨文,不过短短几个字、十几个字,多的也不过几十个字,百字以上的极少。可是《盘庚》每篇的字数都有数百,其中第一篇有570多字,第二篇有480多字,第三篇有220多字。从书写分工的角度来看,像《盘庚》这样重要的商王训告,必然有与之相应的书写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而这正是这些典册所承载的使命,也是先民们发明文字用以记事的重要目的。

  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周初的文字书写形态进行对比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知道,西周初年的书写形态基本上也同殷商时代一样,有典册文献,有甲骨文,也有金文。以现今《尚书》中《周书》部分文献与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作为对比,最为成熟的是如《周书》这样的典册文。它书写与制造方便,能够容纳更多的文字内容,因而才会产生如《泰誓》、《康诰》、《梓材》等数百甚至上千字的巨制。学者们如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西周初年的物质文明发达水平尚不及殷末,当时的甲骨文的完整性与青铜器的华美都不及殷商。以此可知,殷商时代的典册书写水平决不会在周初之下,而现存的《盘庚》一篇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明。

  和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神圣性不同,典册类书写有着更强的实用性,它的功能多样,内容丰富。它不仅是简单的记事记言,其中更多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早期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智慧,是后人学习的法典。《左传·隐公六年》引《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左传·庄公十四年》引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33)春秋时代的人们之所以不断地引用这些话,不正说明这些话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吗?如《墨子·兼爱下》引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34)《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35)《国语·周语上》:“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36)汤祷之事,历史上多有记载,三部著作所记录的语言虽略有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由此而言,《汤誓》所以被传承下来,不正是由于这篇文献中展现了成汤作为“圣人”的自我担当精神吗?典册类文献中所包含的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内容,正是它所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基础,也是同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不具备的。

  典册类书写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承担了早期先民记事记言的文字书写功能,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早期建设。它不仅记载历史,记载言说,而且记载了先民们的经验智慧,记载了他们的思想。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当属于《易经》的形成。

  《易经》的编辑源自于上古时代的占卜活动。作为占卜活动的记录,殷商甲骨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但《易经》中所依据的并非是殷商时代流行的龟卜,而是另一种占卜方式,即筮卜。事实上,这两种占卜方式在殷商时代是同时存在的。《尚书·洪范》所记为武王克商之后向箕子请教治国之法。箕子所授的洪范九畴据说是从大禹时代所传,自然也是商人所遵守的治国之法。其中第七为“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37)从这段话中可知,在商代文化中,龟占与筮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遗憾的只是由于筮占的文字材料不能像甲骨文那样易于保存,所以迄今为止没有被发现而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存《易经》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商人筮占的经验总结。这说明,周人所继承的殷商占卜文化,更多的是筮占而不是龟占。所以如此,则因为筮占比龟占更为“科学”的缘故。这从两种占卜方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出来。龟占的方式是通过观察甲骨上经过钻灼之后的裂纹来判断吉凶,而筮占的方式却是以蓍草的数字演化而排成的数字序列来判断吉凶。前者更看重经验的因素,而后者却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关于龟占和筮占孰优孰劣的问题,自古就有争论。《左传·僖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杜预注:“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然而根据我们上引《尚书·洪范》之论,并没有“筮短龟长”之意。故《左传》孔疏曰:“案《易·系辞》云:‘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然则知来藏往,是为极妙,虽龟之长,无以加此。圣人演筮以为《易》,所知岂短于卜?卜人欲令公舍筮从卜,故云‘筮短龟长’,非是龟能实长。”(38)以此而言,所谓“筮短龟长”之说并无实据,古人对于这两种占卜方法都是认可的。《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39)这也是在周代卜筮并用的记载。

  但是如果我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殷人重卜,周人重筮,可能也有一定道理。对此我们可以从这两种占卜方法的不同特点上作些分析。甲骨的占卜方法,其核心是观察钻灼后产生的兆纹。兆纹的变化无常,其吉凶与否主要根据主卜者的经验。而上古时代赋予龟的神性,以及占卜者可与神灵进行沟通的不凡能力,都为这种占卜方式提供了神秘的因素,这很符合殷商时代的文化特点,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而筮占则不然,它首先建立起了一个以八卦为基础的符号系统,并将之与自然物象结合在一起。此即《周易·系辞下》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0)在具体占卜时,每一卦每一爻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各卦各爻之间却有着数理变化之间的联系,因而在长久的筮占经验中,自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筮占比龟占更具有理性精神,这也许是后来龟占逐渐消亡而筮占却保留下来的原因。笔者猜想,同殷商时代龟占将记录记载下来一样,筮占的结果也应该有所记载,所不同的是,龟占的结果直接记录到了甲骨上,而筮占的结果则应该记载在早期的简册上。《周易·系辞上》:“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41)这里所说的“观象”,指的就是筮占之象,这里所说的“系辞”,并不是指《易传》中的《系辞》上下,而是指每一卦象下所记录的说明文字。

  但是现存的《易经》所记录的并不是商周时代每次占卜的具体结果,而是对筮占理论和经验的全面总结。显然,这种经验总结,是不可能刻在甲骨上的。不仅如此,在至今所发现的十余万片甲骨里,虽然记录了大量的占卜活动,但是却基本上没有记载殷人的占卜制度,没有记载龟占的具体方法,也没有记述龟占的基本原理。这些内容已经不在具体的龟占记事的体例之内,更遑论有关的理论与经验总结了。而典册书写的重要目的,恰恰是要将这些先民早期的经验智慧记录下来,这就是《易经》类著作的产生。《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玄注:“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舋鎼,是用名之焉。上古以来,作其法可用者有三。”贾公彦疏对此又有解释,并引郑玄《易赞》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42)由此而言,《连山》、《归藏》应该是失传了的夏商两代有关占卜类的著作。这些具有重要思想文化价值的东西,只能依靠典册书写,因为它承载着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双重记忆的功能,而这正是典册类文献的巨大价值所在。

  此外,早自夏代就开始滥觞的典册书写,同甲骨文和金文具有神圣化的特殊书写的另一个重大不同,是它以其相对经济简单的方式被更多的人所掌握,因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衰落,而是不断地扩大与发展。如果说,早在春秋以前,典册书写活动主要还限于三代王朝与诸侯列国,典册文献的主要书写者还是“王官”,那么从春秋后期开始,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官学的下移,中国早期的书写也由“学在官府”逐渐变成了“学在民间”。随着士阶层的成长,典册书写由单纯的记言记事走向了经典的诠释和思想创造的时代,其书写内容更加丰富,最终形成了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各文化领域的文献典籍,成为知识的渊薮,智慧的宝库,中华民族精神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后人学习历史、传承文化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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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7 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早期典册文献书写的历史分层及认识方式

  甲骨文、金文与典册文是春秋以前三种主要的书写方式,这形成了与后世不同的书写文化。这其中,又以典册文的书写最为重要。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这一历史系统主要是靠典册文献传承下来的。对这个文明史的记载与表述,在先秦的典册文献中,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段的记载都是由传说和神话的方式呈现的。古人对此曾经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用现代的科学方式对其进行实证,这个由传说和神话所建立的中华古史便经不住推敲,因而受到了疑古思潮的严厉批评,进而导致了对它的直接否定,也导致了传统古史观的轰然解体。

  可是,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同时也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甚早,即便从新石器时代算起也不止五千年。这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有一定的相关性,它进而说明在后人看来古史中的那些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东西也可能是渊源有自。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是甲骨卜辞,它直接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殷先公先王的可靠。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对传世的先秦典册文献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要认识中国早期历史,它仍然是人们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文献记载。自周代到战国的历史研究自不待言,考古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传世文献,正是二者的互证使得这一段的历史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殷商史的重建虽然因为甲骨文的出土和考古发现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但是传世文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夏文化遗址的寻找和考古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世的先秦典册文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关夏代史事,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有较详细的记载,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尚书》中的《禹贡》、《皋陶谟》、《甘誓》和《世本》所记夏世系。此外,《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也多次提到夏代,《左传》、《国语》和金文中也有相关材料。如此多的历史记载,使学者们相信夏王朝可能存在。同时,既然《史记》中的《殷本纪》已经得到了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的证实,说明司马迁所记不虚。那么,与之同类的《夏本纪》便不会是古人的凭空杜撰。因此,考古学者们多年来一直以典册文献为线索来探讨夏文化遗址的可能发现之地。事实上,正是在徐旭生等人调查“夏墟”的基础上,从1959年开始了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多次发掘,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文物出土,但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与分层、青铜器,以及城堡、宫殿等种种文化现象,只有结合文献中有关夏代阶级社会的传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有关考古材料,又进而补充了有关夏代奴隶社会记载的不足。因此,文献传说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发明并相互印证,使我们重建夏史有了可能”。(43)

  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文化这一生动事例,说明传世材料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传世文献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总是怀疑传世文献的可靠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混淆了中国早期典册文献的书写与甲骨文和金文书写的区别。甲骨文主要记载当时的占卜结果,金文的主要目的是颂美记功,它们所记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眼前的现实,(4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实录”。而典册文所记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还记载了历史,记载了往古的记忆,记载了先民对于宇宙、自然、人生的认识和思考,记载了许多传说时代的故事、异闻,记载了产生于上古的神话。这些口传的故事、异闻、神话,可能在先民口头流传了不只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千年或者数千年。这些记载,在后人看来有些似乎非常荒诞、离奇、不合常理,但是仔细分析又有合理的内核,它带有鲜明的人类早期思维特征。这使得先秦时代的典册书写与后世的书写有很大不同,它是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的双重记忆。因此,要从事中国早期文化研究,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些早期文献不同于后世文献的特质,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价值。

  我们知道,当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物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时间越长,沉积越深,堆积物越深厚,此即考古地层学。中国早期典册文献虽然不是一种物质堆积,但是它所记载的内容也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时间越久,与后世越隔膜,神话的色彩越浓厚,越不易被后世所理解,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层面并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借鉴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可以把先秦典册文的记载按历史时段分成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现代史层面,即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相关内容,如《尚书》中的有关部分,诸子百家中的相关论述和记载,大量传世的金文。第二是近古史层面,如夏商和西周的历史,有传世的材料作依托,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夏书》,如《周易》中的相关记载,还有《春秋》等史书、《论语》等子书以及其他著述中提及的相关内容,更重要的是还有新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为第一手材料。第三是上古史层面,如五帝时代,主要资料是来自于传世先秦典册中的神话与传说。

  以上几个层面的古史记载往往混合在一起,界限不清。但事实上,由于它们的来源不同,所反映的历史时段不同,对它们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我们也是需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的。大致来讲,就先秦典册文献来讲,当代史的部分最为真实可信,因为它就是当事人记载的当时之事,如《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如根据《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和相关材料而组成的西周史。近古史相对真实可信,因为他们去古未远,而且有历史文献的传承,有《尚书》中所记载的《商书》和《夏书》,有《史记》中所记的夏商两代的历史,有在先秦典册文献中至今还残存着数量可观的有关记述。商代自不必说,甲骨文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了相关历史记载的可信。即以夏代而言,如我们上面所引,相关的历史材料也相当可观,可以互相发明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当代学者们才相信夏代的历史不会是假,并且在多年考古追寻的基础上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发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文化类型。而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历史,距离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时间。那个时代的古老中华尚没有成熟的文字出现,先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靠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所以即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五帝”的诸多记载,也带有很强的神话传说色彩,是不能用后世人所理解的“实录”或“信史”观念来理解的。如《尚书》中传下来的《尧典》和《皋陶谟》,开头第一句话都是“曰若稽古”,这明显是后人的追叙。其实,关于这些,不仅仅是今人才认识到,古人也早有认识。司马迁写作《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明确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45)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五帝本纪》,也是综合他所看到的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而作的编选。所以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至于三皇以上的所谓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在先秦时代都很难找到相关的传说记载,可能只是战国秦汉间在中华先民残存的早期记忆基础上,对五帝以前的历史所进行的想象和拟构而已。

  传世先秦典册中的相关记载存在着文化上的分层,这是它不同于后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夏以前到五帝的古史属于传说的时代,传说不等于如我国后代二十四史那样的史著,如果按后世史书的标准来看里面所叙述的事实,十有八九都经不住考证。如《史记》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46)《尚书》说尧在位七十年而得舜,又在位二十八而禅让于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47)这些显然都不符合常理。然而,这些来自于遥远的古老传说,又并非没有古代历史的踪影。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有目的地用语言来记述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能通过实物考古而解决的问题。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早期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结合相关的文物考古进行推测。而进行这样推测的“合理”依据,是因为在这些口头传说中,包含着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由此而言,记载于先秦典册文献中的早期神话,同样是可贵的历史资料,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称得上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信史”。只是这部“信史”不是以后世史学的面目,不是以有明确的历史纪年,有具体可感的人物,有细节真实的故事所构成,而是以高度浓缩、典型塑造甚至以神话的方式来呈现的。商周民族早期的历史靠诗歌的形式得以记忆,《诗经·商颂·玄鸟》、《诗经·大雅·生民》等诗篇对祖先的歌颂即是如此。《尚书·尧典》所记载的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容易根据文中的语言、词汇、观念而作出判断,证明它不是传自尧舜时代的文献,可能已是晚到战国时代才被人们追记下来或者重新写定的。可是,这篇文献所以被置于《尚书》首篇,并将其称之为“典”,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根据当代学者研究,文中所记载的历法天象,符合我国四千年前的天象运行情况。(48)文中所记载的禅让制度,反映了中国早期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时代发展的史实,当代考古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49)这说明《尧典》的叙述有历史的真实内核,不完全是后人的虚构。但是这种记载里又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如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以分管四时的故事就是如此。所谓尧舜禅让,也未必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按现在的历史通识而言,部落首领间权力的更替往往伴随着血腥与暴力,我们从相关文献中也能找到历史的影子。如《竹书纪年》中就有“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的记载。甚至在李白的《远别离》一诗中,还有“或云尧幽囚,舜野死”的说法。可见,《尧典》的叙述带有很强的故事性,富有文学意味,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学的创作。这说明,《尧典》这篇文献,是将真实的现实、口传的历史和后人的理想融为一体的复杂形式。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记载形式,记载的是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段,即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

  有关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简介中说:“本书以文献中保留有古代传说而当时并未留存直接史料的时代为传说时代。著者认为古代的传说虽口耳相传,时久容易失真,可是它们大约都有历史的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历史工作者如果能审慎地处理,就可以剥开它们神话的外衣,找出来真正历史的核心。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50)徐旭生在本书中所界定的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的下限为盘庚时代,笔者稍有异议,因为若以他所说的直接史料而言,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殷先公先王的名字。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和相关的文献记载,我认为这个下限应该定在夏代之前。“三代”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专指夏商周,先秦典籍中关于三代的相关记载很多,这说明“三代”的历史一直是被古人认为比较可靠的。当然就三代而言,由于时代的前后,古人对他们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以孔子而言,他生当东周时代,他对于西周时代的历史最近,也最熟悉,对于殷商就差了一些,对于夏代就更差了一些。他曾经感叹有关夏商两代的文献记载不多:“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1)但是他坚信夏商两代是存在的,周文化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2)所以笔者认为夏代不能算是传说的时代,因为先秦文献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但徐旭生在本书中所做的相关考证工作,的确为探讨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奠定了基础。(53)徐旭生所说的“真正历史的核心”,不是传说中那些人物身份和故事的真实,而是可能产生这些人物与故事的社会发展水平与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一点,恰恰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因此,一部中华文明史,并不能完全依照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与否和有没有明确的历史纪年来认定,口传时代本来就应该是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我们仅仅从器物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是不够的,也不符合它所产生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利用历史学、哲学、文学、神话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它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研究不同于实物考古,也不是单纯的文献实证,而是一种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文化考古和精神考古。传世文献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正是我们今天从事上古时代文化考古和精神考古的最可宝贵的文献材料。

  以上对中国早期三种主要书写形态进行的简要讨论,旨在说明,它们的书写方式不同,功能不同,内容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趋向是推崇实证,甲骨文和金文由此而受到空前的重视,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只有通过实证的研究,我们才能找到人类早期活动的踪迹,重建人类的物质文明史。但是,我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人类所从事的物质活动过程这样一种目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人类自身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成长。但是,人类早期丰富的实践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大量精神产品,并没有写在考古文物上。面对冷冰冰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实物,渴望复原先民的生活,与他们进行精神的交流和灵魂的对话,难道不正是我们最迫切的愿望吗?所以,我们不满足于物质考古,还要通过物质考古进一步探索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人类不仅需要物质考古,更需要精神考古。而这些,却恰恰存在于人类早期的口头传说和神话中,存在于早期记载下来的文字里。中国早期的典册文献,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成长的历史遗存,是我们进行精神考古最可宝贵的材料。根据它们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其意义不亚于实物考古。

  当然,要进行人类精神考古,就必须以物质考古为前提。有幸的是,当下丰富的物质考古成果,正在为中华民族早期的精神考古提供有力的支持。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从旧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基本上弄清了中华文明从原始村落到城市,从部族到国家,从石器的使用到铁器的铸造,从原始的灰陶到精美的青铜器,从早期的刻画符号到文字的成熟,从财产的共有到阶级的产生,从原始的信仰到大型的宗教活动等一系列从野蛮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一考古学所构建起来的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与中国早期典册文献中所勾勒的从五帝到夏商时代的历史进程基本是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典册类文献,很好地说明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如何凝聚起来,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如何形成,其社会制度又是如何建立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正是当下实物考古学的丰富成果,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传世典册文献的巨大价值。如果说,在没有充分的考古学成果支持的情况下,以往的中国早期学术研究单纯依靠传世的典册类文献还不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说明,尤其是缺少器物实证的支持,那么,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和对金文的研究,传世典册文献的历史价值才得到了更好的提升和显现,展现出更加宽广的研究前景。参照当代考古学的丰富成果,充分认识三种早期书写文献各自的功能、特点,互相发明,互相参证,必将把中国早期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实现从物质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入。

注释:

  ①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16页。

  ②有关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可参考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3章《文字的出现与文明社会》中的相关综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7-184页)

  ③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7页。

  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页。

  ⑥在中国早期的书写形态中,陶文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因而有人推测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76页)但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商以前的陶文很少。另外,早期的玉器上也有个别刻划符号,在先秦时代还有刻石文字的存在,但是它们都不成体系。

  ⑦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1页。

  ⑧按:关于占卜之后甲骨的处理,据董作宾等人据发掘情况和历史文献综合考证分析,有“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四种情况,其中主要是前两种情况,即便是先集中存储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还是埋藏处理。详细论证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01-203页。

  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3-804页。

  ⑩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81、284页。

  (11)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570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30-131页。

  (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6页。

  (14)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9-381页;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48-149页。

  (15)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4-220页。

  (16)商周两代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以上面有铭文者计,1937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4831件。《殷周金文集成》著录金文11983件。2000年以后,又有上千件铭文出土发表。2012年,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器16704件,是目前关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收录最全的著作。

  (17)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8)按:本文所说的“典册文”,借用《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用语,主要指早期的简牍书写形态,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典册类书写的成果就是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典籍文献。但本文的侧重点是从它的书写形态来认识其内容,故将其称之为“典册文”。

  (19)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268页。按:《墨子》一书中,《尚贤》、《天志》、《明鬼》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2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2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4页。

  (22)按:王晖曾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文书典册的推测”,并提出了一些相关辅证,参见氏著:《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108-109页)。但本人认为理由还不够充分。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70页。

  (24)《世本》今已不存,有后人辑本多种,可资参考。

  (25)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魏可钦等译,邵东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0页。

  (2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41、149页。

  (27)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5页。

  (2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00-201页。

  (3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962页。

  (3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202页。

  (32)按现存《古文尚书》中共载有《商书》17篇(包括《盘庚》3篇,《说命》3篇),但是有关这些文献的传承过程及真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不作讨论,只以学界公认可靠的《盘庚》一篇为例来说明问题。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1、1765、1771页。

  (34)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4册,第76-77页。

  (35)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0-201页。

  (36)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页。

  (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1页。

  (3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3页。

  (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4页。

  (4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6页。

  (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页。

  (4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2-803页。

  (43)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315-316页。按,有关夏文化的考古过程和基本结论,在该书第1编第2章《寻找夏民族“实物上的证据”和夏文化探索》有详细叙述,参见该书第279-316页。

  (44)西周时有所拓展,有个别铭文,如《史墙盘》记载历代周王和史墙家族的历史,但这样的例证很少。

  (4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46)《史记》,第1页。

  (4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2页。

  (48)相关考证可参见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第11卷第12期,1926年12月;武家璧:《〈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

  (49)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06-214页。

  (5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权页。

  (5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5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7页。

  (53)关于口传时代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如郭沫若、徐中舒、丁山、翦伯赞等。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http://his.cssn.cn/lsx/lskj/201808/t20180823_4547336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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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1 1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大同社员2018 于 2018-9-11 11:26 编辑


第八章  汉字生成模式(略)

忽然觉得文字话题有些枯燥,不如在此略过不谈。
这里直接进入下一章,谈谈河图洛书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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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上古宇宙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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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3 12: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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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帖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文明进路,因而也有着不同的梦想。 这个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和宗教有关。 基层的宗教问题应该予以重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9-17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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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7 15:2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在这个帖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文明进路,因而也有着不同的梦想。
这个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和宗教有关。
基层的宗教问题应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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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8 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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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9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河图洛书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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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1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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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5 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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