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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木乙博

海外看中国(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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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8 0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民调是不是又一次低估了特朗普和共和党?
https://www.guancha.cn/Chenlijian/2020_08_26_562809_s.shtml

陈力简
美国戴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系统、运作和决策科学系助理教授

2020年大选已经全面铺开,民主党虚拟全国代表大会上星期闭幕。这星期,特朗普总统第二次接受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正式谋求连任。

综合七月以来的民调数据,特朗普总统全面落后对手,有时甚至落后超过10个百分点。在至关重要的摇摆州,这些民调数据也不乐观。甚至民主党极左派已经开始着手筹划拿下白宫和参议院以后的立法日程。

这一幕可以说似曾相识。

在2016年8月底,民主党民调如日中天,远远把特朗普甩在后面。《纽约时报》在8月初曾经形容特朗普竞选团队分崩离析。2016年8月的《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NBC)民调显示特朗普落后9个百分点。有趣的是,在2020年8月23日公布的《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民调显示,特朗普仍旧落后9个百分点。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些民调在重复它们2016年的错误。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提出几个美国大选层面的基本假设。

第一,意识形态为纲的媒体热炒,造成了大选中间选民群体的逐渐消失。

现在的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对于同样的事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例如,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会费,在自由派媒体上就是特朗普得罪盟友,而在保守媒体上,就是特朗普展现领导技能,加强北约联盟。

再比如,当特朗普政府调动联邦执法机构保护俄勒冈联邦法院的行为,被自由派媒体说成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侵犯俄勒冈州的州权,而保守媒体却表扬特朗普政府维护社会法律秩序。

这样长期对立的意识形态,造成了美国选民事实上的选边站队。

第二,长期的美国政治正确造成了很多选民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例如,在最近的Goodyear轮胎公司的人力资源培训材料中,就明确地对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运动表示支持,同时谴责警察执法的行为。如果你支持Blue lives matter(警察生命重要),很可能你会被公司解雇。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选择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隐藏起来,不敢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自称自己是中间选民。

所以,所谓的中间选民并不是对于投票左右摇摆的选民,而是那些已经下定决心却对自己的选择守口如瓶的选民。媒体描述的那种会左右摇摆的选民,事实上是少得可怜的。

笔者通过对以往几次大选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一个拥有三十万注册选民的典型中西部郡,在大选中摇摆的选民数量不超过200人,绝对不足以对选举结果造成影响。

例如2012年,超过500万保守的选民因为不满罗姆尼施政纲领,在大选日当天选择在家而不去投票,直接造成了奥巴马的连任。2016年,大量民主党选民,尤其是黑人选民,对希拉里没有热情,最终导致特朗普以微弱优势拿下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三个传统的民主党州。

也就是说,当我们预测大选结果的时候,不能仅仅看注册选民人数,还有另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选民投票热情。如果从选民的投票热情上看,根据美联社的民调,特朗普完胜拜登将近20个百分点。

特朗普的形象分

在《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最近民调细节上,特朗普也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我们的依据是选民们对于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的态度转变。

例如,四年以前,特朗普在选民中的负面印象比正面印象多33%,而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2%;尤其在白人选民中,2020年特朗普正负印象平分秋色,而在2016年,负面54%对正面35%。在西班牙裔选民中,特朗普支持率从2016年的28%上升到31%;在黑人选民中,特朗普支持率居然超过36%! 而在2016大选中,特朗普仅仅获得了8%的黑人选票。特别是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上,特朗普完胜,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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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也从特朗普民调增长上获益。在《华尔街日报》民调中,两党在选民中都是负面多于正面;不同在于,民主党处在一个逐渐恶化的趋势中。在2016年,对于民主党的负面印象仅仅比正面高4%;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而共和党的数字却从2016年的21%下降到今天的11%。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的竞选形势其实远远好于2016年。

摇摆州的变迁

笔者所在的俄亥俄州在以前历次大选中都是重中之重的摇摆州。可是在2020年,俄亥俄却备受冷落,在很多大选分析上,俄亥俄已经失去了摇摆州地位而成为默认的共和党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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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州的变迁还反映在一些传统的民主党州变成了摇摆州。

在2020大选中,双方认同的摇摆州有: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维吉尼亚、内华达、爱荷华、缅因第二选区、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科罗拉多、内华达、新墨西哥、新罕布舍尔、明尼苏达、佐治亚、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

在这17个摇摆州里面,特朗普在2016年拿下了10个;其中三个州非常接近,它们是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一共46张选举人票。

这三个州中,威斯康星的问题最小,也是最容易拿下的。原因是威斯康星极大地得利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蓝领工资增长领跑其他中西部各州。把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称为决战州一点不为过。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两个州做出任何判断。

剩下的州里面,我们认为如下7州特朗普不出意外应该能拿下: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爱荷华、缅因第二选区、佐治亚、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共和党在这些州基层组织完备,州政府也大多在共和党控制中。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是一个明显的指标。特朗普团队开造势大会的地点往往是特朗普认为可以拿下的州。

我们查看了特朗普最近的竞选活动,发现除去我们谈到的10个州,特朗普团队积极活跃在明尼苏达、内华达、新罕布舍尔、维吉尼亚和科罗拉多。尤其是明尼苏达,在1976年以来就没有给共和党人一次机会。在2016年,特朗普以1.5%差距惜败。而这次,特朗普在最近明尼苏达的造势大会上,发誓一定要拿下明尼苏达。

所以,特朗普的胜选策略应当是保7,主攻3,看5——主攻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然后扫荡明尼苏达、内华达、新罕布舍尔、维吉尼亚和科罗拉多。在新墨西哥貌似没有太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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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资料图/新华网)

疫情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于特朗普连任有两个负面影响:投票热情和邮寄选票。

投票热情很好理解,如果疫情恶化,很难想象即使是保守派选民,如果失业在家无所事事,对于选举投票会有多大的兴趣。这里我们要着重说的是邮寄选票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

在美国,邮寄选票有两种运行方式。传统的运行方式是,如果选民本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在投票日投票,选民本人需要给选举委员会写信,要求通过邮寄投票。这种方式可以说可靠安全,没有多少竞选舞弊的空间。而联邦选举的投票方式是由州长和州务卿决定的。

可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民主党州长和州务卿决定直接把选票邮寄给选民而无需审批,甚至要求邮局设立专门的投票箱来收集选票,完全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身份验证。这样就给竞选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新泽西最近进行的选举中,就产生了超过10%的选票丢失和恶意涂改,当地政府被迫重新选举。

特朗普政府在一开始就强烈反对这种没有或者很少核实选民身份的邮寄选票。由于各州可以自行决定邮寄选票的具体程序,特朗普团队只能依靠法律诉讼的方式来平衡民主党州政府的决定。比如在倾向民主党的内华达州,特朗普竞选团队就把州政府告上法庭,要求立刻取消这种没有选民身份核实的邮寄选票,而采用传统的邮寄方式。

其他非民调大选预测模型

我们还找到了两个成功预测2016年大选的非民调模型,分别来自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政治学系Helmut Norpoth教授和美国大学历史系Allan Lichtman教授。这两个模型从1984年至今仅仅失手过一次,那就是2000年总统大选;而对于2016年大选,他们的预测都是非常准确的。

首先说Helmut Norpoth教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在被询问模型的准确性有没有前提条件的时候,Norpoth教授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结果是特朗普获得363张选举人票成功连任,而且他的结果是毫无前提条件,毫无回旋余地的最终预测结果。如果这个模型结果正确,那将是特朗普保住7,拿下所有主攻的3个决战州,并且在看的5个州中最少拿下3个。

而Allan Lichtman教授的模型结果是民主党获胜。他的模型很简单:13个二选一问题,当回答是真的情况下,特朗普加分,如果回答是假,拜登加分,最后比较谁的分数高。

这十三个问题连同Allan Lichtman教授的答案如下:

1.The incumbent’s party gained house seats between midterm elections (中期选举共和党是否扩大了众议院席位?)– FALSE (假)

2.There is no primary contest for the incumbent’s party (执政党没有党内挑战者)– TRUE(真)

3.The incumbent i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执政党寻求连任)– TRUE(真)

4.There is no third-party challenger (没有第三党候选人搅局)– TRUE(真)

5.The short-term economy is strong(短期经济很强大) – FALSE(假)

6.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cumbent’s term has been as good as the past two terms(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和前两总统任期水平相当) – FALSE(假)

7.The incumbent has made major changes to national policy(执政党有政策改变) – TRUE(真)

8.There is no social unrest during the incumbent’s term (没有社会不稳定事件)– FALSE(假)

9.The incumbent is untainted by scandal (没有丑闻缠身)– FALSE(假)

10.The incumbent has no major foreign or military failures abroad (执政方没有外交或军事失败)– TRUE(真)

11.The incumbent has a major foreign or military success abroad(执政方有外交或军事成就) – FALSE(假)

12.The incumbent is charismatic (执政总统有魅力)– FALSE(假)

13.The challenger is uncharismatic (挑战者没有魅力)– TRUE(真)

我们发现Lichtman教授的答案有待商榷。目前是特朗普6:7落后。

可是,我们发现第十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合理。特朗普政府促进了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和解,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新篇章;通过谈判接触了朝鲜金正恩,起码暂时避免核武器冲突扩散。这些是前几任总统梦寐以求但都没有实现的政绩。

还有就是第九个问题,特朗普政府虽然被特别检察官调查和被国会弹劾,但是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政府没有和俄罗斯共谋,与乌克兰当选总统通话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答案也应当有利于特朗普才对。

再有就是最重要的第六个问题,特朗普政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低失业率和火热的经济。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不断推出,加之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特朗普最近公布的第二任期中进一步减税的政策,美国经济将从第三季度迎来两位数增长,而且股市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第六个问题的答案也应当是对特朗普有利的才对。

这样看来,最后特朗普将会以9:4的比分胜出。这样的比分不仅仅是连任成功,也会进一步重画两党版图,而成为影响未来美国政治几十年的重大事件。

点评:

谁当选都不可能对中国有利。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这个世界能战胜中国的只有我们自己。
区别是,只有建国当选才能更彻底地使中国放弃幻想
目前依然有不小的势力期待瞌睡乔能带来缓和。

仔细研究民调很多专家都是忧心忡忡,因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做的民调,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拒访率太高,外网上看了一个美国大学的民调,调查访问一百人,差不多有五十人拒绝了表达想法!请问为何这多人拒访?

川普会连任……美国民众的低智不要被低估,一旦情绪被挑动,平时的智商打个折扣……况且,川普真的接地气,土的亲民啊~美籍华人支持川普连任,公开的秘密,川上台后,我可以做小板凳上看公知母知相互抽脸。所以我支持川连任。有了川普,公知母知全都闭声了,哈哈。川普国际上到处退群、四面出击,让全世界各国空前团结地站在老美的对立面,减轻了中国多少压力?为中国争取了多少机会?而且老头不喜欢打仗,全世界可以少死多少人?另外老头什么话都说在明面上,不会口是心非,应对起来相对没那么复杂。所以川总连任是个不错的选择。

川普会连任是因为美国本土资本(包括美国本土产业资本家、工人)战胜了全球化资本,这就是美国大选的现实。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无产者(不包括美国)和全球化资本联合起来,反对去全球化,这也是美国大选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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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8 0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2016年的美国“白人屌丝”的“革命”把推选Trump上台?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 ... 360_-_OP_4277555225

美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又使得美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又由于中国体制顶着“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帽子,使得美国人很容易对中国的制度形成误解和敌意,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的存在威胁(existential threat),这就让美国政客有机会将美国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向外转移到中国——当然,要指出的是,这些大部分政客本身就敌视中国,确实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只在他们对中国威胁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知不同。然后,对中国的敌视使得他们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更有动力、意愿地将美国的国内矛盾转移到中国。这种矛盾转移,再加上美国制度和文化本身的问题,将使得美国国内积累的问题更加严重。问题积累越严重,又可能助长政客进一步把问题外化、转移到中国,造成恶性循环。

简单的说,中美冲突就是美国国内矛盾所致。

一、背景:2016年的“白屌丝”的“革命”:推选Trump上台

美国国内目前政治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是COVID-19?芬太尼?种族矛盾?堕胎?福音基督教?枪械权利?同性恋婚姻?都不是,是在过去二十年急速扩大的经济-社会-收入不平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精英与大众差异拉开。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急降,二战后,通过加入大企业,勤恳工作,获得殷实稳定收入,改变命运步入“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历史,靠自己努力获得稳定工作和上升的“美国梦”已经幻灭。普通人面临着经济上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未来,并且认为下一代可能会比自己过得更糟糕。

美国的白人工人阶层(working class)/中低层认为华盛顿完全由隔绝的精英把持(the insular elite, the Swamp),不能体察更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原本代表中低层及弱势群体的民主党则也被不接地气的“大都会精英”及自由派(cosmopolitan elites/liberals)把持。他们最关心的议题是所谓的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譬如少数族群、LGBTQ,及气候转变之类全球性自由派议题。而白人工人阶层/中低层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被民主党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全部精英政客所遗忘,他们:

——在经济上感受不到稳定性和前景,在全球化竞争之下找不到任何安全感,有限的工作机会还要遭到少数族裔移民的竞争和抢夺(墨西哥人),福利体系都被用来支持少数族裔和移民;

——文化上认为美国传统的白人文化正在被边缘化,族群上白人甚至正在变成成美国的少数群体;白人的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却得不到“保障”,甚至都无法去伸张,只要一出来伸张,就会被攻击为种族主义;

——在政治上,放眼望去,感觉没有能够代表自己的力量:两党政客、工商业精英、金融、媒体、各种游说华盛顿的利益团体、学院派知识分子,各种有话语权的大都会精英——美国政治由这些人把持,老百姓(特别是中低层白人)的痛苦无人问津。

这就为反精英的民粹政治提供了基础。

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了两位民粹选举人,一位是左翼民粹政治代表——Bernie Sanders,一位是右翼民粹代表——Donald Trump。他们分别从左和右的角度对华盛顿精英进行了攻击,给出了自己对美国的“解决方案”。在美国的语境下,两个人都可以构成对美国政治的“革命”了。

一会儿我们会再回到Sanders。在缺乏社会主义基础、白人族群民粹主义快速抬头的美国,大众最终还是选择了右翼民粹的Trump。他提出要让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利坚再次伟大),恶毒攻击墨西哥人、承诺要在国际上为美国争取更好的交易和份额、要清理华盛顿的精英(drain the swamp),还政于民。他虽然是亿万富翁,但又非常接地气,说话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下里巴人差不多,行事不拘一格,完全和粗犷的美国乡下白人(redneck)一般。这让许多中低层白人(尤其是中年以上、高中及以下文凭的男性)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能够代表美国平民的利益。拿出和过往政客不同的方案。对美国联邦政治已经完全心灰意冷的他们赌博式地将“我们的人”——Trump推上了总统宝座。这个选择好比“白屌丝”对华盛顿精英的夺权,是对华盛顿政客的拒绝和摒弃。

这就是2016年的美国。脱离民情的民主党用了很长时间才回过味来。

现在,我们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还有三个月。历经近四年,美国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解决了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Trump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事实上,除了大的方向和美好的愿景(MAGA)外,他连门都没有摸着。他一切能落地的政策都是以选举为导向,由冲动和直觉主导。现在的美国还在经受COVID-19肆虐,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各种积累的问题只能说比2016年的问题更加严重。

二、美国国内的矛盾——经济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实际上就是阶级矛盾

这里,笔者先简要分析一下美国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根源出在哪里。

没有太多数据,因为我没有团队,就是一个人的随笔。请容许笔者像讲故事一下理理脉络。

第一个问题是全球化。

这里,导致问题的不是狭义的贸易全球化。狭义的贸易全球化就是经济学课本里的“比较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各自生产自己比较拿手的、有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易,这种交易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换资源,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最后是双赢的局面。

导致问题的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就是我不搞大规模的生产了,不去跟你售卖我的产成品。而是直接到你那里投资,让你用我的技术和设计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你本地直接出售,或者卖给你周边的国家,或者卖回给我。

这就是以FDI初始驱动要素的资本的全球化:逐利的资本家可以根据需要,将资金拿到全球各地布局。今天到中国投资设厂,明天到墨西哥设厂,哪里劳动力充裕,工人工资低,工作效率高,劳工及环境保护限制宽松,法律相对比较健全,政府对企业比较支持,当地或区域市场比较大,就到哪里投资设厂,在当地生产,满足当地需求,或将产品再出口,包括出口到投资国。

资本的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现象,真正大规模发展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到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国到你国投资然后出售产成品的概念,而是全球供应链:由资本驱动,在全球建立投资生产采购的生态体系。

读者很容易发现,FDI比狭义的贸易全球化复杂得多,因为会涉及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就是工作机会的转移,就业的转移,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会有巨大影响。

是谁在推动资本的全球化呢?其实到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球化很大程度还是狭义的贸易全球化。美国人卖汽车给日本,日本人卖汽车给美国,诸如此类。FDI有,但是很少,大规模的资本全球化在90年代才发生,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外移到比较成熟靠谱的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离岸化”(offshoring)。

资本全球化的直接推手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各大国际经济组织,包括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等,其背后有成体系的理论支持,即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英美“复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核心价值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里的古典自由主义。这是一整套基于市场经济(甚至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的经济思想,与其说实证理论强,不如说其价值观、愿景和意识形态属性强,支持这套体系的不仅仅是经济理论,还有政治理论,即认为只要在一个地方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就能推动以西方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西方自由市场-代议民主制度,由西方制度统一世界。这套体系由西方政府、国际组织、学院知识分子利用各种权力、资源、力量推向全球,苏联解体,历史一度似乎”终结”了,出现了进一步的加速。它是西方用来改变全世界的理论和制度工具。

西方殖民主义年代,依靠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种族主义,以坚船利炮为手段。20世纪末,依靠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及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强大的经济及政治资源及手段。

显而易见,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有如此大的劳动力基础及市场,且没有遵从西方体制,中国当然是西方严重最需要被接触和推动改革的对象之一。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为了这一目的,且毫不隐晦:帮助推动中国经济的开放,首先在经济上两国实现互惠,其次在政治上改变中国。到2020年,美国政客认为,这套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办法失败了。

现在让我们先把话题稍微拉回来一点,回到这套体系其中的经济部分。

在政策领域,这套新自由主义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目标国家”进行所谓的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以及开放外商投资(open to FDI)。同时,还有对产业私有化、进行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化等辅助措施。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与“中美贸易战”里美方提出的诉求是一样的。

然后,站在2020年,我们回头再看看这套体系,发现历史的进程非常有趣。

美国应该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获益无数的,现在却好像吃了大亏,对中国极为不满。而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自认为与美方一直互惠双赢,美国获利无数,并且中美的贸易和贸易格局是双方多年积累形成的,搞不清楚美国在干什么。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即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获利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服务的首先是资本的所有者,即逐利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构建的全球经济里,资本是流动的,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利润,会选择将资本投放在产生最大效益的市场。

放在你的眼前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劳动者更加勤奋,生产效率更高,劳工和环境监管比成熟市场更加宽松,工会文化不同(不与资方对抗,而是协助资方组织生产)、政府更加支持,提供各种政策及税收支持;当地及区域市场广大……这个时候,选择在哪里生产呢?

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里,资本自由流动(footloose),是绝对不讲国界的,企业只对股东负责,最大化投资收益。此时,逐利的资本家当然会选择在中国投资设厂。

这时,工作机会就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工人获得了工作机会,薪酬提高,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变小。而美国工人则失去了工作机会,

过去几十年来的实操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都是站不住的,什么比较优势、劳动者培训再就业、trickle-down effect。都不成立。工作机会丢失之后,对劳动者的打击是永久性的。制造业工人通过培训获得好的再就业可能性很低,往往要选择薪酬更低,福利更差、稳定性更弱的服务行业,福祉水平绝对下降。在大规模人丢掉稳定的大企业工作后,社区开始凋零。餐饮关门,零售萧条。

目前,有六成美国就业者是按小时领薪,都处于某种意义上的“零工经济”。这些人群面临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

还有经济学家爱说的,产品交由劳动成本更低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者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这都是胡扯。美国从事金融和企业管理职能的上层中产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但中低层连工作都没有了,收入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买便宜的产品?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人化解为“理性选择的个体”,好比一个个自由活动的原子。实际上人是处在社区(community)里的。系统性的工作机会丢失,带来的社区的分崩离析,社会基层结构的瓦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消失,政治的分裂及两极化……这些都是文化层面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释或不予解释的。

而这就是美国“绣带”及许多内陆地区的实际情况。Trump上台之后,美国涌现出无数描述“白屌丝”经济困境的书。

美国的资本家才是资本全球化的赢家,美国工人是资本全球化的输家。诚然,中美两方都在经济合作中受益,但这个受益在美国内部是不均匀分配的,收益都被资本家拿走。

之所以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全球化中受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水平落后于美国。当美国资本家把资本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就是帮助了中国的劳动者,以美国的无产阶级为代价。

笔者再次不做任何价值判断——但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

等到中国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的企业家为了提升效益和竞争力,会不会把工厂投资及转移设立在海外?比如越南、菲律宾、缅甸?理论上完全有可能。这时,中国的企业和劳动者就成了对立面了。中国的劳动者也会面临来自越南或老挝等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的劳动者的挑战。

这里插一句。中国能不能应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中国的应对能力比美国更强。因为中国有资本管制,有国有企业,有政府对企业的引导,这些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防止资本外流,我们的制度肯定比美国更加能够应对这种情势。、

美国企业对中国的FDI,再加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都是中国对美国形成巨大贸易顺差的因素。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结果。

中国人看到国外经常会发生抗议全球化的运动,感觉很奇怪。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发达国家不是。除了精英以外,大部分人经历的是制造业机会的流失(而转向收入和保障更低的低技能服务业);如果制造业机会还在,经历的也是薪酬福利水平的降低,工时的增长,和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工会职能与影响的削弱。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左翼劳工运动(labour movement)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成果正在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下化为乌有。一个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建立的工会,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低薪酬、低福利的挑战之下是不堪一击的。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成为全球化的loser。这就是美国中低层及Trump的基本盘的痛苦所在。中国因为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了与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且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为了美国精英甩锅推责的众矢之的。但很显然,美国工人的对立面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资本家,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的政客能够攻击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么?不太可能,这是被新自由主义洗脑最深的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者。他们(譬如Peter Navarro)看到了制造业机会流失对美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但却没有给出正确的诊断——譬如认为中国只是靠不公平竞争在强夺美国的工作机会,例如更宽松的工会组织及环保及安全规定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但没有看到,只要有中国人的勤奋高效、改善物质生活的强大欲望,集体主义的行为模式,美国工人在既定环境里是无法和中国工人竞争的,问题的根源是美国工人缺乏竞争力,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下必然成为输家。

右翼政客和观察者无法发现真相,但左翼政客和行动者是可以发现真相和解决方案的,即Bernie Sanders和Andrew Yang。我们晚点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自动化(automation)。、

自动化的影响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了工人。这个很容易理解,笔者就不展开了。这些年来,有无数学者分析自动化对经济的影响。老一派的观点认为,科技振兴总是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每一轮技术创新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多于所消灭的工作机会……”

这两年,自动化将大大削减工作机会已经成为主流观点。本篇本来不打算引用数字,这里还是引用一个数字。牛津大学在2013年的一个研究,从科技角度看,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会受到自动化的威胁。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 ... e-of-employment.pdf

诸如此类的研究非常多,读者可以去搜搜the future of work、automation、employment之类的关键字。这在西方政策研究里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如果还有人出来说“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个人要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充满狂想的科技乌托邦,要么是一个不诚实的资本家,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同时稳住广大低技能工作者,忽悠他们新技术还能创造更多的机会。

针对这个问题,还不如看科幻片,得到的结论会更接近实际,讲述未来人类是如何被机器人全面超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机器人做的好的。

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表面上是科技与人类的矛盾,实际上,还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用科技替代了工人。工会组织起来要罢工。资本家说:你们罢工啊。机器人马上上岗!比你们工作效率高多了!而且不用休息。

在一个没有全球化,且工会极为强大的社会里,也许劳方可以与资方进行某种约定,限制资方用科技取代岗位:把一些岗位规定好,不允许资方进行自动化,或者限定资方每年自动化岗位的数量。

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工会影响力不断衰弱的21世纪,工人没有什么办法。资本家甚至可以采用跨国的机器人取代工人。
美国制造业流失,大部分人都在服务业里(例如零售、餐饮),有60%的人是领时薪的,不同程度地处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这种劳方组织松散或根本没有组织的行业,工人更加没有保障,资方可以大规模地以自动化取代工人。

在人工智能/自动化主导的经济里,只有少数机器人完全不能取代的行业(注重人与人交往的高端服务业,例如企业管理、银行家、法律等)及高端科技人员才可能不受自动化影响,甚至受益于自动化。大部分的劳动者都会受到冲击,“被失业”,并且再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经历福祉的绝对下降。

人工智能/自动化只会加大知识阶层与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

有什么可以对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呢?只有大政府、社会主义。先是国家的政策指导,国有企业,然后是福利及收入再分配。对资本家缴纳科技税,再分配给失业的劳动者。

这在中国可能,在美国恐怕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是自动化造成的,笔者看过有统计说高达七成的制造业机会流失是自动化而非全球化的结果。

但这种问题很难量化统计。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工作机会消失了。是被自动化生产线所取代,还是被中国和墨西哥的工人所取代,就不一定能够知晓了。

自动化对人类工作机会的影响是科技发展造成的,但在人类社会里,用科技取代人又是人的选择,是企业主和资本家的选择。如果一个社会不讲社区,不讲社会责任,只讲利润和回报,把经济生产和效率作为最高的伦理,那资本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出路。

中国在大力布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并且凭借巨大的大数据优势及国家主导的资源投入,可能在这个领域领先全球。但中国有大批技能不高的青年劳动力,很容易被自动化所取代。十年二十年后的他们何去何从?

笔者以为,只有中国的体制才能去照顾和帮助广大劳动者,与逐利而非人性的资本主义不同,我们不会简单的让科技去取代劳动力,而会始终照顾劳动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但中国势必会研发出能够替代劳动力的前沿自动化科技,并输出至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建立一套保护普通劳动者的机制呢?在左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的政府是可能的。在个人主义主导的、崇尚小政府的美国恐怕是很困难的。

在资本全球化以外,人工智能自动化是美国劳动者的另一个噩梦

而横向比较诸多国家,美国受限于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大概是最难以应对这个问题的国家之一。


第三个问题是非法移民。


Trump在2016年大选时的主题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Trump扬言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并且由墨西哥政府支付,并把墨西哥移民称为强奸犯、强盗、杀人犯。

这都是为了迎合白人中低层基本盘,同时也说明,墨西哥人才是美国白人真正的痛点。

墨西哥人之所以是美国白人特别是中低层白人的痛点,原因包括:

1) 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人数非常多,各种统计数字不等。目前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大约1,100万,其中大约6百万是墨西哥裔。一般这个1,100万是低估了实际数字的——实际的非法移民可能在两千到三千万左右(占美国人口的7~10%);

2) 文化不同。首先,墨西哥人都是天主教徒,对美国的新教文化是个冲击。“白屌丝”中有很多是福音基督教,美国精英也认为新教文化而非天主教文化是美国文化的内核,也是美国成功的要素。其次,墨西哥人带来大量的农业社会乡土宗族文化,与美国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如果说与上个世纪的意大利及希腊移民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墨西哥裔人口规模更大;

3) 墨西哥人都是混血,所谓mestizo(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肤色较黑,身材更矮,在美国白人看来他们属于异族,与他们眼中的阿根廷、巴西、古巴、乌拉圭白人(广义拉丁裔里的“高端族裔”)完全不同。墨西哥人看来是不同种族的,使白人感觉面临种族威胁;

4) 低技能人口,
与教育水平同样不高但原本工资水平更高一些的“白屌丝”发生直接竞争——一个丢掉了通用汽车岗位的工人,在争夺一个餐饮岗位时被一个低薪酬的墨西哥裔人所打败。这是对“白屌丝”生存的威胁;

5) 犯罪文化:除了Trump所说的抢劫等重罪外,墨西哥人还被认为和毒品有很大关系。墨西哥人在美国经营毒品网络,贩卖墨西哥原产的海洛因,他们为因滥用止疼片上瘾的白人提供了进入毒品的通道。这些墨西哥人不仅仅是美国的犯罪问题,还被认为影响到白人的健康和生存;

6) 经济成本:非法移民对纳税人是有经济成本的。FOX登载的援引FAIR的一则报告非法移民每年对美国纳税人的成本是1,000亿美元。

https://www.foxnews.com/us/the-c ... ers-billions-a-year

美国白屌丝本来对少数族裔的福利支援已经很不平衡,当然不能接受对墨西哥裔人的支援;

7) 源源不断的涌入。墨西哥边境拉丁裔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主要通道,每年大概40~50万人(每个月3~5万人)。这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实际规模不得而知。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

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问题。美国有许多来自亚洲的高技术含量移民,但和美国大众无关: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确实和美国中低层白人在各地是直接竞争的。如果墨西哥人源源不断涌入,就意味着中低层白人永远无法找到好的工作,更别指望工资上涨。

Trump攻击中伤墨西哥人,就是为了迎合基本盘的诉求。

但墨西哥非法移民导致的问题应该归咎于谁呢?

对移民问题持批评态度的左翼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主,不应该雇佣非法移民;

对移民问题持批评态度的右翼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法律与秩序:不能有效地管控边境和遣返非法移民。

在美国这么右的国家,当然是右翼看法有市场。这也是Trump得势的原因。

以上,我们总结了导致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三个主要因素:资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与自动化、非法移民。

当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因素非常之多,比方说教育,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被精英把持的,平民没有任何机会。固然精英教育对社会流动性很重要,但这对于解决美国中低层白人的即时生存问题距离就比较远了。我们还是聚焦中底层白人。

明天,我们将探讨美国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Trump、Biden、Sanders、Yang等总统候选人给出的答案。到底谁能看到美国的问题、解决美国问题?

如果美国问题得不到解决,会有什么影响?参见下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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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8 00:27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二)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37231615328424

上篇讲了几大因素:资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移民等问题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概念,讲故事。这篇主要补充了一些数字。

笔者不是在写论文,所以主要是梳理观点,所以就是在网上现搜了一些数字。

一、 重温美国的三个问题:全球化、智能化、移民

问题1:资本的全球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框架下驱动的全球化使资本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努力进行海外投资,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这就是所谓的outsourcing/offshoring、“制造业中空”等问题。资本的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才出新的新事物。我们放几张图就可以看到。首先前两张趋势图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大规模的FDI(外国/外商直接投资)是90年代以后的现象。

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到具体趋势:可以关注表格下半部分按照区域划分的inflow vs outflow。全球FDI流动大潮的初期主要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发生的——例如美国在日本和欧洲投资,日本和欧洲在美国投资。在2000年以前,发达经济体收获了资本流入(FDI inflow)的八成。但到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提升至约四成。

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最主要的FDI接收方。

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标国。

美国传统上是FDI的重要对象国,但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的产业是不同的。中国投资美国,是高端产业、信息科技、知识经济、金融、地产。美国投资中国,是制造业外流,供应链布局。

对于美国中低技能的产业工人来说,高端产业、信息科技、金融等的受益者都是高学历文凭,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看到的只是制造业机会不断向中国、墨西哥流失。

资本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什么?如果经济体是封闭的,在极端情景下,一个经济体里只有一个资本家和一组工人。那么这组工人就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只要工会一罢工,资本家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屈服。在大规模资本全球化发生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实际上只限于贸易,从生产角度看,各国其实是彼此封闭的。西方世界的工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工运及左翼政治,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权益,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马克思所说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化没有发生,但大部分西方资本国家变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资本和劳动力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全球化的资本自由流动打破了这个平衡点:资本家打破了国界,但全世界的工人没有联合起来——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民族/国家/文化/族群的身份远远大于阶级。美国工人和墨西哥工人、中国工人找不到阶级情谊,只有文化和族群差异。全世界的工人被证明是无法团结起来的,只能被资本家“分而治之”,逐步瓦解。这其实早在80年代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汽车工人工会就无法和美国的汽车工人工会组织起来阻止汽车企业跨国设厂。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工人要面临更多的竞争:中国的工人、墨西哥的工人。全球化之下,美国的工会还在尝试按封闭经济体的思维维护工人利益,但却无法阻拦全球化的时代大潮。全球化的时代的大潮是,全世界的工人待遇在全球资本面前拉平。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终于获得了对工人的胜利。过去我们说,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构建的意识形态。全世界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起来。实际上,基于族群的民族主义更加符合人类的本性,基于血缘和文化的身份认同更加真实可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组织不起来的。

在美国制造业中空、离岸化的大潮下,产业工人失业,不得不转向服务业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收入水平绝对下降。工会参与率和政治影响在持续减弱,甚至被视为一股后进力量。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工会参与率(红线)在战后达到高位,自198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最富裕的1%人口(即精英即资本家)占全社会收入占比稳步上升。我们后面会再回到美国贫富差距的数字问题。

再看一个图。美国工会成员占比的下降与最富裕10%人收入上升的相关关系。

外包远远不止于制造业。劳动者由农业和制造业被推到服务业,然后服务业一样可以再外包到海外——譬如,客服中心的客服是从孟买和加尔各答打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都可以外包,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资本家是逐利的,如果全球劳动市场打通,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哪里有便宜的劳动力,资本就会将劳动机会转移到哪里。在这样贪婪的体制里,劳动者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资本家可以将全球的工人/劳动者都变成夺走你稳定收入的竞争对手。

问题2:人工智能/自动化问题:

人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资本家将资本用于技术研发,开发出生产力更高的技术后取代工人。当然,对不同的行业/职业/工种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含量越低,越简单,越能为人工智能和机械模拟的工作越容易被影响。具体两个效应:失业——工作机会直接丢失;降薪——工作机会没有丢失,但是薪酬下降,或者沦为零工经济。

上图显示,80%的劳动者会面临工资缩减或失业的风险。

上面这张图分析了哪些行业的哪些工种最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威胁。最上面几个行业是住宿与食品服务/餐饮、制造业、农业、交通与仓储、零售、采矿等,是最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的。左边(蓝色)是管理职能的角色,不那么容易被自动化取代;右边(红色、橘色)是重复性、可预测的体力劳动,有较大概率被自动化取代。

上表:从事体力活动,在可预测的环节下操作机械,有81%的可能性被自动化取代。处理数据,有69%的可能性被自动化取代。收集数据,64%。

再看下图。实际上早在人工智能/自动化这种概念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机器就开始取代人了,这个进程从本世纪上半叶就从农业开始了——机械化。从农业开始,发展至制造业。劳动者被推向其他行业(主要是服务业)。

下图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但生产力及产出却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机器取代人。

图中阴影部分是经济衰退/危机期。大家看到经济危机时,生产力和产出都有下降,往往和企业生产节奏被破坏、大幅裁员有关。但危机一般会推动企业进一步寻求使用科技/自动化手段替代肉体劳动力。因此,经济衰退/危机结束后,生产力和产出很快就能得到修复,但就业却得不到同等速度的修复——资本家借经济危机裁员,而被裁员的工人可能永久性地丢失了工作机会。

终局是什么?各位看科幻片就会知道,最后可能只有研发机器人的人还没有取代。机器人能够取代绝大部分人口的工作。甚至当“奇点“到来时,机器人甚至有了自我意识,可以自主研发和维护自己,成为新的品类,人类甚至整体会被机器人取代。当然这个就说远了。眼下的实际情况是,资本家利用资本创造了技术,用技术替代了人,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美国的劳动者很可怜,一要面临资本家将工作机会外包/离岸化的风险,二要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

问题3:低技能劳动力的移民问题。

这里说的是美国的墨西哥裔/拉丁裔移民。可以看看以下几个图:1850~2008年美国人口中,出生地为墨西哥的人(超过千万)。留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数字远比这个高。可能有几千万之众。与高等院校及知识经济吸引的“高端人才”(例如印度、中国学生及专业人士),墨西哥移民属于低技能劳动力,主要通过亲属移民到美国(先有一个人移民,然后全家都通过各种亲属关系移民到美国)。下面的柱状图是合法移民的来源,九成的墨西哥移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的(family-sponsored preferences OR as immediate relatives of US citizens。实际上美国吸引的大部分移民都是这种来源。

这种低技能的移民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表面上是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继续吸引各路人才,而且还为不同民族种族社会文化的人群提供了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但一方面,为美国的资本家(既包括大产业资本家,也包括中小工商业雇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固有的中低技能劳动力争夺就业机会。在供需关系给定的情形下,廉价劳动力的大规模涌入影响当然会对这部分人群的就业机会及薪酬产生负面作用。何况还有前述的全球化及智能化的影响。

工人阶级在资本家面前一点办法没有。

问题4:金融全球化及美国的经济的金融化和地产化

这一条主要是经济产业结构的问题。美国经济除了制造业外移,高端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之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金融和地产化。

上两图:美国金融产业占GDP的比重。

上图:美国金融保险以及地产(FIRE)占GDP的比重。

在贸易和FDI的全球化之外,是金融的全球化。美国坐拥强大的经济、市场、历史财富积累及全球货币,将自身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及产业投资人,然后再进一步打造为全球金融中心,帮助全球企业获得资本。

金融行业雇佣了各种受过最好教育的精英人群,除了直接产业的人士(银行家、销售/经纪、投资经理等),还有大量的衍生行业及服务机构,例如律师、会计师等。

美国的金融化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增长与积累都流向精英人群,与普罗大众没有关系。

上图显示,美国金融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最富裕的1%的人群收入占比越高。金融行业的发展会推动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

这时,普罗大众只能仰望精英人群创造的财富自上而下实现所谓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富起来。

而实际情况是,精英富起来了,而大部分人普通劳动者只能在底层经济挣扎,还要受到离岸化、自动化、中低层移民的影响。他们可能处在零工经济,成为所谓的working poor,或者因为走投无路干脆退出劳动市场。

这个涓滴效应就是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理论,是一切小政府、自由市场政策的理论基础,譬如说Trump的减税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当然就是一种为资本家服务的经济意识形态。

另外,关注笔者去年就香港问题写作的读者应该知道,香港遇到的问题和美国一样。例如制造业中空/离岸化、金融地产化,再配以一个秉承“自由放任”哲学的小政府,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二、 美国过去几十年以来发展出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现状

大家可以看出,以上所分析的各个因素,从资本的全球化/工作机会离岸化,到人工智能及自动化,到低技能移民,再到金融化,每一项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每一项都是不利于工人阶级及大众劳动者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应的经济再分配机制,那么这种因素合理的唯一结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急剧加大。

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现象。这篇文章主要提供一些网络上可以搜到的数据。读者们可以将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视觉化”。

最后让我们看看就业比例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就业问题。“失业率”的指标是不准确的,更好的指标是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分子是就业或积极找寻工作的适龄适格人群;分母是所有处在工作年龄的适龄适格人口。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多少人在劳动市场里,但不直接衡量就业的质量及收入因素。

可以看见,美国的劳动就业率在上个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在本世纪以来就一路下滑。金融危机之后还有个加速的过程。上面我还搜了今年疫情期间以来数字,可以看到疫情对劳动参与率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资本全球化、自动化、移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人口被推到低收入行业,并且可能在零工经济里工作。人们的收入不高、不稳定,又劳累,参与就业算不过账来,都养活不了自己,渐渐地越来越多地就会退出劳动市场。因此劳动参与率会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一定会带来经济困境,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一组反映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的数据/图表。

上图显示了1962~2014年,收入最高的头部1%的人口与底部50%的人口的税前收入占比。

上图:将头部的1%、紧接着的9%,以及剩余90%的人口财富占比。美国头部10%人口的占有全美财富的将近八成;剩余90%人口的只占有全美财富的二成多一点,在过去20~30年一路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上图:1963~2016年,美国收入头部10%及收入底部10%的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基于2016年的美元)。过去几十年里,头部10%的家庭收入快速增长,由95,268美元/年增加到182,826美元/年,而底部10%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由13,286美元到14,459美元/年)。1963年,头部10%家庭的平均入是底部10%家庭的7倍;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3倍。右图比较了头部10%家庭及底部50%家庭的收入,可以发现,底部50%的家庭(对应美国一半的人口)的收入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只有有限的增长。


上图:1980~2018年美国收入中值的变化。全美国的中值(黄线)及底部10%(红线)在过去近四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累积增长均在11%左右),头部10%的收入却出现了显著增长(累积增长142.6%)。

上图:1980~2015年头部1%人口及底部50%人口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

上图:这个图更加形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的税后收入增长基本都被头部1%的人口拿走——他们的税后收入增长将近四倍。其次是头部的20%人口,收入增长超过1.5倍,而底部20%的人(lowest quintile)的收入增长非常有限。

上图:1979~2007年,不同分位数家庭税前收入变化情况。只有头部20%的家庭看到了家庭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又主要集中在头部1%的家庭。其他人口的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一路下降。

所以,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全部都被富裕阶层占有。

上图:1968~2011年,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经历的收入变化。

上图:1979~2017年,美国头部0.1%的人口的收入增速是底部90%人口的15倍。

这个图将最富裕的0.1%人群也分离出来了。

财富增长都集中在最富裕的人群。

上图:这个图数字比较新,可以看到2000~2018年的变化,将头部的5%及底部的50%及10%进行比较。可以看见,本世纪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加速放大。


上图:现状我们来看看美国基尼系数增长情况。基尼系数的数值越高,社会越不平等。美国基尼系数从1965年以来一路增加,在1990年代后加速增长。1990年代当然就是资本及金融全球化全面开启的年代。

上面这个图把时间轴拉得更长,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可以看见,1930年代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严重的,后来罗斯福新政(New Deal)加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缩小。这是广大美国人通过努力工作,成为中产阶级(买房买车),实现美国梦的一代。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登场了,贫富差距迅速放大,在19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加速增长。发展到现在,已经基本将美国战后经济均衡发展所创造的社会平等完全消灭。


上图:是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呢?不是的。我们把美国和西欧进行比较。西欧(左手边)也出现了头部1%收入占比增长,底部50%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况,但是可以看见:趋势没有那么明显。再看右手边的美国,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剪刀差。小标题:“American exceptionalism”,说明这是一个美国独有的现象。


上图:1975~2015年头部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美国当然是一枝独秀,甚至即便2008年的经济衰退,也只是使美国头部1%人口的收入有一个小的跌幅而已,随后马上就反弹,继续保持上升态势。

紧接美国的就是美国的小跟班——“五眼”成员英国与加拿大。他们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接近美国。因此,相比欧洲大陆和日本,他们的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和美国的区别只在于2008年经济衰退对头部1%的影响比美国更大一些。

上图可以看出,美国的趋势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同的。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

上图,深蓝色部分是根据居民缴税及财富再分配之后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浅蓝色部分是假设没有任何的税收及财富再分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

浅蓝部分越长,表明政府通过税收及福利政策等做出的财富再分配力度越大。

美国在上述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同时浅蓝色部分也比较短,说明再分配政策比较少。

这说明美国是一个真正的“野蛮”、“原始”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治理完全被资产阶级/富裕/精英阶层的“小政府”“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把持。在这样的社会里,精英获取了大部分财富,普罗大众忍受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上篇文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一)》主要是讲脉络和概念。

这篇文章补了一些网络上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临时收集的,目的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数量化、视觉化的概念。

本节小结:美国不仅仅按照原教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同时在全球范围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美国最富裕人群的,包括美国的资本家/大资产阶级,权贵、知识精英等,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受益的,经历了收入及财富的快速增长。

但美国的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这些有利于富人、资本家及知识精英的因素——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移民等,却是美国劳动者的噩梦。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导致美国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在过去20~30年里严重加剧。

回到上篇文章的一开始——这就是2016年Trump上台的背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三)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38942375460958

Trump式的反华外交并非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41928120385556

“We’re back!”——Biden的外交政治与中美关系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42563712368726

点评

为什么要救米国?  发表于 2020-9-1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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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8 00:30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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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讲了几大因素:资本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移民等问题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概念,讲故事。这篇主要补充了一些数字。

笔者不是在写论文,所以主要是梳理观点,所以就是在网上现搜了一些数字。

一、 重温美国的三个问题:全球化、智能化、移民

问题1:资本的全球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框架下驱动的全球化使资本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努力进行海外投资,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这就是所谓的outsourcing/offshoring、“制造业中空”等问题。资本的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才出新的新事物。我们放几张图就可以看到。首先前两张趋势图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大规模的FDI(外国/外商直接投资)是90年代以后的现象。

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到具体趋势:可以关注表格下半部分按照区域划分的inflow vs outflow。全球FDI流动大潮的初期主要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发生的——例如美国在日本和欧洲投资,日本和欧洲在美国投资。在2000年以前,发达经济体收获了资本流入(FDI inflow)的八成。但到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提升至约四成。

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最主要的FDI接收方。

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标国。

美国传统上是FDI的重要对象国,但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的产业是不同的。中国投资美国,是高端产业、信息科技、知识经济、金融、地产。美国投资中国,是制造业外流,供应链布局。

对于美国中低技能的产业工人来说,高端产业、信息科技、金融等的受益者都是高学历文凭,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看到的只是制造业机会不断向中国、墨西哥流失。

资本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什么?如果经济体是封闭的,在极端情景下,一个经济体里只有一个资本家和一组工人。那么这组工人就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只要工会一罢工,资本家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屈服。在大规模资本全球化发生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实际上只限于贸易,从生产角度看,各国其实是彼此封闭的。西方世界的工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工运及左翼政治,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权益,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马克思所说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化没有发生,但大部分西方资本国家变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资本和劳动力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全球化的资本自由流动打破了这个平衡点:资本家打破了国界,但全世界的工人没有联合起来——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民族/国家/文化/族群的身份远远大于阶级。美国工人和墨西哥工人、中国工人找不到阶级情谊,只有文化和族群差异。全世界的工人被证明是无法团结起来的,只能被资本家“分而治之”,逐步瓦解。这其实早在80年代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汽车工人工会就无法和美国的汽车工人工会组织起来阻止汽车企业跨国设厂。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工人要面临更多的竞争:中国的工人、墨西哥的工人。全球化之下,美国的工会还在尝试按封闭经济体的思维维护工人利益,但却无法阻拦全球化的时代大潮。全球化的时代的大潮是,全世界的工人待遇在全球资本面前拉平。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终于获得了对工人的胜利。过去我们说,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构建的意识形态。全世界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起来。实际上,基于族群的民族主义更加符合人类的本性,基于血缘和文化的身份认同更加真实可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组织不起来的。

在美国制造业中空、离岸化的大潮下,产业工人失业,不得不转向服务业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收入水平绝对下降。工会参与率和政治影响在持续减弱,甚至被视为一股后进力量。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工会参与率(红线)在战后达到高位,自198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最富裕的1%人口(即精英即资本家)占全社会收入占比稳步上升。我们后面会再回到美国贫富差距的数字问题。

再看一个图。美国工会成员占比的下降与最富裕10%人收入上升的相关关系。

外包远远不止于制造业。劳动者由农业和制造业被推到服务业,然后服务业一样可以再外包到海外——譬如,客服中心的客服是从孟买和加尔各答打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都可以外包,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资本家是逐利的,如果全球劳动市场打通,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哪里有便宜的劳动力,资本就会将劳动机会转移到哪里。在这样贪婪的体制里,劳动者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资本家可以将全球的工人/劳动者都变成夺走你稳定收入的竞争对手。

问题2:人工智能/自动化问题:

人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资本家将资本用于技术研发,开发出生产力更高的技术后取代工人。当然,对不同的行业/职业/工种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含量越低,越简单,越能为人工智能和机械模拟的工作越容易被影响。具体两个效应:失业——工作机会直接丢失;降薪——工作机会没有丢失,但是薪酬下降,或者沦为零工经济。

上图显示,80%的劳动者会面临工资缩减或失业的风险。

上面这张图分析了哪些行业的哪些工种最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威胁。最上面几个行业是住宿与食品服务/餐饮、制造业、农业、交通与仓储、零售、采矿等,是最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的。左边(蓝色)是管理职能的角色,不那么容易被自动化取代;右边(红色、橘色)是重复性、可预测的体力劳动,有较大概率被自动化取代。

上表:从事体力活动,在可预测的环节下操作机械,有81%的可能性被自动化取代。处理数据,有69%的可能性被自动化取代。收集数据,64%。

再看下图。实际上早在人工智能/自动化这种概念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机器就开始取代人了,这个进程从本世纪上半叶就从农业开始了——机械化。从农业开始,发展至制造业。劳动者被推向其他行业(主要是服务业)。

下图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但生产力及产出却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机器取代人。

图中阴影部分是经济衰退/危机期。大家看到经济危机时,生产力和产出都有下降,往往和企业生产节奏被破坏、大幅裁员有关。但危机一般会推动企业进一步寻求使用科技/自动化手段替代肉体劳动力。因此,经济衰退/危机结束后,生产力和产出很快就能得到修复,但就业却得不到同等速度的修复——资本家借经济危机裁员,而被裁员的工人可能永久性地丢失了工作机会。

终局是什么?各位看科幻片就会知道,最后可能只有研发机器人的人还没有取代。机器人能够取代绝大部分人口的工作。甚至当“奇点“到来时,机器人甚至有了自我意识,可以自主研发和维护自己,成为新的品类,人类甚至整体会被机器人取代。当然这个就说远了。眼下的实际情况是,资本家利用资本创造了技术,用技术替代了人,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美国的劳动者很可怜,一要面临资本家将工作机会外包/离岸化的风险,二要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

问题3:低技能劳动力的移民问题。

这里说的是美国的墨西哥裔/拉丁裔移民。可以看看以下几个图:1850~2008年美国人口中,出生地为墨西哥的人(超过千万)。留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数字远比这个高。可能有几千万之众。与高等院校及知识经济吸引的“高端人才”(例如印度、中国学生及专业人士),墨西哥移民属于低技能劳动力,主要通过亲属移民到美国(先有一个人移民,然后全家都通过各种亲属关系移民到美国)。下面的柱状图是合法移民的来源,九成的墨西哥移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的(family-sponsored preferences OR as immediate relatives of US citizens。实际上美国吸引的大部分移民都是这种来源。

这种低技能的移民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表面上是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继续吸引各路人才,而且还为不同民族种族社会文化的人群提供了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但一方面,为美国的资本家(既包括大产业资本家,也包括中小工商业雇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固有的中低技能劳动力争夺就业机会。在供需关系给定的情形下,廉价劳动力的大规模涌入影响当然会对这部分人群的就业机会及薪酬产生负面作用。何况还有前述的全球化及智能化的影响。

工人阶级在资本家面前一点办法没有。

问题4:金融全球化及美国的经济的金融化和地产化

这一条主要是经济产业结构的问题。美国经济除了制造业外移,高端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之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金融和地产化。

上两图:美国金融产业占GDP的比重。

上图:美国金融保险以及地产(FIRE)占GDP的比重。

在贸易和FDI的全球化之外,是金融的全球化。美国坐拥强大的经济、市场、历史财富积累及全球货币,将自身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及产业投资人,然后再进一步打造为全球金融中心,帮助全球企业获得资本。

金融行业雇佣了各种受过最好教育的精英人群,除了直接产业的人士(银行家、销售/经纪、投资经理等),还有大量的衍生行业及服务机构,例如律师、会计师等。

美国的金融化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增长与积累都流向精英人群,与普罗大众没有关系。

上图显示,美国金融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最富裕的1%的人群收入占比越高。金融行业的发展会推动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

这时,普罗大众只能仰望精英人群创造的财富自上而下实现所谓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富起来。

而实际情况是,精英富起来了,而大部分人普通劳动者只能在底层经济挣扎,还要受到离岸化、自动化、中低层移民的影响。他们可能处在零工经济,成为所谓的working poor,或者因为走投无路干脆退出劳动市场。

这个涓滴效应就是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理论,是一切小政府、自由市场政策的理论基础,譬如说Trump的减税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当然就是一种为资本家服务的经济意识形态。

另外,关注笔者去年就香港问题写作的读者应该知道,香港遇到的问题和美国一样。例如制造业中空/离岸化、金融地产化,再配以一个秉承“自由放任”哲学的小政府,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二、 美国过去几十年以来发展出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现状

大家可以看出,以上所分析的各个因素,从资本的全球化/工作机会离岸化,到人工智能及自动化,到低技能移民,再到金融化,每一项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每一项都是不利于工人阶级及大众劳动者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应的经济再分配机制,那么这种因素合理的唯一结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急剧加大。

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现象。这篇文章主要提供一些网络上可以搜到的数据。读者们可以将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视觉化”。

最后让我们看看就业比例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就业问题。“失业率”的指标是不准确的,更好的指标是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分子是就业或积极找寻工作的适龄适格人群;分母是所有处在工作年龄的适龄适格人口。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多少人在劳动市场里,但不直接衡量就业的质量及收入因素。

可以看见,美国的劳动就业率在上个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在本世纪以来就一路下滑。金融危机之后还有个加速的过程。上面我还搜了今年疫情期间以来数字,可以看到疫情对劳动参与率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资本全球化、自动化、移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人口被推到低收入行业,并且可能在零工经济里工作。人们的收入不高、不稳定,又劳累,参与就业算不过账来,都养活不了自己,渐渐地越来越多地就会退出劳动市场。因此劳动参与率会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一定会带来经济困境,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一组反映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的数据/图表。

上图显示了1962~2014年,收入最高的头部1%的人口与底部50%的人口的税前收入占比。

上图:将头部的1%、紧接着的9%,以及剩余90%的人口财富占比。美国头部10%人口的占有全美财富的将近八成;剩余90%人口的只占有全美财富的二成多一点,在过去20~30年一路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上图:1963~2016年,美国收入头部10%及收入底部10%的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基于2016年的美元)。过去几十年里,头部10%的家庭收入快速增长,由95,268美元/年增加到182,826美元/年,而底部10%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由13,286美元到14,459美元/年)。1963年,头部10%家庭的平均入是底部10%家庭的7倍;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3倍。右图比较了头部10%家庭及底部50%家庭的收入,可以发现,底部50%的家庭(对应美国一半的人口)的收入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只有有限的增长。


上图:1980~2018年美国收入中值的变化。全美国的中值(黄线)及底部10%(红线)在过去近四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累积增长均在11%左右),头部10%的收入却出现了显著增长(累积增长142.6%)。

上图:1980~2015年头部1%人口及底部50%人口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

上图:这个图更加形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的税后收入增长基本都被头部1%的人口拿走——他们的税后收入增长将近四倍。其次是头部的20%人口,收入增长超过1.5倍,而底部20%的人(lowest quintile)的收入增长非常有限。

上图:1979~2007年,不同分位数家庭税前收入变化情况。只有头部20%的家庭看到了家庭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又主要集中在头部1%的家庭。其他人口的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一路下降。

所以,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全部都被富裕阶层占有。

上图:1968~2011年,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经历的收入变化。

上图:1979~2017年,美国头部0.1%的人口的收入增速是底部90%人口的15倍。

这个图将最富裕的0.1%人群也分离出来了。

财富增长都集中在最富裕的人群。

上图:这个图数字比较新,可以看到2000~2018年的变化,将头部的5%及底部的50%及10%进行比较。可以看见,本世纪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加速放大。


上图:现状我们来看看美国基尼系数增长情况。基尼系数的数值越高,社会越不平等。美国基尼系数从1965年以来一路增加,在1990年代后加速增长。1990年代当然就是资本及金融全球化全面开启的年代。

上面这个图把时间轴拉得更长,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可以看见,1930年代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最严重的,后来罗斯福新政(New Deal)加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缩小。这是广大美国人通过努力工作,成为中产阶级(买房买车),实现美国梦的一代。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登场了,贫富差距迅速放大,在19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加速增长。发展到现在,已经基本将美国战后经济均衡发展所创造的社会平等完全消灭。


上图:是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呢?不是的。我们把美国和西欧进行比较。西欧(左手边)也出现了头部1%收入占比增长,底部50%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况,但是可以看见:趋势没有那么明显。再看右手边的美国,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剪刀差。小标题:“American exceptionalism”,说明这是一个美国独有的现象。


上图:1975~2015年头部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美国当然是一枝独秀,甚至即便2008年的经济衰退,也只是使美国头部1%人口的收入有一个小的跌幅而已,随后马上就反弹,继续保持上升态势。

紧接美国的就是美国的小跟班——“五眼”成员英国与加拿大。他们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接近美国。因此,相比欧洲大陆和日本,他们的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和美国的区别只在于2008年经济衰退对头部1%的影响比美国更大一些。

上图可以看出,美国的趋势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同的。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

上图,深蓝色部分是根据居民缴税及财富再分配之后的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浅蓝色部分是假设没有任何的税收及财富再分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

浅蓝部分越长,表明政府通过税收及福利政策等做出的财富再分配力度越大。

美国在上述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同时浅蓝色部分也比较短,说明再分配政策比较少。

这说明美国是一个真正的“野蛮”、“原始”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治理完全被资产阶级/富裕/精英阶层的“小政府”“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把持。在这样的社会里,精英获取了大部分财富,普罗大众忍受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上篇文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一)》主要是讲脉络和概念。

这篇文章补了一些网络上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临时收集的,目的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数量化、视觉化的概念。

本节小结:美国不仅仅按照原教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同时在全球范围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及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美国最富裕人群的,包括美国的资本家/大资产阶级,权贵、知识精英等,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受益的,经历了收入及财富的快速增长。

但美国的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这些有利于富人、资本家及知识精英的因素——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人工智能/自动化、移民等,却是美国劳动者的噩梦。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导致美国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在过去20~30年里严重加剧。

回到上篇文章的一开始——这就是2016年Trump上台的背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三)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38942375460958

Trump式的反华外交并非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41928120385556

“We’re back!”——Biden的外交政治与中美关系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4256371236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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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一个救米国,这是病,得治  发表于 2020-9-1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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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0 20:59 | 显示全部楼层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的更平等的全球化才是未来。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20-8-30 21:04 编辑

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

第一,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

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代议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

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去30多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响应包容性增长需求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

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

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仅没有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而改变,反而会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快步伐。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原文节选自:
朱云汉:人类历史的这四重趋势不仅不会被疫情打断,反而会加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https://www.guancha.cn/ZhuYunHan/2020_08_30_563327_s.shtml

点评:

全球化不可能逆转,这个不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现代社会的核心-工业化发展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
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必然是:
越来越复杂,生产链条越来越长,这就导致一些小国如果不依赖全球化,根本无法生产出必须的基本军民用工业品。甚至中等国家也不行。还有,工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进而投入更多的研发,进行更快的,更高阶段的技术迭代。

就如乔良讲的:手工小农业生产,有农村集镇市场作为交换模式就足够了。而工业化大生产,就必然需要更大的市场来销售工业品了。就必然有欧洲列强开着坚船利炮来开拓市场了。
现在的新冠疫情甚至能够促进全球化的发展。因为那么多的国家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用品,要到中国来买。
没有全球化怎么办?一些大国或许可以自己重建医保用品产业链,但是那些小国呢?


其实现在美国和中国搞,也不是美国不想要全球化,而是美国部分全球化受害者认为自己吃亏了,本质是其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到外面来找答案了。
其实这次新冠疫情,如果换个结果,是那个小一点的国家,控制不住,然后美国能够强力介入,帮助其控制疫情的发展。
那么肯定一大波人又更起劲的鼓吹全球化了。

但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的更平等的全球化才是未来。

点评

朱的文章,有深意的,而且是从台湾学者的视角。可比罗思义,罗更喜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更学者化一点。  发表于 2020-8-3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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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30 22:12 | 显示全部楼层
义乌指数泄美国大选天机
https://beltandroad.zaobao.com/b ... ory20200830-1080870

美国总统大选谁能笑到最后?远在中国浙江义乌的小商家凭着神奇的“义乌指数”心里有个答案。这个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中国小商品集散地,是窥探全球动态的特殊窗口。冠病疫情显著冲击国际贸易,今天的义乌是一番怎样的光景?从无到有的“小商品之都”能否延续义乌奇迹?

今年11月后,谁将入主美国白宫这个年度国际政治悬念正牵动人心,但在义乌小商家李清香(化名)看来,谜底已经揭晓。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足5平方米的小店铺中,李清香头也不抬地抛出政治观察家不敢轻易做的预测:“当然是特朗普赢。”

如此笃定,是因为她掌握了一组神秘的“义乌指数”。

李清香从货架下的麻袋中翻出一面5英尺长、3英尺宽的蓝色应援旗,印着大大的“Trump 2020”(特朗普2020)字样,以及一排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竞选连任口号“让美国继续伟大”(Keep America Great)。

去年底以来,她在浙江绍兴的工厂已经“出”了10多万面这样的应援旗,每面批发价4元8角人民币(下同,约9角5分新元),而同样大小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应援旗,只“出”了区区几千面。

她因此很有把握,特朗普的赢面比挑战者拜登更大,“订单不会作假的”。

尽管美国民调显示拜登目前略胜一筹,但如果要赌一把,商贸城里另一家旅游用品公司的周姓业务员也会押注特朗普。

她告诉《联合早报》,负责国际业务的同事最近还源源不断地收到特朗普竞选产品订单。几天前,有同事在工作群中发信息,要求工厂加急处理一批特朗普应援旗。

据小周介绍,工厂去年底就开始接到美国大选的应援旗订单,最初都是特朗普的应援旗,厂里打过样的图案有10多种,近两个月陆续有一些拜登的订单进来,但图案只有一种,而且数量还不到特朗普应援旗的五分之一。 

候选人订单成美国大选形势风向标

每届美国总统大选,大量候选人的竞选物料,例如旗帜、棒球帽、T恤、橡胶手环、乳胶面具等都采购自这座中国浙江中部的小城。今年因疫情缘故,从义乌发往美国的大选应援物种类增加了印有候选人名字、竞选标语的口罩和面巾。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问鼎白宫,虽然美国舆论普遍看好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莉会胜出,但义乌小商家却凭着手头上两名候选人的竞选物品订单,成功预测特朗普会笑到最后。

那次“神预测”以后,外界开始把义乌商家手中的候选人订单,视为观察美国大选形势的风向标。这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竞选人财力越雄厚,购买的竞选物料更多;支持者越多,应援产品的销量也越大。

据统计,截至本月21日,特朗普筹集的资金已达到12亿美元(约16.4亿新元),而拜登只有6.99亿美元,特朗普在竞选物料上的投入力度势必比拜登更大。

根据订单做出的预测并无严谨的科学依据,但国际局势里的波澜和商业世界的变化,已不只一次准确传导到义乌这座有130万人口的城市。欧美国家下来会出现什么大趋势?义乌商贩春江水暖鸭先知。

今年5月底,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在全美乃至欧洲引发一场持续好几周的“黑命贵”(Black Life Matters)种族平权运动。接到大量印有“黑命贵”字样口罩订单的义乌商贩就能准确判断,这场示威活动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大型活动都需要道具与物料,义乌是“世界工厂”小商品的集散地,这让义乌成为窥探全球动态的一扇特殊窗口,但绝大多数当地商贩并不喜欢花时间胡侃这些。

“我们做点小生意,谁当上(美国总统)好,我们也不懂”,李清香说。

但出于商人的敏锐度,她会留意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新闻,并且迅速化为行动。两个多星期前,她就把苹果手机换成了华为手机。“他们不是说9月多开始,苹果手机很多功能都不能用了,好像特朗普要制裁。现在客人都用微信联系,不能用微信,我(手机)里面的记录都没有了。”

对美国大选一无所知 商家专注做生意
经营印花口罩生意的应彤(化名)受访时则说,虽然做了好几笔特朗普的生意,但她不希望看到特朗普连任,反而希望拜登胜出。

前几天她在刷抖音时看到一段拜登的演讲视频,让她对拜登好感倍增。应彤说:“拜登说如果他当选,会强制所有美国人戴口罩,我们就可以卖很多口罩。”

更多当地商家即使每隔四年都会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其中,却对大洋彼岸正在火热上演的选举一无所知,甚至叫不出特朗普的名字。

一名做面巾生意的商家,听到记者询问时一脸疑惑地问:“什么大选?”在看到记者手机中印有特朗普头像面巾的照片后,她连声说:“哦,这个人头我们印过的,你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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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是它自己。

它的挑战就是二十年前我一本书上看到的:西班牙裔会很快超过黑人人口比例,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民族族裔。美国人,白人还稍微好一丢丢,还有个别很聪明喜欢学理工科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理工科?sorry,我没遇到过。

所以我那个帖子问美国人:你们目前不断阻碍中国最优秀的理工科人才在美国求学,然后你们准备实验室用谁搬砖?印度人?没有搬砖的人,很多实验室的大佬也不太可能获得突破拿到至高无上的奖。

那些无数在美国历史上搬砖的中国人,为美国科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就这样被你们埋没掉了,

所以,未来,demographical trend才是美国能否保持世界第一大霸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你看日本根本不构成很大威胁的原因,就是它自己开始因为老龄化而自动衰落了(日本人最大问题就是不引入移民,连自己在南美洲的日裔都歧视)

你需要惧怕一个黑人和西班牙族裔占据精英阶层的美国吗?
作者:brilliantgreen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880899/answer/1411233518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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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6 08:56 | 显示全部楼层
强世功: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必须面对这场越来越紧迫的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战乃至军事战争
https://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20_09_05_564144_s.shtml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香港》

(长文节选)
这篇文章看全文需要有一个多小时,很多关键地方觉得好的摘录如下。说的很好,此学者的眼界,不是一些网络写手和网络国师可比的,眼界非常宽广。


中美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个状态?
如何理解在此之前的中美关系?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新冷战”?
我们应当如何从全球大格局中定位并建构新的中美关系?
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本文简单地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试图提出“关键十年”这样一个概念,即要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 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由于两国对未来图景的构想差距过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建构。

正如克林顿在竞选中针对老布什的经典名言:“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

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中的重心。而美国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与“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不期而遇。因为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因此,1990年代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型企业,每天关注经济数字的飞速增长。

正是在共同转向经济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政治上虽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大环境下,美国外资很容易廉价地收购大量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可以说,中国在政治战略上的韬光养晦成就了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中国始终谨慎地站在美国一边,而在经济战略上的改革开放,更符合美国全球经济扩张、建立经济霸权的利益。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最美好时代,但这其中有相当多功劳应归于中国,归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经济扩张中的“助推”。


然而,从美国战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特别是2008年美国经历金融危机而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不仅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在公共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竟敢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是美国把钱用在了战争上。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这种傲慢恰恰表明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他们并没有看到当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某个临界点,似乎要挑战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时,那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必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并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在中国无法获取像过去那样的暴利,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对于一些迷信中美关系“经济压舱石”的人,如果依然相信通过经济上的“纳贡”能够获得世界帝国的政治庇护,那么美国保守派会用类似克林顿的名言来回应:“笨蛋,政治才是关键!”真正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向的乃是经济变化引发的政治利益,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那么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就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 年后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政策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为此,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从而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

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1949 年美国内部对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实际上就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实际上也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民主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在大国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一)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刚好落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体。中国在 1980 年代同时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遭遇了“和平演变”。幸运的是中国渡过了这个难关,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恰恰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形成一个跨国的、隐形的买办阶层。这个阶层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资本、裹挟着政府权力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甚至于这个阶层希望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

比较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宣布“三个代表”之后,大多数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始终关注自己的“政治待遇”问题,他们要为自己的财产和市场经营寻求政治保障。为此,民营企业家通过各级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稳步地进入政权建制中,甚至一度将民营企业家能否进入中央委员会看作民营企业家政治待遇的风向标。当然,如果将整个民营企业阶层看作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实上整体民营企业阶层希望中国政治保持稳定,尤其是希望稳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带来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外高度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力量的盘剥,又遇到国有企业的压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国家政策辩论中,若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政治教育,这个阶层也会成为推动“和平演变”的力量。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官员变得日益腐败。他们要么主动寻租,要么被商人所“围猎”,从而和商业阶层形成利益裙带关系,以至于中国经济发展一度被批评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层权力和国有资产的权贵也开始幻想着通过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顺瓜分国有资产,像苏联的高官一样摇身一变为权贵大亨。由此在各种“圈子文化”中散布出来的“沉船论”,使得不少官员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并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将资产、家属和子女安排在国外,以至于出现了“裸官”这种现象。在后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中,有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丧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和“两面人”而受到惩处。

从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以一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热忱投入到配合美国“和平演变”的事业中。由此,商业资本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的文化传媒体系在系统地宣扬自由、平等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文化思潮在系统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全面攻击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时,却在不遗余力地美化、怀念民国时代。一时间“民国粉”成为文化潮流,“小鲜肉”成为年轻人的审美偶像。一句话,整个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在追逐财富的纸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沦。

2008 年尽管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但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在理论上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否定之前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后三十年,主张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须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经济改革难以继续下去,而且连经济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难以保住。这种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也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然而,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尤其在 2012 年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交替的不稳定关键时期,美国媒体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国政治权力交接过程中,关于政治斗争的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并试图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来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可以说,这十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关键十年,也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

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十年,一方面是美国加快对华“和平演变”的十年,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最后窗口期”,在经济领域加速升级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在这十年中的全面升级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成长为挑战其世界霸权的最大力量。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最集中地体现在曾经担任特朗普竞选首席战略师并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一系列言论中。

无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思想文化上白人至上的保守主义,还是退出很多国际协定、禁止穆斯林移民乃至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等政策措施,特朗普政府施政方略的直接思想来源首先就是班农。

正如班农所言,如果美国放任中国梯次实现“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以及 5G 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相关目标,首先就会让中国变成信息革命下的技术强国,然后就是经济强国,最终则是金融强国。中国一旦实现这些目标,美元体系构建的美国金融霸权就会坍塌。在他看来,给美国压制中国发展的时间窗口期只有 5 年左右,因此对中国发起经济战乃重中之重。一旦美国错过这个时机,就很难有翻盘的机会。因此,他不仅支持特朗普政府打击华为,甚至认为不仅要限制和制裁华为,更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支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踢出去。

没有人喜欢班农的这种极端言论,然而,恰恰是这些言论让人们看到政治的现实真相。政治不同于道德,必然包含着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实力较量,以及这种争夺和较量所带来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都属于政治的永恒主题。班农和特朗普的言论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激起巨大回响,就在于这种言论激发出美国人对中国发展的恐惧,而这样的恐惧正在将中美关系带入“修昔底德陷阱”。

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这场越来越紧迫的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战乃至军事战争。

政治的复归:“新的伟大斗争”

就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华为虽然想到有与美国山巅决战的一天,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但当美国突然对华为下手的时候,华为还是没有预料到美国的打击面如此广、执行打击力度如此坚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想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就在“9 •11”事件发生之后,2002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六大将 21 世纪头 20 年定位为“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定位就在于中国要紧紧抓住因美国反恐战争而与中国形成高度合作的难得机会,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中国经济实力决定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和地位。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同样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被形象地称为“弯道超车”。这就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一)“政治”的误区:政治的技术化、法律化和治理化

尽管如此,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严重性,依然相信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看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基础开发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政治上“不争论”、在中美合作背景下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大背景,导致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普遍缺乏政治意识的经济思维,从而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治理的角度肤浅地看待政治,以为政治就是一场生意,仅仅是一种利益交换,而没有看到政治包含着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价值信念、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争夺和竞争。

在国内,面对社会分化和利益分歧,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经济维稳思路。
甚至面对愈演愈烈的“台独”势力,我们试图通过扩大两岸经贸关系来解决;
面对涉及香港管治权的政制发展争执,也试图通过不断“送大礼”来缓和;
面对新疆愈演愈烈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寄希望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
而面对国内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通过花钱摆平。

可以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这种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的歌舞升平环境中渐渐成为丧失政治意识、政治意志甚至政治本能,从而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或者说混同了“利益政治”(politics)与“文化政治”(the political),以为“政治”仅仅是讨价还价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人民币摆平”,从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纠纷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这种“利益政治”忘记了人在本质上不是仅仅关注物质财富享受的动物,而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有价值追求的高级生命。而“政治”(the political)在本质上就是致力于探索并建构这种有价值、有追求、有信念、有理想的共同体生活。

因此,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必然要面对“诸神之争”乃至“文明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
我们面对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问题,而是文化教育、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的问题,是如何捍卫人心中的领土问题。
而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重新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的准则和生命的理想信念。

事实上,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早就在中国的预料之中。在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更是成为整个报告的关键词之一。这相当于提前宣布面对美国即将发起的打压举动的政治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斗争”这个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中国舆论中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结构性矛盾。

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孟晚舟,赤裸裸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

特朗普政府在批评过往政府“误判中国”的同时,明确就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取代了过往“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可以说,由于美国民主派主导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失效,才使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在国内政治中有多大分歧,都会在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从“合作”转向“竞争”。这种战略其实是美国从应对苏联的“冷战”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如果说过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战略主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则必须亲自“赤膊上阵”了。

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发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对华为公司的打击,而且可能发展为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

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帝国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的“新”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一句话,“新冷战”就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 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假如我们把这看作是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那就有必要检讨为什么美国对华政策会重复发生如此巨大战略失误?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反思,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即使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稳定往往被看作是失败的例子。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亨廷顿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主张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政体问题,而是权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败。而这个理论无疑是亨廷顿与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且将政治的根本问题集中在政体问题上。直到后来福山才面对现实修正其理论,关注国家的治理能力。

亨廷顿的理论实际上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 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这种激进的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而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割据、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直到中国共产党诉诸更为激进的社会动员手段,才结束了政治衰败,重新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即取代传统皇帝权威的现代人民主权权威。

1980年代中国也是自由化思考泛滥的时代,然而恰恰是中国政府及时遏止了自由派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颜色革命”,中国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下,保持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并由此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衰败陷阱,看清楚美国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此后,美国虽然不断加大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力度,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及其支持的中国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美国之所以误判中国,或者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恰恰在于中国的政治家们自觉地听从了“亨廷顿忠告”。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阅读亨廷顿的著作,不如说是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中美贸易战之前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在故宫中畅谈的是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接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等等这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中国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由此,在“后冷战”的历史中,任何强有力的国家或者试图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国家,必然是公开地或者潜在地“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俄罗斯如此,中国如此,伊朗如此,土耳其如此,朝鲜如此,曾经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也如此,甚至默克尔的德国和马克龙的法国也如此。这与其说是由于世界进入“强人政府”时代,不如说是由于世界其实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这与其说是这些政治强人个人的政治选择,不如说是全球政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即“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在西方帝国主义传统上建构世界帝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因此,美国“新罗马帝国”建构还未完成,就遭遇到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世界大国的抵抗和反对。

美国今天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在重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走的建立世界霸权的道路。因此,马凯硕指出,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像当年苏联的行动,而中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就像冷战中美国的行为。

无论是苏联解体,还是美国衰落,内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中美竞争未来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内政建设。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由此才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才会出现民粹主义与金融寡头相结合的特朗普式的寡头政体。

因此,“王者不治化外之民”,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从而才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塑造世界。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采取相应的社交隔离措施。

写作于 2019年 6月

网友评论摘选:

十八大和十九大中间那几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现在复盘才回过味儿来。原来上面看得这么长远。同时也觉得冷汗涔涔,这真的是一步踏错就会万劫不复的凶险啊!!!

特别是经历过文章中提及过的事情,格外的有刻骨铭心之感,想想2012年网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请美国专家来华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到底是为了什么?感谢作者如此详尽的解读“关键十年”,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不敢想后果!

美国从表面上放弃了对中国和平演变”,其实并没有改变宗旨,只是改变了策略。美国之前采取对中国精英和底层的同时渗透,以演变精英为主,企图从顶层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对美国俯首称臣。现实表明美国错了,美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如此强大的全方位能力。所以美国新的策略改为主要以渗透平民为主,仔细看它的表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是想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从而为他们的渗透和破坏找到抓手。

老百姓要的是富足的生活,精英要的是理想的生活。
最底层穷困者精准扶贫;对精英进行理想的引导。

文章将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阶段特征和未来方向描述得很清晰,
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揭示也非常深刻,对国家对美战略政策和布局的理解(也可能是指点)也非常到位,
可以说代表着当前国内中美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只有一点不同看法:
作者在文章结尾对中美两国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讨论,可能还是高估了美国对华乃至对人类的善意,
低估了中国对自己、对人类社会的善意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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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5 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欧盟不会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充当冷战时的铁杆盟友和小伙伴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20-9-15 14:52 编辑

宋鲁郑:欧盟不会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充当冷战时的铁杆盟友和小伙伴,如同对付苏联一样对付中国

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9_15_565126_s.shtml

(节选)
我曾经和一个长期激烈批评中国的学者有过一次辩论。他说根本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我没有和他争论中国是否愿意、能够和应该主导这个世界,而是说好啊,尊重你的看法。只是西方在衰落,出现真空,总要有力量去填补吧。中国不行,那么下一个有实力的就是俄罗斯。他一听脸变色道:“那更不行了。”“俄罗斯不行,那么下一个就是伊斯兰文明了。”他更是脸色大变说:“那更更不行了。”于是我笑道:“看来,那只有中国还算是可以的”。他顿时沉默了。(哈哈哈,宋老师对付西方人那一套很娴熟啊)

中美关系恶化以来,一直有观点认为欧洲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毕竟欧盟和美国是悠久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大西洋派在欧洲可谓根深蒂固。而且就在特朗普对全球发起贸易战时,欧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多次向美国建议联手对抗中国。而现在欧盟基本上对中美大战持壁上观,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丝毫不把欧盟的建议和利益放在眼里。现在大选在即,如果特朗普连任,中美欧大格局不会有多大变化,然而,假如民主党获胜,重返大西洋主义,中国是否就会面临美欧联手的不利局面呢?

应该说,如果民主党胜选,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必然会得到改善,双方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比如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方面也会携起手来。在这些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需求自然会大幅下降。另外如果美国重打价值观牌,欧盟自然也会给予支持和配合。但不管怎样,欧盟不会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充当冷战时的铁杆盟友和小伙伴,如同对付苏联一样对付中国。

首先,欧盟作为全球重要的一极力量,有其独立性。它的利益和美国也存在冲突。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欧盟如果整合成功,欧元成为世界货币,欧洲中心再现,这是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的。二战以后,日本虽然也是美国盟友,而且还是军事占领下的盟友,但美国仍然不放心,还是把日本发展的势头打掉。

今天的欧盟提出多极化,是因为这符合它现在的利益。而如果中国倒了,多极化当然也就不存在了。这从战略上不符合欧盟的利益。当然未来假如欧盟真的整合成为昔日的罗马帝国,它未必仍会主张多极化。

所以,从欧盟的利益讲,理性的选择是利用中美全力竞争的历史机遇,一方面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既然中美都需要它,正好是两边渔利的好机会。其实这种效应已经出现:中美人才大战,导致大量中国留学生转向欧洲,中美科技大战,令欧洲的诺基亚获利匪浅,还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比如TikTok就决定将投资4.2亿欧元在爱尔兰新建一个数据中心,字节跳动已经计划将TikTok全球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在它整合完成之前,它不会完全站在中国和美国任何一边。

如果美国站在上风,它会偏向中国一点。
假如中国一骑绝尘,它自然会帮助美国去平衡。
这个时期短则二十年,长则五十年甚至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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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6 06:07 | 显示全部楼层
表面上看,美国是在对决中国,实质上,美国是在对决世界

如果你还在津津有味地观看美中对抗大戏,你已经被美国忽悠了、欺骗了。
表面上看,美国是在对决中国,实质上,美国是在对决世界。
川普的真实目的是打乱整个世界,滞缓乃是停滞全球的发展,从中浑水摸鱼,寻机重建美国的科技霸权与经济金融霸权。
美国剿灭中兴华为,说白了就是我不掌握5G,谁也别想用5G,为美国追赶5G、发展6G赢得空间时间。
严禁TikTok、微信则是明目张胆、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掠夺他国掌握的市场领先科技。
总之,一切都掌控在美国手里才是安全的,全球才可以用,也必须用,这就是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的逻辑。
如果世界不接受美国这样的安排,各国现在就必须从自身的长远发展利益出发,在美中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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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6 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视频:9月10日《台海兵凶战危,这人前来求和》,引发台湾关注

指王金平“求和”惹议 台湾真想一战吗?

来源:海外媒体

国民党决定由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CCTV)运营的社群平台《央视频》,小编于当地时间9月10日介绍这则消息时下标《台海兵凶战危,这人前来求和》,引发台湾关注。

“独派”政党《台湾基进》逮住机会,将《央视频》消息截图后加上《这就是卑躬屈膝》标语大肆宣传,部分台湾政论节目也实时将之列为讨论议题,还有民进党立委接受采访时挖苦国民党何苦要派人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成为北京的“遮羞布”,国民党中央则于当地时间9月11日上午召开记者会正式响应此事,批评小编“造诣不佳”,将“追求和平”简化成“求和”,强调两岸维持不矮化对方的对等沟通重要,已向国台办表达严正抗议,并要求国台办约束陆方媒体不要再出现类似言论。目前这则让国民党“不开心”标题的视频已经下架。

从国民党对于央视小编“求和”下标不当这件事的表现来看,必须说,国民党并没从过去的失败获得教训,反之,让人更加认定国民党的失败并非没有道理。

现实来看,央视小编的“求和”标题是简化“追求和平”的一语双关,揶揄的成分有之,更多的其实是对应台湾所谓“817万主流民意”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就此来说,藉由王金平赴陆参加“海峡论坛”报道偷渡“求和”标题,其实反映了大陆“主流民意”对台湾“主流民意”过去一段时间不断升高两岸敌意到“不然来战”的揶揄,与“台湾基进”等绿营人士藉题发挥揶揄指王金平代表国民党率团赴陆“卑躬屈膝”的用心如出一辙。

“两岸无小事”,小编下标不当确有可议之处,但国民党为此召开的记者会将大部分力气用来贬低央视小编的“中文造诣”、国台办的“约束无方”,回击台湾绿营、侧翼以“卑躬屈膝”污名刻意歪曲,极尽用力的捍卫国民党“尊严”,却让“追求两岸和平”这件真正与“人民最大福祉”的大事成为整场记者会的点缀,为所谓的“划错重点”做了最好的示范。

持平而论,当下两岸紧张情势下存在于台湾的各个政党,与北京有沟通管道又称得上“有实力”,仅剩2020年大选仍有550万民众支持的国民党。纵使央视小编一语双关的“求和”标题冒犯了国民党,还让绿营及其侧翼找到见缝插针及再次讽刺国民党的机会,但这不也是国民党的机会?国民党正应该趁着媒体关注,在召开记者会时大声说出“追求两岸和平”没有不对,而且“两岸关系”正是国民党不同于民进党的“价值”,“两岸交流、沟通”更是达成“和平”的必要途径。

国民党舍弃此一与台湾民众沟通的大好机会,走在正确道路上却不敢大声说话,却花大多力气回击动辄将两岸交流贴上“卑躬屈膝”、“跪舔人民币”标签,有明显恶意的那一群人,这难道不是将国民党的“尊严”置于“人民福祉”之前,甚至是为了“选票”而害怕被认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如此“首鼠两端”、“投鼠忌器”,与过往以“九二共识”打开两岸局面,却始终“只经不政”,终致失去台湾人民信任的“历史事实”岂不神似?

看看即将要启程前往厦门的王金平说了些什么。他说,“海峡论坛”是让两岸能有机会交流的场合,近期因为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紧张,牵动台湾也有相当程度疑虑,连蔡总统都说“希望不要擦枪走火”,但两岸官方没有往来,海基会、海协会也没有直接联络,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更需要主动负起重要责任,协助两岸交流、缓和紧张情势”。

无论王金平被如何被批评为“蓝皮绿骨”,能说出上述那些“场面话”就足以担当“团长”重任,况且,央视小编真正冒犯到的人是王金平,王金平本人都没反应,国民党又何必随绿营及侧翼言论起舞。

退一万步来说,若央视小编的下标是获得“授意”的刻意揶揄,那又如何?为了“人民最大福祉”计,国民党不能忍辱负重、受一点委屈,不求和,难道要求战?而且真正的问题在于,国民党向来只用“两岸和平”争取选票,而不是追求两岸真正的和平,或许,藉由央视小编的标题“警告”国民党,才是其中真正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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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已死、有事烧纸。台倭不亡、中国不会统一。  发表于 2020-9-16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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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7 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大神预测武统台湾的时间是今年10月8号- 11月7号之间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20-9-17 12:34 编辑

六爻预测 07: 中国会武统台湾吗?

油管上有个大神,预测武统台湾的时间是今年10月8号- 11月7号之间的时间点。
美国大选时间是11月3号。

附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JWA9dVsmY

发帖为证!

想起了推背图的第四十三象:

谶曰

君非君 臣非臣
始艰危 终克定

颂曰
黑兔走入青龙穴 欲尽不尽不可说
惟有外边根树上 叁十年中子孙结

顺便一说,2023年是癸卯黑兔年,2024年是甲辰青龙年,然后2023正好是奠定九二共识基础的“汪辜会谈”三十周年。
2019年台湾台南著名的南鲲鯓代天府在摇国运签时出了冷门——自明代建成以来第一次摇不出“国运”签。
这种事​虽然大陆很多人不信,但是台湾那边迷信成风,他们信就行了。是真是假到时候看吧。
长期关注两岸情势的台湾作家范畴警告民进党,应有在三个月到三年就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的心理准备。

http://www.uzaobao.com/guping/20200531/72089.html

有不具名消息指出,范畴当时表示,他曾与台湾军方人士交流,而他们对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预判。
范畴依据军方人士后来提出的论述,预判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应修正为三个月到三年。
台湾国安人士形容,现在台海的情势,确实是1996年导弹危机后最紧绷的时刻。
此外,范畴对有台湾民调显示“多少民意愿意保卫台湾”高度质疑。据悉,他在专案报告中对此表示担忧,更举出个人的三个探寻范例供民进党参考。
他以“如果一觉起来,发现解放军伞兵出现在附近,自己身边正好有枪,是否会拿枪奋战?”的题目,分别提问三位人士: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市议员、一位近30岁毕业自东海大学的青年,以及一位20岁出头的台大女学生。
结果,女议员没选择回答,还直言问题太极端,劝范畴不要拿这问题问30岁的年轻人;东海大学毕业生则说,要看美国的第七舰队离台湾有多近,“够近就会拿枪起身战斗,否则就会躲起来”。
而女学生的回答则最有趣,因为她质疑范畴的假设不可能成立,“中国会先派无人机,面孔辨识找要打的人,不会先派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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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17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正在印度化,上层精英下层傻
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1646463.html

(节选)

“印度化”有如下特点:

1、上、下层生殖隔离,互相不通婚,类似有种姓制度。

2、国内有2%的世界级精英,10%的正常人,剩下的是糊涂蛋;大家住在一起,但互相没义务。

3、少量上层精英,接受精英教育;其他 大部分下层人,接受随机教育,自生自灭 ,自由发展。事实上整个国家很自由,上、下层互相没有义务。你爱干啥干啥,只要不影响其他人,想干啥都没人管你,倒了霉也没人管你。

4、整个国家宗教氛围浓厚,老百姓都有种“认命”的美德;越底层越反智,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接受。

6、政府内部各自为政,也就是大家说的,“散装的”。

如果对历史比较熟,大家估计已经看出来了, 从古到今,包括古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大英、大唐、大明和大清,这些帝国和朝代后期都这造型,大家都“印度化”了。

这么看来问题很明显了, 帝国晚期都这样 。或者说,国家发展一两百年,都会形成这种效果。

那大家可能纳闷了,不对啊,博主,印度还没发达呢,怎么就呈现出晚期症状了呢?

其实想想也不奇怪,印度跟中国美国不一样,不是革命建国。我们建国后把整个社会犁了一遍,破了四旧,然后在新平整好的地上搞发展,整个社会没大户、没宗教集团,没有庞大的利益阶层以及大地主等等。

印度不一样,它在英国人手里混了几百年,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一样都没除,都被保留下来了,而且英国人并没有兴趣去改造印度。英国人走后,古代印度基本无缝对接到了现代印度,整个上层基本没变,社会结构也没变,种姓制度名义上没了,可是一直都活在大家心里。新印度直接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结构,可不就老态龙钟嘛。 如果我国从大清直接过渡到现在,估计跟印度差不多。

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没发展起来,那相当于一出门就掉坑里,刚诞生就“印度化”了。这种情况在非洲十分常见 ,我们熟知的那些国家,基本都是这样。

如果经济能顺利发展起来呢,就跟美国一样,蓬勃发展,政府也就有税收,收了税,政府去给大家打仗抢地盘,或投资修运河什么的,经济更加蓬勃发展,一切欣欣向荣。

一开始也有穷人和富人,但富人没那么富,空白的土地也多,穷人可以去种。中国历朝刚开始时,都要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美国人建国那会儿也把英国人的土地给大家分了,后来不够,又去买法国人的地,抢了印第安人和墨西哥的地,给大家种;大家有了地就可交税,政府有了税金就可以扩大军备,继续给大家去抢地抢地盘。

但到了后期,又出问题了。按理说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税收变多才对,但这个世界诡异就诡异在这里, 大部分国家到了后来经济发达了,用钱的地方多了,税收反而不够了。

这一点在唐朝、明朝、清朝、罗马和奥斯曼帝国,以至于现在的美国,都反复重演。国家GDP翻了好几番,但政府却越来越没钱,债台高筑。没钱就啥事都干不了,国家后期财政都陷入了困境,社会秩序开始解体。国家越来越没谱,碰上一次灾难就栽一个跟头,栽跟头次数多了就掉坑里了。

但随着时间流淌,政府要支出的费用越来越大。而政府的收税能力却越来越弱。因为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 ,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例外。

比如美国现在400个头富公民,拥有的财富比他们3亿个同胞拥有的财富都多。纳的税少得不是一点半点。富人有的是办法避税。
比如特朗普多次在推特发文,指责亚马逊那个贝索斯不纳税;问题是他自己到现在都不出示纳税记录,据纽约时报猜测,他纳税可能为0。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也不复杂,政府也是人组成的。国家越往前发展,各种利益集团的人开始进入政府担任高官,他们会积极推动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税收政策,什么工商集团、土地集团和军工集团等等,到最后都在减税,减来减去,税收由工薪阶层来承担。而富人却有的是办法避税,请律师找漏洞,实在不行就去避税天堂躲着。

特朗普减税,很多人就怀疑他是为了给自己家族减税。这个不是非主流说法,美国不少评论员就是这么分析的,那个美国问题专家翟东升也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吧,所有王朝后期的共同征兆:

国家花钱越来越厉害,真有钱的大户不纳税,税收基本压在中产阶级身上。

大清后来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税收严重不足,鸦片战争那会儿差点穷死了。不过鸦片战争后不是欠了英国人钱嘛,英国人说你真傻,连个税都不会收,你收关税啊,想学我教你啊。

大清从此开征关税,通过关税给自己续命七十年。后来蒋委员长崛起于江浙,他也收不到大户的税,靠着江浙地区的关税混了二三十年。

政府收税能力差,可花销却不少。官僚是不是得养?庞大的社会机器是不是得维护?所以吧,所有大国的后期都是入不敷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拿不出来钱。

灾难是对帝国的大考。 6个强权,大明、大清、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前五个都是在灾难中逐步崩溃,因为到了后期,财政苟延残喘,碰上大灾难处理不过来就挂了。他现在认为 美国也处于面对灾难束手束脚的下行通道里。

印度也一样,印度别看成天吹牛逼自己是东亚强国,其实财政一塌糊涂,单是外债欠了1.4万亿美元(内债不算债,外债是要刚性兑付的,这么大的数字非常危险了),而我国现在攒下3.1万亿美元。这个逻辑上讲, 印度糟糕的财政状态碰上这次疫情,不爆都没天理。

奥斯曼帝国晚期也这样,英帝国晚期也这样,现在的美国就更是这样了。富豪不上税,不承担义务,全让中产来承担,中产不萎缩真是奇了怪了。碰上灾难束手束脚,让全世界纳闷,这还是那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强国吗?

美国和印度差不多, 上层非常优秀,中层正在萎缩,剩下的全是一帮糊涂蛋 。欧美中下层非常非常蠢,而且有种独特的蠢,傻白甜那种,其实不能算蠢,应该算无知,没接受过正儿八经的教育就这毛病,打过交道就会有感受。

比如今天推特上, 一帮欧美和印度网民(推特上到处都是印度人)在热烈探讨这么几个问题:

比尔盖茨在搞人口清洗;

推广 5G导致呼吸衰竭;

英国人烧了手机基站和天线,说那玩意传播新冠病毒;

大家对白宫医生福斯博士和比尔 · 盖茨发出了死亡威胁;

病毒是比尔 · 盖茨散播的;

有个货说是自己被脑控了,大家围着问 “被脑控是一种什么体验?”

说实话,每次登陆推特都被那帮反智玩意气得肝疼。

欧美基本没啥东西能形成共识,除了大家都不太喜欢中国。

而推特上那帮蠢货,听见 “疫苗”第一反应是比尔 · 盖茨要下毒,简直匪夷所思。以后我再专门写文章给大家解释下比尔 · 盖茨这些年的名声为啥这么臭。

这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满脑子浆糊,听啥信啥的结果。关键是政府不管,放任基层一直浪下去,可不就“印度化”了嘛,一个国家里,10%的精英带着90%的糊涂蛋。后续看到欧美老百姓们蠢得要死的举动,你用这个逻辑一套,立刻就明白了。

你很难理解同一个城市,一些小区治安好,其他的都不行。但出了中国,就是常态,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等等,都是富人区治安好。 尤其在印度,这两天你也看到了,警察挥舞着藤条像打狗一样修理那些老百姓,但在富人区里警察温和得一批。

由于治安的恶化,富人不愿意在城里呆着。他们搬到城外,不再给城里纳税,把城市留给了穷人,城市变得更加没谱。 现在美国有12个城市在破产边缘,就是这个原因。你去美国城里看,发现不少城市真要变印度那样了,再到城外的富人区,又感觉漂亮得恍若隔世。大部分国家现在富人跟穷人都泾渭分明。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昌盛三百年,包括英帝国。 假如说近代英国是从光荣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后帝国落幕,中间正好250年。所以西方没有300年大限一说,他们一般说250年大限,不是说250年后亡国了,而是250年形势就彻底变了。250年类似于一个债务周期。因为谁都解决不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个问题,而从富人那里又收不到税。

中国超过美国这事,也没必要太激进,毕竟美国两百多年的积累,毫无疑问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梯队和科技水准。如果美国不爆发内战,全面超过美国能还得几十年。

中国差不多处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位置,竞争力上来了,但地位还没上来,被普遍低估,被西方国家和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国家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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