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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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冰河陆川客

引述一点关于建筑考古较新认识的文章，一家之言，可资参考。

厚墙无柱：土木混合建筑体系——古建和考古之一

中国传统建筑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中国考古学科引进消化，自有特色。现代的中国建筑历史学科与考古学科约略同时建立，各自发展、相互借鉴，殊途同归。就建筑史学角度而言，考古遗址、墓葬等均属于记载人类活动的建筑遗迹；从考古学角度看，无论地上建筑单体，还是地下建筑遗址，均可以借鉴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筑与考古密不可分，建筑考古学科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学术方向之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东方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学鹰通过具体的考古遗址与民族学建筑实例，简要说明古建与考古的交叉融合、相辅相成的相关文章。

厚墙无柱：土木混合建筑体系
传统建筑史学认为中国早期建筑遗迹通常需以柱洞、木骨泥墙为证，表明此为建筑遗迹、建筑遗址，此论深刻影响了考古学科对建筑遗迹、遗址的发掘与相关认定。也就是说，发现木柱洞为代表的木构架，是认定建筑遗迹、遗址的前提条件，甚或是唯一的条件。此为我国建筑史学界、考古学界通行的木构架体系。
但是，仔细探究目前发现的一些考古资料，还应存在一种土木混合建筑体系的情况：厚墙承重、室内不用内柱——土木混合结构体系。距今约六千年的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东滩头遗址，墙体遗迹非常清晰，有处于活动面之下开挖的基槽、红烧土块墙体（厚达60公分至1米左右）。在开间3~4米左右跨度的情况，直接用原木平铺搭出屋顶（木头做梁架而没有内柱的做法）是可以实现的；与此同时，也就是说屋顶形式或是多样的，并非一定采用坡顶。
国外亦有类似实例，如土耳其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遗址复原的建筑，室内无木柱，是利用厚墙承托屋顶的简单建筑形式。
《考古》杂志今年七月份刚刚发表的芦山峁遗址资料，尤其值得特别重视。该遗迹显示，三座主体殿堂并列，中间主要建筑开间跨度十多米，仍然无内柱，仅部分有几根壁柱而已，东侧殿堂不仅室内无柱、甚或连壁柱也没有。但是，它们的墙体一般厚2~3米（采用泥垛砌筑），最窄也有2米左右。由此，从建筑力学角度而言，利用木构架直接搭接在如此厚的墙体上面，是可能实现的。推测其采用了三角形的叉手式构架。
与此同时，芦山峁遗址还发现了收分相当合理的护坡泥垛。这可以说明，古人对土的性能具有充分的认识。而临近不远的石峁遗址的石护坡收分较少，这或许说明古人对石护坡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芦山峁遗址台顶土木混合建筑的重要性，需要得到充分认知与重视：古人就山势护坡、台顶筑房，是为了安全、防御，保护台顶建筑中的居住者；更是为了围合出旷阔的场地、空间，利于满足居住者的功能使用。因此，在相关类似考古遗址发掘中，要充分重视台顶的土木混合建筑遗迹，辨析相关建筑遗址。
民族学资料也告诉我们，无论室内有无木柱，建筑屋顶的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所藏建筑模型（当地土著所建），立面用木柱（室内亦有），但屋顶呈现为圆弧形。再如马赛人的建筑，内部木构架，外墙可归为木构泥墙，但是屋顶与墙体也呈浑然一体的弧形。
不见柱洞，并不表示一定不存在、不是建筑遗迹，亦可能采用的是墙体承重的土木混合体系。与此同时，支撑屋顶的木构架形式、屋顶可能的造型等也应当是多种多样，不可局限于某一种或某一类形式。

完备的瓦件：再认识草顶
约4400年前的芦山峁遗址就已经出土了相当完备的瓦件，筒、板瓦具有，板瓦造型多样。不仅如此，陶寺遗址、宝鸡龙山时期的桥镇遗址以及之后的郑州商城遗址等，亦有不少瓦件出土。由此可见，我国的瓦件出现很早，商代瓦的使用已相当发达，形制成熟。而目前，我国建筑史书将夏商的主要宫殿建筑均复原为草顶，可能值得商榷。
考察芦山峁遗址，曾发现一块土块遗迹，位于建筑居住面之上，表面还有木纹痕迹，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猜测这应是木板屋顶的遗迹，当时建筑屋顶可能局部用瓦，而大面积铺木板顶或树皮顶。
芦山峁遗址距今约4400年。这就或许要对在其之后的建筑屋顶——草顶重新认识。实际上，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生前就对商代如此发达的青铜器陈设在草顶建筑之中，提出过疑问。
商代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玉器，技艺精湛。其房屋，尤其是宫殿建筑不应当过分“原生态”。二里头、殷墟宫殿建筑遗址目前无瓦件出土（此时早就有瓦件），既然有瓦件不用，恐怕古人应当会采用他们认为的更理想、更整洁的屋顶建筑材料——木板顶或树皮顶，而不会采用草顶这样的粗糙材料。

柱洞：对位与埋深
在安阳洹北商城工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何毓灵研究员交流，曾经发现有些木柱洞下面有柱础，而有些木柱洞下面没有柱础的情况。也就是说，或存在只有三个角有柱础的相关建筑遗迹情况。这应由于地面以下也可以看作是山体，地势有起有伏，存在着土质优劣不等、承载力不一的情况，因而这是我国古人认真分析、因地制宜，处理方法不同。古人造房挖柱洞，在土质松软处需要放置柱础；但遇到颇为坚硬、风化程度相对较轻的土地时，应无必要再放置柱础。毕竟，古人的建筑施工工具、技术手段有限，而非拥有现代化的施工设备。
如果这一说法相对可靠，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判断相关建筑遗迹时，不能过于纠结所有柱洞完全对位、所有柱洞下面都应有柱础，纠结所有柱洞都处于同一埋深等，更要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样需要“因地制宜”的精神。

中国古代木构架体系的新认识
目前，通常认为我国古代建筑以木构建筑为大宗，存在着木构架体系，有两种主要形式：即抬梁式和穿斗式。依照我们前面的认识，除木构架体系外，还有夯土墙体、无内柱的土木（或土石）混合体系。这两种结构体系的并存，使得我们在复原历史建筑时需要更加审慎、小心。
又如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曾做过不少遗址建筑复原工作。例如，这座房屋的复原，认为屋顶（与墙身合一）全部陶化。可以进一步思考：这种外表面全部烧烤、陶化的屋面，在当时的技术上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可能仅是为底部防毛细水、防止雨水，而将下部的墙体进行部分烧烤呢？由此，此种做法类似于后世房屋腰线石（砖）使用情况，以防止毛细水、雨水？
做建筑考古研究、做历史建筑复原研究等，均需要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尽可能探究所有的蛛丝马迹，审慎、严谨、再严谨。

铁马冰河陆川客

定居与游居的再思考——漫谈古建和考古之二

通常，游居的定义是游牧、采猎、渔捞、逐水草，常伴随游居；农耕则意味着定居。但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简单。例如，游耕的存在，以及我国古人曾经的“改水、改火”习俗等，意思是当轮作地进入休闲期，房屋就向新的耕地移动。甚或还有些地区，一般家庭存在春居、冬居两处房屋，冬天在山下住、夏天在山上住，追逐“冬暖夏凉”。再如，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甚至存在房子可以抬着走的民族学实例。居住建筑形式应是多彩变化的。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五个游牧地带：东非热带草原，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欧亚大陆草原，黑海延伸至蒙古；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
适应游牧的游居建筑特点是：预制，重量轻，易于安装和拆卸。那么，对于建筑考古来说，或许就存在一些问题：季节性居住与不甚坚固的建筑，不太容易留下有明显深度的地层堆积形式；它们很容易被侵蚀，或受到其他形式的自然扰乱；短期定居者亦难以留下深厚的堆积等。如东黑沟遗址的建筑，推测其墙体应该是以石块垒砌，屋顶以毛毡、草之类覆盖，木柱支撑，即是一个石围、帐篷形式的房屋。民族学资料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土耳其东部贝里坦部落的建筑、青海的蒙古包帐幕等。
因此，建筑复原不应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两种等）有限的形式，需要更多考虑不同时空、不同地理等多种因素。

木构架：穿斗式与横架
目前，在我国某些早期的文化遗址中、建筑考古资料中，其复原的建筑构架技术形式，可能值得进一步商榷。
譬如，河姆渡遗址的房屋复原，其屋架采用的是以横向檩条承重的木构架形式，这应是一种比较晚期的、很成熟的木构架技术形式，河姆渡时期的构架形式可能并非如此。河姆渡时期的构架应当会有大叉手构架的使用。大叉手构架来自原始的窝棚，它在我国分布很广，南北向线路从海南岛（广西）直到黑龙江，东西向则从江苏海边到甘肃，均分布着这种大叉手构架。日本人称其为合掌造。早晚期、不同地区的大叉手构架在形式上会有所区别。譬如，宿迁大叉手构架有举折（最下部的檐步），而徐州地域就没有；再者，无中柱与有中柱两种形式；前者年代早，后者年代晚。大叉手构架的优势在于用料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造方便、容易取得空间。因此，构成木屋架的方法，除熟知的抬梁式与穿斗式两种木构架形式外，还应加上叉手式，各地现存的大量叉手式建筑已经可以证实这一点。
目前，我国建筑史学科中的木构架技术划分，应是可以商榷的。譬如：干栏式，实际上应是一种架空的建筑造型，与构成屋顶的木构架技术无关。又如，井干式，讨论的是构成墙壁的方式，与构成屋顶的木构架技术关系不大。再如，密肋平顶式，讨论的是构成屋面的方式，而不是讨论屋架技术，此与构成屋顶的木构架技术关系亦非紧密等。
需要把已有建筑史学资料、现存建筑实例和原先的考古遗址复原等联系起来，多对现存民俗学建筑进行记录，从而思考、填补、丰富我国建筑史学、建筑考古学的内容。
大叉手：山东潍坊于家大院构架
宿迁东大街民居

木地板与“席地而居”
我国古人席地而居。这种生活形式真正改变应是在蒙元入主中原之后，因为唐宋界画中存在席地而居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席地而居多应是坐在木地板上。由于考古遗址中木地板遗迹难以保存，相关考古资料很少，很难受到研究者重视。但是，我国古人这种普遍存在的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就促使我们思考：铺木地板会不会是夏商周到秦汉建筑，尤其是高等级建筑的一种比较常见形态？直至唐宋，还在使用？
截至目前，夏商宫殿建筑基址中尚未发现直接而确凿的木质地板遗迹，其原因或与木材易朽且惧火有关。但是，疑似与木质地板相关的痕迹，已在偃师商城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发现。值得提及的是，此时墓葬建筑底部已出现铺贴木地板情况。如河南安阳小屯侯家庄商代大墓椁室墙面与地面均铺厚木板。阴宅是阳宅的反映，墓葬内铺木地板或许可以反映地面建筑铺木地板的情况。譬如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的小柱洞遗迹或许是木地板支柱，而非杨鸿勋先生所说“擎檐柱”。实际上，张良皋先生在《匠学七说》中已有说明。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夏商周到秦汉的房屋，尤其是高等级建筑，铺木地板应是一种常见形态。
另外，北宋时王禹偁《游灵岩山·响屐廊》诗云：“廊坏空留响屐名，为因西施绕廊行。可怜五相终死谏，谁记当时曳屐声。”此诗吟诵出些许萧瑟悲凉，但也让人似乎听到“哒哒哒哒……”的响屐舞旋律。从响屐舞旋律中，我们隐约可见木制鞋履、木质地板、席地而坐的古人……小小的木屐，也承载着历史，甚或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响屐廊与木屐，记载的是廊下木地板，那他们室内的居住面当也是木质的地板。其实木屐从远古时期就作为鞋履，出现在人们的服饰生活中。如宁波市慈溪镇西北角的慈湖遗址第四层（良渚文化）遗迹中，就出土了两只弥足珍贵的木屐，因此早期人类已使用木屐。当时在歌舞升平中品尝美食饮酒正兴的古人，怎么会让歌舞卷起的地面漫漫尘土而扫了雅兴？由此，整洁干净的木质地面应成为首选，便利生活、合乎礼仪。此外，现代民族学资料中的诸多干栏式建筑或许也是其重要实证，如科罗威树屋、日本低（高）床式建筑、云南沧源民居等。如果这种对木地板使用的推测正确，那么建筑史书上有关此时期的诸多建筑复原内容，可能需要改写。
河南安阳小屯侯家庄商代1001号大墓椁室木地板平面图
慈湖遗址第四层（良渚文化）出土木屐

斗栱：来源于擎檐柱？
杨鸿勋先生认为斗栱是从擎檐柱发展而来，其产生是为了支撑出檐，并且经历了擎檐柱——落地撑——腰撑——栾——插栱的发展阶段。由此，他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主体殿堂进行复原，将小柱洞遗迹复原为殿前擎檐柱。但根据所见现存建筑实例，如车寨鼓楼某宅的挑檐形式，似乎显示：对于传统木构建筑建造来说，不使用斗栱不仅可以支撑挑檐，且建造更为简单方便。有关典籍中一般人不能使用斗栱的规定，历代皆有；也就是说，只有一定等级的官员才可使用。因此，推测斗栱有可能更是一个文化与等级意识上的产物，而非单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
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建筑复原问题。前面也已提到，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的排列密集的小柱洞，很可能是支撑木地板留下的痕迹。由此，需要在相关考古发掘中特别注意有关地面铺设方式的痕迹。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石构件
2003年，曾带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在郑州小双桥参与考古发掘。在此期间，郑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在商代高台建筑遗址探沟中曾经发掘出一个石构件，不少人员觉得它是柱础。我认为该石构件在居住活动面之上，即使到我国汉代，柱础也是有在地下，或在地上，还未全部露出地面。因此，商代更不太可能有如此精致的露出地面的柱础。并且从形制上看，它也并不完全像柱础，因此我仍然给它定名为“石构件”。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14日第四版）

铁马冰河陆川客

草顶、擎檐柱与重檐 ——漫谈古建与考古之三

《周礼·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中，“重屋”可能并非指重檐的建筑形式，而是在说不同功能的建筑，是祭祀先人之处。根据马晓教授的研究，唐代壁画资料中（以及现存我国唐代木构实例）均未见重檐形式，重檐其实在中国出现很晚，应是宋辽之后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对楼阁建筑的模仿——高大、壮观，亦是礼制、等级的要求。
至于庑殿顶，它是不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屋顶更值得商榷。根据汉代建筑明器，如猪圈、井栏、厕所、仓房、坞堡等都可以使用庑殿顶，庑殿顶不一定代表当时最高等级，真正屋顶等级制度的形成更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唐代以《营缮令》规定了不同等级建筑所允许采用的屋顶形式，建筑屋顶等级制度正式形成；此制度经宋代发展成熟，被明、清两代继承。
有关屋顶构架形式，这里还有一个例证。如绍兴印山越王陵，它是典型的叉手式，上面还有卯眼，可能用于绑扎或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屋顶采用的就是上百层的树皮顶，足以表明至少春秋晚期已使用树皮顶。那么，夏商周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呢？前已述及，或许它们当时使用草顶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加之前文已经提出的对于草顶、擎檐柱、木地板、屋顶构架等复原的疑问，目前建筑史书上诸多建筑复原的准确性或许仍需商榷与重新认识。考古遗址发掘是考古学家的事，但思考如何复原是建筑史学家的责任，这就需要我们把考古学、建筑史学、历史学都融合起来，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认识。

关于解读汉代建筑画像砖石，建筑学家可以从中看到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汉代建筑样式，借以研究实物已荡然无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目前遗留砖石质的汉代墓前祠堂、阙观建筑、砖石墓葬建筑以及它们的遗址除外)。
例如，汉代画像砖石上的圈栏图像可以与圈栏类考古遗址相互印证；汉代画像砖石上建筑使用防鼠板的情况，在云南现存民居建筑、台湾泰雅族仓的建筑都有发现；画像砖石《盐井图》中的灶台形象与日本民居中的灶形制相同；汉代画像砖石上的门楼形象与日本奈良春日大社旁某建筑的门楼极其相似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遥远，历史就在眼前。历史与现在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建筑史学研究、复原需要丰富实例材料，更需要建筑史学与考古学基础。
（详见周学鹰：《汉画像砖石的考古学释读》，《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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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20-6-5 00:16
草顶、擎檐柱与重檐 ——漫谈古建与考古之三

《周礼·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 ...

你说的倒是不错，很可惜的是，民国和共和国两代都在伤害民族传统建筑艺术，民国时代学习西方引入不少欧式建筑艺术的元素，不过除了南京的总统府，还有上海，其他的打仗都破坏了，没剩下什么，共和国引入苏式建筑理念，大量的社会主义时代建筑，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引入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民族传统建筑艺术已经被彻底淹没了，除了故宫、苏州等少数地方，民族传统之美已经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