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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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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1 01:26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一)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吐鲁番文书和墓砖解决了麴氏高昌王朝的王统和纪年问题。麴氏高昌(502~640)建立的时间和所使用的年号,目前没有大的分歧,大都认同侯灿、荣新江、王素所编的年表[32]。但对重光年号的归属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吴震、陈国灿、王素、孟宪实、荣新江等认为是麴伯雅的年号[33];侯灿、薛宗正和刘戈则将之归为麴文泰的年号[34]。前者当是。
       另外,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一文,对北凉所用年号的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北凉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他认为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这三组年号都有中断,前两次因其采用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这说明北凉自建年号所用“承”字,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历史[35]。

       职官制度和行政区划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的记载非常少,高昌郡作为凉州或沙州的一郡,其郡属机构当与内地的郡一致。从文书所见,高昌郡的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一致[36]。但在北凉时期高昌郡府文书中的僚属押衔中,“校曹主簿”和“典军主簿”不见史籍。唐长孺认为校曹之名始见孙吴,北凉的门下校郎似较接近孙吴政权所置校事,不过又承认很难说北凉的校郎直接继承孙吴旧制。认为北凉诸郡的校曹主簿,似乎可以看作是中枢的门下校郎,其职掌是审查和传宣太守批准的文书。至于典军主簿,内地郡属亦间有此名目,只是史无征而已[37]。但吴震认为北凉“校曹”建置源于孙吴,是在遣使江南的过程中引入的,并及于府郡。高昌郡府置建校曹之来由,可能即在于此[38]。

       祝总斌在《高昌官府文书杂考》中对吐鲁番出土前凉、高昌郡到麴氏高昌国官府文书中的某些公文用语、程序和类别进行了考释,如“记识奏诺奉行”、“列辞”、“辞”、“启”、“敕”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受秦汉以来内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39]。柳洪亮《高昌郡官府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通过对近200件高昌郡文书的分析、研究,基本勾勒出了高昌郡的公文运转轮廓,认为郡太守直接领导下的以阁为中心的诸曹,是郡的最高行政机关,总理一郡的政务;校曹类似中央的门下;主簿协助太守统领诸曹,总掌诸曹文案[40]。
       《周书·高昌传》等对麴氏高昌的官制仅略有记述,因而后人对其官制知之甚少。随着20世纪吐鲁番地区大量墓砖、文书的出土,麴氏高昌王国的官制逐渐显露出来。先是罗振玉利用墓砖对麴氏高昌的官制进行了初步的排比[41]。1931年黄文弼根据墓砖制作了麴氏《高昌官制表》[42]。后又对其进行增订,提出麴氏高昌有内府官制、各城官制、勋官及领兵将官官制[43]。

       20世纪80年代初,侯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吐鲁番出土有关麹氏高昌官制的所有墓砖和相关文书197件加以汇集,对其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他分析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按照迁转关系进行排比,以明了麴氏高昌官制升迁转调及其品秩。对麹朝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将官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将其分为六个系统九个等级,并考察了麹氏高昌官制的来源与性质,认为麴氏王国中央行政官制兼有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两重特点,一方面是中央王朝尚书各部的缩小,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权开府置官的扩大[44]。
       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一文,则集中考察了高昌王朝中枢官制的历史渊源,指出其主要行政机构分为门下、诸部两部分,并认为高昌中枢官制远承汉、魏、晋,近继诸凉,而实际脱胎于高昌郡地方行政组织[45]。
王素的《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对麴氏高昌王国中央行政体制有关的出土资料分类排比,按照传统的中央行政体制原则,将麴氏高昌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出纳审查、诸部执行和王府三个部门。认为麹氏高昌最名正言顺的机构是“王府”,至少开有四府,即王公府、都督府、州牧府和将军府,每府有长史、司马均分左右,高昌“王府”就有八长史和八司马,这就是史传所记的八长史和八司马的出处,诸部长官实际上是“王府”的长史、司马,“王府”官员兼诸部事务[46]。对此,孟宪实、宣红的《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麴氏高昌中央的吏部、库部、仓部、主客、民部、兵部、祀部、屯田和都官9个部门,当时称“曹”,从高昌王所受封号上可以推测出王公府等四府的存在,但在该国实际发挥作用的却是诸曹。诸曹应有曹府,真正有名无实的应是“四府”[47]。
王素还对麴氏高昌王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麴氏高昌的军事制度虽然仍有不明之处,但大体上是较为健全的。不仅有专门的兵源保障制度,还有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军官的名号、品阶,也有专门的系统[48]。另外,王素《麴氏高昌职官“儒林参军”考略》认为,“儒林参军”一职是高昌军事府署掌握儒学教授的官员,是从南朝遣使移置而来的[49]。

       在吐鲁番出土墓砖中,有数十方墓砖和一件文书涉及到追赠制度。孟宪实《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对麴氏高昌国的追赠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这项制度遵循论官、论功、论贵(贵戚、贵族)、论亲四条原则。虽然追赠制度是针对死者个人的,但其实质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的继续,作为一项制度,追赠已纳入了麴氏高昌官僚升迁诠选的序列之中,而且追赠制度在高昌发挥了维护现存社会等级的功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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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发表于 2019-8-3 09:08
这篇文章注释颇多,附上注释的话过于学究气,倒像是一篇论文了;于是,我就省略了~  发表于 2019-8-1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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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3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3 00:13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二)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关于麴氏高昌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学者们观点歧异。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考述》一文认为,根据考古资料,麴氏高昌王国地方行政单位可分为郡、县、城,个别郡县合治。灭亡时有郡四、县十三、城九,合计郡县城为二十六,其中还不包括王都高昌城[51]。郑炳林的《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认为高昌王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划分为王国、府、郡、县四级,城都是县。唐灭高昌时有三府、五郡、二十七县[52]。荣新江先生和张广达先生认为麴氏高昌实行的是郡县制,有四郡、二十一县[53]。钱伯泉先生认为高昌王国实行的是郡、县、镇戍三级制,灭亡时有都城一、郡三、县十四、镇戍四,共二十二城[54]。郁越祖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郡十八县,再加上两废县和两城,共二十二城[55]。近年,王素撰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评判后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府、五郡、二十二县[56]。
       郑炳林通过对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城诸门的考证,认为高昌城受汉长安城、十六国姑臧城、魏晋及北魏洛阳等都城的影响很大,其建城规划基本摹仿这些城,在这些城制的基础上建成高昌城。高昌城诸门的命名和中原都城一样,以五行、天象等为依据,是一座完整的都城,反映了汉文化对高昌影响之大[57]。

       政治事件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高昌国的记述本来就少,许多史事不清。通过对文书的研究,有些史事得到了初步的揭示。如柳洪亮通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文书《缘禾五年(436年)民杜犊辞》的研究,认为沮渠氏北凉失去对高昌的统治权当在缘禾四年(435年)十月[58];吴震通过对俄藏Дх02670ν文书所含历史信息的挖掘,揭示出该文书中的“揖王入高昌城事”,反映的是北凉灭亡后,沮渠氏西迁定都高昌城之初,迎接沮渠无讳入城的史实[59]。
       对于沮渠氏在高昌建立的大凉政权(443~460)。荣新江的《〈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认为,北凉王族在吐鲁番盆地建立的这个政权,不仅是一个首次独立于河西的地方政权,它还首次统一了整个盆地,为麴氏高昌立国百余年打下了基础。而且使吐鲁番的文化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一次巨大的飞跃[60]。

       吴震的《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根据出土文献材料,率先揭示出了麴氏高昌国晚期发生的“义和政变”,他认为麴伯雅仰慕中华文化“解辮削袵”的改革招致铁勒的不满,政变者在铁勒的支持下于延和十二年(613)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改元义和。义和六年(619)麴伯雅及其世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重新夺回政权,次年二月改元重光[61]。学界对“义和政变”发生的原因和时间还有不同的解说。如宋晓梅认为政变发生在延和八年至十一年(609~612)间,在此期间,麴伯雅入隋为敌对势力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62];郑学檬认为麴伯雅长期在外,其他高昌大姓与麴氏矛盾从而导致了政变[63];王素则认为“义和政变”是由高昌内部守旧势力发动的,与外界干预没有关系。具体的说是在麴氏宗室的领导下,由一些臣僚发动。政变发生在义和元年(614)十一月十九日之前不久。对麴伯雅复辟的时间则同意吴震的看法[64]。一般认为高昌地区存在逾年改元的惯例,如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于442年9月进占高昌,443年改元承平。麴嘉也是称王的次年改元,说明逾年改元在当时本是惯例[65]。既然义和元年为614年,“义和政变”似乎就发生在613年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认为,麴氏 高昌复辟成功当在延和十九年(620)一月十二日之前,改元重光当在是年一月十二日之后,二月二日之前[66]。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再考察》也持类似的看法,并认为“义和政变”是王子争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67]。
       孟宪实、姚崇新的《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认为,“义和政变”的外来因素,应注意铁勒。另外,该文还对麴文泰的“延寿改制”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延寿时期官文书的新变化、命妇制的变化和高昌城城门的新名称等反映出麴文泰加强王权的意愿[68]。

       麴氏高昌有国一百三十余年,但麴氏王陵何在?至今尚是一个谜。不过,学术界对吐鲁番TAM336墓主人的探讨,多少有了一点头绪。吴震在《TAM336墓主人》一文中认为,这座不同寻常的大墓的主人似乎是麴氏高昌末王麴智胜[69]。对此,柳洪亮在《高昌王陵初探——兼与吴震先生商榷》一文中持不同看法,他认为TAM336墓是麴氏高昌国的亡国之君麴文泰的陵墓[70]。

       二、经济史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高昌王国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数量可观的涉及社会经济的材料,使我们对高昌郡、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盆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新的认识。此项研究几乎与文书刊布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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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5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5 01:26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三)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土地制度

       马雍《麴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认为,麴氏高昌王国实行均田制[71]。唐长儒在《贞观十四年(640)手实中的“合受田”》一文中指出,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合受田数、丁中制与唐令不符,而与魏、齐、周、隋四朝的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这将是麴氏高昌曾经在某种程度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但还不能遽作结论[72]。

       卢开万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中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国并未推行过均田制度[73]。吴震《近年出土高昌租佃契约研究》利用租佃契约文书,对6~7世纪麴氏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租佃关系、土地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昌地区土地占有的形式是相对地占有使用权,而不是绝对地占有土地的所有权。6~7世纪时,特别是唐置西州之后,高昌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74]。吴震在《麴氏高昌国土地形态所有制试探》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认为高昌国土地所有权属国家,历代高昌王代表国家行使这种所有权,连他们本人也并无土地私有权[75]。姚崇新在《麴氏高昌王国官府授田制初探》中却认为,麴氏高昌实行的是一种受到内地均田制影响,有均田制的影子,又与均田制有很大区别的有自己特征的官府授田制[76]。
       陈国灿《高昌国的占田制度》认为高昌王国实行的土地制度是占田制[77]。杨际平在《麴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中认为,高昌时期官田的租佃、租税合一;耕种官田的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一般民田的出租,租价通常包括作为国税的田租;政府所得到的只是“夏价”中的一部分,亦即作为国税的“田租”,其性质属于封建地租的再分割,田主则得到大部分的“夏价”,亦即封建地租(或谓私租)。国税与私租各有所属,并不合一,这就证明了一般民田的私有性质。并认为麴氏高昌时期田地买卖须经官府批准,只是体现了麴氏王朝的主权,而不是体现了它对一般民田具有土地所有权。如果一定要说王朝对于一般民田具有最高的土地所有权的话,那也只能说这种最高土地所有权只是形式上的,亦即名义上的国有,实际私有[78]。

       李宝通的《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屯田兴盛的内在原因是世族所有制与屯田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北凉时期,高昌屯田已开始实行租佃制,到麴氏高昌时期,屯田已普遍租佃化、私田化[79]。
赋役制度
       关于高昌国的赋役制度,《北史·高昌传》仅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寥寥十余字,不知所云。吐鲁番文书为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舞台。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利用文书对北凉按土地等级分类计赀制度作了探讨[80]。随后又撰成《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认为出土文书中的“配生马”,与北凉的计赀制度有关,其意为按赀配养马,马匹和鞍鞯各户自备。这一制度不见于北魏及东晋南朝,只在北凉的高昌地区可以看到。根据出土文书直至麴朝依旧在一定程度上承袭着这套独具地方特色的制度[81]。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对文书中的“称价钱”进行了研究,认为“称价钱”是麴氏高昌王室通过“内藏”直接向商人(主要是胡商)征收的一种供王室支配的商税[82]。谢重光先生认为凡在高昌境内进行贵重商品交易都是征收“称价钱”的对象[83]。
       关于文书中的“臧钱”,朱雷认为是麴氏高昌的苛捐杂税;杨际平先生认为不是一种特定的税目,而属于财政的分配管理范畴;姜伯勤认为是麴氏高昌向商胡收纳的另一种税收;而卢向前则认为是麴氏高昌中后期科罪征赃的罚金,属于法律范畴的一种用语[84]。宋晓梅同意卢向前的看法[85]。
       卢开万在《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中认为,麴氏高昌国田租分为俗租和僧租,田租除征收谷物外,还以酒纳租等;调可分为俗调和僧调两种,文书中据地而征谷物因品种不同分为大调和小调,而“调薪”则是据丁而征的。该文还对这一时期的徭役和赋税,如丁输、商人役和羁人役、作人役,以及远行马钱、丁正钱、臧钱的性质进行了研究[86]。杨际平认为麴氏高昌的力役以计丁为主,但也有计田承役现象,役的负担远重于租。调征收既有据地的,也有据户的,调的负担更甚于役[87]。冻国栋的《麴氏高昌役制研究》认为,麴氏高昌的役制远承汉晋,近同魏周,具有俗役、道役之别;役事繁杂,服役面广;计田承役的特点[88]。程喜霖在《吐鲁番文书所见的麴氏高昌的计田输租与计田承役》中认为,高昌的田赋是计田输租,徭役是计田承役,无论是田赋和徭役均区分为僧俗两种不同的类别。指出高昌的田赋基本上是沿袭中原制度,但计田承役是高昌独特的制度[89]。

       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夏田券契来谈高昌租佃的几个问题》认为,高昌时的租佃关系已经相当发达,并对租佃关系发达的原因进行了研究[90]。杨际平在《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中认为,对麴氏高昌的租佃关系的分类应以田主占有性质与地租形态来区分为妥。并对当时租佃关系流行的情况、租佃关系的性质、租佃关系盛行的原因等进行了综合研究[91]。郑学檬的《高昌实物田租问题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读后札记》认为,高昌田租在正租之外还有附加租,类似东汉以来的临时随意征调,称大调麦或上敛麦。这种杂征(杂调)不属户调,而是一种田租外剥削,似乎没有普遍征收[92]。
       陈仲安在《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中认为,“剂”是高昌王国赋税征收及物资调发中的专用名词,适用于临时征收的杂税及杂征调。它不是一种税目,而是关于某种税的征调单[93]。陈国灿在《对高昌某寺全年月用帐的计量分析——兼析高昌国的租税制度》中,通过对《高昌某寺条列粮食帐》的研究,认为高昌国凡称“输”者,是一种固定的租税负担,多交纳实物,称“剂”者,则为临时性的征调,多交纳银钱[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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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0 02: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10 02:18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四)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丝织业和商业贸易

       由于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大量古代织物得以保存下来。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一文,对吐鲁番所出土的一批织物标本从其组织结构、纹样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结合我国织锦的产地、蜀地与高昌地区的商业交通,以及出土实物的旁证材料,把上述标本定为蜀锦[95]。唐长孺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认为,早自阚氏王朝,晚至麴氏高昌中期,高昌地区百年间一直在纺织具有“绵经绵纬”特点的锦或其它织物,并指出麴氏王朝时期曾经以绢、绵作为赋税征纳物,反映出当地的绢、绵生产较为普遍[96]。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认为,至迟在5世纪时,高昌地区已有蚕丝业及相应的丝织生产,而且蚕桑生产普遍发展,不仅能为当地丝织物生产提供充分的原料,还能为外销市场提供—定数量的蚕丝商品。该文还指出,自阚氏高昌至麴氏高昌,均有官府丝织作坊或织户,不仅能生产普通丝织品,且能生产具有本地特点的高级织物,绵经绵纬的“龟兹锦”[97]。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外商旅的必经之地,经济交流频繁。在吐鲁番考古中发现了银币的实物,而且文书中也记载了银钱流通的事实。根据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统计,从1915~1973年,吐鲁番地区共出土了63枚萨珊银币[98]。郑学檬在《十六国至麴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中认为,高昌地区银钱使用范围广泛,而且系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银币流行的原因进行了研究[99]。武敏《5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的货币经济》对麴氏高昌的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认为立国之初使用实物货币,后来逐渐采用银钱为主的金属货币,显示了高昌社会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逐渐繁盛[100]。
       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将高昌时期的货币关系分为纺织品本位阶段(367-560年);银钱本位阶段(561-680年)[101]。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认为,麴氏高昌国在六世纪中叶以后,实物性质货币已不多见,钱币已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102]。姜伯勤先生则从东西交往的角度对高昌(西州)地区流行银币的历史进行研究。认为由于中原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实为波斯银币、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因此从中国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也即是从波斯通往中国的一条“白银之路”[103]。

       水利

       吐鲁番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干燥,水利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关于高昌郡时期的水利制度,柳洪亮先后撰写《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水利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等文。认为这一时期高昌郡负责水利建设及民田、军屯用水的是平水官和行水官,并形成一种与常设水官互为补充的严密细致的水利灌溉制度。高昌郡的水利事务由功曹主管[104]。钮仲勋《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因有大批内地移民徙入,同当地原有居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从而促迸当地农业和水利的发展[105]。

       三、社会、宗教、文化史

       研究高昌史,主要依靠的是考古资料,有关的出土文书和墓砖为我们研究当时吐鲁番地区的社会、宗教、文化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的“作人”指出:作人不是奴婢,虽然接近奴婢,因为高昌别自有奴婢;作人也不像魏晋以来的佃客,也许类似部曲[106]。朱雷先生《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认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有三种类型,其一是作为高昌政权征发的各种服役者;其二是寺院中的雇佣劳动者;其三是一种特殊的封建隶属者,这种“作人”不同于前两种,他们是被当成财产可以继承、买卖的,但却有着某种程度不同的私有经济活动。他们有类似部曲以及宋、齐“十夫客”之处,但又有其特点,构成高昌境内阶级关系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封建隶属者[107]。姜伯勤认为“作人”是一种其剩余劳动可以被购买和继承的封建依附者[108]。

       姜伯勤《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与社会变迁——吐鲁番出土高昌麴氏王朝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昌世家大族及其依附人口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对其在高昌地区的衰落进行了追溯[109]。
       毛汉光《敦煌吐鲁番居民生存权之个案研究》,从分配田亩数、亩产量、食量等数据衡量,魏晋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居民在小康生活线上的为24%,生存线上的为40%,生存线以下的则高达36%。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授田比例多寡与课不课户是直接原因。生活线上的居民,虽然过着小康的生活,其剩余价值仍不足以再生产。徘徊在生存线上的居民,终日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而努力,稍有不幸,将沦为佃人、作人、雇人、部曲,甚至奴隶[110]。
       邓小南的《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独辟蹊径,利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文物,讨论了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社会妇女介入经济、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情形。认为下层妇女比上层妇女走出家门的机会更多,而这取决于家庭生机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111]。


点评

候返程时一定会给高昌王带来最高深的佛法,可是后来高昌王和回纥打丝绸之路的主义杀害了大唐的使者和商队,太宗皇帝下令讨伐高昌,没过多长时间高昌王畏惧大唐兴师问罪病死了,等玄奘从天竺回来时高昌国已经消失了  发表于 2019-10-11 21:51
据说高昌国王对玄奘十分的尊敬厚爱,并且在玄奘离开高昌前往天竺时和高昌国王约定之后还从原路返回会给高昌国王带来最高深的佛法,不过后来没几年高昌国王就和回纥打丝绸之路的主义杀害了大唐的使者和商队,到时  发表于 2019-10-11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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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8 0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18 03:25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五)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通过对高昌张氏家族婚姻关系的个案研究,认为麴氏高昌初期,高昌世族在严格的身分等级内尤其注重地域;中期,世族婚姻则着眼于政治、经济实力,婚姻圈有所扩大;后期,婚姻圈更加开放,世族婚姻圈由封闭到开放,正是高昌世族形成、发展到分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高昌国从初建到兴盛,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112]。

       关于高昌麴氏的郡望。王素在《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一文中认为:高昌麴氏,除金城麴氏外,尚有西平麴氏[113]。对此,笔者在《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的郡望只能是金城一说[114]。
       宋晓梅的《张氏家族的门第渊源与麴氏高昌王国施政之道》从麴氏高昌王国上层的麴氏和张氏两大家族的家世渊源入手,分析了麴氏高昌王国晚期麴氏和张氏的不同政治表现。该文认为麴氏高昌的上层由以麴氏为首的武力强宗和以张氏为首的文化高门两大家族构成,并共同支配麴氏高昌王国的政治。麴氏和张氏的郡望不同,施政门道也不同,是由家族渊源和地域不同所致[115]。

       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随葬衣物疏,据侯灿先生统计共有62件[116]。这些衣物疏上起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下至唐咸亨四年(673),近300年。是研究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墓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认为高昌随葬衣物疏当来源于内地的“遣册”[117]。郑学檬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则认为,吐鲁番的“随葬衣物疏”的性质已和汉墓遣册不完全相同,它不是一份文字与实物基本一致的墓主随葬品清单,而是一份具有为死者祈求冥福意识的墓葬文书,其性质和汉以来随葬的买地券相同,并具有冥世财物凭证的性质[118]。黄烈的《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一文,将吐鲁番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的一件符录认定为“道教符箓”,又据衣物疏进而认为最晚在麴氏高昌时期,道教已在高昌地区流传[119]。
       侯灿《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认为衣物疏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昌郡至高昌国前期(384~501),这一阶段的衣物疏由具有写实性质的随葬物品清单,初步发展为带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第二阶段为麴氏高昌国时期(502~640),是衣物疏的盛行阶段,这个阶段的衣物疏为死者祈求冥福成为主要用途;第三阶段为唐西州前期(640~673),衣物疏衰落而为墓表墓志取代。该文还对衣物疏所展示的高昌人的服饰风俗、高昌人对钱财的追求和他们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120]。钟国发《也谈吐鲁番晋——唐古墓随葬衣物疏》,则将公元543年作为阶段分界点,认为这之前的随葬衣物疏反映的是华夏民间传统信仰习俗,不能指实为道教;而543年以后的随葬衣物疏开始一举转入佛教的轨迹[121]。
       荣新江先生《唐代西州的道教》,基本同意钟国发先生的观点,认为高昌郡时期(327~442)的丧葬习俗所表现的民间信仰,基本是中国传统的方术。麴氏高昌国时期未见特别的道教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是佛教,连墓葬中的一些传统民间信仰也让位给佛教。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只是到唐玄宗开元以后,在唐朝政府的支持下,其势力在西州才得到迅速发展。就是在唐朝势力退出吐鲁番盆地后,道教的影响还存在[122]。

       关于高昌祭祀制度,孟宪实《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认为,高昌的信仰是多系统并存的,有来自中原的自然崇拜并结合高昌的具体情况增添了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还有道教、佛教及祆教信仰系统等[123]。王欣的《麴氏高昌王国的祭祀制度》认为,麴氏高昌的祭祀管理机构是祀部,有关祭祀命令由祀部长史(或兼祀部事)亲自签署下达。参加祭祀的人数的多寡与祭祀的对象有关,一般6人或3人一组。主要用羊作牺牲[124]。
       由于高昌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来自印度、波斯等域外宗教文化的影响。王素的《高昌火祆教论稿》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期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等,都解释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文书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125]。对此,林悟殊在《论高昌“俗事天神”》一文中提出异议,认为目前吐鲁番没有发现祆教经典、寺庙遗迹、文书记录等,因此正史所记高昌国俗事的“天神”,也并非祆教,很可能是当地固有的传统信仰,与人们对天体的自然崇拜有关。当然,这并不排除高昌也有火祆教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没有普遍信奉这种宗教[126]。针对林文,随后王素又发表《也论高昌“俗事天神”》,重申天神指祆教的观点。认为高昌俗事的“天神”和“天”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天神”或“天”,不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态度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异,证明高昌俗事的“天神”和“天”不是汉民族传统信仰,而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信仰,即火祆教的信仰[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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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2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22 01:18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六)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姜伯勤的《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祀》认为,在中国流行的火祆教源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传播祆教的主体是波斯人,而不是中亚粟特人。而且这种祆教有别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高昌文书中的“胡天”,一指祆教,一指祆祠。而文书中的“萨薄”既管民事,又兼领教务;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128]。陈国灿在《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中,则将高昌的“俗事天神”指为当地普遍存在的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129]。张广达的《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来解释前人已经找出的吐鲁番文书中的祆教因素,如对牛、狗的崇敬[130]。现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史籍和吐鲁番文书中的“天神”、“天”、“胡天”解释为祆神或祆祠。宋晓梅的《我看高昌“俗事天神”——兼谈祆教的东传》认为祆教只在高昌胡人圈中流传,是游离于高昌社会之外的、独立的宗教行为[131]。

       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认为,高昌国具有完备的僧官制度,其僧官制度受北朝的影响。由于高昌佛教的世俗化,僧尼居家成为高昌国僧尼的最主要特点。该文还认为高昌佛教主要受到十六国北朝的影响,这与北凉王族入居高昌有密切关系[132]。
       高昌国时期文书的纪年往往与中原历法不同,自有其独特的历法。王素《麴氏高昌历法初探》率先对出土文书、墓志和碑铭中的纪年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探索了麴氏高昌历法与中原传统历法的关系,对麴氏高昌历法安排闰月、大小月的规律进行了研究,最后列出《麴氏高昌朔闰推似表》。此表对于研究麴氏高昌王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33]。另外,柳洪亮和邓文宽分别对1986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87号墓的一件历书进行了研究[134]。

       林聪明《谈吐鲁番蓝书写本》,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29件蓝书写本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蓝书多见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唐代则很少见。蓝书写本与墨书写本一样,基本上都是公私文书的正本,内容也大致相同。使用蓝书可能与当地取得这些蓝色颜料比较方便有关[135]。

       四、民族史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群活动的地区。杜斗城、郑炳林的《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对高昌民族的结构及其来源作了研究。通过对文书中姓氏的统计认为,高昌汉族占总人口的70%至75%,少数民族占25%至30%[136]。王宗维在《金城麴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中认为麴氏与沮渠氏同出卢水胡[137],对此,王素认为麴氏的族属为中原汉人,不容置疑[138]。
       郭平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中认为,这一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可概括为三大语系。阿勒泰语系中又可分为三大语族:西边的突厥语族,如高车、铁勒、突厥;东边的通古斯语族,如鲜卑;中间的蒙古语族,如吐谷浑、柔然。印欧语系有粟特、操所谓吐火罗语的人、印度人等。汉藏语系有汉族等[139]。姜伯勤《高昌文书中所见铁勒人》认为,铁勒诸部在伊吾、高昌以西至东罗马以东的丝路地段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是605年铁勒以重臣驻高昌并向胡商征税期间,铁勒人在掌握丝路贸易方面更一度达到了高峰[140]。钱伯泉《从祀部文书看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祆教及粟特九姓胡人》则对粟特人在高昌生产、生活的情况作了研究[141]。

       关于高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马雍的《突厥与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认为,麴氏高昌于建昌元年(555)与突厥同盟结姻,麴氏统治者同时接受突厥的官衔[142]。钱伯泉《从〈麴斌造寺碑〉谈高昌国麴氏王朝与突厥的关系》认为,高昌与突厥是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突厥征服高昌之后,突厥人逐渐移往高昌,与高昌汉族杂居,双方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过程中,长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143]。王欣《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通过对麴氏高昌王国前期与高车和柔然、后期与铁勒和突厥关系的分析,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对高昌仅满足于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和经济上的丰厚赋税,双方关系很松散,其特点是若即若离[144]。姜伯勤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利用吐鲁番文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麴氏高昌与东西突厥及铁勒的关系[145]。

       总之,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中,学者们利用新材料,使高昌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揭示了诸多史籍缺载的史实,而且开拓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有关高昌史的史料毕竟非常有限,在新材料[146]已刊布多年后的今天,研究难度亦愈来愈大。近年一些原先在该领域极为活跃的学者纷纷转向;有关的论著亦多为总结性者,就是明证。正如陈国灿先生所言:“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科学展开,这就需要将海内外收藏的文物与出土文书全面的结合起来;将吐鲁番的古文献记载,与吐鲁番盆地客观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与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古文献、以及敦煌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做出全面实际调查的而不是片面的研究来”[147]。同时,对高昌史的深入研究也期待着不断有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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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4 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老船长的高昌史专文应该是告一段落了,不才爱好搬砖,关于“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年前面条的成分分析与复制”一文也是论文,搬点砖共享一下:

  2002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陶碗中的面条,不仅提供了世界上早的面条实物证据,也为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植硅体分析[22~25]、淀粉粒分析[26,27]和分子标志物分析[28]等方法,研究古代面条成分、以及利用传统方法重现古代面条的制作工艺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遗址文化层内17个炭化植物遗存和骨骼的14C测年数据,经过日历年校正后的范围是4260~3840aBP,主要的年代聚集在4070aBP,与齐家文化的年龄是吻合的(表S2).

  陶碗埋藏于棕黄色-灰色粉沙质黏土层中,覆盖在陶碗上的黏土层被清理后,可见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底部向上,底部直径约5.5cm,碗口向下,碗口直径约14cm,从碗底到碗口的高度,约6~6.3cm(图2(b)和(c)).当陶碗被揭开时,陶碗和里面的泥土沉积物已经能够自然分离开,附着在地面上的碗内沉积物呈现圆台形,在圆台体的顶部发现有像面条一样的东西,从多角度进行了拍照记录.倒置陶碗内部的沉积物圆台体厚约6cm,根据颜色和成分可以分两层.圆台体下部约3cm厚的充填物,是相对纯净的棕黄色-灰色粉沙质黏土层,与覆盖在陶碗外的黏土层成分基本是一样的.其上部约3cm厚的充填物为暗灰褐色粉沙质黏土层,向上表面略疏松泛浅灰白色的沉积物中,多处露出弯曲的浅黄色面条,是含有面条的沉积层.在圆台顶部,卷曲缠绕着粗细均匀、直径约0.3~0.4cm的浅黄色面条,已风化成中空,断面略呈圆形,只见一根面条端头出露在圆台顶部中部,从缠绕情况看,以端头为起点,估计面条长度约有50cm(图2(d))[30].

  2004年,对陶碗内充填的沉积物、面条残留物和遗址自然沉积层进行了取样.在沉积物圆台体顶部曾经出露的面条已经破碎或风化.但在上部约3cm厚的含面条层中,仍然保存有残留的面条残段,长度多在1~3cm,以及许多小于1cm的面条残片(图3(a)~(d)),对所有发现的面条残段和残片,进行了取样.
  综合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分析结果,可进一步明确,喇家面条中的主体成分是粟,可能混有少量的黍.

  针对喇家遗址出土4000aBP面条的分析结果,探索利用简便易行方法,制作出粗细均匀的、长度至少大于30cm,能够在水中加热成型的粟米面条.
  试验参考1)民间(山西寿阳县、河南浚县、山西应县)淀粉面条制作方法;(2)古代淀粉面条制作方法文献记载[17];(3)近代淀粉面条的制作方法[18]等.
  在吸取民间捶砸、烫面增加黏性的知识基础上,利用饸饹面制作工具,借鉴挤压糊化凝胶成型方法[52~54],在没有添加任何增黏剂的情况下,成功制作出长度达520cm的小米面条,由此证明小米是可以制作面条的.河南省浚县传统小吃小米饸饹的加工工具和加工过程,做出的小米饸饹面的形态特点与喇家出土的面条十分相似(图S4).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许多黏性小米品种,由于其产量不高,目前仅在华北及周边山区有少量种植.图S3(a)是从辽宁省绥中县山区采集的黏谷子,可以更为容易地做出小米饸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8232-87中,将粟(谷子)分成粳粟和糯粟(俗称黏谷子)两大类,目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郊区的试验田中,仍种植着近30种黏谷子(图S3(b)).
  在新疆苏贝西墓地,发现了2400年前由粟类作物(黍)制作的完整面条[16].新的考古学证据进一步提示我们,具有黏性的粟类作物是可以制成面条的.
  综合民俗学证据、考古证据和模拟试验结果都说明,无论添加少量或不加黏性剂,小米都是可以做成面条的.即使在模拟古人可能不完全脱壳的条件下(即保留20%~30%未脱壳谷子),利用最终模拟方案,同样可以做出5m多长的面条.

  顺便看一看卖主求荣,投靠邪教的案例:

  韩国KBS电视台李正旭博士在拍摄的所谓记录片《面条之路》中,无视4000aBP喇家小米面条的证据,把新疆苏贝西墓地出土的、约2400年前黍做成的面条[16],说成是小麦做成的面条,并以小麦起源于中东为借口,认为面条起源于中东地区.

  然而:
  中国古代人类很早就学会了栽培耐旱的粟、黍农作物,粟、黍起源于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实物证据[24,27].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喇家遗址出土的以粟、黍为主制作的面条,无疑增加了中国作为面条起源地的可能性.中国面条种类众多,源远流长,具体到饸饹面制作方法,则类似贾思勰《齐民要术》(公元533~544年)中《饼法第八十二》的“粉饼法”[17].

点评

nfxu:无直接佐证,一切只是臆测,仅此而已。  发表于 2019-8-27 19:02
我记得这里贴过关于王子朝奔楚的文章,这里有个相关考古新闻:http://society.huanqiu.com/article/2019-08/15353628.html?agt=15438  发表于 2019-8-25 03:04
最近因客观原因导致“美言”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里对大伙说声“抱歉”;估计下个月就能恢复正常。  发表于 2019-8-24 17:38
前一阵比较忙,加上出差和暑假旅游,几次登录失败,总算又爬上来了。  发表于 2019-8-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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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7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27 00:55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二(作者不详)
       历史上不费吹灰之力的重要战役

       高昌是一个古地名,具体的位置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这是一个地处西域的汉族地方政权。为什么高昌最后会和唐朝兵戎相见?为什么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高昌小国,唐朝会如此重视,竟然发兵二十万去攻打?而这场远征,最后的结果让人倍感意外,但为唐朝西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时期的高昌国,国王叫麹文泰。麹文泰开始跟中原的唐朝中央政府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贞观四年,麹文泰还偕同夫人一起去了长安。唐太宗高规格地接待了麹文泰,册封了他的夫人为公主。从那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西域所有的动静,麴文泰都及时地向唐朝汇报。
       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西域的上空扩散,谁也想不到,这会影响到高昌与唐朝的关系。那是什么呢?问题出在西突厥身上。

       西突厥首领统叶护病逝后,他的继承人彼此不服气,终于分成两派展开战争。这战争一打就是经年累岁,从贞观二年打到贞观六年。所有的西域各国也不能幸免,他们必须面对西突厥内部的两派做出选择,当然更多的是无法选择,哪一派控制了自己就只能跟着哪一派走。
       西突厥的两派,同时都在争取唐朝的支持。到了贞观十二年,唐朝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发生了。唐太宗支持的那一派西突厥,势力越来越小,唐太宗不支持的那一派,反倒越来越强大,其领袖欲谷设不仅击败了对手,而且大有统一整个西域之势。欲谷设一派在势力大增的同时,逐渐与唐朝发生严重摩擦。毕竟此前唐朝支持的是自己的对手。欲谷设控制了高昌,并联合高昌一起攻打焉耆。焉耆位于天山南部,跟高昌只隔了一道天山。与此同时,欲谷设阻断了西域与唐朝的往来,这就是所谓的阻断贡道。一些中原人过去逃亡西域,现在他们想返回都不允许。攻打焉耆这件事,对唐朝震动很大,因为焉耆和高昌都是唐朝的附属国,唐太宗派使者前往调节,要求高昌把焉耆的人放回去。
       但是高昌不同意,因为高昌受控于西突厥欲谷设。欲谷设派了一个手下在高昌就近监督,叫阿史那矩。他名义上是高昌的一位将军,实际就是代表欲谷设控制高昌。唐朝看来也了解情况,唐太宗就点名要阿史那矩到长安来。高昌当然无能为力,只好派个使者到长安来解释。
       双方使者的往来,其实就是沟通双方的立场,了解彼此的底细。唐朝的使者到达高昌,麹文泰的立场很强硬。使者问他为什么攻打焉耆,麹文泰的回答是:“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这个回答的意思是谁也管不着谁。这显然是没有把唐太宗的中央政权放在眼里。

       高昌王麹文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于对抗天可汗唐太宗呢?
  麹文泰曾经对他的亲信说,他到过隋朝,也到过唐朝,他一直认为隋朝比唐朝强大,而强大的隋朝也没有力量出兵西域;唐朝即使出兵,也不会太多,因为发兵多则军需供应会很困难;如果发兵三万人以下,力量不足以打败高昌;唐兵要过莫贺延碛(著名的戈壁滩),会让唐军疲惫不堪,高昌以逸待劳。当然,对于麹文泰而言,他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山,西突厥的欲谷设驻扎在可汗浮图城(唐朝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与高昌互为犄角。西突厥才是高昌最重要的砝码,是高昌抵抗唐朝中央的决定性力量。
  与此同时,唐太宗的朝廷呢?唐朝应该怎么办?
  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了,唐太宗面临是否战争的考虑。
  唐朝内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主战派认为,唐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西域的问题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出兵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一派反对用兵西域,他们的观点是长途出兵,负担太重,为西域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不值得。后一种观点的主张者没有留下清楚的记录,但是从观点上看,符合魏徵的一贯思想。
  那么远征军队,是出还是不出?不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后果严重。出,麹文泰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劳师远征,困难重重。自然环境恶劣,军队供给艰难。出兵少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出兵多了,国家财政负担更重。
  是继续忍让还是迎接挑战?唐太宗决定坚决迎战。

       这场战争的关键,不是唐朝讨伐不臣,如果仅仅是高昌,那就太简单了。关键是高昌后面的西突厥,唐朝必须认真考虑的是能否坚决与西突厥开战。如果迎战,就必须做好西突厥参战的准备。西突厥的欲谷设刚刚取得连续胜利,西域的多数国家都被他征服。唐朝平定高昌,要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全面与它开战。不论是从总体战略,还是从国际政治出发,都要考虑这一点。不战则已,战则必须保证完胜。对于高昌背后的西突厥,尤其不能心存侥幸。
  唐朝出兵了。唐太宗发布的《讨麹文泰诏》,全篇都是历数麹文泰的罪行,提到西突厥也仅仅是说,麹文泰挑拨了西突厥的内战,结论还是要惩罚麹文泰。这表明,讨伐麹文泰是中国的内政,是皇帝对丧失臣节的麹文泰的讨伐,不是对外战争。言外之意,是不希望外人插手。
  但是,如果外人插手,唐朝害怕吗?当然不怕。唐太宗做了打大仗的准备。

       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牛进达、薛万均等为副大总管,还有总管多名。参战的军队除了府兵外,还有多民族的兵种参战,有打先锋的薛延陀军队,还有阿史那社尔率领的突厥兵以及契苾何力统率的铁勒兵。不一而足。唐朝到底出兵多少人?根据《旧唐书·高昌传》的记载,总数大约有二十万。
  高昌有多少人口呢?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人。这显然不是唐军的主攻目标,唐军的庞大军队是给西突厥欲谷设准备的。结果呢?欲谷设侦察到了唐军的力量,也知道了唐太宗的决心。最后在唐军到达之前,欲谷设提前跑了,一口气向西跑了一千里。西突厥驻扎在可汗浮图城的将军投降。麹文泰听说唐朝大军已经越过大戈壁出现在伊吾,紧张万分,一口气没上来,死了。

       老国王去世了,新国王麹智盛给侯君集送来信件,说得罪上国的是先王,现在已经遭受惩罚去世了,我是新国王,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请可怜可怜我。侯君集回信:只要投降,一切好说。但是,麹智盛不想就这么投降,于是侯君集展开进攻。在侯君集的大军中,专门有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先到达哈密,用天山上的树木作材料,制作了很多攻城器械,现在终于用上了。麹智盛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投降。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意味深长,表面看起来十分荒诞,唐王朝不远万里浩浩荡荡的出兵,竟以这样轻轻松松地取得胜利,这不是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吗?实际上,这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老原理在发挥作用。这几乎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的最大胜利。从而以后,唐朝在西域拥有的决定性的地位,为国际之间展开文化交流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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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感觉这高昌国就像是湾湾,而西突厥就像是美国。历史和今天貌似惊人的相似。  发表于 2019-10-11 22:00
五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蛮夷主导的世界只有血腥黑暗无底线,然而人民大众最凶恶阴毒的敌人并非蛮夷,而是在中华内部,是宋明以来官僚特权集团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创建加入邪教,出卖百姓出卖皇帝出卖祖宗出卖一切不知羞耻  发表于 2019-8-27 11:44
武力,才是衡量国运的最好标准。唐朝最愚蠢的,就是标榜国际化的虚名,把武器和技术教给蛮夷,最后甚至依赖蛮夷军队。须知掌握科技资源和权力的人负有重大责任,必须品德高尚符合天道,蛮夷配吗?!  发表于 2019-8-27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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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7 15:57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阳发掘东周贵族墓葬群 古典载"王子朝奔楚"谜案有望破解http://henan.sina.com.cn/news/z/ ... ytcern3725479.shtml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实习记者 任明志

  据新华社郑州24日晚17时讯,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东北侧夏庄墓地新发掘一处东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目前已发掘的29座陪葬墓均为战国早中期墓葬,有的还带有车马坑,这说明主墓“不见冢”的墓主人身份十分显赫,据推测,主墓“不见冢”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携周典奔楚”的周王室继承人王子朝,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在争夺周天子之位失利后,携周王室之典籍和青铜礼器,南奔楚国,但之后这批珍贵的古典籍不知所踪。据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白振国介绍:“出土青铜礼器规制很高,但器物非常薄,呈现出流亡政府的特征。”


  猛犸新闻记者随后采访到南阳王子朝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晁会元先生,据晁老先生介绍,结合史料记载和发掘成果,基本可以确定主墓的墓主人就是王子朝,原因有三:一是甲字形大墓的规格、数量和出土文物都很罕见,而且规格很高;二是主墓西侧的车马坑形制庞大,规制媲美洛阳的天子驾六遗址,如此规模的车马坑也能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第三就是《左转》等古籍的记载。据介绍,此次陪葬墓的发掘,使“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初露端倪,或为寻找遗失千年的那批周王室典籍提供了重要线索。

点评

要是能找到那些典籍哪怕是一小部分意义都非常重大,谁能找到谁就是考古界第一大功臣。  发表于 2019-8-31 09:34
不是“推测”,臆测而已。  发表于 2019-8-27 19:06
据推测,主墓“不见冢”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携周典奔楚”的周王室继承人王子朝  发表于 2019-8-27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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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31 03: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31 03:28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三(作者不详)
       于阗和高昌文明的毁灭

       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军队的军事征服传播到中亚地区。后来,阿拉伯入侵者对中亚的统治虽然崩溃了,但伊斯兰教已经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还出现了一些由当地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其中,与新疆毗邻的萨曼王朝就是这样一个由当地塔吉克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

       当时新疆地区共有三个地方政权:于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是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建立的政权。由于喀喇汗王朝与萨曼王朝相邻,它因此成为萨曼王朝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首要目标。9世纪中叶以后,萨曼王朝就不断发动对喀喇汗王朝的“圣战”,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片领土。893年,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被萨曼王朝攻陷,驻守怛逻斯的副汗奥古尔恰克被迫迁往喀什噶尔。不久,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争夺王位失败的纳斯尔王子潜逃到喀什噶尔向奥古尔恰克寻求庇护。奥古尔恰克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矛盾,不但允许纳斯尔在喀什噶尔避难,还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行政长官。纳斯尔到阿图什后不久,就利用他和奥古尔恰克的特殊关系,施展“牛皮计”,使一贯反对伊斯兰教的奥古尔恰克同意他修建清真寺的要求。纳斯尔回到阿图什后,立即宰杀了一头黄牛,把牛皮割成细条连结起来,然后用这条牛皮绳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立了一座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纳斯尔不仅建造了清真寺,还把喀喇汗王朝的的一名重要成员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展成为穆斯林。萨图克原是喀喇汗王朝大汗之子,幼时丧父,后随叔叔奥古尔恰克生活。相传奥古尔恰克曾答应等萨图克长大后就把权力移交给他。但在他长成后却没有兑现诺言,萨图克对此十分不满。后来他常常去阿图什打猎,在这里认识了纳斯尔并成了朋友。不久,萨图克就在纳斯尔的说教下秘密加入了伊斯兰教,还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王室成员。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这两个事件大约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这时已传入新疆。
       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后,即在纳斯尔的帮助下开始了秘密传教活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他周围已聚集了几百名穆斯林。910年(一说91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在中亚穆斯林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这支穆斯林武装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政权。此后萨图克即利用权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其子穆沙·阿尔斯兰汗继位后,发动了伊斯兰化运动,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960年,20万帐游牧民接受伊斯兰教。同年穆沙·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至此,伊斯兰教经过两代统治者约半个世纪的推行,终于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主要宗教。

       转自萨图克·布格拉汗父子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遭到佛教及其他宗教信徒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强制改宗伊斯兰教的暴动。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对喀喇汗王朝的做法也十分不满,所以对喀什噶尔等地佛教徒的反抗给予了支持。962年,穆沙·阿尔斯兰汗以此为口实,发动了对于阗王国的“圣战”。战争初期,由于于阗得到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和吐蕃的支持,占据了优势,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但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呈拉锯状态。期间,穆沙.阿尔斯兰汗死亡。其子阿里·阿尔斯兰汗继位后,继续同于阗进行战争。998年,双方在今英吉沙与疏勒交界处展开激战,可汗阿里·阿尔斯兰汗阵亡,喀喇汗王朝大败。999年喀喇汗王朝消灭中亚的老对手萨曼王朝后,将中亚的军队调往新疆,投入同于阗的战争。这支穆斯林暴徒的参战,使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于阗城下,经长期围困后于1006年攻陷于阗城,于阗王国灭亡。

       于阗国灭亡后,于阗的佛教徒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同伊斯兰占领者展开了激烈战斗。在今策勒县达玛沟一带,不愿改宗伊斯兰教的佛教徒同伊斯兰占领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地因此有了一个“乌尊塔特”(意思是“长期坚持异教的地方”)的地名。从中亚带兵参加于阗战争的四个伊玛目,就是在策勒一个名叫波斯坦的地方被当地佛教徒杀死的,当地现存的“四伊玛目麻扎”,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于阗佛教徒的反抗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关于这场战争,至今和田民间仍有“百年战争”之说。
       随着于阗王国的灭亡,佛教也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西部至南部地区成为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长期的战争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滞了南疆地区社会的发展。
       在喀喇汗王朝同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中,由于高昌回鹘支持于阗,因此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喀喇汗王朝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人恨之入骨。马合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词典》中,就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所以,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于阗王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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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西域的这场宗教战争余波至今仍在延续,这事儿现阶段还不能拿上台面讨论,等等在看吧。  发表于 2019-10-11 22:04
此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打  发表于 2019-9-1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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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3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9-3 01:28 编辑

       于阗和高昌文明的毁灭(续)

       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高昌回鹘的“圣战”。他率军从八拉沙衮(在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一带)出发,越过伊犁河,攻入高昌回鹘境内。高昌回鹘出兵迎击,打退了入侵之敌。1017年,高昌回鹘发兵30万,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距八拉沙衮八日路程的地方。正在患病的阿赫马德·托干汗不得不抱病组织人马进行反击,打败了因长途奔袭而疲惫的高昌回鹘军队。阿赫马德·托干汗又亲自率军追击,并再次攻入高昌回鹘境内。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拚杀,战斗十分激烈。《突厥语词典》收录了多首有关这次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反映战斗激烈、残酷场面的,也有描述伊斯兰入侵者对高昌佛教文化进行毁灭性破坏情况的。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给战马佩上记号,向着回鹘地区的塔特(指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向着盗贼和恶狗,像飞鸟一样飞速进发。”

       攻入高昌回鹘境内的这支喀喇汗王朝军队,对被视为“盗贼和恶狗”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我们进行夜袭,我们四周包围,我们斩去其额发,我们砍杀孟拉克(高昌回鹘地名)人。”
       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于所到之处,像在于阗一样,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大肆进行文化毁灭:“我们如潮水而至,攻陷了大小城池,佛像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
       高昌回鹘对入侵的喀喇汗王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正当战争进行中,阿赫马德·托干汗病情加重,喀喇汗王朝不得不撤兵罢战,对高昌回鹘的这次“圣战”无果而终。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不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喀喇汗王朝因此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西喀喇汗王朝之间以及两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争,无力再发动对外的伊斯兰圣战。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一次传播高潮也就此结束。

       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域后,把今新疆地区分封给了他的次子察合台。察合台在新疆建立的地方政权称为“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统治前期,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强制推行任何宗教。但是后来的统治者秃黑鲁帖木儿汗改变了这一政策。135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在其穆斯林大臣的欺骗下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第一位加入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入教伊始他就强迫蒙古王公大臣皈依伊斯兰教,接着又在额西丁和卓家族的支持、配合下,在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不久,阿力麻里就有16万蒙古人集体加入了伊斯兰教。

       转自额西丁和卓在秃黑鲁帖木儿汗的支持下,带领名为“库车伊斯兰社团”的传教组织进入库车,强迫当地佛教徒改变信仰,接受伊斯兰教。库车的佛教徒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举行了暴动。秃黑鲁帖木儿汗很快派兵镇压了暴动。“库车伊斯兰社团”乘机对库车的佛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强迫佛教徒接受伊斯兰教,对抗拒者则大肆屠杀,迫使佛教徒被迫加入伊斯兰教;他们拆毁佛教寺院,捣毁佛像,焚烧佛教经典,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库车佛教文化几乎被破坏殆尽。继于阗之后,新疆的又一个佛教中心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清洗中湮灭了。
       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裔都把伊斯兰教作为维护统治和进行扩张的工具。黑的儿火者汗在执政后不久,就发动了对吐鲁番的“圣战”。在攻占吐鲁番后,狂热的伊斯兰士兵对这里的佛教徒进行了血腥屠杀,对佛教文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近代考古发现,出土的古代文献往往带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有的是被有意撕毁的,有些则明显是被焚烧过的。这些被烧剩的残卷,正是当时伊斯兰占领者放火焚烧寺院时,因房屋或院墙倒塌被压在下面才幸尔保存下来的。在一些佛教寺院遗址里,还发现无数被撕得粉碎的佛教典籍浸泡在被杀僧侣的血泊中,经过几百年已凝结成硬如石头的东西,旁边有缺头断足的尸骨。

       继黑的儿火者汗之后的穆罕默德汗是一个极端狂热的伊斯兰教推行者。据穆斯林史书《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穆罕默德汗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遵守教规,按时礼拜,并要带上“缠头巾”,违者严加惩处。惩罚措施极其严厉,包括用马掌铁钉入犯者的头颅骨。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在这种严刑峻法的逼迫下,最后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逐渐融合到维吾尔等民族中去了。
       16世纪初,伊斯兰教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至此,伊斯兰教自传入以来,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新疆灿烂的佛教文明被彻底的摧毁了!


点评

今天的新疆minzu问题的由来从历史中其实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当年大唐没有安史之乱那么西域不至于陷入那样的动荡之中。  发表于 2019-10-11 22:11
不看不知道,一看明白了。  发表于 2019-9-22 22:19
happy_ruy:过矣。  发表于 2019-9-11 01:52
各路宗教的传播史就是欺骗和杀戮的历史。  发表于 2019-9-3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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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11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9-11 01:22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四(作者不详)
       吐鲁番:历史之门正徐徐开启

       随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校录工作的完成,吐鲁番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单位合作组成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已初步完成全部新获文书的整理、录文和校对,并编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约150页的初稿。
  这批出土文献约有三四百件,主要包括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5年度,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该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书,同时还有一批向社会征集来的新出土文书。参加整理工作的专家们欣喜地发现,这批文献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历史和历史研究总是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在吐鲁番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整理小组组长之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李肖感慨地说,在古代,吐鲁番只是蛮荒之地,流放囚徒之所,远离华夏文明,可以说是汉文化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今天,由于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已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吐鲁番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也发现了文化丰富的吐鲁番。
  根据目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整理情况,这批文书主要集中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期和唐西州时期。此外,高昌郡、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亦有所涉及。李肖局长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资料为传世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有的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有的则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次发掘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即1997年清理的洋海1号墓,但这些文书却异常丰富。该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人,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由于他是官人身份,又由于他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为我们研究高昌王国时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在他的墓中出土的官文书主要包括衣物疏、契券和帐历等,这些文书为我们呈现了阚氏高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出土的一件大约为永康九年、十年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高昌送往迎来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镇计人出马的记录,反映了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为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而这件文书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高昌王国早期的城镇设置问题。
  在张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一面写某家的《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都是现已失传的古书。经过整理小组的学者推断,这个写本是以书籍的形制作为陪葬物的,应是张祖生前所读之书。《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佚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典籍及其传播的历史。另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关于易杂占的文书,大约有三张纸的篇幅,或许可以填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和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某些空白。这件占卜书的背面,还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资料。这组典籍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属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级衙门的官文书,内容涉及官制、田制、赋役制、兵制等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则是研究官员生活、百姓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材料。其中有一些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的材料,如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书,登记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诵经名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非常珍贵。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现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
  李肖局长还向我们介绍了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一些文书残片,经过整理小组仔细拼接,获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两组文书,都是西州折冲府低级将官申请让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后有长官批文。虽然文书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关键的词汇却让我们得以重新解释唐朝府兵“番上”的内涵,历史得到了重新解读。
  此外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还有更早的高昌王国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学者们认为,在西北边陲州郡,连儿童的习字都受到南朝诗歌的影响,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吐鲁番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还不仅局限在纸质的文书上,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墓志和墓砖等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墓志为例,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家坟院,总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在巴达木和木纳尔墓地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来,这些墓志对于高昌王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来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为了使新出土文书尽快公诸于众,以供学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将于年内问世。李肖局长不无自豪地说,吐鲁番地区墓葬丰富,目前我们的考古发掘仅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相关背景链接吐鲁番地下埋藏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宝藏,由于葬俗和气候特殊,文书、纺织品等有机质的文物容易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古代历史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发掘和探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们纷纷组成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找宝探险活动。他们从吐鲁番地区盗走大量古代文书。由于缺乏科学的计划和指导,以及系统的发掘记录,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吐鲁番地区同中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密切,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只有吐鲁番文书有所保留。在唐代,吐鲁番叫做西州,中央政令在这里的贯彻实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唐代前期历史的最直接证据。

  从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先后进行了十三次科学发掘。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成立,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对这批文书展开了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并于1981年起将整理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本的录文本和大四卷本的图板本陆续出版。这次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比较科学系统,奠定了吐鲁番学在中国的坚实基础,吐鲁番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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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18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9-18 01:19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五(作者不详)
       隋唐考古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阶段。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起自隋止于五代(581~960)。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期,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在中央政权直接统治区的周围,还有一些少数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如吐蕃、南诏、渤海等,他们与中央政权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隋唐文化的许多方面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它通过陆路、海路交通,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同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进行频繁的交往和贸易,国际影响深远。因此,隋唐五代考古学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世界文化史的领域内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发现简况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等国即派遣探险队,先后进入新疆、甘肃地区,挖掘墓葬,调查古城及石窟寺遗址,掠走大批隋唐文书、壁画、绢画和其他文物。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又大规模地挖掘了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等遗址。中国考古学者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旁的雅尔湖和甘肃敦煌老爷庙等地发掘过唐墓,在四川成都发掘了五代。还调查过一些城址,如隋大兴唐长安城、唐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唐沙州城等。此外,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建筑的发现和洛阳附近隋唐的收集,也是比较主要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包括隋唐五代考古跨进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30余年来,勘察了包括两京在内的一大批隋唐城址;调查或发掘了南北各地的隋唐陶、瓷窑址;发掘了一些隋唐居住遗址和宗教遗址;对现存于地上的隋唐遗迹、遗物,如石窟寺、碑刻、塔、栈道、刻铭、建筑等,进行了普查、清理和保护。与此同时,还调查了,发掘了五代和数千座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隋唐墓。从这些遗址、墓葬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隋唐文物,其中有各类陶、瓷器皿,金银器皿,铜铁器;有各种类及模型器;还有各类文书、丝棉麻毛织物、绢画、壁画、墓志,以及不同质地的装饰品、工艺品和其他生活用品。通过上述各项调查、发掘和发现,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实物资料,为隋唐考古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30余年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典型遗址、墓葬(或墓群)的探讨不断深入,关于隋唐城市、墓葬、遗物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逐步展开。

       隋唐城市遗址

       隋唐城址考察工作的重点,是隋唐两京和个别大都市,对其他城址一般仅进行了地面调查。
       隋唐城市遗址的发现 现已发现的隋唐城址近20处,最重要的是、和以及其他隋唐城址,包括州城和都护府或军的所在地,它们是唐、和、唐沙州城和寿昌城(二城皆在甘肃敦煌县)、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唐单于都护府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隋唐胜州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唐天德军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阿拉奔乡北古城)、 隋大同城(天德军城西南约2公里)、唐丰州城(天德军西南约30公里)、唐东受降城(内蒙古托克托县城的“大皇城”)等。此外,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及实地调查推断,辽宁朝阳镇即唐营州之所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红柳河上大湾沟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之宥州城。
       隋唐城市的平面布局 隋唐城市的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以来都市建设的传统,属于封闭式的封建城市,其布局的共同特点,是将居民、市场全部局限在四周设置深沟高墙的里坊之中。

       隋唐城市的基本布局可分为两类:
       ①、隋唐的都城。都城中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第1种形式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初名大兴,唐更名长安。其平面呈长方形,周长约36.7公里。宫城置于郭城北部正中,北连禁苑,南接皇城。宫城皇城以外地面为里坊区,由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其划分成棋盘式的格局,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其整体设计,显然是以宫城、皇城正南门、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门明德门所在之南北线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结构谨严,区划整齐。大兴——长安城的这种布局,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都城建设理想模式,形象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7世纪以后,相继于宫城之东北、东南兴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但该城的布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兴——长安城的坊多作长方形,四周环筑高墙,坊内设一横街或十字交叉街道。东、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井字形街道,临街开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市周围也筑有高墙。这种坊市制度,正是封闭式都市所独有的现象。

       隋唐都城的第2种形式是东都洛阳城。 其地位仅次于大兴——长安城。 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洛阳城在城址选择、城市规划方面都与上都有所不同。该城横跨洛河南北两岸,整体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7.5公里。其皇城宫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于城之西北隅地势高亢处。皇城前临洛河,后接宫城。宫城南部及东西两侧为皇城和东西隔城所包围;北部建前后重叠的二小城。皇城和宫城之东,为南北毗连的东城和含嘉仓城,西为东都苑。洛阳的主干大道,由皇城之端门通往郭城定鼎门,同样处于全城西部。洛阳城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这里虽也是棋盘式的格局,但里坊不是长方形而是方形。市场的位置也不象长安城那样左右对称,在城东部洛河两侧设南、北二市,于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阳城将其皇城、宫城建于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区别于长安,表明其规格逊于长安一等。而皇城、宫城地处全城最高处,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围护,远比长安戒备严密;里坊沿用北魏旧制,面积小于长安,有助于强化对居民的控制,这与它既是都城又是战略要地相适应。洛阳城比长安城小得多,却多设一市,市皆傍河渠,说明在设计上比长安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
       隋唐扬州城不属都城,由于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也不同于一般地方城市。近10年来,隋唐扬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江都宫(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罗城西北隅蜀冈上,城市布局估计和洛阳城有某些相似。扬州是隋唐时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及国际贸易十分发达。重视水路运输,是它在城市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内河道纵横,并与流经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相通。


点评

可以看出来,新疆西藏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中华的版图之内。  发表于 2019-10-11 22:43
船长大人,你得传帮带啊!  发表于 2019-10-7 21:02
那也未必,28兄想当然了~  发表于 2019-9-22 23:00
这里的人都是老家伙了。  发表于 2019-9-20 18:14
只要身体没有大碍就好,多休息少熬夜  发表于 2019-9-18 16:03
快七十的人了,身体欠佳,恢复起来慢。长年笔耕是非常累人的,所以让他多休息一段时间。  发表于 2019-9-18 15:35
老船长,相山老哥怎么好久没露面了  发表于 2019-9-1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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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1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9-21 01:11 编辑

       隋唐考古(续一)

       ②、地方城市。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布署的,较小的州县也是如此。封闭式城市规划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商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力量不够强大的具体体现,这种城市规划在唐代达到了顶点。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从唐代晚期起,传统坊市制度的藩篱已逐渐被突破,到宋代,为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为代表的开放式封建城市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平面布局的又一次划时代变革。

       隋唐五代墓葬

       帝陵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则天母扬氏的顺陵俱已进行过反复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墓和李墓、广州的南汉王刘晟墓和杭州的吴越王钱氏墓也都作了发掘。

       唐代帝陵 指昭宗以外唐代十八个皇帝的陵墓,它们分布在关中渭水北岸的三原、礼泉、乾县、富平、蒲城、泾阳诸县。依山为陵,是唐代陵墓的一大特征。据调查,这种作法是从营建太宗昭陵开始的,此后便相沿成制。太宗以下诸帝,虽有因地势高亢之土塬营陵者,但只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三例。与依山为陵出现的同时,还形成了在帝陵区内(如帝陵东南部)辟陪葬区,以皇亲勋臣陪葬的制度。自高宗乾陵开始,陵园平面布局定形化,陵墓石刻组合也大体固定下来。
       唐陵的基本布局是:陵园中心筑陵台,台南置献殿。陵台四周通常环筑内外两重陵垣,陵垣整体呈四方形,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外设神道,并增筑包砖土阙。东、西、北三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南门外,除置武士、石狮外,由内向外夹神道列置颂碑、文武侍臣、石马及御马者、瑞禽瑞兽、望柱等石刻。陵区内(如在神道侧面)还建有下宫。

       五代陵墓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均为割据一方的唐朝藩镇,其陵墓沿用唐陵的某些制度。从对割据西南的前蜀、后蜀,割据江南的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陵墓的调查或发掘看,五代陵墓大都象唐代一样是依山为陵建造起来的。只是限于其偏居一隅,政治势力弱小,经济力量不足等客观条件,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雄伟壮观。
       前蜀主王建墓与南唐主李、李墓,墓室分别为石结构、砖石混合结构和砖结构,皆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后蜀孟知祥墓,则是三个并列的穹窿顶圆形石室。南唐二陵墓室四壁影作仿木建筑的柱、枋、斗等。棺床建于中室(王建墓)或后室(南唐二陵)。墓内最主要的随葬品是哀册、谥册、谥宝等,王建墓后室还出土有墓主的圆雕石坐像。南唐二陵以大量男女陶俑随葬,陶俑种类多,刻划细腻,代表了内宫中各种不同职分的人物。五代陵墓的某些制度,又为宋代帝王陵墓所继承。

       隋唐墓葬的分区和分期 在唐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广大地域内均发现隋唐墓葬,其中以西安、洛阳地区数量最多,西安地区已发掘清理2000多座,洛阳地区估计也有数百座。其次如山西太原、辽宁朝阳、新疆吐鲁番、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广东北江流域及沿海、福建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也都是隋唐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
       隋唐时期,国家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各自具有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在江南尤其突出。6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提出了隋唐墓葬的分区问题。根据全国发现隋唐墓葬的现状,初步可将其划分为七个区域,即隋唐两京地区、朝阳地区、湖北地区、湖南地区、扬州地区、广东地区和福建地区。

       隋唐两京地区 这一地区的隋唐墓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纪年,在中国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在两京地区,以对的研究最为充分。
       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3期: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第二期,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第一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第二期墓葬,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第三期墓葬,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与分期相适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

       朝阳地区 除朝阳外还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此区隋唐墓随葬品的情况与两京地区无大区别,唯朝阳唐墓所随葬的俑中,多为未经焙烧的泥俑。此区隋唐墓的最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


点评

将来我们一定要恢复当年在西域的影响力,现今的5G工业革命咱们一定要抓住了。  发表于 2019-10-11 22:45
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和基因。从古至今。 为你点赞  发表于 2019-9-22 22:23
中华民族虽然说是一个没有主流宗教的民族,但是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和基因。从古至今,我们文化根植这块土地,即传承又包容,还要与时俱进。谢谢船长版主的辛苦工作,让我们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  发表于 2019-9-21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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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5 02: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9-25 02:18 编辑

       隋唐考古(续二)

       湖北地区 主要发现于武汉一带,这里是长江中游隋唐墓最多的地区之一。流行以花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内设较高的棺床,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随葬陶(瓷)质人物俑、陶动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现较早,还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器为主,器形有高颈球腹盘口壶、内饰叶纹的高足盘、实足小碗、蹄足圆形砚等。此外,还经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
       从随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遗风;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盘口壶、瓷罐、唾盂,则表现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

       湖南地区 主要指长沙、衡阳、常德、湘阴等地,仅长沙一地,已发掘唐墓500余座。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墓砖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头部)留生土二层台或挖出小壁龛。砖室墓多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其次为前室较小的前后室墓(有的后室附建耳室)和两室并列的双室墓。随葬品以釉陶和陶器为主,器形有壶、盘、碗、罐、水注等。也随葬陶武士俑、文俑、伎乐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骆驼等。釉陶多施黄褐釉或绿釉,少数墓中发现兼施紫、白、蓝三彩釉者。瓷器有青瓷、白瓷两类。
       从随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器物有高足杯、盘、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直颈盘口壶等。后期器物有重唇带盖罐、葵花形碗、敞口碗、肩部附加荷叶形饰的盘口壶等。前期釉陶器一般施淡绿色薄轴,并有冰裂纹;后期釉呈黄褐色或深绿色。前期瓷器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后期则出土一种胎质厚重、颜色混浊、制作粗糙的白瓷。

       扬州地区 是长江下游唐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两种。砖室墓墓壁常砌出小龛,墓室内设棺床,棺床与墓壁间留出一砖宽孔隙以排水,墓砖素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较晚的墓内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钵、盘、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盘口壶、罐、盆以及陶砚、铜镜等。随葬陶俑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中、晚唐时期在两京地区唐三彩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地区的唐墓中常常随葬三彩器。

       广东地区 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如韶关、英德、连江、广州、佛山、博罗等地。广东隋唐墓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则有单室、双室之分,而以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单室墓一般为平面长方形的券顶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墓壁常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墓砖侧面多模印花纹。高级官吏张九龄墓,系大型单室墓,墓室方形,四角攒尖顶,室内筑棺床,墓壁绘画,有较长甬道,甬道两侧筑侧室。双室墓状如二单室墓并列,其间隔一堵砖壁,壁上开通道。随葬器物以釉陶为主,瓷器少见。器形有四耳或六耳罐、碗、坛等。陶坛多出于沿海。个别墓出土少量陶俑。
       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可将该区墓葬分作前、中、后3期。前期的各种釉陶罐器体较高,底部向外撇,具有较浓厚的南朝器物遗风;流行直口深腹实足的陶碗。此后,罐类逐渐变矮,底部外撇现象消失;碗类口部日渐敞开,腹部越来越浅,实足器减少,圈足器大增。前、中期陶坛火候不高,釉层附着不牢,后期则近于瓷器。

       福建地区 主要指闽江下游的闽侯、福清,晋江流域的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九龙江流域的漳浦等地。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种,以砖室墓居多。砖室墓通常为带短甬道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还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龛。墓砖侧面常印植物纹和吉祥语。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主要器形为五盅盘、带座碗、双耳或四耳罐、斗、插器、壶、虎子等,其中五盅盘、插器等应是富有地区特征的器物。漳浦刘坂乡唐墓出土陶俑40多件,是此区唐墓中少见的现象。
       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也可将福建隋唐墓分作前、中、后三期。前期器物体形较矮,腹部浑圆;虎子体形较长。中期的罐、壶等器体增高,碗壁渐趋外侈,虎子体形变短。晚期的四耳罐、盘口壶等器形更为修长,流行敞口浅腹圈足碗。注子是后期流行的新器物。

       渤海、南诏和吐蕃遗迹

       渤海遗迹 主要是城址和墓葬。城址中较重要的有渤海前期都城旧国城(今吉林敦化敖东城)、渤海后期五京中的上京龙泉府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东京龙原府城(今吉林珲春八连城)、中京显德府城(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及黑龙江东宁城子古城,该城形制同上京龙泉府相似,被认为是渤海率宾府辖下一州城。

       黑龙江宁安,是最重要的渤海城址,也是唯一经过科学勘察和发掘的渤海都城遗址。它和内地隋唐城址一样是封闭式城市。其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共设10门。宫城居全城北部中央,宫城前为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轴线。由南北大街三条和东西大街五条构成规整的里坊区。坊皆作长方形,四面筑坊墙。
       渤海墓葬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海兰江及绥芬河流域。现已调查、发掘的渤海墓,集中于吉林敦化敖东城和黑龙江宁安东京城附近。较重要的有吉林敦化,黑龙江海林山嘴子墓群,海林北站西山及兴道河子的三处墓地,宁安大牡丹屯、三灵屯和大朱屯渤海墓,以及吉林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延边和龙县。已发掘的六顶山渤海墓和山嘴子渤海墓可以作为渤海前、后两期墓葬的代表。渤海墓沿袭高句丽的传统,以石块和石板为主要建筑材料,地面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和盖顶。大型墓则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以石板或青砖砌墓壁,也用石板盖顶。葬具用木棺。墓内除一次葬人架外,常于墓室一隅堆放数个以至十数个个体的散乱人骨,后者应是二次葬的骨殖。随葬品通常只有一至数件陶器和铜铁质带具,少数墓葬有小件鎏金或金质装饰品。前、后期墓葬形制无大区别,富于时代特征的器物是陶器。前期墓所出陶器作灰褐色或黑褐色,火候较低;后期墓出土的陶器作灰色,火候甚高。山嘴子墓群还出土唐三彩式绿釉陶器。
       吉林和龙河南屯发现的两座渤海贵族墓,出土颇具唐代风格的金银饰品 200多件;渤海文王女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贞孝公主墓墓壁的人物壁画,都有浓厚的唐代艺术风格;两墓所出汉文墓碑,以遒劲楷书书写,碑文完全是模仿唐代碑志文体,表现了渤海文化同唐文化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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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 0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10-2 03:01 编辑

       隋唐考古(续三)

       南诏遗迹 主要是在今云南境内的南诏城址,比较重要的有太和城、阳苴咩城、龙口城、龙尾城、大厘城(以上均在今大理地区)、邓川城(今邓川城东)、百崖城(今弥渡红崖)、拓东城(今昆明)。以太和城和阳苴咩城最为有名在今大理城南约8公里的太和村西,是皮逻阁至异牟寻迁都(779)前的南诏首府;阳苴咩城,在今大理城西的梅溪南岸,是自异牟寻迁都以后的南诏首府。其他诸城址,或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如白崖城),或为拱卫首府的要塞和堡垒(如龙口城、龙尾城、邓川城等)。南诏城址大多分布在山顶或山坡上,只有少数建于平地,其军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一般面积不大,城墙的修筑往往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势。位于山坡者,城墙走向多依山势,并将墙外山坡削为直壁;位于平地者,常临溪河而建,以溪河为天堑。建筑方法和建筑材料都有一些与内地唐代建筑相近之处,如城墙以夯土筑成,建筑物下筑一大土台基。使用莲花纹、卷云纹滴水等等。
       据《蛮书》记载,南诏流行火葬,但属于南诏时期的火葬墓至今尚未发现。

       吐蕃遗迹 唐代的吐蕃遗迹只调查了吐蕃赞普墓,相当于隋唐同时的各代赞普陵墓,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穷结宗山对面的山麓上,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陵区内约有夯筑土11座,有的前石狮、纪功碑尚存,前和顶发现有建筑遗迹。据研究,赞普墓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势,诸陵墓左右排列,有可能是受了汉人葬制的影响。


       隋唐的手工业遗址和遗物

       瓷窑遗址和瓷器 隋唐时的瓷窑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业经调查或发掘的窑址有数十处,隋代窑址已发现数处,北方的制瓷业有了较大发展。至唐代,制瓷业发展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器物造型和装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规模及烧造地域都不断扩大。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产青瓷,北方盛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称。此外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绞胎瓷器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生产青瓷最为有名的越州窑,在唐代有了更大发展,瓷场迅速扩展,新窑大量涌现,窑址遍布浙江上虞、余姚、宁波一带,它的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最大窑场(见)。与越窑齐名的生产白瓷的是邢窑,在河北临城县。晚唐勃兴并取代邢窑成为白瓷著名产地的在河北曲阳县。其余南北各地生产青、白瓷的窑址大都兼烧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巩县窑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瓷;密县西关窑、郏县黑虎洞窑、黄道窑烧白瓷又烧黄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寿州窑由烧青瓷改烧黄釉瓷,陕西铜川窑兼烧青釉和黑釉瓷而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长沙窑是以烧青瓷为主的窑, 约在中唐以前创出了釉下彩, 这一创新打破了青瓷色调单一的局面,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


       隋唐瓷窑北方仍用圆窑,越窑仍用龙窑。窑具除原已使用的锯齿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圆形垫饼外,新出现了匣钵,至少在晚唐越窑和寿州窑均已大量使用。匣钵的使用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制造精细瓷器创造了条件。
       对隋唐瓷器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在造型、装饰、釉色诸方面的特点及工艺水平。以西安地区有纪年唐墓出土的瓷器为标准,一般可以将唐代瓷器分作3期:
       第一期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青瓷占绝大多数,白瓷较少;青瓷以越窑产品为最佳,而白瓷有些还不易与青瓷区别开来。施釉比较草率,釉质较厚,且不均匀。往往出现流釉现象。常见凤首壶、龙柄壶、高足盘、四耳罐等较大型器物,小型实用器较少。通常以刻划、模印、贴塑、捏塑等手法作成绳纹、弦纹、联珠、流云、忍冬、莲瓣、动物、人物等纹样。第二期为唐中宗至代宗时期,青、白瓷数量都在增大,白瓷质量有所提高,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丰富,且有里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种瓷器施釉比较仔细,釉色较为纯正,出现了绞釉和绞胎瓷。大型器物渐少,实用器物多起来,器底普遍加圆饼状实足或浅圈足。线刻、划花、彩绘等是常见的装饰手法,主要纹饰为莲瓣、宝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简洁洗练。第三期为唐德宗至哀帝时期,青、白瓷和其他各种釉色的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现。施釉技术更高,普遍使用了护胎釉,彩釉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实际生活用器形制多种多样,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产。装饰手法中,墨画、彩斑、釉下彩绘占突出地位,纹样有花卉、禽鸟、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绘图案等。

       唐三彩 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以器表施绚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胎质有红色陶胎和白色陶胎两类,前者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后者用瓷土烧成,烧成温度约800~1100℃,比瓷器略低。现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纪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凤墓。 唐三彩工艺在盛唐达到了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乱以后,两京地区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扬州一带则有兴起的趋势。迄今所见三彩器包括专供丧葬用的各种俑类、模型器和生活用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遗址中少见,且多为碎片。出土数量最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区是两京长安和洛阳,其次为扬州,其他如山西、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虽有出土,但为数不多。在河南巩县小黄冶和白河乡,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曾发现唐三彩窑址。
       据对洛阳唐三彩标本所作的科学分析,器物所施黄、绿、褐、蓝、黑等彩釉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二氧化钛(Ti)、 三氧化二铁、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O)、氧化钠(NO)和氧化铅(PbO)。氧化铜(CuO)在黄釉外的各种色釉中普遍存在。蓝釉中,除上述化学成分外,还含有氧化锑(SbO)、氧化钴(CoO)。唐三彩的各种美丽釉色,正是利用这不同金属呈色剂的特点及控制同一金属呈色剂的不同含量而获得的。

       唐代金银器皿 金银器皿制造,在唐代是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发展十分迅速。在初期阶段,曾受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金银器皿中有较多的波斯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主题纹饰是忍冬、宝相花和多瓣小团花,但也存在着较浓重的外来纹样的因素。安史之乱以后,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习见器物为碗、盘、盒之类;主题纹饰一变而成了牡丹花和花鸟图案,外来纹样的因素已融化于中国民族传统的装饰花纹之中。科学鉴定表明,唐代制造金银器皿已经综合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刻凿等工艺,而且各项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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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是明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个镜头,棺材店里摆着一排唐三彩,不错。  发表于 2019-10-19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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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8 0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10-8 01:18 编辑

       隋唐考古(续四)

       隋唐铜镜 可分作3期, 第一期为隋至唐高宗时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第二期为武则天至德宗以前,此期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又分作前后两段。前段流行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以圆形、菱花形镜为多,主题纹饰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后段流行对鸟镜、瑞花镜、人物镜,葵形镜最多,主题纹饰以鸾鸟、花卉、人物为主。第三期为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镜、字镜和瑞花镜,字形和圆形镜盛行,主体纹饰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镜形和纹饰,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代的丝织和印染 在中国丝织史上,唐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丝织品的织造和印染技术都有惊人的发展。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的精品业已达到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境界,纬锦织法广泛普及,产量激增,已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品。至唐代中期,丝织业空前繁荣,织锦不但数量显著提高,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工艺、新产品,如花鸟纹锦、彩条斜纹经锦、晕提花锦等等,花纹风格也为之一新。在垂拱年间(685~688)的墓里还发现了双面锦和缂丝的实物标本。其他丝织品如绮、罗、绢、纱、轻容等,无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所出染色丝织物,各种色彩几乎应有尽有,色泽鲜艳而均匀。染色丝织物中,染缬所占比例大,品种齐全,无论是单色还是套色染缬,都作到了染色纯正,花纹清晰,色调和谐而美丽。从分析染缬标本发现,唐代的染缬,很可能已经使用了纸质镂空花板。

       宗教遗址和遗物

       隋唐时期,佛道两种宗教都非常活跃。中国南北各地现仍保存的石窟寺,大多包括隋唐时期的洞窟。各地还有大量的隋唐寺院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石窟寺已进行了不少调查和研究,经过全面调查和发掘的寺院遗址只有唐长安和渤海上京的两三处遗址。
       各地还发现了一大批与佛教或佛教寺院有关的遗址和遗物,如佛殿、砖塔和塔基、造像、等等。在陕西长安县、耀县,山西长治、甘肃泾川,江苏镇江发掘了五处隋唐塔基(地宫)。陕西的两座塔基中出土有盛舍利套装银盒、金盒和涂金顶铜盒;在山西、甘肃、江苏的三座塔基里各发现一套藏舍利用的石函及金银棺椁。各地古遗址内成批发现古代佛教造像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较重要者有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造像2600多件(见);陕西西安西郊土门村南出土石雕及“善业泥”造像390件;河南西峡县回车水库工地出土鎏金造像数百件。这些造像中隋唐造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造像上附有隋唐纪年。此外,在四川成都西郊百花潭锦江内还曾发现较多的佛、菩萨、罗汉、供养人等小型石雕像以及有纪年的唐末、五代(前蜀、后蜀)石经幢。

       关于隋唐道教遗址的调查工作,有河北易县龙兴观遗址的调查。龙兴观是唐代北方著名道观,历经宋、元、明诸代,直至清末以后才废弃。该观址最南端存有白石质开元二十六年(738)道德经幢一座,其道德经文,系依据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注本镌刻,对研究老子《道德经》是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唐代景教的遗物有著名的,至今尚立于西安碑林中。有关袄教的遗物虽未发现,但唐代袄教徒的墓志,却已发现数块,特别是1955年西安发现的咸通十五年(874)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汉文与钵罗婆文合刻,是研究唐代袄教的重要资料。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文化的交往

       对外文化交流的遗迹和遗物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国际交往活跃。除同邻国朝鲜、日本、越南保持密切关系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中亚、西亚地区;通过海上航线扩大了同北部湾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国家的联系。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隋唐的都城形制对日本的都城制度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建于7世纪后半至8世纪后半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长方形,以南北中轴线纵贯城市正中,于轴线北端置宫城,轴线左右两侧对称地布置里坊,显然是模仿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特点。中国隋唐时代优秀的手工艺品也大量运往日本,至今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还珍藏着数千件隋唐文物。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生产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艺技术烧成的。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伊朗及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中看到,在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唐代,曾积极采用中亚人民喜爱的纹样,织出了大量联珠对鸟对兽纹、联珠猪头纹、联珠骑士纹锦等,同传统丝织品一起输出国外,满足了西方市场的需要。中国输出的商品还有瓷器、铜镜等。如苏联的撒马尔罕以及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境内都发现了中国的瓷器和铜镜。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还发现了唐三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埃及等国不止一处发现了唐至五代的中国瓷器,印度尼西亚、苏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这些珍贵遗物,都是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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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京就是京都,右京称作长安,左京称作洛阳。土地勘察水平不行,工程排水能力与水平不高,地理限制又大,右京区域沼泽较多,逐渐荒废。京都的别称就成了洛阳rakuyo。所以有大名势力大了要“上洛”之说。  发表于 2019-10-19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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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1 1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云景天 于 2019-10-12 17:27 编辑

16年的阅兵和本次阅兵的飞机飞行视频上,都有不明飞行物。
今年之前看到的没有了,只有“掉舱门”片段。


现在很多视频都被删,我原来看到过的视频网上现在都难寻踪迹。

点评

云景天:本楼无禁忌。  发表于 2019-10-12 19:02
船长,这里有一张九华山拍到的僧人浮空照片能不能发在本贴?  发表于 2019-10-12 17:27
找不到那个片段了,现在网上搜到的只有“掉舱门”的片段  发表于 2019-10-12 17:19
可是高清版的找不到啊,难道说当天上空有高超音速有人驾驶飞行器??  发表于 2019-10-11 22:46
今年没注意,你可发几个截图上来看看。  发表于 2019-10-11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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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2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转一个帖子,证据比较多,大家可以慢慢看:

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的古文明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83804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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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上次扒过中文版耶经的源流,倚天立兄从另外一个角度条分缕析,有理有据,揭穿了白皮教士神棍在中华伪造耶经的真相。也就是说,耶经在17世纪以前的所有全本,均系后世的伪造,呵呵。  发表于 2019-10-19 10:01
倚天立:地中海的海市蜃楼——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的质疑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831207-1.shtml从三角洲形成开始,最新的是扒皮所谓开封犹太人与耶经十三经的真相,可以参考。  发表于 2019-10-19 09:59
船长兄,请重点看一下此帖第10页,讲明朝怎样失去对陆上和海上贸易的控制权,则五百年来历史演变的脉络就清晰了。  发表于 2019-10-14 10:30
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个人以为,几年内应该在民间普及该楼的观点,让大家有正确的史观价值观,树立信心。  发表于 2019-10-14 08:48
厉害!三百七十多页的高楼,这辈子恐怕都爬不了了;不过,楼主论述的脉络大体清楚。还历史一个真相,本人揆度,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民间置疑到主流媒体的正本清源,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发表于 2019-10-13 12:02
我看了半年还没看完,剩十几页了。  发表于 2019-10-13 09:25
这个帖子好像土木转发过。  发表于 2019-10-12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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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15 02: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10-15 02:11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六(作者不详)
       追寻象雄文明的踪迹

       古格王国遗址所在的西藏阿里。位于青藏高原的最西端,其西、南面与印度交界,西北端与克什米尔相毗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壤,几乎三面环山,处于亚洲大陆干燥的高原地带,平均海拔高度达到4000米。在这片土地上,早于古格王国文明存在的是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

       古代象雄在汉文典籍中有的称为“羊同”。在唐代著名史籍《通典》的记载中说:羊同有大、小羊同之分,其中的大羊同北面与中亚的于阗相接,面积东西可达千余里,拥有八九万兵力,羊同人的发式为辫发,身穿毛毡织成的长裘,以畜牧为业,这个地方多有风雪,地上的积冰可厚达一丈有余,所出的物产与吐蕃相同,没有文字典籍,只会采用刻木记事与结绳记事的方法,但是刑法却十分苛刻。
  按照《通典》作者的看法,大羊同的东西是吐蕃,它的西面是小羊同,其他的一些汉文典籍如《册府元龟》、《唐会要》、《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史书,对于羊同的地理位置的记载也与《通典》大体上相同。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有“杨同”,与“羊同”属于同音异写,所记载的风俗物产也基本相同:“又迦什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衣裘毡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也有的汉文典籍称象雄为“女国”。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婆罗吸摩补罗国”条下记载云,在此国的北境大雪山中,有一个名为“苏伐刺孥瞿旦罗”的国家,因为出产上好的黄金,唐人也称它为“金氏”。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是东西长而南北狭,世世代代由女人执政,所以又号称“女国”。有时虽然也让男人为主,但他们却不知朝政,只知道征战与种田。这里的土地宜于种麦,畜养有许多牛马,气候凛冽,人们的性格也十分暴躁。玄奘认为它的地理位置是“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

       象雄据称也曾建有过雄伟的国都。有一部著作《世界地理概况》,曾用神话般的笔调,详细地描述了象雄当时的疆域与都城的情况。
  当我头一次读到这种带有西藏史书传统色彩的记载时,它究竟是信史还是一种神话让人难以判断。但是,由于一封日本朋友的来信,却让我不得不重新认真地来审视这个古老记载的真实性了。
  我的这位日本朋友名叫饭田泰也,他本人虽然不是一位学者,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尼泊尔、印度和西藏从事旅游工作,精通藏语、英语,与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许多研究西藏西部的学者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尤其是对象雄文明的研究抱有极大的个人兴趣,曾经发起组织过“象雄文明研究会”,我和他便是在拉萨的一次学者聚会中互相认识的。

  在给我的这封来信中,他透露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一年前,他曾带领一个旅游团去过冈底斯山附近的一座寺院——鲁甲寺,在寺院后山曾经发现过似乎是用土坯砖砌筑的人工建筑物的遗址,信中还附了一张他拍摄的照片。那时,正当中国的各种媒体将所谓“俄罗斯科学家在冈底斯发现一百多座金字塔”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在冈底斯山附近工作过多年的他和我,对这类虚构狂想,只是置之一笑,不去理会。但是,他在信中却十分肯定地认为:他看到的这人工建筑的遗迹,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金字塔式的建筑”。为了证明他的看法可信,不久他又寄给我一份西方旅游者所写游记的复印件。这位旅游者在游记中记述了他在古鲁甲寺的一段神奇经历:“那天晚上,我在寺院里昏然入睡,梦中,我梦见一只大鹏鸟从空中盘旋而来,眼前闪耀着万道金光……第二天早上,按照梦中的神示,我来到寺院的后山,在一个土丘的旁边,忽然眼前一亮,果然从泥土中露出了一只铜铸的大鹏鸟,虽然很小,却和我梦中所见到的那只大鹏鸟一模一样。”

  读完这些材料,我找来西藏自治区的地图、细细地对照分析,心里不禁一亮。饭田君所说的这座寺院,正位于冈底斯山的西面,如果骑马,距离也差不多正好一天的路程。更重要的是,地图上所标的寺院所在地的地名为“曲龙”,和文献中记载的“穹隆”对照,可以肯定是同名异译。而饭田所看到的人工建筑物的遗迹,从照片上来看的确可信,那用土坯砖砌筑起的台基清晰可辨。至于那位旅游者所发现的铜质大鹏鸟,过去在西藏也确有过出土,藏民称其为“天铁”,意即从天而降的神奇之物,从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大约应当是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的遗物。广义上的“象雄时期”。也正好被涵盖在这一时代的范畴之内。这一切,都与文献中所记载的象雄都城有诸多暗合之处。
  从这一刻起,对该处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便已在心中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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