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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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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2 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6-12 02:29 编辑

       微子墓论证侧记
       作者  王恩田

       一、质疑长子口墓

       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微子墓地和许多重大考古新发现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重大发现。太清宫镇传说是我国著名思想家老子的故里,从探寻和确定老子故里的目的出发,河南省政府指示省文物局组织力量对此作些考古调查和挖掘工作。1999年在太清宫的后宫发掘出规模宏大的唐宋时期的建筑遗址。虽然还没能找到老子故里的物证,但却“买羊得王”意外地发现一座西周大墓,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遗物之多而精美前所未有。尤为难得的是出土50多件有铭文的铜礼器。不仅超过了以往发掘的卫、虢、燕、鲁等西周诸侯国的公室墓葬,也超过了蜚声中外的晋侯墓地同时期的任何一座大墓,堪称西周考古空前的重大考古发现,挖掘者根据铜器铭文定名为“长子口墓”。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见到同窗好友郝本性先生,他兴奋地向高明先生和我通报了“长子口墓”的重要新闻。郝本性先生曾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是古文字学大师唐兰先生的研究生,是河南当代的许慎。因此,当时并没有对“长子口”的释读有所怀疑。只是觉得周文王封殷人辛甲于长子,长子国位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的长子县。距鹿邑千里之遥,鹿邑为什么会发现长子墓?深以为怪。
       以后陆续读到关于长子墓的多篇报道、简报,文章中或者没有发表铭文拓本,或者有拓本而“长”字模糊不清。但却提到长子口的长字与湖北出土的“长字狗鼎”的长字写法相同。而我对“长字狗鼎”的长字的释读是有所怀疑的。长与微二字字形相近,两千年来混淆不清。值得庆幸的是西周重器墙盘的出土,为区别长微二字提供了依据。墙盘铭文中有三个与长微相关的字。除了对“微伐夷童”中微字的释读目前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之外,对于“文武长烈”的长字,和作为国族名的微字的释读则没有任何分歧。而长字和微字的偏旁都像人披长发形,而长字有拐杖,微字的偏旁没有拐杖,因此也应释微,释长是错的。长子口铭文中的长字写法如果确实与“长字狗鼎”相同,也没有拐杖,当然也应该释微。如果长子口墓是微子墓,其重要性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事关重大,决定前往看个究竟。
       2000年10月借赴洛阳参加中国文字起源讨论会之便,返回途中专程到郑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鹿邑大墓出土铜器。在同窗好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杨育彬先生的帮助下参观了该墓出土的二三十件铜器,铭文中的“长”字都没有拐杖。意犹未尽,唯恐有所遗漏。又在鹿邑大墓发掘者和发掘报告整理者张志清副所长和《华夏考古》编辑部主任方燕明先生的帮助下,看到了即将出版的《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发掘报告校样中的拓本。“长”的字写法五花八门,有从口的,从手的,从半月形的,有在人的胯下加一竖划的,还有在距离手臂很远的地方加一竖划的,但多数是没有拐杖的,象墙盘铭文那种手指叉开作拄杖形的长字的标准字形,是一件也没有的。证明长子口墓的长字确实是误释。这时,郝本性先生闻讯赶来与我见面。我估计长字是他所释,于是请教释长的依据。告知一是与《说文》长字古文写法相同,二是与战国古玺长字写法相同。我也谈了对长微二字的区别。虽然未能形成共识,但毕竟了解到释微为长的依据,知己知彼有助于日后的讨论。

       二、微子墓的论证

       《中原文物》2002年发表了我的讨论文章《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从年代、墓主身份、族属、国别、长微纠葛等多方面论证鹿邑大墓是西周宋国国君主微子之墓。重点讨论了长微二字的区别。早在许慎时代已经搞不清长微二字的造字本义了。《说文》对长微二字的说法俱不可信。当代虽能认出了微字,但从未有人论证过释微的依据,可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提出墙盘中的微字偏旁象人披长发形,是头发之发的本字,音同借为微小、微妙和国族名的微,或姓氏的魏。久借不归,后来又另造一个从犮(音拔)声的发字。长字虽有人论证是用长发表示年长的长,但不可信。因为人的体制特征不同,长发的人未必年长。恰恰相反,在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往往不是发长而是发短,甚至脱顶。长字的正确说解保存在《说文》枨字条内。“枨,杖也”可见长的本意是指拐杖,由于杖是木质,故加木旁以为枨。古文字考释的经验证明,《说文》的正确说解往往不是保存在独体字内,而是保存在形声字中。例如《说文》:“官,吏事君也”。清代以来不少治《说文》的学者利用大量文献和碑刻材料论证官字的本意指房舍,不是官吏。我们曾指出官字的正确说解保存在形声字馆字条内,《说文》“馆,客舍也”,古代客舍就是今天的宾馆、招待所,因设有饮食以供过往宾客食宿,故加食旁而成馆。又如《说文》:“昜,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疆者众貌”。治《说文》的学者知许慎的说解有误而不知错在何处。其实,昜字的正确说解保存在鐊字条内。《说文》:“鐊,马头饰也”。商周车马坑中的马头上往往有一个特大铜泡。人的头盔上也有一个圆形的特大铜泡,而且有铭文者自名为“昜”。考古发现证明昜字的本义是指马头上的圆形铜泡装饰。圆形象铜泡,圆形中的一横是铜泡背面供穿系用的横梁。圆形下的横划指马头,弯笔象马背,两斜划表示马足。铜泡是铜质,故加金旁而成鐊。《说文》认为从阳声是错的。《说文》:“枨,杖也”的长字正确说解对于我们的上述看法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佳证。长子口墓的长字应是微字的误释,鹿邑长子墓也应是微子墓无疑。

       三、会见松丸道雄

       微子启是商纣王之兄,因不满于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数谏而纣不听,故而投奔了周武王。与比干、箕子并称为“三仁”。周公平定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后封微子于宋。声明显赫的微子墓的论证自然会受到学界的关注。2002年10月中旬相继接到山东省与河南省旅游局以及日本《每日新闻》书道会电话,告知松丸道雄先生将组团来华访问,希望能在郑州与我就微子墓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松丸先生是日本研究商周考古的权威,著作等身、成就斐然。曾在1987年安阳国际殷商文化学术研讨会与我有过一面之交,此后又曾互赠过论文,是我神交已久的学者,自然欣然应命。

       见到松丸先生后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了我关于微子墓的文章简直就像是触了电似的感觉,非常震惊。认为这是考古学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重大收获。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么会联想到头发的发字是微的本字。我解释说古人造字很有分寸,后世“毛发”往往连称无别。古代则以短发为毛,长发为发,音同借为微小、微妙的微和姓氏的魏。毛字初文象人头上有短发形。今人多误释为“先”。老、考等字所从的偏旁就是毛的本字。因此《说文》说“老,从人、毛、匕”。匕其实是拐杖的讹变。后世把人形简化掉就变成了今天所见到的毛字。由于老年人头发生长缓慢,脱落稀少,因此,就以人的短发形作为毛的本字。并把老年人称为毛,把花白头发和白头发的老人合称“二毛”。古代战争“不禽二毛”、“不获二毛”就是不把老年人作为战争的俘虏。松丸先生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
       郑州之行除与松丸先生进行过两次深入地交谈外,还接受了《每日新闻》资深记者荒井魏先生的采访。并随团参加与郑州考古界同行的座谈,参观鹿邑大墓的出土文物、实地考察鹿邑西周墓地,归途中还参观了商丘宋都故城和商丘县正在大兴土木的旅游景点“微子墓”,据说该墓已经暴露出了石椁,应是一座汉墓。没想到一天之内既参观了真微子墓,又看了微子墓的假古董,上演了一出真假李逵,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松丸先生一行回国后,《每日新闻》2002年11月23日以整版篇幅以醒目标题《日中学者联合论证殷王之兄微子墓》报道了这次民间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还联续刊发了松丸先生的两篇有关微子墓的文章。据说在日本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四、讨论在继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公布,微子墓的研究不断在深化。
       一、鹿邑太清宫镇相传是老子故里,关于老子里籍,司马迁就没能搞清楚,误认为是楚苦县人也。唐代为《史记》作注的学者们对此就有不少批评和争论。我们根据年代最早的老子庙的碑刻东汉边韶撰《老子铭》和《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认为老子里籍的正确说法应该是“老子者,宋国相人也。”
       二、确认鹿邑太清宫镇春秋时代明相,那么新出土的西周微氏家族铜器铭文中的周王赏赐“望土于相侯”的这句话就应改重新加以诠释。望土即望都,是宋都商丘东北近郊的大泽名。微子初期都于相,称相侯。周王赏赐给望土以后,才迁都于今之商丘,改国名为宋。      
       三、发掘报告发表的发表的铜鼎铭文中的“子口寻”即文献记载中的微字启之孙腯,也作遁。寻是本字,腯和遁是借字
       四、据参加发掘的学者介绍,与鹿邑大墓规模、规格相同的大墓在当地还有三座。看来太清宫镇应是微子的公室墓地。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的新发现、新观点,不可能一呼百应,立即达成共识。微子墓的文章发表后,迄今已有10多篇文章参加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这很正常。由于微子墓牵涉的问题很多,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学者参加进来。目前讨论仍在继续,但微子墓的论证,证据确凿,达成共识只是时日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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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3 02:21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七十八(作者不详)
       楼兰

       楼兰,西域古国名。楼兰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代小国,国都楼兰城(遗址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国人属印欧人种。汉武帝初通西域,使者往来都经过楼兰。楼兰屡次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西汉使者。元封三年(前108),汉派兵讨楼兰,俘获其王。楼兰既降汉,又遭匈奴的攻击,于是分遣侍子,向两面称臣。后匈奴侍子安归立为楼兰王,遂亲匈奴。王弟尉屠耆降汉,将情况报告汉朝。昭帝元凤四年(前77),汉遣傅介子到楼兰,刺杀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其后汉政府常遣吏卒在楼兰城故地屯田,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魏晋及前凉时期,楼兰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

       距今约1600年前楼兰国消失,只留下处古城遗迹。楼兰古城位于东径89°22′22〃,北纬40°29′55〃,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
       楼兰国的远古历史至今尚不清楚。楼兰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楼兰人建立了国家,当时楼兰受月氏统治。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打败了月氏,楼兰又为匈奴所辖。

       遗迹现状

       楼兰古城现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约330米,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
       楼兰古城遗址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西南距若羌县城330公里。

       楼兰古城的发现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佉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这就是楼兰古城。

       古城平面近正方形,边长在330米左右,几乎全部为流沙所掩埋。城墙用粘土与红柳条相间夯筑。有古运河从西北至东南斜贯全城。运河东北有一座八角形的圆顶土坯佛塔。塔南的土台上,有一组高大的木构建筑遗迹,曾出土汉文、佉卢文文书及简牍、五铢钱、丝毛织品、生活用具等。运河西南的中部,有3间木构土坯大型房址,房中及其附近曾出土大量汉文文书、木简及早期粟特文和佉卢文文书,估计为衙署遗迹。其西的一组庭院,可能是官宦宅邸,南边分布着矮小的民居。城中出土的各种文书、简牍,被称作罗布泊文书
       在20世纪初的考察过程中,大量楼兰文物被国外考察团带走。

       楼兰文化

       楼兰文化堪称世界之最的人文景观。据考古学家证实:塔里木河盆地人类活动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如果我们把遗弃在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用一根红线联接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古城包括楼兰王国在内,突然消失的时间都在公元四一五世纪,所有的遗址都在距今天人类生活地50---200公里的冥冥沙漠之中。
       时至今日,尽管有众多学者付出了巨大心血,但诸如楼兰古城的兴衰与消失,至今还是个偌大的谜团,楼兰遗址也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轮台古城且末遗址、古墓葬群、古烽燧、木乃伊、古代岩壁画等等,都是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在人类历史上,楼兰是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名字。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形成了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人们在楼兰文化所表现出的兴趣与热情,充分说明楼兰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人类的。楼兰是祖先留给巴州的一笔无法估量的历史遗产,也是巴州人的骄傲。同时也意味着挖掘、整理、研究楼兰文化。以各种方式展示楼兰及古西域文化,巴州人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当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时代向巴州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这就是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契机,以经济实力的全面增长为前提,有计划地开发楼兰及古城文化遗产。使它们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实际上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楼兰文化以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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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6-16 00:37 编辑

       楼兰(续)

       历史上的楼兰国

       据《史记 大宛列传》和《汉书 西域传》记载,早在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
       中国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位于新疆罗布泊西北。因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文书上,用“楼兰”佉卢文对音为“库罗来那”称呼该城而得名。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等曾多次来此盗掘。50年代后,中国学者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汉时的楼兰国,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玩弄着两面派的政策,介于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其政治生命。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诸国交通要冲,汉不能越过这一地区打匈奴,匈奴不假借楼兰的力量也不能威胁汉王朝,汉和匈奴对楼兰都尽力实行怀柔政策。

       汉武帝派博望侯张骞出使大月氏,缔结攻守同盟失败。此后派遣大军讨伐远方的大宛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诸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以至杀戮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结果作为降服的证据楼兰王子被送至汉王朝作人质。楼兰同时也向匈奴送去一个王子,表示在匈奴、汉之间严守中立。此后,汉远征军攻打匈奴一个属国时,楼兰王通匈奴,在国内屯驻匈奴的伏兵,激怒了汉朝廷。汉武帝再次派兵讨伐楼兰,直逼首府扦泥城,楼兰王大恐,立刻打开城门谢罪,武帝要其监视匈奴的动静。
       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招在汉朝作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王子非常悲痛,不愿轻易回国,由其弟继承了王位。新王时间不长死去,匈奴趁这个机会以昔日在自己国家作人质的前国王的长子继承了王位,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迅速派使者前往劝诱新立国王至汉朝廷,欲扣作人质,未能成功。此后二三年间,汉与匈奴没有发生重大事件,表面上非常安定。楼兰国境接近玉门关,汉使者经常通过这个关门前往西域诸国,要经过楼兰境内名为白龙堆的沙漠,沙漠中经常有风,将流沙卷入空中形状如龙,迷失行人,汉朝不断命令楼兰王国提供向导和饮用水,因汉使屡次虐待向导,楼兰拒绝服从其命令,两者之间关系恶化。汉武帝最终派刺客暗杀了新国王。为在汉朝廷作人质的王子婚配一位美姬送回楼兰继承王位。但是国王战战兢兢害怕遭遇暗杀。汉武帝在保护国王的名义下派部队驻屯楼兰境内,从而为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获得了主动权。以上是汉武帝时与楼兰的关系,此后汉王朝势力衰弱,楼兰再次背叛。

       楼兰消失之谜

       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此地,他在《佛国记》中说,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楼兰----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辉煌了近500年后,逐渐没有了人烟,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公元4世纪之后,楼兰国突然销声匿迹。

       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但在此之后,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
       有说楼兰的死亡,是由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的,楼兰人盲目滥砍乱伐致使水土流失,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气候反常,瘟疫流行,水分减少,盐碱日积,最后造成成王国的必然消亡。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给楼兰人最后一击的,是瘟疫。这是一种可怕的急性传染病,传说中的说法叫“热窝子病”,一病一村子,一死一家子。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楼兰人选择了逃亡——就跟先前的迁涉一样,都是被迫的。楼兰国瓦解了,人们盲目的逆塔里木河而上,哪里有树有水,就往那里去,那里能活命,就往那里去,能活几个就是几个。楼兰人欲哭无泪。他们上路的时间,正赶上前所未有的大风沙,是一派埋天葬地的大阵势,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声如厉鬼,一座城池在混浊模糊中轰然而散……
       至此,辉煌的楼兰古城也就永远地从历史上无声地消逝了。虽然逃亡的楼兰人一代接一代地做着复活楼兰的梦,但是,梦只能是梦。而且,梦到最后,连做梦的人都等不及,消失了,楼兰,依然是风沙的领地,死亡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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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7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七十九(作者不详)
       楼兰考古百年

       自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3月28日在罗布淖尔荒原上发现楼兰古城,次年实施发掘,时光已经流逝100年。这100年中,楼兰的发现、考察、研究,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步入 21世纪的前夕,回顾一个世纪来有关罗布淖尔、楼兰的研究,不乏历史的教益。

       一在许多人的概念中,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淖尔荒漠,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楼兰城,只是在19世纪末叶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宣称自己在这里发现了“真正的”罗布淖尔湖,斯文·赫定在20世纪帷幕初揭之际向世界刊布他在沙漠中找到了消失近两千年的古楼兰城,才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此前,不过是一片被中国人民遗忘了的角落。
       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清乾隆时期(18世纪中)绘制完成的“嘉峪关到安吉延等处道理图”就清楚标示着“鲁普脑儿”(罗布淖尔);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及其后任魏光涛在1890年前后也曾命部属探察、绘制了“敦煌县到罗布淖尔南境之图”。现藏故宫档案馆的此图,不仅标明了自玉门关通往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标示了一座古城址。而楼兰城,就在罗布泊的西岸。清朝的统治者们,既没有及时向社会刊布这些资料,也没有组织对古城的考察、分析。这使斯文·赫定有机会戴上了发现楼兰古城的金色桂冠。

       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楼兰考察研究蓬勃展开的一个阶段,它带有十分浓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发展色彩。先后来到这片地区的有沙皇俄国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美国亨廷顿,英国斯坦因,日本桔瑞超等,当年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人来到罗布淖尔,或进入楼兰古城,发掘古城附近的古墓。楼兰自然无法免除被一次又一次发掘、搜掠,文物被携走的命运。当年中国学者有幸进入这片地区考察的只有黄文弼、陈宗器两人,那是在中国学术界坚决抗争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作为中方团员,才取得了这一机遇。黄文弼在楼兰城东北发现的遗址,所获有西汉纪年的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陈宗器考察的自敦煌到罗布泊的路线,罗布淖尔湖的水文状况,在罗布淖尔地理研究中也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二在汉文史籍中,公元前176年始见记录,至前77年即更名为“鄯善”的楼兰王国,留在文献中的历史十分短暂。楼兰什么时候建国,是什么样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观念怎样,文献中没有留下记录。只是简单说明公元前1世纪,在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剧烈斗争中,他们曾经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存,自觉奉行“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的方针,但它却背逆着西汉王朝开拓丝路,统一西域的历史潮流。楼兰王国的最后落幕,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西域史名家之一的冯承钧先生曾经穷搜史籍,刊布过《楼兰鄯善问题》、《鄯善事辑》,文中感慨:“考证西域古国今地,往往一件简单问题,变成极复杂的问题,楼兰就是一例。楼兰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处?

       现在假定虽有几说,尚无定谳”。主要原因在于记录缺略,且难免舛错;而历史学者面壁为文,少有实际考察资料,于是就难能深入。
       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许多研究将步入新的境界。
       从这一角度看100年前开始的西域探察热潮,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城废墟,保存完好的古代遗址中遗留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它们给相关的历史、地理、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使西域研究由此而步入新的阶段,取得了划时代的新进展。

       1901年3月4日到10日,斯文·赫定雇佣农民在楼兰城中13处遗址内随意发掘,取得了大量汉五铢钱、精美的汉、晋时期丝织物、玻璃器、兵器、铜铁工具、铜镜、装饰品、料珠,陀罗风格的木雕艺术品。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汉晋木简、纸质文书即达270多件;随斯文·赫定而至的斯坦因在楼兰古城又发掘了大量文物,仅汉文文书就达349件,不少文书均有纪年,最晚的纪年为晋建武十四年(330),其他还有不少卢文,一件栗特文。日本桔瑞超在这里获得了汉文文书44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国内外史学界十分熟悉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楼兰史的研究。
       但他们在楼兰的发掘,却只是对珍贵文物的搜掠,是挖宝,而不是考古。桔瑞超携归日本现藏龙谷大学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因为当时没有记录,乃至成了一件公案,学术界为之探讨达数十年,才根据遗址照片肯定确是发现在楼兰城中。我们 1980年在楼兰城郊发掘一处汉代墓地,不少墓葬是当年斯坦因已经发掘过的。但他们却只掏了墓室的中部,斯坦因取走、也刊布了从墓室中部取得的部分精美丝毛织物,但只是在我们第二次发掘后,才得可能对墓葬、墓室遗存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笔者1997年曾得机会在汉城韩国中央博物馆库房中目验桔瑞超当年取之于罗布荒原的草编织物,精美绝伦。但具体地点却因不见记录而永远无法知晓,进一步追寻遗存的线索自然不可能得到,更不必谈什么验证。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搜掠的指导思想下,只求取得文物、珍宝,必导致对考古遗存的破坏,从而制约和影响学术研究。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曾在罗布淖尔地区、楼兰古城周围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在楼兰古城西北70公里处,有一处青铜时代墓地,已完全掩覆在沙漠之下,只有一个微露于沙尘表面的木桩尖端,透露了沙下可能存在的文化遗存。数十名解放军战士用推车帮助我们清除了1600平方米范围内的黄沙,平均深度达40厘米,持续近一个月的劳动,终于揭露出一处不大的、布局奇特的墓地。因处无人地带,我们称它为“古墓沟”。
       中国学者在这里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与30年代前古楼兰考古中曾经发生过的搜掠、随意、粗率,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楼兰城,我们测定了它准确的经纬位置为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历史上煊赫一时的楼兰,实际不过是每边长330多米的一个小小的城垣,城墙围成方形,透露着与黄河流域文化观念相通的精神。城墙已在长期的东北季风中断离残破,但城内高达10米的佛塔,土垣造就的三间房,相去不远出土过大量魏晋木简、文书的西域长史府故址,一间间以木为梁架、以红柳作墙垣的民居,都还傲然挺立在古城之中,诉说着曾经有过的历史沧桑。自古城西北进入、东南斜出的古河道,源自孔雀河支流,这是当年楼兰居民的生命之源,如今还依稀可辨,大略保持着当年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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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楼兰考古百年(续)

       考古学者在楼兰城内发现了晋代汉文木简、大量汉代钱币、罗马风格的玻璃器、汉式陶甑、一枚贵霜钱,在城郊汉墓中发现了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绸织锦,也有西亚风格的毛布。最近,在楼兰城北20多公里处还新发现一具彩绘云纹、花卉、朱雀、玄武的彩棺,透示着浓烈的汉文化色彩,而入葬主人穿的棉布长袍、棺上覆盖的狮纹图案地毯,也保存完好。由楼兰西北走,在孔雀河谷的营盘,发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古代墓葬,人体已成干尸,棺上同样见到狮纹裁绒地毯,主人穿着人兽纹毛布袍,足穿绢面贴金毡靴。人兽纹长袍、狮纹地毯,其装饰图案明显具有西亚艺术的精神,说明楼兰及继后的鄯善王国在联络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10多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淖尔荒原,在人类历史上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变化最为激烈的地区。曾经是交通要冲、绿洲上田连阡陌渠道纵横、人烟袅袅之处,不过数千年的光阴,竟变成了一片没有生命的荒漠。其过程和原因,是人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深入研究的课题。
       80年代以来,不仅考古、历史、地理,而且沙漠、生物、气候、地质……许多学科的研究者们,不惧危险,不虑艰难,不考虑工作条件的简陋,一批又一批的奔赴这片不见人烟的荒原,风餐露宿于野地之中。优秀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一探察热潮中,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一探索、考察,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这片地区曾有的繁荣,它的变迁和最后的毁灭,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

       罗布淖尔湖及其补给源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尾闾地带,是古楼兰人繁衍、生息的摇篮。不同学界的研究者们,在注目楼兰研究时,首先想到的问题中总有斯文·赫定曾经提出的著名观点:罗布淖尔,是一个以1500年为周期在游移中的湖。
       这个问题,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结论:罗布淖尔湖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比较于喀拉库顺湖要低10米,湖水不可能移到那里去。钻井分析,湖盆沉积物、孢粉说明,这里3000年来一直有水停积,湖泊的沉积作用从未中断。湖盆周围的湖堤,盐壳坚硬如铁,不惧风蚀。湖水确因注入径流之变化,水量有过盈亏,但却未曾越出最外层的湖堤。30年代,人们可以荡舟进入罗布淖尔,50年代,还可见湖水荡漾。只是人工在来水方向上建起了“大西海子”水库,美国卫星1972年的照片才揭示:罗布淖尔湖走完了它最后的一程,已经化作为一个干涸的湖盆。因此,与罗布淖尔大地生命关连最为密切的罗布湖水,只是在人的控制、指挥下,才改变了它的进程。

       通过考古工作,可以粗线条的追寻罗布淖尔大地上曾经有过的人类历史的印痕。
       从地质时代第四纪起,罗布淖尔地区已经是一个干旱的内陆。但在不少地点,考古工作者还是采集到了五六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矛、石箭头、细小石叶、石核等,说明今天看去不毛的荒漠当年仍是可以进行狩猎,从事采集的天地;经过碳十四测年,结合出土文物进行分析,绝对年代在去今4000年前的古墓沟居民,当时种植小麦、饲养牛、羊,日常用品是胡杨木、兽角、草编类制器;规模稍大的男子墓葬,墓穴周围有七圈圆形列木,更外面还有放射状展开的木桩。统计一下,一座墓葬要使用大小木材600多棵。当时的人们当然意识不到,对身傍林木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实际正在制造着毁灭自身生存的基础。

       古墓沟人生存的干燥环境,使墓地内的部分人体保存完好,成了干尸。对这片地区出土干尸进行过解剖,肺内碳尘、硅质物不少,说明日常炊煮烧柴草经常有风沙迷漫,它们对罗布荒原上古代居民身体产生着影响。保存完好的女尸,浅色头发,眉弓发育,鼻骨挺直的形象,明显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这一结论,与人类学家对墓地出土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的结果完全一致。而发展到汉代楼兰王国时期,楼兰居民的种族构成明显有了新的发展,与高加索人种共生的,还有蒙古人种的存在。亚欧旧大陆上的古代居民看来都曾在探索、开拓的过程中,把这片并非绿草如茵的土地作为过自己的驻脚点,希望能够在此营造美好的家园!

       砍林伐木,破坏环境,这一恶果到距今2000年前的楼兰、鄯善王国时期,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出自楼兰荒原的一件卢文木简,规定“绝不能砍伐小树”,“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罚马一匹”。经过2000年的实践、体验,人们开始认识到滥砍林木对王国生存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
       汉代楼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适应丝绸之路要求,当年的楼兰王国子民,要承担为往来官吏、使臣负水提粮,导引路线的责任。
       人口增加,过境商业繁荣,对楼兰沙漠田的农业生产,肯定增加着不小的负担,在这里出土的晋简上有“宜渐节省使相周接”这类文字,透露着粮食供应的紧张。

       楼兰及继后西域长史府所在的屯戍中心,公元4世纪逐渐废弃。其中的原因不排除在干旱地区河水变化导致的困难。但当时大的社会形势,也是一个必须关注的事实。公元4世纪后,自敦煌进入西域的古道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通过伊州(今哈密)一途外,还有新开拓、交通更为方便的大海道,经疏勒河翻库鲁克山进入高昌。负责西域屯田的戊己校尉府,这时就驻节在高昌。这条路线可以避开‘白龙堆’这一雅丹地貌导致的交通困难。交通路线变易,会立即使楼兰失却在丝路上的地位,失掉必要的、有组织的维持灌溉农业的力量。这样,人工绿洲的消亡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人类利益的趋动,在这里又是一个导致环境改变的力量。
       楼兰考古,有待展开的问题还有很多。罗布荒原上发现的古代遗址有数十处,目前真正做过一点工作的不过几处,待填补的空白不少。
       楼兰考古100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21世纪将可能继续展开的楼兰研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罗布淖尔地区面临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及与之伴随的考古、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学科的考察研究,必将会有新的更加丰富的成果。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可以期待楼兰考古展开全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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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0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作者不详)
       稀世国宝楼兰彩棺隐身何处?(2001年11月)

       2000年8月中旬,国内众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楼兰稀世彩棺神秘失踪的消息,在历史和考古学界掀起轩然大波。那么,这件至今下落不明的的国宝是怎样被考察队发现的?仅仅1天时间,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里它为何会“不翼而飞”?日前笔者一行专门赶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对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进行了采访。

       “死亡之海”腹地发现稀世彩棺

       今年是楼兰古城遗址发现100周年,神秘的“东方庞贝”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早在1999年冬,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个名叫“楼兰学会”的民间团体,就以极大的热情想借此机会宣传楼兰,并组织了一次考察楼兰的活动。

       为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免遭人为破坏,新疆自治区政府曾于1996年5月,专门发布了禁止到楼兰古城探险旅游的禁令,强调楼兰、尼雅等是还没有开放的国家重要文物遗址,一定要归口管理,严格把关,不允许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者擅自进入。
       由于上述“背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不得不严格控制参加人员,并制定了不准破坏、带走文物等考察纪律。经过大量准备工作后,一支由51名研究历史、考古、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和部分游客(其中包括一名日本人)组成的考察队,于今年3月25日下午,乘坐十几辆越野车,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府所在地库尔勒市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3月26日下午6时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史志办张体先一行4人乘坐的考察队7号车,首先到达著名的营盘遗址古墓群与小佛塔中间地带。考察中,张体先在一条干涸的小河道里,意外发现了一具独木舟棺材。他们将这具奇特的棺木从河道里拉出来后,发现残棺仅剩85厘米长、50厘米宽,棺帮厚约2厘米,估计此棺原长约3到4米,其余部分已断朽在地下。当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极“普通”的残棺,竟是出自汉晋的稀世国宝———楼兰彩棺!

       国宝价值不同寻常首次寻找彩棺未果

       据发现楼兰稀世彩棺的张体先介绍,发现残棺后,他们从现存部分看到,这一独木棺的胡杨木质仍还结实,外部构造精致,表面平整,内凹部分打磨得十分光滑细腻,底部的紫色油漆花纹仍十分明显。残棺上下均有竖道花纹,为方头如意纹及雀彩玄武纹。它是一罕见的沙漠彩棺。对楼兰历史有一定了解的张体先,马上意识到此棺的历史价值不同寻常。但考虑到考察队在进入楼兰遗址前就制定了铁的纪律;不准带走任何文物。所以,考察队决定到宿营地请示领导后再作决定,于是就把彩棺放在了原地。据张先生事后回忆,当时共有两辆车,有7个人看到过彩棺。

       据《中华新闻报》报道,3月26日晚,张体先等7人回到宿营地后,集体向考察队领导汇报了发现彩棺的经过。据学者们判断,此彩棺极可能是汉晋时期西域36国中一个山国国王的墓葬。况且前两年考古学家在营盘遗址上,还发掘过一些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古墓,所以考察队领导对此棺十分重视。27日上午10时,考察队一行出发去龙城前,有关领导特意告知张体先,要派一辆车去营盘寻找那具彩棺。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一名炊事员受了伤,等张体先为他包扎好伤口走出宿营地时,才发现寻找彩棺的车已走了。当晚在龙城宿营时,一位参加找彩棺的队员告诉张体先,因为他没亲自去,再加上沙漠里地貌极为相似,结果领导派出的那辆车,在营盘遗址周围转了很多圈,也没找到那具彩棺。

       再度寻找出现意外稀世彩棺不翼而飞

       在茫茫沙海中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再加上这里是“进去出不来”的沙漠腹地,外人难以进来,所以当时众人想反正彩棺放在那里也不会丢,还不如等考察完周围的几个文物点,返回时再接着寻找。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具楼兰稀世彩棺会出什么意外。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29日,当考察队考察完预定地点返回到那条干涸的河道边时,几个人走到彩棺发现地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楼兰稀世彩棺已不翼而飞!

       国宝遗失,绝非儿戏。4月3日,考察队再度赴营盘所在遗址寻找彩棺。众人以原彩棺出土处为中心,在周围数十公里内展开梳头式大搜寻,仍一无所获。接着,又经一番艰难寻找后考察队领导终于失望了,他们断定这具彩棺已被人盗走!楼兰稀世彩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后经数月查寻,彩棺至今仍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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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梗兄,很长时间不见了。“秘窖”窖藏内容来自于十多年前为制作系列专题片《中国考古大发现》所收集的资料;有些是自己敲出来的,有些则是从网上复制粘贴的。  发表于 2019-6-26 19:39
船版这楼的帖子的内容,有些古典。但是据船版说,这也是当年练习打字时一字一字敲出来的,也是不容易的。向船版问好!  发表于 2019-6-25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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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4 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笑佛 于 2019-6-24 17:09 编辑

目前这次人类文明以前,有无上一次人类文明或非人类文明??
地球形成几十亿年,人类文明历史可能不止一次。因为地球是随太阳旋转的,太阳以每秒240公里的速度,约2.3亿年公转一周。在太阳公转过程中,有时候地球可能遭遇非常炎热的超级巨大未知星体导致地球几千年几万年被几百度几千度高温烧灼;有时候地球可能遭遇非常寒冷的超级巨大未知星体导致地球地球几千年几万年被零下几百度几千度低温冻结。。。。。。。很可能地球每隔2.3亿年就会经历几次全球性生命毁灭和再生。我们这次人类文明很可能只是最近2.3亿年中的一次人类文明。目前这次人类文明以前,有无上一次人类文明或非人类文明??这方面有无什么靠谱的猜想或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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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两个年:太阳年和银河年。前者地球绕太阳公转年,转一圈365天叫地球太阳年;后者是地球被太阳携带着绕银河系中心公转年,转一圈2,3亿年叫地球银河年。每个银河年里地球和太阳都会遭遇特别热或冷的超级巨大星体  发表于 2019-6-26 11:07
虽然地球是绕太阳公转,但太阳会带着地球一起绕银河系中心公转。  发表于 2019-6-25 22:17
呵呵,难道你认为地球一年365天,太阳一年2.3亿年的意思是说地球跟不上太阳的速度,地球会经常脱离太阳系,所以,太阳系的内部结构会经常崩溃?别忘记地球是随太阳一起绕银河系中心公转的。  发表于 2019-6-25 22:14
太阳绕银行中心公转,其他的公转天体也这样滴。所以,太阳系的内部结构是基本稳定滴,自成一体滴。  发表于 2019-6-25 17:57
地球一年365天,太阳一年2.3亿年。  发表于 2019-6-24 12:41
你为啥删自己发的帖子?  发表于 2019-6-24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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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6 19: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6-26 19:33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一(作者不详)
       敦煌石窟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汉代起敦煌是辖六县之郡。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今年5月21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的话,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64至366年间。1600年间,这里先后开岩凿洞,最盛时,曾有石窟千余,号称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492个,彩塑2415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灾之际,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难。
       宋景佑二年(1035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5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 ,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只有王圆 能用中文诵道经,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错。于是他就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1.6米,宽约2.7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5至11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这片繁盛大地上发生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879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其中“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笔钱给庙里的方式,得到了装满写本的24只箱子。另外还有五只,仔细装满了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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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6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白皮砖家的论文还是可以奇文共赏的,仅供参考:

9000年前农民就面临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城市病”

2019年6月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9000年前的古代农民已经面临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现代城市病。
一个国际考古团队在位于土耳其中南部的恰塔尔霍于克遗址发现,这里的房屋密集,定居者架梯子从房顶出入,垃圾堆和动物圈舍就建在房屋旁边,屋子内墙和地板经过多次粉刷,其中有动物和人的粪便痕迹。
恰塔尔霍于克是人类最早的农业部落之一,占地13公顷,人类定居者在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5950年间在这里开展农业活动。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古代定居者患传染病的比例很高,其早期定居者的遗骨显示,大约三分之一感染了疾病,而人口拥挤和卫生状况不佳可能是主要原因。
研究显示,这一遗址发现的93个颅骨中,25个有愈合的骨裂,其中12个受伤2到5次,裂纹形状显示裂纹由硬质圆形物体造成,而遗址中也发现了大小相当的泥球;受伤者的伤口多数在头顶和脑后,表明他们是被偷袭的。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克拉克·拉森说,公元前6700年到公元前6500年,这里人口达到高峰(约3500人到8000人),定居者的颅骨伤也相应增加,这可能是过度拥挤造成社区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冲突。
研究人员还通过牙齿化石发现,埋在同一个屋子下的人类遗骨多数没有亲属关系,但原因尚不明确。
拉森说,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恰塔尔霍于克定居者一样,只是规模更大,研究古代人类如何构建社区有利于现代人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起源。

--(点评)转述网友公孙弘毅的意见(有修订):公元前6700年前,13公顷的地方,也就是0.13平方千米,人口高达3500到8000人,取个平均数也就是人口密度达到了57500人/平方千米,按北京东城区常住人口密度2.20万人/平方千米,不知道白皮们在这样的地方如何从事农业活动?靠什么维系这么高人口密度?难道是万人坑?

--这是俺的补充:魔都人口密度一向有名,去当地考察旧区改造,高层建筑与密密麻麻的多层旧里混杂,即使如此,核心区如黄浦、虹口、静安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有3万出头。白皮这个所谓古代城市遗址啊,俺作为搞建筑的一员,实在是佩服那些白皮砖家的专业智商。呵呵。

点评

另外,小高层住宅区的占地面积与建筑面积是不一样的,14-16层。文中所述土耳其的那个撑死是两层,屋内是人畜污迹,断代测年还一团雾水。对于这个所谓考古队的成果,俺抱深度的怀疑。  发表于 2019-6-30 22:28
“毫无常识的颠倒黑白”“这就你们几个人的历史常识”?抱歉,在古建与建材领域,从笑兄的言论分析,还没有能够与俺研讨学术问题的资历,你是门外汉。至于历史,俺在此谈考古,引述的是考古专著,笑兄呢?原始人?  发表于 2019-6-30 22:24
俺引述的是贾湖遗址的专著片断,所引内容都是针对笑兄疑问的,例如环壕的存在确定了居住区的范围与面积,住房的形制结构明确了聚落的建筑状况和人口密度等。人口数也是相关专家有依据推测的,不知笑兄因何上火?  发表于 2019-6-30 22:21
笑佛兄,建议查查资料。有丰富的资料积淀,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发表于 2019-6-30 19:05
刚发现那话是船厂说的?不要生气啊。不说了,各位再见。  发表于 2019-6-30 15:24
9000年前5.5万平方米贾湖遗址只能居住160~260人?人均占地211平米?多大巨人睡觉要这么大地?有人体睡觉占地面积概念吗?现在民工在工棚里睡觉占多大面积?原始人居住远不如今天工棚,晚上回来睡觉,白天去野外觅食。  发表于 2019-6-30 11:50
毫无常识的颠倒黑白。平均寿命20岁就不会有“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现代城市病“????你们自己信吗?这就你们几个人的历史常识????只能告诉你们,正是因为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当时平均寿命才20岁。  发表于 2019-6-30 11:29
船长兄讲的是常识,铁马兄举的是实例。我国考古发现的遗址是最好的标尺,踏实可靠逻辑严密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可以大胆假设,必须小心求证,与笑佛兄共勉。  发表于 2019-6-30 10:23
贾湖人的住房以半地穴式单间房为主,也有少量依次扩建的半地穴式多间房,还有个别地面建筑和干阑式建筑。灶为室内和室外并存,烧陶则窑烧与露天烧并存。  发表于 2019-6-29 22:13
通过住房和墓葬两种计算方法推测,贾湖聚落的常住人口可能在160~260人之间,为当时一个中心聚落当无问题。    发表于 2019-6-29 22:05
距今约7600-8600年,上限年代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面积55000平方米,合5.5公顷。早期居住区与墓葬区混杂,中晚期居住区与墓葬区、作坊区相对集中,反映了聚落形态的变化。聚落周围有濠沟。  发表于 2019-6-29 22:05
“大约9000年前的古代农民已经面临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现代城市病”:纯粹的开脑洞;不说其它,单就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来就没有可能(春秋时期,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20岁)。  发表于 2019-6-29 16:43
“9000年前是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9000年前已经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发表于 2019-6-29 16:37
9000年前是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人类是群聚动物,用石头做工具,和今天动物世界大群动物一样,为相互取暖晚上是人挤人在一起睡的,睡觉密度和今天的猪圈羊圈一样,不同的是自己主动挤在一起的,这是历史常识  发表于 2019-6-29 15:13
9000年前原始人人挤人住猪圈请拿出实例,切不可信口开河  发表于 2019-6-29 15:01
9000年前的原始人没有衣服无法防寒,没有私人住宅只有公共草棚,只能像候鸟一样随气候迁移,哪里热迁移到哪里。那3500-8000原始人当然像今天羊圈猪圈里的猪羊一样拥挤在荒野驻地的茅草棚“人圈”里。你还当真城市啊  发表于 2019-6-29 10:04
人家文中强调3500人-8000人居住在13万平米地域,人均占地16.2平米。你估算自己的小高层住宅区是每平方公里7.8万人,人均占地12.8平米。你自己算算是否9000年前的农村也有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  发表于 2019-6-29 09:56
人家译者标题是:9000年前农民就面临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城市病”,而且“城市病”一词打引号,是比喻农村也有城市拥挤病。文中强调恰塔尔霍于克是人类最早的农业部落之一,占地13公顷,强调了是农村不是城市  发表于 2019-6-29 09:41
1、人家是把原始部落睡觉的荒野草棚比喻为城市,不是你歪曲的真城市。2、小高层是现代建筑,密度大是层数和容积率导致,实际使用面积远远大于土地密度。3、小高层人口密度也远远达不到原始人如羊猪圈养那种落后密度  发表于 2019-6-29 09:27
“3500--8000原始人,晚上人挤人睡在13万平米荒野中”很形象,再次多谢笑兄思维举证。  发表于 2019-6-2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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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9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6-29 16:52 编辑

       敦煌石窟(续)

       1914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1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没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盗贩之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历史今天没有重演的可能。
       这段历史在提醒人们,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对历史价值认识上的盲点,尊重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再者,百年前敦煌文物的流失与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王道士的个人所为已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到敦煌这样珍稀遗产,小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如果不以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失去第二个、第三个敦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每一位今天的共和国公民。保护文物,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否存在着新的“王道士”、“李道士”,但首先,我们自己不作任何一个“道士”。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600余个,敦煌艺术是佛教题材的艺术。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内容非常丰富。敦煌石窟艺术是产生和积存在敦煌的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它包括了敦煌建筑、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瑰宝,它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稀世之珍,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珍宝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敦煌石窟的建筑尤以莫高窟保存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为稀世之珍和一些宋元土木古塔;壁画中也出现不少代表时代的古建筑图样,可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不可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研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莫高窟的石窟建筑,由于时代不同,石窟形制呈现不同的特色,主要有5种:1.禅窟(即僧房)。2.塔庙窟(即中心窟)。3.殿堂窟。4.佛坛窟。5.大佛窟(及涅盘窟)。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与莫高窟隔河相望。主体建筑为二层平顶楼房,该建筑约一半隐蔽在丘陵中,外部只露出上层窗户及宽阔的屋檐。与莫高窟的环境相协调。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和山水画。
       敦煌飞天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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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01: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3 01:31 编辑

       道士塔(上)
       作者  余秋雨(改编)

       莫高窟的门外是大泉河。
       过了河是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的圆寂塔。我去的时候,有些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圆寂塔的形状有点像葫芦,刷了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些木桩,四周抹上黄泥,垒在砂土地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在流沙的侵扰下显得更加悲凉。

  有一座垒建年代较近的泥塔,保存得比较完整。塔身刻有碑文,上前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道袍,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王圆箓原来是湖北麻城的农民,从军来到甘肃,皈依了道教。退伍以后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他从洋人手里接过一丁点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最大的倾泄也只是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副狭小的肩膀全然担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斯坦因装满箱子的车队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尽管中国的民间信仰混杂不清,但在宗教领域,则界线清晰,佛是佛,道是道。不知道敦煌的官员是怎么当的,一个绵延千年的佛教圣地,竟让一个道士来看管,这个错位给莫高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劫难。

       王圆箓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不太满意,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几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了他的粉刷。第一遍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透显,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于是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刷遍洞窟过于铺张了;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几面洞壁全都刷白,石坛上的彩塑就显得过分扎眼了。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柔美的浅笑不成体统。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在这儿供奉几尊天师、灵官岂不妥帖?
       他让帮手借来几把铁锤,委曲一下这些彩塑。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柔美的浅笑都成了碎块。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道士安慰道,不妨,有点意思就成。于是,像孩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站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大脑里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那些刷把和铁锤一直在眼前晃动。“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叫喊,只见王圆箓转过脸来,满眼的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的脑子里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6月22日清晨,几个帮工清除洞窟积沙,窟壁震动,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圆箓闻讯赶来,急忙挖开洞穴,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圆箓不会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

       王圆箓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看。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或许是天师、灵官对我的酬劳,可以换来一些衙门的拨款。
       他拿了几个经卷给知县鉴定。知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路途遥远,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最后让王圆箓原地封存,推诿了事。于是,莫高窟的文物被一点点取出,成了官场上的礼品,被人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看看这些官僚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学问,他们在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已经开始推测经卷出自哪一朝,哪一代了。他们雅致地捋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过来。”

       莫高窟部分经卷的流出,引起了洋人的注意。那个时候,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列强的反复蹂躏下,大清王朝已奄奄一息。
       1906年2月,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委派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新疆喀什,开始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第二次考察。
       斯坦因博学、刻苦、能干,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英国驻喀什政治代表处向他举荐了翻译蒋孝琬——一个在新疆当了二十三年师爷,仕途失意的湖南湘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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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1: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3 02:07 编辑

       道士塔(下)
       作者  余秋雨(改编)

       买办,是十九世纪后期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群体。蒋孝琬,人称蒋师爷,现在傍上了斯坦因,摇身一变,成了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在调和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的煎熬,但是,蒋孝琬好像是个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痛苦。
       举荐的英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为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

       一开始,王圆箓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的态度。蒋孝琬骗他说,斯坦因十分崇拜玄奘,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的故事耳熟能详,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见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皱起的眉心开始松动。蒋孝琬察言观色,不失时机地提出“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塞给了他几个经卷。
       蒋孝琬连夜辨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而取,居然果真与唐僧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
       于是,洞窟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之后在经卷堆里翻阅挑选的,当然也是蒋孝琬。
       蒋孝琬所做的,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它的人第一次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拿得实在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结果,蒋孝琬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对他大加赞许,说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愧疚,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的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光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了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仅仅只有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箓来说,毕竟比平时化缘得来的要多了许多。因此,在王圆箓眼里,这位“斯大人”成了一个大慈大悲的“布施者”。

       听说斯坦因有这等“奇遇”,洋人们纷至沓来。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等。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衙门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圆箓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子。他依依惜别,感谢各位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只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

  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
       决胜负于城下

  对这些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进行阻拦,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藏经洞的文献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草席捆扎,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送到京城的时候已经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有时我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我好恨!

       1943年10月,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他被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的公墓里。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在斯坦因的墓碑铭文里只字未提敦煌藏经洞,而藏经洞的文献曾经给他带来了最大的荣耀。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斯坦因自己的回忆:“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注意我的帐篷。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里面装有我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苛刻,除了我们三个,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这笔交易,哪怕是一丁点暗示。”
       也许这就是斯坦因闪烁其词的原因罢。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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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息一声  发表于 2019-7-3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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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警察中也有业余历史爱好者,秉持刑警侦查的职业本能,江宁婆婆这两天也有扒皮某些崇洋媚外的学者的绝妙八卦,不能贴图,文字版来一段,并向原作者致谢:

首先是原始新闻段子。

网传馆藏“罗马风格灯架”丢失,酒泉文物局回应

2019年7月2日,网友“忧郁爱吐槽的Marvin”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据传甘肃酒泉一件“罗马风格”文物需要被借调展览时,被发现找不到了。4日,酒泉市文物局发布通报称,微博中所述内容并不属实,经查询未发现博文所涉“罗马风格灯架”文物。
该网友在微博发文称,有人听过一个报告,“主讲人在中间岔开叙述的一段故事很是令人唏嘘。图中这件罗马风格的灯架是几十年前在甘肃酒泉出土,绝对是丝路长线交流的一个重要物证,而且制作精良保存极好。听说最近大火的国博甘肃展本来是打算借调这件文物的。当时负责人调研酒泉,特地询问下落,对方上上下下一众人等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翻遍库房,苦寻无果。负责人大为光火,当场拿出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翻出照片,对方表示几十年间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已经很难追问去向。”
7月4日,甘肃酒泉市文武管理局针对此事作出回应称,文物局在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对此博文相关内容进行仔细查证核实。经核查,该博文反映内容不属实。
该通报称,经对酒泉市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2013-2017年)和全市国有博物馆藏品档案进行全面比对核查,无任何有关微博截图所涉文物的相关信息。另外,国有博物馆从文物及藏品的发掘、征集、移交、登记、入库、登记入账、建立藏品档案,都有健全完善的管理机制和记录档案,均可核查,并没有博文所涉“罗马风格灯架”文物。
另外,关于“国博甘肃展借调文物未果”问题,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箐华展”所借展的各博物馆文物,均由甘肃省文物局2019年4月18日发文统一借调,所有借展文物都有清单可以核实。另甘肃省文物局也未就借调文物相关工作派员来酒泉调研及现场查看,更不存在“一问三不知”“翻遍库房,苦寻无果”的问题。
而关于“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情况,经核实,全市文博单位中,只有原酒泉市博物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出版过《酒泉文物精萃》,并无此博文所称的“图录”,且《酒泉文物精萃》一书中也无该博文所附器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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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博主是否进去捡肥皂了?  发表于 2019-7-14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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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江宁探案实录:“嘉峪关出土罗马烛台”疑云
作者:江宁婆婆
大家好。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呢,有位微博博主爆了个料,大意是说某件在甘肃酒泉发现的文物下落不明了,这位博主还十分确信的表示这件“文物”“当然是被卖掉了”。
而这位博主引述的内容也并非其捏造,而是引自豆瓣:
这起事件随即引起了广大历史爱好者(包括我)的关注。毕竟,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件重要的文物居然下落不明了,这种事是一定要一查到底的。
很快,涉事的相关主管部门,酒泉市文物局做出了公开回应:
文物局的回应中说明了三点:
1、酒泉的文物档案里查无此物。
2、所谓“国博甘肃展借调该文物未果”事件查无此事。
3、所谓“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就只有一本《酒泉文物精萃》,查无此物。
于是这事儿就离奇了。
然而群众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在@动脉影 @宅宋喵 @考古君 @文物医院 等等业界大佬的关注下,这个“文物”的出处之一浮出水面。
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编者关蔚然。
在这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画册里,将这个“文物”称之为“魏晋墓出土的铜制波斯杂技俑”。
然后我也掺和进来了。我大概搜了一下,除了《丝绸之路》外,著名历史学者葛承雍教授2015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文章《从出土汉至唐文物看欧亚文化交流遗痕》中曾经详细描述过这件“文物”:
葛教授在开篇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了此物件的出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就快差不多了,下一步无非是问问嘉峪关方面,这个东西到底现在在哪里。
然而事情如果这么简单,我也不会专门码一篇文啊。
很快,甘肃省文物局做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应:
这个回应水平非常高,也说明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内容:
1、酒泉和嘉峪关没有发现过这个“文物”,甚至连类似文物都没有发现过。
2、省文物局和葛承雍教授联系了,葛教授表示他也没见过这个“文物”。
3、所谓“国博甘肃展借调该文物未果”事件确定查无此事。
这就很有趣了对不对?
然后我仔细对比了一下豆瓣、微博上的爆料图,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里的配图,葛承雍教授文章的配图,发现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
下图从上至下分别是豆瓣、微博上的爆料图,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里的配图,葛承雍教授文章的配图
我把这三张图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
聪明的你一定也看出来了,没错,这三张其实是同一张。左右两张都是从中间那张有红色底布的照片修改出来的,左右两张的背景尤其是底座周围有非常明显的PS仿制图章和涂抹的痕迹。三张图不但可以完美重合,甚至连光线和噪点也完全一致。
而中间那张“原图”,就是来自于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
到这时候我感觉再继续“网络破案”就不大现实了,毕竟1986年连windows都才诞生没多久。
机缘巧合,棒棒糖放暑假了,我中午要送她去图书馆看书。
作为中国第三,亚洲第四,全国文献古籍收藏量领先的南京图书馆,会不会顺手给我一个惊喜呢?
这张图不是我拍的
(上图不是我拍的)
我跑到“典藏文献阅览室”
然后借阅到了这本只比我小一岁的《丝绸之路》。由于这本书太过古老,不能借走,只能在阅览室看。
然后果然找到了这张照片:
我仔细看了一下目录,也明白了葛承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个简介上只写了一句“魏晋墓中出土的铜制波斯杂技俑”会是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
在这个42页之前的一页里,也明确提到了“魏晋墓”的地点:
更为有意思的是,这本1986年出版的图册后面,还有完整的英文标注。而这个英文标注的内容居然比中文的多了一句话。
Figurine of Persian acrobat in bronze unearthed from Wei-Jin tomb.This figurine is being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魏晋墓出土的波斯杂技演员铜像。这座雕像在这里是第一次被发表(公布)。”
也就是说,这个“文物”,是这本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首发。
而我之前认为比较可靠的信源,葛承雍教授的文章里关于这件东西的全部信息,显然也完全来自于这本图册。
唯一一张照片,唯一一个信源→_→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
好了,正如甘肃省文物局所说,现在一切的悬念揭晓,就要看这本《丝绸之路》的几位编著者:
主编:关蔚然
摄影:武纯展、李生材、安克仁等
主笔:宋晓梅
只有他们能给我们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所有的侦探小说都会告诉你,排除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也是真相。
这句话在实践中确实是有用的。
既然《丝绸之路》里明确说了,这个“文物”是来自于甘肃嘉峪关东北魏晋墓中,那么,古墓发掘报告?
神奇的南京图书馆果然不负盛名。
同样是来自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85年的《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
这本书年龄和我一样大,所以装订比那本丝绸之路还要古朴,布包边,打开必须非常小心。
在开篇的墓葬综述里,明确提到了这本书所记载的就是《丝绸之路》里所说的1972年发掘的那八座嘉峪关东北方向的魏晋古墓。
这份报告里写明了当时这八座魏晋墓里的所有发现物,包括壁画、玉器、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等等。我看了看铜器那一栏。
没有提及此物。
其他的铁器、金器等等也未提及此物。
详细介绍里也未提及此物。
(详细介绍我就不全放了,图太大了,反正就是确定没有)
所以1972-1973年挖掘的这八座魏晋古墓,确认可以排除发现那座烛台的可能。
公开资料显示,1972-1979年期间,甘肃省和嘉峪关文保部门一共抢救性发掘了十余座魏晋古墓,但目前资料可查的发掘报告中,均未提及那座烛台。
这也就是甘肃省文物局的回应中为何会非常确定的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酒泉和嘉峪关等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均未出土过类似文物。”
而当我此时再回过头去看葛承雍教授的文章时,一切似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
请注意上图红线后面那段。葛教授一句话就指出,(《丝绸之路》原文中)记录的名字“波斯杂技俑”是“误判”,这座烛台具有典型的罗马风格造型。
即便是我这种历史弱鸡,都能看出来这个东西他怎么看都是个烛台,绝不是在表演杂技的俑,表演顶大灯吗?“波斯杂技俑”这个名字,有些外行的过头了。任何一个略微有点基础历史知识的,都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看成波斯杂技俑。
而古墓发掘报告中对于现场还有这样的描述:
这批魏晋古墓几乎全都被盗过,“墓中残留铜器甚少,形体多残”。好了,你再看看这个烛台:
是不是感觉这东西,保存的有点过于好了?简直是好过头了?
如果它真的出土于嘉峪关魏晋墓中,那么只能是1973年至1986年之间发现的。而这个时期,如果真的有保存如此完好,具有如此重要历史价值的铜器被发现,会等到1986年的这本画册“首发”?我看了看其他发现的铜器记录,保存的比这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然后还除了这本画册的这唯一一张照片外就前无影后无踪了?1986年前查无踪迹,1986年后也查无踪迹?
甚至在这本《丝绸之路》里,这件东西的画风也显得非常突兀,它是整个嘉峪关段里唯一一个摆拍(此处的摆拍是褒义词)的文物。
如此重要的“文物”,发现之后一直秘而不发,甚至连发掘报告里都没有写,然后1986年突然出现给《丝绸之路》的摄影记者拍了这唯一一张照片,然后又继续秘而不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连第二张照片都没有。
解释不通的,这么写小说要被读者打死的那种。
好了,我的考证就只能到这里了,虽然还是没有明确答案,但是我们距离答案其实已经很近了。
甚至我几乎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点的假设了。
但是我不敢说,嘿嘿。
总而言之呢,最后的悬念,就看《丝绸之路》的各位编著者、摄影师们能不能记得这张照片的出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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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点评)葛教授这次是始作俑者,先是写论文时候掉坑瞎写,然后还去当地诈人家,最后在2019年的演讲中编造段子,被不明真相、义愤填膺的网友拿出来当做文物局监守自盗的嫌疑举证。这回玩大了嘿。
--1955年出生,历史学硕士,出版社总编啊!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就是这老历史学者,看了本画册写论文支持伪史,根据就是19世纪汉斯佬神话还加上自己的牵强附会,最恶劣的还要公开演讲编造段子黑文物局,一帮子粉丝起哄带路,结果打脸了。这不仅是学术操守,这已经属于道德本质了。
--这位老学者撰有《西安发现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去年后辈段锐超的《刀人高惠通并非秦王李世民的女侍卫——兼论刀人的身份与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18.6。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老葛的“观点引人入胜”,但这就是“曲解”。

  下面搬几块砖,看看网友们的意见,有些也是相关的:

  战争史研究WHS:
  脑补出一个古董局中局中局:三十年前,一个人品不端的编辑,帮假古董贩子做了本画册,大量真文物中间,夹带进一件准备坑老杆儿的假“魏晋罗马”文物。三十年后,这本画册坑了一个不爱钻研的学术棒槌,顺带吓了甘肃和酒泉文物局一大跳,哈哈哈哈哈@马伯庸
  这个(很洛可可,很18世纪,几乎没有铜锈)的烛台,估计是别的地方来的,受人之托,被关老师编进了这本画册(英文图注还敲黑板强调“本书首次公布哟”),然后奸商拿着这本画册作为“此乃魏晋文物”的洗白(划掉)凭证,把这东西高价卖给了不懂行的香港冤大头、日本冀宝斋什么的。

  发电的康熙: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相,而且这个老师演讲的时候还编了个故事黑了一把当地文保单位。

  西河柳还是fighting叭:其实我想说……葛教授的治学水平真的有点点问题,他简直是当代不能迷信权威的活例,想起来他那篇李世民女侍卫墓志我就想笑

  晒太阳的猫_瑶瑶:这个教授论文也太随意了,引用图片也不标出处(要是标了就不用对比图片了),自己ps就放论文里了?另外原书也没具体写哪里出土怎么教授就知道了 ?

  小意达的猫咪:最后说的一点不敢说的话,难道是指人为偷偷插进去这个不存在的文物,从而给当时某个贩卖假文物的人提供可以狮子大开口的依据?

  ORIHIME一直在路上:听拍卖行的内部人士说,大陆名人字画市场水很深,原因就是赝品泛滥,而赝品“洗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出版一本作品集把假货塞进去,然后以此为凭证找冤大头接盘。

  AP宇宙善待自来水组织:英文标注也有意思,暗藏玄机啊

  再见宋哈娜-孙岱玹:这假货打算卖给外国人

  娇羞又死蠢的小胖胖:昨天我就跟老同学说,魏晋墓里出土的铜器,造型如此精美,保存的还如此完好,而且还来自波斯。其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研究价值完完全全够的上国家一级文物。事实却是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东西,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假的。

  琦琦叫瓢虫妹是智障三表弟:昨天查了嘉峪关酒泉的所有魏晋墓发掘简报,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记载,甚至连出土文化的形态和保存状况也都跟图片上这个烛台差异很大

  wency看见博物馆:甘肃这波回应,是个卖队友的狠人了:
  1.无法证实出土情况葛教授就敢用;
  2.国博不做文物调研就策展

  最后,好消息来哦:

  大洋飞虎:好消息,淘宝同款即将火热来袭中~~

  只要1098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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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1 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16 01:12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编者按:
       历史是既往的故事,如同飞鸟曾经掠过天空。历史学是命里注定的缺陷艺术,因为往事的证据永远不会保存完整。在有限的证据与无限的历史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历史学家的情感家园。成就历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历史与历史情感,还有记录历史的各式各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忙碌的过程,就是历史发现之旅,且永远是先发现史料,再发现历史。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的历史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从事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納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组短文,介绍的就是吐鲁番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态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或者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关键证据,或者是地方历史现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国统一的文化密码,或者蕴涵影响世界后来格局的珍贵信息。点点滴滴,都为我们理解历史拓展了更大空间。

       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

  对于中古史研究者来讲,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一个聚宝盆,因为近百年来这里出土的官私文书,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古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这些文书的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书写丰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地方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边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经卷,更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兴衰历程。
  对于关注中外关系史的笔者来说,吐鲁番盆地本应有更多的有关西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亚)地区的记录,但相对来说,我们过去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离开高昌去西天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修书二十四封,致中亚各国首领,希望他们关照玄奘的行程。这表明在麴氏高昌国的末期(7世纪上半叶),高昌与中亚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见。

  2004年7月,当我在吐鲁番文物局看到一张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书时,不禁为其所记录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这样的音译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书上浓重的墨迹遮住了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望墨兴叹”。
  2005年10月,我们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整理近年来新出土的文书。2006年2月,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我所关心的那件文书上的墨迹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来使者的记录: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焉耆王(见图1)。根据同墓出土文书和其他资料的考证,这是阚氏高昌王国(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这里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里的吴客,则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说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来历。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边的绿洲王国,经过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各国。

  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知道这张废纸是多么地富于历史价值;加上原本被作为废纸而在背面抄写的占卜文书的文献价值,这样一张废纸就更加价值连城了。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魏在公元439年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于公元448—452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威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这件文书看,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嚈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5世纪初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焉耆等国。嚈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遇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都曾努力与嚈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书还向人们展示了高昌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张废纸,几个使者的名字,居然记录了纷纭复杂的5世纪后半叶中亚历史的脉动。使者往来的背后,蕴藏着我们还无法了解的玄机,不过就是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汇聚高昌,已经可以让我们得知在旅途艰难的古代,各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远比我们想象的频繁,而这种外交网络的背后,也透露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物品贸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这件送使文书的张祖墓中,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女性衣物疏、张祖买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帐历等文书,以及占卜书、择吉文书、历日、《孝经义》、《论语》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们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只有哈拉和卓90号墓属于阚氏高昌时期的话,就可以明了新出土的这批阚氏高昌的文书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这里着重说的送使文书,不过是我们利用吐鲁番文书来重写历史时最为惬意的一个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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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万幸啊  发表于 2019-7-15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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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16 01:11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一)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帝国的节律
       ——从吐鲁番新出历日谈起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唐朝西州(今吐鲁番)的一个小吏顺手把一团撕成小条的废纸丢在一座佛塔旁边的建筑垃圾中。一阵风起,这团废纸被高高卷起,最后吹入佛塔的建筑土洞中。
   一千多年后,1996年的夏天,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受到一只飞鸽的指引,奋力爬上荒芜的台藏塔。他把手探入一个小洞,满怀希望能掏出一只乳鸽,但掏出来的竟是一团废纸。
  在吐鲁番文物局的整理桌案上,这团废纸被小心地摊开,没曾想,一个被沙埋了一千多年的秘密,就此揭开。
  “大行皇帝”四个字让人大吃一惊。只有正在发丧的皇帝才有这样的称谓,是哪个皇帝正在办国丧?屏住呼吸,移动、展开、仔细地辨认,“永淳三年历日”字样呈现出来(见图2)。高宗皇帝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改当年年号为弘道元年,就在本月,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改元嗣圣。后来,武则天连续废掉了两个皇帝,同时连续改元。永淳三年历日,显然颁布在弘道改元之前,应该在改元弘道之时就宣布废弃了。
  久已陌生的颁历制度,随着这团唐代废纸的修复整理,在我们面前渐渐复活。

  唐朝及其以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历(当时称历日)是中央政府统一颁发的。中央的相关机构就是太史局,根据《唐六典》卷十的记载,太史局长官太史令的职掌是“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而更具体的负责者是太史局之下的两名“司历”,他们的职责是“掌国之历法,造历以颁于天下”。该机构还有保章正一人,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根据黄正建先生对开元年唐杂令的复原,唐令规定:“诸每年[太史局]预造来岁历,[内外诸司]各给一本,并令年前至所在。”(参见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在这团废纸中,一张纸条上有三行文字,分别是“历生玄彦写并校……历生李玄逸再校……三校”。看来,历生负责历日的抄写校定,而装书历生一定是负责历日的装订了。历生人数多,是因为历日数量很多,抄写、校对的工作量很大。新历造出来,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抄写校定完毕,按照唐令的规定,必须在新年到来之前送达各地。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西州距离唐朝的首都长安5516里,虽然不是最远的州府,毕竟也是相当遥远。我们无法知道永淳三年历日是否按时送达西州,但是确有一些年份的历日没有按时送抵。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件帐历牒文就有记录,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为正月、二月历日未到,准小月支,后历日到,并大月,计两日料。今载二月十三日牒送仓曹司充和籴讫。”(《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到了二月份,中央颁发的历日还没有到达,但是按日发放的粮料不能停止,暂时先按小月的日期发放,后来历日到达,原来是大月,只好再补发所欠粮料。严格按照中央颁布的历日行事,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国家统一颁历,全国都按照一模一样的历日生活,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庞大帝国的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但是中央政府在治下使用同一历日的制度显然很稳固,国家的意志力也充分体现在制度的运行中。过去,研究者经常用年号的奉行与否考察政治隶属关系,看来历日的奉行也有同样的标志性意义。据《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的记载,当刘仁轨受命统兵征讨百济的时候,“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显然,国家正朔是包括七庙忌讳和历日在内的。这样,国家颁历就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也不仅仅为了引导生活,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前期历日,除了这件永淳三年历日以外,以前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过显庆三年(658年)历日,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过开元八年(720年)历日。还有一件唐代历日,出土于阿斯塔那507号墓,但却无法判断年份。这些历日都不完整,都是作废以后被制成丧葬用品而埋入地下的。这些历日的格式都是相似的,每月份独立标出,专家总结为:“首列诸日日序干支纳音建除,次列朔望、中节、没灭,末注吉凶丛辰名目及用事宜吉事项。”(张培瑜:《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写本历书》,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以显庆三年正月四日、五日、六日为例,我们可以考察历日的具体项目:
  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
  五日,戊子,火、开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种莳、疗病吉。
  六日,己丑,火、闭岁对归忌,血忌。
  面对以上这些历日,今天依然熟悉的内容已经不多,除了日期和干支以外,都属于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了。但是,看到最后的用事宜吉事项部分,仍然能够让人浮想联翩。每一天,朝廷颁发的历日里都详细地标明何事为吉何事为凶。当然,吉事多而凶事少。这至少可以理解为某天做某事是受到鼓励的。某一天的历日中既然没有说明做某事吉,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做某事不受鼓励呢?生活的具体内容很多都不在历日的规定之中,是否意味着可以自由行事呢?
  比如“种莳”,意思为种植和移栽,大概涵盖了北方和南方的粮食种植与稻谷插秧。这样的工作很难一日完成,而次日或者前一日的历日中却没有写明相关内容,是否就只能种植一日呢?显然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四日、五日都规定“移徙”吉,是因为迁徙搬家之类的事情不能一日完成所以规定了二日吗?那为什么“种莳”就不给两个日子呢?还有“疗病”,有病不尽快治,还要挑选一个吉日吗?入学吉,是否意味着这一天各种学校都开学呢?
  历日是颁发全国的,但是其中列举的项目都能被全国各地的民众忠实地执行吗?显然十分困难。所以,这样的历日恐怕主要还是生活参考书,如果理解为百姓必须执行,那就太可笑了。但是,即使是生活参考书,想一想,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如“血忌”是一个神煞,这一天不能针灸、见血。既然规定这天不宜见血,如果真的见了血,当然就是凶。这样的事情虽然少,可能被执行的程度会更高。即使地方文化力量很强大,要抵御来自朝廷的历日规定,一定也有难度。而某些项目,有很高的参考值,比如“加冠”。作为成人礼,如果在哪一日举行都可以,就不如按照历日的规定办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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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8 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二)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从粟特商人到中华儿女
       ——吐鲁番新出粟特人墓志素描

  2006年,笔者三赴吐鲁番,不但在第一时间观摩了大量最新获得的吐鲁番文献,而且还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员共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释读。其中包括十余方高昌墓砖(吐鲁番出土南北朝隋唐时期墓志之总称)。相对于已经出土的高昌墓砖,新出墓砖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这批新出墓砖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此前出土的墓砖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其中的一批粟特人墓志,带给我们很多历史信息。

  由于古代的高昌地处边陲,沙碛阻隔,交通不便,又因周边地区多种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生,因而历代文献对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虽有零星记录,但多言之不详,甚至含混错谬。迄今出土的高昌墓砖,基本上都集中于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和交河古城附近的雅尔湖墓地中。其中除了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的“唐麟德元年(664年)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和“唐神龙元年(705年)康富多夫人康氏墓表”可以断定为粟特人墓志外,其余墓砖均为当地汉人墓葬所出土。而新出土的17方高昌墓砖中,有10方是粟特人的。它们分别出土于交河古城西部的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5方)和高昌古城东北部的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5方,其中1件为胡杨木板制作),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十四年(574年)康虏奴公母墓表(见图3),最晚的为垂拱二年(686年)康如节墓志。而且康虏奴公母墓表较之此前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特人墓砖要早90年。五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成为吐鲁番地区西域人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外来人群。他们不仅在吐鲁番经商,而且还定居吐鲁番,并于六世纪早期融入当地汉人社会。《梁书》、《周书》等史籍中所描写的吐鲁番社会文化,应该与这些粟特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出土的墓志铭文告诉我们许多历史信息,尤其是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粟特家族在吐鲁番地区的汉化历程。
  如果单从这些粟特人墓砖的形制以及书写格式看,我们找不出任何与汉人墓砖的不同之处。但是“康虏奴”、“康蜜乃”等粟特人特有的姓名清楚地表明了墓砖主人的族属。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以外,还从事铜匠、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等职业,也有一些人担当了政府官员(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新出土吐鲁番文献进一步表明,粟特人在吐鲁番还从事着翻译和军人的职业。两组粟特人家族的墓砖告诉我们,这些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已经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姓名,死后还跟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从墓砖中的“领兵胡将”(延昌卅年(590年)十二月康□钵墓表)的官名可知,高昌国政府对这些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而且还从中选拔军官。从其他几方粟特人墓砖的“帐下左右”(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康众僧墓表)、“虎牙将军”(延昌卅七年(597年)十二月十六日虎牙将军□□墓志)、“左亲侍左右”(延寿七年(630年)十二月廿四日康浮面墓表)、“高将”(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内将”(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等官名看,他们似乎与高昌国的汉人一样担任着各种政府官职。

  交河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662年)康延愿铭记”在记述康延愿的家世中有如下内容:“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如果没有同茔域其他墓砖的出土,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铭文中形容的这位谦谦儒者是一位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更为有趣的是,通过这段铭文我们进一步得知,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完全汉化了,而且还将自己的故乡从西移到东,在精神上也转变成了中华儿女。通过同茔院其他墓葬出土的墓砖可知,康延愿家族定居吐鲁番虽已超过90年,却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种不符合历史实情的说法却符合他们心愿的表达方式,也表达出对中华的认同。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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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2 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22 01:51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三)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天威健儿、碎叶城和怛逻斯之战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几句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五月,标题中的高开府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诗写的是前往中亚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联军的安西大军集结出征的情形。最后一句“天威临大荒”的“天威”,一般解释为天子之威仪。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最近在研读新出吐鲁番文书时,惊喜地发现天宝十载唐朝曾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因此,岑诗中的“天威”也可能是一语双关,既有字面意义上的天子威严之意,亦代指唐廷派往西域的天威军。
  天威军,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唐人称作“石堡城”,地势险峻,三面断崖,故又称铁仞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在唐与吐蕃间几度易手。天宝八载,唐军在出身突骑施的名将哥舒翰的指挥下再夺此城,以其地为“神武军”,随后更名“天威军”。令人兴奋的是,在我们此次整理的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竟然有两组文书涉及到了“天威健儿”:一是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见图4);另一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其中记录了“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之不足,证明了“天威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天宝十载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中皆未得其踪,而该文书提供了关于唐朝用兵西域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西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要弄懂天威健儿下碎叶之事,还得从客使文书说起。

  新出的这组交河郡客使文书,从内容看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这也是此组文书最先吸引我们的地方。
  宁远国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汉代称作“大宛”。如果不是吐鲁番文书带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西域小国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在这份文书提到的宁远国使者当中,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见图5),联系到我们在《册府元龟》中所读的“(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史籍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有三次朝贡唐朝,文书所记的宁远国使臣属哪一次,尚无法确定。而读至此处,大家一定会好奇,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是一般意义的朝贡,还是背后别有他因?

  天宝十载,中亚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战争起因于此前一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石国的讨伐。据阿拉伯史料,宁远与邻国石国不和,高仙芝在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之请而攻打石国。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遣使长安,联系阿文史料来看,宁远国之遣使应该有酬谢唐廷为己平怨之意。当然,汉文史料所记石国有违藩臣之礼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石国当时确实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勾结,严重触犯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引起唐廷的不满,因此才会让高仙芝去讨伐石国。但高仙芝讨伐石国之举也招致“诸胡皆怨”,并引发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即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后崛起于天山北部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及大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篇章。
  突骑施汗廷所在,即是天威健儿所奔赴的目的地——碎叶。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碎叶一直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碎叶城往西,就是怛逻斯城,它们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开元末年时怛逻斯尚在黑姓突骑施控制之下,随着突骑施实力的日渐削弱,与之毗邻的石国也趁机将怛逻斯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所擒石国王被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因为作战要深入胡地,补给困难,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便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这应当就是新出文书中所记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以助阵,却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命几休矣。凑巧的是,客使文书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客馆的出现,有力地反映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总之,新出吐鲁番文书提供了不少此前未见诸史籍、文书的史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亚内陆历史的脉搏,居然跳动在几张吐鲁番出土的残篇断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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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2 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被称作犍陀罗的原史时期,此时犍陀罗墓葬文化兴盛,流行屈肢葬、火葬和二次葬(fractional)。据考古调查得知,巴基斯坦西北的斯瓦特河谷、迪尔(Dir)河谷、白沙瓦山谷等区域都有大量类似的墓葬。然而在近年发掘的一例墓葬中,墓主人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发现了一枚中国唐代乾元通宝铜钱。纳西姆·汗教授强调这一发现十分值得重视,它提示了往后对疑为犍陀罗墓葬文化时期的坟冢应多加甄别分析。

--(点评)20世纪,欧洲专家就已经为所谓犍陀罗文化定性,说是古希腊文明改造了当地佛教文明,关于犍陀罗佛教造像的最初时间和所谓亚历山大希腊化的有趣时间差,还有石窟仿照当地木构建筑而不是所谓古希腊石构的问题,俺已经扒过了。
--这个段子是这位教授所云,他是犍陀罗考古的专家,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的墓主随身带着乾元通宝,这可不是中国那几次被盗大墓的已经筛选过的土堆。懂的人,自然懂,呵呵。

点评

乾元通宝铜钱,应为乾元重宝铜钱。唐代中期8世纪中叶的肃宗时期铸钱。  发表于 2019-7-22 22:57
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主任纳西姆·汗教授(Prof. Dr. Muhammad Nasim Khan)的讲座内容。  发表于 2019-7-22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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