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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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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9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6-29 16:52 编辑

       敦煌石窟(续)

       1914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1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没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盗贩之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历史今天没有重演的可能。
       这段历史在提醒人们,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对历史价值认识上的盲点,尊重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再者,百年前敦煌文物的流失与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王道士的个人所为已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到敦煌这样珍稀遗产,小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如果不以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失去第二个、第三个敦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每一位今天的共和国公民。保护文物,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否存在着新的“王道士”、“李道士”,但首先,我们自己不作任何一个“道士”。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600余个,敦煌艺术是佛教题材的艺术。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内容非常丰富。敦煌石窟艺术是产生和积存在敦煌的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它包括了敦煌建筑、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瑰宝,它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稀世之珍,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珍宝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敦煌石窟的建筑尤以莫高窟保存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为稀世之珍和一些宋元土木古塔;壁画中也出现不少代表时代的古建筑图样,可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不可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研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莫高窟的石窟建筑,由于时代不同,石窟形制呈现不同的特色,主要有5种:1.禅窟(即僧房)。2.塔庙窟(即中心窟)。3.殿堂窟。4.佛坛窟。5.大佛窟(及涅盘窟)。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与莫高窟隔河相望。主体建筑为二层平顶楼房,该建筑约一半隐蔽在丘陵中,外部只露出上层窗户及宽阔的屋檐。与莫高窟的环境相协调。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和山水画。
       敦煌飞天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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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 01: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3 01:31 编辑

       道士塔(上)
       作者  余秋雨(改编)

       莫高窟的门外是大泉河。
       过了河是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的圆寂塔。我去的时候,有些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圆寂塔的形状有点像葫芦,刷了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些木桩,四周抹上黄泥,垒在砂土地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在流沙的侵扰下显得更加悲凉。

  有一座垒建年代较近的泥塔,保存得比较完整。塔身刻有碑文,上前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道袍,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王圆箓原来是湖北麻城的农民,从军来到甘肃,皈依了道教。退伍以后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他从洋人手里接过一丁点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最大的倾泄也只是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副狭小的肩膀全然担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斯坦因装满箱子的车队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尽管中国的民间信仰混杂不清,但在宗教领域,则界线清晰,佛是佛,道是道。不知道敦煌的官员是怎么当的,一个绵延千年的佛教圣地,竟让一个道士来看管,这个错位给莫高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劫难。

       王圆箓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不太满意,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几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了他的粉刷。第一遍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透显,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于是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刷遍洞窟过于铺张了;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几面洞壁全都刷白,石坛上的彩塑就显得过分扎眼了。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柔美的浅笑不成体统。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在这儿供奉几尊天师、灵官岂不妥帖?
       他让帮手借来几把铁锤,委曲一下这些彩塑。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柔美的浅笑都成了碎块。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道士安慰道,不妨,有点意思就成。于是,像孩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站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大脑里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那些刷把和铁锤一直在眼前晃动。“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叫喊,只见王圆箓转过脸来,满眼的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的脑子里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6月22日清晨,几个帮工清除洞窟积沙,窟壁震动,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圆箓闻讯赶来,急忙挖开洞穴,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圆箓不会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

       王圆箓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看。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或许是天师、灵官对我的酬劳,可以换来一些衙门的拨款。
       他拿了几个经卷给知县鉴定。知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路途遥远,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最后让王圆箓原地封存,推诿了事。于是,莫高窟的文物被一点点取出,成了官场上的礼品,被人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看看这些官僚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学问,他们在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已经开始推测经卷出自哪一朝,哪一代了。他们雅致地捋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过来。”

       莫高窟部分经卷的流出,引起了洋人的注意。那个时候,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列强的反复蹂躏下,大清王朝已奄奄一息。
       1906年2月,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委派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新疆喀什,开始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第二次考察。
       斯坦因博学、刻苦、能干,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英国驻喀什政治代表处向他举荐了翻译蒋孝琬——一个在新疆当了二十三年师爷,仕途失意的湖南湘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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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3 01: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3 02:07 编辑

       道士塔(下)
       作者  余秋雨(改编)

       买办,是十九世纪后期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群体。蒋孝琬,人称蒋师爷,现在傍上了斯坦因,摇身一变,成了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在调和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的煎熬,但是,蒋孝琬好像是个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痛苦。
       举荐的英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为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

       一开始,王圆箓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的态度。蒋孝琬骗他说,斯坦因十分崇拜玄奘,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的故事耳熟能详,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见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皱起的眉心开始松动。蒋孝琬察言观色,不失时机地提出“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塞给了他几个经卷。
       蒋孝琬连夜辨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而取,居然果真与唐僧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
       于是,洞窟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之后在经卷堆里翻阅挑选的,当然也是蒋孝琬。
       蒋孝琬所做的,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它的人第一次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拿得实在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结果,蒋孝琬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对他大加赞许,说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愧疚,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的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光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了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仅仅只有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箓来说,毕竟比平时化缘得来的要多了许多。因此,在王圆箓眼里,这位“斯大人”成了一个大慈大悲的“布施者”。

       听说斯坦因有这等“奇遇”,洋人们纷至沓来。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等。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衙门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圆箓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子。他依依惜别,感谢各位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只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

  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
       决胜负于城下

  对这些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进行阻拦,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藏经洞的文献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草席捆扎,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送到京城的时候已经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有时我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我好恨!

       1943年10月,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他被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的公墓里。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在斯坦因的墓碑铭文里只字未提敦煌藏经洞,而藏经洞的文献曾经给他带来了最大的荣耀。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斯坦因自己的回忆:“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注意我的帐篷。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里面装有我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苛刻,除了我们三个,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这笔交易,哪怕是一丁点暗示。”
       也许这就是斯坦因闪烁其词的原因罢。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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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息一声  发表于 2019-7-3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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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警察中也有业余历史爱好者,秉持刑警侦查的职业本能,江宁婆婆这两天也有扒皮某些崇洋媚外的学者的绝妙八卦,不能贴图,文字版来一段,并向原作者致谢:

首先是原始新闻段子。

网传馆藏“罗马风格灯架”丢失,酒泉文物局回应

2019年7月2日,网友“忧郁爱吐槽的Marvin”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据传甘肃酒泉一件“罗马风格”文物需要被借调展览时,被发现找不到了。4日,酒泉市文物局发布通报称,微博中所述内容并不属实,经查询未发现博文所涉“罗马风格灯架”文物。
该网友在微博发文称,有人听过一个报告,“主讲人在中间岔开叙述的一段故事很是令人唏嘘。图中这件罗马风格的灯架是几十年前在甘肃酒泉出土,绝对是丝路长线交流的一个重要物证,而且制作精良保存极好。听说最近大火的国博甘肃展本来是打算借调这件文物的。当时负责人调研酒泉,特地询问下落,对方上上下下一众人等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翻遍库房,苦寻无果。负责人大为光火,当场拿出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翻出照片,对方表示几十年间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已经很难追问去向。”
7月4日,甘肃酒泉市文武管理局针对此事作出回应称,文物局在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对此博文相关内容进行仔细查证核实。经核查,该博文反映内容不属实。
该通报称,经对酒泉市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2013-2017年)和全市国有博物馆藏品档案进行全面比对核查,无任何有关微博截图所涉文物的相关信息。另外,国有博物馆从文物及藏品的发掘、征集、移交、登记、入库、登记入账、建立藏品档案,都有健全完善的管理机制和记录档案,均可核查,并没有博文所涉“罗马风格灯架”文物。
另外,关于“国博甘肃展借调文物未果”问题,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箐华展”所借展的各博物馆文物,均由甘肃省文物局2019年4月18日发文统一借调,所有借展文物都有清单可以核实。另甘肃省文物局也未就借调文物相关工作派员来酒泉调研及现场查看,更不存在“一问三不知”“翻遍库房,苦寻无果”的问题。
而关于“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情况,经核实,全市文博单位中,只有原酒泉市博物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出版过《酒泉文物精萃》,并无此博文所称的“图录”,且《酒泉文物精萃》一书中也无该博文所附器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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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博主是否进去捡肥皂了?  发表于 2019-7-14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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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江宁探案实录:“嘉峪关出土罗马烛台”疑云
作者:江宁婆婆
大家好。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呢,有位微博博主爆了个料,大意是说某件在甘肃酒泉发现的文物下落不明了,这位博主还十分确信的表示这件“文物”“当然是被卖掉了”。
而这位博主引述的内容也并非其捏造,而是引自豆瓣:
这起事件随即引起了广大历史爱好者(包括我)的关注。毕竟,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件重要的文物居然下落不明了,这种事是一定要一查到底的。
很快,涉事的相关主管部门,酒泉市文物局做出了公开回应:
文物局的回应中说明了三点:
1、酒泉的文物档案里查无此物。
2、所谓“国博甘肃展借调该文物未果”事件查无此事。
3、所谓“酒泉九十年代出过的图录”就只有一本《酒泉文物精萃》,查无此物。
于是这事儿就离奇了。
然而群众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在@动脉影 @宅宋喵 @考古君 @文物医院 等等业界大佬的关注下,这个“文物”的出处之一浮出水面。
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编者关蔚然。
在这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画册里,将这个“文物”称之为“魏晋墓出土的铜制波斯杂技俑”。
然后我也掺和进来了。我大概搜了一下,除了《丝绸之路》外,著名历史学者葛承雍教授2015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文章《从出土汉至唐文物看欧亚文化交流遗痕》中曾经详细描述过这件“文物”:
葛教授在开篇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了此物件的出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就快差不多了,下一步无非是问问嘉峪关方面,这个东西到底现在在哪里。
然而事情如果这么简单,我也不会专门码一篇文啊。
很快,甘肃省文物局做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应:
这个回应水平非常高,也说明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内容:
1、酒泉和嘉峪关没有发现过这个“文物”,甚至连类似文物都没有发现过。
2、省文物局和葛承雍教授联系了,葛教授表示他也没见过这个“文物”。
3、所谓“国博甘肃展借调该文物未果”事件确定查无此事。
这就很有趣了对不对?
然后我仔细对比了一下豆瓣、微博上的爆料图,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里的配图,葛承雍教授文章的配图,发现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
下图从上至下分别是豆瓣、微博上的爆料图,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里的配图,葛承雍教授文章的配图
我把这三张图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
聪明的你一定也看出来了,没错,这三张其实是同一张。左右两张都是从中间那张有红色底布的照片修改出来的,左右两张的背景尤其是底座周围有非常明显的PS仿制图章和涂抹的痕迹。三张图不但可以完美重合,甚至连光线和噪点也完全一致。
而中间那张“原图”,就是来自于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
到这时候我感觉再继续“网络破案”就不大现实了,毕竟1986年连windows都才诞生没多久。
机缘巧合,棒棒糖放暑假了,我中午要送她去图书馆看书。
作为中国第三,亚洲第四,全国文献古籍收藏量领先的南京图书馆,会不会顺手给我一个惊喜呢?
这张图不是我拍的
(上图不是我拍的)
我跑到“典藏文献阅览室”
然后借阅到了这本只比我小一岁的《丝绸之路》。由于这本书太过古老,不能借走,只能在阅览室看。
然后果然找到了这张照片:
我仔细看了一下目录,也明白了葛承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个简介上只写了一句“魏晋墓中出土的铜制波斯杂技俑”会是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
在这个42页之前的一页里,也明确提到了“魏晋墓”的地点:
更为有意思的是,这本1986年出版的图册后面,还有完整的英文标注。而这个英文标注的内容居然比中文的多了一句话。
Figurine of Persian acrobat in bronze unearthed from Wei-Jin tomb.This figurine is being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魏晋墓出土的波斯杂技演员铜像。这座雕像在这里是第一次被发表(公布)。”
也就是说,这个“文物”,是这本198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首发。
而我之前认为比较可靠的信源,葛承雍教授的文章里关于这件东西的全部信息,显然也完全来自于这本图册。
唯一一张照片,唯一一个信源→_→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
好了,正如甘肃省文物局所说,现在一切的悬念揭晓,就要看这本《丝绸之路》的几位编著者:
主编:关蔚然
摄影:武纯展、李生材、安克仁等
主笔:宋晓梅
只有他们能给我们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所有的侦探小说都会告诉你,排除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也是真相。
这句话在实践中确实是有用的。
既然《丝绸之路》里明确说了,这个“文物”是来自于甘肃嘉峪关东北魏晋墓中,那么,古墓发掘报告?
神奇的南京图书馆果然不负盛名。
同样是来自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85年的《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
这本书年龄和我一样大,所以装订比那本丝绸之路还要古朴,布包边,打开必须非常小心。
在开篇的墓葬综述里,明确提到了这本书所记载的就是《丝绸之路》里所说的1972年发掘的那八座嘉峪关东北方向的魏晋古墓。
这份报告里写明了当时这八座魏晋墓里的所有发现物,包括壁画、玉器、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等等。我看了看铜器那一栏。
没有提及此物。
其他的铁器、金器等等也未提及此物。
详细介绍里也未提及此物。
(详细介绍我就不全放了,图太大了,反正就是确定没有)
所以1972-1973年挖掘的这八座魏晋古墓,确认可以排除发现那座烛台的可能。
公开资料显示,1972-1979年期间,甘肃省和嘉峪关文保部门一共抢救性发掘了十余座魏晋古墓,但目前资料可查的发掘报告中,均未提及那座烛台。
这也就是甘肃省文物局的回应中为何会非常确定的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酒泉和嘉峪关等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均未出土过类似文物。”
而当我此时再回过头去看葛承雍教授的文章时,一切似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
请注意上图红线后面那段。葛教授一句话就指出,(《丝绸之路》原文中)记录的名字“波斯杂技俑”是“误判”,这座烛台具有典型的罗马风格造型。
即便是我这种历史弱鸡,都能看出来这个东西他怎么看都是个烛台,绝不是在表演杂技的俑,表演顶大灯吗?“波斯杂技俑”这个名字,有些外行的过头了。任何一个略微有点基础历史知识的,都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看成波斯杂技俑。
而古墓发掘报告中对于现场还有这样的描述:
这批魏晋古墓几乎全都被盗过,“墓中残留铜器甚少,形体多残”。好了,你再看看这个烛台:
是不是感觉这东西,保存的有点过于好了?简直是好过头了?
如果它真的出土于嘉峪关魏晋墓中,那么只能是1973年至1986年之间发现的。而这个时期,如果真的有保存如此完好,具有如此重要历史价值的铜器被发现,会等到1986年的这本画册“首发”?我看了看其他发现的铜器记录,保存的比这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然后还除了这本画册的这唯一一张照片外就前无影后无踪了?1986年前查无踪迹,1986年后也查无踪迹?
甚至在这本《丝绸之路》里,这件东西的画风也显得非常突兀,它是整个嘉峪关段里唯一一个摆拍(此处的摆拍是褒义词)的文物。
如此重要的“文物”,发现之后一直秘而不发,甚至连发掘报告里都没有写,然后1986年突然出现给《丝绸之路》的摄影记者拍了这唯一一张照片,然后又继续秘而不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连第二张照片都没有。
解释不通的,这么写小说要被读者打死的那种。
好了,我的考证就只能到这里了,虽然还是没有明确答案,但是我们距离答案其实已经很近了。
甚至我几乎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点的假设了。
但是我不敢说,嘿嘿。
总而言之呢,最后的悬念,就看《丝绸之路》的各位编著者、摄影师们能不能记得这张照片的出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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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点评)葛教授这次是始作俑者,先是写论文时候掉坑瞎写,然后还去当地诈人家,最后在2019年的演讲中编造段子,被不明真相、义愤填膺的网友拿出来当做文物局监守自盗的嫌疑举证。这回玩大了嘿。
--1955年出生,历史学硕士,出版社总编啊!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就是这老历史学者,看了本画册写论文支持伪史,根据就是19世纪汉斯佬神话还加上自己的牵强附会,最恶劣的还要公开演讲编造段子黑文物局,一帮子粉丝起哄带路,结果打脸了。这不仅是学术操守,这已经属于道德本质了。
--这位老学者撰有《西安发现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去年后辈段锐超的《刀人高惠通并非秦王李世民的女侍卫——兼论刀人的身份与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18.6。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老葛的“观点引人入胜”,但这就是“曲解”。

  下面搬几块砖,看看网友们的意见,有些也是相关的:

  战争史研究WHS:
  脑补出一个古董局中局中局:三十年前,一个人品不端的编辑,帮假古董贩子做了本画册,大量真文物中间,夹带进一件准备坑老杆儿的假“魏晋罗马”文物。三十年后,这本画册坑了一个不爱钻研的学术棒槌,顺带吓了甘肃和酒泉文物局一大跳,哈哈哈哈哈@马伯庸
  这个(很洛可可,很18世纪,几乎没有铜锈)的烛台,估计是别的地方来的,受人之托,被关老师编进了这本画册(英文图注还敲黑板强调“本书首次公布哟”),然后奸商拿着这本画册作为“此乃魏晋文物”的洗白(划掉)凭证,把这东西高价卖给了不懂行的香港冤大头、日本冀宝斋什么的。

  发电的康熙: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相,而且这个老师演讲的时候还编了个故事黑了一把当地文保单位。

  西河柳还是fighting叭:其实我想说……葛教授的治学水平真的有点点问题,他简直是当代不能迷信权威的活例,想起来他那篇李世民女侍卫墓志我就想笑

  晒太阳的猫_瑶瑶:这个教授论文也太随意了,引用图片也不标出处(要是标了就不用对比图片了),自己ps就放论文里了?另外原书也没具体写哪里出土怎么教授就知道了 ?

  小意达的猫咪:最后说的一点不敢说的话,难道是指人为偷偷插进去这个不存在的文物,从而给当时某个贩卖假文物的人提供可以狮子大开口的依据?

  ORIHIME一直在路上:听拍卖行的内部人士说,大陆名人字画市场水很深,原因就是赝品泛滥,而赝品“洗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出版一本作品集把假货塞进去,然后以此为凭证找冤大头接盘。

  AP宇宙善待自来水组织:英文标注也有意思,暗藏玄机啊

  再见宋哈娜-孙岱玹:这假货打算卖给外国人

  娇羞又死蠢的小胖胖:昨天我就跟老同学说,魏晋墓里出土的铜器,造型如此精美,保存的还如此完好,而且还来自波斯。其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研究价值完完全全够的上国家一级文物。事实却是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东西,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假的。

  琦琦叫瓢虫妹是智障三表弟:昨天查了嘉峪关酒泉的所有魏晋墓发掘简报,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记载,甚至连出土文化的形态和保存状况也都跟图片上这个烛台差异很大

  wency看见博物馆:甘肃这波回应,是个卖队友的狠人了:
  1.无法证实出土情况葛教授就敢用;
  2.国博不做文物调研就策展

  最后,好消息来哦:

  大洋飞虎:好消息,淘宝同款即将火热来袭中~~

  只要1098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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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1 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16 01:12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编者按:
       历史是既往的故事,如同飞鸟曾经掠过天空。历史学是命里注定的缺陷艺术,因为往事的证据永远不会保存完整。在有限的证据与无限的历史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历史学家的情感家园。成就历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历史与历史情感,还有记录历史的各式各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忙碌的过程,就是历史发现之旅,且永远是先发现史料,再发现历史。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的历史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从事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納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组短文,介绍的就是吐鲁番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态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或者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关键证据,或者是地方历史现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国统一的文化密码,或者蕴涵影响世界后来格局的珍贵信息。点点滴滴,都为我们理解历史拓展了更大空间。

       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

  对于中古史研究者来讲,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一个聚宝盆,因为近百年来这里出土的官私文书,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古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这些文书的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书写丰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地方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边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经卷,更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兴衰历程。
  对于关注中外关系史的笔者来说,吐鲁番盆地本应有更多的有关西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亚)地区的记录,但相对来说,我们过去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离开高昌去西天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修书二十四封,致中亚各国首领,希望他们关照玄奘的行程。这表明在麴氏高昌国的末期(7世纪上半叶),高昌与中亚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见。

  2004年7月,当我在吐鲁番文物局看到一张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书时,不禁为其所记录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这样的音译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书上浓重的墨迹遮住了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望墨兴叹”。
  2005年10月,我们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整理近年来新出土的文书。2006年2月,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我所关心的那件文书上的墨迹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来使者的记录: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焉耆王(见图1)。根据同墓出土文书和其他资料的考证,这是阚氏高昌王国(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这里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里的吴客,则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说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来历。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边的绿洲王国,经过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各国。

  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知道这张废纸是多么地富于历史价值;加上原本被作为废纸而在背面抄写的占卜文书的文献价值,这样一张废纸就更加价值连城了。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魏在公元439年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于公元448—452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威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这件文书看,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嚈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5世纪初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焉耆等国。嚈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遇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都曾努力与嚈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书还向人们展示了高昌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张废纸,几个使者的名字,居然记录了纷纭复杂的5世纪后半叶中亚历史的脉动。使者往来的背后,蕴藏着我们还无法了解的玄机,不过就是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汇聚高昌,已经可以让我们得知在旅途艰难的古代,各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远比我们想象的频繁,而这种外交网络的背后,也透露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物品贸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这件送使文书的张祖墓中,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女性衣物疏、张祖买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帐历等文书,以及占卜书、择吉文书、历日、《孝经义》、《论语》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们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只有哈拉和卓90号墓属于阚氏高昌时期的话,就可以明了新出土的这批阚氏高昌的文书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这里着重说的送使文书,不过是我们利用吐鲁番文书来重写历史时最为惬意的一个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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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万幸啊  发表于 2019-7-15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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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16 01:11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一)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帝国的节律
       ——从吐鲁番新出历日谈起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唐朝西州(今吐鲁番)的一个小吏顺手把一团撕成小条的废纸丢在一座佛塔旁边的建筑垃圾中。一阵风起,这团废纸被高高卷起,最后吹入佛塔的建筑土洞中。
   一千多年后,1996年的夏天,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受到一只飞鸽的指引,奋力爬上荒芜的台藏塔。他把手探入一个小洞,满怀希望能掏出一只乳鸽,但掏出来的竟是一团废纸。
  在吐鲁番文物局的整理桌案上,这团废纸被小心地摊开,没曾想,一个被沙埋了一千多年的秘密,就此揭开。
  “大行皇帝”四个字让人大吃一惊。只有正在发丧的皇帝才有这样的称谓,是哪个皇帝正在办国丧?屏住呼吸,移动、展开、仔细地辨认,“永淳三年历日”字样呈现出来(见图2)。高宗皇帝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改当年年号为弘道元年,就在本月,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改元嗣圣。后来,武则天连续废掉了两个皇帝,同时连续改元。永淳三年历日,显然颁布在弘道改元之前,应该在改元弘道之时就宣布废弃了。
  久已陌生的颁历制度,随着这团唐代废纸的修复整理,在我们面前渐渐复活。

  唐朝及其以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历(当时称历日)是中央政府统一颁发的。中央的相关机构就是太史局,根据《唐六典》卷十的记载,太史局长官太史令的职掌是“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而更具体的负责者是太史局之下的两名“司历”,他们的职责是“掌国之历法,造历以颁于天下”。该机构还有保章正一人,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根据黄正建先生对开元年唐杂令的复原,唐令规定:“诸每年[太史局]预造来岁历,[内外诸司]各给一本,并令年前至所在。”(参见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在这团废纸中,一张纸条上有三行文字,分别是“历生玄彦写并校……历生李玄逸再校……三校”。看来,历生负责历日的抄写校定,而装书历生一定是负责历日的装订了。历生人数多,是因为历日数量很多,抄写、校对的工作量很大。新历造出来,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抄写校定完毕,按照唐令的规定,必须在新年到来之前送达各地。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西州距离唐朝的首都长安5516里,虽然不是最远的州府,毕竟也是相当遥远。我们无法知道永淳三年历日是否按时送达西州,但是确有一些年份的历日没有按时送抵。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件帐历牒文就有记录,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为正月、二月历日未到,准小月支,后历日到,并大月,计两日料。今载二月十三日牒送仓曹司充和籴讫。”(《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到了二月份,中央颁发的历日还没有到达,但是按日发放的粮料不能停止,暂时先按小月的日期发放,后来历日到达,原来是大月,只好再补发所欠粮料。严格按照中央颁布的历日行事,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国家统一颁历,全国都按照一模一样的历日生活,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庞大帝国的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但是中央政府在治下使用同一历日的制度显然很稳固,国家的意志力也充分体现在制度的运行中。过去,研究者经常用年号的奉行与否考察政治隶属关系,看来历日的奉行也有同样的标志性意义。据《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的记载,当刘仁轨受命统兵征讨百济的时候,“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显然,国家正朔是包括七庙忌讳和历日在内的。这样,国家颁历就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也不仅仅为了引导生活,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前期历日,除了这件永淳三年历日以外,以前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过显庆三年(658年)历日,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过开元八年(720年)历日。还有一件唐代历日,出土于阿斯塔那507号墓,但却无法判断年份。这些历日都不完整,都是作废以后被制成丧葬用品而埋入地下的。这些历日的格式都是相似的,每月份独立标出,专家总结为:“首列诸日日序干支纳音建除,次列朔望、中节、没灭,末注吉凶丛辰名目及用事宜吉事项。”(张培瑜:《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写本历书》,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以显庆三年正月四日、五日、六日为例,我们可以考察历日的具体项目:
  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
  五日,戊子,火、开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种莳、疗病吉。
  六日,己丑,火、闭岁对归忌,血忌。
  面对以上这些历日,今天依然熟悉的内容已经不多,除了日期和干支以外,都属于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了。但是,看到最后的用事宜吉事项部分,仍然能够让人浮想联翩。每一天,朝廷颁发的历日里都详细地标明何事为吉何事为凶。当然,吉事多而凶事少。这至少可以理解为某天做某事是受到鼓励的。某一天的历日中既然没有说明做某事吉,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做某事不受鼓励呢?生活的具体内容很多都不在历日的规定之中,是否意味着可以自由行事呢?
  比如“种莳”,意思为种植和移栽,大概涵盖了北方和南方的粮食种植与稻谷插秧。这样的工作很难一日完成,而次日或者前一日的历日中却没有写明相关内容,是否就只能种植一日呢?显然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四日、五日都规定“移徙”吉,是因为迁徙搬家之类的事情不能一日完成所以规定了二日吗?那为什么“种莳”就不给两个日子呢?还有“疗病”,有病不尽快治,还要挑选一个吉日吗?入学吉,是否意味着这一天各种学校都开学呢?
  历日是颁发全国的,但是其中列举的项目都能被全国各地的民众忠实地执行吗?显然十分困难。所以,这样的历日恐怕主要还是生活参考书,如果理解为百姓必须执行,那就太可笑了。但是,即使是生活参考书,想一想,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如“血忌”是一个神煞,这一天不能针灸、见血。既然规定这天不宜见血,如果真的见了血,当然就是凶。这样的事情虽然少,可能被执行的程度会更高。即使地方文化力量很强大,要抵御来自朝廷的历日规定,一定也有难度。而某些项目,有很高的参考值,比如“加冠”。作为成人礼,如果在哪一日举行都可以,就不如按照历日的规定办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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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8 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二)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从粟特商人到中华儿女
       ——吐鲁番新出粟特人墓志素描

  2006年,笔者三赴吐鲁番,不但在第一时间观摩了大量最新获得的吐鲁番文献,而且还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员共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释读。其中包括十余方高昌墓砖(吐鲁番出土南北朝隋唐时期墓志之总称)。相对于已经出土的高昌墓砖,新出墓砖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这批新出墓砖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此前出土的墓砖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其中的一批粟特人墓志,带给我们很多历史信息。

  由于古代的高昌地处边陲,沙碛阻隔,交通不便,又因周边地区多种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生,因而历代文献对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虽有零星记录,但多言之不详,甚至含混错谬。迄今出土的高昌墓砖,基本上都集中于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和交河古城附近的雅尔湖墓地中。其中除了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的“唐麟德元年(664年)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和“唐神龙元年(705年)康富多夫人康氏墓表”可以断定为粟特人墓志外,其余墓砖均为当地汉人墓葬所出土。而新出土的17方高昌墓砖中,有10方是粟特人的。它们分别出土于交河古城西部的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5方)和高昌古城东北部的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5方,其中1件为胡杨木板制作),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十四年(574年)康虏奴公母墓表(见图3),最晚的为垂拱二年(686年)康如节墓志。而且康虏奴公母墓表较之此前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特人墓砖要早90年。五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成为吐鲁番地区西域人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外来人群。他们不仅在吐鲁番经商,而且还定居吐鲁番,并于六世纪早期融入当地汉人社会。《梁书》、《周书》等史籍中所描写的吐鲁番社会文化,应该与这些粟特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出土的墓志铭文告诉我们许多历史信息,尤其是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粟特家族在吐鲁番地区的汉化历程。
  如果单从这些粟特人墓砖的形制以及书写格式看,我们找不出任何与汉人墓砖的不同之处。但是“康虏奴”、“康蜜乃”等粟特人特有的姓名清楚地表明了墓砖主人的族属。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以外,还从事铜匠、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等职业,也有一些人担当了政府官员(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新出土吐鲁番文献进一步表明,粟特人在吐鲁番还从事着翻译和军人的职业。两组粟特人家族的墓砖告诉我们,这些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已经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姓名,死后还跟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从墓砖中的“领兵胡将”(延昌卅年(590年)十二月康□钵墓表)的官名可知,高昌国政府对这些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而且还从中选拔军官。从其他几方粟特人墓砖的“帐下左右”(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康众僧墓表)、“虎牙将军”(延昌卅七年(597年)十二月十六日虎牙将军□□墓志)、“左亲侍左右”(延寿七年(630年)十二月廿四日康浮面墓表)、“高将”(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内将”(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等官名看,他们似乎与高昌国的汉人一样担任着各种政府官职。

  交河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662年)康延愿铭记”在记述康延愿的家世中有如下内容:“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如果没有同茔域其他墓砖的出土,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铭文中形容的这位谦谦儒者是一位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更为有趣的是,通过这段铭文我们进一步得知,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完全汉化了,而且还将自己的故乡从西移到东,在精神上也转变成了中华儿女。通过同茔院其他墓葬出土的墓砖可知,康延愿家族定居吐鲁番虽已超过90年,却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种不符合历史实情的说法却符合他们心愿的表达方式,也表达出对中华的认同。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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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2 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22 01:51 编辑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续三)
       作者 荣新江 孟宪实 张铭心 毕波

       天威健儿、碎叶城和怛逻斯之战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几句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五月,标题中的高开府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诗写的是前往中亚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联军的安西大军集结出征的情形。最后一句“天威临大荒”的“天威”,一般解释为天子之威仪。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最近在研读新出吐鲁番文书时,惊喜地发现天宝十载唐朝曾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因此,岑诗中的“天威”也可能是一语双关,既有字面意义上的天子威严之意,亦代指唐廷派往西域的天威军。
  天威军,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唐人称作“石堡城”,地势险峻,三面断崖,故又称铁仞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在唐与吐蕃间几度易手。天宝八载,唐军在出身突骑施的名将哥舒翰的指挥下再夺此城,以其地为“神武军”,随后更名“天威军”。令人兴奋的是,在我们此次整理的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竟然有两组文书涉及到了“天威健儿”:一是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见图4);另一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其中记录了“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之不足,证明了“天威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天宝十载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中皆未得其踪,而该文书提供了关于唐朝用兵西域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西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要弄懂天威健儿下碎叶之事,还得从客使文书说起。

  新出的这组交河郡客使文书,从内容看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这也是此组文书最先吸引我们的地方。
  宁远国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汉代称作“大宛”。如果不是吐鲁番文书带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西域小国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在这份文书提到的宁远国使者当中,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见图5),联系到我们在《册府元龟》中所读的“(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史籍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有三次朝贡唐朝,文书所记的宁远国使臣属哪一次,尚无法确定。而读至此处,大家一定会好奇,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是一般意义的朝贡,还是背后别有他因?

  天宝十载,中亚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战争起因于此前一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石国的讨伐。据阿拉伯史料,宁远与邻国石国不和,高仙芝在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之请而攻打石国。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遣使长安,联系阿文史料来看,宁远国之遣使应该有酬谢唐廷为己平怨之意。当然,汉文史料所记石国有违藩臣之礼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石国当时确实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勾结,严重触犯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引起唐廷的不满,因此才会让高仙芝去讨伐石国。但高仙芝讨伐石国之举也招致“诸胡皆怨”,并引发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即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后崛起于天山北部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及大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篇章。
  突骑施汗廷所在,即是天威健儿所奔赴的目的地——碎叶。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碎叶一直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碎叶城往西,就是怛逻斯城,它们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开元末年时怛逻斯尚在黑姓突骑施控制之下,随着突骑施实力的日渐削弱,与之毗邻的石国也趁机将怛逻斯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所擒石国王被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因为作战要深入胡地,补给困难,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便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这应当就是新出文书中所记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以助阵,却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命几休矣。凑巧的是,客使文书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客馆的出现,有力地反映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总之,新出吐鲁番文书提供了不少此前未见诸史籍、文书的史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亚内陆历史的脉搏,居然跳动在几张吐鲁番出土的残篇断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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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2 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被称作犍陀罗的原史时期,此时犍陀罗墓葬文化兴盛,流行屈肢葬、火葬和二次葬(fractional)。据考古调查得知,巴基斯坦西北的斯瓦特河谷、迪尔(Dir)河谷、白沙瓦山谷等区域都有大量类似的墓葬。然而在近年发掘的一例墓葬中,墓主人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发现了一枚中国唐代乾元通宝铜钱。纳西姆·汗教授强调这一发现十分值得重视,它提示了往后对疑为犍陀罗墓葬文化时期的坟冢应多加甄别分析。

--(点评)20世纪,欧洲专家就已经为所谓犍陀罗文化定性,说是古希腊文明改造了当地佛教文明,关于犍陀罗佛教造像的最初时间和所谓亚历山大希腊化的有趣时间差,还有石窟仿照当地木构建筑而不是所谓古希腊石构的问题,俺已经扒过了。
--这个段子是这位教授所云,他是犍陀罗考古的专家,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800年的墓主随身带着乾元通宝,这可不是中国那几次被盗大墓的已经筛选过的土堆。懂的人,自然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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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通宝铜钱,应为乾元重宝铜钱。唐代中期8世纪中叶的肃宗时期铸钱。  发表于 2019-7-22 22:57
巴基斯坦白沙瓦伊斯兰学院犍陀罗研究中心主任纳西姆·汗教授(Prof. Dr. Muhammad Nasim Khan)的讲座内容。  发表于 2019-7-22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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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9 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7-29 18:31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汉唐时期的吐鲁番盆地,大致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等几个阶段。传世文献对高昌的记述,主要集中在正史的西域传中,但内容简略,许多史事不清。吐鲁番出土文书、墓砖弥补了传世文献的遗缺。随着20世纪初吐鲁番出土资料的陆续刊布,特别是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和图文本,为中外学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显学——吐鲁番学。学者们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研究》、《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书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吐鲁番学和相关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西域史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专著,如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等先后问世,使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现就国内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

       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纪年年号

       研究高昌史,高昌国始于何年是必须面对的。传世文献几乎都以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作为高昌国之始。当今学者大都持此说。然而,有些学者认为,高昌国之始,应在公元443年沮渠无讳号称凉王之时[1]。似乎后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高昌史的重要资料。利用吐鲁番文书,首先要解决的是纪年问题。高昌郡(327~442)时期,高昌先后处在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控制之下;高昌国(443~640)时期,吐鲁番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凉政权和阚氏、张氏、马氏、麴氏高昌王国政权。不论是诸凉所奉年号、纪年,还是高昌王国的年号,在传世文献中有一些记载,但零散且不全面,有些甚至与出土文书中的年号相悖。

       早在1914年,旅居日本的罗振玉获悉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盆地获取墓砖的信息后,便过录砖文。于次年编成《高昌麴氏年表》。以后又利用《麴斌造寺碑》及黄文弻在吐鲁番发掘的墓砖汇成《高昌专录》,并对《高昌麴氏年表》进行修订[2]。1931年黄文弼根据他在吐鲁番交河沟西考古发掘获得的墓砖进行进一步研究,出版了《高昌第一分本》,其中包括《高昌麴氏纪年》[3]。后又对其进行整理,将重光年号归属为麴嘉的旧说进行修正[4]。而对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纪年、年号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则是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出版之后。中国和日本的有关学者相继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利用出土文书和有关考古资料,基本上弄清了相关问题,但有些年号的归属及其原因尚未圆满解决,仍然存在分歧。
       如“白雀”年号,史树青、吴震、王素等将之归于姚苌后秦[5]。王文认为:前秦凉州刺史粱熙与后秦姚苌同为羌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粱熙归附姚苌奉后秦年号;马雍则认为可能属于阚伯周至马孺时期(461~498)某个割据政权[6],侯灿在马雍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白雀”年号最有可能属于阚氏前期(461~465年)[7]。

       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真兴五年、六年年号,学界一致认为是沮渠氏北凉于公元424~425年归附大夏而奉其正朔的结果[8]。而文书中的“缘禾”、“太缘”年号,学界认为是沮渠氏北凉归附北魏,奉北魏“延和”、“太延”年号谐音的反映[9]。当缘禾四年沮渠氏北凉退出高昌后,阚爽继续延用缘禾年号不改[10]。关于“龙兴”年号,侯灿将之暂置于阚氏前期(461~465年)[11],但王素认为是阚爽于公元438~440年间自建年号[12]。
       对于“建平”年号,候灿认为是张氏王国或马氏王国的年号[13];唐长孺推测是阚爽自建或称王改元所用的年号[14];朱雷认为“建平”是沮渠牧犍的年号,在承和之后,承平之前。北凉亡后,沮渠无讳流亡高昌继续行用“建平”,因而文书中有建平五、六年者[15];吴震倾向于“建平”是沮渠牧犍于承和五年(437)改元后的年号,到建平五年(441)为高昌太守阚爽所奉[16]。余太山、柳洪亮、王素的看法与朱、吴二位大致相似,但对原因的解释有所不同[17]。持“建平”为北凉沮渠牧犍年号,阚爽于441~442年在高昌行用此年号的观点占主流。

       学术界对大凉(443~460)所用纪年“承平”无异议。对高昌阚氏王国建立于460年也无异议,但对其灭亡之年和使用的年号却有不同的看法。冯承均、侯灿、荣新江等认为阚氏王国亡于491年[18],而王素等人则认为阚氏高昌王国亡于488年[19]。对阚氏460~465使用何年号,侯灿认为可能使用的是“白雀”或“龙兴”年号[20],吴震认为可能是“甘露”年号[21],王素持谨慎态度,认为尚无法断定[22]。由于对阚氏王国灭亡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相应的对“建初”(489~491)年号[23]的归属就有歧异。
       王素等认为“建初”为张氏王国的年号;唐长孺、侯灿、吴震、荣新江则认为归阚氏所有[24]。对马氏王国灭亡及麴嘉取得政权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罗振玉据传世文献认为在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25],黄文弼、冯承钧认为在499年[26],吴震认为是年马儒被杀,麴嘉继立,但迟至502年才建元“承平”[27]。侯灿据出土文书中有承平五年、八年的记载,认为承平元年为502年,依照次年改元的惯例,马氏王国灭亡及麴嘉取得政权当在501年,此说得到广泛支持[28],可成定论。另外,对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的“甘露”年号的归属也存在分歧。罗振玉将之归为麴氏高昌第二代王麴光的年号[29],此说得到侯灿、王素等人的响应[30]。吴震则认为“甘露”年号是高昌地区政权自建年号,由高昌阚氏王朝首王伯周始建于开国之初的可能性极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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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1 01:26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一)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吐鲁番文书和墓砖解决了麴氏高昌王朝的王统和纪年问题。麴氏高昌(502~640)建立的时间和所使用的年号,目前没有大的分歧,大都认同侯灿、荣新江、王素所编的年表[32]。但对重光年号的归属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吴震、陈国灿、王素、孟宪实、荣新江等认为是麴伯雅的年号[33];侯灿、薛宗正和刘戈则将之归为麴文泰的年号[34]。前者当是。
       另外,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一文,对北凉所用年号的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北凉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他认为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这三组年号都有中断,前两次因其采用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这说明北凉自建年号所用“承”字,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历史[35]。

       职官制度和行政区划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的记载非常少,高昌郡作为凉州或沙州的一郡,其郡属机构当与内地的郡一致。从文书所见,高昌郡的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一致[36]。但在北凉时期高昌郡府文书中的僚属押衔中,“校曹主簿”和“典军主簿”不见史籍。唐长孺认为校曹之名始见孙吴,北凉的门下校郎似较接近孙吴政权所置校事,不过又承认很难说北凉的校郎直接继承孙吴旧制。认为北凉诸郡的校曹主簿,似乎可以看作是中枢的门下校郎,其职掌是审查和传宣太守批准的文书。至于典军主簿,内地郡属亦间有此名目,只是史无征而已[37]。但吴震认为北凉“校曹”建置源于孙吴,是在遣使江南的过程中引入的,并及于府郡。高昌郡府置建校曹之来由,可能即在于此[38]。

       祝总斌在《高昌官府文书杂考》中对吐鲁番出土前凉、高昌郡到麴氏高昌国官府文书中的某些公文用语、程序和类别进行了考释,如“记识奏诺奉行”、“列辞”、“辞”、“启”、“敕”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受秦汉以来内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39]。柳洪亮《高昌郡官府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通过对近200件高昌郡文书的分析、研究,基本勾勒出了高昌郡的公文运转轮廓,认为郡太守直接领导下的以阁为中心的诸曹,是郡的最高行政机关,总理一郡的政务;校曹类似中央的门下;主簿协助太守统领诸曹,总掌诸曹文案[40]。
       《周书·高昌传》等对麴氏高昌的官制仅略有记述,因而后人对其官制知之甚少。随着20世纪吐鲁番地区大量墓砖、文书的出土,麴氏高昌王国的官制逐渐显露出来。先是罗振玉利用墓砖对麴氏高昌的官制进行了初步的排比[41]。1931年黄文弼根据墓砖制作了麴氏《高昌官制表》[42]。后又对其进行增订,提出麴氏高昌有内府官制、各城官制、勋官及领兵将官官制[43]。

       20世纪80年代初,侯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吐鲁番出土有关麹氏高昌官制的所有墓砖和相关文书197件加以汇集,对其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他分析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按照迁转关系进行排比,以明了麴氏高昌官制升迁转调及其品秩。对麹朝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将官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将其分为六个系统九个等级,并考察了麹氏高昌官制的来源与性质,认为麴氏王国中央行政官制兼有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两重特点,一方面是中央王朝尚书各部的缩小,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权开府置官的扩大[44]。
       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一文,则集中考察了高昌王朝中枢官制的历史渊源,指出其主要行政机构分为门下、诸部两部分,并认为高昌中枢官制远承汉、魏、晋,近继诸凉,而实际脱胎于高昌郡地方行政组织[45]。
王素的《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对麴氏高昌王国中央行政体制有关的出土资料分类排比,按照传统的中央行政体制原则,将麴氏高昌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出纳审查、诸部执行和王府三个部门。认为麹氏高昌最名正言顺的机构是“王府”,至少开有四府,即王公府、都督府、州牧府和将军府,每府有长史、司马均分左右,高昌“王府”就有八长史和八司马,这就是史传所记的八长史和八司马的出处,诸部长官实际上是“王府”的长史、司马,“王府”官员兼诸部事务[46]。对此,孟宪实、宣红的《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麴氏高昌中央的吏部、库部、仓部、主客、民部、兵部、祀部、屯田和都官9个部门,当时称“曹”,从高昌王所受封号上可以推测出王公府等四府的存在,但在该国实际发挥作用的却是诸曹。诸曹应有曹府,真正有名无实的应是“四府”[47]。
王素还对麴氏高昌王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麴氏高昌的军事制度虽然仍有不明之处,但大体上是较为健全的。不仅有专门的兵源保障制度,还有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军官的名号、品阶,也有专门的系统[48]。另外,王素《麴氏高昌职官“儒林参军”考略》认为,“儒林参军”一职是高昌军事府署掌握儒学教授的官员,是从南朝遣使移置而来的[49]。

       在吐鲁番出土墓砖中,有数十方墓砖和一件文书涉及到追赠制度。孟宪实《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对麴氏高昌国的追赠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这项制度遵循论官、论功、论贵(贵戚、贵族)、论亲四条原则。虽然追赠制度是针对死者个人的,但其实质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的继续,作为一项制度,追赠已纳入了麴氏高昌官僚升迁诠选的序列之中,而且追赠制度在高昌发挥了维护现存社会等级的功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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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发表于 2019-8-3 09:08
这篇文章注释颇多,附上注释的话过于学究气,倒像是一篇论文了;于是,我就省略了~  发表于 2019-8-1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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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3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3 00:13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二)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关于麴氏高昌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学者们观点歧异。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考述》一文认为,根据考古资料,麴氏高昌王国地方行政单位可分为郡、县、城,个别郡县合治。灭亡时有郡四、县十三、城九,合计郡县城为二十六,其中还不包括王都高昌城[51]。郑炳林的《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认为高昌王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划分为王国、府、郡、县四级,城都是县。唐灭高昌时有三府、五郡、二十七县[52]。荣新江先生和张广达先生认为麴氏高昌实行的是郡县制,有四郡、二十一县[53]。钱伯泉先生认为高昌王国实行的是郡、县、镇戍三级制,灭亡时有都城一、郡三、县十四、镇戍四,共二十二城[54]。郁越祖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郡十八县,再加上两废县和两城,共二十二城[55]。近年,王素撰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评判后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府、五郡、二十二县[56]。
       郑炳林通过对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城诸门的考证,认为高昌城受汉长安城、十六国姑臧城、魏晋及北魏洛阳等都城的影响很大,其建城规划基本摹仿这些城,在这些城制的基础上建成高昌城。高昌城诸门的命名和中原都城一样,以五行、天象等为依据,是一座完整的都城,反映了汉文化对高昌影响之大[57]。

       政治事件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高昌国的记述本来就少,许多史事不清。通过对文书的研究,有些史事得到了初步的揭示。如柳洪亮通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文书《缘禾五年(436年)民杜犊辞》的研究,认为沮渠氏北凉失去对高昌的统治权当在缘禾四年(435年)十月[58];吴震通过对俄藏Дх02670ν文书所含历史信息的挖掘,揭示出该文书中的“揖王入高昌城事”,反映的是北凉灭亡后,沮渠氏西迁定都高昌城之初,迎接沮渠无讳入城的史实[59]。
       对于沮渠氏在高昌建立的大凉政权(443~460)。荣新江的《〈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认为,北凉王族在吐鲁番盆地建立的这个政权,不仅是一个首次独立于河西的地方政权,它还首次统一了整个盆地,为麴氏高昌立国百余年打下了基础。而且使吐鲁番的文化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一次巨大的飞跃[60]。

       吴震的《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根据出土文献材料,率先揭示出了麴氏高昌国晚期发生的“义和政变”,他认为麴伯雅仰慕中华文化“解辮削袵”的改革招致铁勒的不满,政变者在铁勒的支持下于延和十二年(613)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改元义和。义和六年(619)麴伯雅及其世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重新夺回政权,次年二月改元重光[61]。学界对“义和政变”发生的原因和时间还有不同的解说。如宋晓梅认为政变发生在延和八年至十一年(609~612)间,在此期间,麴伯雅入隋为敌对势力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62];郑学檬认为麴伯雅长期在外,其他高昌大姓与麴氏矛盾从而导致了政变[63];王素则认为“义和政变”是由高昌内部守旧势力发动的,与外界干预没有关系。具体的说是在麴氏宗室的领导下,由一些臣僚发动。政变发生在义和元年(614)十一月十九日之前不久。对麴伯雅复辟的时间则同意吴震的看法[64]。一般认为高昌地区存在逾年改元的惯例,如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于442年9月进占高昌,443年改元承平。麴嘉也是称王的次年改元,说明逾年改元在当时本是惯例[65]。既然义和元年为614年,“义和政变”似乎就发生在613年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认为,麴氏 高昌复辟成功当在延和十九年(620)一月十二日之前,改元重光当在是年一月十二日之后,二月二日之前[66]。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再考察》也持类似的看法,并认为“义和政变”是王子争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67]。
       孟宪实、姚崇新的《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认为,“义和政变”的外来因素,应注意铁勒。另外,该文还对麴文泰的“延寿改制”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延寿时期官文书的新变化、命妇制的变化和高昌城城门的新名称等反映出麴文泰加强王权的意愿[68]。

       麴氏高昌有国一百三十余年,但麴氏王陵何在?至今尚是一个谜。不过,学术界对吐鲁番TAM336墓主人的探讨,多少有了一点头绪。吴震在《TAM336墓主人》一文中认为,这座不同寻常的大墓的主人似乎是麴氏高昌末王麴智胜[69]。对此,柳洪亮在《高昌王陵初探——兼与吴震先生商榷》一文中持不同看法,他认为TAM336墓是麴氏高昌国的亡国之君麴文泰的陵墓[70]。

       二、经济史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高昌王国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数量可观的涉及社会经济的材料,使我们对高昌郡、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盆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新的认识。此项研究几乎与文书刊布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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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5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5 01:26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三)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土地制度

       马雍《麴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认为,麴氏高昌王国实行均田制[71]。唐长儒在《贞观十四年(640)手实中的“合受田”》一文中指出,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合受田数、丁中制与唐令不符,而与魏、齐、周、隋四朝的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这将是麴氏高昌曾经在某种程度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但还不能遽作结论[72]。

       卢开万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中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国并未推行过均田制度[73]。吴震《近年出土高昌租佃契约研究》利用租佃契约文书,对6~7世纪麴氏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租佃关系、土地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昌地区土地占有的形式是相对地占有使用权,而不是绝对地占有土地的所有权。6~7世纪时,特别是唐置西州之后,高昌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74]。吴震在《麴氏高昌国土地形态所有制试探》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认为高昌国土地所有权属国家,历代高昌王代表国家行使这种所有权,连他们本人也并无土地私有权[75]。姚崇新在《麴氏高昌王国官府授田制初探》中却认为,麴氏高昌实行的是一种受到内地均田制影响,有均田制的影子,又与均田制有很大区别的有自己特征的官府授田制[76]。
       陈国灿《高昌国的占田制度》认为高昌王国实行的土地制度是占田制[77]。杨际平在《麴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中认为,高昌时期官田的租佃、租税合一;耕种官田的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一般民田的出租,租价通常包括作为国税的田租;政府所得到的只是“夏价”中的一部分,亦即作为国税的“田租”,其性质属于封建地租的再分割,田主则得到大部分的“夏价”,亦即封建地租(或谓私租)。国税与私租各有所属,并不合一,这就证明了一般民田的私有性质。并认为麴氏高昌时期田地买卖须经官府批准,只是体现了麴氏王朝的主权,而不是体现了它对一般民田具有土地所有权。如果一定要说王朝对于一般民田具有最高的土地所有权的话,那也只能说这种最高土地所有权只是形式上的,亦即名义上的国有,实际私有[78]。

       李宝通的《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屯田兴盛的内在原因是世族所有制与屯田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北凉时期,高昌屯田已开始实行租佃制,到麴氏高昌时期,屯田已普遍租佃化、私田化[79]。
赋役制度
       关于高昌国的赋役制度,《北史·高昌传》仅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寥寥十余字,不知所云。吐鲁番文书为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舞台。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利用文书对北凉按土地等级分类计赀制度作了探讨[80]。随后又撰成《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认为出土文书中的“配生马”,与北凉的计赀制度有关,其意为按赀配养马,马匹和鞍鞯各户自备。这一制度不见于北魏及东晋南朝,只在北凉的高昌地区可以看到。根据出土文书直至麴朝依旧在一定程度上承袭着这套独具地方特色的制度[81]。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对文书中的“称价钱”进行了研究,认为“称价钱”是麴氏高昌王室通过“内藏”直接向商人(主要是胡商)征收的一种供王室支配的商税[82]。谢重光先生认为凡在高昌境内进行贵重商品交易都是征收“称价钱”的对象[83]。
       关于文书中的“臧钱”,朱雷认为是麴氏高昌的苛捐杂税;杨际平先生认为不是一种特定的税目,而属于财政的分配管理范畴;姜伯勤认为是麴氏高昌向商胡收纳的另一种税收;而卢向前则认为是麴氏高昌中后期科罪征赃的罚金,属于法律范畴的一种用语[84]。宋晓梅同意卢向前的看法[85]。
       卢开万在《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中认为,麴氏高昌国田租分为俗租和僧租,田租除征收谷物外,还以酒纳租等;调可分为俗调和僧调两种,文书中据地而征谷物因品种不同分为大调和小调,而“调薪”则是据丁而征的。该文还对这一时期的徭役和赋税,如丁输、商人役和羁人役、作人役,以及远行马钱、丁正钱、臧钱的性质进行了研究[86]。杨际平认为麴氏高昌的力役以计丁为主,但也有计田承役现象,役的负担远重于租。调征收既有据地的,也有据户的,调的负担更甚于役[87]。冻国栋的《麴氏高昌役制研究》认为,麴氏高昌的役制远承汉晋,近同魏周,具有俗役、道役之别;役事繁杂,服役面广;计田承役的特点[88]。程喜霖在《吐鲁番文书所见的麴氏高昌的计田输租与计田承役》中认为,高昌的田赋是计田输租,徭役是计田承役,无论是田赋和徭役均区分为僧俗两种不同的类别。指出高昌的田赋基本上是沿袭中原制度,但计田承役是高昌独特的制度[89]。

       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夏田券契来谈高昌租佃的几个问题》认为,高昌时的租佃关系已经相当发达,并对租佃关系发达的原因进行了研究[90]。杨际平在《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中认为,对麴氏高昌的租佃关系的分类应以田主占有性质与地租形态来区分为妥。并对当时租佃关系流行的情况、租佃关系的性质、租佃关系盛行的原因等进行了综合研究[91]。郑学檬的《高昌实物田租问题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读后札记》认为,高昌田租在正租之外还有附加租,类似东汉以来的临时随意征调,称大调麦或上敛麦。这种杂征(杂调)不属户调,而是一种田租外剥削,似乎没有普遍征收[92]。
       陈仲安在《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中认为,“剂”是高昌王国赋税征收及物资调发中的专用名词,适用于临时征收的杂税及杂征调。它不是一种税目,而是关于某种税的征调单[93]。陈国灿在《对高昌某寺全年月用帐的计量分析——兼析高昌国的租税制度》中,通过对《高昌某寺条列粮食帐》的研究,认为高昌国凡称“输”者,是一种固定的租税负担,多交纳实物,称“剂”者,则为临时性的征调,多交纳银钱[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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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0 02: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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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四)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丝织业和商业贸易

       由于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大量古代织物得以保存下来。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一文,对吐鲁番所出土的一批织物标本从其组织结构、纹样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结合我国织锦的产地、蜀地与高昌地区的商业交通,以及出土实物的旁证材料,把上述标本定为蜀锦[95]。唐长孺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认为,早自阚氏王朝,晚至麴氏高昌中期,高昌地区百年间一直在纺织具有“绵经绵纬”特点的锦或其它织物,并指出麴氏王朝时期曾经以绢、绵作为赋税征纳物,反映出当地的绢、绵生产较为普遍[96]。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认为,至迟在5世纪时,高昌地区已有蚕丝业及相应的丝织生产,而且蚕桑生产普遍发展,不仅能为当地丝织物生产提供充分的原料,还能为外销市场提供—定数量的蚕丝商品。该文还指出,自阚氏高昌至麴氏高昌,均有官府丝织作坊或织户,不仅能生产普通丝织品,且能生产具有本地特点的高级织物,绵经绵纬的“龟兹锦”[97]。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外商旅的必经之地,经济交流频繁。在吐鲁番考古中发现了银币的实物,而且文书中也记载了银钱流通的事实。根据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统计,从1915~1973年,吐鲁番地区共出土了63枚萨珊银币[98]。郑学檬在《十六国至麴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中认为,高昌地区银钱使用范围广泛,而且系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银币流行的原因进行了研究[99]。武敏《5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的货币经济》对麴氏高昌的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认为立国之初使用实物货币,后来逐渐采用银钱为主的金属货币,显示了高昌社会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逐渐繁盛[100]。
       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将高昌时期的货币关系分为纺织品本位阶段(367-560年);银钱本位阶段(561-680年)[101]。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认为,麴氏高昌国在六世纪中叶以后,实物性质货币已不多见,钱币已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102]。姜伯勤先生则从东西交往的角度对高昌(西州)地区流行银币的历史进行研究。认为由于中原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实为波斯银币、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因此从中国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也即是从波斯通往中国的一条“白银之路”[103]。

       水利

       吐鲁番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干燥,水利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关于高昌郡时期的水利制度,柳洪亮先后撰写《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水利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等文。认为这一时期高昌郡负责水利建设及民田、军屯用水的是平水官和行水官,并形成一种与常设水官互为补充的严密细致的水利灌溉制度。高昌郡的水利事务由功曹主管[104]。钮仲勋《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因有大批内地移民徙入,同当地原有居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从而促迸当地农业和水利的发展[105]。

       三、社会、宗教、文化史

       研究高昌史,主要依靠的是考古资料,有关的出土文书和墓砖为我们研究当时吐鲁番地区的社会、宗教、文化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的“作人”指出:作人不是奴婢,虽然接近奴婢,因为高昌别自有奴婢;作人也不像魏晋以来的佃客,也许类似部曲[106]。朱雷先生《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认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有三种类型,其一是作为高昌政权征发的各种服役者;其二是寺院中的雇佣劳动者;其三是一种特殊的封建隶属者,这种“作人”不同于前两种,他们是被当成财产可以继承、买卖的,但却有着某种程度不同的私有经济活动。他们有类似部曲以及宋、齐“十夫客”之处,但又有其特点,构成高昌境内阶级关系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封建隶属者[107]。姜伯勤认为“作人”是一种其剩余劳动可以被购买和继承的封建依附者[108]。

       姜伯勤《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与社会变迁——吐鲁番出土高昌麴氏王朝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昌世家大族及其依附人口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对其在高昌地区的衰落进行了追溯[109]。
       毛汉光《敦煌吐鲁番居民生存权之个案研究》,从分配田亩数、亩产量、食量等数据衡量,魏晋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居民在小康生活线上的为24%,生存线上的为40%,生存线以下的则高达36%。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授田比例多寡与课不课户是直接原因。生活线上的居民,虽然过着小康的生活,其剩余价值仍不足以再生产。徘徊在生存线上的居民,终日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而努力,稍有不幸,将沦为佃人、作人、雇人、部曲,甚至奴隶[110]。
       邓小南的《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独辟蹊径,利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文物,讨论了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社会妇女介入经济、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情形。认为下层妇女比上层妇女走出家门的机会更多,而这取决于家庭生机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111]。


点评

候返程时一定会给高昌王带来最高深的佛法,可是后来高昌王和回纥打丝绸之路的主义杀害了大唐的使者和商队,太宗皇帝下令讨伐高昌,没过多长时间高昌王畏惧大唐兴师问罪病死了,等玄奘从天竺回来时高昌国已经消失了  发表于 2019-10-11 21:51
据说高昌国王对玄奘十分的尊敬厚爱,并且在玄奘离开高昌前往天竺时和高昌国王约定之后还从原路返回会给高昌国王带来最高深的佛法,不过后来没几年高昌国王就和回纥打丝绸之路的主义杀害了大唐的使者和商队,到时  发表于 2019-10-11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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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18 0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18 03:25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五)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通过对高昌张氏家族婚姻关系的个案研究,认为麴氏高昌初期,高昌世族在严格的身分等级内尤其注重地域;中期,世族婚姻则着眼于政治、经济实力,婚姻圈有所扩大;后期,婚姻圈更加开放,世族婚姻圈由封闭到开放,正是高昌世族形成、发展到分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高昌国从初建到兴盛,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112]。

       关于高昌麴氏的郡望。王素在《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一文中认为:高昌麴氏,除金城麴氏外,尚有西平麴氏[113]。对此,笔者在《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的郡望只能是金城一说[114]。
       宋晓梅的《张氏家族的门第渊源与麴氏高昌王国施政之道》从麴氏高昌王国上层的麴氏和张氏两大家族的家世渊源入手,分析了麴氏高昌王国晚期麴氏和张氏的不同政治表现。该文认为麴氏高昌的上层由以麴氏为首的武力强宗和以张氏为首的文化高门两大家族构成,并共同支配麴氏高昌王国的政治。麴氏和张氏的郡望不同,施政门道也不同,是由家族渊源和地域不同所致[115]。

       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随葬衣物疏,据侯灿先生统计共有62件[116]。这些衣物疏上起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下至唐咸亨四年(673),近300年。是研究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墓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认为高昌随葬衣物疏当来源于内地的“遣册”[117]。郑学檬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则认为,吐鲁番的“随葬衣物疏”的性质已和汉墓遣册不完全相同,它不是一份文字与实物基本一致的墓主随葬品清单,而是一份具有为死者祈求冥福意识的墓葬文书,其性质和汉以来随葬的买地券相同,并具有冥世财物凭证的性质[118]。黄烈的《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一文,将吐鲁番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的一件符录认定为“道教符箓”,又据衣物疏进而认为最晚在麴氏高昌时期,道教已在高昌地区流传[119]。
       侯灿《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认为衣物疏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昌郡至高昌国前期(384~501),这一阶段的衣物疏由具有写实性质的随葬物品清单,初步发展为带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第二阶段为麴氏高昌国时期(502~640),是衣物疏的盛行阶段,这个阶段的衣物疏为死者祈求冥福成为主要用途;第三阶段为唐西州前期(640~673),衣物疏衰落而为墓表墓志取代。该文还对衣物疏所展示的高昌人的服饰风俗、高昌人对钱财的追求和他们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进行了研究[120]。钟国发《也谈吐鲁番晋——唐古墓随葬衣物疏》,则将公元543年作为阶段分界点,认为这之前的随葬衣物疏反映的是华夏民间传统信仰习俗,不能指实为道教;而543年以后的随葬衣物疏开始一举转入佛教的轨迹[121]。
       荣新江先生《唐代西州的道教》,基本同意钟国发先生的观点,认为高昌郡时期(327~442)的丧葬习俗所表现的民间信仰,基本是中国传统的方术。麴氏高昌国时期未见特别的道教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是佛教,连墓葬中的一些传统民间信仰也让位给佛教。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只是到唐玄宗开元以后,在唐朝政府的支持下,其势力在西州才得到迅速发展。就是在唐朝势力退出吐鲁番盆地后,道教的影响还存在[122]。

       关于高昌祭祀制度,孟宪实《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认为,高昌的信仰是多系统并存的,有来自中原的自然崇拜并结合高昌的具体情况增添了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还有道教、佛教及祆教信仰系统等[123]。王欣的《麴氏高昌王国的祭祀制度》认为,麴氏高昌的祭祀管理机构是祀部,有关祭祀命令由祀部长史(或兼祀部事)亲自签署下达。参加祭祀的人数的多寡与祭祀的对象有关,一般6人或3人一组。主要用羊作牺牲[124]。
       由于高昌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来自印度、波斯等域外宗教文化的影响。王素的《高昌火祆教论稿》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期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等,都解释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文书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125]。对此,林悟殊在《论高昌“俗事天神”》一文中提出异议,认为目前吐鲁番没有发现祆教经典、寺庙遗迹、文书记录等,因此正史所记高昌国俗事的“天神”,也并非祆教,很可能是当地固有的传统信仰,与人们对天体的自然崇拜有关。当然,这并不排除高昌也有火祆教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没有普遍信奉这种宗教[126]。针对林文,随后王素又发表《也论高昌“俗事天神”》,重申天神指祆教的观点。认为高昌俗事的“天神”和“天”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天神”或“天”,不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态度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异,证明高昌俗事的“天神”和“天”不是汉民族传统信仰,而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信仰,即火祆教的信仰[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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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2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22 01:18 编辑

       国内20世纪以来的高昌史研究综述(续六)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  作者 施新荣

       姜伯勤的《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祀》认为,在中国流行的火祆教源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传播祆教的主体是波斯人,而不是中亚粟特人。而且这种祆教有别于波斯萨珊王朝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高昌文书中的“胡天”,一指祆教,一指祆祠。而文书中的“萨薄”既管民事,又兼领教务;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128]。陈国灿在《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中,则将高昌的“俗事天神”指为当地普遍存在的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129]。张广达的《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来解释前人已经找出的吐鲁番文书中的祆教因素,如对牛、狗的崇敬[130]。现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史籍和吐鲁番文书中的“天神”、“天”、“胡天”解释为祆神或祆祠。宋晓梅的《我看高昌“俗事天神”——兼谈祆教的东传》认为祆教只在高昌胡人圈中流传,是游离于高昌社会之外的、独立的宗教行为[131]。

       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认为,高昌国具有完备的僧官制度,其僧官制度受北朝的影响。由于高昌佛教的世俗化,僧尼居家成为高昌国僧尼的最主要特点。该文还认为高昌佛教主要受到十六国北朝的影响,这与北凉王族入居高昌有密切关系[132]。
       高昌国时期文书的纪年往往与中原历法不同,自有其独特的历法。王素《麴氏高昌历法初探》率先对出土文书、墓志和碑铭中的纪年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探索了麴氏高昌历法与中原传统历法的关系,对麴氏高昌历法安排闰月、大小月的规律进行了研究,最后列出《麴氏高昌朔闰推似表》。此表对于研究麴氏高昌王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33]。另外,柳洪亮和邓文宽分别对1986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87号墓的一件历书进行了研究[134]。

       林聪明《谈吐鲁番蓝书写本》,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29件蓝书写本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蓝书多见于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唐代则很少见。蓝书写本与墨书写本一样,基本上都是公私文书的正本,内容也大致相同。使用蓝书可能与当地取得这些蓝色颜料比较方便有关[135]。

       四、民族史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群活动的地区。杜斗城、郑炳林的《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对高昌民族的结构及其来源作了研究。通过对文书中姓氏的统计认为,高昌汉族占总人口的70%至75%,少数民族占25%至30%[136]。王宗维在《金城麴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中认为麴氏与沮渠氏同出卢水胡[137],对此,王素认为麴氏的族属为中原汉人,不容置疑[138]。
       郭平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中认为,这一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可概括为三大语系。阿勒泰语系中又可分为三大语族:西边的突厥语族,如高车、铁勒、突厥;东边的通古斯语族,如鲜卑;中间的蒙古语族,如吐谷浑、柔然。印欧语系有粟特、操所谓吐火罗语的人、印度人等。汉藏语系有汉族等[139]。姜伯勤《高昌文书中所见铁勒人》认为,铁勒诸部在伊吾、高昌以西至东罗马以东的丝路地段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是605年铁勒以重臣驻高昌并向胡商征税期间,铁勒人在掌握丝路贸易方面更一度达到了高峰[140]。钱伯泉《从祀部文书看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祆教及粟特九姓胡人》则对粟特人在高昌生产、生活的情况作了研究[141]。

       关于高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马雍的《突厥与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认为,麴氏高昌于建昌元年(555)与突厥同盟结姻,麴氏统治者同时接受突厥的官衔[142]。钱伯泉《从〈麴斌造寺碑〉谈高昌国麴氏王朝与突厥的关系》认为,高昌与突厥是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突厥征服高昌之后,突厥人逐渐移往高昌,与高昌汉族杂居,双方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过程中,长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143]。王欣《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通过对麴氏高昌王国前期与高车和柔然、后期与铁勒和突厥关系的分析,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对高昌仅满足于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和经济上的丰厚赋税,双方关系很松散,其特点是若即若离[144]。姜伯勤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利用吐鲁番文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麴氏高昌与东西突厥及铁勒的关系[145]。

       总之,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中,学者们利用新材料,使高昌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揭示了诸多史籍缺载的史实,而且开拓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有关高昌史的史料毕竟非常有限,在新材料[146]已刊布多年后的今天,研究难度亦愈来愈大。近年一些原先在该领域极为活跃的学者纷纷转向;有关的论著亦多为总结性者,就是明证。正如陈国灿先生所言:“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科学展开,这就需要将海内外收藏的文物与出土文书全面的结合起来;将吐鲁番的古文献记载,与吐鲁番盆地客观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与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古文献、以及敦煌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做出全面实际调查的而不是片面的研究来”[147]。同时,对高昌史的深入研究也期待着不断有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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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4 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老船长的高昌史专文应该是告一段落了,不才爱好搬砖,关于“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年前面条的成分分析与复制”一文也是论文,搬点砖共享一下:

  2002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陶碗中的面条,不仅提供了世界上早的面条实物证据,也为利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植硅体分析[22~25]、淀粉粒分析[26,27]和分子标志物分析[28]等方法,研究古代面条成分、以及利用传统方法重现古代面条的制作工艺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遗址文化层内17个炭化植物遗存和骨骼的14C测年数据,经过日历年校正后的范围是4260~3840aBP,主要的年代聚集在4070aBP,与齐家文化的年龄是吻合的(表S2).

  陶碗埋藏于棕黄色-灰色粉沙质黏土层中,覆盖在陶碗上的黏土层被清理后,可见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底部向上,底部直径约5.5cm,碗口向下,碗口直径约14cm,从碗底到碗口的高度,约6~6.3cm(图2(b)和(c)).当陶碗被揭开时,陶碗和里面的泥土沉积物已经能够自然分离开,附着在地面上的碗内沉积物呈现圆台形,在圆台体的顶部发现有像面条一样的东西,从多角度进行了拍照记录.倒置陶碗内部的沉积物圆台体厚约6cm,根据颜色和成分可以分两层.圆台体下部约3cm厚的充填物,是相对纯净的棕黄色-灰色粉沙质黏土层,与覆盖在陶碗外的黏土层成分基本是一样的.其上部约3cm厚的充填物为暗灰褐色粉沙质黏土层,向上表面略疏松泛浅灰白色的沉积物中,多处露出弯曲的浅黄色面条,是含有面条的沉积层.在圆台顶部,卷曲缠绕着粗细均匀、直径约0.3~0.4cm的浅黄色面条,已风化成中空,断面略呈圆形,只见一根面条端头出露在圆台顶部中部,从缠绕情况看,以端头为起点,估计面条长度约有50cm(图2(d))[30].

  2004年,对陶碗内充填的沉积物、面条残留物和遗址自然沉积层进行了取样.在沉积物圆台体顶部曾经出露的面条已经破碎或风化.但在上部约3cm厚的含面条层中,仍然保存有残留的面条残段,长度多在1~3cm,以及许多小于1cm的面条残片(图3(a)~(d)),对所有发现的面条残段和残片,进行了取样.
  综合植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和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分析结果,可进一步明确,喇家面条中的主体成分是粟,可能混有少量的黍.

  针对喇家遗址出土4000aBP面条的分析结果,探索利用简便易行方法,制作出粗细均匀的、长度至少大于30cm,能够在水中加热成型的粟米面条.
  试验参考1)民间(山西寿阳县、河南浚县、山西应县)淀粉面条制作方法;(2)古代淀粉面条制作方法文献记载[17];(3)近代淀粉面条的制作方法[18]等.
  在吸取民间捶砸、烫面增加黏性的知识基础上,利用饸饹面制作工具,借鉴挤压糊化凝胶成型方法[52~54],在没有添加任何增黏剂的情况下,成功制作出长度达520cm的小米面条,由此证明小米是可以制作面条的.河南省浚县传统小吃小米饸饹的加工工具和加工过程,做出的小米饸饹面的形态特点与喇家出土的面条十分相似(图S4).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许多黏性小米品种,由于其产量不高,目前仅在华北及周边山区有少量种植.图S3(a)是从辽宁省绥中县山区采集的黏谷子,可以更为容易地做出小米饸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8232-87中,将粟(谷子)分成粳粟和糯粟(俗称黏谷子)两大类,目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郊区的试验田中,仍种植着近30种黏谷子(图S3(b)).
  在新疆苏贝西墓地,发现了2400年前由粟类作物(黍)制作的完整面条[16].新的考古学证据进一步提示我们,具有黏性的粟类作物是可以制成面条的.
  综合民俗学证据、考古证据和模拟试验结果都说明,无论添加少量或不加黏性剂,小米都是可以做成面条的.即使在模拟古人可能不完全脱壳的条件下(即保留20%~30%未脱壳谷子),利用最终模拟方案,同样可以做出5m多长的面条.

  顺便看一看卖主求荣,投靠邪教的案例:

  韩国KBS电视台李正旭博士在拍摄的所谓记录片《面条之路》中,无视4000aBP喇家小米面条的证据,把新疆苏贝西墓地出土的、约2400年前黍做成的面条[16],说成是小麦做成的面条,并以小麦起源于中东为借口,认为面条起源于中东地区.

  然而:
  中国古代人类很早就学会了栽培耐旱的粟、黍农作物,粟、黍起源于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实物证据[24,27].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喇家遗址出土的以粟、黍为主制作的面条,无疑增加了中国作为面条起源地的可能性.中国面条种类众多,源远流长,具体到饸饹面制作方法,则类似贾思勰《齐民要术》(公元533~544年)中《饼法第八十二》的“粉饼法”[17].

点评

nfxu:无直接佐证,一切只是臆测,仅此而已。  发表于 2019-8-27 19:02
我记得这里贴过关于王子朝奔楚的文章,这里有个相关考古新闻:http://society.huanqiu.com/article/2019-08/15353628.html?agt=15438  发表于 2019-8-25 03:04
最近因客观原因导致“美言”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里对大伙说声“抱歉”;估计下个月就能恢复正常。  发表于 2019-8-24 17:38
前一阵比较忙,加上出差和暑假旅游,几次登录失败,总算又爬上来了。  发表于 2019-8-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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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7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8-27 00:55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八十二(作者不详)
       历史上不费吹灰之力的重要战役

       高昌是一个古地名,具体的位置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这是一个地处西域的汉族地方政权。为什么高昌最后会和唐朝兵戎相见?为什么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高昌小国,唐朝会如此重视,竟然发兵二十万去攻打?而这场远征,最后的结果让人倍感意外,但为唐朝西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时期的高昌国,国王叫麹文泰。麹文泰开始跟中原的唐朝中央政府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贞观四年,麹文泰还偕同夫人一起去了长安。唐太宗高规格地接待了麹文泰,册封了他的夫人为公主。从那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西域所有的动静,麴文泰都及时地向唐朝汇报。
       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西域的上空扩散,谁也想不到,这会影响到高昌与唐朝的关系。那是什么呢?问题出在西突厥身上。

       西突厥首领统叶护病逝后,他的继承人彼此不服气,终于分成两派展开战争。这战争一打就是经年累岁,从贞观二年打到贞观六年。所有的西域各国也不能幸免,他们必须面对西突厥内部的两派做出选择,当然更多的是无法选择,哪一派控制了自己就只能跟着哪一派走。
       西突厥的两派,同时都在争取唐朝的支持。到了贞观十二年,唐朝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发生了。唐太宗支持的那一派西突厥,势力越来越小,唐太宗不支持的那一派,反倒越来越强大,其领袖欲谷设不仅击败了对手,而且大有统一整个西域之势。欲谷设一派在势力大增的同时,逐渐与唐朝发生严重摩擦。毕竟此前唐朝支持的是自己的对手。欲谷设控制了高昌,并联合高昌一起攻打焉耆。焉耆位于天山南部,跟高昌只隔了一道天山。与此同时,欲谷设阻断了西域与唐朝的往来,这就是所谓的阻断贡道。一些中原人过去逃亡西域,现在他们想返回都不允许。攻打焉耆这件事,对唐朝震动很大,因为焉耆和高昌都是唐朝的附属国,唐太宗派使者前往调节,要求高昌把焉耆的人放回去。
       但是高昌不同意,因为高昌受控于西突厥欲谷设。欲谷设派了一个手下在高昌就近监督,叫阿史那矩。他名义上是高昌的一位将军,实际就是代表欲谷设控制高昌。唐朝看来也了解情况,唐太宗就点名要阿史那矩到长安来。高昌当然无能为力,只好派个使者到长安来解释。
       双方使者的往来,其实就是沟通双方的立场,了解彼此的底细。唐朝的使者到达高昌,麹文泰的立场很强硬。使者问他为什么攻打焉耆,麹文泰的回答是:“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这个回答的意思是谁也管不着谁。这显然是没有把唐太宗的中央政权放在眼里。

       高昌王麹文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于对抗天可汗唐太宗呢?
  麹文泰曾经对他的亲信说,他到过隋朝,也到过唐朝,他一直认为隋朝比唐朝强大,而强大的隋朝也没有力量出兵西域;唐朝即使出兵,也不会太多,因为发兵多则军需供应会很困难;如果发兵三万人以下,力量不足以打败高昌;唐兵要过莫贺延碛(著名的戈壁滩),会让唐军疲惫不堪,高昌以逸待劳。当然,对于麹文泰而言,他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山,西突厥的欲谷设驻扎在可汗浮图城(唐朝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与高昌互为犄角。西突厥才是高昌最重要的砝码,是高昌抵抗唐朝中央的决定性力量。
  与此同时,唐太宗的朝廷呢?唐朝应该怎么办?
  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了,唐太宗面临是否战争的考虑。
  唐朝内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主战派认为,唐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西域的问题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出兵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一派反对用兵西域,他们的观点是长途出兵,负担太重,为西域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不值得。后一种观点的主张者没有留下清楚的记录,但是从观点上看,符合魏徵的一贯思想。
  那么远征军队,是出还是不出?不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后果严重。出,麹文泰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劳师远征,困难重重。自然环境恶劣,军队供给艰难。出兵少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出兵多了,国家财政负担更重。
  是继续忍让还是迎接挑战?唐太宗决定坚决迎战。

       这场战争的关键,不是唐朝讨伐不臣,如果仅仅是高昌,那就太简单了。关键是高昌后面的西突厥,唐朝必须认真考虑的是能否坚决与西突厥开战。如果迎战,就必须做好西突厥参战的准备。西突厥的欲谷设刚刚取得连续胜利,西域的多数国家都被他征服。唐朝平定高昌,要做的最大准备就是全面与它开战。不论是从总体战略,还是从国际政治出发,都要考虑这一点。不战则已,战则必须保证完胜。对于高昌背后的西突厥,尤其不能心存侥幸。
  唐朝出兵了。唐太宗发布的《讨麹文泰诏》,全篇都是历数麹文泰的罪行,提到西突厥也仅仅是说,麹文泰挑拨了西突厥的内战,结论还是要惩罚麹文泰。这表明,讨伐麹文泰是中国的内政,是皇帝对丧失臣节的麹文泰的讨伐,不是对外战争。言外之意,是不希望外人插手。
  但是,如果外人插手,唐朝害怕吗?当然不怕。唐太宗做了打大仗的准备。

       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牛进达、薛万均等为副大总管,还有总管多名。参战的军队除了府兵外,还有多民族的兵种参战,有打先锋的薛延陀军队,还有阿史那社尔率领的突厥兵以及契苾何力统率的铁勒兵。不一而足。唐朝到底出兵多少人?根据《旧唐书·高昌传》的记载,总数大约有二十万。
  高昌有多少人口呢?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人。这显然不是唐军的主攻目标,唐军的庞大军队是给西突厥欲谷设准备的。结果呢?欲谷设侦察到了唐军的力量,也知道了唐太宗的决心。最后在唐军到达之前,欲谷设提前跑了,一口气向西跑了一千里。西突厥驻扎在可汗浮图城的将军投降。麹文泰听说唐朝大军已经越过大戈壁出现在伊吾,紧张万分,一口气没上来,死了。

       老国王去世了,新国王麹智盛给侯君集送来信件,说得罪上国的是先王,现在已经遭受惩罚去世了,我是新国王,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请可怜可怜我。侯君集回信:只要投降,一切好说。但是,麹智盛不想就这么投降,于是侯君集展开进攻。在侯君集的大军中,专门有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先到达哈密,用天山上的树木作材料,制作了很多攻城器械,现在终于用上了。麹智盛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投降。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意味深长,表面看起来十分荒诞,唐王朝不远万里浩浩荡荡的出兵,竟以这样轻轻松松地取得胜利,这不是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吗?实际上,这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老原理在发挥作用。这几乎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的最大胜利。从而以后,唐朝在西域拥有的决定性的地位,为国际之间展开文化交流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点评

读完了感觉这高昌国就像是湾湾,而西突厥就像是美国。历史和今天貌似惊人的相似。  发表于 2019-10-11 22:00
五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蛮夷主导的世界只有血腥黑暗无底线,然而人民大众最凶恶阴毒的敌人并非蛮夷,而是在中华内部,是宋明以来官僚特权集团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创建加入邪教,出卖百姓出卖皇帝出卖祖宗出卖一切不知羞耻  发表于 2019-8-27 11:44
武力,才是衡量国运的最好标准。唐朝最愚蠢的,就是标榜国际化的虚名,把武器和技术教给蛮夷,最后甚至依赖蛮夷军队。须知掌握科技资源和权力的人负有重大责任,必须品德高尚符合天道,蛮夷配吗?!  发表于 2019-8-27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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