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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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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0 01: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结局尸骨无存陵被盗空(续一)

       陵园东面是武帝的原庙,称”龙渊宫”。寝殿与原庙间有一条规整的通道,称为“衣冠所出之道”。每当祭祀时,把武帝的衣冠由寝殿迎出,经此道送进庙中,接受百官谒拜,祭奠后又经此道将衣冠送回寝殿安放。

       封土堆下的地宫是陵园的主要建筑。《汉旧仪》载:地宫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每边长二丈,墓室4面各设有能通过6匹马驾之车的墓道。各墓道门还埋设暗剑、伏驽等机关以防盗。墓室内置梓棺,“柏黄肠题凑”,四周充沙,以防潮。地宫内还充满了大量稀世珍宝。武帝去世后4年,墓室中的玉箱,玉杖就被人盗出,在长安街上出售。西汉末年,赤眉军入长安,茂陵被掘开,数以千万计的义军搬运连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到西晋时,“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②。唐末黄巢起义入长安,茂陵的大量珍宝再次散落四方。今茂陵周围出土的“铜漏壶”、“犀牛樽”、“鎏金马”等珍贵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地宫所藏。所以,茂陵富丽堂皇的地下玄宫,大概只剩下一具腐骨了!

       陵园东南是茂陵邑遗址,始建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为了繁华茂陵附近的经济,汉武帝不断迁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者于邑中,由于人口逐年增加,后改邑为县,户数多达六万零八十六,人口有二十六万。近年在茂陵县基址发现建筑遗存和五角形水道、石子路面等设施,可见当时茂陵县相当繁荣。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于长安五祚宫,入殡未央宫前殿。史载,梓棺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之蛟龙玉匣”。
       “武帝遗寝峙荒墟,名将佳人左右扶”,茂陵陪葬墓现发现13座,除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余陪葬墓均在茂陵以东。文献记载,陪葬茂陵的有公孙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确定名位时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李夫人墓俗称英陵,又名“习仙台”,当地百姓称为“磨子陵”。《三辅黄图》载:”李夫人墓东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今李夫人墓呈长方形封土,在距墓顶13米处内收成台,台东西各边宽3.5米、南北各边宽4.5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前117年),是西汉武帝时期杰出的青年将领。他十八岁起领兵作战,二十四岁病逝,短暂的一生,六次帅兵平定西部边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西汉王朝的统一、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武帝为纪念他生前河西大捷的战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有各种巨型石刻群,手法简练,气势浑厚,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化境,是我国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素为中外艺术大师所赞仰。霍去病墓的封土上还堆放着巨石,墓前陈列着石人、石马、石虎、石象、石牛,石鱼等。现冢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霍去病墓”石碑一通。封土上还堆放着巨石,墓前陈列着石人、石马、石虎、石象、石牛,石鱼等14件。其中“马踏匈奴”石雕通高168厘米,长190厘米,是霍去病墓石刻群的主像。它以一人一马的形象,概括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伟绩。石马昂首站立,马腹下边仰卧一人,手持武器,拼命挣扎。造型简洁,寓意无穷。
       霍去病墓前的这组大型石雕作品,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时间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它们都是用巨石,按其自然形状顺势雕琢而成。刀法含蓄有力,刻工流畅,线条清晰,寓意深刻。有的注意形式,有的突出表象,有形有态,生动活泼,是难得的西汉石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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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1 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结局尸骨无存陵被盗空(续二)

       如今,霍去病墓已辟为“茂陵博物馆”,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茂陵顶上四顾,两边20多个陪葬墓正静静地躺在原野之中。茂陵陵区不断有新的珍贵文物出土。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一匹闪闪发光的鎏金铜马和一座精巧别致的鎏金鎏银竹节熏炉,就出土于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的从葬坑中
       陵博物馆是融文物、古建、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为全国最早的西汉历史文物与陵墓现场保护管理机构。馆藏文物数量多、品位高,展品绚丽多彩,是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结晶。博物馆环境优美,景观迷人,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汉武帝茂陵,形如覆斗,伟岸壮观,被誉为东方的“金字塔”。可人们对陵墓内豪华的宫殿,高贵的殡葬,陪葬珍宝之多和被盗情况,却鲜为人知。
       据史书记述:“汉制天子即位第二年营建“寿陵”,天下赋税三分之一,供建筑寿陵之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开始修建陵墓,他在位54年,茂陵营建53年。这座陵墓规模之大,修建之豪华,远非西汉诸陵可比。《关中记》说:”汉诸陵皆高12丈,方120步,惟茂陵高14丈,方140步“。内有地宫,占地一顷,深13丈,墓室高一丈七,四周边长二丈,墓室四面各设有能通过放六匹马架之车的墓道,各墓道还埋设暗箭,伏弩等机关,以防偷盗。

       关于茂陵陪葬的战报,史书多有记载:《汉书*禹贡传》说:“武帝地宫内充满大量稀世珍宝,除随葬金银珠宝外,还有珍兽、鱼龟、牛马、生禽,凡百九十物尽内藏之”。由于武帝在位时间长,每年都有罕见的珍宝置于陵内。他死后入葬时地宫已塞满,不复容物。据说连西域康居国王赠送的玉箱、玉仗和他生前经常阅读的杂经3卷,都盛以金箱,一并埋于地宫。
       “当时为了使尸体不朽,用小玉具填塞死者的七窍。武帝在棺椁内,口含蝉玉。身着金镂玉衣”。《西京杂记》载:“武帝玉衣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鳞之象,世谓之蛟龙玉衣”》。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巨大的藏珍聚宝之地宫,却多次被盗。

       第一次被盗是在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汉武帝内传》说:“帝冢榟宫内有玉箱、玉仗,是西域康居国王所献,帝甚爱之。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刹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时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
       第二次发生在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汉武帝内传》说:“武帝生前地宫素藏之杂经三十卷,被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崖石中得之,盛以金箱。书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书日月是武帝时。宣帝问武帝侍臣典书郎冉登,登说这是孝武皇帝殡殓时之物。”
       《中国史简编》载:“第三次被盗是公元25年9月,赤眉军分为十三营,共三十万人,击败更始军,入长安后,因粮草、经费匮乏而大肆掳掠,他们出城整整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打开了茂陵羡门,成千上万起义军,搬去陵内陪葬品,几乎搬了几十天,但陵中之物仍未减半。”
       据《中国帝王陵寝》载:“第四次被盗是唐僖宗三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再次盗掘茂陵,使大量金银玉器散落于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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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2 02:12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七(作者不详)
       “千疮百孔”的刘邦墓

       1月16日,记者沿咸阳市东郊五陵塬公路进渭河北岸西汉九陵的腹地时,几个打开这里古墓的盗墓贼刚被擒获。
       这个方圆不到1000公里的地方看上去广袤无人,投资3000万元的五陵塬公路刚修了一半,路旁一眼望去全是大大小小覆斗形状的坟丘。包括刘邦在内的西汉九代帝王便身葬于此。据说,西汉陵是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准备重点开发的旅游景区,但现在人迹罕至。“一到晚上,这里会是另一个情景,本地和从河南那边来的盗墓贼都出来活动。”与记者一同驱车前往的国家资深文物专家许还山80年代到90年代初曾在这片古墓群集中地做过考古调查,他说:“这里可能是地球上任何生产物品的地产中价值最高的。”许地山说,一年前,一个从陕西被盗的兵马俑头在广州海关被截,据说中间货主是一名经营石油生意的伊拉克文物商,开价超过1亿元。“一个盗墓贼,花费三天功夫,把这里最常见的一个汉俑从50米深的地下搬运到表面来,他十年的生计就有着落了。”“光咸阳,不算地上文物,古墓葬就有1135处。”许感慨地说,“这个贫穷的地方太容易产生犯罪冲动。”

       1月14日刘邦长陵被盗的经过有些戏剧性。咸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文物侦查大队队长高检安把一次缴获的二十来件盗墓工具拿给记者,里面有几十斤重的大绳、探杆、探铲、安装在遥控汽车上的无线探头、撬杠和夜视仪。“现在盗墓者都是全副装备。”高检安回忆,1月14日文物侦查大队防挖支队接到举报称“田里有影子在晃”,15日早晨6个警员布下埋伏,半小时功夫,窑店镇三义村农民党军利刚从地底伸出头来,就被逮了个正着。“本以为任务完成了,没想到,我们一个警员下午回长陵清理现场,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一个人正满头大汗地往地上搬东西。”高说,“盗墓的人胆子越来越大,他们挖了一个洞,是死也要见到东西的。”
       “幸亏被盗的只是一个陪葬坑。”陕西考古所原所长石兴邦在家里接受采访时说,“要真是刘邦主墓,事情恐怕会惊动高层了。”而记者采访的众多陕西官员对长陵被盗一事都口风甚紧。咸阳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科官员张民生一再强调:“只是一个小墓,没丢啥东西,没什么可了解的。”

       真相却并非如此。仅长陵61亩范围陵区,记者看到可供一人进出的盗洞就在二十个以上,仅将近800米的刘邦主坟丘四边,就有参差不同的九个洞口。已经无法考据这些盗洞究竟是什么时间留下的,但可以断定,刘邦墓已远非被盗墓者首次光顾。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散布在陵区的上万个梅花点式的密集探洞。记者大致测量了一下,深的探洞超过30米,一般的也有15米左右。许还山告诉记者,在现存汉陵里,刘邦墓陪葬墓最多,有63座,“一开始这些陪葬墓也有显著的坟丘,年代长远后,小坟丘就消失了。这给盗墓增加了难度,盗墓者要判断墓穴位置就必须依靠这种密集钻孔式勘探。”有意思的是,以如此密集程度的探孔来推算整个陕西省古墓被盗掘的程度,盗墓的历史与现实可以被描述得简单而清晰,许说:“如果把陕西的所有盗墓钻孔连起来,足以把地球打穿三个来回。”

       据张民生说,咸阳共有700多名文保人员、90多个文保基层组织和32个省级以上文保单位的文管所,“这几年用于文物基础建设和文管所建设的投入高达2000万元”。尽管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题着鲜红大字“护卫国宝、无尚光荣”的刘邦长陵文物管理所仍然空无一人。生锈的铁门上了锁。距这栋空房子5步之遥的地方就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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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3 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3 01:59 编辑

       焦南峰:汉阳陵重现文景盛世2006年
       口述:焦南峰   采写:张弘

  人物
  焦南峰,1954年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岚皋县。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七七级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秦汉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至今。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与文物》主编、阳陵考古队队长,研究员。1982年至1986年,参加和参与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和秦宗庙遗址等大型项目的考古勘查、钻探和发掘研究工作,1994年至今一直在汉景帝阳陵主持发掘工作至今。

  发现背后
  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始建于公元前153年,阳陵陵园西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相接,东至咸阳原下的泾河谷地,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最宽处约3公里,其平面呈两端宽大中间细小的宝葫芦状,实际占地面积12-13平方公里。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惟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阳陵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边长近420米。其四周有夯土围墙,墙宽约4米;四墙中部均有与南门阙形式相同的“三出阙”。陵园中部为封土堆,呈上小底大的覆斗(像倒扣着的古代量器———斗)形,底边长约168米;顶部边长约60米;高约32米。封土底部四边距围墙距离大致相等,约120米。
  此前,在取得阶段性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先期建成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和南阙门保护厅。今年3月31日,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建成并开放。

  建立考古队巧妙解决经费

  1990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到咸阳机场专用公路修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了一些从葬坑,就组建了以王学理为队长,尚志儒为副队长的汉陵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进一步的钻探。
  他们发现了阳陵南区、北区从葬坑,发掘出大量彩绘裸体陶俑。1994年,王学理先生退休了,所里就派我去继续做那里的工作。
  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组建新的考古队,此外还有经费问题。省文物局和考古所虽然每年都给阳陵拨有专款,但对考古队来说是杯水车薪,仅够维持日常开支和应付小规模的考古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听说省文物局正准备组织力量对位于西安市高陵县境内,仅与阳陵相隔两三公里的一座多次被盗的唐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我立即与队上的同志商议,最后决定向文物局请缨,承担这座唐墓的发掘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主要考虑到,那座唐墓距阳陵不远,其发掘资料可能对研究阳陵在历史上的地理变迁有很大价值;此外,在发掘过程中尽量节省经费,以解决阳陵自身的考古科研经费问题。

  发掘初唐名臣李晦墓

  这个唐代的墓很特殊。根据宿白先生的研究推测,关中地区高级贵族们都是双室的唐墓,分前后室。我们发掘的这个墓前后室都被盗空了,我们没有找到一件完整的文物。
  里边落下了盗墓贼穿的衣服,使用的工具。甚至邻近的村里有一些小孩到里边去玩,在墓室上写了字“×××我爱你”。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西边墓室的墓道壁往西又有一个龛伸进去了。一般的壁龛最多也就两米左右,但我们往里挖了十多米也没有看到头,这么长的壁龛很让人费解。队员中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深挖。但我继续坚持。
  由于壁龛越来越深,空间也越来越小,取土非常困难,民工们只能一筐一筐往出运土。这样又过了半个多月,挖到30多米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砖封门,看见第三个墓室———这在唐代的墓里面是首次遇到。进去以后我们发现,这里才是真正的墓室,那两个墓室可能是象征性的或者是疑冢。
  在墓室里,我们发现了墓志一盒,发现了带有线刻画的大型石椁一具,同时出土了一批壁画,尤为重要的是墓室中出土了139件唐三彩。这座墓的墓主为李晦夫妇。李晦是初唐名臣,官居秋官尚书。这里的发现在学术上也有几点收获:一个是首次发现了三室的唐墓,增加了唐墓一个新的形制;第二,因为它有墓志,上面的纪年为公元689年,这说明这里出土的三彩俑是截至目前有纪年记载的最早的一批三彩俑;第三,经过初步检测发现,这里出土的唐三彩不是在长安地区烧造的,可能是洛阳烧造,对研究唐三彩起源、产地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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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01: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4 02:16 编辑

       焦南峰:汉阳陵重现文景盛世(续)
       口述:焦南峰   采写:张弘

  西汉帝陵陪葬墓园的首次发现

  1996年,我们开始发掘阳陵的南阙门。此前,刘庆柱先生发掘过杜陵的南门。我们对照着他的发掘平面图发掘南阙门的东半部。结果发现,这里的实际情况与杜陵不一样,杜陵是一个两出的阙门,南阙门是一个三出的阙门。在汉代的时候,国家有规定,皇帝可以使用三出的阙门,官员可以用两出的门,一般的老百姓只能用一出的门。到目前为止,这是发现最早的三出的阙门。
  同时,我们又发现了最早的建筑上的装饰。根据这个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里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保护性的设施,这就是现在修好的阳陵南阙门保护大厅。
       南阙门发掘完以后,我们考古队准备把西汉帝陵的整体轮廓搞清楚。这方面的工作原来做过一些,但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西汉帝陵的整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考古队的同志把秦始皇陵、汉杜陵等参考图贴在墙上,每天琢磨,我们还请教了俞伟超、高崇文等先生。当时正好有一个契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汉阳陵东侧要搞泾河工业园区。按照实际情况,建立这个工业园区应该经省文物局批准。但当时汉阳陵的保护区只包括帝陵封土、后陵封土和个别陪葬墓,而阳陵的大部分都不在保护区内。到我们知道时,许多企业已经购置了大片土地,我们只好抢在他们基本建设前进行考古钻探。钻探发现,这里有大量的墓葬。在发现墓葬的同时,发现个别墓葬周围有沟。我们意识到这个沟很重要,就让钻探的工人顺着这个沟来钻探,结果发现了几十条东西向的沟和数量更多的南北向的沟。这些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沟交会起来,形成一个一个矩形的区间。这里每一个区间内都有一座大型墓葬和若干座中小型墓葬。我们认定这一个个矩形的区间,就是一座陪葬墓园。有意思的是,这些陪葬墓园排列整齐、南北对称。
  陪葬墓园的发现,在西汉帝陵研究上尚属首次。

  西汉帝陵形制为“亞”字形

  在钻探陪葬墓园的同时,我们又开始钻探帝陵。首先,我让工作人员去探帝陵的四条墓道。原因是学术界有人认为,西汉的帝陵是南北向,有人认为是东西向。而帝陵的方向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帝陵的制度及整体布局。在此之前,王学理先生曾经安排人在这里钻过,但没有大的发现。
  因为当时修阳陵的地面和现在的地面高差在六七米左右(墓上面的封土有29米高),当时用的洛阳铲只有3米多。
  钻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王保平副队长就把两个探铲接起来。一探,还是没有探到。就又接了一根探铲,加起来有近10米的长度。这回探到了。我们首先找到了东墓道,然后找到了西墓道、北墓道和南墓道,东墓道最长、最宽,并与陪葬墓区中部的神道一字相连。钻探解决了西汉帝陵研究的一个问题,证实西汉帝陵形制为“亞”字形,坐西面东。
  在探墓道的同时,根据其他西汉帝陵的资料,我们感觉帝陵周围除了墓道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遗迹或遗物,继续钻探以后发现了八十六条从葬坑和四条排水渠。接着,我们又开始探皇后陵。皇后陵也是“亞”字形,周围有从葬坑二十八条。为了解已钻探发现的帝陵陵园86座从葬坑的形制及内涵,1998年7月至10月考古队对帝陵东侧的第13号从葬坑东端的22米进行了试掘。
  发现了大量的文物,主要是陶塑动物和陪葬器物。1999年2月,省文物局安排我们发掘了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从葬坑。
  1999年,长庆油田在阳陵东侧的泾渭三角洲上东边征了一千多亩地。我们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时,经过钻探又发现了阳陵邑。陵邑起源于秦始皇陵,是秦汉时皇帝为修建和保护陵墓建设的县级居民点。
  阳陵邑的道路纵横交错,形成了四十多个“里”,这些“里”中,有不少有房屋建筑遗址,出土了建筑材料。阳陵邑大的布局非常清楚,但具体的建筑情况不是很清楚,主要是破坏严重。发掘出来的带大量文字的遗物可以证明是阳陵邑。

  筹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

  阳陵的钻探和试掘成果引起了所领导、省文物局领导的重视。在发掘的过程中,我们省文物局局长张廷皓请来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领导们看了发掘成果和钻探图,决定修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
  1998年9月14日,阳陵考古陈列馆破土动工。经省文物局、考古所和我们考古队努力,很快在汉阳陵征用土地2平方公里,建起了汉阳陵陈列馆。1999年10月1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2002年,南阙门保护大厅建成开放;2006年3月31日,在我们发掘的帝陵东侧11-21号坑遗址上建设的我国第一座全地下博物馆正式落成。
  回想十二年的发掘研究工作,我们考古队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汉阳陵的整体布局基本搞清楚,为西汉帝陵制度的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而我们更为高兴的是,我们亲手发掘、修复、保护的遗址、遗物能够展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使之直观地了解汉代历史,走进“文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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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02: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5 02:32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八(作者不详)
       汉长安城初露真容

       2200多年前,西汉定都长安,即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部,并在此延续了200余年的统治。西汉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之一,都城长安曾与古罗马并列为古代东西方两大都会。

       迄今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同时期罗马城的4倍。它不仅是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都城遗址。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从城墙、城门到道路,一步一步地逐渐勘察出汉长安城的平面形制与各种建筑的大致布局。从长安城的选址上可以看出,长安城的建设突出考虑了城市水源和都城安全两方面因素。
       长安城北有渭水自西向东流过,南部有6条发源于秦岭的河流,从南向北流入渭河。加上渭河北边的泾河,形成了“八水绕长安”的地理形势,使汉长安城有充足的水源保证。
       长安城建在西南—东北走向的龙首上,地势从最高的西南逐渐向较低的东北过渡。毫无疑问,皇宫未央宫被安排在最高处——城市的西南角,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在东南角,后妃的宫城——桂宫、北宫、明光宫在中部。市场、手工业作坊和百姓生活区则被安排在了北部。宫城或宫殿区位于都城之内的制高点,这不只是为了防止水患的需要,还考虑了安全问题。

       汉代宫城布局接近现代城市

       据考古发现,汉长安城分11个区、8条大街及12个城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说:“8条大街宽度基本相同,都在45-55米左右。这显然是出自统一规划。”
       考古调查显示,汉长安城的平面呈方形,但并不规整。由于城墙在长乐宫和未央宫建成之后才开始兴建,因此为了迁就二宫和河流的位置,形成南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墙曲折如北斗七星的形状,有“斗城”之称。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砌而成,高12米,基宽12-16米,墙外有宽8米、深3米的城壕沟。据实测,东墙长6000米,西墙长4900米,南墙长7600米,北墙长7200米,合计25700米。城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
       城墙四面各开3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合计12门、36门道,与张衡《西京赋》所述“方轨十二”、“三涂洞开”等相吻合。门道一般宽约8米,恰好相当于当时4个车轨的距离。城门上原有木构门楼,西汉末年被焚毁。
       城内的大街都与城门相通。主要街道有8条,相互交叉。其中最长的安门大街长5500米,其余多在3000米左右。道路一般宽约45米,路面以水沟间隔分成3股,中间的御道宽20米,专供皇帝通行,两侧的边道各宽12米,供官吏和平民行走。为美化环境,路旁还栽植了槐、榆、松、柏等各种树木。
       刘庆柱说,当时城内人口约有24万,如果连周围的卫星城镇计算在内的话,人口可达120万。城内不同的区域,包括宫殿政治区、贵族豪宅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商业区等,与现代城市布局有几分相似。

       未央宫是古代规模最大的皇宫

       汉长安城皇宫——未央宫面积达5平方公里,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皇宫,远大于北京明清时期紫禁城的0.724平方公里。
       作为都城的政治中心,未央宫中部遗存从表面看起来仅是一座小土丘,但对考古学家们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需要通过研究夯土高度、层次、颜色等,分析出已消失的古代建筑及其它历史信息。
       “从夯土的高度和遗留下来柱础石(支撑大殿柱子的石头)来看,这里一定存在过恢弘的建筑。”陕西考古学会会长石兴邦说。

       后妃宫殿发现多处地下秘道

       除了地上建筑,考古学家还发现,汉代宫城内的后妃宫殿之中存在多处地下通道,主要集中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皇后居住的未央宫椒房殿、嫔妃居住的桂宫等地。
       长乐宫前殿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罗家寨村北,是迄今钻探到的长乐宫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遗址。它的中心是一个大型夯土台基,紧贴台基北边沿的一条东西向半地下通道和一组半地下房子保存较好。有专家认为,这条长34.29米、最宽处1.9米的地下通道是皇宫中的秘道,是皇族以备不测的建筑设施。
       “这些地下通道多发现于后宫或后妃宫殿之中,有的还设有门房,以控制人们的进出,在以前的古代宫殿遗址内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建筑。”刘庆柱说,这可能与当时皇帝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依靠他们来协助自己统治国家有关。

       汉长安城考古将持续数百年

       虽然中国从2005年起决定每年投入2.5亿元保护包括古代都城在内的大遗址,但靠近市区的汉长安城遗址,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坏。
       刘庆柱说,近年在汉长安城遗址中,增加了不少新建筑,它们均是未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而私自建设的违法建筑。一些高层建筑已对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长安城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他说:“现在对汉代宫城的发掘不足其整个面积的千分之一。虽然50年的挖掘让宫城布局基本清晰,但对这种大型遗址的研究,如同对庞贝遗址的研究一样,可达数百年,仍需数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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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6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九(作者不详)
       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上,面积约36平方公里。在西汉时期,作为首都的长安城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汉朝之后又有数个王朝定都于此,隋朝初年迁都至大兴城后,这里被废弃。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区的西北郊外。1961年,汉长安城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1年,兆伦铸钱遗址并入。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开始在渭河以南、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200年)命萧何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起修筑城墙。惠帝三年春(前192年),修筑达到高潮,先后征发了14万人筑墙,到五年秋(前190年)建成。汉武帝继位后,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在城南开太学,在城西扩充了秦朝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至此,经过近一百年的兴建,汉长安城的规模始告齐备。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繁盛一时。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西汉末年,长安城毁于战火。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汉末,洛阳被董卓纵火烧毁后,汉献帝曾迁回长安居住。此后的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也都将首都设在这里。隋朝初年,隋文帝认为汉长安城过于狭小和破旧,于是命宇文恺在东南方兴建新的都城。自开皇三年(583年)迁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后,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汉长安城便被永久地废弃了。

       布局

       汉长安城的平面呈方形,但并不规整。由于城墙在长乐宫和未央宫建成之后才开始兴建,因此为了迁就二宫和河流的位置,形成南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墙曲折如北斗七星的形状,有“斗城”之称。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砌而成,高12米,基宽12-16米,墙外有宽8米、深3米的城壕沟。据实测,东墙长6000米,西墙长4900米,南墙长7600米,北墙长7200米,合计25700米。城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
       城墙四面各开三座城门,南墙中为安门,东西两侧为覆盎门和西安门;北墙中为厨城门,东西两侧为洛城门和横门;东墙中为清明门,南北两侧为霸城门和宣平门;西墙中为直城门,南北两侧为章城门和雍门。每座城门都有三个门道,合计十二门、三十六门道,与张衡《西京赋》所述“方轨十二”、“三涂洞开”等相吻合。门道一般宽约8米,恰好相当于当时四个车轨的距离。城门上原有木构门楼,西汉末年被焚毁。
       城内的大街都与城门相通。主要街道有8条,相互交叉。其中最长的安门大街长5500米,其余多在3000米左右。道路一般宽约45米,路面以水沟间隔分成三股,中间的御道宽20米,专供皇帝通行,两侧的边道各宽12米,供官吏和平民行走。为美化环境,路旁还栽植了槐、榆、松、柏等各种树木,茂密如荫。

       汉长安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贵族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一带,称作“北阙甲第”。居民区分布在城北,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160个“闾里”。著名的“长安九市”则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由横门大街相隔,分成东市三市和西市六市。东市是商贾云集之地,西市则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
       据考证,汉长安城的布局和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相符。它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体系。

       宫殿

       长乐宫在汉长安城的南隅,又称东宫,是由秦兴乐宫改建而成的。汉朝初年,刘邦从栎阳城徙居此宫,受理朝政。惠帝以后改为太后的居所,西汉末年毁于兵火。宫殿平面为不规则的方形,周围筑墙,周长1万余米,面积6平方公里左右。宫内主要有前殿、临华殿、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神仙殿、永昌殿和钟室等14座建筑。宫墙四面各有一门,东门和西门外有阙。

       未央宫在城的西南隅,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所。西汉、王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各朝代的皇帝都曾在此处理朝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隋唐时期,未央宫被划入唐长安城的禁苑。唐武宗时重修了宫殿,因此现存遗迹有很多是那时遗留下来的。
       未央宫的平面接近正方形,四面筑围墙,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宫城四面各辟一门,在东门和北门外立阙。宫内有40多座建筑。其中最高大的是前殿,居全宫正中,台基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最高处达15米,是利用丘陵建造的。其他建筑还有温室、凌室、织室、曝室、天禄阁、石渠阁、宣室殿、麒麟殿、椒房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德殿、朝阳殿、柏梁台以及鱼池、酒池等。各殿之间都有“复道”相通,以备缓急。

       在长乐和未央二宫之间有一座武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80米,南北宽322米,四周筑墙。墙内有七个仓库,每库分为四个库房。房中原有排列整齐的兵器木架,现已朽坏。武库建于汉高祖八年(前199年),系丞相萧何营建,是当时全国的武器制造和贮藏中心,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西汉末年被焚毁。
       城中另外三座宫殿都是后妃们居住的宫室。桂宫位于未央宫北,靠近西墙,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880米。明光宫在长乐宫北,具体位置范围不明。其正殿遗址被后世的多种建筑叠压,因此泛称为楼阁台。北宫位于未央宫以北,具体位置亦不明。据记载,各宫殿之间都架设飞阁和地面复道相连,彼此往来,外人不能看见。近年来在宫城内外进行的各种考古活动中,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铁器、铜器、石器、瓦当、骨签和货币等,具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城郊

       上林苑是一组巨大的宫廷御苑群,位于长安城西,秦代时即已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大事扩充和改建后,有离宫别馆数十处,周长达100多公里。据《汉旧仪》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记载,苑内豢养百兽,“长安八水”也尽在其中。此外还有训练水军的昆明池,种植蔬菜的温室,铸钱场所“上林三官”等各种机构。东汉时,上林苑被废弃。
       上林苑最主要的建筑是建章宫,与未央宫隔衢相望,有飞阁相连。因为不受城墙的限制,所以宫城规模特别庞大,豪华程度也更甚于未央宫。宫墙周长10余公里,南面开正门阊阖门,门内有别凤阙。北门和东门外也分别有阙,名北阙和凤阙,后者的遗迹至今尚存。宫城由36座殿宇组成,号称“千门万户”。主要建筑有前殿、骀荡宫、馺娑宫、枍诣宫、天梁宫、承光殿、奇华殿、鼓簧宫、广中殿、函德殿、神明台和井干楼等。此外,宫域北部还有太液池,池中起高台,并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岛。西汉末年,王莽为建造宗庙,拆毁了此宫以及附近宫室多处。
       汉武帝为训练水军,在上林苑内开凿了昆明池。目前其遗迹是一片洼地,面积10余平方公里。池中有一高地是当时的岛屿,应为豫章馆之所在。东西两岸有牵牛、织女石像,高3米多,至今保存完好。池畔还有多处建筑物的基址,可能是宣曲宫、白杨宫、细柳宫等的遗址。

       王莽执政时,将长安改名为常安,并在城南郊按儒家传统的礼制观念和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兴建了辟雍、灵台、泰一和九庙等礼制建筑。目前能明确辨认的是辟雍和九庙的遗址。辟雍的平面外圆内方,中为一圆形夯土台,上有平面呈“亚”字形的主体建筑。其周围是边长235米的夯土围墙,四周辟门,墙外还有直径360米的圆形圜水沟。九庙遗址有12处基址,其中11处被一堵边长1400米的方形围墙包围,另一处在南墙的外侧中部。所有基址的形制相同,中央为平面呈“亚”字形的主体建筑,四周是方形围墙,墙上四面辟门。

       汉长安城周围尤其是北墙附近分布着不少制陶、铸钱和冶炼的作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4年发现的上林苑兆伦铸钱遗址,也就是西汉时的国家造币中心“上林三官”。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户县大王镇南兆伦村,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600米,面积达90万平方米。遗址的南部多瓦砾,其北有坩埚残块、铜渣、灰堆等堆积。遗址中北部有许多铸钱残范坑和废弃钱范堆积,其中还出土有陶拍、定位销、青铜工具等文物。据文献记载,“五铢钱”即诞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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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7 02:25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七十(作者不详)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南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该墓葬保存完好的女尸,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湿尸。这具古尸入土已经2000多年,仍保持着栩栩如生的面目和弹性肌肤,令人不可思议。同时,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一大批品种繁多、保存完整、价值极为珍贵的文物,堪称中华文明古国的瑰宝。

       在中国南部的湖南省长沙市东郊,民间一直流传说此地有一个大型墓葬,有的讹传说一个姓马的王侯葬在这里,因此,这里一直叫“马王堆”;还有传说说,这里埋着古代长沙王的生母,并因此产生了一些传奇故事。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次无意的发掘,这个传说中的大型墓葬的主人才终于被确定。
       1971年,就在长沙马王堆,人们正在挖掘地下室,当挖掘到地下十几米的时候,施工者发现大量又细又软,就象面团一样的白膏泥。工人用钢钎向下打眼钻探,当钢钎从白膏泥中抽出后,钻孔中冒出一股呛人的气体。当时正好有人划火柴,这股气体被点燃了,发着蓝中带红的火苗,像一条扭动的蛇一样燃烧。有人往火焰上浇水,但水泼上去却被强大的气体压力反喷出来。最后用泥袋堵住钻孔,才将火焰熄灭。

       经专家实地探察,初步确定被挖的地下是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人们发现,墓底和椁室填满了1米多厚的白膏泥,在白膏泥下面铺着厚厚的木炭,约有5千多公斤,装了整整4辆卡车。木炭被取完后露出了棺椁,棺椁上铺着几十张竹席,刚出土时,竹席颜色嫩黄,光亮如新,但仅十几分钟,竹席就变成了黑色的朽物。墓中有四层套棺,外面的大椁长近7米,宽5米,高近3米。
       棺椁打开以后,人们被墓主女尸栩栩如生的面目惊呆了。这具女尸外形完整,面容清晰可辨,头发光鲜,手指脚趾纹路清晰,皮肤湿润,肌肉有弹性,四肢关节可以活动。解剖发现,女尸各内脏器官完好,食道、胃及小肠内有甜瓜子100多粒,说明墓主人是在吃甜瓜子时死的,死亡的时间应在瓜熟季节。墓中有“妾辛追”的名章。据考证,墓主埋葬于公元前2世纪,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名叫辛追。

       “千年不腐女尸”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专家、游客、拍电影的、搞科研的,全都赶到了长沙市。据有关部门统计,马王堆女尸出土后很短的时间内,长沙市的流动人口陡增了5万。
       辛追墓发掘后的两年间,在其附近又发掘了两个大型汉墓,据考证,一个墓主就是辛追的丈夫、长沙国丞相利仓,另一个墓主则可能是他们的儿子。这三个墓葬被统称为“长沙马王堆汉墓”。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器、帛画以及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价值极为珍贵。该墓出土了1400多件纺织品,被称为“令人惊叹的西汉丝绸宝库”。其中有两件素纱单衣,衣长有1米多,两袖伸直近2米,而重量仅有28克,长袍式的单衣,折叠起来就能握在一只手中,穿着起来,就象古书中说的“薄如蝉衣,轻若烟雾”,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墓中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不仅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还有中国最古老的医药专著《脉法》和《五十二病方》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许多原有的学术观念和传统认识。

       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并且有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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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8 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8 01:33 编辑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续)

       旅游者来到长沙,除了要登上岳麓山,一览周围景色之外,大都要去马王堆汉墓及其博物馆转上一遭,去看一看一号汉墓出土而不腐的古代女尸,以及三号墓室所展现的隆重场面。围绕着这两个古墓,有个值得探究的谜。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在我国的考古界算得上惊人的发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时隔2000多年,墓室的女主人─── 一位贵夫人的尸体以及葬具和附葬品,都保存得格外完好,特别是女尸,在刚刚发掘出来时,皮肤还有弹性。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那么,古人是采用何种办法,从而使古尸保存得这样完好呢?

       经过分析、研究,人们似乎发现了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近似真空的墓室条件。墓室筑在深达16米以下处,上面还有底经50-60米,高20多米的大封土堆,不透气,不渗水,封闭极严。而尸体又殓入多达6层的厚木板涂漆棺椁之中,棺椁四周采用粘性和致密性很强的白膏泥、吸湿性很强的木炭填实。这层层“关卡”,使得水与空气的浸蚀无能为力,从而造成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近于真空或即是真空。
       其二,是人们在棺椁中发现了一种红色的液体。这种夜体无疑具有防腐的作用,是入葬时特意注入的防腐剂,这种特殊的防腐剂,可以杀死随着尸体和随葬品入葬附带的细菌。在我国古代的药物书中就有关于防腐剂的记载。但是,这种红色液体究竟是由哪些物质所构成,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三,在墓室密封之后,不但可消除外界光线、温度、湿度等对于葬具、随葬品和尸体的损害,而且在墓室里形成了恒温和相对稳定的湿度,使整个墓室处于一个固定的环境之中。更绝妙的是,当初发掘的时候,人们用探铲往墓室里打洞,结果从里面喷出了很强的气流。这种气流的急剧喷出,说明墓室内的大气压高于墓室外面。这种气流是由于开始下葬时带进去的细菌的作用所产生的沼气,沼气的积聚达到饱和,从而加大了墓室内的压强,饱和的沼气对于细菌有杀伤作用,而高压也同样使细菌无法生存,这与充气罐头的杀菌道理是一样的。
       此外,人们还分析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说起来也都不无道理。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棺葬中的红色液体究竟为何物,却无人能辨析出来,不知这一奇异的谜何时才能解开。

       赵成文教授曾于2002年1月成功地为江西出土的朱元璋孙子明靖王之妃进行面相复原。此次他利用自己研制的“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组合系统”为马王堆女尸制作的4张标准图,分别描绘了丞相夫人50岁、30岁、18岁的面相,其中,50岁的图片还分正面和侧面两张。据悉,湖南省博物馆将根据复原的面相资料制作出其全身蜡像,在马王堆汉墓文物迁入新陈列馆时展出。

       今天9时,随着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赵成文用鼠标在电脑上描完马王堆女尸面相的最后一笔,并将制作好的女尸面相复原标准图拷入软盘,标志着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面相复原标准图正式完成。这个承载着2000多年前人类面相信息的软盘,将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从位于沈阳的中国刑警学院出发,于数日之后抵达汉代女尸的故乡———湖南长沙。
       此次复原的马王堆女尸系西汉时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距今已将近2200年。据史料记载,利苍夫人名叫辛追,死时约50岁。1972年,辛追的墓葬被发现。辛追尸体出土时,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指、趾纹路清晰,肌肉尚有弹性。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湿尸,出土后震惊世界。

       辛追的面相在3个年龄阶段各有特点:18岁的辛追面庞红润,柳叶眉,杏核眼,小尖鼻,薄唇嘴,眉宇中透着一股灵气;30岁的辛追较18岁时略显丰满,眉毛微微上翘,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干练;50岁的辛追一眼看去雍容华贵,却面带病容,鱼尾纹布满眼角,眼袋下垂。
       赵成文教授为记者演示了面相复原的全过程。第一步是将辛追的颅骨x光片扫描进电脑,然后根据绘画中的“三庭五眼”理论,用4横5纵的9条直线确定五官位置和大小。然后,参考出土时为辛追尸体拍摄的照片,以及马王堆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出土帛画,将相关信息输入赵成文教授自己研制的“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内,再按照人体解剖学和人类学原理,从这个系统的部件库中寻找与辛追颅骨相匹配的五官部件。然后再运用美术、医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行制作。

       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主任、人类学家依伟力教授说,依照人类学基本原理复原古尸面相是科学的,赵成文教授作为中国刑事相貌学的奠基人,曾运用“颅像复原法”成功复原多具腐烂无名尸体的面相,为侦破国内多起重大刑事案件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悉,湖南省博物馆将于28日马王堆女尸出土30周年纪念日,向世界公布女尸面相标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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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9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9 01:19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七十一(作者不详)
       马王堆西汉墓探秘

       被称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马王堆西汉墓发掘,也是二十世纪惊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如今,当我们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而对本世纪进行清点的时候,在我国七十年代初所进行的这场特殊的考古发掘,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本世纪的结束又再次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

       虎溪山汉墓的发掘,更加凸现出马王堆的奇迹
       就在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到这座两千年前的汉墓时,今年8月底又在湖南沅陵虎溪山发现一座汉墓,虽然其规模与发掘成果还不足与马王堆汉墓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它与马王堆汉墓的特殊关系并与之相呼应,许多东西相互印证,虎溪山汉墓的发掘更加衬托出了马王堆作为本世纪重大考古发现的光辉一页。
       由于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用于密封的白膏泥太少,加之棺椁木质属柏木,经不起水的沤泡,所以该墓的保存状况不好,墓主尸骨无存,不少珍贵文物化为泥水,但从已经发现的部分随葬物品如漆器等来看,这座汉墓与马王堆汉墓形制极为相似,通过虎溪山汉墓发现的墓主印章,从而确定了该墓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之墓。据考证,吴阳死于公元前162年,距今2100多年,比长沙马王堆三号墓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的墓葬晚6年,和马王堆一号墓利苍之妻辛追可能同时。而利苍任长沙国丞相之时,称王长沙的是第二代长沙王吴回,这个人就是沅陵吴阳之父,由此可知第一代长沙王吴芮是吴阳的爷爷。由于虎溪山汉墓保存较差,给发掘带来一定难度,估计要到明年秋天,虎溪山汉墓的发掘才能告一段落,这与保存完美到甚至出土一具活生生的两千年前女尸的马王堆汉墓相比,可以更加凸现出马王堆的奇迹。
       早已远涉重洋的马王堆汉墓文物精粹,先后到过日、美、法、荷等国一展其迷人风采,9月20日,又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文物精华一起到台北故宫博物馆举办汉代文物大展。今天,当我们再次注视这一奇迹时,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已经发掘出来的这些奇迹,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特殊考古大发现中的人和事。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就是靠60把锄头一下一下挖掘出来的
       在1972年以前,地处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的马王堆,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而已,这里只是一个方圆约半里的土丘,杂草丛生的田地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一年,全国还在大兴"深挖洞,广积粮"的群众运动。当时某部队正在马王堆那里大挖防空洞,当洞穴挖到十几米深时,突然一块一块的白膏泥被挖了出来,最后又从一个小洞里冒出呛人的气体,当一个人划着火柴想点烟时,突然一声响动,一团火球在洞中爆响并燃烧起来,经一位老军人推断,这里可能遇上了古墓。部队马上作为重要情报层层上报,后转到湖南省博物馆,又急电国务院,当时国务院文博口即文革前的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得知后,即批示要湖南开始发掘。省博物馆即向当时的省革委会打报告,请求调拨发掘经费,并要求购买60把锄头、40个胶卷。
       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时代,要去挖一个古墓,真是有点不合时宜,事情总是会节外生枝。当时任博物馆副馆长的侯良在二十多年之后回首这件事时,依旧唏嘘再三,他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古墓发掘有很多难以想象的难度,当时一个省革委会的领导颇为不解地对侯良说:“挖一个死人的墓,花那么多钱干啥?国家的钱哪里能乱花,你们馆才40个人,为什么要买60把锄头?40个胶卷有多少张,要那么多干吗?省里拨下的经费我要扣下6000元,给你们6000元就足够了……”后来因人手不够,请劳动局批准30名农村劳力,说是不能影响农业生产,后来派给的民工,最大的71岁,最小的16岁,而就是这样靠着几把锄头一把一把挖起来后,还时常听到许多闲言碎语:“博物馆吃饱没事干,天天去挖死人骨头棺材板子……”尤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时考古所带去的胶卷因为过期而拍出后全部报废,虽然过后又补拍了一些,但是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发掘的真实情况再也没有流传下来,这个遗憾是再也无法弥补了。
       正是在这种不敢想象的精神压力下,考古工作者通过艰苦努力,完成了6000立方米土方的挖掘,一号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挖掘出来的。当见到一个外部长6.67米、宽4.88米的棺椁显露出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兴奋不已,又马上向省里和北京汇报,并请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专家赴长沙指导、协助发掘和清理。
       而当时考古研究所包括其主要负责人和著名考古专家夏鼐在内的大队人马,都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来,因为要考古所协助修复阿尔巴尼亚国宝-----两部羊皮书,事关国际声誉,在周总理的批示下,考古大师夏鼐才与他手下的几个年轻弟子重新回到了考古所。也就是这样,在长沙求援后,考古所才能派专家前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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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30 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30 01:16 编辑

       马王堆西汉墓探秘(续)

       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中,二号墓由于早在唐代就被盗掘,而三号墓亦因白膏泥密封不严,故其墓主早已仅存尸骨,唯独一号墓主人长沙丞相夫人则避开了被盗的厄运,是保存最好的西汉墓。而马王堆之所以震惊世界,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丞相夫人再次面世。据《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称,这位雍容华贵的丞相夫人出土时,其外形完整无缺,全身皮肤细腻,皮下脂肪丰满,软组织尚有弹性,在往其体内注射防腐剂时,其血管还能鼓起来,就是手指和足指上的纹路都非常清楚,令人不可思议。
       而她装殓的华美更让人称奇,出土时,她的前额及两髻有木花饰品29件,并涂彩贴金,而其头发则编有盘髻式假发,其脸上则盖一件酱色织锦和一块素绢,两手则握绣花绢面香囊,两足则着青丝履,贴身穿"信期绣"罗绮丝棉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包裹各式衣着、衿被及丝麻织物18层,从头到脚层层包裹,然后横扎丝带九道,再在上面覆盖印花敷彩黄丝棉袍和"长寿绣"绢棉袍各一件,一共20层包裹,真是华贵不凡。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3000多件,记者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对这位丞相夫人的衣着容貌进行铺叙,是因为其是让马王堆之所以扬名世界的主要原因。试想想,当你隔着两千多年和一个贵夫人相见,能一睹西汉古人的尊容,你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据博物馆的同志介绍,因为这位丞相夫人的出土,当时长沙市的流动人口陡增了5万,而一向门庭冷落的湖南省博物馆一天竟要接待1.4万多名观众。还是在发掘时候,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观众,只好动用部队来维持秩序。
       处在烈士公园之内的省博物馆一时人山人海,有些人由于排不上队看不到丞相夫人的千年芳容,便对放在外面的即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木炭打上了主意,并谣传这种千年木炭能够治病,便趁机将木炭拿回家去熬汤治病。当博物馆知道此事后,不得不将剩余的木炭守护起来。人们见木炭不能带出,便又将眼睛转向了放在院中的巨大椁板。
       从发掘出的汉墓棺椁来看,尽管当时工具原始,但工艺水平极为高超,椁板除表面被砍削得光滑平整外,块与块之间扣接、套榫等处严密牢固,致使整个木椁没用一枚金属钉子就组合得相当完美,其中最大的一块椁室侧板长4.88米、宽1.5米、厚0.26米,重达1500公斤,据此推算,原木的直径在2米以上,这样大的树,其生长期不少于五六百年,从残留的痕迹分析,这块木板是大树被砍倒后用斧锛削成而非用锯子切割,而且从很远的深山老林里运过来,在当时没有大型运输工具情况下,这么重的大树不知古人是如何运到这里的。
       后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湖南方面将女尸秘密转移到湖南医学院保护起来。

       马王堆作为一门专门学问,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去探索
       马王堆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震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不仅仅是出土了一具两千年前的女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这也就是马王堆之所以成为一门专门学说的魅力所在。
       粗略算来,在马王堆发掘的珍稀文物中,有帛画帛图9幅,而那幅被称为"卦象图"的帛画,到目前为止还没人破译出它的真正内涵。而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12万字帛书,是继汉代发现的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的汲冢竹书、清末发现的敦煌经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古文献发现,对中国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内容涵括了中国古代传统图书分类中除诗赋类之外的所有门类,而且大部分是久佚的汉初乃至战国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因而特别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另外还有近千支简牍。还有大量的封泥、印章以及各种服饰和纺织品。其中有世界上仅见的重仅49克的素纱单衣,还有大量乐器、兵器、漆器、陶器、竹木器、金属品、食品、香料、中草药、泥质冥钱等,是汉初文明的形象缩影。

       对帛书进行专门研究和整理的陈长松先生告诉记者,帛书是马王堆汉墓中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帛书面世之后,即紧紧抓住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视线,早在1978年帛书发表部分内容后,就在美国召开了马王堆帛书专题研究会。此后,有关马王堆帛书的研究论著相继出版,至今其研究专著已达40多种。如对帛书《周易》、《老子》、《黄帝书》、《五行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填补了以往许多研究领域空白。
       而马王堆医书已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内容就达14种之多。专家们就帛书所反映的古代经络学说、药物学成就、诊脉法、古代医方、药剂以及养生学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许多令当代人瞠目结舌的汉初医学成就,如从《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帛书的内容中,就可看到当时药物学发展的辉煌成就。单从药物品种来看,马王堆医书中现存的药名总数就有394种。在《五十二病方》中能认定的197个医方中,用单药者78方,两味以上者119方,这说明当时医药学的发展已经认识到药物配伍组方。而六种十篇之多的数术类帛书,因其整理相当困难,至今还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有待以后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在马王堆帛书整理和研究上有所建树的陈长松称,马王堆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仅仅才开始其最基础的整理和研究,就是最基础的帛书整理和二、三号墓的发掘报告也还没有完成刊布,因此马王堆学的准确定义和学说内涵,还有待于有志者去努力探索和研讨。而这种学说的研究,亦如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所说,远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去反复钻研和探讨。
       马王堆这面历史的镜子已向我们照了过来,但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认真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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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31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叹为观止马王堆
       作者  刘正之

  全世界的人们至少两次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1972年的中国。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打破了东西方长期以来的僵局。而不久以后,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车大侯夫人再次震惊了世界。
  时值文革,中华大地大搞“深挖洞,广积粮”,长沙东郊五里牌外的一家医院为建造防空袭的地下病房,擅自将50年代就勘定为汉墓群的2个大土冢选取为施工现场,不料这一未经文物部门批准的鲁莽施工,竟揭开了中国考古发现中辉煌的一页。
  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超过千年的古尸保存下来,但都是类似木乃伊式的干尸,像马王堆女尸出土时这样体型完整、肌肤润泽、栩栩如生的绝无仅有。马王堆女尸是一具不同于木乃伊、尸腊、泥炭鞣尸的特殊类型的尸体,创造了防腐学的奇迹,使人不由对汉代古人的科技水平叹为观止。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教授亲历了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依然非常激动:“当质地优良的四层梓木棺柩打开,女尸呈现出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看上去她几乎就是一具新鲜的尸体。”
  马王堆的3个墓坑里,2号墓早于唐代被盗掘,3号墓主车大侯之子仅存尸骨,只有1号墓主车大侯利苍的夫人辛追幸运地安睡至今,成全了追求不朽的梦想。

  通常专家认为隔绝墓穴与棺椁之间那厚达2米的木炭层和白膏泥构成了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的环境,应该是女尸得以保存完好的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对尸体的处理方法,至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实际上,对马王堆女尸保存方法的探究及出土后的保存措施,始终是个重大课题。”熊传薪介绍道,“它经历了福尔马林浸泡保存、油质防腐剂干法保存的过程,最近发明的塑化保存法即以硅橡胶、环氧树脂或聚脂等高分子多聚物对生物标本进行浸渗聚合,以此取代生物组织及细胞内的水分和脂肪的方法,可以说预示着一个世界难题的攻破。”
  中华古文明历来让子孙后代引为骄傲,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道出土的大量西汉文物,无疑使我们自豪的理由更加充分。文物数目之多、类别之广都极为罕见,生动具体地揭示了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走进省博物馆的展厅,那些精美绝伦、制作工艺极佳的展品一定会让你惊叹。尽管辛追只是汉初诸侯长沙国丞相———车大侯利苍之妻,其夫的地位并不算太高,但是驳杂众多的随葬品反映出她生前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
  三号墓出土的10万余字的帛书,在考古学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例如“道可道,非常道”是大家熟知的老子言论,然而帛书中的《老子》里为“道可道,非恒道”,“常”字原是为避汉帝刘恒的名讳所改。帛书分为6大类,即六艺类(如《周易》和《春秋事语》)、诸子类(如《老子》)、兵书类、数术类(包括天文、地理和神学等内容)、方技类(医学)以及其他类(地图),共44种。这些内容广泛的帛书多为久佚的珍贵历史文献,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帛画帛图尤其是1、3号墓的T型帛画,显示出汉人极高的艺术能力;而名目繁多的纺织品和服饰,更是叫人目不暇接。纺织品包括纱、锦、绮、罗、缣、麻制品、绣品等,仅缯这种丝织品就分为“绣缯”、“素缯”、“锦缯”、“绮缯”、“绀缯”等若干种;服饰里面有一顶我国现存最早的乌纱帽,而集汉代纺织技艺之大成的是那件著名的“素纱单衣”,它仅重49克,名副其实的“薄如蝉翼”。
  此外,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简牍、封泥、印章,提供了墓主人的大量信息;各种精美的漆器、木俑、乐器、兵器、竹木器、角质器,也都反映出当时我国人民手工技艺达到的高峰。自出土至今,关于马王堆文化的研究已有500多篇论文问世,国内外形成了“马王堆学”的学术专题。

  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初,曾经引发了一场风波。
  消息传出,长沙万人空巷,各界人士蜂拥而来,想一睹汉代贵妇尊容,此股热潮很快蔓及华夏。博物馆工作人员为了保护文物,采取措施阻止参观者进入。但是省委政工组的一位军代表,陪同欧洲某国的一个40多人军事考察代表团来到了博物馆,明确提出要让外国军队朋友观看女尸,最后博物馆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他参观后竟然又以“一切服从政治”为由,命令将女尸开放参观。每天1400张门票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得不到票的人潮水般涌进博物馆所在的烈士公园,局势一时失控,省市委派出的数十名警察根本制止不了混乱。几十万人云集烈士公园,馆内外一片骚乱,甚至有人在拥挤中受重伤。最后情况反映到中央,6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事态才得以平息。
  “如今我们每年平均接待参观者20到30万人次,文物再也不会受到特殊年代的威胁了。”熊传薪教授说。目前湖南省博物馆的安全保卫措施在全国是最好的之一。
  20多年来,马王堆文物曾在19个国家展出,受到广泛关注。自1999年9月部分文物赴台展出,引起轰动,为弘扬华夏文化、推动两岸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展会于2000年2月底结束。
  在两株参天大树的掩映下,一座投资8000万元、建筑面积13000多平方米的新馆业已落成,将于10月开馆纳客,届时各方人士能够更好地一睹马王堆文物的风采。
  “北有兵马俑,南有马王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历经磨难却经久不衰,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西汉文明的缩影———马王堆文化这份丰富的遗产,也将保持长久的魅力,永远激励炎黄子孙奋进、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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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4-1 01:21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七十二(作者不详)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

       1972年3月至1974年1月,考古工作者对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
       二号汉墓中出土了三枚印章:一枚玉质私印,刻着篆体阴文“利苍”,两枚是明器(也叫冥器,是为随葬而专门制作的器物)官印,分别刻篆体阴文“軑侯之印”和“长沙丞相”。证明墓主是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的第一代軑侯、长沙诸侯国丞相利苍。利苍受封为“軑侯”,是朝廷赏赐给功臣勋族的爵级,即身阶等级。按汉朝的封爵制度,封给列侯的食县,改称为国。一般来说,封邑在什么地方,就叫什么侯,利苍封邑在軑县(据历史学家推定在今河南光山县和罗山县之间)所以叫軑侯。
       西汉所置各王国,除诸王世代承袭外,另设丞相(或太傅,高祖初年又沿用“柱国”),由中央直接委任,掌握封国的实权,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际上是各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长沙国也如此,而且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多封侯,爵位较高。利苍是长沙国第三代王吴回和第四代王吴右的丞相。长沙国的辖统范围,据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的诏书载,包括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但当时,豫章郡实属英布的淮南国,后三郡为南越王赵佗所割据,实际上只得原长沙郡之地,“波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汉书·诸侯王表序》),即北濒汉水,南抵九疑山,大体包括今湖南大部分,以及相邻的湖北、江西和两广的小部分地区。一号汉墓墓主是利苍夫妇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豨的兄弟。

       在三号汉墓出土的古籍中,有三幅画在绢上的地图。第一幅是《城邑和园寝图》,所绘为軑侯家族墓地和当年的临湘(今长沙)城。第二幅是《地形图》,为汉初长沙国南部即潇水流域一带,以及当时为南越王赵佗占据的五岭以南地区。复原后的《地形图》是一幅长宽各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图面所包括的范围,大致为东经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相当于现在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起新田、全州一线,南面直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按照通常以主区命名地图的原则,这幅地图可以叫做《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深水(今潇水)流域地图》。图中已经用了统一的图例来表示居民地、道路、河流、山脉,图上主区画得非常准确,经勘对推算,其比例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
       关于长沙国的南部境界,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长期以来就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地形图》的发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再参照历史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现就可推知西汉初期长沙国的现状和历史沿革。第三幅是《驻军图》,复原后长98厘米、宽78厘米,用黑、红、田青三色绘制的军事地图。军事地图通常有进攻和防御(包括守备)之分。这幅地图上只标示长沙自己方面的部队,而没有标示赵佗的军队和军事内容,说明它是重在防守的军事地图。西汉王朝长期面临“北有胡(指匈奴),南有越”的威胁。所谓“越”,即指割据长沙国所属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赵佗南越国,西汉王朝虽对赵佗采取绥抚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承认其独立状态。但仍然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战争,长沙国南部成为西汉王朝重点军事防御地区。《驻军图》主区位于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沱江流域一带。指挥部设立在整个防区的中央,据有关专家勘测,初步确定在江华瑶族自治县麻江口镇以北五里的地方,一处三角形古代遗址与地图上所绘指挥所周围的地理环境相吻合。根据《地形图》和《驻军图》以及出土的众多兵器分析,三号汉墓墓主应是长沙国南部防区的司令官。《驻军图》对于了解当时长沙国南部边境的军事部署,长沙国与南越的关系,以及研究西汉初期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实用彩色地图,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原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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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 02:29 | 显示全部楼层
       由马王堆女尸出土引发的风波
       作者  岳南

  长沙马王堆汉墓棺椁的内棺开启后,贵妇人尊容初露。狂飙从天而降,长沙城万人空巷,参观风潮蔓延华夏。周总理作出紧急指令,王冶秋飞抵长沙,女尸夜遁,得以保存。

       狂飙从天而降

  女尸出土的消息很快走出博物馆,在社会上传开。先是省市头面人物和家属及亲朋好友前来观看,再是各单位、机关、团体的公职人员怀着好奇的心理赶来,接下来就是长沙市民们纷纷出动。仅仅几天时间,博物馆已是人头攒动,形同集市。工作人员觉察到苗头不对,建议馆领导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参观者进入工作室,更不得进入盛放尸体的大厅,以免影响和破坏文物。博物馆领导当即予以采纳,将前来参观者拒之门外。
  但这时已被某种好奇心理挑逗起来的参观者却不干了,博物馆派出的劝说者感到力不从心,只好通过文化组的张瑞同向省委汇报,欲将这股参观风潮遏制于萌芽之中。想不到省委某些领导人却不以为然,相反地是让文化组通知博物馆,速作正式展出的准备。
  某日晚饭后,省委政工组的一位军代表,陪同欧洲某国的一个40多人军事考察代表团来到了博物馆,明确提出要让外国军队朋友观看女尸,并指名让侯良进行讲解。
  本来就对这位军代表一向武断处事的方法颇为不满的王,对他这次贸然率领外国军事代表团前来,很是愤懑不平。于是,他告诉侯良说:“按照国家规定,像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新华社没有发布消息,是不允许外国人看的。”侯良觉得此话很有道理,便向那位军代表作了转达。
  那位军代表听后,不满地说:“你说的外国人应是苏修、美帝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样友好国家的同志,为什么不能看?”
  “不管是来自怎样的国家,都要按照规矩办事。我们也到过他们的国家,像这样甚至比这小得多的考古发现,如果他们国家的通讯社没有发布消息,他们同样是不让我们看的。这是国际通用的规矩。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王在一旁解释着。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反正你今天非给我讲不可。”军代表冲侯良发起火来。
  “你这样做是会犯错误的。”王开始正面回敬道。
  “我甘愿犯这个错误,出了问题我一人负责,天下来,我顶着。”军代表吼道。
  当这个外国军事考察团看完女尸和出土的部分文物后,个个脸上面带笑容,随那位军代表走出大厅。刚走出大厅门口,那位军代表便看到外面聚集着一群吵吵嚷嚷的人群,侯良趁机汇报道:“这几天外边的人越来越多,吵着闹着要参观,您看怎么处理,是不是派些警察来将他们赶走,否则……”
  侯良的话尚未说完,军代表便插话道:“赶走,赶谁走?告诉你们,我们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所干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人民服务,既然人民群众要参观,就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就要对他们开放。长沙一共才80万人口,排起队来看,半年就看完了。你们做事总是拖拖拉拉,我今天之所以带人来参观,就是逼你们一下,让你们抓紧筹备展览工作……”
  侯良见自己的汇报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只好再作解释:“现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千多件文物都迫切需要清理、保护,一旦对外开放,恐怕对文物保护极其不利,是不是等清理完后再对外开放?”
  “不行,现在必须给我开放,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总是婆婆妈妈的事多,看到树叶掉下来就以为要打破头。这是政治需要,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政治,你们懂不懂?”
  侯良一听“政治”两字,顿觉事态严重,若不服从,后果自是不堪设想。
  博物馆第二天正式向群众开放。为控制参观人数,尽可能地减少混乱,保护文物,决定将女尸的玻璃棺移于一楼大厅,其它文物全部移入别处清理和保护。由博物馆印制门票,每天发给长沙各单位1400张,并要求接到票的单位集体组织有秩序地前来参观,且只能看女尸,其它文物一概不得观看。至于无票者,当然不得进入。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在没有办法阻止的情况下设计的办法,也许是合理可行的。但是,他们万没有想到,随着那1400张门票的发出,一场灾难性的狂飙巨浪从天而降了。
  那些一时没有得到票的单位或个人,听说这千古奇观竟与自己无缘,满腹牢骚甚至心怀怨恨地向博物馆蜂拥而来。一时,博物馆大厅内外秩序大乱。
  博物馆的领导者立即设法阻止和疏散潮水般涌来的人群。但既然他们已打开了大门,就再没有关闭大门的可能。
  此时,除了长沙城已经万人空巷,那“长沙挖出一具女尸”的传闻,像冬天丛林中的野火又迅速向周围各县镇及其它省份蔓延开来。人们怀着不同的心理携子带妻地向长沙涌来……
  由于有了外地“兵团”的加入,不但盛放女尸的大厅内外人群云集,就连占地几百亩的烈士公园(省博物馆设在烈士公园之内)也已是人山人海,难有立脚之地了。公园之内的篱笆被踩翻、小树被折断、花草自然是被踩成烂泥。而外地来的“兵团”因当天未能看到女尸,索性在公园之内住下来,以便等待第二天再行向大厅“进攻”整个公园霎时变成了一座嗡嗡乱叫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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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3 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4-3 01:39 编辑

       由马王堆女尸出土引发的风波(续一)
       作者  岳南

  公园的领导者目睹眼前的惨景,索性不再向涌来的人流加以谴责,也不再和博物馆交涉,而是直接向长沙市委领导反映,请求市委领导出面加以阻止。长沙市委接到报告,立即和省委军政领导协商,强烈要求省委采取措施,阻止这股突如其来的恶浪。省委领导鉴于长沙市委的强硬态度和眼前的混乱局面,立即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再加派60名警察和原有的20名汇合,共同维持秩序。但当60名警察赶到博物馆时,仍如同几块石子扔入江河湖海,连个浪花都没能激起,就被滚滚巨浪吞没了。省委再次作出决定,指派专人组织街道、工厂等单位的保卫人员共200余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博物馆,想以此制止混乱局面。当这200多人开进后,不但未能制止混乱,反而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为有人疑神疑鬼地编造出:“中央要把女尸拉往北京,再不看就看不到了”的谣言,于是人群又以惊慌、渴望的心态,更加疯狂地向博物馆涌来。长沙市内交通几乎全部瘫痪,整个烈士公园云集了几十万人。
  此时,盛放女尸的大厅内,玻璃棺外的护拦几乎被挤断,整个大厅空气污浊,热浪滚滚,几乎要将人窒息。那些凭着力气与运气冲进来的男女,在饱了眼福之后,欲夺门而逃,涌进的人流又将他们挤撞回大厅。许多人为争夺门口这个阵地被对方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嚎叫不止。就在这大失控、大混乱、大折腾中,有人感到从门口已无法进出大厅,便心生奇计,索性顺着排水管道爬上楼房,砸碎玻璃,踹烂木框,从窗子跳进跳出,其中有一女青年刚将头伸入窗内,就被同时蹿入的人群挤插在木框的玻璃残渣的利刃之上,这个女青年脖颈的脉管当场被切断,顿时血流如柱,哀嚎不已。但此时没有人去管她,更没有人理会鲜红的热血会溅到自己的身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人事不省的青年女子才从窗子上滚落下来,先是被警察发现,后由侯良和博物馆女职工张淑琴用车送往医院抢救,才算保住了性命。
  正当博物馆的领导与职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之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堆古墓发掘出的木炭,自被拉入博物馆之后,由于没有相应的库房存放,只得暂放于院中,在上面盖了几块草席遮阳避雨,随后再未管它。自女尸开始展出之后,不知是谁制造了那木炭可以治病的谣言,使得许多人趁混乱之机,携带竹筐等工具来到博物馆,揭开草席,将木炭扒于筐中,运回家熬汤治病去了。当此事被发现后,博物馆不得不采取监护措施,予以守护。外来的人见木炭不能带出,又将眼睛对准了放在院中巨大的椁板,于是又携带刀斧等利刃,欲对椁板动手。博物馆领导见状,立即率人将椁板匆匆转移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隐藏起来,并派专人日夜看护,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周恩来的紧急指令

  当新华社编发的有关女尸的“内参”转到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手中后,吴阅后有些惊讶地打电话向王冶秋作了转告。对此事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冶秋听后,顿感事态严重,须亲临长沙看个究竟,对事态速作处理,以变被动为主动。想到这里,他立即驱车赶赴机场,以最快的速度飞赴长沙。
  对于王冶秋的突然到来,湖南方面极为重视,除派专人到机场迎接外,省内党政主要领导人专程到他下榻的湖南宾馆汇报情况,并要聆听“王老的指示”。
  这个时候王冶秋尚不知道,博物馆内外的狂飙巨浪不但未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而关于女尸的传闻也越来越多,大街小巷充斥着“那个二千多年的老太太突然坐了起来,冲参观的人群笑,长得像《红色娘子军》上跳芭蕾舞的吴清华一样漂亮……”“这个老太太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博物馆特地从北京请来郭老(沫若),郭老一来,老太太就跟他打招呼”等等。受这种传闻的诱惑与驱使,拥往博物馆参观的人群达到顶峰,有数十人被踩伤,差点死于非命。鉴于这种危局,博物馆几次关门停展,但都未成功。
  王冶秋在省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博物馆,当他目睹了人山人海的混乱局面后,极其恼怒地问:“这是干什么?”
  “是对外展出女尸。”在身旁的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答。
  “是谁叫你们展出的?”王冶秋大怒。
  张瑞同用眼睛瞅了下那位一同来的当初指示对外开放展览的军代表,军代表预感大事不妙,原来那种敢于担当责任的冲动不再,他将头一扭,装作没事一样一声不吭。张瑞同见状,尽管心中极不痛快,但又不敢说明,只好像捏扁了的皮球,低头聆听王冶秋的训斥。
  当王冶秋将憋在肚子里的怒火发泄完之后,才同省委军政领导人以及张瑞同等来到自己下榻的湖南宾馆了解情况,商量对策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三天之后,王冶秋飞回北京,并很快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作了详细汇报。
  王冶秋的报告通过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组,很快呈送给周恩来等领导人,6月11日,由李先念、纪登奎作出了批示:“注意,千万不要把出土文物搞坏。同意。”
  周恩来总理自5月份发现患有膀胱癌的症状,此时正在北京医院作彻底检查,一组癌症专家作出了正确的诊断,并建议周恩来尽早动手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王冶秋的报告。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颇感气恼和痛惜,他满怀焦急不安的心情极其尖锐而严肃地批示道:

  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地去参观,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著还有其它文物,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亚、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待处理后,仍旧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值班室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周恩来
                                                                                                                                                    1972年6月17日

  周恩来的批示通过电话传到湖南后,湖南省党政领导人感到事态严重,一边向有关方面传达总理的指示,一面痛下决心,要立即制止混乱局面,尽快将女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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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并不重要,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不乱才怪呢~  发表于 2019-4-4 00:02
军代表是谁?  发表于 2019-4-3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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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4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由马王堆女尸出土引发的风波(续二)
       作者  岳南

       女尸夜遁

  周总理的指示分别通过书面或口头向有关方面传达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省委军政大员卜占亚、李振军、杨大易、马琦、张瑞同等经过一番紧急讨论,在否定了冰库又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地方可供转移后,领导者决定打电话让博物馆的崔志刚、侯良前来参加会议,共同探讨办法。两人想来想去,最后,侯良提醒道:“湖南医学院应该有这个条件,保存在他们那里比较合适。”
  这一句话使省委领导们茅塞顿开,一个电话将湖南医学院的革委会主任张世林以及解剖组组长王鹏程叫来,卜占亚向其谈了将女尸转移到医学院冰室或冰窖保存的想法。
  谁知卜占亚的话刚一谈完,张世林就回答道:“医学院压根就没有冰室,也没有冰窖,且连一台空调也没有,转移保护之事根本就无从谈起。”
  众人听罢像挨了一闷棍,当场哑口无言,面对这尴尬的局面,崔志刚又突然对张世林说道:“你们虽无冰室,可是有地下室和防空洞啊,我前一段去看病时还亲眼见过。放在这两个地方也行。”
  张世林一听暗自叫苦,他极不情愿地解释道:“目前这具女尸,如同一颗点燃引线的地雷,谁要是抱到怀里,非倒大霉不可。假如我抱回去,整个医学院还不又成了第二个博物馆,工作怎么开展,课怎么上,万一女尸出了事由谁负责……这颗地雷我们不能抱。”
  “全省就你们有这个条件,将女尸转移到冰室进行化工处理,这是周总理亲自批了的,即使是颗地雷,你们不抱谁抱?难道要我抱到省委大院的办公室里去?抱到振军同志、马琦同志的办公室去?要不就干脆将女尸抬出来,扔到地上让观众踩成肉泥好了……”焦急中的卜占亚颇为激动地说着,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一边细心地做张世林的思想工作。经过一番拉锯式的商讨,双方都未作让步,最后,张世林说:“如果非要我们来抱这颗地雷,那就转移到医学院教学楼五层的一间房内匿藏起来。”
  “为什么要放于五楼?”众人不解。张世林解释道:“这个房间虽比不得防空洞和地下室,但有一个其它任何地方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文革初期,由于医学院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了一场规模颇为浩大的武装斗争,教学楼被造反派攻占,保守派狼狈退出。就在这次武斗中,楼上五层的房间内盛放一种叫做32P(磷)的玻璃瓶被击碎,里边的32P(磷)自然洒了出来。这种32P(磷)跟制造原子弹的铀在性质上有些相同之处,属高强度放射性物质,既可用来治病,又可致人于死命。武斗双方见状,立即停止了打斗,纷纷拖着血腥未干的棍棒逃于楼下。从此,整个教学楼的五层再也没有人前去办公。此事发生到现在已是几年过去,当年砸碎的玻璃瓶内的32P(磷)剂量较小,且这种放射性元素极易挥发,已不存在对人体威胁的可能了。若将女尸放入其中,即使走漏消息,人群涌来还可利用放射性元素的余威加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自然不敢前来围观。待群众的热情消减之后,再移入防空洞或地下室保存……”
  听了张世林的介绍,大家觉得此法也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随之相继点头同意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驱散人群,转移女尸的问题了。
  在省委强硬态度的支持下,几百名警察和临时保卫人员进入博物馆,强行将展厅的人群驱逐出来,随之关闭门户,轮班守护。同时在博物馆和公园门口设卡堵截,所有云集此处的参观者,只许出,不许进。
  面对政府强硬态度和缜密的措施,骚动不安的人群似乎感知了什么。于是,一个“中央真的要将女尸拿走”的传闻再度风靡起来。云集的人群由骚动不安转为暴躁愤怒,开始议论着、叫喊着向门卡冲来。人群中不断传出:“那个老太太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代表,是阶级教育的活教材”;
  “老太太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的,我们要将她作为批判的活靶子批倒撕烂”;
  “谁保护女尸谁就是这个老妖婆的孝子贤孙”;
  “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再不让看,我们就掀翻博物馆,砸烂那些看家狗的狗头……”
  警察和保卫人员如礁石一样死守防地,使一浪又一浪的人潮只能在碰壁退缩、退缩碰壁中和警察以及保卫人员展开拉锯战。就在这场看来无休无止的拉锯战中,博物馆和医学院的领导者,经过一场深思熟虑的密谋,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这是6月下旬的一个风雨之夜,不时传来阵阵雷声,博物馆办公室悄悄闪出两个人影,向展厅和公园的墙角、大门外无声地移动。当两人转了一圈,发现四周的人群大多散去,而少数坚守“阵地”者正处于疲惫与困顿之时,便迅速退回办公室。
  不多时,办公室又闪出5条黑影,顺着墙根慢慢向盛放女尸的一楼展厅靠近。当他们来到展厅门时,快速打开锁冲了进去。大厅里的灯光没有打开,几个人摸索着找到盛放女尸的玻璃棺,其中有两人用戴着长袖皮质手套的手将女尸抬起,另外三人趁机将玻璃棺轻轻掀翻,待将里边的液体全部倒出后,复将女尸放入其内,尔后几个人一齐用力,将玻璃棺抬起来向厅外疾速走去。
  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卡车停放在大厅的不远处,司机见玻璃棺被抬上车厢,迅疾发动引擎,载着几个人突然冲出公园大门,借着迷的雨雾向南急驶而去。汽车在漫无目标地兜了个大圈之后,才在一个拐角处停下来。车上有两人下来分别向后和四周看了看,见无人跟踪,便通知司机调转车头向北急驶,很快来到了湖南医学院的大门前。
  此时,医学院的大门早已关闭,一个人跳下汽车,喊醒传达室那个正在酣睡的老汉让其开门。老汉睡意朦胧的眼睛警惕地盯着来人和汽车盘查道:“深更半夜的,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医学院教研室的,我们院一个学生外出被汽车压死了,院长通知我们拉回来等待处理。”从车上下来的人答。老汉似信非信地围着汽车转了半圈,嘴里嘟囔着什么打开了门。汽车再次发动,冲进大门,驶到教学楼前停下。
  此时天近微明,细雨已歇,但迷雾更浓,整个院内一片沉寂。
  第二天一早,博物馆在门口贴出公告,声言女尸昨晚已被中央调往北京,并劝前来的观众退去。云集而来的人群自是不肯相信,博物馆将展厅大门敞开,任其察看验证。至此,一场狂飙也才总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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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船长辛苦了。前一阵无法登录美言,只好在天涯随便溜达遛狗了。今天写完五年报告征求意见稿,居然又好了。一干洋奴走狗如今也学乖了,俺拍几砖过去,纷纷装死不回复,反而是揪住别的网友死缠烂打。呵呵。  发表于 2019-4-19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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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4 13:3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新论希腊伪史(7):一个伪造的大帝及其帝国
何新  何新文史  

何新论希腊伪史(7):

伪造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帝国
  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是西方史学中一个谜一样的神话传奇人物。他被西方史家捧为战无不胜的天才,征服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传奇英雄。但是真实的亚历山大,却是一个在历史中莫须有的幻影人物,一个没有真身的神话传说;而他的真实身份可能来自波斯或者阿拉伯的民间传说,他的诸多传奇,仅仅是出于臆造的一系列伪史骗局。

  一、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神话

  在西方史学中关于亚历山大的神奇传说大体如下: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国王,泛欧亚帝国皇帝,其名字“亚历山大”——出于希腊语,意为“人类的守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据说是巴尔干半岛马其顿王国的国王,公元前356年出生于首都佩拉城,幼年时由著名的哲学圣人亚里士多德为其导师,从学到十六岁。十八岁亚历山大随父出征希腊,二十岁继承马其顿王位。亚历山大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是最年轻、最著名的世界征服者,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亚历山大大帝国。亚历山大的远征使得古希腊文明向小亚细亚和亚洲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由此开启了把欧洲文明带到亚洲和中国的“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帝国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其疆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亚历山大一生征战,以少胜多,曾经用3万步兵击败波斯的百万大军,一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因此被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的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向波斯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发起进攻,开始长达十年的东征。他击败波斯统治者大流士三世,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为了寻找并抵达“世界的尽头和大外海”,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26年占领了印度。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因胜利后的庆功宴饮食过度而死在巴比伦,没能来得及实现他入侵阿拉伯半岛的计划。在他死后,由于后继无人,他的将领们发生内战,于是亚历山大帝国迅速瓦解。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亚洲建起数十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将西方文化一直向东传播,导致亚洲文明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亚历山大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最终亚历山大也成为了一个神话中的人物。

伪造的帝国:公元前3—4世纪(中国春秋时代后期)的亚历山大帝国

  二、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没有任何可信的古代史料

  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国以及亚历山大帝国,事实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可信的原始史料。

  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资料,据说最初是来自曾随他远征的一些目击者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记述者,是据说曾作为亚历山大远征军随军史官的卡利斯西内斯(CALLISHENES of Olynthus)。这位人物据说还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亲戚,他曾经记录下有关亚历山大远征军的资料。(注意当时没有纸张,不知道此人随军是如何记录一切的。)但是这个人的记录,却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于是后来有作家利用另外一些目击者的叙述,掺杂着来历不明的有关亚历山大的各种传说,写出了有关他的许多历史著作。这后一群体(“二手资料”作者)的史料,则成为了研究亚历山大历史的基础。这些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卢修斯.阿里阿纳斯(LUCAS FLAVIUS ARRIANUS)(英文译名Arrian阿里安)。这位人物,出生在亚历山大死后四百多年,是希腊半岛人,是罗马帝国的一位行政官员。
  据说他写了六部希腊语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即《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一般直译为《远征记》)。根据阿里阿纳斯的叙述,他的作品是根据曾经亲历亚历山大远征的证人所叙述的故事而写成;其中一位是亚历山大的朋友,随亚历山大远征而后成为将军的托腊密(Ptolemy,后来成为埃及国王托腊密一世)。

  另一位可能是位建筑工程师,名亚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oulos)。

  阿里阿纳斯的这部著作提供了亚历山大征战路线上诸大战役的年月顺序。这些资料中也包括了许多阿里阿纳斯称为“奇闻趣事”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故事来源不明,而且相隔年代久远,因此阿里阿纳斯的著作难以被采信为历史。

  另外一本有关亚历山大历史的著作也是出于“二手史料”,这是公元前一世纪戴奥多拉斯.西科勒斯(Diodorus Siculus,其中'Siculus'乃拉丁文,意为'西西里人)写的一本《历史图书馆》(Historical Library)。这是一本相当于现在的百科全书类的著作,记述从神话时代开始的世界编年史,据说此书在罗马时代颇受欢迎。这套书的第十七卷谈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

  戴奥多拉斯生活的时代离亚历山大时代更远。同阿里阿纳斯一样,他也没有说明他所引用资料的来源及出处。西方史学界认为,戴奥多拉斯著作的史料主要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克莱塔丘斯(Cleitarchus),据说后者曾经写过十二卷的《亚历山大史》。
  公元二世纪的希腊人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部有名的《希腊罗马名人记》(Parallel Lives of Greeks and Romans)。书中有《亚历山大传》和《尤里乌斯·恺撒传》相连。但是这部书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因此作者在序言里坦诚他写的是历史人物的“生活”,而不是“历史”(“lives”not“histories”)。

  但是,在诸如此类完全不可靠的传说的基础上,西方主流史学竟然构筑起整个公元4世纪以后的亚洲“希腊化”历史故事:包括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亚洲征服史,包括腓力时代发明并向希腊地区推广雅典式样的希腊语言及文字,而后亚历山大把这种语言文字推广到小亚细亚和南亚的全部伪史。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希腊罗马著作,包括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都是找不到可信历史根据的故事书,它们都出现在文艺复兴以后,来历不明,远离古代,不足为训。

  【附注】现代马其顿人主要属于斯拉夫人,语言属于斯拉夫语系。因此现代马其顿语文与古马其顿语文据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后者属于“希腊语言”。那么什么是希腊语言呢?据西方语言学家说,现代希腊地区的语文与古希腊的语文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后者是荷马史诗的语文,不是现在希腊半岛的语文,而是地中海以东小亚细亚(即安纳托里亚)地区人们的语文。

  三、亚历山大本来是来自于波斯——阿拉伯人的传奇人物

  亚历山大最早是流传于亚洲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最早传说,可能出自于波斯的口头民间文学“列王记”。有人曾经收集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不同民间版本接近百种之多,而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波斯—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

  关于亚历山大的神奇传说,起初欧洲人并不相信。17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系统编造“古希腊”伪史,19世纪德国学者提出所谓亚洲的“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欧洲人才逐步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各种神话传说改编成欧洲征服亚洲的“真实历史”。

  一些西方研究者曾经指出,有关亚历山大的原始传说尽管版本众多,但其模板最初流传于亚洲的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之中:
  “在《古*蓝*经》传播的所有地方,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都在流传,并由此而产生了其他传说。波斯诗人夺占了这种神话。这些诗人中名声最大者是波斯人费尔都西(Firdousi),他于公元1000年左右,写过一部很长的史诗《列王记》,书中有征服者亚历山大一章。在非同寻常的英雄事业之后的13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并不是摧毁阿契美尼德人的破坏者,而是一个波斯的民族英雄、穆**林和波斯人。”([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5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四、通过阿拉伯流传到欧洲,亚历山大被伪造为欧洲人的世界征服者

  有研究者发现,亚历山大这个异教徒的神话,很晚才从阿拉伯地区流传到基督教欧洲:
  “亚历山大远征史是一部由最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从11世纪起,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史的通俗语言译本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庇卡底(Picard)方言和法文-普罗旺斯(Franco-provencal)方言的译本。那些信徒撰写的著作也都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和互相借鉴,但它们全部都取得了一种巨大成功。这些编译本之一,也就是12世纪末的伯奈(Bernay)的亚历山大和彼埃尔·德·圣-克鲁(Pierre de Saint-Cloud)的编译本,实际上是用12音步的庇卡底方言诗写成的。

  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人们无可争辩地发明了一种亚历山大文体;或者我们更应该说12音节的诗刚刚被正名。在这种中世纪的史诗中,亚历山大具有了勇士或勇敢骑士的一切特征,他们那些娓娓动听的冒险故事把他引向了一个最具神话特色的地区,即天际的最高界,或是深渊的最底处,带有古代史中和较晚或具有外国情调的一大批可以预料到的财宝、怪兽、巫士。传奇故事变成了所有幻觉的汇聚处,也是对所有神奇故事的汇编。
  在这种文学内部,始终是12世纪的沙提雍的高狄埃(Gautier de Chatillon)的《亚历山大传》占据着一种特殊的位置。它被奉为一部经典著作,一部不朽的书。人们毫不犹豫地赋予它一种诸如维吉尔(Virgil)的作品那样的史诗价值。”

  中世纪后期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为《征服者的故事》,而《征服者的故事》是那不勒斯大祭司利奥(Archpriest Leo)从一本被称为“伪卡里斯提尼手稿”翻译为拉丁文的(约950年左右)。

  “在13、14世纪,从《征服者的故事》衍生出大量散文体的亚历山大传奇,在当时广受欢迎。散文体的意大利语亚历山大传奇多是在1472-1502年间出版的,3个流传下来的版本都是在威尼斯印刷的。

  1433年,《征服者的故事》被翻译成捷克语,于1513年在比尔森(Pilsen)出版。此外,它还被译成波兰语,于155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并在1611-1766年期间9次重印。……

  有关亚历山大的各种书籍成了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诗人、牧师和神话收集者的素材来源。……”([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1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德语“亚历山大故事”的书名为《真实的谎言》

  “米兰希顿曾允诺要撰写一部亚历山大史,但一直没有动笔,他公开质疑把亚历山大传奇当作历史。

  16世纪末,作为一次语言练习,加布里埃尔?罗伦哈根(Gabriel Rollenbagen)将亚历山大故事翻译成德语,
  名为《真实的谎言》(Wahrhaffte Lüge),而这本书在17世纪竟非常流行!”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五、“亚历山大大帝”辉煌形象的逐步完形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明知“亚历山大故事”出于虚构,却喜爱有加:
  “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否认亚历山大故事的真实性,但被神化了亚历山大的故事和传说依然受到普通读者和文人学士的喜爱。13世纪时,奎里奇乌斯·第·斯波莱托(Qualichius di Spoleto)首次将《征服者的故事》翻译成意大利诗句。

  此后,在公众聚会的场合每每被传诵或吟唱,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项内容。1430年,古比奥(Gubbio)的一位匿名作者写了一首诗---《亚历山大韵文传奇》(Alessandreida in rima),这首诗由12节组成,1512年首次发表。在16世纪多次重印。”

  “博亚尔多的《热恋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可能有几处不经意地借鉴了亚历山大故事中的人物和主题,让他的观众有一种熟悉感。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1472年到1502年,意大利至少出版了6部关于亚历山大的书,而这期间,博亚尔多正创作他的《热恋的奥兰多》。亚历出大传奇是1521年的一个诗体滑稽模仿剧的主题,是当时供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宫廷娱乐而创作的。

  多美尼科·法鲁吉奥(Domenico Falugio)将亚历山大的故事写成《伟大的胜利》(Trionfo Magno),现存版本的封面上是一幅精彩的木版画,画面上亚历山大坐在大象拉的车子上,凯旋归来。几年之后的1529年,威尼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政治讽刺作品。显而易见,在意大利,除了那些对收藏保存下来的亚历山大故事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外,人们不再以严肃的目光看待亚历山大了。”([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形象,从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的翻译和著作中,一步一步建构起来。对于那些痴迷于希腊古典著作的人来说,亚历山大是一位为了希腊文明而远征印度的使者,瓦斯科·德·卢塞纳宣称亚历山大的东征显示出东方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够被征服;当然,他的话也暗示出,一个用基督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王子更容易让东方屈服于他的意志。

  对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人来说,亚历山大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而且越来越变成一个精通战争艺术的哲人之王,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天赋才华,完美地诠释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目前,在西方关于亚历山大的神话林林总总,其中包括:“作为伊斯兰教支柱的亚历山大,列于佛陀身旁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圣人亚历山大,亚伯拉罕的后裔亚历山大,法老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流士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海深处的亚历山大,空中的亚历山大,坦诚的亚历山大,哥特人的亚历山大,狡猾的亚历山大,埃塞俄比亚人的亚历山大,塞尔维亚人的亚历山大……没有任何一种神话的变种不会出现,……从古斯洛文尼亚语(Vieux-Slovène)到泰语,这种传说一直在用所有的语言讲述,这位马其顿王始终被所有宗教、所有民族和所有事业纳入自我之中。没有一项事业,不被归于他的名下:他不断将一切都推向了可能性和可信性的极限,标志着人类能力的限度。他是全世界的正面英雄。”

  ([法]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中译本第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总而言之,那个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被尊为伟大传奇的亚历山大,以及横跨欧亚从地中海直到印度洋的亚历山大帝国等,一些煞有介事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不断地被完形塑造的一个虚拟人物和欺人之谈而已。

  【本文原刊2015年2月10日何新博客,资料整理:呼呼。此次重新修订】

(2019-04-04)
谢谢阅读

何新文史:hexinbbs
何新老家伙:hexinwenshi

本文来何新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exinbbs/

点评:
论点清晰,论据据实,值得参考!
为什么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死了?因为故事编长了容易有破绽。
西方的话语权影响了我们的很多大学的学者,感谢何新的考证!帮助我们认清了西方伪史。

点评

船长兄辛苦。  发表于 2019-4-11 09:32
要忙一段时间,向大伙告个假。  发表于 2019-4-1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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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7 22: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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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8 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按照中国信史的标准,整个西方最多也就几百年有历史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9-4-18 08:41 编辑

文扬|70年对话5000年(8):
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4_18_498129_s.shtml

上一篇写道,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一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时期。西方历史学家割断中国历史,将秦汉定义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与古希腊-古罗马之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不仅是误读中国,同时也是伪装西方。70年对话5000年,在认识理解中华文明史的同时对世界文明史进行正本清源,也是应有之义。

巴黎圣母院的熊熊大火,教堂塔尖轰然倒塌的那一幕,让“文明崩塌”的话题和争论随之而起。但是即使巴黎圣母院比起纽约双子塔更具象征意味,更带有文明层面上的含义,却仍然构不成“普遍历史”中的问题。放到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中,终究还是要问:哪个文明的崩塌?哪个阶段的结束?历史上以一场冲天大火宣告的文明崩塌和阶段的结束屡见不鲜。犬戎烧骊山,项羽烧阿房宫,董卓烧洛阳城,在当时看来也都犹如世界末日,但在历史长河奔腾过后,不过都是侧畔沉舟。西方不代表世界,极盛时期不代表,现在更不代表。

文明史“中华标准”的确立

首先要承认,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的“文明”、“西方”、“东方”、“世界历史”等,以及特指为不同文明类型的名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等,都是西方学术的理论创造,中国人接受并理解这些概念,都是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只能全盘接受,不可以质疑老师,不可以确立新的文明史对照衡量标准。

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确立以中华文明史为参照系的“中华标准”,基于如下两大理由:第一、根据汤因比的研究,人类文明史到目前为止最多经历了三代,而只有中华社会是贯穿了三代的时间“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1】,其他几大社会中,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都属于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会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由于是唯一的“长辈”,中华5000年的全部历史经验构成了一个“天然标尺”,能够用于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个通行的“西方标准”,但这个标准却问题多多,对西方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对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边缘化处理,正是应用“西方标准”的结果;若要重新评估“西方标准”的适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华标准”这个“天然标尺”。

“西方标准”的确立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拥有了知识和科学力量的欧美学者,首先开拓了“理解人类往昔的意义”这一探索领域,实现了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文明进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学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础研究以及根据原始材料进行的理论建构,也一直都在西方学者自己的圈子里进行,属于很少几个欧美国家的国内科研项目,没有来自其他文明并代表其它文明的监督者和挑战者。第一个绘制了阿拉伯地图的德国历史学家卡斯滕•尼布尔感叹道:“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使它们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般的狂喜!”【2】此话真实折射出17-18世纪基督教西方的时代精神。

区别于“古物研究”的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北欧率先发展起来的地质学。自从丹麦人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史前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统之后【3】,作为科学一个分支的现代考古学,即成为了研究人类历史并对文献进行“证经补史”的重要科学工具。由于最初只有西方学者掌握了这种工具,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具有充足的条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并将终极解释权垄断在自己手里。

离欧洲最近又与欧洲历史紧密相关的大中东地区是重灾区。现代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综合学科,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学者主导的,与本土学界没多少关系。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学埃及学自此诞生。自1858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在任期间虽然为保护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将本土埃及学扼杀在了萌芽之中。【4】

但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外国人挖掘、偷运中国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来一直未断,“神物去国”令人“恻焉疚怀”(罗振玉语),但都还没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质的活动。对中国来说,就是只丢了些“神物”,还没有丢掉“神灵”。到了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后,真正的危险才开始出现,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对一个古文明整体上进行重新解释的系统化科考技术。幸运的是,这时已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能够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了。第一批在中国疆域内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请,以政府部门顾问或学院教授的身份,与中国同僚们一起工作的。【5】

19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这一年安特生根据此前掌握的情况对周口店发现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存进行了挖掘,出土了大批化石材料。来自加拿大的协和医院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随之将发现的化石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同年10月,安特生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对河南省仰韶新石器时期人类遗存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两年后又相继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遗存。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局面就此打开。虽然最初的这些考古发现公认是安特生等人的成就,“仰韶文化”也是安特生的命名,但值得庆幸的是,后续工作很快就被陆续归国的欧美中国留学生和本土中国学生接手了。1928年国民政府组建了中央研究院,院内设立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留德归来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立即成立了考古组,开始挖掘殷墟,留美归来的哈佛大学博士李济担任项目负责人。【6】

1929年,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不久的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进入本土学者主导的时代。随着安阳等地考古工作的展开,李济、徐旭生、苏秉琦等人的研究成果纷纷成熟,“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六大考古文化区系”、“满天星斗说”等独创的考古学说也先后创建。中华主体的现代考古学自此滥觞,并大踏步走出了自己的路。【7】


图1:科学院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图片来源http://www.sohu.com/a/305226451_597685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向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造成了冲击,导致疑古思潮兴起,但这是中国本土学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经的过程。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8】。相较于西亚各国学界长期被西方学者控制的情况,中国实际上在第一时间就将本国文明史研究的“学术主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就在安特生与1926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东方博物馆的同一年,时年32岁的李济就在曹云祥和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支持下在山西南部开始了中国学者的首次现代化考古之旅。【9】

对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进行发掘、研究、整理和解释的各项工作,一步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并通过本土学者的持续努力达到该领域的世界最高水平,这首先是学术上的重大成就。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写道,“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能办到”,“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10】

70年对话5000年,今人可以告慰古人和前辈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曾经的一张“白页”,早已密密麻麻写成了一篇“名作”!

这就不仅只是学术成就了。在“白页”时期中国人只能自我防卫,随时准备面对来自西方科学霸权的“降维攻击”,而一旦成为了“名作”,在实现自身“升维”的同时也具有了文明对照衡量乃至文明竞争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对本国“学术主权”的牢牢掌握,同时相当于断绝了外国人进行恶意篡改和歪曲的机会;第二,对本土文明史的高水平研究,同时相当于获得了研究和解释其它文明历史的学术资格;第三,对本土文明史和异域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同时相当于开始了文明史研究领域“中华标准”的确立过程。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本土学者很快接手,如果“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古代文化”等领域长期都被纳入西方学术体系、都由西方学者主导开展研究,那么,早期中华文明的重建工作,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被整理出来的古代中国史又是个什么东西?一旦西方学术界众口一词宣称中华文明从秦汉才算开始,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还是不接受?


图2: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第一卷封面

再假设一个更坏的可能:学术研究和成果解释的垄断权落在了同属东亚文明的日本人或韩国人手里,并假想今天的东亚霸主是一个叫做“大日韩帝国”的超级大国,而中华大地则像今天的中东地区一样四分五裂,战乱频仍;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从仰韶文化时期直到21世纪今天的整个“东方文明”历史,将非常不同于现在的描述。

“大日韩帝国”版的“东方文明史”教科书很可能是这样写的:5000多年前首先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华夏文明”,不久出现了“黄渤海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泛东夷时代”,以“泛东夷时代”为母体崛起了一个覆盖整个东亚“秦汉帝国”,但数百年后“秦汉帝国”开始衰亡并被北方的“五胡”灭亡,进入了一段“中世纪”,又数百年后以东北亚为中心的“东胡文明”崛起了,这个“东胡文明”重新发现了古代辉煌的“华夏文明”和“黄渤海文明”,开始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随后经历了满洲崛起、高丽振兴、日本维新几个光辉的时期之后,终于进入了伟大的“大日韩帝国”时代,从此迎来了东亚的“历史的终结”。

读过世界历史教科书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这套叙事有点眼熟,没错,与今天流行全世界的关于“西方文明史”的标准版叙事是同一个结构:从7000多年前开始依次出现了“古埃及古苏美尔文明”—“爱琴海文明”和“泛希腊化时代” —“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 “西方自由民主”。

对于“大日韩帝国”版“东方文明史”教科书,今天的中国人一定嗤之以鼻,当成笑料,但是对于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以及“世界历史”叙事,很多人却还是深信不疑,不敢说不对。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近现代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大日韩帝国”,帝国霸权不存在,出于帝国需要而编造历史的主谋者也不存在,而且中国人已经成功重建了整个中华文明史,任何人都无法篡改歪曲;二是因为近代之后的确出现了一个“西方帝国”,虽然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帝国学者会是编造“世界历史”的主谋者,让历史学为帝国利益服务,但若公开挑战却又底气不足,因为“西方帝国”是一个集中了科学霸权和知识霸权的世界帝国,由不得人们不相信它的学术权威。

拼接起来的西方版“西方文明史”

其实不必大惊小怪,帝国的统治要想取得合法性,就一定会让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历史定律。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也都是如此。那么,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世界帝国的“西方帝国”,更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实际上,由于“西方帝国”比历史上其他帝国更具有世界性,也更依靠知识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对于历史学的需要更强、更多,属于一种“刚需”。

想象一下,如果一说到西方文明,世人立刻就产生“一个最多1000年历史的后发文明”、“一个刚刚脱离野蛮状态的半开化文明”、“一个哲学很贫困的幼稚文明”、“一个依靠暴力掠夺崛起的暴发户文明”…,情况将会怎样?世界主导文明的整体形象一旦崩塌,西方的威权还如何维持?西方的统治还如何继续?

所以,对统治者来说,这种事绝不可以发生,世人头脑中的这种认识和联想必须要消除干净。于是,利用手中重建世界历史的话语权,崛起后的“西方帝国”很快完成了一件修改身世的大事,将出身于日耳曼森林、经历了漫长的开化期、很晚才开始形成的西方文明,与两千多年前本属于“地中海文明”一部分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拼接在一起,合成为一个泛称的、广义的“西方文明”。这样一来,原本的确就是后发的、半开化的、幼稚的、暴发户的西方文明,忽然就“悠久”了,就“自古以来”了,因为多出来一个可以和其他古老文明相媲美的“古典时代”。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观之,这个“古典时代”对于新兴的“西方帝国”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为西方霸业提供了一个“正统性”基础。其性质,与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新晋统治者登基伊始立刻修改身世的事,完全一样。归根结底,还是事关威权的来源和统治的合法性。平心而论,一方面是出身低微的新贵对于豪门身世有一种身份上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一代统治者对于文明延续性的深层精神追求,两种因素合起来,若不这样做反倒显得不很正常。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羯、鲜卑、氐、羌诸胡入汉地建国,新王登基后纷纷改宗冒姓,以汉朝宗室自居,以恢复汉朝自命。《资治通鉴》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条胡注:“渊以汉高祖、世祖、昭烈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为五宗。”【11】记的就是前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渊建国后改姓刘氏的事。虽然根本就是异族,八竿子打不着,但只要是政治需要,必须要扯上关系,多少理由也都是可以找出来的。《晋书•刘元海载记》:

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姓刘氏。…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12】

以“中华标准”观之,相比起当年胡人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修改身世,近代西方面对的困难要小很多。主要因为西方这个新霸主面对的是一个还没有任何成文“世界历史”的世界,与中国事无巨细全有记录而且由一代接一代史官不惜用生命维护的成文历史传统完全不可比。事实上,西方历史学家们开始玩弄“文明史拼接术”之时,正值欧美列强为所欲为的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学者横行天下,自由寻找证据,自由编写故事,无人监督也无人挑战,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于是就有了后来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之说,长期不受质疑,至今仍是“正史”。

此“正史”之所以后来成了当代历史学界一大“公案”,因为其中疑点重重。最大的破绽在于:当年匈奴建国冒充汉朝正统,时间上距东汉灭亡一百年不到,而近代西方的开始与所谓“古典时代”的结束,中间足足隔了一千年,再怎么向外人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但知识贵族们还是有办法,很快就出现了两个对于人们学习理解“两千年西方文明史”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叫“中世纪”,一个叫“文艺复兴”。意思是:我们“古代”时很辉煌,后来莫名其妙“黑暗”了一千年,不过最后我们突然又“重新发现”了辉煌的“古代”,于是我们再次辉煌,直到现在……并很可能直到未来。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因为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世界主要故事的创造者,不由得不信。而且外人们的确也无力质疑,因为大多数人既不会创造故事也不会讲述故事,能听懂故事就觉得很光荣了。这就是该“公案”直到今天无人“破案”的主要原因。胡族毁掉了秦汉然后说自己重新发现了夏商周,并将夏商周重新定义为大漠草原帝国的“古典时代”,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并认为很有道理。

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中国人。70年对话5000年,只要破除迷信,使用“中华标准”做衡量,即可以辨别出其他文明历史的真伪,哪些是真正的连续文明,哪些是中断之后拼接出来的文明史,一目了然。

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可以发现,文明发展因蛮族入侵而陷入一段“黑暗时代”是很正常的事,古代文明由于农耕定居区域规模较小,难免会发生崩溃或被灭国,在中国例如周朝的犬戎灭国时期,在地中海例如古埃及的喜克索人统治时期。但是被破坏的古文明也会通过迁都(周平王东迁)或者通过“复国战争”(埃及第十七王朝)恢复活力,延续文明的发展。而且由于蛮族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定居王国的文明,即使因蛮族统治出现政治倒退,文化的发展也不会停滞,还可能因异质文化相互糅合嫁接放射出新的光芒,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时期。

立足于这样的认知来反观西方版“西方文明史”,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文化不仅没有任何发展,反而一落千丈到了近乎于原始社会的水平,最后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些古代手稿和古代雕塑遗存就突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古文明,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解放运动,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这根本就是一个违反常理、不符合文明发展规律的荒诞童话。

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同,对于18-19世纪那些第一次开始编写“世界历史”的欧洲学者,为自己所属的西方文明编造一个符合世界霸权需要且光彩照人的文明史,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远比发现一条科学定律或创造一架新式机器轻松得多。

尽管有很多历史文献,也有很多考古发现,但这些真实的历史材料并不会妨碍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地描绘一幅关于“人类普遍历史”或者几千年连续“线性历史”的宏大画卷。真实的历史材料俯拾皆是,根据常识即可证明,仅仅400-500年前,欧洲大陆的各个日耳曼社会还都处在极为原始和落后的野蛮状态中,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江湖山寨,水泊梁山,没有人会认为这块大陆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文明。但这仍然不会影响黑格尔、兰克等后人的天才想象,用一些纯粹形而上学的观念将文明和野蛮相互颠倒,将历史的“主线”从东方转移到西方。

1857年,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的英译者约翰•西布里John Sibree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我们只要想到黑格尔的著作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已有一种明显的影响,就可以承认他的宇宙理论,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士也是值得注意的。【13】

这段话释放出三个重要信息:1. 将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串联起来并宣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精神”,这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以及从先验的历史观出发来拼凑历史素材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截然新颖”的;2. 这种新颖的历史学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有明显的影响,黑格尔“宇宙理论”的本质不是学术,而是政治;3. 那些“最主张‘实际’的人士”,在当时无疑就是充斥整个欧洲社会的帝国主义者们,作者提醒这些只相信实力政治的人,也要重视“历史哲学”这种思想武器。

窥一斑而知全豹,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一定是虚假的,所以不必去纠缠什么“希腊伪史”、“罗马伪史”,毕竟挑战者并不占有历史材料上的优势,没有说服力;但通过借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进行对照衡量和逻辑推理,即可以判定,贯穿西方版“西方文明史”的那个线性结构,就是伪造的,是霸权工具。而这一点才是问题要害。

至于在地中海和欧洲这两个地区原本的文明史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
能不能通过应用“中华标准”继续“破案”,通过借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经验还原“西方文明史”真相?
下篇将会继续探究,敬请关注。

点评

按照中国信史的标准,整个西方最多也就几百年有历史。
本质上西方文明是大中东古代文明的发展,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同一母体产生的。
西方的发展史、特别是近300年来的,就四个字:战争、掠夺……

点评

“挑战者并不占有历史材料上的优势”,也对。白皮敢把那些石构件等各色文物遗址让俺检测么?此次埃及孟图战神庙考古,现场的那位是中文系毕业的教授,呵呵。  发表于 2019-4-19 21:39
应景一下,扒皮这座所谓的80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对圣母院作过最充满诗意的描绘。这本小说写成于法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1831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9-4-19 21:34
文老师已经算是很含蓄很客气了,白皮那点所谓的古埃及、两河、希腊、罗马历史体系基本上伪造倒是可以算是定论了。尽管这个意见几乎是完全颠覆了俺当年所读的那些书本。好在,俺追求的是真理。  发表于 2019-4-19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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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19-4-18 08:38
文扬|70年对话5000年(8):
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 ...

应景一下,扒皮这座所谓的80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对圣母院作过最充满诗意的描绘。这本小说写成于法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1831 年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回响,许多人都希望修建当时残旧不堪的圣母院,并且发起募捐计划。也引起当时的政府当局对圣母院建筑惨状的关注。修复计划于1844年开始,由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杜克(Eugene Viollet-le-Duc)主持,重现了圣母院久违的光彩。在1845年,拉素斯(Jean- Baptiste-Antoine Lassus,1807-1857)和维优雷·勒·杜克(Viollet-le-Duc)负责全面整修教堂,工程持续了23年,修缮了尖顶和圣器堂,因此今日我们见到的巴黎圣母院,有非常多的要素是由他们来重新诠释的。在今日,圣母院依然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的旷世杰作,并几乎保持了最初的原始风貌。

  --(点评)小说的影响,和白皮拿传说故事来考古一个道理。这段时间的法国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关键词在于,“有非常多的要素是由他们来重新诠释的”,这和“几乎保持了最初的原始风貌”的逻辑关系实在是,呵呵。设计与施工依据呢?“一个有争议的恢复计划发起于1845年,”原文直译。
  --插叙一段拿三的评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七月王朝的政局更加不稳。工人运动和民主共和运动开始高涨。这时,传奇式的“拿破仑传说”广泛流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趁机写出《拿破仑思想》一书。该书1839年一连出了四版,1840年又在伦敦出了一版。在书中,他把拿破仑宣扬为“平民英雄”,是“大革命的真正代表”,借以抬高自己作为拿破仑继承人的地位。二月革命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伦敦匆匆赶回巴黎,表示投效临时政府。这暴露出他不仅是个冒险家、骗子,而且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政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责令其出国。他返回伦敦。4月,他冒充英国公民,充当了伦敦特别警察,参与镇压宪章派和工人的示威游行。不提其皇帝的发家史,还是要说,他开创了所谓拿破仑三世风格建筑。
  --顺便提一句,著名的所谓古罗马引水桥的代表作--加尔桥,位于法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尼姆城的东北部,是一座三层的石灰石拱形桥,18世纪中期拓宽下层为高架桥,19世纪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进行修葺的,这个所谓古罗马石灰石建筑毋宁说是拿三的大作,提示,石灰石就是碳酸岩,岩溶现象。

  来看看巴黎圣母院的修复:

  1843年,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启动之初,拉絮、勒杜克为何能赢得合同?拉絮是第一位用考古学方法修复中世纪建筑的建筑师,卢浮宫、圣礼拜教堂的修缮都有他的贡献,勒杜克就更加了得:他的绘画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人津津乐道,1840年还因为维兹莱巴西利卡的杰出工作受到文物委员会嘉奖;他修复了卡卡松尼城墙、皮尔方得城堡,编纂的《建筑词典》至今仍为本行业的必备书籍;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里面的铸铁框架就是他设计的。他是一位创意十足的建筑师。

  --(点评)存在不一定就是真理。

  1844年4月20日,修复工作开始。他们对立面、窗和飞扶壁的修复使用了大量的替换石材,使用了超过20种的石头。勒杜克还修复了西立面中间石头门、哥特雕像、小尖塔,修复了主屋面、脊饰和尖塔及南北钟塔中25米高的钟架;教堂内部,他重建了十字翼的部分柱间墙体,恢复到了12世纪立面的状态,他这一做法让典型的12世纪的建筑作品流传下来;他成功修复了彩色玻璃窗,修复了墙上的彩绘,还修复了建于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琴壳。

  --(点评)他重建了十字翼的部分柱间墙体,恢复到了12世纪立面的状态,他这一做法让典型的12世纪的建筑作品流传下来;他成功修复了彩色玻璃窗,修复了墙上的彩绘,还修复了建于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琴壳。依据呢?创造还是修复?法国学派在这方面的案例已如前述。
  --19世纪时,为了拓宽西边雄伟的前庭,拆除了许多中世纪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不错,那些中世纪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不算文物建筑,所以就拆除了。同理还有所谓罗马大斗兽场里面的修道院,所谓雅典卫城里面的清真寺,包括前述罗马凯旋门原址上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修旧如旧,需要加上时间限制的。

  尤值一提的是尖塔的修复。尖塔在1787年损毁,勒杜克首先研究了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然后,他找到了损毁的原因,并提出了结构增强的方案;最后,为了和教堂整体具有正确的比例关系,他提出应该将尖塔高度提升13米。现在你去圣母院,第一眼就被美妙的尖塔吸引住,太美了。但美妙背后是严谨,勒杜克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建筑分析的方法,让修复变得非常美妙。

  --(点评)从其推导的大胆,到结构的变化,最后就是大幅改变结构尺寸,居然这就叫正确的比例关系,这就是严谨!如果只是仿古建筑,不错。可惜,原本这是修复古建筑的,成为法国学派的一个创造范例。“在1548年,胡格诺派骚乱严重损坏了大教堂。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统治期间,大教堂进行了重大改动。”尖塔损毁时的形制和原初形态之间还有两个路易的改建,修旧如旧?现在这个旧是勒杜克大师推导的,结构也变了。难怪要争议。和罗马凯旋门的创造一个路数。
  --咱中华修复雷峰塔时候,哪个大师敢“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建筑分析的方法”也把宝塔提升个一大块试试?白皮在19世纪以来对古代文明历史的所谓“破译”和古建筑的再造大多数情况下比这个还要肆无忌惮。具体案例请有兴趣的诸位自己去现场考察探究,说不定比真正的古代神秘文明还要具有戏剧性。

  勒杜克用时两年、一丝不苟的修缮工作很好地诠释并极大丰富了风格化修复的内涵。他在《巴黎圣母院报告》中写道:“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在修复中,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自己完全抹去,忘记自己的品位,自己的直觉,来研究自己的修复对象。”他的工作被当时法国主管文物的部长马丹·杜·诺尔称之为“适度而自然的修复效果”。这种做法迅速风靡欧洲。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塞尔·奥贝尔(Marcel Aubert)说:“我们今天仍必须对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中所呈现的智慧和驾驭力致敬。”

  --(点评)法国佬的用词的确严谨,是“智慧和驾驭力”,而不是对历史文物的尊重和复原。你直说是艺术创造不就完了。“修复的目的是让建筑重现已经被剥夺的丰富和光彩”,但这是需要工艺依据的!高度提升13米!对不起,这不是古老的巴黎圣母院,这是古典主义建筑大师勒杜克的创作品。

  随着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败落和梅里美的谢世,勒-杜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1874年,他迁居瑞士洛桑,1879年于洛桑去世。1914年,他从前的学生古(P. Gout,1852—1923)出版第一本勒-杜克传记。
  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有关他的展览和研究不断,他的建筑理念也广受现代建筑大师仰慕。

  --(点评)“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勒-杜克及其代表的风格式修复在法国依然被效仿”,俺可以说这个法国学派的“风格式修复”流毒甚广不?

  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勒-杜克有关哥特式建筑理性的阐释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的理论家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如雷奥将勒-杜克的修复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

  --(点评)“前所未有的质疑”“对勒-杜克的修复多持否定态度”“等同于对历史建筑的毁坏”。也对,二战后就轮到意大利学派明白什么是“修旧如旧”了。

  邓斯莱根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建造虽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且看上去“理性”,却也与经验、直觉,尤其是建筑师的表现力相关。勒-杜克对哥特式建筑构造的阐释同样具有创造力,但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一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而非哥特式建筑的现实)。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使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
  我们认为邓斯莱根的批评较为中肯,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勒-杜克的修复时,都提到其修复后的作品缺乏诗意或生气(如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82年拜访卡尔卡松城堡时即如是说),却又不得不佩服其精湛的修复技艺。

  --(点评)“那是来自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说白了,就是19世纪的勒-杜克的发明创造,他“不适合作为见证人(见证古往今来的实际建造、工艺,包括其中的错误)来保护这些历史建筑”,那么他的设计是历史建筑所谓最盛期的原貌么?依据呢?
  --这里还有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的修复,还是勒-杜克大师的杰作之一,19世纪中叶的产品或是“风格式修复”的“他自己的19世纪的创造力”。

  1965年,勒-杜克于1845—1879年间修复改造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因为破败急需修复。负责修复的建筑师珀帕(S.Stym-Popper,1906—1969)在开始修复教堂中心塔楼时,提出将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珀帕提案得到历史建筑常驻代表团(Délégation permanent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的同意。教堂中心塔楼的一期修复于1970年完工,此后的修复工作由建筑师布瓦雷(Y. Boiret,1926— )接手。虽然大多数图卢兹当地人希望保留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但布瓦雷提议将教堂修复到勒-杜克修复之前的模样。这种所谓的“解修复”(Dérestauration)提案引起巨大争议,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最终于1979年接受了布瓦雷提案。其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布瓦雷的解修复于1992年完工。这种对勒-杜克修复作品的“解修复”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当然,正如对勒-杜克的修复评价见仁见智,对这种解修复的理解亦是见仁见智。

  --(点评)“修复”100年不到的建筑就已经“因为破败急需修复”了。是什么证据证明巴黎圣母院在1830年的形制与13世纪始建时候相同的?提示,这中间的多次大修增添或是改变了不少结构与单体。对了,还有“勒-杜克修复时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
  --“原因众多,最主要在于,勒-杜克修复时的更改并非基于不可辩驳的考古证据,而是基于风格统一的原则让建筑变得全新”,这是1979年至1992年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的意见之一。那些扯淡850年前的古老橡木梁架结构的外行可以休矣。
  --“既可看作对勒-杜克修复的批判和矫正,也可看作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呼应:恢复原真”,认为现存的巴黎圣母院不是19世纪结构的可以谈一谈了。

  对中世纪有精湛研究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卡米耶(M. Camille,1958—2002),在他去世7年后出版的巨著《巴黎圣母院的石像鬼:中世纪主义与现代性怪兽》中认为,勒-杜克1843—1864年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将这座13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成功转型为现代性纪念建筑。盘踞于巴黎圣母院檐壁间形态各异的、并非中世纪原件的上百尊石像鬼怪兽不再被非议为无厘头添加,而是勒-杜克的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体现了他将历史建筑修复到“时光永驻”的修复观。

  --(点评)“现代性纪念建筑”“历史性再创造”“象征了一个富于想象的往昔”,也就是说,法国学派肆虐的这个世纪里,欧洲古建筑修复实际上是在伪造一个想象中的伟大过去,使用了近代的建筑工艺制造一整套膜拜的图腾。

  --顺便再扒一下,不论是主持修复圣丹尼大教堂德-布雷(F.Debret,1777—1850),还是勒-杜克(Viollet-Le-Duc,1814—1879)大师,他们的本业不是建筑设计,而是,美术。

  --节选自《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与城镇保护》 (何晓昕 罗隽 著 三联书店2018-8)

  --文艺复兴时期,巴黎圣母院历经多次建设,其原始形制变化很大。终究还是木构石墙,所以一把火就现原形了。巴黎年降水量和北京差不多的。这木构的寿命么,呵呵。另外,所谓古罗马的那几块基石,必定晚于意大利诸城邦的大理石化,即文艺复兴时代。
  19世纪前30年,法国多数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对中世纪建筑结构及营造技艺知之甚少,也无相关培训。巴黎的几大重要修复工程如圣丹尼大教堂、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以及巴黎圣母院的修复皆不能令人满意,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人为破坏,遭到雨果在内诸智士的谴责。梅里美亦深感此类手法的危险。
  也就是说,1830年的巴黎圣母院,那也是伪造的产品,早期“风格化”的创造物,直到勒-杜克大师全新的理念和创意。
  没有屋顶和楼板的教堂拿来做什么呢?只是为了把墙壁向高处延伸,营造高大神秘肃穆的宗教环境,为了支撑墙壁的稳定性,扶壁也是不得不为之的。1830年以前的原貌,没有照片的证明,一些早期绘画的文献可靠性不足,缺乏测年数据。
  而且看火灾照片,大量肋拱已经坍塌了,残墙上部结构过火以后也是要细致检查的。没有质量验收是不能复用的。例如赵州桥的出土石构件被火之后“大部分石质文物在1999年被大火焚烧过,已使文物炸裂、酥碎,有的呈层状分离,使得石质文物的强度降低,表面变得易粉化。”
  按某位同行的评价,立即进行火灾后主体结构的应急鉴定评估,对存在的危险点及时采取措施。在现有资料包括三维模型基础上,对主体结构的安全性能进行详细检测评估,根据欧盟和法国规定和重建原则,进行重建。注意,不是修复。
  巴黎圣母院文物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费希尔表示,大火所带来的损失巨大,重建圣母院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乎建筑物的主体都需要修复,工作涵盖石材、木质屋架、金属和技术设施等等。最讨厌外行扯什么石构建筑长寿死了的鬼话,呵呵。
  顺便提一下,哥特式肋拱的施工一般采用木构型架铺设砖石砌块组合成拱券的工艺。所谓罗马火山灰砂浆和那座万神殿素混凝土拱顶的桥段,死活没有传下来。但也有传说中世纪的罗马砂浆只是质量粗陋而已,骗外行还是够的,呵呵。

  1753年,中世纪繁复而黯淡的彩色玻璃被透明玻璃所取代。1787年,建筑师帕维移走了雕像、滴水口和顶端的装饰等一切悬挑在半空、岌岌可危的东西;为了能容纳游行队伍的华盖,杰曼·苏弗洛拆掉了“最后的审判”大门的柱墩和最下方的门楣。
  1787年,十字耳堂的尖顶因为状况不佳被拆除。1793年大革命的暴行对建筑造成了破坏,但这尚不及1812年神职人员将小礼拜堂的山墙改建为三角形山花式样(布隆尼亚尔)或是用莫来斯莫水泥“修复”雕塑(高德)的破坏力大。维克多·雨果1831年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此时圣母院的破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
  刚刚30岁但已经负责维孜莱教堂修复的维奥莱-勒-杜克赢得了合同。修缮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修复了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使用的石头多达20余种;修复了君王走廊的群雕(杰弗罗伊-德乔姆)、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塔尖和南北塔楼的钟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热朗特和斯坦海尔),湿画法的壁画,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
  在仔细研究了13世纪的遗迹之后,他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推断出原初的格局。从建筑分析出发,对圣母院外轮廓进行整体考虑,勒-杜克认为有必要把塔体增高13m。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通过一些去除病害的表层“美容”措施,圣母院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1936年的坠石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圣母院结构的脆弱性和建筑的老化问题。1938年欧尼斯特·海皮斯对西塔楼进行的工作,二战时被中断,1955年完成。
  1988年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调查,19世纪修复立面时采用了过多种类的石材,这是立面石材严重破损的原因,而强水硬性灰浆的使用更加重了损害,暴露在外的部位受损尤其严重,原初的和修复的石材都受到了影响,而这显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勒-杜克所无法预见的。

  --(点评)号称近千年的建筑,重修后没数十年就要大规模修缮的。何况此次大火,连砌块肋拱都大批坍塌了。
       --注意,作者认为:“在哥特建筑历史上,圣母院没有在插图和圣物盒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勒-杜克用自己的方式设计了最可能的构造方式——在铁制框架上包铅。但铁框架的腐蚀导致了大范围的严重变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可靠的建筑形制与结构资料传承!

  --作者,本杰明·穆栋benjamin mouton《巴黎圣母院的建造与保护历程》。这位先生是什么来头和地位,俺以前介绍过的,法国遗产保护界的泰斗级人物,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前负责人,在这里工作了13年,也是同济的特邀教授。4月17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此次火灾事出有因,呵呵。


点评

还记得当初有和俺论辩伪史问题的,坐等在古建修缮问题上给俺解惑,呵呵。  发表于 2019-4-19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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