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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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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 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2 02:51 编辑

       秦始皇佩剑铸造之谜:青铜剑超长91厘米
       作者  金铁木

       在今天的陕西咸阳附近,咸阳宫曾是秦帝国的心脏。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咸阳宫变成了黄土堆,秦军这支曾经最强大的军队,却包藏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他靠什么建立了历史奇迹?
       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这些兵器让人们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河南省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2000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铁器生产在当时已有一定规模。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中国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前一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时,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地图来到秦国,献图投降是假,刺杀秦始皇才是真。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柱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三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
       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配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配剑随手就可以抽出,秦始皇怎么可能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呢?对于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
       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青铜剑。在刺客紧逼奔跑中,要拔出将近一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
       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时,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而这些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

       俑坑中的4万多个三棱箭头,制作极其规整,数以万计的箭头竟是按相同标准铸造的?
       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可以互换。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但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兵工厂。
       秦军兵器制作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八个面,手工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表面也完全对称。
       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的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质量。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研究人员发现,在兵器上刻着一些文字,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被荒蛮和蒙昧包围时,秦人就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点评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一些被人忽视的发现正在推翻秦军使用青铜兵器的说法。秦国缺少铁兵器的主要论据来自于经常被提起的“兵马俑中四万多件青铜兵器只有几件铁兵器”。事实上,那些专家只是在有限的发掘中发现了四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9-3-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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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3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四(作者不详)
       秦汉考古

       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3世纪初期的这一时代,是中国铁器时代的发展期。当时中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相当强盛,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与外国的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简史和现状

       秦汉考古的前身可追溯到宋代。当时的许多金石学书籍,已广泛地著录了秦汉的、镜鉴、度量衡器、货币、印章、碑刻和等。明代的学者,又著录了汉代的砖瓦。到了清代,秦汉的镜鉴、印章等大量出土,更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在此之前,元代的学者还对汉代的古迹进行实地的调查。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秦汉考古,到20世纪才开始。从20世纪的初期到30年代,英国、瑞典等国有人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各地对汉代的各种遗址进行掠夺式的调查发掘;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日本人又趁军国主义侵略之机,在辽宁省和山西省的各地挖掘了不少汉墓。
       中国学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对河南省洛阳附近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经加以收集、整理,在甘肃、新疆各地对汉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还在陕西省宝鸡,山东省滕县,广东省广州,四川省彭山和重庆,河南省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地发掘了许多汉墓。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全面开展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对秦汉时代的各种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很大,种类甚多。这使得秦汉考古的研究具备了丰富、可靠的资料。
       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除了以简报、中型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外,重要的专著则有《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长沙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沂南古画像石墓》、《望都汉墓壁画》、《广州汉墓》、《巩县铁生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云梦睡虎地秦墓》、《武威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汉代画像全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汉代的玉器和丝绸》和《汉代考古学概说》等。

       断代和分期

       秦和两汉,盛行在器物上作铭纪年。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使得各种纪年的器物更不断增多。汉墓的墓砖有时也有纪年文字,而各种铜钱则都有明确的铸造年代可查。这些都使得秦汉考古的断代有可靠的依据。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各种史书对秦和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照。按照政治历史发展的阶段,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秦汉考古可以从时代上划分为六期。

       第一期:秦和西汉前期
       从秦始皇统一到西汉的景帝,共约80年。和战国时代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第二期:西汉中期
       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70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器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第三期:西汉后期
       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70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上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仓、灶、井、猪圈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五铢钱继续通行,铜镜主要是“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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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4 0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一)

       第四期:新莽时期
       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35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窿状的,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等“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

       第五期:东汉前期
       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70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

       第六期:东汉后期
       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90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陶质明器和铅釉陶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环钱”。铜镜除“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各地区的文化面貌

       秦汉时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的疆域。随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渐趋统一。因此,秦汉的遗迹和遗物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是,由于气候、地理、产业、民俗和民族等的差异,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从考古资料的特征出发,可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区。

       一、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
       包括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从秦、西汉到东汉前期,许多新兴的事物,如空心砖墓的盛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的兴起,彩色壁画的出现,陶质明器的流行,铅釉陶器的发明等,都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二、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南部和江苏省南部。与中原地区相比,木椁墓延续较久,砖室墓出现较迟,画像石墓罕见,空心砖墓绝无。印纹硬陶始终流行,青瓷器出现较早。铜矿丰富,铜镜铸造业发达。

       三、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包括四川省中部的成都平原和东南部的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代起就受关中和中原文化的影响甚多。西汉和东汉前期,铜器和漆器制造业发达,其产品远销各地。东汉中后期,崖墓盛行,砖室墓中使用画像砖。

       四、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
       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也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这一带是当时主要的国防前线,长城、鄣塞和烽燧等是最具特色的遗迹。长城内侧早置郡县,治所附近的木椁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长城内外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陶器和铜器等则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

       五、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
       这里是秦汉辽东郡的辖境,为中原文化影响所及,而周围的匈奴、东胡等族则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东汉后期,公孙氏在此割据,郡治襄平附近的许多砖室墓和石室墓施彩色壁画,对此后高句丽的墓制颇有影响。

       六、岭南的珠江流域
       主要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汉前期的墓葬有明显的特点,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铜器多施细线镂刻花纹,亦与黄河流域有别。海外交通发达,琥珀、玻璃质的珠玑等外贸品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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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5 0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5 03:31 编辑

       秦汉考古(续二)

       七、川黔滇高原地区
       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为西南夷各族所聚居,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尤以、铜钺等青铜器为突出。西汉中期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影响渐深;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砖室墓,与内地相似;铜矿丰富,东汉时所铸铜器远销各地。

       八、甘青地区
       主要是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也包括青海省东北部。 这里是西汉中期所置武威、张掖等河西4郡及王莽时所置西海郡的所在地。郡县治所及其附近,文化面貌与中原大体相同;由于气候干燥,纺织品及漆器、木器得以保存,其中包括许多木制简牍。

       九、新疆地区
       由于地区广大,民族复杂,各处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通西域以后,中原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铜钱等颇多传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的开展,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影响。

       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仓、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
       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

       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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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6 01:33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三)

       内地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北京市房山的城址为广阳县城,天津市武清的城址为泉州县城,河北省易县的城址为故安县城,江苏省扬州的城址为广陵县城,湖北省江陵的城址为郢县城,湖南省宁远的城址为冷道县城等。经过发掘的城址,以河南省洛阳的为例,城墙宽约6米,周围全长约5公里,城的平面近方形。城内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屋顶铺瓦。粮库有方形的仓和圆形的。窖穴中出土“河南太守章”封泥,陶器上有“河亭”、“河市”的戳记。福建省崇安的城址,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遗物看来,其兴建年代也许较早,而汉武帝灭东海王余善以后则可能在此设屯戍据点,但不是县邑。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城的中部或一隅往往另筑内城,官署设在内城中。其中,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考定内蒙古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同市陶升井古城为朔方郡三封县城,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为五原郡九原县城,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为云中郡云中县城,同县哈拉板申北古城为云中郡沙陵县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定襄郡成乐县城,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为定襄郡安陶县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河郡富昌县城,准格尔旗纳林北镇古城为西河郡美稷县城,凉城双古城西古城为雁门郡沃阳县城,辽宁省黑城子外罗城古城为右北平平刚县城,丹东市瑗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等等。

       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三道壕遗址面积将近1平方公里。房屋内部设炉灶,屋顶铺瓦。屋外有窖穴和水井,并有畜栏和厕所。道路用河光石铺砌。附近有烧砖的窑场。房址中除出土农具、工具以外,还有不少兵器。陶片有的印“军厨”戳记,有的刻“昌平”字样。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这里不是一般的农村,而是西汉后期以降辽东郡治所襄平附近的一个屯戍的市镇。邵家沟遗址面积甚小。在窑穴、灰坑和水井的遗迹中出土铁犁、铁锤、陶纺轮、陶网坠和日用陶器、青瓷器、竹编什物、麻布的碎片,并有牛、狗、鱼的骸骨和核桃、瓜子等的残余,证明这里是江淮地区的水乡农村。

       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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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7 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四)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从1931年到1976年,先后发现木简达3万余枚。根据木简的记录,鄣塞和烽燧的组织体制是将大群的烽燧分为若干部分,由都尉管理。都尉以下设候官、候长和燧长,有时在候官与候长之间设鄣尉。每一鄣塞都筑有围墙,平面成方形。肩水都尉所在的大湾鄣塞面积较大,约为350米×250米。肩水候官所在的地湾鄣塞面积较小,约为50米×50米。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鄣塞面积最小,约为23米×23米。鄣塞外筑土台,便是烽燧,由燧长主管,附近往往遗有执举的竹竿和燃火的苇束。

       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西汉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东汉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湖南省长沙、咸家湖汉墓、象鼻山汉墓,陕西省咸阳,安徽省,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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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7 21:27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9-3-2 02:38
秦始皇佩剑铸造之谜:青铜剑超长91厘米       作者  金铁木  
       在今天的陕西咸阳附近,咸阳 ...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一些被人忽视的发现正在推翻秦军使用青铜兵器的说法。秦国缺少铁兵器的主要论据来自于经常被提起的“兵马俑中四万多件青铜兵器只有几件铁兵器”。事实上,那些专家只是在有限的发掘中发现了四万多件青铜箭镞和几十件青铜格斗兵器。而通过研究发现,兵马俑中每一个装备弩箭的士兵都备箭100支,这四万多箭镞不过是四百余人的装备遗留。另外,虽然在各地发现的铜铁复合兵器多被算入铁兵器数量,但在江西遂川发现的80支秦代铁铤铜镞却经常被排除出铁兵器之列[1]。
再者,用发现的铁格斗兵器的数量来比对4万作为消耗品的箭镞,这种比较就像是用一支军队的步枪数量比较步枪子弹数量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当年某些轻率的结论误导了业界多年。因此有必要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重新审视秦的铁兵器水平以及发展状态。
早在春秋早期,秦墓就数次出土铁剑:比如中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人工冶铁制品之一——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的铜柄铁剑[2];礼县秦公墓地鎏金镂空铜柄铁剑[3];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墓铜柄铁剑[4];长武出土铁短剑[5];宝鸡益门村2号墓三把金柄铁剑,十三把金柄铁刀[6]。
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灭蜀,张仪筑城成都,建立盐铁官[7]。而蜀地盛产铁矿,后世卓氏就以冶铁为业。秦昭王十五年到十六年,白起乘伊阙之战大胜之势,连续进兵韩魏,夺下了韩国著名的兵器生产基地和炼铁中心,宛(今南阳)。显然,在获得了铁矿产地和兵工基地后 ,秦国开始装备铁兵器也是顺其自然了。但是很多研究者习惯性的把发现的秦国铁兵器当做战利品或者外来物,甚至直接忽视,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比如,在陕西凤翔高庄的秦墓中出土了5把铁长剑,形制相同,尖锋,两面刃,体很长,扁平茎,无首。其中一把通长105、茎长21、剑身宽3.2厘米[8]。
在宜昌前坪发现的战国墓葬里,也发现了一把铁剑,长约120厘米,宽3.2厘米,刃尚锋利。按说宜昌应该是楚国的地界,但是这座墓出土的种种秦式器物,特别是一件篆书体铜印,表明墓主人是一位秦国中下级军官[9]。考虑到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楚,建立南郡,宜昌当时也被秦所征服。显然这就是秦军用剑。
当然,有人会认为这把铁剑是秦对楚战争的战利品。实际上,在长沙地区战国楚墓出土的铁剑基本上长度都在70厘米左右,且剑身都宽达4.5厘米,形制与当时青铜剑较为相似。而这把铁剑的细长造型,和在高庄秦墓出土的铁剑以及燕下都出土的一型铁剑造型类似,只是剑的茎部更长,可以双手握持,其造型与兵马俑中出土的青铜剑十分接近,与在多地出土的楚国铁剑相比明显更为细长。加上秦昭王时期秦与燕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把剑和高庄秦墓出土的剑是外来战利品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了。
还有,在甘肃秦安上袁家秦代墓出土铁卜字戟一件,铁剑一件,铁长刀一件,铁匕首一件,铁钺两件,铁镞十件。铜兵器则只有一把铜戈和铜镞十一件[10]。这个数量比兵马俑中目前发现的铁兵器数量总和还要大。从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应该曾是秦代的一名中级军官。不仅如此,在这座秦墓里发现了流行于汉代的卜字戟和长刀。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袁家秦墓出土铁器中,卜字戟1件(图,7号器物),刺扁平,中部鼓起,钝三角刃,中部出枝,上下有刃,援部有铜帽,有残柲痕迹。戟身长45、宽3、刺长18.5、中宽3厘米,无穿。
众所周知,战国卜字戟就是燕下都出土的铁卜字戟,形制迥异于当时的青铜分装连体戟。这把秦戟比燕国的四穿卜字戟更简单,结构更结实,还与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卜字戟形制相同[11],而南越王墓还出土了张仪为秦相时期所铸的铜戈,所以南越王墓的卜字戟应该是秦军南征百越时所携带的兵器。与多地出土汉代的卜字戟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12],秦和燕的卜字戟基本上成为了汉代卜字戟样式的先驱。
此外还有那把铁刀(图,9号)。其单刃直背, 刀尖呈弧形。表面留有木鞘和漆皮痕迹。通长67、身长59 、背厚1.5 厘米。除了缺少一个环首之外,这把刀和汉代的环首刀基本上是接近的,长度适合单手握持劈砍。
在汉代,环首长刀和卜字戟都是骑兵常用的武器。显然,在秦墓出土卜字戟和实战用刀,将这两种武器开始使用的时期又向前推进了一段。或可说明秦代在统一后,骑兵已经开始使用马刀进行肉搏,参与《六韬》中记载的骑兵所执行的军事任务,而非之前被认为的以骑射为主的辅助力量。
在马家塬战国墓中,也发现了多件铁兵器,其中有铁矛,铁戟,铁剑,铁戈。虽然马家塬战国墓属于绵诸戎的墓葬,但是这些兵器与周边的西戎墓葬出土的兵器比较[13],明显有别于其他戎人武器的落后风格,反而与秦的兵器风格相合。
这个时代背景是,秦对西戎属邦的控制,限制了臣属国的军事力量。秦统治者的这一行动表现在其对臣属国兵器制造的控制上。《试论秦国之“ 属邦” 与“ 臣邦”》中认为属邦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兵器制造权。臣属国的兵器大约是由中央政府武库发放的。秦中央政府通过对兵器制造、发放以及保管的控制, 保持其对臣属国武装力量的控制[14]。也就是说马家塬当地的绵诸戎所装备的兵器应该有一大部分是秦中央政府制造发放的,体现的是秦国兵器的制造水平。
综上几例并不太新的考古发现可得,秦国的铁兵器并非落后于六国,而是与时俱进,在统一后更是开始装备更多的钢铁兵器,并且发展出汉代钢铁兵器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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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7 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秦始皇兵马俑青铜长剑的真实原型:出土战国铁剑

秦兵马俑青铜剑够用好用。但青铜无论韧性还是硬度都不能和钢铁相比。光从形制上来说,一米多长的细长青铜剑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优异的机械性能。秦俑坑里出的也还是铅青铜。

考古事实:
战国末期,中原诸侯国军队已经大量装备钢铁武器,益阳楚墓出土过铁剑二件, 分两式。
I式:扁平茎, 附铜剑首, 有菱形铜格, 剑身两边有刃, 尖锋, 表面虽锈蚀严重, 但去锈以后仍具有金属光泽。经湖南省钢铁研究所进行金相检测, 此剑硬度为H R c20 一2 2 ; 金相组织主要为铁素体十珠光体, 其制作方法系采用块炼铁反复锻打而成块炼钢。剑长78cm、茎长14cm、剑宽3.5cm。图二中10号为I式
II式:造型基本同I 式, 唯剑端无铜剑首。剑长8 8cm、茎长1 3cm,剑宽3.6cm。图二中11号为II式。
图三1,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剑五件。形制相同,尖锋,两面刃,体很长,扁平茎,无首。标本M21·1,通长105cm、茎长21cm、剑身宽3.2cm。出土时剑身有木鞘朽痕。
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也出土了一柄秦代铁剑,通常一米二。图四1号剑,图五6号剑
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钢铁兵器。图六8、9、10、11、12号剑。燕下都共出铁剑12把。其中二件仅存锋刃之残部, 四件仅得剑首, 一件仅有部分剑格, 完整或基本上完整的共八件 , 形制没有显著区别,长7 3.2一1 0 0.4 厘米不等。11号最长, 长100.4 厘米。10号除锋略残外, 保存最佳, 长99.5厘米。
以上例子表明,秦楚燕三个不同的诸侯国钢铁剑的发展已经趋于一致。在进入战国时,各诸侯国钢铁冶炼和锻造技术虽然发展程度有高低,进入钢铁时代有先后,但是技术已经扩散,钢铁武器基本取代了青铜武器。也就是说,秦国可以做出优质的钢铁剑。而且不单是秦国,战国七雄都可以生产优质钢铁武器。非说秦军使用青铜武器,然后又去论证青铜武器多么优秀,其实是跑偏了。

这支铁剑全重453克,全长104.5cm,刃长87.8厘米,柄长16.5cm,刃宽2.6~2.65cm,刃尖宽10mm左右。重心在握把前29cm,剑身中部有刀鞘残留。这应该是一把秦代铁剑,而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其实就是这种铁剑的青铜明器模型。从锈迹,还是形制,会说这是一把战汉的剑,也就是战国到汉代。
这支剑和汉式铁剑在形状上几乎一样,差别很细微,但它们又有不同。这支剑较典型的汉式铁剑要纤细,尤其是剑锋,锐利度明显高于汉式铁剑,然后是剑格。这支剑的剑格已经脱落遗失,但仍然可以看出,它原配的应该是是典型的一字型剑格。
这类一字型剑格在秦汉之交尚且常见,西汉和东汉之后的就不常见了。结合这支剑出水的位置,在广西西江上游田阳田东一带,推断应该是秦帝国南征百越时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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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7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除上述铁农具(工具)的发现外,战国晚期之后的各秦人墓地多有铁器出土。比如,咸阳黄家沟墓地也曾发掘出土多件铁器,但多已锈蚀,不辨器形,该墓地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至秦末[19]。咸阳任家嘴墓地出土6件铁带钩、铁镯等,未出铁农具[20]。西安尤家庄秦墓地也未出铁农具。除了铁农具,秦墓还出土其他种类铁器。如西安半坡墓地出土21件铁带钩,而西安南郊墓地出土铁灯、铁鼎、铁三足支架、铁带钩,西安北郊墓地出土铁灯、削刀、铁剑、铁刀,咸阳塔儿坡墓地67件铁带钩,40件铁削,5件铁剑等。铁农具以及铁生活用器、铁兵器等的大量出土,都说明战国晚期至秦末,铁器在秦人社会生活中已比较普及。
综上所述,渭水流域甘肃、陕西地区秦墓共计出土锄、锸、镰、斧、铲等铁农具(工具)约66件,其中以铁锸最多(表一、图一)。秦代以前的铁锸均为直口铁锸,凹口铁锸从秦代才开始出现。这些铁锸大多出于墓葬填土中,应是挖墓、填埋用的工具。在使用完后将铁锸随手弃于墓葬填土中,也从侧面说明铁锸在当时已不是很珍稀的物品。
如表1所示,甘肃秦安以及陕西凤翔、咸阳、西安等地秦墓共计出土直口铁锸51件,其中仅14件有确切尺寸(表二)。笔者根据表2直口铁锸数据制作了散点图。观察散点分布可以发现,除右面的2个散点较大外,其余散点比较集中,形成一个宽度在13-14.8厘米、高度在5.4-8.2厘米的小群体。就是说构成这个小群体的直口铁锸大小非常相近。右面的2个较大散点分别是陇县店子M192铁锸(宽21、高5.6厘米)和凤翔西沟道M14铁锸(宽19、高5.8厘米)。此外,郑庄石料加工场出土铁锸最大的宽度达到24厘米,因郑庄石料加工场13件铁锸没有详细尺寸,未能用于制作散点图。由此可知,秦人的铁锸有大、小两种尺寸,而以小尺寸的直口铁锸最为常见。这些铁锸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末。
如图二所示,小尺寸直口铁锸标本共12个,其中宽14厘米的有7个,占总数的58%;此外,宽度13.5厘米的2个,13、13.2、14.8厘米的各1个,占总数的42%。即直口铁锸宽度大多在13.5厘米至14厘米。由散点分布还可以看到,相较于宽度,铁锸高度的浮动比较大,相差将近3厘米。铁锸高度差别大,或应与使用过程中的磨损有关。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当时小尺寸直口铁锸宽度的生产标准应是14厘米,实际上下浮动幅度不到1厘米。在锻冶技术尚不发达、纯手工操作的当时,这个误差幅度实属不易。
散点分析表明,秦人的小尺寸直口铁锸宽度大多在14厘米左右,尺寸出人意料地统一。这一现象,应是市场或官府对铁农具尺寸进行明确规制的结果。这个规制或者要求,笔者以为类似于现在的标准化。当然,那时的标准化还比较粗放,不像现在这么精准。秦国手工业的标准化还表现在陶器上。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几十件小口大肚的陶缶,其中有“市”、“亭”印记的、形制相同的十几件陶缶大小几乎相同,尺寸相差甚微[21]。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至少在战国晚期,秦国的手工业已经步入正轨,对各种产品的尺寸、质量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
秦国在春秋早期就已经出现铁器,最初是用于铁器,而不见于一般铁农具、铁工具,说明那时铁还是稀缺金属。再晚一些,春秋晚期早段的一号秦公大墓虽然出土铁锸,但同一时期一般平民墓地中绝不见铁锸出土,这说明那时的铁锸还比较珍贵,一般平民不舍得将其弃于墓葬中。直到战国晚期,平民墓中才出现大量的铁锸资料。这一考古发现,与战国晚期各诸侯国多设置官署机构管理冶铁业的文献记载正相吻合。
“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首汉代民谣称颂的就是秦王政10年(前237)秦国修建的引泾工程郑国渠,而民谣里的锸,即是指铁锸。铁锸,就其功能来说,既可作为农具,也可用于农耕之外的土木作业。而铁锸在墓葬中的大量出土,说明铁锸是当时最普遍最常见的挖土工具。铁锸等铁制工具的普及,使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兴修成为可能,进而大大提高了当时农作物的产量。
据《史记》记载,前316年秦并巴蜀,张仪“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说明那时秦已经有官署机构管理冶铁业及铁器制造,巴蜀地区的铁器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据《史记》、《山海经》等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铁矿山至少有22处,各诸侯国都在开采铁矿,其中今陕西境内当时就有7处铁矿山[22](135)。虽然尚未发现确切的开采遗迹,但有迹象表明,有的铁工厂址附近就是当时的采矿区[22](135)。
今陕西凤翔、咸阳均发现有冶铁作坊遗址。凤翔秦雍城冶铁作坊遗址分布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咸阳聂家沟一带发现冶铁、砖瓦、铸铜的手工业作坊区。聂家沟沟头西北有冶铁作坊遗址一处,发现铁渣遍地,并有铁块、炉渣、红烧土和草灰等。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附近就是咸阳宫宫殿建筑遗址,应是为宫廷服务的官府手工业作坊[23]。当然,这些所谓的“作坊区”,只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地面发现的文物遗存所做的初步判断,其具体范围、性质、结构等尚不明确,有待今后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进一步确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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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9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五)

       土洞墓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山东省曲阜和四川省成都天山汉墓等。满城汉墓在地面上还有祠堂的遗迹。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陕西省,河北省、定县汉墓,安徽省,江苏省邗江甘泉汉墓,甘肃省武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等等。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山东省沂南汉墓、安丘汉墓、苍山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1955年在河南省洛阳涧西发掘一批贫民墓。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1972年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在万人以上。从已经发掘的一小部分来看,墓坑形状不规则,排列无序。坑内或埋多人,或埋1人,尸骨上遗有铁制的刑具。参照文献记载,这些刑徒都是被征调来修建阳陵的。1964年在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发掘了其中的2000平方米,计刑徒墓500余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十分整齐,每坑埋1人。尸体上置砖块,上刻文字,记明刑徒的姓名、监管机构、来自何处监狱、刑名、编制组织和死亡日期等。这批刑徒是被征调来参加与雒阳城的建设工程有关的各种劳役的。

       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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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0 01:59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六)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农作物的品类有粟(小米)、稻(粳、籼、糯)、小麦、大麦、黍(黄米)、大豆、赤豆等谷物,芋、薏米、葵(冬苋菜)、芥菜、甜瓜、葫芦、笋、藕、生姜等瓜菜,栗、枣、梨、桃、李、杏、梅、杨梅、橄榄等果品,还有作为纺织材料的大麻和苎麻等。农具有犁、锸、铲、双齿或三齿耙、锄、镰,都是铁制的。犁上的铁铧多加铧冠,并配有犁。播种用耧车,平土保墒用带有排齿的大耙和用竹木编成的耱,和耕犁一样,可以用牛牵引。
       农民用桔槔或辘轳汲取河水、井水以灌溉,有的筑陂塘以蓄水。郑国渠、白渠、都江堰和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由官府经营,其规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谷物的处理,有的用风车箱扇除秕糠,用践碓舂捣,或用转盘式的双扇石磨盘磨研而制成粉面。农副业主要是豢养犬、猪、羊、牛、马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并利用各种水面养殖或捞取鱼鳖、荷藕和菱角等动植物。植桑育蚕已普及到全国许多地方。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等简文说明,当时自耕农土地少,产量小,而租税、徭役繁重。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农民们因破产沦为佃户和奴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庄园图,详细地描绘了东汉庄园中的各种情形。
       汉代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据记载,边防部队中从事耕作和兴修水利的士兵分别称为“田卒”和“河渠卒”。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也有关于戍卒从事农作的记录。在时代略晚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中有“军垒图”和“屯田图”,形象地显示了军队屯田的情形。

       纺织
       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除素地无纹的以外,花纹大体上有织成的、刺绣的、印染的和彩绘的,织锦和刺绣用染色的丝线。花纹的纹样有动物纹、植物纹、云气纹和几何纹等,有时还有“延年益寿”、“万世如意”等吉祥文字。
       麻织品可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为代表,其原料为大麻和苎麻。毛织品主要是罗布泊和尼雅墓中出土的,品种有缂毛、斑和斜褐等。缂毛是用染色的线缂成花纹,绚丽多彩;斑是提花织制的,所用毛纱也是先经染色再织出花纹;斜褐是斜纹织物,所用毛纱也染色,并有蜡缬的花纹。棉织品出土于尼雅墓,其品种有蓝白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前者有各种花纹。
       汉墓石刻画像中的许多纺织图表明,当时的织机已普遍装置踏脚板,织工用双足踏板以提综,而以一手投梭,一手打筘,加速了效率。根据锦、绮、花罗等丝织品实物的组织和花纹,可以推测当时已有简易的提花机。汉代除民间普遍从事纺织以外,首都少府属官织室令丞主管御用品和官用品的织造。陈留郡的襄邑和齐郡的临淄都设服官,大量制造各种丝织品。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见)。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发掘出土的铁器有犁、、锸、铲、锄、耙、镰等农具,斧、锛、锤、凿、锯、锥等工具,刀、剑、矛、戟、镞、铠甲等兵器,炉、釜、镊、火钳、剪、带钩、镜、尺、缝衣针等生活用具,说明了铁器的使用已普及到农业、手工业、军备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经鉴定,当时的铁器可分锻件和铸件两大类。以块炼铁为材料的锻件有许多已达到钢的标准,而且在“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已经能用反复锻打的方法制成早期的“百炼钢”。以生铁为材料的铸件,除了“展性铸铁”以外,已开始有了性能更佳的“灰口铁”。西汉中期发明了用热处理的方法使铸铁在固态下脱炭成钢,西汉后期更出现了用生铁炒炼而成的“炒钢”。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铁生沟作坊在矿山附近,遗址中炼炉多,而锻炉、熔炉和铸范甚少,说明是以冶炼铁料为主,锻铸器物为次。瓦房庄作坊在当时的宛县城内,远离矿区,主要是从别处运来铁料以锻铸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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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素纱襌衣那会儿的蚕宝宝跟今天的不一样了,今天的蚕宝宝吐的丝比那时候要粗,所以织不出那么轻薄的面料了。  发表于 2019-3-12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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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1 02: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11 02:23 编辑

       秦汉考古(续七)

       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铜镜的制作甚盛,其形制、花纹不断演变。秦和西汉前期流行蟠螭纹镜,西汉中期流行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西汉后期流行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王莽和东汉前期流行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东汉后期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在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参照器物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的朱提和堂狼、越郡的邛都和青蛉等处。1953年在河北省兴隆县寿王坟,1961年在山西省运城洞沟,分别勘查了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矿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冶炼出来的铜锭。
       汉代在首都负责铸造铜器的工官是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和考工令(东汉属太仆),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河东郡和丹阳郡设铜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出售。私营作坊所造的铜器,往往在铭文中标明卖价。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其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胎两种,也有竹胎的,但很少。漆器上的纹饰可分漆绘、针刻、贴金银箔、嵌水晶和玻璃珠等几种。花纹有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动物纹和几何图案等。少数器物,也有画神话传说和人物故事图的。盘、盒、奁等器物在口沿上镶镀银的铜箍,杯的双耳镶镀金的铜壳,称为“银口黄耳”或“器”。
       秦和西汉前期漆器上有“咸亭”、“许市”、“蕃禺”、“布山”、“莒市”、“成市”、“女阴”等烙印,说明它们是咸阳、许县、蕃禺、布山、营县、成都、汝阴等地官营作坊的产品。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最重要的作坊在成都、广汉和长安,其产品供御用或官用,但也广泛流传到全国各地。成都和广汉工官所产的漆器,有详细的铭文,记载着工场中的工人分素工、髹工、上工、黄涂工、画工、工、清工和造工等工种,监督和管理的官员除长、丞、掾、令史以外,还有少府派来的护工卒史。长安的工官为少府所属的“考工”和“右工”,官吏有令、右丞、掾、令史和啬夫,但没有护工卒史。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与前代相比,除了在扁平的玉片上施浅浮雕的玉器以外,还流行高浮雕和圆雕的玉器,而镂孔透雕和细线雕刻的花纹也颇有增加。玉器表面的抛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除了与战国时代相同的绿色和黄褐色的玉料外,乳白色的羊脂玉大量增多。玉料主要来自新疆的和田。
       汉代少府属官尚方令,主管御用玉器的制作。另一方面,东园匠专为皇帝制造丧葬用品,其种类包括玉衣和其他各种“葬玉”。诸侯王等贵族死后所用的玉衣之类,也多属“东园秘器”,由朝廷发给。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铅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釉药中含氧化铅,呈色剂是氧化铜或氧化铁,烧成后呈棕黄色或绿色。器物的种类除容器以外,还包括各种明器。铅釉陶器的出现,可能是受西亚的影响。
       青瓷器用石灰釉,由于含有少量氧化铁,釉呈淡青色。器形多为广口、平底的四系罐。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于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以后普及到江淮各地。除浙江、江苏各地东汉后期墓以外,安徽省亳县曹氏墓中也有多量的发现。
       北方烧制灰陶的窑筑在平地上,窑室较宽、较高,火道不长。南方烧制硬陶和青瓷器的窑筑在山脚坡面上,窑身细长,倾斜度较大。后者便于通风,使温度提得更高。秦汉陶器往往有“咸亭”、“河亭”、“河市”、“陕市”、“邯亭”“安亭”和“市府”等的戳记,说明各地制陶作坊往往是由当地政府中主管工商业的“市府”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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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八)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砖有长方砖、正方砖、楔形砖、榫卯砖等类,多用于造墓,也用于造屋,其形状、尺寸都有一定的规格。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断面约为四分之一圆周,筒瓦断面为二分之一圆周,制作都已相当规格化。筒瓦前端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的,半圆形瓦当主要限于秦和西汉前期。瓦当上的花纹多为各种云纹,也流行用“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王莽时用于礼制建筑物上的瓦当多为青龙、白虎等“四神”纹样。北方边境城邑所用瓦当有饰“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文字的,西海郡所用瓦当则饰“西海安定”的文字,显示了地方的特色。西汉都城长安及三辅地区宫殿、官署的瓦当,所饰文字如“上林”、“兰池宫当”、“宗正官当”等都为宫殿和官署的名称,说明当时政府设有专为宫廷、官府造瓦的作坊。长安城遗址出土瓦片多印有“都司空”、“右空”等戳记,说明造瓦的作坊为“都司空”等机构所主管,作坊中的工匠多为被判罪的刑徒。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秦汉船舶的实物,至今未有发现。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四川德阳汉墓的画像砖及沂南汉墓等许多汉墓的画像石上都有一些船的图形,但不甚清晰。江陵汉墓、长沙汉墓和广州汉墓中作为明器随葬的木船和陶船模型,制作得相当细致,由此可了解当时船舶的形制和结构。长沙西汉墓的木船,船身细长,船舱不高,两舷共置16支棹,船尾另有一支大棹,其特点在于轻捷。广州东汉墓的陶船,设前、中、后3舱,尾部又有望楼,两舷各设3个棹架,船首悬锚,船尾置舵,其特点在于稳重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秦至汉初的造船工场的遗址,发掘出3个造船台及其附近的木料加工场的遗迹。从造船台的规模估计,可以制造长约20~30米、宽约6~8米、载重量约10吨的大型木船。

       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半两钱:根据发掘出土品,秦始皇统一后流行的半两钱直径约2.5~2.7厘米,重约3~3.5克,比战国时代秦国的半两钱小而轻;文献记载说“重如其文”,与实际不尽相符。据记载,西汉吕后时所铸半两钱重八铢,文帝时所铸半两钱重四铢。就出土的实物而言,西汉前期的半两钱直径约2.2~2.5厘米,重约2.5~2.8克,多为文帝时所铸。当时诸侯王和郡国豪强往往自行铸钱,钱文亦为“半两”,但极为轻薄,直径仅1厘米左右,后世称为“榆荚钱”。
       五铢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铸五铢钱,直径2.3厘米,重为五铢,合今约3.5克。从元鼎五年(前 112)起,禁郡国铸钱,五铢钱的铸造集中在首都长安。从武帝到平帝,铸造量达280亿枚。根据纪年的钱范和发掘出土的钱币实物,可以辨认所铸五铢钱在细节上的特征。经过王莽时期的间断,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新发行五铢钱,铸工精良,但重量稍减,一般约为3克,其文字细节与西汉五铢钱又稍有差别。东汉中期以后,币制渐混乱,所铸五铢钱较粗陋,重量往往只有2~2.5克。至东汉后期,甚至将五铢钱凿开,成为“剪轮钱”和“环钱”。 灵帝中平三年(186)新铸五铢钱,质量较好,重3.6克,背面自方孔四角铸出四道斜线,故称“四出五铢”,但发行量小,发现不多。
       新莽钱:王莽摄政和称帝期间所铸的铜币,按形状可分为“泉”、“布”、“刀”3种,每种又各有等级。计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后者“一刀”二字用黄金错出,故称“错刀”。在各种铜币之中,以居摄二年(公元7)始铸的“大泉五十”始建国元年(公元9)始铸的“小泉直一”和地黄元年(公元20)始铸的“货布”、“货泉”以及文献失载的“布泉”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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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jie:补分感谢!  发表于 2019-3-12 19:04
上古时代铸钱基本采用范铸法,用泥范、石范、陶范等铸造。也有使用失蜡法的,但主要集中在青铜器铸造上。古人为了加快铸造进度,发明了叠范法,一次可以浇筑成百上千枚钱币。到了明清时期则主要采用翻砂法铸造。  发表于 2019-3-12 12:43
王莽时期的【二刀六泉十布】铸造极为精美,文字大多为悬针篆或者玉筯篆。可以与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大观钱和金章宗时期的泰和钱相媲美的只有王莽的钱币。  发表于 2019-3-12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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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3 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九)

       度量衡: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长度:根据实物和铭文核算,秦一尺应为23.1厘米。据满城汉墓的铁尺和曲阜九龙山汉墓残铜尺测定,西汉一尺约为23.2~23.5厘米。新莽时一尺的长度,据传世的始建国元年的嘉量测算,应为23.1厘米。东汉前期一尺的长度,根据传世的建初铜尺,为23.5厘米。东汉后期,按照各地发掘出土的铜尺和骨尺,一尺约为23.8厘米,似有增长的趋向。汉代长度单位为十进位的分、寸、尺、丈、引,而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
       容量:根据商鞅量和传世的其他秦代方升测算,当时的一斗为2000毫升。西汉的一斗,据江苏省铜山崖墓出土的铜量及各地汉墓出土有铭铜器的容积计算,亦为2000毫升左右。经测定,一斗约为2000毫升不变。东汉的容量,据建武平斛和光和铜斛测算,一斗为2000±40毫升。汉代容量单位是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亦称石)。其实,当时容量有大小两种制度。据居延汉简记载,小石(斛)为大石(斛)的六斗。
       重量:据高奴权实测,秦一石(一百二十斤)重为30.75公斤,一斤应为256.26克。西汉的重量,以满城汉墓的“三钧”铁权测算,一斤应为249.9克(此权钮部略有损缺,原重应稍增)。从各地出土有铭铜器测计,西汉单位重量的数值颇有出入,但以一斤合今250~254克的为多。以嘉量计算,新莽的一斤为226.6克;但据传世的天凤元年仓平斛及各种圜权的重量测算,一斤应为240~246.97 克。东汉的重量单位,据传世的光和二年(179)铜权测定,一斤为250克。汉代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印章(附封泥):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官印:秦代唯皇帝之印称“玺”。汉代则皇帝、皇后、诸侯王、王太后等人的印都称“玺”。皇帝玺虽未发现,但传世有“皇帝行玺”的封泥。据记载,皇帝六玺皆用白玉、螭虎钮,皇后的玺亦如此。1968年在咸阳汉长陵附近发现的“皇后之玺”为白玉质、螭虎钮,与记载相符。但是,1983年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僭用的“文帝行玺”为金质、龙钮。诸侯王的玺,传世的“淮阳王玺”为玉质、龟钮,1981年江苏省邗江出土的“广陵王玺”,为金质、龟钮,1954年陕西省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亦为金质、龟钮。丞相、太尉等最高级大官用金印,其他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大官用银印,它们都为龟钮,印文称“章”。秩六百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用铜印,多为瓦钮或鼻钮,印文称“印”。少数民族首领被汉朝封为“王”的,如云南省晋宁出土的“滇王之印”为金印;其他职位较高的官佐用银印,一般的僚属用铜印。为了区别于汉朝的官印,它们多为驼钮或羊钮,滇王的印用蛇钮。印章的大小,亦与等级有关。南越王的“文帝行玺”方3.1厘米,咸阳的“皇后之玺”方2.8厘米,各为当时的一寸三分和一寸二分见方;西汉的官印多为方2.5厘米,新莽和东汉时官印多为方2.3厘米,大体上都是当时的一寸见方。官印是行政权力的凭证,官吏调迁或死亡时,必须缴还。因此,墓中随葬的官印,即使铸造工整,也未必是实用的原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丞相”印和“侯之印”,文字草率,可判定是死后为随葬而仿制的。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的玉玺,螭虎钮,2.7厘米见方,但不刻文字,显然是随葬品。传世的少数铜印和发掘出土的木印,既署官职,又加姓名,也是专为随葬而作的。
       私印:私印没有严格的制度。印的形状除方形以外,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东汉还有柿蒂形等。除铜印以外,还有玉印和银印,东汉更有琥珀印和玛瑙印。印钮有鼻钮、桥钮、坛钮和龟钮,东汉还有虎钮和兽钮。有的印两面有字,没有钮。印的大小各异。印文除姓名以外,有时还加上籍贯和表字。所有差别并不代表等级。除多为男子使用外,女子亦有用印的,满城2号汉墓出土的窦绾铜印即是一例。

       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


点评

春秋战国时期帛画有人物御龙帛画和人物龙凤帛画,奇怪的是这些帛画大都出土于楚地,带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发表于 2019-3-13 11:24
画分三段,最上是天堂,有日月,有人首蛇身的仙人、嫦娥、玉兔、蟾蜍、神鸟、8个小太阳。中间是人间,有众多人物,有墓主辛追夫人、女娲,有伏羲(未必正确)。下段是地狱,画了一只鲧站在怪物身上,双手托举大地。  发表于 2019-3-13 11:22
汉代目前所见帛画最著名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其实是一种祭祀用的铭旌,可悬挂在墓室里面或者覆盖在棺椁上。里面画了一位老太太在众人陪伴下根据伏羲女娲指引升往天国的故事。  发表于 2019-3-13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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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4 0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9-3-14 01:29 编辑

       秦汉考古(续十)

       壁画:秦汉的壁画,主要绘描于宫殿和陵墓。宫殿的壁画,迄今仅发现于。陵墓的壁画则大量地发现于各地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的空心砖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中。壁画的题材大体上可分4 大类。第1类包括车骑出行图,燕居、田猎、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享乐生活图,城郭、衙署、仓库、楼阁等建筑物图,以及农耕、畜牧和庄园图等,都是绘描当时的现实。第2类是古代圣贤、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历史人物故事图,但仍多按汉代的衣冠服饰绘描。第 3类是东王父、西王母、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传说图及麒麟、白象、青龙、朱雀等祥瑞动物图,所画神人、奇禽和异兽等出于虚构,但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第 4类主要是日、月、星宿、云气等天象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天文观念。绘描以毛笔为工具,用矿物质颜料着色。绘描方法包括线描、平涂和渲染,已能讲求大小比例和远近透视的效果。
       画像石:汉代的石刻画像,主要施于河南、山东、苏北、陕北等地区的许多石室墓或砖石混合结构墓的石材上,称为“画像石”。墓域地面上的石祠和石阙,如山东长清县和嘉祥县和阙,也由画像石构成。四川成都平原的崖墓也有刻画像的。
       石刻画像的题材,与壁画相似,大体上可分5大类:第1类是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如车马出行图,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图,农耕、纺织、炼铁等劳动图,城郭、庭院等建筑物等。第2类是历史人物故事图,如忠臣义士、孝子列女等。第 3类是伏羲、女娲、东王父、西王母、佛像以及各种仙禽、神兽等的宗教神话图。第 4类是日、月、星宿、云气等的天象图。第 5类是作为陪衬装饰的垂幛纹、流云纹、菱形纹、三角形纹等各种图案花纹。
       石刻画像的制作,是先构图,后雕刻,当初还使用了彩色。雕刻的技法主要有阴纹线刻、减地平、减地肉雕和透雕等。在同一画像上,有时是两种技法并用,如在减地平或浮雕的图像轮廓上又用阴线刻出细纹。

       简册:秦汉时代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竹简和木简。前者称“简”,后者称“牍”和“札”等。将简编联起来,便成为册。在罗布泊、尼雅、敦煌及居延地区的遗址中,发现过汉和魏晋的木简和竹简。在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凤凰山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双古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等墓葬中,也发现秦汉的竹简和木简。简的长度大约有69厘米左右、56厘米左右、28厘米左右、23厘米左右、18厘米左右、13.5厘米左右等几种,分别相当于当时的三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一尺、八寸、六寸。每简所写的字数因简的长短而不等,但大体上有所规定。将零散的简编成册,用的是丝纶或麻绳。从简册的实物观察,都是先编联,后书写,纶绳所过之处空而不写。
       简册的内容极广,有经典、书籍、诏书、律令、公文、名籍、帐簿、历谱、药方、日忌、杂占、书信,以及用于随葬的“遣策”等类。有《语书》、《效律》《封诊式》、《秦律杂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和《日书》等书籍。阜阳双古堆汉简为诗经、《刑德》、《苍颉篇》等书籍。临沂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元光元年历谱》等书籍和历谱。武威磨嘴子汉简为仪礼经,并有日忌、杂占以及关于王杖授受的律令等。武威旱滩坡汉简为药方。江陵凤凰山汉简为乡里名籍及关于赋税、徭役、贷粮、钱财收支等的帐簿。长沙马王堆汉简为列举随葬品名目的“遣策”。居延和则有诏书、律令、牒书、品约、劾状、爰书、符传等公文,以及《尚书》、《论语》等经书和《急就篇》、《苍颉篇》等启蒙读物。

       帛书:缣帛也是秦汉时代的重要书写材料。用缣帛写成的书籍,称为帛书。当时帛书的数量甚大,只是不易保存,迄今发现的,仅限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帛书的幅度,大的用整幅的帛,宽48厘米;小的用半幅帛,宽24厘米。书写前,先用朱砂或墨在帛上均等地画出界线,每行宽各7厘米左右。书的篇题都写在末行的空白处。帛书的内容有《老子》甲乙本及附写的佚书各4篇,乙本所附佚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的篇名;有《战国策》及其他史籍;有天文书、相马书、医书;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2幅地图。

       石经:东汉立石经于太学,是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举。通过石经,可以考订儒家经典,研究古代书法,还可了解当时学术的繁荣和太学规模的盛大。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正定经本文字,决定刊刻于碑石。自当年至光和六年(183),凡9年才完成。共有46碑,立于太学讲堂东侧。其内容为《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经,称“熹平石经”。魏文帝黄初元年(220),重建太学。正始二年(241),又新刻石经,立于太学讲堂西侧,称“正始石经”。
       20世纪20年代以来,加强了对石经的研究。其成果在于石经碎片的收集、碑的形制和行款的复原,并确定了正始石经共有27碑。1957年以来对太学遗址的发掘,使得对石经置立的地点及其排列次序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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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5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十一)

       碑碣:秦汉的刻石,主要可分3类:第1类称“碣”,其形状大体上是方而近圆,上小下大,但没有严格的规则。第2类为“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崖壁。第3类是“碑”,完全由人工雕治而成,碑身长方,顶部成圭形或圆弧形,趺座多为长方形。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到了东汉,碑刻大盛,其影响及于后世。
       秦刻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先后五次巡视全国,并刻石纪功。据记载,共有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等7石,字体为小篆。秦二世巡行各地,又加刻诏书及从臣姓名。琅琊残石至今犹存,泰山刻石仅存数字,其他都已湮没,但有重摹本流传。除碣石刻石外,都是立石而刻,应该是碣。
       东汉的碑刻:按内容不同,可分颂功记事的刻石和墓碑2种。颂功记事的刻石,如“西狭颂”、“石门颂”、“刘平国刻石”、“礼器碑”、“张迁碑”等,有的为摩崖,有的为碑,而“裴岑纪功碑”则不同于一般的碑,应属碣的一类。墓碑都为长方形的碑,见于著录的甚多,有的保存至今。发掘出土的墓碑有天津市武清县的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东汉摩崖及碑刻多用隶书,但碑额往往用篆体。

       少数民族的遗址和墓葬

       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是秦汉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有各自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面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的影响。特别是西汉中叶以后,随着汉朝政府在各边境地区增置郡县,在西域设都护府,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更趋密切。

       匈奴和东胡
       秦汉时代,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和东胡,后者分乌桓、鲜卑两部。就中国境内而言,匈奴活动范围在内蒙古大部和新疆北部,乌桓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北部,鲜卑活动范围在内蒙古东北部。东汉时,南匈奴入居塞内,北匈奴西迁,鲜卑遂据其故地。

       二兰虎沟墓地
       在内蒙古集宁市北察右后旗寒乌拉山。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密集地排列着许多土坑墓。1956年前往调查,收集到许多器物。陶器有汉式的和土著的两种,后者为手制的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为附有单耳、双耳或三耳的罐。铜釜也附双耳。许多透雕的铜牌铸成动物形,也有少数为几何图案形。这里应是匈奴的墓地,年代相当于西汉。

       西岔沟墓地
       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地当汉辽东郡境内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共有500多座墓。1956年发掘了其中的6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墓,单身葬。出土的铜制和铁制的刀、剑和矛,具有北方民族的特征。透雕铜牌的纹样多为各种动物,也有佩剑武士。汉式的刀剑、马具和工具等也很多。墓地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期到后期。有人认为是匈奴的墓地,但也有人主张应属于东胡族的乌桓。

       札赉诺尔墓地
       在内蒙古满洲里木图那雅河东岸。墓地上共有长方形土坑墓约300余座,排列甚密。1959年发掘了其中的30余座。均为单身葬,葬具为桦木棺。出土的陶器为灰褐色夹砂粗陶,器形以大口平底罐和单耳罐最具特色。铜器主要是透雕的动物纹铜牌。铁器有刀、矛和镞等兵器。木弓及其两端所附的骨遗留甚多。汉式物品有方格规矩镜和织锦。墓的年代属东汉。一般认为这里是鲜卑的墓地,但不能排除属于匈奴的可能性。

       客省庄匈奴墓
       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坑墓。随葬品如透雕铜牌、铜环、金环和铁饰等属匈奴的制品。墓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墓主人可能是死在长安的匈奴使者。

       上孙家寨匈奴墓
       在青海省大通县大通河西岸。这里是一处东汉的墓地。该墓为砖室墓,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其他东汉墓无异。其中的一枚“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钮铜印,证明墓主为匈奴的酋长,说明南匈奴入居内地后,已完全与汉族融合。

       西南夷
       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今贵州省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省滇池周围有滇,四川省西南部有邛都、西北部有冉等。汉代统称之为西南夷。

       黔西的夜郎墓
       1977~1978年,在贵州省赫章、威宁境内发掘土坑墓近200座。有些墓采用二次葬,以纺织物或草席包裹人头,置于铜鼓、铜釜或铁釜内,不用棺木,不葬死者的躯肢。随葬品以当地所产的陶器为主。铜器分两类,一类有土著特色,一类为中原的产物。墓的年代属西汉。这里汉初属夜郎,汉武帝以后为犍为郡的汉阳县,故推测为夜郎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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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6 01:55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汉考古(续十二)

       滇池周围的滇墓
       1955~1960年,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了数十座土坑墓,其中6号墓有金质的“滇王之印”随葬,确定了它们是滇墓。1964年在安宁太极山,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又发掘了数十座相似的墓。墓的年代约从战国后期到东汉初期。墓坑形状不甚规整,葬具为木棺,除个别的墓为合葬以外,多为单身葬。随葬品因墓的年代不同而有变化。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多为铜鼓、贮贝器(见彩图[铜贮贝器(西汉)])、尖头锄、粗茎剑、空首钺、透雕动物纹饰牌等具有浓厚土著文化特征的铜器,货币全为海贝,铁器稀少。西汉中期至后期,上述各种土著铜器减少,洗、熏炉、镜、弩机等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汉式铜器大增,半两钱和五铢钱代替了海贝。到了东汉,土著器物近于绝迹,汉式器物占绝对优势,铁器增多,还出现了陶质明器。

       川西南的“大石墓”
       1975年以来,在四川省西昌、冕宁、喜德、德昌等县境内发掘了数十座“大石墓”。其构造是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墓室,有的在墓门外立大石,有的在墓室上加封土。墓内埋葬人数甚多,年龄、性别各有不同,尸骨零乱,系分多次葬入。早期的墓年代在西汉之前,随葬品除大量的粗质陶器外,有剑、镯和环等少量铜器,也有刀、镞等石器。晚期的墓年代相当于西汉,随葬品中铜器增多,出现了铁器,而石器不再存在,个别的墓还有汉式的铜印。从文献记载看来,这些“大石墓”可能属当时的邛都等族。

       川西北的“石棺墓”
       1963年和1978年在四川省汶川、理县和茂汶县境内发掘数十座“石棺墓”。其构造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砌石成壁,形状略如棺。一般多为单身葬,少数为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只有少数陶器,个别的墓有许多铜器和铁器,它们都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但也有从中原输入的半两钱等。墓的年代在西汉。对照文献记载,推测上述的“石棺墓”可能属于当地的冉等族。

       西域
       新疆地区汉代属西域。据记载,南疆有楼兰(鄯善)、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北疆有车师,乌孙等国,西汉初期共有36国,西汉后期增至50余国,统称为“西域诸国”。

       罗布淖尔遗址
       在新疆罗布泊之西。1930~1934年中国学者在此参加调查发掘工作,1949年以后又继续进行。这里本属楼兰,西汉昭帝时出兵占领,改称鄯善。孔雀河两岸的墓葬,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船棺葬,年代在西汉前期,随葬品以别针、梳等木制品为多,也有石镞和骨镞,陶器甚少,铜制品仅有少量饰物,羊毛织品以素地的为多。晚期的墓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保留早期的若干习俗,但有许多丝织品、漆器和“日光镜”等中原器物,陶器和木质器皿也与中原的相似,铁器也已出现,其年代在西汉后期之后。在孔雀河南岸,发现西汉后期至东汉的居住址。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周围用夯土筑围墙,形如城堡。从出土的汉文木简看来,这里应是汉代经营西域的据点,魏晋时继续沿用。遗址中出土许多中原器物,也有不少当地产品,包括织有精美图纹的毛织品和经过染缬的棉织品。

       尼雅遗址
       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河沿岸,年代约从东汉前期到魏晋。这里本属精绝国,东汉时为鄯善所并。出土简牍上的“鄯善郡印”封泥、采集的“司禾府印”和许多汉文木简,说明了汉朝在这里的经营。据1954和1959年的调查发掘,房屋的结构与罗布泊的相同。出土的器物以瓢、勺、桶、槌和捕鼠器等木制品为多,陶器甚少。铜制品有顶针和戒指。附近有炼铁遗迹,斧、刀、铲等铁器为本地所产。农作物有小麦、青稞、糜谷等类。从中原输入的物品有丝织品、漆器和铜镜,五铢钱已成为通用的货币。大量的卢文简牍是重要的发现。墓地在遗址的北部,多为船棺葬。1959年发掘的一具木棺则为长方箱形,夫妻合葬。尸体保存甚好,除所穿衣物外,还覆盖整幅的丝绸。随葬的“君宜高官”铭连弧纹镜,可证墓的年代在东汉后期。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在新疆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1958、1977和1979年曾3次调查。 遗址是一座方形的城堡,城内西南部有许多土台,似为官衙或贵族的住宅。中部有陶窑,烧制各种夹砂粗陶器。北部居住址内发现一口大陶缸,内存大量西汉五铢钱。东北部有寺庙,遗有壁画和佛像的残块。从各方面来看,这里可能是汉代于阗国的一处城府。

       阿拉沟的“石垣木椁墓”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南山。1976~1978年发掘了80余座古墓,其中4座是“石垣木椁墓”。石垣用卵石堆砌,围成长方形的墓域。竖穴式的墓坑在墓域中部,地面上用石块堆封。墓坑内筑木椁,内置木棺。每墓葬1人或2人。随葬品以各种虎纹、狮形的金牌、金箔带及兽面金饰为最突出,也有银牌、珍珠和玛瑙等。铜器有高足方盘,铁器有刀和镞,陶器为细泥红陶。漆器的花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相似。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至西汉,墓主人应为当地的统治阶级。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
       分布在新疆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等县的境内。地面上有圆形的坟丘,形如土墩。据1961年以来的发掘,墓室为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在一个土墩之下,往往有2个或4个墓室。夫妻合葬有同室或异室两种方式。一般的墓,随葬品甚少。大墓不仅有丝织品、毛织品、金器、铜器和漆器等随葬品,而且还有殉葬人。墓内的铁农具说明当地已有农业。有些陶器和铁器,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从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来,可能是西汉乌孙人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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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7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五(作者不详)
       “事死如生”汉帝陵——陕西西汉帝陵与陵园

       西汉是我国封建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完善、确立和巩固基本上都完成于西汉。封建社会对礼仪典章制度及其重视,丧葬制度是礼仪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皇帝陵墓,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最高丧葬礼仪,汉代丧葬“事死如生”,帝陵也可以说是西汉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对西汉帝陵的勘探与发掘,使我们对西汉历史有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

       20世纪初曾有日本学者对汉长安城周围的西汉帝陵进行过调查。西汉帝陵的系统考察,始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西汉11个陵的调查,诸陵的位置、范围、封土、附属的后妃墓及陪葬墓等情况大致明了。七八十年代对长陵陪葬墓、茂陵陪葬墓、阳陵刑徒墓地、杜陵陵园及从葬坑、汉高祖薄姬南陵从葬坑等遗存进行了发掘。80年代初对杜陵的发掘,推进了汉代帝陵的研究。199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阳陵进行了全面考古钻探和较大面积的试掘。

       西汉11个皇帝的陵墓,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位于渭河以南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北端及南郊的少陵原上,其余九位均安葬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西起兴平县豆马村,东到咸阳市正阳乡张家湾,依次排列着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惠帝安陵、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为什么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没有修在咸阳原上呢?一方面是因为汉代帝陵埋葬有严格的昭穆制度;一方面文帝力求节俭,所以选择在因山为陵。宣帝当皇帝之前“周徧三辅”、“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汉书·宣帝纪》),他的父母均葬于长安城东南,所以宣帝筑陵于杜东原。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霸陵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其他10陵则属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以武帝茂陵坟丘最大。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大多在帝陵的东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惟吕后坟丘大小几乎与高祖长陵坟丘相等。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
       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长陵陪葬墓规模最大。茂陵陪葬墓中有著名的卫青、霍去病墓。这些帝陵加上皇亲国戚、权臣列侯的陪葬墓自东而西绵延百里,正如古诗所云:“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彦谦《长陵诗》)。长陵开始置陵邑。汉朝建都长安以后,便将齐、楚诸国的大姓和有功之臣都迁到长陵邑来。自此而后,往往把高官豪富之家迁到各陵邑中去,将有实力的豪族控制在长安,以便巩固汉朝的统治。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诏罢置陵邑,因为强迫移民而使百姓破产,引起社会上的动荡不安,设置陵邑对巩固政权已不起作用,所以从渭陵开始废置陵邑。
       西汉有些皇帝还按帝陵规格修建其父或其母之墓,或以皇帝、皇后的礼仪安葬,如汉太上皇陵、薄太后南陵、钩邑夫人云陵,以及宣帝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的陵墓等。这些陵墓或在皇室帝陵陵区附近,或在陵区之外的京畿之地。

       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郊曲江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2年至1985年,开展了对汉宣帝陵和孝庄王皇后陵的陵墓、陵园、寝园及杜陵的陵庙、陵邑、陪葬坑和陪葬墓的考古勘察;并对帝陵陵园东门和北门遗址、寝园的寝殿遗址、一号和四号陪葬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汉宣帝陵封土底部边长175米,顶部边长50米,高29米。陵墓居陵园中央,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通向地宫,四条墓道的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墓道底部为斜坡墓道,均填土夯筑。陵墓周围筑有墙垣,四面墙垣正中各辟一司马门。陵冢东南575米为王皇后陵,其封土及陵园形制与杜陵相近,只是规模较小,建筑也较简陋。汉宣帝陵东门遗址距封土120米、通宽85米、进深20米,由门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组成,布局规整,结构合理。帝陵寝园遗址位于杜陵东南,寝园四周筑墙垣,平面为长方形,占地20,880平方米。寝园内发现寝殿和便殿两大组建筑遗址。寝殿是寝园的主体建筑,位于寝园西部,大殿建在长方形的夯土台基上,用以祭祀。便殿在寝殿以东,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间组成,供存放皇帝衣履器物和祭祀者休息闲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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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8 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事死如生”汉帝陵——陕西西汉帝陵与陵园(续)

       在杜陵东北还发现了可能是陵庙的遗址。杜陵从葬坑发掘面积虽小,但出土的数以百计的裸体陶俑和车马器、兵器、金饼、建筑材料以及其他铜器、陶器、漆器等,显示出西汉帝陵极为丰富的埋藏内涵。杜陵既对西汉前期帝陵礼仪制度有所承袭,又对后代帝陵发生影响,在汉代帝陵中具有代表性。杜陵的发掘使我们对汉代帝王陵墓的陵区以及礼制建筑的布局、形制有了清楚的认识,表明了西汉帝陵是当时都城长安的缩影,其陵园形制、布局是仿照皇宫进行建造的,使我们对汉代帝陵有了直观地了解。

       汉景帝阳陵位于咸阳市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原上,是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的合葬陵园。陵园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3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坐西朝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平面为亚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坐西向东。封土四侧各有从葬坑一排,其外为夯土垣墙,四侧均有三出阙门,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组三出阙,南阙门遗址已经发掘;后陵、南区丛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嫔妃陪葬墓和德阳庙位于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布局规整,结构严谨,充分显示了唯我独尊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阳陵陪葬墓园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全长235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墓园之间以壕沟分隔,目前已钻探发现东西向壕沟22条,由壕沟分隔而成的陪葬墓园16排107座,已探明的各类大中小型墓葬五千余座。阳陵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墓道两侧发现从葬坑81座,其中东侧21座,南侧19座,西侧20座,北侧21座。坑的宽度绝大多数在3.5米左右,深3米左右。东侧、西侧丛葬坑均为东西向分布,主要埋藏有骑兵俑、步兵俑、羊、狗、猪等各种动物俑和陶器、铜器、漆器、兵器、车马器等;帝陵北侧丛葬坑为南北向分布,已知有各式兵器、车辆、步兵俑、生活用具等;南侧坑内的遗物尚不清楚。阳陵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造型比例适度,体型匀称,刻划细致,工艺精湛,神态逼真,特别是陶俑的面部表情丰富多样,颇具个性,堪称艺术珍品。1972年发现的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阳陵形徒墓地,葬式不一、排列无序,带有刑具的累累白骨反映出修陵劳动力的使用情况。

       1970年开始发掘的长陵附近杨家湾汉墓及陪葬坑,将3000多件彩绘兵马俑展现于世,提供了研究汉代军制、战阵、武器装备等情况的宝贵资料。杨家湾汉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很有代表性,墓主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1981年发掘的茂陵陪葬墓从葬坑出土的230多件“阳信家”用物,以铜器居多,鎏金铜马和鎏金银铜节熏炉是西汉青铜器中的精品,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冶铸技术。

       西汉皇帝陵墓以帝陵为中心的复杂而规整的布局,显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影响。目前西汉帝陵内的构筑及埋藏情况因为尚未发掘,所以还不清楚;另外关于各帝陵陪葬坑的方位和具体数量因发掘尚少,了解也不多。随着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西汉帝陵的全貌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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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二百六十六(作者不详)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结局尸骨无存陵被盗空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之陵墓,西汉帝王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由于陵的所在地原属汉代槐里县之茂乡,武帝建陵于此,故称茂陵。

       刘彻(公元前157—前87年),是西汉第五位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励精图治,巩固并加强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形成了西汉一代的鼎盛局面,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茂陵营建,共历时五十三年,据史书记载,把全国每年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花费在陵墓的修建上,因此,陵体高大宏伟,形为方锥,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在西汉11座帝陵中,论规模之大,当推武帝茂陵为首。茂陵位于整个西汉帝陵区的最西边,在今兴平县南位乡。史书记载,该陵营建工程。前后延续53年。由于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很长,每年不断增添新的陪葬品,以致于到武帝驾崩前,墓内各种奇珍异宝等随葬器物之多,已无法容纳。也许是出于对汉武帝刘彻生前丰功伟绩的推崇,茂陵封土冢高达46. 5米, 远较其它西汉帝陵都高。历年来,在茂陵陵园内先后发现并出土重要文物数百余件。其中鎏金铜马、青玉铺首、铜犀尊。鎏金银竹节熏炉等举世罕见,价值连城。茂陵周围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陪葬墓2O余座。现今在霍去病墓前建有茂陵博物馆。该馆因收藏陈列有原霍去病墓前一批大型汉代石雕而遐迩闻名。这批石雕作品共发现16件,其创作年代具今已有2000余年。有石人、石马、卧牛、伏虎、马踏 匈奴、怪兽食羊等到,多借助天然巨石,随形就势,稍加雕凿而成。不仅题材多样式,形象生动,而且手法简练,造型浑厚遒劲,粗犷古拙,集中体现汉代深沉雄大的时代风格,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中的优秀代表。

       茂陵是咸阳原上西汉帝陵中最西边的一座。陵园为方形,由内外两城组成,占地178020平方米,边长430米,城墙四周都建有门阙,内城东、西、北三个门阙遗迹,今仍然清晰可见。陵园正中,是武帝的墓冢,封土堆高高隆起。西汉帝陵封土一般底部边长170米、顶部边长50米、封土高30米左右。而茂陵的封土堆底部边长230米,封土堆高达46.5米。陵园茂陵封土为陵,陵冢为覆斗形,位于陵园正中,今高46.5米,封顶平处东西39.5米,南北35.5米,底边东西231米,南北234米。在陵冢周围,原有富丽堂皇的寝殿、便殿等。197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采集到大量当年营建寝殿的建筑材料,有虎纹和玄武纹条砖、丹凤纹和龙骨纹空心画像砖、大型青玉兽纹铺首和琉璃壁等,青玉铺首制作精美,面饰“四神”浮雕,下有双眼、齿纹和环鼻梁,原是寝殿大门上的装饰。还出土一个完整的十二文字瓦当,外圈八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内圈四字是“永安中正”。从文字意义上判断,当是寝殿建筑的遗物。这些建筑材料的出土,表明当年寝殿建筑是极为壮观的。
       武帝厚葬金玉,幻想在死后仍象在人间一样挥金如土,守卫茂陵的茂陵邑达6万余户,27万多人。

       在茂陵东南350米处还有白鹤馆遗址。白鹤馆是寝殿的附属建筑,以供墓主游乐,今传为白鹤冢,是一个不规整的长方形土台,东西约为53米,南北40米,高5米,附近遍布汉代砖瓦残块以及红烧土,据史记载,茂陵周围还建有供墓主游乐的“驰逐走马馆”和“西园”,今地面已无遗迹可寻。
       在距白鹤馆约500米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沟渠,长500米,宽10米,深5米。多雨季节,水可蓄于渠中,避免水害的侵袭。干旱季节,渠水又可用以浇灌园中林木,满足宫人用水的需要,一举两得,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才能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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